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政治理论的碰撞及其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宁亚群[2]（2021）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舞蹈形态。从审美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精准地把握中西方舞蹈艺术各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更加深入地认识中西方之间有同有异的审美文化禀性,以进一步促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化对话与交流,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概念内涵来讲,中国古典舞分为“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种存在形态。“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保存下来。“当代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则特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舞蹈家在综合提取戏曲舞蹈、汉唐舞蹈、敦煌舞蹈、甚至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等样式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舞种,其建构力求与“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在审美理想、内涵意蕴上达到较高的统一性,迄今形成了“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昆舞”“梨园舞蹈”“唐乐舞”六大类型,本论文重点采用早期形成的“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个类型以作阐述。西方芭蕾舞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法国宫廷的努力下开始朝着一门独立的舞蹈种类发展。后传播至俄罗斯、丹麦等其它欧洲国家,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性舞种。经过“早期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几个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名为“西方芭蕾舞”的欧洲代表性古典舞种。西方芭蕾舞于欧洲多个国家兴盛发展,并因其训练的科学性,而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国家专业舞蹈艺术院校与团体的基础训练中。就此前的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的艺术性、技术性层面,间或有舞蹈美学、舞蹈文化等探究。但针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审美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则未见直接相关的成果。鉴于这一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艺术本体与审美文化层面的系统比较,以期更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为东、西方舞蹈艺术之间的互鉴与交流提供思路。本文将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传播接受、审美蕴涵、演变趋势四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比较研究。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进行阐述。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两大舞蹈形态。通过对两个舞种的比较研究,可以实现舞蹈本体、审美文化、对话交流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陈述。在研究思路上,对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逻辑、有层次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本文选题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本文在综合运用论文撰写通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借鉴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从丰富庞杂的舞蹈现象中探寻关于两个古典舞种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是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比较性概述。第一节对两个舞种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进一步规范两者的范畴,其范畴的界定是通过解决围绕两个舞种而分别产生的三个争议确定的,结论为:对中国古典舞而言,其范畴涵盖“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类;现存舞蹈影像资料的部分作品具有“古典性”;因社会制度变化而产生的对相同母题的不同解读是合理的。对西方芭蕾舞而言,确定其第三个时期名称为“古典芭蕾”,将“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同视为西方芭蕾舞发展史上的代表性时期,对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之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代表性进行判断。第三节对两者的发展脉落作简单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第二章将比较两个古典舞种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转变既与美学层面“美”和“善”的分离密切相关,又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艺术地位的确立紧密关联,艺术地位的确立既带来了艺术本体之“古典性”的生成,同时带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关于艺术诗性的沉思。第三章通过传播方式与艺术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化带给两个古典舞种传播方式更多未知的可能,而作为舞蹈传播的另一方——艺术接受,则在舞蹈受众的变化中,引发本文对于舞蹈传播是否会终结以及传播中心之转移的思考。第四章比较两大舞蹈艺术的审美蕴涵。第一节从舞蹈本体层面分析: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典型化、节奏化、造型化三个方面都具备对和谐的追求,两者分别以“拧”“倾”“圆”“曲”与“开”“绷”“直”“立”为外化特征,这是两个古典舞种肢体美学的研究起点;第二节着力对两个舞种“乐”“舞”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古典音乐之五声调式与西方芭蕾舞之大小调式如何在和声之“和”的基础上,分别与各自所属的古典舞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视、听完备的效果。此外,本节还对两个古典舞种的服饰与舞台美术进行简要分析。本章通过对两个古典舞种舞蹈本体、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引入对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的阐释。第五章比较研究现代语境中两大舞蹈的演变路径。第一节通过对“古典”是否在中西方社会“退场”这一历史现实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灵韵”的保留样态及演变趋势进行判断,得出两个古典舞种之“虚灵妙合”与“庄肃雅正”的不同灵韵特征。第二节从“诗缘情”与Ballet词义溯源入手,分别对两个舞种在抒情与叙事方面的偏重程度作持续性的预测。第三节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判断。结语部分简要回顾、总结了前五章的内容,并在确证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相间之基本状况的前提下进行了两重延展:其一,跳出舞蹈本体,在更为宏阔的视阈中探索这种异同状况所生成的文化缘由;其二,回到舞蹈本体,针对两个古典舞种的自身状况给出三项答解和说明。
王雅[3]（2021）在《晋商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 ——以张士林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慈善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振民心、维护社会公正良知、引领社会公秩良俗、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慈善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历史、慈善思想、慈善文化等方面,近年来则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问题。但关注点主要放在江浙一带慈善家身上,而对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的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仅在一些着作的某些章节中稍有提及,专门性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总体上显得非常零散,需要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研究,以丰富中国慈善文化和晋商的整体研究。张士林作为晋东商人的典型代表,因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成为晋商慈善活动转型的先行者。其慈善救济活动受到了儒家“仁爱”思想、关公忠义诚信文化、家族行善传统、晋商慈善伦理等影响,张士林在十八岁时,便继承父业,主持家政,整顿商号,体现出了过人的才能,在整个家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的发展推动张士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支持和援助民间慈善活动,兴办学堂,大力发展慈善教育事业,这是其自身思想和行为转型的开端,之后爱国争矿的国家慈善活动,其慈善思想在不断得到升华,加剧了慈善活动的近代化转型道路。慈善活动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放在对贫弱困苦等弱势群体的物质资助上,还在精神层面上积极引导从而做出正确选择。所做慈善活动也从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亲人,有地缘关系的社区邻里,再到超出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同乡等,是晋商慈善活动近代转型的典型人物。张士林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是近代中西方慈善思想观念碰撞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西方社会福利观念的引进加速了其慈善活动的近代化转型,张士林作为阳泉慈善活动的带头人,对晋商慈善活动的近代化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慈善活动的转型历程体现了晋商转型时期慈善方式由“养济型”向“教养型”过渡、慈善范围由“区域性”向“全国性”过渡的特征,不断推动着中国慈善活动近代化的发展。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经商发展与慈善活动的关系和中国慈善活动近代转型中的家国情怀,并为当代慈善活动发展提供了借鉴。
张雪飞[4]（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苏腾飞[5]（2021）在《译介、传播与求新 ——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业教育作为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切入点,已经成为邹韬奋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探究邹韬奋对职业教育思想的译介和传播,既有助于理解邹韬奋职业教育思想特殊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也有助于丰富邹韬奋整体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邹韬奋职业教育论着译介及其教育类杂志和《生活》周刊为主的媒介传播活动,进而评析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的历史价值。本文首先研究了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形成的历史语境与个人特征,并从论着译介、媒介传播两方面来探究邹韬奋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特征,进而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来考察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念演化和实践创新,最终深掘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的历史价值。研究发现,邹韬奋对职业教育论着的译介促进了职业教育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其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经历了从专业性到大众化、公共性的转变,而媒介传播的实践方式和现代化的取向则是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实践的独特之处。具体而言,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经历影响下,邹韬奋开始从事职业教育的译介与传播工作。在译介活动中,邹韬奋对职业教育、职业指导的基本原理及实施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为中国提供职业教育参照模式的同时,也促进了职业教育本土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在传播方式上,邹韬奋在教育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和专业性,但同时也影响了职业教育思想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力度。接办《生活》周刊后,邹韬奋利用独立开放的传播平台,设置关乎公众利益的议题并发表理性的言论,将职业教育中的关键问题以通俗有趣、润物无声的方式融进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职业教育媒介实践从专业性到大众化、公共性的跨越。相较之下,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就共时维度而言,邹韬奋以报刊为平台,以笔锋为武器,以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及时有效地对当时的职业问题与教育问题进行评论与引导,并就这些话题与民众展开平等、自由的双向交流,这是其区别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的最大特点。就历时维度而言,邹韬奋的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表现出将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以及立足社会、关注个人价值实现的个体意识,体现出强烈的现代化取向,这是其区别于历史上其他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邹韬奋的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是个人与社会、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关系的交织,其历史价值也集中体现在对这些关系的把握与平衡中:在充分关注个体解放的同时,致力于民众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继承传统的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伦理道德意识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权利意识与平等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邹韬奋实现了大众传播媒介与职业教育的结合,促进了职业教育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推动了职业教育思想与民众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邹韬奋的职业教育观以大众媒介为传播方式,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立场,以民众的普遍利益为目标,并以现代化为进步方向,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木森[6]（2020）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西海岸发生了影响世界的“奥蒂斯陶艺革命”,一种“新陶艺”理念从此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益活跃开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陶艺”思潮伴随着西方现代艺术大潮涌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陶艺的“现代性”探索。“新陶艺”进入我国以后,我国学界习惯称其为“中国‘现代陶艺’”。虽然它与西方的“新陶艺”理念一脉相承,在陶艺的形态、创作手法、内涵等方面基本相通,但在文化与审美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质等方面迥然有异。本论文即以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审美角度切入并采用历史与逻辑、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审美重构、审美特质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审视和探究。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现代陶艺”是一种以陶瓷材料为创作媒介,以个性化手法表现人的个性、情感、观念、心理、意识以及审美等理念的艺术形式。它所挖掘的不只是客观世界,更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意识。在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下和自身创新变革的需求中,中国“现代陶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20世纪末进入发展阶段,起初主要表现为对西方陶艺的吸纳和借鉴。进入发展阶段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彰显,将深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陶艺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审美文化。从审美重构入手分析中国“现代陶艺”的形态特征。“解构”是西方陶艺的理论支撑基础,中国“现代陶艺”同样表现为对已有传统陶瓷艺术的“分解”“打碎”和“重构”。中国“现代陶艺”打破了统治传统陶瓷艺术千百年来形成的材料观、造型观、装饰观、烧成观、审美观等,不再强调完美无缺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是追求理念上的解放和形式上的创新,消解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种种范式。因此,“重构性”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基本特征。深入探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在理念特质方面,传统陶瓷艺术注重技术审美,而中国现代陶艺则注重观念表达,这完成了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的华丽转身;在创作特质方面,“现代陶艺”摒弃了批量生产的创作方式,更注重个性化表现;在语言特质方面,不再强化它的规范严谨,而是表现为得意忘言,“抽象性”成为现代陶艺艺术语言的首要特征;在情感特质方面,摆脱了实用主义的束缚,更注重陶艺家心灵宣泄的情感表达,“象为心声”成为陶艺家情感表达的写照;在材质特质方面,表现为超越泥性,追求多种极限表达方式;在美感特质方面,表现为偶然天成,呈现出“残缺美”“含蓄美”“模糊美”等特殊的美学特色。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突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征。西方现代陶艺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推波助澜,而中国现代陶艺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难题。虽然在“器”的反叛、“手工”的重生、“范式”的突破、“陌生化”的美学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共通性,但中西现代陶艺发生发展的语境不同,西方陶艺的陌生化探索更为极端,例如“怪怖艺术”的另类美学追求、“实验性”激发的形式探索等,中国现代陶艺更趋向于强化中国符号、文化印记,表现为对重塑本土风格,引领民族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的担当。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与理论构建为其未来发展寻求突破。一是“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包括陶艺装置的方兴未艾、环境陶艺的风生水起、实验陶艺的新探索和科技介入的新融合。二是尝试建立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针对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现代陶艺的审美批评方法、审美批评意识和主题选择。现代陶艺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生活状态,其理论建构必将推动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担当和指向。三是首次提出陶艺的“烧成美学”“陶艺生态学”等概念。现代陶艺的烧成出现了科技含量高、多元烧制、体验式烧制等态势,同时也存在对返璞归真烧制效果的追求。不同的烧制方法呈现出不同美学效果,如柴烧的素朴之美、坑烧的原始之魅、熏烧的水墨之美、乐烧的体验之乐、复烧的凝重之美、窑变的异象之美等。经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一体创作观”,即从配泥、配釉、制模到制作、烧制等所有工艺环节由一人完成,以实现以陶艺家为主体的原创性创作与审美的统一。二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切实坚守民族文化之根,用好中国元素,强化现代陶艺的中国特色。总之,现代陶艺这种泥与火的艺术承载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必将在现代转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谢松林[7]（2020）在《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足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我国足球相对于迅速发展的亚洲和世界足球仍全方位落后,其中后备人才培养乏力、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非常突出,是振兴中国足球必须要补齐的短板。当前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内部不协同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制约后备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原因。按照协同学的观点,只有内部元素之间的协同,才能带来体系结构上的有序,进而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协同学属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它解释了系统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因而从协同学的视角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海是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先进地区和改革示范区,尝试了很多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矛盾,是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最佳的试验田。文章以系统论、协同学等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研究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对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理论分析与强国经验;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模型构建与检验;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征;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思路与对策。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1）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可表达为以下理论模型: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决定协同效应;足球文化是序参量,是决定性变量,直接和通过协同条件间接影响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进而影响协同效应。（2）足球强国的共同经验表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协同效应最终得益于良好的足球文化:以人为本和契约精神衍生了足球并使其按照自组织的方式发展,有效激发了体系元素的活力,形成了纵向独立和横向支撑的经纬结构,最终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竞赛成绩和职业球员培养效果,而且球员整体输出通畅,投入产出比较高。强国经验显然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相吻合。（3）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印证了协同发展理论模型: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决定协同效应,其中体系元素的作用更大;序参量对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产生深远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通过协同条件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主。上海现存的问题主要是体系不够开放和体系结构欠佳。此外,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上海特色”,包括资源叠加效果良好、专业人才聚集、勇于改革和创新、校园足球引领全国、更具国际视野等。（4）标本兼治是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标本兼治”是指:优化足球文化是治本,对其它维度的优化是治标。各维度的优化思路与对策包括:完善政府的评价体系,淡化竞技和成绩,提高足球普及、文化培育、条件建设等基础性指标的权重,以此践行科学发展,形成正确的协同效应观;全国统一注册,完善转会制度,坚决执行青训补偿制度,保障球员和培训机构的基本利益,实现多方利益均衡,激发体系元素活力;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加强横向联系,在促进体系分化的同时增强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快管办分离,强化政府和足协“管”的职责,淡化其“办”的职能,营造良好的自组织环境,变管理为治理;提升足球文化的战略地位,将体育纳入各级升学考试,扩大足球普及,淡化社会重文轻武的观念,培育健康的足球文化。
闫奎霖[8]（2020）在《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调查研究》文中认为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学识、智力、品格、行为等方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人价值观、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含量和德育价值的必修课程,对大学生的影响可谓巨大且深远。党和国家文件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都有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相关要求,立德树人,课程育人是所有高校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是英语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阐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参考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大理大学为个案,对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的主体意识、渗透内容、渗透途径和方法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成绩经验,着重查找问题不足并分析原因。针对在其公共英语课程中德育渗透的薄弱环节,提出加强改进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德育渗透的对策建议,以利于促进公共英语“课程育人”。通过调研,发现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存在以下关于德育渗透不足和问题:渗透主体方面,存在着学院和公共英语教师对德育渗透的思想认识有待提高,公共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意识需要继续加强,公共英语教师没有充分利用教材的德育资源等问题;渗透客体方面,发现学生需要教师通过公共外语教学进行德育渗透,学生愿意接受教师在公共外语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公共外语教学中适当进行德育渗透会对大学生有积极影响,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渗透不足;渗透介体方面,存在着教材使用、课堂教学渠道等方面德育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渗透环体（环境）方面,存在着德育渗透的公共英语教学环境、校园环境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而这些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公共英语教师的德育渗透意识不强、应试化教学使得德育渗透力度不够、德育渗透的内容、途径和方法不够完善等原因造成的。在分析问题以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九条加强和改进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的对策建议: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德育渗透意识;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克服应试教育功利性倾向;优化渗透德育的内容;拓宽渗透德育的途径;改进渗透德育的方法;营造渗透德育的环境;加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借鉴以及借鉴国外外语教学经验。以此促进公共英语德育渗透、“课程育人”工作。
徐雪闪[9]（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文中提出切实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以适应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旨归。在新时代,如何全面审视问题和成绩、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趋势和走向、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力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多学科交叉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论述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相互关系,把政治文化社会化寓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中并概括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特征和时代价值。第二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思想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指导地位,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指导价值,同时探讨西方政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理论对我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镜鉴。第三章回顾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践历程,以政治文化建设问题为线索对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的重要史实进行剖析,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经验。第四章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认清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党内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全球化等多种挑战的客观环境和约束性条件,站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布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大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五章阐述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现实路径,提出要以经济建设筑牢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济基础,要以求真务实作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意基础,要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涵养理性的社会心态,要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舆论导向、理论创新加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制度保障,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政治文化社会化提供价值指导,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符小勇[10]（2020）在《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思想家、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之时,他毅然站了出来。梁启超自幼接受启蒙教育,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师从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逐渐接触到西方学术思想,不仅能熟读外文,还能翻译西方着作。梁启超兼具中学西学背景,为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受到孙星衍、俞樾、毕沅、孙诒让等学术巨子墨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受到西方进化论、民权论等思潮的影响,在近代墨学研究的思想家当中,梁启超是第一个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系统研究墨学思想并自成一派的思想家。因此,梁启超在墨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标志着“新墨学”思想研究的雏形和开端。在“新墨学”思想研究当中,梁启超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了解决墨学原典《墨经》文词奇奥、晦涩难懂、错乱繁多等弊端,让更多人认识墨学和了解墨学,梁启超在吸收前人校释《墨经》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为满足解放民众思想的社会政治时局需要,梁启超采用中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哲学、逻辑、军事、科技等方面重新解读和发掘墨学义理;为了挖掘墨学中的现代思想价值,梁启超将墨学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墨学中蕴含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梁启超在墨学研究领域论着数量多、学科跨度大、时间长、研究成果丰硕,标志着“新墨学”的开端,为近代墨学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对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在创立“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确立墨辩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为救国救民运动提供思想依据、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的历史贡献进行客观评价。但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缺乏对传统墨学的批判,《墨经》校注恪守公例亦有失严密,过于强调墨学与西学之同而忽视二者之异。尽管如此,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中西方政治理论的碰撞及其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方政治理论的碰撞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 |
| (一) 艺术现实 |
| (二) 理论学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舞种概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阐释 |
| 一、中国古典舞 |
| 二、西方芭蕾舞 |
| 三、中国古典舞“当代形态”的正统性认定 |
| 第二节 核心范畴界定 |
| 一、对中国古典舞核心范畴的界定 |
| 二、对西方芭蕾舞核心范畴的界定 |
| 第三节 发展脉落梳理 |
| 一、中国古典舞发展脉落 |
| 二、西方芭蕾舞发展脉落 |
| 第二章 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 |
| 第一节 “美”与“善”的分离 |
| 第二节 三次转变 |
| 一、从“娱己”“娱神”到“娱人” |
| 二、从“娱人”到舞蹈本体 |
| 三、从舞蹈本体到经典颠覆 |
| 第三节 艺术地位的确立 |
| 一、“古典性”的生成 |
| 二、“艺术的沉思”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传播接受 |
| 第一节 传播方式——未知的可能 |
| 一、传播媒介之变 |
| 二、传播生态之变 |
| 第二节 艺术接受 |
| 一、关于“受众” |
| 二、“终结”与“中心”的转移 |
| 第四章 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审美蕴涵 |
| 第一节 舞蹈本体的异质互融 |
| 一、和谐之美的表现样式 |
| 二、中国古典舞之肢体美学出发点 |
| 三、西方芭蕾舞之肢体美学出发点 |
| 第二节 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的异质互融 |
| 一、异质互融之音乐 |
| 二、异质互融之服饰 |
| 三、异质互融之舞台美术 |
| 第五章 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演变趋势 |
| 第一节 灵韵——审美风貌之演变 |
| 一、中国古典舞之虚灵妙合 |
| 二、西方芭蕾舞之庄肃雅正 |
| 第二节 抒情与叙事——表现形式之演变 |
| 一、中国古典舞——从“诗缘情”谈起 |
| 二、西方芭蕾舞——“Ballet”的溯源 |
| 第三节 机遇与挑战 |
| 一、中国古典舞——多重资源的整合 |
| 二、西方芭蕾舞——历史价值的更新 |
| 结语 |
| 一、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之审美文化本源 |
| 二、关于两种古典舞的三个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晋商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 ——以张士林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慈善的基本内涵 |
| 2.晋商慈善 |
| 3.中国传统慈善活动转型 |
| 4.研究述评与研究起点 |
| (四)研究设计 |
| 1.相关概念 |
| 2.理论基础 |
| 3.研究思路 |
| 4.研究方法 |
| 二、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的背景 |
| (一)晋东阳泉慈善活动的历史基础 |
| 1.阳泉的基本概况 |
| 2.阳泉慈善活动的历史 |
| (二)晋东阳泉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 |
| 1.关公的忠义诚信文化 |
| 2.家族的行善传统观念 |
| 3.晋商的慈善伦理 |
| (三)张士林的显赫家世和特殊身世 |
| 1.张士林的显赫家世 |
| 2.张士林的特殊身世 |
| (四)民族救亡图存思潮下的晋东阳泉慈善活动 |
| 小结 |
| 三、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的表现 |
| (一)倡导慈善教育,使晋商慈善活动具有教养内涵的近代转型 |
| 1.张士林慈善教育思想的萌生 |
| 2.张士林的慈善教育活动 |
| (二)组织山西爱国争矿运动,使晋商慈善活动具有救亡图存的近代特征 |
| 1.首倡爱国争矿运动 |
| 2.组织爱国争矿运动的社会力量 |
| 3.爱国争矿运动动员机制的“新气象” |
| 4.爱国争矿运动范围的跨地域性 |
| 小结 |
| 四、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的特点 |
| (一)晋商慈善活动承旧启新的探索者 |
| 1.作为传统慈善家的张士林 |
| 2.作为近代慈善家的张士林 |
| (二)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的过渡性 |
| 1.慈善救济方式由“养济型”向“教养型”过渡 |
| 2.慈善救济手段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过渡 |
| 3.慈善救济范围由“区域性”向“全国性”过渡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结论 |
| 1.张士林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是近代中西方慈善思想观念碰撞的必然结果 |
| 2.张士林的慈善活动引领晋商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 |
| (二)讨论 |
| 1.经商发展与慈善活动的关系理解 |
| 2.中国慈善活动近代转型中的家国情怀 |
| 3.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关于张士林慈善活动近代转型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张士林墓志铭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译介、传播与求新 ——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政体转变与教育改革 |
| 二、民族资本与职业教育 |
| 三、五四运动与实用主义 |
| 第二节 个体特征 |
| 一、中西兼备的教育经历 |
| 二、恪尽职守的职业观念 |
| 第二章 论着译介:理论与实践并重 |
| 第一节 理论阐释 |
| 一、职业教育的原理 |
| 二、职业指导的原理 |
| 第二节 实践分析 |
| 一、系统的组织运行 |
| 二、科学的辅助方法 |
| 第三节 意义凸显 |
| 一、教育实用化 |
| 二、教育民主化 |
| 三、教育科学化 |
| 第三章 职教传播:从专业性到大众化、公共性 |
| 第一节 专业性:教育类杂志的传播取向 |
| 一、职业教育的中西比较 |
| 二、职业教育内涵的传播 |
| 第二节 大众化:职教宣介的传播特色 |
| 一、教育问题 |
| 二、职业问题 |
| 三、女子职业教育 |
| 第三节 公共性:职教内容的传播价值 |
| 一、独立开放的平台 |
| 二、公益性的议题 |
| 三、理性批判的言论 |
| 第四章 职教求新:共时与历时比较 |
| 第一节 共时比较:职教思想的媒介传播 |
| 一、媒介传播:职教实践的创新 |
| 二、读者信箱:职教思想的双向传播 |
| 三、小言论:职教舆论的引导 |
| 第二节 历时比较:职教思想的现代化取向 |
| 一、理论本土化的自觉意识 |
| 二、立足社会的个体意识 |
| 第五章 历史评判 |
| 第一节 个体解放与社会立场 |
| 第二节 兼容中西的职业伦理 |
| 第三节 现代色彩与现实烛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邹韬奋职业教育论着译介表 |
| 附录二 邹韬奋发表于教育类杂志上的文章(部分) |
| 附录三 “读者信箱”中职业教育相关文章(部分) |
| 附录四 “小言论”栏目中职业教育相关文章(部分)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现代陶艺”审美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 (一) 中国“现代陶艺”概念内涵的争议 |
| (二) 中国“现代陶艺”审美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和意义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组织结构 |
| (三) 论文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陶艺”概念的辨析 |
| 一、“陶瓷工艺美术”与“现代陶艺” |
| 二、“陶瓷艺术”与“现代陶艺” |
| 三、“当代陶艺”与“现代陶艺” |
| 四、“现代陶艺”与“现代性”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催生因子 |
| 一、传统陶瓷的创新需求 |
| 二、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分期 |
| 一、萌芽时期 |
| 二、兴起时期 |
| 三、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重构 |
| 第一节 材料重构 |
| 一、木材介入的返璞归真之美 |
| 二、金属介入的冷峻刚烈之美 |
| 三、玻璃介入的纯净典雅之美 |
| 四、纤维介入的自然轻盈之美 |
| 五、有机物介入的奇思妙想之美 |
| 第二节 造型重构 |
| 一、传统造型的解构之美 |
| 二、形式构造的自由之美 |
| 三、拼贴塑型的再造之美 |
| 第三节 装饰重构 |
| 一、自然元素的植入 |
| 二、陶瓷画布的延伸 |
| 三、肌理语言的强化 |
| 第四节 工艺重构 |
| 一、基于传统的工艺重构 |
| 二、颠覆传统的工艺重构 |
| 三、科技革新引发的重构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 |
| 第一节 理念特质:观念至上 |
| 一、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 |
| 二、现代陶艺对观念的推崇 |
| 第二节 创作特质:个性化表现 |
| 一、从批量化生产到个性化表现 |
| 二、现代陶艺创作方式的个性化表现 |
| 第三节 语言特质:得意忘言 |
| 一、中国“现代陶艺”的抽象语言特征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抽象语言表现 |
| 第四节 情感特质:象为心声 |
| 一、传统陶瓷求实用 |
| 二、现代陶艺尚心象 |
| 第五节 材质特质:超越泥性 |
| 一、从表现泥性到超越泥性 |
| 二、超越泥性的极限表达 |
| 第六节 美感特质:偶然天成 |
| 一、现代陶艺的“缺陷美” |
| 二、现代陶艺的“含蓄美” |
| 三、现代陶艺的“模糊美” |
| 第四章 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 |
| 第一节 中西现代陶艺生成语境的差异 |
| 一、影响西方陶艺诞生的文化因素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二元难题 |
| 第二节 中西陶艺审美的共通性 |
| 一、“器”的反叛 |
| 二、“手工”的重生 |
| 三、“范式”的突破 |
| 四、“陌生化”的美学追求 |
| 第三节 中西陶艺审美的差异性 |
| 一、西方陶艺的自由性与极限探索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文化印记与民族情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走向及未来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新方向 |
| 一、陶艺装置的新形式 |
| 二、环境陶艺的新发展 |
| 三、实验陶艺的新探索 |
| 四、科技介入的新融合 |
| 第二节 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理论的构建 |
| 一、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现状与问题 |
| 二、现代陶艺审美批评方法 |
| 三、现代陶艺审美批评意识 |
| 第三节 “烧成美学”的初步构想 |
| 一、柴烧的质朴之美 |
| 二、坑烧的原始之魅 |
| 三、熏烧的水墨之美 |
| 四、乐烧的体验之乐 |
| 五、窑变的异象之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研究 |
| 1.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外比较与启示研究 |
| 1.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
| 1.3.4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与协同的相关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7 相关概念界定 |
| 1.7.1 足球后备人才概念界定 |
| 1.7.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界定 |
| 1.7.3 协同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理论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1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1.1 体系元素基础理论 |
| 2.1.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分析 |
| 2.1.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发展的强国经验 |
| 2.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2.1 体系结构基础理论 |
| 2.2.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分析 |
| 2.2.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发展的强国经验 |
| 2.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3.1 协同效应基础理论 |
| 2.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分析 |
| 2.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的强国经验 |
| 2.4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4.1 协同条件基础理论 |
| 2.4.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分析 |
| 2.4.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的强国经验 |
| 2.5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分析与强国经验 |
| 2.5.1 序参量基础理论 |
| 2.5.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分析 |
| 2.5.3 足球文化建设的强国经验 |
| 2.6 本章小结 |
| 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模型构建与检验 |
| 3.1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强国经验模型 |
| 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3.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3.3 结构方程模型解读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征 |
| 4.1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总体特征 |
| 4.1.1 协同发展路径特征 |
| 4.1.2 协同发展总体水平 |
| 4.2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特征 |
| 4.2.1 竞赛成绩全国领先 |
| 4.2.2 职业球员输送成绩显赫 |
| 4.2.3 球员输出存在压力 |
| 4.2.4 资源投入产出比有待提高 |
| 4.3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元素特征 |
| 4.3.1 基本元素发育不充分 |
| 4.3.2 子系统发展不协调 |
| 4.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特征 |
| 4.4.1 纵向结构不清晰 |
| 4.4.2 横向联系不紧密 |
| 4.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特征 |
| 4.5.1 人力资源流动不够自由 |
| 4.5.2 资金流动不够合理 |
| 4.5.3 信息资源开放度不高 |
| 4.5.4 “条块分割”是开放的重要障碍 |
| 4.6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特征 |
| 4.6.1 国内比较:海派文化有利于体系协同发展 |
| 4.6.2 国际比较:传统文化有碍体系协同发展 |
| 4.7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色 |
| 4.7.1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资源叠加效果良好 |
| 4.7.2 上海是全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人才高地 |
| 4.7.3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勇于改革和创新 |
| 4.7.4 上海校园足球发展水平引领全国 |
| 4.7.5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更具国际视野 |
| 4.8 本章小结 |
| 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1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整体思路 |
| 5.2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2.1 落实科学发展,优化协同效应 |
| 5.2.2 完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落实科学发展 |
| 5.3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3.1 提高利益均衡,优化体系元素 |
| 5.3.2 健全注册、转会和补偿制度,提高利益均衡 |
| 5.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4.1 促进分化与整合,优化体系结构 |
| 5.4.2 打破行政条块分割,促进体系整合 |
| 5.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5.1 走向善治,优化协同条件 |
| 5.5.2 加快管办分离,推进足球善治 |
| 5.6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发展思路与对策 |
| 5.6.1 培育足球文化,优化序参量 |
| 5.6.2 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培育足球文化 |
| 5.7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创新与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 |
| 6.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主要学习经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思路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重点难点 |
| 五、文献综述 |
| (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方法的研究现状 |
| (二)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外外语教学渗透德育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必要性 |
| (一)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文件精神之必须 |
| (二)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客观需要 |
| (三)是每位教师的崇高使命 |
| (四)是优化公共英语教学内容的需要 |
| 二、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的可行性 |
| (一)大学公共英语的学科特点与德育渗透相契合 |
| (二)大学公共英语的教材内容与德育渗透相契合 |
| (三)与《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大纲》要求相契合 |
| 第三章 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主体方面 |
| (二)客体方面 |
| (三)介体方面 |
| (四)环体方面 |
| 二、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学校、学院和教研室对课程德育渗透的要求及宣传教育有待加强 |
| (二)应试化教学使得德育渗透力度不够 |
| (三)德育渗透的内容、途径和方法有待改善 |
| 第四章 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渗透德育的建议 |
|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 |
| 二、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德育渗透意识 |
| 三、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克服应试教育功利性倾向 |
| 四、强化并突出渗透德育的内容 |
| (一)爱国主义教育 |
| (二)集体主义教育 |
| (三)家庭观念教育 |
| (四)个人品德教育 |
| (五)敬业观念教育 |
| 五、拓宽渗透德育的途径 |
| 六、改进渗透德育的方法 |
| (一)语言熏陶法 |
| (二)课外实践法 |
| (三)多媒体教学法 |
| (四)因“专”施教法 |
| 七、营造渗透德育的环境 |
| (一)公共英语教学环境 |
| (二)校园环境 |
| 八、加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借鉴 |
| 九、借鉴国外外语教学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政策文件 |
| (三)硕博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附录 |
| 附录1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2 调查问卷(教师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内涵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政治文化社会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特征 |
| 一、政治导向性:与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逻辑相契合 |
| 二、实践创新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相衔接 |
| 三、人民主体性: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贴近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巩固执政地位,支撑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和正当性 |
| 二、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三、推动民主进步,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论述 |
| 一、批判斗争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
| 二、报刊书籍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关键载体 |
| 三、革命实践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思想 |
| 一、以科学思想灌输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础工程 |
| 二、以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选择 |
| 三、以群众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西方关于政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启示 |
| 一、注重经济社会相统一 |
| 二、重视大众传媒的力量 |
| 三、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
| 四、广泛地开展公民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第一节 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和经验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探索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验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现实问题和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社会转型挑战 |
| 一、市场化推进中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困境 |
| 二、网络信息化对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自身建设问题 |
| 一、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 |
| 二、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教育机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面临的全球化影响 |
| 一、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全球化冲击 |
| 二、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前提 |
| 一、深刻把握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
| 二、以经济发展筑牢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济基础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首要任务 |
| 一、以求真务实为民作风夯实党的民意基础 |
| 二、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涵养理性的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制度保障 |
| 一、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二、完善舆论导向机制,促进政治文化社会化融合覆盖 |
| 三、健全理论创新机制,增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内生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点领域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植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精神家园 |
| 二、妥善协调不同政治文化间的关系,增强政治文化的包容力 |
| 三、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新墨学”的研究现状 |
| 1.2.2 梁启超墨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
| 1.3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第2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渊源及背景 |
| 2.1 新墨学与旧墨学的分野 |
| 2.1.1 旧墨学及其局限性 |
| 2.1.2 新墨学的兴起 |
| 2.1.3 梁启超为“新墨学”的开端者 |
| 2.2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渊源 |
| 2.2.1 墨学校注和墨辩逻辑研究受孙诒让影响 |
| 2.2.2 墨学与西学比较研究受胡适启发 |
| 2.2.3 求学及海外游学实践中得以精进西学 |
| 2.3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背景 |
| 2.3.1 清代考据之风依然盛行 |
| 2.3.2 西学东渐序幕全面拉开 |
| 2.3.3 民族存亡危机愈发严重 |
| 第3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墨经》校注的新方法 |
| 3.1.1 使用白话文来注解《墨经》 |
| 3.1.2 “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 |
| 3.2 墨学精神的新阐释 |
| 3.2.1 爱国主义精神 |
| 3.2.2 牺牲精神 |
| 3.2.3 民主平等精神 |
| 3.2.4 实利主义精神 |
| 3.2.5 科技精神 |
| 3.2.6 宗教精神 |
| 3.3 墨辩逻辑的新阐发 |
| 3.3.1 墨辩逻辑的术语解释 |
| 3.3.2 论理的方式——三段论 |
| 3.3.3 论理的法则——推理法 |
| 3.3.4 由分以求总——归纳法 |
| 第4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特征 |
| 4.1 以中西比较的学术研究为视角 |
| 4.1.1 融汇中西方文化以阐释墨学精神 |
| 4.1.2 结合中西方逻辑以阐发墨辩逻辑 |
| 4.2 以社会实践的理想旨趣为依归 |
| 4.2.1 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
| 4.2.2 鼓励消费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思想 |
| 4.2.3 提倡墨学精神为改革实践指导思想 |
| 4.3 以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倾向 |
| 4.3.1 倾向高尚人格的社会推动作用 |
| 4.3.2 倾向自我反省的道德约束作用 |
| 第5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评价 |
| 5.1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
| 5.1.1 创立“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 |
| 5.1.2 确立墨辩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 |
| 5.1.3 为救国救民运动提供思想依据 |
| 5.1.4 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 |
| 5.2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历史局限 |
| 5.2.1 缺乏对传统墨学的批判 |
| 5.2.2 《墨经》校注恪守公例有失严密 |
| 5.2.3 强调中西学之同忽视二者之异 |
| 5.3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
| 5.3.1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需要 |
| 5.3.2 民族文化自信心建设需要 |
| 5.3.3 中西文化思想转型研究需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中西方政治理论的碰撞及其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D]. 宁亚群. 山东大学, 2021(10)
- [3]晋商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 ——以张士林为个案[D]. 王雅.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4]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5]译介、传播与求新 ——邹韬奋职业教育观及其媒介实践研究[D]. 苏腾飞. 兰州大学, 2021(12)
- [6]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D]. 刘木森. 山东大学, 2020(01)
- [7]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D]. 谢松林.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8]大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调查研究[D]. 闫奎霖. 大理大学, 2020(05)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D]. 徐雪闪. 苏州大学, 2020(06)
- [10]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D]. 符小勇.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