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人眼中的完美女人——薛宝钗

一、浅谈现代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薛宝钗（论文文献综述）

龚玲芬^[1]（202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

刘孟平^[2]（2020）在《论黄卫总的明清小说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汉学家黄卫总（Martin W.Huang）在我国明清小说的欲望叙事、男性叙事和自传性研究方面颇有创见,其学术成果引起了马克梦、艾梅兰等美国汉学家的持续关注。然而并未在我国国内引起充分重视,国内学者对其研究明显认识不足。黄卫总的明清小说研究贡献主要在于:在欲望叙事方面,他将学术视野投向主流小说之外的二三流小说,揭示了明清小说从“欲”到“情”的欲望叙事演变轨迹,提出了欲望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观点,探讨了女性欲望话语权、同性恋小说的情欲观念、因果和寓言的叙事模式等;在男性叙事方面,他对明代社会的男性文人友谊有着独到见解,分析总结出明清小说中的三种主要男子气概典范,即“英雄”、“好汉”、“圣人”,并且探讨了这三种典范之外的男子气概演变趋势;在自传性研究方面,他首先分析了明清时期男性文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继而归纳出清代小说作者常用的三种自传性策略:文人的自我伪装、自我错置与自我重塑。此外,黄卫总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考证与阐释并重的双向取径,体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包容的学术胸襟与独特的学术个性,其研究方法具备普遍的借鉴意义,很多海外汉学家采取此类研究方法。对黄卫总的明清小说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国内的明清小说研究,推动世界汉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其研究确有不足之处,譬如:或存在文本误读、过分阐释之嫌,其论述过程有时显得材料单薄、视角受限。

乌日汉^[3]（2020）在《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斯宝是蒙古族小说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论家、翻译家。他学习借鉴金圣叹、毛宗岗等小说理论家的丰厚理论,有力推动了蒙汉文学交流的同时,丰富了蒙古族文论遗产。毛宗岗是生活于清初的文学批评家。他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成为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经典,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哈斯宝,影响深远。本文从小说人物塑造技巧入手,比较研究了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形象创作思想上的异同。根据文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规律,将哈斯宝创作技巧、思想内涵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对把握哈斯宝学习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轨迹以及挖掘其文论的独特性有重要意义。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单梳理明清小说评点概况以及毛宗岗、哈斯宝研究的相关问题。正文分为四章内容,前三章分别从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关系设置和人物出场安排等方面详细论述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塑造技巧上存在的异同。第四章通过比较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形象创作思想上的异同,总结出哈斯宝在学习借鉴金圣叹、毛宗岗等评点家的评点传统的同时,以独特的见解扩充并提升蒙古族小说批评内涵,构建了蒙古族小说文论。

颜倩^[4]（2020）在《女性主义视域下欧阳予倩戏剧研究 ——以20世纪10-30年代代表剧作为中心》文中指出在众多男性作家中,欧阳予倩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从20世纪初期春柳社到“五四”时期,他在话剧和京剧舞台上扮演了众多女性角色。这样的演剧经历导致他对女性的内心世界有着别样的体会,使得他对于女性总是拥有特殊的关怀。欧阳予倩现存的44部剧作中,以女性人物为主要角色的剧作就高达28部,创造了各式各样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他对女性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于女性独立的热切期望和积极关注。清末民初的红楼戏创作时期,代表作有《黛玉焚稿》《晴雯补裘》《馒头庵》。欧阳予倩关注到文学经典中女性的悲惨境遇,站在历史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旧社会的封建制度,将文学史中“失语”的女性,放置于舞台中心地位,凸显封建旧制下女性遭遇的各类伦理困境。呈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对女性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愤怒。“五四”时期的他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创作了一系列广为流传的戏剧作品,代表作有《泼妇》《回家之后》《潘金莲》等。通过表现女性自我认知差异、重构女性道德观念等方式建构女性主体性。作者积极为女性发声,树立女性话语权威,呵斥男性强权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将封建旧社会下畸形的婚姻制度暴露得一览无余。抗战时期的欧阳予倩将目光聚焦在巾帼英雄身上,代表作有《木兰从军》《梁红玉》《桃花扇》等。作者讴歌女性家国情怀,让笔下的女性挣脱男性凝视枷锁,颠覆社会传统性别期望,试图打破长期以来性别二元对立的局面,彰显出作者本人的现代女性观。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史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女性关怀的剧作家。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塑造了许许多多富有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的女性人物形象,为广大妇女树立了榜样。剧本中处处呈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揭露社会问题。可以说,欧阳予倩剧作中对各类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较强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戏剧创作的艺术典范。

宋齐娜仁^[5]（2020）在《“钗黛之争”接受及作者意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钗黛之争”指红学史上对薛宝钗、林黛玉二者关系的争论,历来评《红楼梦》者,有左钗右黛、右钗左黛、护黛怜钗亦或是二美合一,各持观点,泾渭分明,两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以致好友之间“一言不合,几挥老拳”,“钗黛之争”一度成为红学史上不可调和的公案。“钗黛之争”这桩公案,两百年来随着读者不断的发展更新,可以说“钗黛之争”史就是一部简明的红学史,它反映着历代读者的审美轨迹。读者对“钗黛”形象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从基本的钗黛人物形象分析、性格差异比较,到更深入的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分析、心理人格透视、人物塑造与作者的审美心理关系、文化解读、美学阐释等等,“钗黛”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情敌关系,更是两个阶级、两种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钗黛”之间的争论也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甚至于单纯喜欢宝钗还是黛玉也不够满足人们对“钗黛”之美及人物复杂性的把握。本文从“钗黛之争”这一文学现象入手,分析历代读者对于二者的态度,研究“钗黛之争”接受史的变革,将接受美学的方法运用于“钗黛之争”的研究中,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的解释这一文学现象,将读者对“钗黛”的态度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概括,并就他们不同的“钗黛观”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标准做出分析研究。本文的出发点为“钗黛之争”这一现象,落脚点为作者创作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本意图,从《红楼梦》文本中发掘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王雪然^[6]（2020）在《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佩甫这位充满责任感和良知的作家,作为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见证者身份,通过对巨变时代里的乡村建构,对农民精神困惑的捕捉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反思,用作品尝试解决“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现代问题。论文试图通过揭示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变迁过程的历史阵痛来探究其叙事特征及文学史意义。“平原三部曲”探讨了广大农民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应该走向何处以及如何走向何处的问题。李佩甫的文学书写中有追问、有救赎、有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文学豫军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展示创作成果和学术界关于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小说的研究概况,发现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其次,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指出李佩甫的思想主题,进一步提出研究意义。第二部分是第一章,主要分析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小说思想蕴涵。本章从城市与乡村主题厘定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传统与现代、城乡游走寻梦等一系列话题,并由此看到李佩甫的两难情感。第三部分是第二章,主要分析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艺术特色。本章从小说的叙事手法、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三方面入手,探究“平原三部曲”中的形式艺术。正是这样合理的形式,彰显了“平原三部曲”对现代化的反思。第四部分是第三章,探究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文学史意义。李佩甫的创作受以往乡土作家乡土文学精神的影响,并对其进行接续。论文对其中的局限和发展一并进行阐述,李佩甫的创作阐明了中原人的精神隐忧,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第五部分是结语,这位河南当代乡土作家,思想的内里守望着乡土又聚焦着社会现实,假若不熟知平原人的精神困境写不出“平原三部曲”,他既批判传统积习又本着启蒙、建构的思想,对农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也是李佩甫对传统书写的超越,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杨诚^[7]（2020）在《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文中提出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红楼梦》的一项伟大艺术成就;在红学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重头戏,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相关翻译研究中却是薄弱环节,研究数量较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少。本论文采用Langacker的认知识解理论,从详略度、辖域、视角与突显四个维度对霍克思译本前80回中对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和王熙凤的相关描写在微观层面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位女性人物各自在译本中的形象变化以及变化的共同特点,并且运用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诠释学、操纵学派等翻译理论探讨了人物形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霍克思译本中语言的偏离,论文发现译作中四位女性人物的形象均有较大变化。黛玉的悲剧性大为下降。原着中黛玉是典型的悲剧形象。她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她与宝玉朦胧纯真的爱情最终未能如愿;贯穿全书的还泪神话以及围绕她设置的一系列悲剧意象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氛围。霍译在外貌描写上突显的是其优美而非病弱,而她的言语行为均较原着激烈,使其柔弱的形象被削弱;在宝黛爱情描写中,霍译增加了大量解释,导致原文朦胧的爱情描写变得直接,她对宝玉的深情也被淡化;而且霍译忽略了还泪神话在全书的照应,又因中英文化背景的差异,大量悲剧意象在霍译中无法再现,黛玉整体形象的悲剧性也随之降低。宝钗由“冷”变“热”。原着中,宝钗是淑女典范。她思想言行均循规蹈矩;待人接物中规中矩,态度温和但保持距离;同时书中围绕她有意设置了许多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共同构建了其“冷美人”形象。霍译中,她虽然思想更显得正统,行为却有了一份随意与率性;她待人的分寸掌握欠佳,有时更严厉有时又太亲热,未能再现她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冷冰冰的形象;加上一些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在译本中无法再现,其“冷美人”形象在霍译中被消解。探春更加敏感精明。原着中,探春因明敏精干而被赞为“敏”。她精明能干;虽然对生母赵姨娘也有尖刻的言辞,但本质上是大家闺秀,温和文雅,平时对赵姨娘也按礼尊重。霍译中,她作为管理者的精明威严被进一步突显;对赵姨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敏感尖刻;而她高雅、守礼的闺秀特质却被弱化,她由闺秀中的政治家蜕变为完完全全的精明管理者。熙凤更辣更鲜活。原着中,王熙凤性格中最为突显的特征便是“辣”。她当家理事周到老辣;在贾瑞、尤二姐事件表现得虚伪毒辣;尽管为人圆滑,也不敢越礼,其言行却有着贵族妇女少有的泼辣。霍译中,凤姐变得更精明强干;她对贾瑞、尤二姐更虚伪,因此更反衬出她的毒辣;她更能说会道,更圆滑,也更泼辣凶悍;同时,她说笑的方式也更丰富多彩。整体上,霍译中的凤姐个性更强烈,形象更鲜明。霍译中四位女性变化虽各不相同,但大的方向却基本一致,即均指向闺秀特征的弱化与个人能力与个性特质的强化。原着中,无论是标准淑女宝钗还是有点小性儿的黛玉,也无论是对生母比较尖刻的探春还是个性最张扬的“凤辣子”,本质上都是礼教熏陶出来的大家闺秀,而霍译中她们的守礼言行均有被忽略的趋向,而她们与当时闺秀要求不甚相符的一些特质,如黛玉的聪慧、探春的精明、熙凤的能干与泼辣等,在霍译中均被进一步突显。霍译中女性人物形象之所以会发生以上形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为译者在译文中重塑人物形象提供了空间。《红楼梦》文本中空白与未定点特别多,模糊的语言表达与难以复制的文学意境客观上为多种诠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中西文化差异使译者无法在译文中还原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而中英语言的差异使书中采用的一些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无法再现,文化的差异则造成了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流失,它们均导致了人物形变。再次,译者的思想观念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译文中人物形象的改写和重塑。曹雪芹与霍克思时代不同的社会观念通过作者与译者分别影响了原着与译着。霍克思以平等的等级观改写中国传统家庭的森严等级观念,使四位女性人物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更多的平等倾向;他还以平等的女性观改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形象,霍译中女性都不自觉地染上了现代女性的影子。研究表明,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察看翻译文本,能帮助我们见微知着,从细微的差别中品味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看出译者对作品人物的态度。经典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化难以避免,我们既要坦然接受翻译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形,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化融合,从而缩小翻译中的变形。

周碧琬^[8]（2019）在《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牡丹文化研究》文中指出生态美学是一门建立在生态审美基础上的,结合了美学、哲学、植物学、生态学和文化学相关知识的新兴学科。它将人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研究人与自然界中各种客体互相关联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并将生态整体性观念作为审美价值取向,追求一种人作为主体内在与自然作为客体外在的和谐统一的关系。本文结合生态美学的相关理论,从生态审美角度对中国牡丹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形态发展历史,长期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发生紧密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植物作为自然物,人们通过对其的认识与发掘,逐渐将其作为审美对象,并赋予了植物丰富的文化内涵。牡丹是中国原生性植物之一,具有花朵硕大、色泽鲜艳等审美特点,被人们赋予了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等文化象征。中国牡丹文化生态美的形成与发展以中国植物文化和生态美学相关理论作为依托。中国植物文化的形成以植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为基础,同时也彰显着生态美学的种种理论。中国牡丹文化的生态审美形成过程中,人们通过对牡丹从实用层面到审美层面的视角转变,运用“比德”和“移情”对牡丹进行审美观照,进一步赋予了牡丹雍容华贵、不畏强权等人格化精神品质,使其具有生态美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寓意。具体体现在我国现存着大量展现了牡丹生态美的文学作品,从诗词歌赋到小说典故等,以及历朝历代以牡丹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等。生态美学理论中参与美学、生态本体论和生态存在论等相关概念,体现了中国牡丹文化审美的“家园”归宿与“诗意”追求,为当代以牡丹产业作为发展中心的洛阳、菏泽等城市带来经济上的发展机遇和生态城市美学的构建启示。

谢依伦（CHIA JEE LUEN）^[9]（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吴昊^[10]（2018）在《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文中提出《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思想价值在于具有初步启蒙精神的人文现代性。主人公的哲思、女性意识、悲剧意蕴都寄予了作者对礼教制度和象征秩序的质疑和委婉批判,表现出对婚恋自由、信仰自由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亦即本研究所言的《红楼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土壤里生发出的“现代性”,代表着文学对时代走向、社会变革的感知与回应。另一方面,处于近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日本翻译界,如何接受与理解、重组与表现《红楼梦》的现代性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本研究“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通过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看,编译本由于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因而,较之全译本更能显现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本论文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期得出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按照日本近现代史分期和实际出版情况,本论文将编译本体系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二战前草创期（1916-1931）、战败初期发展期（1945-1950）、战后经济发展成熟期（1950-1972）、后现代转型期（2000-至今）。各历史阶段代表性译本依次显现日本主义—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绝大多数编译的主调是幽艳颓废的才子佳人悲剧,而原着具有思想深度与社会广度的部分,如主人公的生命感悟、女性群像的自觉意识、贾府人际关系与社会现实（包括官府讼诉、佃户经济、僧尼青楼）的内容大部分被删,使编译成为“去历史化”之后的红楼故事。整体而言,日本浪漫主义是《红楼梦》的接受“小传统”,《源氏物语》作为常见的比拟对等物出现,可见日本诗学传统的自我映像（self-image）影响力之深远。大多数编译以“色空观”宿命论作为主旨思想,其背后是赏玩主义式的、男性式的审美凝视。客观地说,《红楼梦》的“现代性”元素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再扩大地看,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文化整体,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都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现代性精神,人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与抗争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常见的主题。在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的现代日本文化背景下,《红楼梦》的现代性却在大众传播领域百年间基本隐而不现。历史总在反复,从中可见日本文化界现代性的复杂与问题所在。作为少数特例,战后初期编译本曾借宝玉之口提出“作为人”的质问和思索,带有战后派存在主义写法的影子。另一例是当下日本文学多元化语境中,华裔女作家首次以女性视角关照社会问题的编译本。这本带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张扬自由与平等的改编本,以新时期的话语映现了原着的启蒙现代性主旨。作为编译本系统内的“熵”,这两部少数派改编提示了“色空观”为主流的红楼改编思路应顺应时代做出调整,以扭转与时代脱节的弊病。编译本质上说是以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着有目的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

二、浅谈现代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薛宝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现代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薛宝钗（论文提纲范文）

（2）论黄卫总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女性主义视域下欧阳予倩戏剧研究 ——以20世纪10-30年代代表剧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钗黛之争”接受及作者意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牡丹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谈现代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薛宝钗（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D]. 龚玲芬.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论黄卫总的明清小说研究[D]. 刘孟平.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2)
• [3]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D]. 乌日汉. 内蒙古大学, 2020(11)
• [4]女性主义视域下欧阳予倩戏剧研究 ——以20世纪10-30年代代表剧作为中心[D]. 颜倩.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5]“钗黛之争”接受及作者意图研究[D]. 宋齐娜仁.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创作研究[D]. 王雪然. 伊犁师范大学, 2020(12)
• [7]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D]. 杨诚. 湖南大学, 2020
• [8]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牡丹文化研究[D]. 周碧琬.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10]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D].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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