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有的是精神——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论文文献综述)
汪波[1](2021)在《“塑造”与“适应” ——学人刘文典的大学栖居》文中提出
赵勇[2](2021)在《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档案内外的齐大卫》文中研究指明一我想写写齐大卫老师的想法已有些年头了。记得他刚刚去世时,我就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但终于还是压下了这个念头。从那时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想一想这个题目,却也只是想想而已。也许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写"和"写什么",也许我是在寻找着写作的契机,总之,我迟迟没敢动笔。而且,"为何写"也让我心生困惑。齐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的前辈,这可以成为我写他的理由之一。但他1996年就已离休,三年之后我才过来读博厮混,与他并无交集。我也早就知
李小刚[3](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提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杨凯良[5](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张东东[6](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张家豪[7](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陶野[8](2018)在《杨振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初年,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了宣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与思想。其中,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新时代文人墨客的努力下,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了。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众多教育家、作家的推动,而杨振声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杨振声在近现代史上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但是,杨振声对中国新文学以及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应该被铭记的。杨振声先后接受了私塾、新式中小学、大学、国外留学教育,成为了民国时期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民主、科学的精神作为执着的信仰。在结束学生生涯后,杨振声投身大学教育事业,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及从事行政工作,一生致力于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改革大学国文教育。在近现代的社会变迁中,杨振声作为一名“五四”闯将,不仅在“五四”运动时身先士卒践行民主、科学的精神,更是将“五四”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事标准,在之后的诸多场合下都体现出了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坚守。在思想上,他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束缚,对腐朽的旧文化道德嗤之以鼻,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热烈欢迎;在课堂上,他教学民主,与学生平等交流,深受学生喜爱;在生活中,他待人平和、风度翩翩,与很多文人结交朋友,又非常洒脱,不与人争锋。杨振声作为一名教育家,吸收了前辈的先进办学经验,在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时,从严治校,广招人才,身体力行传道授业,打造了山东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其他学校,杨振声也是积极改革中文系教育,力图将现代文学教育引入大学课堂。他用新颖的教育思想、灵活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众多新文学人才。在从事教育工作之外,杨振声还积极参与新文学作品的创作、新文学刊物的编辑及国文教科书编写等工作,用文学作品剖析社会,用文学理念改造思想,为推广现代文学奉献了毕生精力。以《玉君》为代表的反对封建旧俗、提倡婚姻自由,反映民间疾苦的小说,已成为杨振声文学作品的名片。杨振声淡泊名利、正气凛然、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平等待人、甘于奉献,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文学事业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也是“五四”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然而这样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现在却慢慢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其中的深层原因,也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探究。通过对杨振声的整体研究,希望能将一个饱满的杨振声的形象呈现出来,将他的文教思想及历史影响发扬光大。
浦晗[9](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施要威[10](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民国大学知识分子(1)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在价值观念、理想抱负以及角色行为等方面,都与传统读书人有了根本不同。在外敌入侵、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等诸多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总体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教育和学术成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知识分子,他们留下了值得深入挖掘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合体,他们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存续时间只有八年的临时大学,至今仍在不断地被人纪念和书写,其主要原因在于联大人尤其是联大教授的精神品格能够感召后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考察来理解近代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资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然后分析其文化性格生成和展现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考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角色行为和实践活动,最后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需要进行身份建构来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近代大学的兴起为其身份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员构成;现代学术的引进为其身份构建奠定了知识和思想基础;报刊杂志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构建外部权势网络的主要媒介。正是因为凭借这些条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才能在战争环境下坚守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对史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其精英意识却越发得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学术价值的体认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精英意识的核心表征。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是其爱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其忧患意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公共舆论和诗词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第三,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在追求自由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扞卫自己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在追求真理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自己表现出求真精神,而且使求真精神在学生身上得以传承。第四,在西南联大教授那里,独立和批判有着紧密联系。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学术独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独立于西方,学术独立于政治,个体独立于团体;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所体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首先,文化传统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救国济世情怀、文化认同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日军空袭、通货膨胀、政策和政治局势以及云南当地环境等构成复杂的现实环境,对联大教授的文化性格和角色行为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人际关系、学术氛围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理想信念起到了必要的保障作用;最后,学术志趣和个性差异增强了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严酷环境下的学术定力,也使其文化性格有了多样化的呈现。以上四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均等地对联大教授群体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不只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它还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秉持通才教育理念,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展探究性教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教育成就。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研活动虽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他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第三,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联名通告、广播电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第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充分运用各自的学术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在促进云南教育发展、支持抗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我们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并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自由与责任、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等五对复杂关系与矛盾中理解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
二、富有的是精神——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富有的是精神——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论文提纲范文)
(2)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档案内外的齐大卫(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选题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二)梦幻性段落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多角色命运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西方大学理念相关研究 |
1.2.2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个体高等教育思想相关研究 |
1.2.3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思想研究 |
1.2.4 大学校长个性特质、能力及社会角色相关研究 |
1.2.5 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 |
1.2.6 已有文献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着名大学校长 |
1.3.2 高等教育思想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1.4.1 场景:本义及多元衍生义 |
1.4.2 分析框架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场景 |
2.1 时代背景:清末民初国际国内政治社会演变 |
2.1.1 洋务运动与器物之变 |
2.1.2 变法运动与制度之替 |
2.1.3 革命运动和思想之立 |
2.2 因应时局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展开 |
2.2.1 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教育近代化 |
2.2.2 民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近代化 |
2.2.3 近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对现代大学的呼唤 |
2.3 思想文化的鏖战: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取舍 |
2.3.1 中国儒家文化的式微和演变 |
2.3.2 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涌入 |
2.3.2.1 “进步”与“竞争”的人生趋向 |
2.3.2.2 “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 |
2.3.2.3 “科学”与“实用”的内容导向 |
2.3.2.4 “社会改良”与“社会改造”的政治诉求 |
2.3.3 思想文化环境:“无序的多元” |
2.4 时代和思潮影响下高等教育理想的型塑 |
2.4.1 树立教育/科学救国的信仰 |
2.4.2 树立创办现代一流大学的理念 |
2.5 高等教育思想孕育的基础场景分析 |
2.5.1 共时性:所处基础场景的特征 |
2.5.2 教育/学术救国:所处基础场景的主题和灵魂 |
3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分析 |
3.1 地域文化场景及其影响:以吴越文化为例 |
3.2 教育文化场景及其影响 |
3.2.1 教育文化场景所形成知识结构的共性 |
3.2.2 留学文化场景不同导致知识结构的差异 |
3.2.2.1 留德学人群:庞杂且多元的知识结构 |
3.2.2.2 留美学人群:术业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
3.2.3 不同留学文化场景下思维模式的差异 |
3.2.3.1 留德学人:思辨理性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 |
3.2.3.2 留美学人:经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科学取向 |
3.2.4 教育文化场景的衍生:古希腊哲学思想及西方大学理念的灌溉 |
3.2.4.1 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涉猎 |
3.2.4.2 对于西方大学理念直接或间接的感知 |
3.3 社会组织任职场景分析 |
3.3.1 编译馆/杂志社历练:教育思想交流的炼化厂 |
3.3.2 政府部门任职: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
3.3.3 大学任职:一旦投入便报以赤诚 |
3.4 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作用下的高等教育思想特性 |
3.4.1 “硕学鸿儒”的学术特质与高等教育思想的衍生从属性 |
3.4.2 “学贯中西”的学术路径与高等教育思想的中西杂交性 |
3.4.3 “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
3.4.4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
3.5 场景变换对高等教育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3.5.1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之冲突与磨合 |
3.5.2 借力政域场以成就学域场:高等教育管理思维的调适 |
3.6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关系分析 |
3.6.1 子场景之间的联结性 |
3.6.2 子场景之间的交叉性 |
4 学术场景的聚焦:学术师承和学术网络维度 |
4.1 学术谱系两维度解析 |
4.1.1 师承关系维度 |
4.1.2 学术网络维度 |
4.2 学术师承:以杜威一脉为例 |
4.2.1 治学方式:实验主义的方法 |
4.2.2 治学理念: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
4.2.3 杜威一脉师承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承继性和变异性 |
4.3 学术网络:以北大相关的大学校长为例 |
4.3.1 聚合性强的学术网络:师生之间的职业传承和学术交流 |
4.3.2 交互性佳的学术网络:大学校长平辈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
4.3.3 北大同人教育理念上的同质性和细微分化 |
4.4 学术谱系观照下高等教育思想的引入和植根 |
5 大学实践场景的轮换:北大校长和科学社成员的高等教育思想流变分析 |
5.1 大学校长更迭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北大为例 |
5.1.1 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时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实践 |
5.1.2 蔡退蒋进: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渐融合 |
5.1.3 蒋辞胡继:从关注单一大学发展到聚焦国家高等教育全局 |
5.2 大学校长的社团交往、职业流动与高等教育理念的维系与转向 |
5.2.1 缘起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的科学教育梦想 |
5.2.2 初露峥嵘:科学教育思想的早期萌芽 |
5.2.3 职业沉浮间:科学教育观的维系或转向 |
5.2.3.1 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教育提倡者 |
5.2.3.2 竺可桢:从看重科学教育到科学人文教育并重 |
5.2.3.3 胡先骕:教育观的天平从科学向人文偏移 |
5.3 大学实践场景下高等教育思想的流变和延续 |
6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内核及特点 |
6.1 大学理念文本梳理 |
6.1.1 关于大学的使命、功能、职能的认知演进 |
6.1.2 关于大学理想和大学精神的认知推进 |
6.1.3 关于具体大学理念的论述列举 |
6.2 大学教育理念内核:科学与人文的拉锯与对峙 |
6.2.1 古代社会人文教育的辉煌 |
6.2.2 民国时期科学教育对于人文教育的冲击和压制 |
6.2.3 群策群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眼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
6.3 基于文本分析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多元共生性 |
6.3.1 大学理念:使命、理想和精神的多元调和 |
6.3.2 教育理念: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对立共生 |
6.4 共价值性: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特点 |
7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研究的再反思 |
7.1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社会时代影响和价值 |
7.1.1 对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
7.1.2 破除政教合一、争取教育独立和教育改造社会的尝试 |
7.1.3 为现今的大学发展和大学校长掌校做参考 |
7.1.3.1 大学校训的理念传承 |
7.1.3.2 大学校长毕业演说词的寄托 |
7.1.3.3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挈领 |
7.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再反思 |
7.2.1 民国大学校长研究的“神话”预制 |
7.2.2 场景特质的呈现及“神话”的解构 |
7.2.2.1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
7.2.2.2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场景具有错综复杂性 |
7.2.3 “神话”的内伤: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基于场景分析的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 |
8.1.1 形成过程 |
8.1.2 影响因素 |
8.1.3 形成特点 |
8.2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 |
8.2.1 基础场景健全平稳却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 |
8.2.2 教育文化场景宏大规整且“亚教育文化场景”开始出现 |
8.2.3 社会任职场景中高等教育思想的实践面临着主客观挑战 |
8.3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场景建设的路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历 |
(6)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论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 |
一、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 |
(二)维新派与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的影响 |
(三)日本与西方音乐美学的熏陶 |
二、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 |
(一)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 |
(二)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确位 |
第二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实践探索的三个阶段 |
一、归国后的北平:音乐美学思想的酝酿与初启 |
(一)“音乐美学”和“音乐比较研究法”的首提 |
(二)女高师音乐系、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成立与音乐学科独立化的起步 |
(三)乐友社的成立与对音乐“美感教育”价值的强调 |
二、沦陷前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 |
(一)上海音专的成立与音乐教育独立学院组织化的努力争取 |
(二)以史为眼、以西治中:解决中国音乐落后之法 |
(三)对“音乐的势力”的社会宣传 |
三、沦陷后的上海:音乐美学思想的调整与重启 |
(一)精神国防说:唤起爱国心的战时音乐使命 |
(二)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国乐团体试验 |
第三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
一、音乐创作:立足于民族本位的音乐改良 |
(一)礼乐合一,情理相通:探寻中国旧乐与西乐的美学契合点 |
(二)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的创作理念 |
(三)简单普适、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新学制唱歌教材的编定 |
二、音乐教育:立足于办学实践的人才观和美育观 |
(一)广罗名师,任人唯能的用才观 |
(二)从儿童入手,因材施教,注重民族风格创作人才培养的育才观 |
(三)陶冶德性,重视音乐功能的美育观 |
三、音乐审美:对艺术受众的美育关切 |
(一)美化与陶冶:校内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 |
(二)净化与尚雅: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提高大众音乐审美素养的疾呼 |
(三)熏染与塑造:在家庭教育中对音乐审美的关注 |
四、音乐批评:着眼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拓式批评视角 |
(一)对旧乐的批评 |
(二)对现实社会音乐实践成就的批评 |
(三)对音乐会的启蒙作用的评论 |
第四章 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 |
一、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中的“拿来主义” |
(一)学通古今中外的论学底蕴对音乐教育的深层意义 |
(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对音乐实践的持久影响 |
二、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 |
(一)“发扬词章”:在时代节奏中体现传统质感 |
(二)“复兴国乐”:在中西文化渐染中奏响民族旋律 |
结语: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萧友梅音乐教育活动年表 |
附录2 :萧友梅音乐文论年表 |
附录3 :萧友梅音乐创作年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8)杨振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杨振声的早年生活和求学之路 |
第一节 家世及早年生活 |
第二节 求学北大 |
一、从古板到灵活的教育经历 |
二、早期朋友圈的影响 |
三、新潮社与《新潮》杂志 |
第三节 “五四”闯将 |
第四节 留学深造 |
第二章 职业生涯 |
第一节 初出茅庐:早期高校从教经历 |
第二节 渐入佳境:国立清华大学 |
第三节 从教生涯第一个高峰:国立青岛大学 |
一、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出任校长 |
二、开展学校工作,促进学术繁荣 |
三、经费困难、学潮危机,黯然离职 |
第四节 回归北平 |
一、教育工作:从编写教科书开始 |
二、文学工作:在刊物编辑中迎来创作高峰 |
三、其他工作 |
第五节 从教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一、抗战开始后的内迁 |
二、不辱使命,主持工作 |
三、文学事业的新发展 |
第六节 不辞劳苦,从教至终 |
一、北大复校,坚持工作 |
二、跨越新时代的教育家 |
三、为教育事业奋斗至终 |
第三章 杨振声与社会政治变迁 |
第一节 宏大时代:“五四”运动 |
第二节 风起云涌:大变革浪潮 |
第三节 存亡关头:“教育”抗日 |
第四节 历史选择:留守北平 |
第四章 杨振声与“五四”启蒙思潮 |
第一节 对封建思想的摒弃及对启蒙思潮的支持 |
第二节 对“五四”精神的坚守 |
第三节 对“五四”思潮精神的思考 |
第五章 杨振声教育思想及实践 |
第一节 从严治校,规范管理 |
第二节 广罗人才,不拘一格 |
第三节 科学设科,创新文教 |
第四节 教研教辅,平衡发展 |
第五节 教学灵活,激励学子 |
第六章 杨振声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
第一节 文学创作 |
第二节 文学思想及文学贡献 |
第七章 杨振声的人际交往 |
第一节 与文人同事朋友的往来 |
第二节 与后辈的交往 |
结语:杨振声为什么会逐渐被人们淡忘?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10)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与时空范围的界定 |
1.3 文献综述 |
1.4 理论基础 |
1.5 研究思路 |
1.6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2 近代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1898-1937) |
2.1 科举废除与近代大学的发展 |
2.2 留学生学成归国 |
2.3 现代学术的引入和发展 |
2.4 报刊杂志的利用 |
2.5 清华、北大、南开的改革与发展 |
2.6 支持全面抗战,三校联合西迁 |
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 |
3.1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意识 |
3.2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 |
3.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自由求真精神 |
3.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独立批判精神 |
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 |
4.1 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 |
4.2 现实环境的强力塑造 |
4.3 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互动 |
4.4 学术志趣与个性的内在倾向 |
5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 |
5.1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通才教育实践 |
5.2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学研究实践 |
5.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参与公共舆论 |
5.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社会服务实践 |
6 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解读 |
6.1 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的普世追求与中国元素 |
6.2 在多重关系和冲突中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
7 结语 |
7.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7.2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7.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富有的是精神——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论文参考文献)
- [1]“塑造”与“适应” ——学人刘文典的大学栖居[D]. 汪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档案内外的齐大卫[J]. 赵勇. 文艺争鸣, 2021(05)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 [6]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8]杨振声研究[D]. 陶野.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10]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