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字“甲”字的形意与“甲”字文化

一、古文字“家”字形、义及“家”字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李守奎^[1]（2021）在《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以福字为例》文中指出汉字阐释一方面需要学术化,另一方面需要应用普及。汉字文化普及应当在汉字阐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以福字为例,具体展示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的过程,首先应从材料出发,从文字学角度详细描写字形、音义、构形理据、字际关系、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与其他器型和功能对比,阐释酒与福、鬼神与福之间的文化关系。文章指出网上流行的汉字文化普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汉字文化普及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建议。

越月^[2]（2021）在《《说文解字》心部形声字研究》文中指出东汉至今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作为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本义的字书,其涉猎内容广博而精深,《说文》心部下辖形声字,不仅呈现了古代心部字作为符号体系的样貌,也体现了古人对“心”的生理和心理认知。论文在对《说文》心部形声字进行整理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字的形体结构,梳理该部形声字意义体系,并结合汉字构形学、训诂学、音韵学及文化学等理论知识,阐释汉字所蕴涵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心理。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绪论部分,阐明选题研究意义,综述《说文》心部形声字已有研究成果及现状,明确研究对象,提出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将《说文》心部形声字按照字形结构分类,通过对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文字字形演变的结构描写,呈现该部字字形发展历史,总结《说文》心部形声字字形结构变化规律。第二部分,《说文》心部形声字以“心”为形符串联起来的符号意义体系,呈现古人现实世界与文化世界。第三部分,逐一分析《说文》心部声符与形声字、声符引申义与形声字及声符假借义与形声字的源义关系。第四部分,通过对汉字的形体及意义分析,揭示汉字所蕴涵的原始思维、取象思维和知觉经验。第五部分,总结全篇,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与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

杨皇红桂（DUONG HOANG HONG QUY）^[3]（2021）在《越南石碑喃字现象之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越南碑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越南国宝,从空间范围看,越南碑文在整个越南都能找到它的痕迹,从时间角度而言,第一块越南碑文是2012年在越南北宁发现的。经考证,该碑文大致可以溯源至隋朝（601年）,大约是6至7世纪初,那时候的越南称为“交趾郡”。石碑上的内容都是以汉字与喃字所写,最早的汉喃字石碑文本出现于李朝时期（1010-1225）,相当于中国的宋朝时期,因此可以合理推测石碑上的喃字出现得很早。喃字在越南从萌芽到发展、兴盛到衰落,再到现代被重点保护的整个过程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那么,越南人对石碑喃字所产生的强烈文化认同感的内在原因是通过哪些渠道来维持呢?众所周知,越南处在汉文化圈之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很多处在汉文化圈的国家不同,汉文化在越南有着特殊的历史演变轨迹使用汉字系统到拉丁文字系统,越南文字经历过历史演变后出现了独特的改变,这也是越南在汉文化国家之中最罕见的现象。根据越南历史的演变过程,17世纪前,越南尚未被法国殖民统治之时,汉字和喃文在越南享有平等的地位。17世纪中期往后,法国殖民统治末期,越南古文字被禁止使用,除旧建新,直到法国传教士Alexander de Rhodes将国语字完善并传授给越南人,从此这种文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汉喃字与国语字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现在的越南人能读懂汉字或者喃字极少,但在越南的大街小巷、寺庙、祠堂、文庙、家族家谱、传统节日活动等都可以看见石碑上的古字。为何至今越南人如此重视保护这些文物以及古文字呢?什么原因促使越南人产生保护的行为以及种下认同感的种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石碑起了什么作用而能直接影响越南人对其产生的情感?是否与历史文化记忆要素有密切关系;第二,虽然汉喃字已消灭殆尽近两千余载但至今仍得到重视,甚至每逢传统节日仍展示古文,这种“认同”的心理基础是如何形成的?第三,越南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传承、发展以及对未来教育方面的思考与出路。为了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笔者根据历史的足迹结合现代的文化现象进行第一步的田野考察,察地点包括河内汉喃研究院、胡志明市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博物馆、寺庙、宗祠等。第二步是除了考察中搜集的资料以外,还通过博物馆、图书馆、官方网络等地方查阅相关的石碑拓片以及历史书。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化认同的理论,对越南的传统节日、饮食衣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详细地记录与系统地梳理研究内容:第一,通过文献法梳理喃字历史演变与喃字文化对民族思维模式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二,通过人类学调查方法对碑刻、寺庙、墓碑、宗祠实地考察形成认同的基因;第三,通过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思维模式、心理基础、对传统节日的活动态度、宗教信仰与认识视角;第四,通过记录访问对象的口头陈述对石碑喃字文化认同的心理状态以及情感。综上,从“文化、认同、喃字现象、石碑”四个方面做了界定,引证越南人产生的情感以及认同的基因,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载体。本研究通过田野考察以及查阅文献后,在此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与梳理渊源,弄清楚石碑与喃字历史演变过程中以及跟现在的维持关系。越南人对喃字现象的内在心理产生的认同情感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探讨了喃字与文化,越南人对喃字产生深层的思维结构,然后进一步深入剖析梳理问题以及提出文化认同产生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对喃字现象产生的文化认同对教育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有效的教育方法,如何进行传承工作,对喃字研究领域培养出更多人才。同时,还将提到这些工作为将来教育发展带来的优势、以及对喃字教育的未来设想。碑上的喃字研究角度往往是历史上、艺术上、但在文化认同视角上的考察还比较缺乏。最后,本文所研究的喃字历史悠久,分布广阔,使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得出的结论还不够全面,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也十分有限,这是本研究还有待加强的方面。本文研究目的,一是为越南文化认同的理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二是为了使新一代越南人意识到喃字文化形成背景的重要性;三是强化越南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四是为越南学界提供可借鉴的现实依据。

孙婉敬^[4]（2021）在《《说文解字》之音乐类汉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文字学的经典着作,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部解释汉字形义关系、分析汉字结构、归纳汉字构形系统的文字书,也是一部记载了诸多文化现象的汉字文化专书。其中收录了反映上古至两汉时期的音乐文化类的诸多汉字,因此,《说文》也是探索古代音乐艺术的宝贵资料。《说文》中收录的音乐类汉字,不仅反映了古代音乐形式之多样、器具之丰富,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本义直接反映古代音乐事项的93个小篆正篆及21个重文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统计归纳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该类汉字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说文》音乐类汉字研究,为后续《说文》相关内容的研究尽绵薄之力。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阐述选题的研究意义,综述《说文》音乐类汉字已有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说文》音乐类汉字之形体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分析音乐类汉字正篆,对其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及形声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重点探讨形声字义符的示意功能、声符的示音功能与示源功能。音乐类汉字以形声结构为主,形声字由义符和声符构成,义符具有提示形声字意义的功能,其示意方式多样,涉及标记性义符、类别性义符等不同类型;声符可以提示形声字读音,部分声符具有示源功能。其二,分析音乐类汉字重文,涉及重文类型及其形成方式。在类型上,主要有历时重文类和共时重文类两种,其中历时重文类包括古文和籀文,共时重文类包括或体和篆文;在形成方式上,重文产生的途径主要是改换义符与声符。第三部分,《说文》音乐类汉字之意义体系。根据《说文》释义,参考《尔雅》《玉篇》等专书,结合传世文献资料与现代音乐学知识对音乐类汉字进行释义分类,将《说文》所收音乐类汉字的意义归纳为声乐、器乐和乐舞三大类,每一类又依据相关音乐知识细化为不同小类,试图构建《说文》音乐类汉字意义体系。第四部分,《说文》音乐类汉字之文化意蕴。主要结合《说文》对音乐类汉字的形义分析及相关文献资料,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与音乐有关的祭祀、军事、审美、神话等方面的文化信息。第五部分,结语。总结全文。

吕雪雅^[5]（2021）在《《说文解字》走兽类部汉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说文解字》是许慎历时二十多年编撰的一部意义深远的字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许慎首创部首编排体例,依据汉字的形义归纳540个部首,将9353个汉字统辖于各部首之下,逐一分析汉字的形义关系,并传递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部首使汉字不仅在形体上有归类的依据,而且在字义上形成共同的类属。《说文》收录的、象、虍、虎、虤、、鹿、麤、兔、?、萈、鼠、能、熊、嘼、釆、豸等17部汉字共属走兽类意义范畴。本文在语言文字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指导下,结合动物学相关理论知识,运用文献法、统计归纳法、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对《说文》走兽类部汉字进行综合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阐述选题的研究意义,综述《说文》走兽类部汉字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说文解字》走兽类部汉字之形体结构。其一,分析走兽类部汉字正篆,涉及13个象形字、19个会意字、90个形声字的形体分析。重点分析了形声字义符的示意功能、声符的示音与示源功能。义符的示意功能类型丰富,涉及类别性义符和标记性义符。其二,分析走兽类部汉字重文,包括重文类型及形成方式。走兽类部汉字重文共28字,主要涉及籀文、古文、或体、篆文和今文五种类型,形成方式多样化。第三部分,《说文》走兽类部汉字之意义体系。依据许慎释义,结合动物学相关理论知识,将《说文》走兽类部汉字意义归纳为名称类、性状类、行为类及其他类四类,其下依据《说文》释义及动物学理论知识进一步细化。其中,走兽名称类汉字数量最多,包括总名、专名共计92字。这类汉字反映了古人对走兽动物的深刻细致的认知,也反映了先民们与走兽动物的密切关系。第四部分,《说文》走兽类部汉字之文化意蕴。以走兽类部汉字为核心,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其形义,发掘其中蕴含的汉代及以前人们对走兽类动物的认识、利用及精神崇拜等方面的文化信息,展示古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的发展状况。第五部分,结语。总结全文。

翟明女^[6]（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顾晓雅^[7]（2020）在《《说文解字》之天文类汉字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历史悠久,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天文资料,其中既有天文专书,亦有保存丰富天文资料的字典辞书,《说文解字》正是其中之一。《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书,也是一部从文字训诂角度出发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状况的百科全书,其中收录了能够体现上古至两汉时期的诸多天文现象类汉字,因此,《说文》也是研究古代天文现象的宝贵资料。《说文》中收录的古代天文类汉字,不仅反映了古代天文学的相关现象,也体现了古人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体及气象的认知。论文以本义直接反映古代天文现象为汉字选取标准,在对《说文》所涉天文类汉字进行收集、整理和统计的基础上,对其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对其意义体系进行梳理,并结合历史学、天文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阐发其所蕴涵的古人认知心理和思维方式。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阐述选题的研究意义,综述《说文》天文类汉字已有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说文》天文类汉字之形体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分析天文类汉字正篆,对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形声字的声符示音功能与示源功能、义符的示意功能。形声是天文类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方式,形声字由声符和义符构成,声符可以提示形声字的读音,部分声符具有示源功能;义符可以提示形声字本义,其示意方式多样,其中涉及的类别性义符为主要类型之一。其二,分析天文类汉字重文,涉及重文的类型及其形成方式。在类型上,主要有籀文、古文、或体三类,其中古文所占比例最大;在形成方式上,主要源于造字之异同。第三部分,《说文》天文类汉字之意义体系。在许慎释义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探讨《说文》天文类汉字的意义体系,将《说文》所收古代天文类汉字的意义归纳为天体和气象两大类,每一类又依据天文相关知识细化为不同小类,其中,天体类分为太阳及时段、月亮及闰月、星宿三类,气象类分为风类、降水类、雷电类、云类、大气光象、气温类六类。第四部分,《说文》天文类汉字之传统思维方式。这一部分结合相关文献,通过对汉字的形义分析,揭示汉字所蕴涵的原始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取象思维方式及循环变易思维方式。第五部分,结语。总结全文,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员瑞^[8]（2020）在《蒙古国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研究》文中认为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与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汉字作为记录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工具,是一些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在汉字教学中引入文化知识,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而且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本文拟结合蒙古国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的具体实践,探讨在汉字字形教学、字义教学中贯穿文化信息的具体方法与策略。论文主体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材料的来源与获取。文中所涉及材料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第二部分,对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依据对本土汉语教师和六至十一年级学生的调查和分析,蒙古国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不够突出、汉字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融合度不够、汉字教学中文化信息量偏少等。第三部分,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的实践与反思。在陶立特中学教学实践中,汉字文化教学主要突出了以下方面:在汉字字形教学中,结合起源与演变,追溯汉字源起的文化基础;依据结构特点,认识汉字的构形规律;辨析偏旁部首,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等,有针对性地将汉字形、音、义一体的特点、汉字与文化的联系教授给学生;在汉字字义教学中,从立足本义,梳理汉字的文化类属;兼顾转义,领略汉字的文化韵味;关注字义演变,厘清汉字的内涵和外延等角度把汉字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合理地运用到对外汉字教学中。通过总结,本文认为,教学中还应从合理处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避免课堂教学重心的偏移;总体设计,系统规划,克服教学中的随意性;完善教学检测手段,科学考察学习效果等方面加以着力,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第四部分,课堂教学方法与策略。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总结,本文认为探究文化渊源,在比较中参悟体会;明晰造字规律,了解汉字的文化理据;遵循认知规律,结合语境辨析字义;创设文化情境,丰富教学手段等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教学实际,有助于优化课堂教学组织,并取得预期教学效果。第五部分,《“我”和“我们”》（第一课时）课例设计。在上述总结和探讨的基础上,立足于教材、教师和学生实际,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等方面尝试设计、展示《“我”和“我们”》（第一课时）课堂教学课例,并对实际教学效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张佳^[9]（2020）在《辞典学视角下《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中植物字根的构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语学习者之所以觉得汉字难学,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汉字数量庞大,多数构形复杂;二是现有学习辞典很少系统地提供汉字构造信息。本文为一部中级汉英教学辞典提供含植物字根字的构字信息。作者先从《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共3500字）中析取出27个植物字根,其中1 1个表示植物种类:木、屮、禾、竹、（?）、来（来）、瓜、韭、黍、（?）、桑;8个表示植物的不同部位:米、（?）、果、枼、朿、（?）、不、桼;8个表示植物体貌:生、丰、屯、未、端、朵、齐（齐）、丩,然后以这27个字根及其派生的623个字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相关文字学和辞典学研究的基础上,追溯这些字根及其派生字的字形演变,研判每个派生字的构造类型,用英文提供其构字信息。本文发现,构字能力最强的植物字根是木（构字193个）,最弱的是桑（构字1个）。从构字能力来看,构字能力强的字根主要是象形符和示意符,构字能力弱的字根主要充当示音符;木、中、米主要作为象形符,分别参与构字116、83、11个,（?）、（?）仅作为象形符,直接参与构字2个;竹、禾主要充当示意符,分别参与构字42、29个,黍、韭仅充当示意符,直接参与构字3个;生、丰、高、不主要充当示音符,直接参与构字17个,齐、桑、果、枼/世、（?）、桼、屯、未、朵仅充当示音符,直接参与构字37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植物字根的直接派生字可充当示音符继续参与构字。从语义的视角看,11个字根以及半数含艹、木的字表示的植物可食用或可部分食用,棉、麻等字主要表示制衣材料,含木、艹、竹的字常与建筑、交通工具或器具制作有关。从认知的视角看到,古人对植物字根的描摹体现了他们对事物基于其外形特征的范畴化;他们通过植物隐喻构建出了一些基本的抽象概念（如本、末）,通过事件转喻了一些时间概念（如秋、年）。本研究既为所服务的词典提供了植物字根的构字信息,又为汉字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资源。

赵小媚^[10]（2020）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融入策略研究》文中提出语文是学习所有学科的基础,而识字教学又是语文教学中的基础。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学生通过学习汉字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所以,识字教学的目的不能是只让学生认识汉字,更应该借助识字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小学语文教师需要正确认识识字教学与汉字文化之间的联系,使用恰当的教学策略提升小学识字教学的境界,提高学生对于汉字的认同感,亲切感,在他们心中播下中华文化的种子。本论文主要通过访谈法和课堂观察法相结合,在长沙市C学校选取三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并在低年级分别选取2个教学班,即一共4个班级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课堂观察,观察的主要内容有: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集体教研的过程、教学反思的撰写、作业的布置与批改等和识字教学相关的内容。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汉字文化融入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教师缺少实践方面的操作性强的策略,而已有的关于教学策略的研究结果大多比较笼统,不利于教师在实践中去应用。基于此,本论文结合汉字文化本身的教育意蕴与调查研究结果,构建了小学识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融入策略。教学策略根据识字教学的三个基本环节,建构了相应的策略:第一环节:导入环节,策略为直观展现策略;创设情境策略。第二环节:新授环节,策略为古今对照策略;调动感官策略。第三环节:拓展延伸环节,策略为提炼主题策略;跨界学习策略。并把策略进行步骤化,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案例。在实习中根据建构的教学策略进行识字课的教学设计并实践,课后通过自我的教学反思与对听课教师及学生的访谈得出结论,初步验证策略的可行性,并提出三点改进策略: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增加写字指导的教学策略;建立有效评价机制。

二、古文字“家”字形、义及“家”字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文字“家”字形、义及“家”字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以福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说文解字》心部形声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越南石碑喃字现象之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说文解字》之音乐类汉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说文解字》走兽类部汉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说文解字》之天文类汉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蒙古国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辞典学视角下《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中植物字根的构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融入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文字“家”字形、义及“家”字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以福字为例[J]. 李守奎. 汉字汉语研究, 2021(02)
• [2]《说文解字》心部形声字研究[D]. 越月.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越南石碑喃字现象之文化认同研究[D]. 杨皇红桂（DUONG HOANG HONG QUY）. 西南大学, 2021(01)
• [4]《说文解字》之音乐类汉字研究[D]. 孙婉敬.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5]《说文解字》走兽类部汉字研究[D]. 吕雪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6]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7]《说文解字》之天文类汉字研究[D]. 顾晓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8]蒙古国陶立特中学汉字文化教学研究[D]. 员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9]辞典学视角下《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中植物字根的构字研究[D]. 张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10]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融入策略研究[D]. 赵小媚.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标签：说文解字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汉字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