一、厦门开元区社会力量办学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邱春美[1](2021)在《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台湾屏东内埔的陈硕仟家族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并以小区域地方往上追溯到大的时空,如何由内埔到竹田之陈氏来台祖为核心,往上追溯到粤、闽、赣;并对陈硕仟家族在台湾文化的价值提出新的论点。为探讨家谱祖系的发展,本文提出家族研究的创新理论“气根雁行说”,说明来台祖陈硕仟先生的名字、生卒年、官职生涯、来台原因等,并就其家族后裔代表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考。包括对于颍川堂、栋对、祖牌、后裔作品等用字的辨析;以及对陈氏相关拓垦、义民精神、祭祀公业(“公尝”、“尝会”)进行厘清与分析等等。依据本研究的分析,印证了两岸血缘密切,确实无法切割,并且彰显家族研究对后代子孙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面,包括:一、敬祖崇宗,流传祖德,如何让家族组织对族人感受到温暖与爱;二、观古鉴今,感恩惜福;三、家族与祭祀公业的永续经营;四、家训传家与数据库建立。这些方面对未来的家族研究均极具挑战性,并值得后续的关注。
韩弘丽[2](2020)在《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教育,让人们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能够将学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活动,指导实践活动。本文着眼于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通过对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研究,深刻认识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总结其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全文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界定概念以及分析社会教育发展的原因。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在落后的经济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明确了社会教育和经济、政治以及革命斗争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根据对历史资料的整理,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开展多样的办学形式,编写了适应工农群众的教材和读物,积极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社会教育,使过去愚昧落后的工农群众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第二,开展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根据广大工农群众的接受能力,兴办受工农群众欢迎的俱乐部,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兴办剧团开展文艺表演,编排具有革命内容的戏剧,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了工农群众的精神生活,不断提高中央苏区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建设;第三,发展多种文化事业,创办了大量的红色报刊,刊登相关的文章和新闻,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教育;重视相关图书的出版,编写适合工农群众的读物;张贴简短易懂的标语、传唱革命歌谣,动员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采用电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更方便了对工农群众的教育;第四,培养群众健康科学意识,开展体育活动,开展卫生运动,提高工农群众的健康水平。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特点,第一,把政治教育摆在社会教育的首位,始终重视对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第二,社会教育的形式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不耽误生产劳动的时间又能够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促进生产;第三,社会教育在内容设置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浅白的文字编写易于工农群众理解的教材和读物,把深奥的理论与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结合起来;第四,将传统文化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增强社会教育的教育效果。第五部分:论述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和当代启示。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有:第一,强化了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从工农群众的利益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第二,使中央苏区思想落后的广大工农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得以提高,使之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工农群众,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接受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极大的提升了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第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社会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具体情况为基础,创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教育,潜移默化的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立足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重视广大群众的利益,了解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必须建立合理的教育传播机制;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实际情况实施具体的措施;必须始终坚持因材施教,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高效教学;必须始终坚持不断革新教育媒介与方法;必须始终贯彻落实健康科学观念;必须始终坚持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建设整个社会的有用人才,并促进个体的发展。
谢必容[3](2020)在《燕京大学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研究(1937-1941)》文中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曾面临乡村改造的问题,“教育救国”的口号从那时开始广泛传播。为了“救活”乡村、“救活”中国,全国许多大中专院校和社会团体开始自发走向乡村,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展开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实践活动,其中就包括燕大教育系独自创办的三旗和冉村教育实验区。2018年2月5日,国家颁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其中提到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为全面决胜小康、建设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是解决乡村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民国时期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都是——振兴乡村,改善民生。因此,本文意在所搜集的相关史料基础上,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对燕大教育系的乡村教育实验工作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史为鉴,吸取燕大教育系在乡村教育实验工作中所获取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高校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给予一定的启示。首先,本文对燕大教育系开展乡村教育实验的时代背景、教育状况、思想与人才渊源以及开展原因进行了一番论述。其次,对燕大教育系的乡村教育实验区的成立、组织架构与管理人员配备等具体情况进行了探讨。在成立方面,阐释了创办实验区的目的、切入点以及选址缘由和过程;在组织框架上,燕大教育系遵循“以学校为中心推动乡村建设”的理论指导,以诚孚及冉村小学为建设中心,开设学校、社会、生计、卫生教育等四组工作体系;在管理人员配备上,以教育系乡村教育实习生为主,重在对实习生的训练,培养领袖才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分别从学校、社会、生计、卫生教育等四个方面对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工作内容进行简要论述。第四,根据对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工作的显着特点及经验的分析,简要评述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历史价值与推广障碍,并提出其对当代高校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启示:乡村服务与城市服务并重,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功能;重视不同类型乡村人才培养,推动乡村均衡发展;科学调研与科技创新双管齐下,实现乡村“精准扶贫”;坚持乡村的整体建设与全员参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
路宏[4](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姜馥蓉[5](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指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郭书剑[6](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王国梁[7](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指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苏鹏[8](2019)在《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文中指出1905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的晋身之路被阻断,士绅阶层的形成、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地位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急剧变革的近代中国社会,士绅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士绅阶层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不断形成的新士绅阶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变革、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总之,民国时期的士绅阶层既延续着在传统中国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又面临着近代社会的各种转型与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生活方式、社会职能等也出现新的特点。本文主要基于档案史料、滇中各县地方史志资料及民国学者相关社会调查报告,以民国滇中各县的地方士绅为研究对象,从民国滇中士绅的来源、社会流动、生活图景、社会活动、基本特征等方面入手,探讨西南边疆省份地方士绅在急剧变革的民国社会中与地方基层的互动关系。重点分析士绅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地方社会的引领和担当之责,他们仍然是地方社会的精英。士绅成为当地百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大量的基层事务实际上是由地方士绅负责管理的。他们协助基层政府治理地方,热心创办地方公益事业。同时,他们还是地方文教事业的建设者和文化习俗的维护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希望通过对民国滇中士绅的考察分析,为研究全国其他地区民国士绅的发展演变、社会活动以及解读士绅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样本,以丰富民国士绅阶层的研究。同时,也可为新时代大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某些借鉴。
叶聪[9](2017)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十分严峻,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仍需面对巨大的挑战。未成年人犯罪不但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前途,而且对社会治安状况造成重大威胁。据调查研究显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极易诱发违法犯罪,是违法犯罪带有的普遍性先兆,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必须注重对不良行为的矫正。面对突出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的需求,仅靠官方力量难以满足,这为民间力量特别是民间矫正机构介入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正提供了契机。然而,该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规范。基于上述情况,文章在厘清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等基本概念后,论述构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必要性,通过分析案例,探究民间矫正机构的发展困境,并提出规范民间矫正机构的路径,最后阐明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预防犯罪的功效。全文共42000余字,除引言、结尾外,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之概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是指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和严重危害社会但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其主要包括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不良行为与偏差行为、罪错行为、越轨行为等概念经常被混淆、混用或等同,故有必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确定文章采用“不良行为”这一术语。第二部分:构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之必要性。通过研究发现,不良行为的积累和发展极易使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故矫正不良行为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我国不良行为矫正资源匮乏,依靠官方力量无法满足不良行为矫正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吸收民间力量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并构建起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第三部分:我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之发展困境。在整体把握我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搜集、整理在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中发生的教官虐待、殴打学生而致死、致伤,或者学生难忍虐待而自杀的案件,分析发现民间矫正机构存在诸多问题,探究总结法律规制缺失、行政监管漏洞、矫正理念失当分别是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第四部分:我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之规范路径。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规范应当以未成年人权利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以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为主要目标,并采取加快矫正立法、填补法律漏洞,完善行政审批、加强行政监管和制定矫正大纲,加强经验学习等具体措施。第五部分: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之犯罪预防功效。民间力量广泛参与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已是国际趋势,民间矫正机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积极作用,并发挥破除官方矫正机构的“标签效应”、减少不良因素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和提高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效率的预防功效。
张娜[10](2016)在《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尤其十八大以来,国学热遍及全国各地。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曲阜时发表关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随即,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社科[2014]3号),党和政府的号召,使得民众掀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北方小城衡水市概莫能外。近年来,城区出现了几家社会力量举办的国学班,影响力较大的,如青少年国学夏令营、立人国学苑、明德学堂、如一学堂、俊德学堂,等等。这些国学班组织一系列的国学讲学、志愿者公益演出活动,广场诵读经典、带领家长孩子徒步捡拾垃圾等,让优良的传统文化重新进入家庭、社会和课堂,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阜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组织者在教学实践中较好地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养,给孩子树立了榜样,从点滴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对于孩子形成完善的人格至关重要。本文以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的教学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力量办国学班在教学目标、教学地位、教学师资、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家长参与、教学评价、教学成效的基本现状,试图揭示出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管理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问题,提出如何进行改进以提升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除了引言和结论外,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的教学现状。首先,阐述国学师资队伍的构成。选择国学师资队伍的条件包括:一是能认同儿童读经学国学教学,二是家长也可以是推广儿童读经的师资,三是热衷儿童国学教育的社会力量。其次,阐述教师国学教育的理念,包括:教师对国学教学目标的理解,教师对国学教学地位的理解和国学教师理念的转变。再次,阐述国学教材的选择。选择的条件:考虑儿童的接受程度,加强人格品质的教材和强调立身处世的道理。复次,阐述国学教学的方法。主要有:以教师领读为主,活泼多元的读经方式,善用奖励。第五,阐述家长参与国学教学。具体有:家长认同国学教学的理念,家校配合更能促进儿童学习和尽量不引起家长的困扰。最后,阐述国学的教学评价。包括:多用背诵的方式来评价,多强调过程性表现和多由教师、家长与学生的三方评价。第二部分梳理总结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的成效。一是读经搭配德育教学营造出尊重生命的态度:二是语文能力得到提高;三是儿童的感知能力与身体形态的改变。第三部分,分析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管理的特点。例如,教师以兼职居多、教学用书多元、教学资源有限和缺乏独特的评价手段。第四部分,提出提升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质量的对策和建议。从国学读经班教师、师资培养机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家长方面四个层面提出对策和建议。一是对国学读经班教师的建议。包括:强调德行的建立与陶冶、当做语文课补充教材、寻求相关读经资源协助、利用零碎时间国学教学、重视学习动机的引导和不追求短期读经的成效。二是对师资培育机构的建议。包括开展好儿童读经的课程与教学研究和举办儿童学国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三是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包括把学国学读经典列入小学语文补充教材或弹性课程,把儿童学国学读经典视为多元学习的一个环节,以政府职能部门身份举办儿童学国学的研习活动。四是对家长的建议。包括:家长要提高对孩子学习国学认识,家长要培养孩子对国学的兴趣和为孩子学习国学创造良好环境。
二、厦门开元区社会力量办学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厦门开元区社会力量办学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名词释义与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 |
第一章 陈硕仟家族之时空溯源 |
第一节 客家民系之主要脉络嬗变 |
第二节 陈硕仟远祖、上祖祖系史略 |
第三节 陈硕仟相关族谱系略 |
第四节 提出气根雁行说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二章 陈硕仟人物考及家族来台的发展 |
第一节 明清以来对台湾之移民变迁 |
第二节 陈硕仟辨考及其家族来台拓垦 |
第三节 陈硕仟家族之支派系谱、祭祀公业 |
第四节 参与伯公祭祀以祈福敬祷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陈硕仟祖堂创建、重修与维护 |
第一节 陈硕仟家族祖堂 |
第二节 陈氏祖堂堂号、栋对之辨析 |
第三节 陈氏祖堂碑文、祖牌与画像 |
第四节 陈氏祖堂重建、倾颓管理之问题 |
第五节 小结 |
第四章 台湾陈硕仟家族的重要活动 |
第一节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
第二节 后裔之生命书写与传播 |
第三节 家族记忆的内涵传承 |
第四节 海内外社会之流衍与挑战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陈氏家训家风 |
第一节 义门陈、台湾陈之家训 |
第二节 受莆田陈俊卿、陈文龙之影响 |
第三节 对台湾陈城富、陈明富之熏陶 |
第四节 后裔认知及社会名流之评价 |
第五节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和评价 |
1.2.1 研究现状 |
1.2.2 研究评价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4.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背景分析 |
2.1 中央苏区的概况 |
2.2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界定 |
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渊源 |
2.4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动因分析 |
2.4.1 社会教育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
2.4.2 社会教育为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 |
第三章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
3.1 开展多样的办学形式 |
3.1.1 夜校、半日校、业余补习学校 |
3.1.2 识字班和识字组 |
3.1.3 问字所、识字牌和读报组 |
3.2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
3.2.1 创办俱乐部 |
3.2.2 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
3.3 发展多种文化事业 |
3.3.1 创办多种红色报刊 |
3.3.2 出版相关图书 |
3.3.3 运用标语传单的形式 |
3.3.4 采用电台媒介的传播 |
3.4 培养群众健康科学意识 |
3.4.1 开展体育活动 |
3.4.2 开展卫生运动 |
第四章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特点 |
4.1 把政治教育摆在社会教育的首位 |
4.2 社会教育在实践形式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4.3 社会教育在内容设置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
4.4 将传统文化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
第五章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和当代启示 |
5.1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
5.1.1 强化了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 |
5.1.2 提高了中央苏区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
5.1.3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
5.2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5.2.1 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维护群众的利益 |
5.2.2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
5.2.3 必须建立合理的教育传播机制 |
5.2.4 必须始终坚持因材施教,高效教学 |
5.2.5 必须始终坚持不断革新教育媒介与方法 |
5.2.6 必须始终贯彻落实健康科学观念 |
5.2.7 必须始终坚持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3)燕京大学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乡村教育运动的相关研究 |
二、燕京大学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乡村教育 |
二、乡村教育实验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开展背景及渊源 |
第一节 乡村教育实验的开展背景 |
一、时代背景 |
二、教育状况 |
第二节 乡村教育实验开展时期的思想与人才渊源 |
一、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开启乡村教育的大门 |
二、西方先进教育思想与成功经验的引入 |
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下乡,推动乡村建设的发展 |
第三节 燕大教育系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原因 |
一、深受现代派神学思想的影响 |
二、为实现“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宗旨 |
三、吸引国内政府与公众资助 |
四、中国本土大学的崛起与竞争 |
第三章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区的成立、组织与管理 |
第一节 燕大教育系概述(1919-1952) |
第二节 乡村教育实验区的成立 |
一、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的目的 |
二、乡村教育实验的切入点:乡村问题的社会调查 |
三、实验区选址缘由及过程 |
第三节 乡村教育实验区的组织架构与管理人员配备 |
一、教育实验区的组织架构 |
二、教育实验区的管理人员配备 |
第四章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区的主要工作内容 |
第一节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基本过程概述(1937—1941) |
第二节 学校教育组的工作 |
一、诚孚乡村师范学校——为乡小造师资 |
二、区立小学——普及国民教育 |
第三节 社会教育组的工作 |
一、民众学校——培养乡村建设基础人才 |
二、导生活动——普及识字教育 |
三、巡回图书馆——提高区民文化水平 |
第四节 生计教育组的工作 |
一、开设工厂——解决区民的生计问题 |
二、兴办乡村合作事业——培养区民的合作习惯 |
三、改良籽种与提倡副业——改善区民的生计 |
四、设立模范农家与开展乡村家庭访问——赢得区民的信任 |
五、开展有益娱乐生活——杜绝区民不良嗜好 |
第五节 卫生教育组的工作 |
一、体格检查与疾病治疗——解决区民一般健康问题 |
二、家庭卫生指导与卫生常识宣传——改善家庭卫生环境 |
三、种痘运动与捕蝇运动——提高区民防疫意识 |
第五章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特点及经验 |
第一节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特点 |
一、具有整体性 |
二、具有宗教性 |
三、具有创新性 |
第二节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工作的经验 |
一、科学调研:以科学的社会调查为基础,以民众需求为导向 |
二、服务大众:教育对象具有全民性,办学措施具有科学性 |
三、关注民生:实施乡村全方位建设,提升乡民生活质量 |
第六章 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评价与启示 |
第一节 对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评价 |
一、燕大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的历史价值 |
二、乡村教育实验经验推广的障碍 |
第二节 对当代高校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启示 |
一、乡村服务与城市服务并重,充分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功能 |
二、科学调研与科技创新双管齐下,实现乡村“精准扶贫” |
三、重视不同类型乡村人才培养,推动乡村均衡发展 |
四、坚持乡村的整体建设与全员参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
一、关于藏族传统教育的宏观研究 |
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相关研究 |
三、民族教育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本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文本结构 |
第四节 理论借鉴与核心概念 |
一、理论借鉴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第五节 田野点及田野工作概况 |
一、关于“拉卜楞地区”的田野介绍 |
二、拉卜楞地区的学校教育资源及田野工作 |
三、拉卜楞地区的社会教育资源及田野工作 |
第二章 藏族文化教育的历史实践 |
第一节 文明的发端与教育的起源 |
一、诞生于高原上的教育实践 |
二、“不知而行”的先民教育 |
第二节 文字的出现与藏族早期的教育 |
一、源于本教的早期藏族教育 |
二、松赞干布时期的“自为”教育 |
第三节 专业教育机构的产生与寺院教育的发展 |
一、佛教的传入与寺院教育的萌芽 |
二、“讲经院”的产生与寺院教育的多教派发展 |
三、格鲁派的教育改革与寺院教育的革新 |
第四节 学校教育的“自为”实践与近现代变迁 |
一、拉卜楞地区学校教育的早期实践 |
二、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及近代爱国主义教育 |
小结 |
第三章 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与当代变迁 |
第一节 教学模式与语言选择的地域分野 |
一、学校教学模式的地域分野 |
二、语言选择的空间差异 |
三、民族文化符号的校园体现 |
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中的文化选择 |
一、课程、教材与生源分布 |
二、教学、活动与“偏科”现象 |
三、认同、价值与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 |
小结 |
第四章 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 |
第一节 藏族家庭教育的“实践”维度 |
一、“身体力行”的劳动教育 |
二、“言传身教”的生活教育 |
三、从“自在”到“自觉”的观念变迁 |
第二节 藏族家庭教育的“价值”维度 |
一、“取名”、“梳发”与家庭教育的“默会”维度 |
二、“因果”、“孝”、“善”的道德教育 |
三、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教育 |
小结 |
第五章 藏族教育传统与社区教育的文化选择 |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社区教育实践 |
一、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 |
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 |
第二节 仪式传承中的社区教育及其文化选择 |
一、“插箭”(bday-Bastos)仪式与神山祭祀 |
二、文化禁忌与心理认同 |
三、社会变迁与社区教育的现代化转变 |
小结 |
第六章 寺院教育的文化实践与时代转型 |
第一节 拉卜楞寺的建立及其教育实践 |
一、系统完备的六大“扎仓” |
二、学制、课程与教学组织 |
三、学期、学位与入寺制度 |
第二节 寺院教育的文化贡献及现代转型 |
一、寺院教育的文化贡献及现代局限 |
二、从“寺院”到“学校”的现代教育变迁 |
三、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与学僧来源的结构性变动 |
小结 |
第七章 教育现代化与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 |
第一节 变迁、适应与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 |
一、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民族教育发展变迁的基本生态 |
二、选择性与适应性:民族教育的固有属性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藏族教育的选择与适应 |
一、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 |
二、教育现代化:藏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
三、文化共生:民族教育发展的现代走向 |
小结 |
结语 和合共生,守正出新:藏族教育的“变”与“不变” |
一、变与不变之间:对新时代藏族教育发展的再思考 |
二、和合共生:基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一种教育文化选择 |
三、守正出新:立足教育实践,体现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 |
附录 |
附录1 国民政府时期关于拉卜楞设治局地界勘划相关训令、指令文件 |
附录2 1854 年拉卜楞寺清规 |
附录3 拉卜楞寺寺规(二十五条) |
附录4 拉卜楞藏族重大禁忌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一)选题背景 |
(二)田野点选取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一)河西走廊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三)文化涵化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五)阶序理论 |
(六)民间信仰 |
(七)社会融入 |
三、研究综述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理论范式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小结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小结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小结 |
结论与思考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 |
三、文献述评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一、整体概况 |
二、主要特征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结论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关于近代士绅的嬗变、流动与转型的相关研究 |
(二) 关于近代士绅与乡村社会的相关研究 |
(三) 关于云南士绅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重难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重点及难点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 创新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民国以前的云南士绅 |
第一节 云南士绅的兴起与形成 |
一、儒学教育与云南士绅的兴起 |
二、科举制度与云南士绅的形成 |
第二节 清末的云南士绅 |
一、云南士绅与清末地方学务 |
二、云南士绅与清末宪政 |
第三节 影响民国云南士绅的因素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二、社会危机加剧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滇中士绅身份的获得 |
第一节 晚清士绅的自然延续 |
一、辛亥鼎革之际地方士绅的自然延续 |
二、外省为官者回籍为绅 |
第二节 滇中士绅身份获得的新途径 |
一、以新式学校教育为社会阶梯 |
二、以行医为社会阶梯 |
三、以政府为社会阶梯 |
四、以军队为社会阶梯 |
五、以经商为社会阶梯 |
第三章 滇中士绅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滇中士绅的社会流动 |
一、横向流动 |
二、纵向流动 |
第二节 滇中士绅的社会生活 |
一、士绅的生活方式 |
二、士绅的家庭 |
第四章 滇中士绅与地方社会 |
第一节 滇中士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一、官绅合作 |
二、官绅冲突 |
第二节 滇中士绅与基层社会管理 |
一、维护公共治安 |
二、调节人民日常纠纷 |
第三节 滇中士绅与地方公共事业 |
一、兴修公共工程 |
二、组织参与地方赈济工作 |
第四节 滇中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
一、推广地方教育 |
二、保存地方文脉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的特点 |
第一节 与传统士绅的比较 |
一、士绅来源具有多样性 |
二、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
三、城市化趋势明显 |
四、对地方政府的依附性加强 |
五、士绅的劣质化大大加快 |
第二节 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士绅的比较 |
一、与外省士绅的比较 |
二、与滇省其他地区士绅的比较 |
结语 |
附录 |
一、昆阳县士绅调查表 |
二、晋宁县士绅调查表 |
三、呈贡县士绅调查表 |
四、安宁县士绅调查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概述 |
(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概念 |
(二)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分类 |
(三)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1.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与越轨行为 |
2.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与偏差行为 |
3.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与罪错行为 |
二、构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必要性 |
(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 |
1.定量分析 |
2.定性分析 |
3.基本结论 |
(二)不良行为极易诱发犯罪 |
(三)不良行为矫正资源匮乏 |
1.一般不良行为矫正资源匮乏 |
2.严重不良行为矫正资源匮乏 |
三、我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发展困境 |
(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发展现状 |
(二)案例材料搜集与整理 |
(三)矫正机构存在的问题 |
1.法律性质不清 |
2.办学资质不全 |
3.非法办学严重 |
4.矫正手段违法 |
5.宣传资料不实 |
6.矫正费用昂贵 |
(四)问题背后的原因探析 |
1.根本原因:法律规制缺失 |
2.主要原因:行政监管不力 |
3.直接原因:矫正理念失当 |
四、我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的规范路径 |
(一)基本原则: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
(二)主要目标: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 |
(三)具体措施:规范矫正机构的开办 |
1.加快矫正立法,填补法律漏洞 |
2.完善行政审批,加强行政监管 |
3.转变矫正理念,加强经验学习 |
五、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之犯罪预防功效 |
(一)破除官方矫正机构的标签效应 |
(二)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消极影响 |
(三)强化社会控制因素的积极作用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教学现状 |
一、国学师资队伍的构成 |
(一) 能认同儿童读经学、国学的人 |
(二) 家长也可以是推广儿童读经的师资 |
(三) 热衷儿童国学教育的社会力量 |
二、教师国学教育的理念 |
(一) 教师对国学教学目标的理解 |
(二) 教师对国学教学地位的理解 |
(三) 国学教师理念的转变 |
三、国学教材的选择 |
(一) 考虑儿童的接受程度 |
(二) 加强人格品质的教材 |
(三) 强调立身处世的道理 |
四、国学教学的方法 |
(一) 以教师领读为主 |
(二) 活泼多元的读经方式 |
(三) 善用奖励 |
五、家长参与国学教学 |
(一) 家长认同国学教学的理念 |
(二) 家校配合更能促进儿童学习 |
(三) 尽量不引起家长的困扰 |
六、国学的教学评价 |
(一) 多用背诵的方式来评价 |
(二) 多强调过程性表现 |
(三) 多由教师、家长与学生的三方评价 |
第二章 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的成效 |
一、读经搭配德育教学营造出尊重生命的态度 |
二、儿童的感知能力与身体形态的改变 |
三、语文能力得到提高 |
第三章 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的特点 |
一、教师以兼职居多 |
二、教学用书多元 |
三、教学资源有限 |
四、缺乏独特的评价手段 |
第四章 提升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 |
一、对国学教师的建议 |
(一) 强调德行的建立与陶冶 |
(二) 当做语文课补充教材 |
(三) 寻求相关读经资源协助 |
(四) 利用零碎时间国学教学 |
(五) 重视学习动机的引导 |
(六) 不追求短期读经的成效 |
二、对师资培育机构的建议 |
(一) 开展好儿童读经的课程与教学研究 |
(二) 举办儿童学国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
三、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 |
(一) 把学国学读经典列入小学语文补充教材或弹性课程 |
(二) 把儿童学国学读经典视为多元学习的一个环节 |
(三) 以政府职能部门身份举办儿童学国学的研习活动 |
四、对家长的建议 |
(一) 家长要提高对孩子学习国学认识 |
(二) 家长要培养孩子对国学的兴趣 |
(三) 为孩子学习国学创造良好环境 |
结论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厦门开元区社会力量办学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陈硕仟家族之历史文化研究[D]. 邱春美.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D]. 韩弘丽. 天津商业大学, 2020(12)
- [3]燕京大学教育系乡村教育实验研究(1937-1941)[D]. 谢必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 [5]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6]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8]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D]. 苏鹏. 云南大学, 2019(03)
- [9]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民间矫正机构运行机制研究[D]. 叶聪.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8)
- [10]衡水市社会力量办国学班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娜.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