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度:中国各省市利用外资情况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杰[1]（2021）在《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技术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其发展状况也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重要依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出口质量相比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FDI一直被称作最具活力的要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打开国门,吸收外来资本,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我国的外资流入量与高技术产业出口量均获得了较大提升。本文对我国利用外资及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资流入整体数量提升较大,但各区域各行业利用外资发展不均衡,外资来源国主要以亚洲国家或地区。本文通过借鉴前人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模型对我国各省市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分别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间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差距较明显,东部地区优势明显,但这一差距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各行业出口复杂度差距也明显,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较高,而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较低,但增长速度却成相反态势。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了FDI和其他相关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建立我国29个省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全样本,分地区测算了FDI及其他潜在变量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具有显着提升作用,此外,人力资本、物质基础、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等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也具有显着作用,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提升作用,但对各区域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高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为了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提出如下建议:FDI方面,提高对FDI的利用效率、培育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FDI结构合理化;其他方面建议:加强高技术人才培育,提升人力资本、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加强创新要素投入,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地区对外交流合作。论文的创新之处有:将国家层面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各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测算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徐家祭[2]（2020）在《中国内地IFDI与OFDI协调发展的关系、测度与机制探索》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发展以及我国持续对外开放,继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成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同时也深受国际社会以及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中的IFDI（外商直接投资）与OFDI（对外直接投资）相继飞速发展,本文即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进一步探究。目前对于该类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本文针对这一现状,首先采用组织生态学中的种群演化理论检验IFDI（直接利用外资水平）与OFDI（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发展进程及二者之间的关系,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检验结果表明IFDI的发展属于成长期的中后期,而OFDI的发展水平正逐渐步入成熟期;传染病模型和密度依赖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为互利共生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传染行为,属于较为理性的决策行为,检验结果显着。为了准确量化测度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引入耦合协调理论,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对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IFDI/OFDI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全国半数地区基本达到勉强协调状态。进一步地,探究地区IFDI与OFDI协调发展的深层机制,引入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2.8132。同时,控制变量地区人均GDP亦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究传导机制,引入中介变量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对上述传导过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显着,中介效应大小为3.75%。
樊梦培[3]（2020）在《分类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工业化极大的增强了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但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经济转型的攻关时期,前期宽松的环境管理制度短板效应凸显,严格的环境规制又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遵循成本说”与“创新补偿说”的悖论之下,厘清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设计有效合理的环境规制体系以实现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讨论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因此在理论界定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两个方面达成研究目标。具体工作及结论如下: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熵权法从持续性、创新性、协调性、绿色化、开放化与共享化六个方面构建了包含43项变量的指标体系,测度了2006-2018年全国及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从要素投入、工业化、城镇化到技术创新,长江经济带增长驱动力不断升级,经济发展稳中求进;（2）环境规制强度随污染的扩大而加强,规制工具逐渐多元化;（3）样本期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中上游增速明显高于下游,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检验,设立多种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6-2017年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占主导地位;（2）不同空间矩阵下,环境规制间接影响基本与直接影响方向一致,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存在;（3）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路径不同,“遵循成本说”与“创新补偿说”在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或不同空间矩阵的影响路径下并存。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5点政策建议:（1）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长江经济带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利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的识别作用,严格监管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转移,配合污染治理及创新补贴实现污染产业在转移中升级;（3）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依赖于有效的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有助于发挥该类环境规制吸引外资及激励技术创新;（4）利用现在信息技术有效连通公众与责任部门,实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由量到质的转换;（5）进一步利用地区之间地理与经济联系,加强环境规制区域协作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雷媛媛[5]（2020）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我国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出台了一些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多年来我国始终是外资追捧的热土。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供我国学习模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资源消耗增多、环境质量恶化,中国被众多学者视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此外,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我国政府践行绿色发展观的重要措施,是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果对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因此,深入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外资利用与绿色经济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借鉴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污染光环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遵循成本假说、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等理论,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内涵,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基于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增长趋势且外商投资结构明显改善,但区域分布上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区域差距有缩小趋势。（2）环境规制方面,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呈逐年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东部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中西部。（3）绿色经济效率方面,全国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次之,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低。（4）全国总体回归结果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和“遵循成本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加重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的实行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也显着为负,可能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经济增长、科技和教育的进步能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5）门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发挥了先促进后阻碍再改善的作用,整体呈现出“N”型曲线关系特征;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门槛回归结果与全国较为接近,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呈现“N”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仅存在一个环境门槛值,不同的是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单一环境规制门槛值之前和之后都未能显着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跨越单一门槛值后抑制作用明显改善,而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的影响作用方向均相同。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1）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引进优质绿色投资。（2）识别地区差异特征,合理实施环境规制。（3）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建绿色家园。（4）积极推动科技研发,实现人才强国战略
敖译雯[6]（2020）在《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设立近七年以来,全国逐步实现1+3+7+1+6的开放型立体经济新格局。作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内容之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近七年的快速发展及推广历程中的影响效应究竟如何呢?明确这一问题,对于深刻认识自贸区政策前期发展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复制、推广、深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2009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首批及第二批设立的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的省或直辖市作为处理组,以全国未在2015年及以前设立自贸区的其他省或直辖市作为控制组,以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作为衡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品零售总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成本、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设定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基础回归检验二者相乘项系数的显着性,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平行趋势检验等检验双重差分的前提假说。通过多种实证检验表明,自贸区的建成设立能够对设立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产生显着且可观的正向促进作用,自贸区设立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与外商投资水平呈显着性正相关,劳动力成本、政府干预程度呈显着性负相关。随后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表明实证检验十分稳健,两种检验趋同性的方法再次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敖译雯[7]（2020）在《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设立近七年以来,全国逐步实现1+3+7+1+6的开放型立体经济新格局。作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内容之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近七年的快速发展及推广历程中的影响效应究竟如何呢?明确这一问题,对于深刻认识自贸区政策前期发展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复制、推广、深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2009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首批及第二批设立的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的省或直辖市作为处理组,以全国未在2015年及以前设立自贸区的其他省或直辖市作为控制组,以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作为衡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品零售总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成本、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设定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基础回归检验二者相乘项系数的显着性,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平行趋势检验等检验双重差分的前提假说。通过多种实证检验表明,自贸区的建成设立能够对设立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产生显着且可观的正向促进作用,自贸区设立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与外商投资水平呈显着性正相关,劳动力成本、政府干预程度呈显着性负相关。随后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表明实证检验十分稳健,两种检验趋同性的方法再次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黄传荣[8]（2019）在《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理念里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是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开放大门不会关闭,只会是越开越大。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因而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研究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的研究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说、抑制说和不确定说的研究现状。概括性地提出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点。在论文的理论基础里分析了自主创新、FDI溢出及协同理论。其中在自主创新理论中首先梳理了不同学者提出的创新的各种模式,如渐进创新与突变创新、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追赶式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等;然后是对关于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的讨论的剖析,国内外学者对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是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即模仿创新是创新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期过程。自主创新是创新的最终目的,两者常常相辅相成;最后提出了创新系统,从地区角度来看创新系统,涉及国家创新系统和地区创新系统,从系统开放与否的角度来看,涉及开放式创新系统。在FDI溢出效应理论中,首先分析了FDI溢出效应的种类,即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生产率溢出、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研发溢出;其次,分析了FDI溢出的影响因素: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距离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FDI来源地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及技术差距、产业集群、创新和人力资本等对FDI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他因素如金融发展、经济转型、利用外资方式等;最后,剖析了关于FDI的溢出效应的评价的不确定性。在协同理论分析中,首先分析了协同学的几个基本概念,然后分析协同理论的应用现状。从理论上探讨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首先研究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其中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分析了利用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从技术势差的角度分析了自主创新对利用FDI的影响;其次,研究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机制研究中提出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协作模式,即产业协同、空间协同、研发协同。提出了实现自主创新和利用FDI的协同路径;再次,基于布鲁塞尔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最后,提出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中,先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法及回归模型来研究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另外,本文采用协同度模型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以及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长三角地区中江苏、浙江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的变化趋势类似,都是呈现出波动态势,且2016年—2017年的协同度均为负数。上海复合系统协同度除了在2004年表现出不协同外,其他各年基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4年—2016年中国两个子系统间存在一定的协同,但协同程度还不高,2017年呈现不协同。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系统的协同度的结果表明江苏、浙江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呈现出既有不协同,也有协同,但协同度不高的波动起伏态势。2008年—2016年间上海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总体呈现的是不协同的态势。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其中包括加大高质量的外资引进;扩大外资企业的出口;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升长三角地区内资公司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促进长三角地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等。
高敏[9]（2019）在《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开放的重点目标在于经济增长,本文旨在研究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两条路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并加以实证检验。前者主要涉及外资流入,后者主要从金融机构和市场发展的角度分析。本文研究内容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部分。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说明金融开放带来外资并在货币乘数效应下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分析金融开放下金融机构间竞争加剧等进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从外资引进到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体现金融资源及其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在测算出我国30个省级单位（包括自治区、直辖市）2008年到2017年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基础上,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分别两条路径进行面板回归,以检验这两条路径能否加强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省市的金融开放程度不同,但是都会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资源量的扩大也会加强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而测算的不同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代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导致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是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加强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即,金融开放会促进、并且可以通过这两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呼应。
谭兴梅[10]（2019）在《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空间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力量,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也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地区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西南地区。外资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引进FDI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也成为了引起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充分发挥FDI的效应促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健康、均衡增长。本文则是基于空间视角来研究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指标和高级化指标间的关系,旨在提出有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议。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规范分析方面,主要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和影响机理进行介绍,为后续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证分析方面,主要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检验,从空间视角来验证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首先,是对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等进行展示;其次,进行相关理论介绍;再次,全面剖析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现状与问题。第四,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面板回归检验,进一步验证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空间效应。第五,根据空间探索分析和空间模型分析的结果提出合理化建议。通过对西南地区69个地级市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加剧了西南地区产业结构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间存在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的提升。最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地区间应加强合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2）西南地区应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为吸引外资提供平台。（3）西南地区应整体规划西南地区经济,充分发挥FDI优势地区的福射作用。（4）各地级市间应发挥相临地级市间的产业带动作用。（5）西南地区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西部优惠政策的利用。
二、2002年度:中国各省市利用外资情况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度:中国各省市利用外资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技术产业 |
| 二、出口复杂度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出口复杂度相关研究现状 |
| 二、FDI 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
| 三、FDI 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
| 四、文献评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利用外资现状分析 |
| 一、FDI流入总量 |
| 二、FDI流入区域 |
| 三、FDI流入结构 |
| 四、FDI来源 |
| 五、FDI流入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现状分析 |
| 一、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计算 |
| 二、高技术产业各行业出口复杂度分析 |
| 三、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分析 |
| 第三章 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FDI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
| 一、投资效应 |
| 二、技术溢出效应 |
| 三、贸易扩张效应 |
| 四、产业关联效应 |
| 五、产业集群效应 |
| 第二节 其他要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机制 |
| 一、人力资本 |
| 二、物质资本 |
| 三、金融发展 |
| 四、技术创新 |
| 五、政府支持 |
| 六、对外贸易 |
| 第四章 FDI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指标选取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分析 |
| 二、区域层面分样本回归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全样本研究结论 |
| 二、分地区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培育利用外资新格局 |
| 二、加强人力资本培育 |
| 三、完善物质资本建设 |
| 四、培育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 |
| 五、加强高技术创新要素投入 |
| 六、扩大对外经济开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内地IFDI与OFDI协调发展的关系、测度与机制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共生演化理论与耦合协调理论的研究 |
| 2.2 关于OFDI/IFDI作用机制的研究 |
| 2.3 关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与中国OFDI/IFDI协调发展的研究 |
| 2.4 研究评析 |
| 3 IFDI与 OFDI演化关系—种群演化理论 |
| 3.1 共生演化模式 |
| 3.2 共生演化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
| 3.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IFDI与 OFDI协调发展的测度 |
| 4.1 数据标准化 |
| 4.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3 耦合协调度测算及结果分析 |
| 5 IFDI/OFDI协调发展机制的探索 |
| 5.1 城镇化率对地区IFDI/OFDI协调发展的影响 |
| 5.2 外资研发嵌入的中介效应 |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分类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文献综述 |
| 1.2.1 从绿色经济到高质量发展的跃升 |
| 1.2.2 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研究文献 |
| 1.2.3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文献 |
| 1.2.4 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稀缺性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1.5 空间经济理论 |
| 2.2 主要概念界定 |
| 2.2.1 高质量发展 |
| 2.2.2 环境规制 |
| 2.3 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 |
| 2.3.1 环境竞次理论与遵循成本假说 |
| 2.3.2 创新补偿理论与波特假说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
| 3.1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政策演变 |
| 3.1.1 改革开放的理论构想阶段(1978-1992 年) |
| 3.1.2 浦东引领的正式启动阶段(1993-2001 年) |
| 3.1.3 区域协调的基础稳固阶段(2002-2012 年) |
| 3.1.4 国家战略的全面开启阶段(2013 年至今) |
| 3.2 环境规制发展现状 |
| 3.2.1 三废排放先升后降,环境污染有所缓解 |
| 3.2.2 治理污染错位,命令型工具治理力度有待加强 |
| 3.2.3 规制效果明显,市场型工具调控力度逐渐加大 |
| 3.2.4 信息交互时代,公众参与型工具效果持续加强 |
| 3.3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
| 3.3.1 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经济贡献大幅提升 |
| 3.3.2 创新发展潜力巨大,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 |
| 3.3.3 协调发展趋势良好,地区差距有所缩小 |
| 3.3.4 绿色发展持续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3.3.5 开放发展基础齐备,外资和外贸波动提升 |
| 3.3.6 共享发展不断改善,经济成果惠民利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构建依据 |
| 4.1.2 指标体系 |
| 4.1.3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4.2 指标评价方法说明 |
| 4.2.1 熵权法测度模型构建 |
| 4.2.2 权重结果 |
| 4.2.3 测度模型稳健型检验 |
| 4.3 测度结果分析 |
| 4.3.1 高质量发展指数比较 |
| 4.3.2 相对接近值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 5.1 方法概述 |
| 5.1.1 自相关性检验 |
| 5.1.2 空间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1.4 空间权重设定 |
| 5.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
| 5.2.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2.2 环境规制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2.3 模型LM检验 |
| 5.3 普通面板模型分析 |
| 5.4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
| 5.4.1 命令控制型:规制效果明显 |
| 5.4.2 市场调控型:直接效应显着 |
| 5.4.3 公众参与型:溢出效应主导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环境规制对各中间变量的模型测算结果 |
| 6.3.2 各中间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模型测算结果 |
| 6.4 综合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 |
| 7.1.2 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2 利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转移产业进行有效识别 |
| 7.2.3 完善市场机制以发挥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作用 |
| 7.2.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量与质的转换 |
| 7.2.5 进一步利用空间关联加强环境规制的区域协调机制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成果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5）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 1.2.2 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 |
| 1.2.3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关系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 |
| 2.1.2 环境规制 |
| 2.1.3 绿色经济效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 |
| 2.2.2 “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2.3 “遵循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 |
| 2.2.4 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理论 |
| 3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3.1 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3.1.2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溢出效应 |
| 3.2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2.1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3.2.2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间接效应分析 |
| 3.3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 |
| 4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现状分析及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4.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1.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状况 |
| 4.1.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地区状况 |
| 4.1.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
| 4.2 我国实行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 |
| 4.2.1 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过程 |
| 4.2.2 我国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
| 4.3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4.3.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方法 |
| 4.3.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5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方法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实证方法 |
| 5.2 变量选取与描述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检验与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性检验 |
| 5.3.2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引进优质绿色投资 |
| 6.2.2 认清地区差异特征,制定适度环境规制 |
| 6.2.3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建绿色经济 |
| 6.2.4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实现人才强国战略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及科研项目 |
（6）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自贸区概念、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
| 2.2 外商投资概念、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
| 2.3 自贸区与资本流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我国自贸区及外商投资发展情况 |
| 3.1 我国自贸区发展现状 |
| 3.1.1 自贸区的前世今生 |
| 3.1.2 自贸区促进外商投资的举措 |
| 3.2 我国外商投资现状 |
| 3.2.1 外商投资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 3.2.2 外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
| 3.2.3 外商投资区域分布 |
| 3.3 自贸区外商投资现状 |
| 4.理论分析 |
| 4.1 区位选择理论 |
| 5.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方法与研究设计 |
| 5.1.1 实证方法 |
| 5.1.2 研究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5.4 基本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单期——上海自贸区 |
| 5.4.2 多期——沪津闽粤自贸区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变换政策实施时间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倾向得分匹配法 |
| 5.5.3 稳健性检验三:变换被解释变量 |
| 5.6 共同趋势检验 |
| 5.6.1 趋同性检验 |
| 5.6.2 平行趋势检验 |
| 6.研究结论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7）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自贸区概念、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
| 2.2 外商投资概念、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
| 2.3 自贸区与资本流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我国自贸区及外商投资发展情况 |
| 3.1 我国自贸区发展现状 |
| 3.1.1 自贸区的前世今生 |
| 3.1.2 自贸区促进外商投资的举措 |
| 3.2 我国外商投资现状 |
| 3.2.1 外商投资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 3.2.2 外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
| 3.2.3 外商投资区域分布 |
| 3.3 自贸区外商投资现状 |
| 4.理论分析 |
| 4.1 区位选择理论 |
| 5.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方法与研究设计 |
| 5.1.1 实证方法 |
| 5.1.2 研究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5.4 基本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单期——上海自贸区 |
| 5.4.2 多期——沪津闽粤自贸区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变换政策实施时间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倾向得分匹配法 |
| 5.5.3 稳健性检验三:变换被解释变量 |
| 5.6 共同趋势检验 |
| 5.6.1 趋同性检验 |
| 5.6.2 平行趋势检验 |
| 6.研究结论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8）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关系研究现状 |
| 1.3.1 FDI对自主创新的作用 |
| 1.3.2 自主创新对FDI的作用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自主创新、FDI溢出及协同理论基础 |
| 2.1 自主创新理论 |
| 2.1.1 创新理论 |
| 2.1.2 关于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的讨论 |
| 2.1.3 创新系统 |
| 2.2 FDI溢出理论 |
| 2.2.1 FDI溢出效应的种类 |
| 2.2.2 FDI溢出的影响因素 |
| 2.2.3 关于FDI的溢出效应的评价的不确定性 |
| 2.3 协同理论 |
| 2.3.1 协同学的基本概念 |
| 2.3.2 协同理论的应用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3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研究 |
| 3.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 |
| 3.1.1 利用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 |
| 3.1.2 自主创新对利用FDI的影响分析 |
| 3.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模式及实现途径 |
| 3.2.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关系 |
| 3.2.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模式 |
| 3.2.3 实现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协同的途径 |
| 3.3 基于布鲁塞尔模型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分析 |
| 3.3.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协同演化的布鲁塞尔模型 |
| 3.3.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剖析 |
| 3.4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理论模型 |
| 3.4.1 时间序列分析计量模型 |
| 3.4.2 系统协同度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现状分析 |
| 4.1.1 R&D经费内部支出 |
| 4.1.2 大中型企业科技人员数 |
| 4.1.3 专利授权量 |
| 4.1.4 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
| 4.2 长三角地区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
| 4.2.1 实际利用FDI规模 |
| 4.2.2 实际利用FDI方式 |
| 4.2.3 实际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
| 4.2.4 外企出口额 |
| 4.3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3.1 数据的来源及模型的构建 |
| 4.3.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4.3.3 协整检验 |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研究 |
| 5.1 自主创新子系统与利用FDI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5.2 自主创新子系统与利用FDI子系统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1 指标的选取 |
| 5.2.2 评价的对象及数据来源 |
| 5.3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4 长三角地区与中国整体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对比分析 |
| 5.4.1 中国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4.2 长三角地区与中国整体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对比分析 |
| 5.5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促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 FDI 协同发展的对策 |
| 6.1 加大高质量的外资引进 |
| 6.2 扩大外资企业的出口 |
| 6.3 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
| 6.3.1 教育政策制定者应促使教育系统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
| 6.3.2 统筹利用国内外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
| 6.4 提升长三角地区内资公司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 |
| 6.5 促进长三角地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 |
| 6.5.1 韩国、印度与海外研究中心进行国际研发合作的经验 |
| 6.5.2 继续加大引进跨国公司R&D机构 |
| 6.5.3 鼓励长三角地区本地企业积极建立研发机构 |
| 6.5.4 设立专业研发基地或研发园区 |
| 6.5.5 鼓励跨国公司与当地研究机构、大学的联合研发工作 |
| 6.6 加强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的建设 |
| 6.6.1 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研发投资环境 |
| 6.6.2 营造出优美的人居环境 |
| 6.7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
| 6.8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9）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金融开放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金融开放内涵 |
| 1.2.2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2.3 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
| 1.3 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主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开放概念 |
| 2.1.2 经济增长概念 |
| 2.2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支撑 |
| 2.2.1 金融自由化理论 |
| 2.2.2 “缺口”理论 |
| 2.2.3 市场经济理论 |
| 第3章 金融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 3.1 金融资源总量扩大 |
| 3.1.1 利用外资规模扩大 |
| 3.1.2 货币乘数效应 |
| 3.2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
| 3.2.1 提高储蓄转化率 |
| 3.2.2 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 |
| 3.3 两路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分析 |
| 4.1 两路径模型构建 |
| 4.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两路径FGLS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单位根检验 |
| 4.3.3 路径一回归结果分析 |
| 4.3.4 路径二回归结果分析 |
| 4.4 研究结论 |
| 第5章 总结和政策展望 |
| 5.1 全文总结 |
| 5.2 政策展望 |
| 5.2.1 加大金融机构“走进来”步伐 |
| 5.2.2 引资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空间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分析现状 |
| 1.2.2 实证分析现状 |
| 1.2.2.1 国外实证研究现状 |
| 1.2.2.2 国内实证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点与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基础和相关指标测度 |
| 2.1 相关理论与内涵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界定及其分类 |
| 2.1.2 产业结构优化界定及其分类 |
| 2.2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3 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 |
| 2.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 |
| 2.5 相关指标测度方法 |
| 2.5.1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测度方法 |
| 2.5.2 区域差异测度方法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现状描述 |
| 3.1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
| 3.1.3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3.1.4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现状 |
| 3.2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 3.2.1.1 地区增加值状况 |
| 3.2.1.2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 |
| 3.2.2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状分析 |
| 3.2.2.1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现状 |
| 3.2.2.2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值区域差异现状 |
| 3.2.2.3 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值区域差异现状 |
| 3.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空间探索性分析 |
| 4.1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直观描述 |
| 4.2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2.1 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Moran’s I指数分析 |
| 4.2.2 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Moran’s I散点图分析 |
| 4.3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3.1 外商直接投资的LISA集群图和显着性水平图分析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LISA集群图和显着性水平图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回归检验 |
| 5.1 模型的构建及变量的选取 |
| 5.1.1 模型权重设计 |
| 5.1.2 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简介 |
| 5.1.3 模型的构建及其指标的选取 |
| 5.2 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
| 5.3 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检验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2002年度:中国各省市利用外资情况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D]. 王伟杰.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2]中国内地IFDI与OFDI协调发展的关系、测度与机制探索[D]. 徐家祭.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3]分类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樊梦培.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0)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D]. 雷媛媛. 西南大学, 2020(01)
- [6]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D]. 敖译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自贸区设立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D]. 敖译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D]. 黄传荣. 江苏大学, 2019(09)
- [9]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研究[D]. 高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10]中国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空间视角[D]. 谭兴梅.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