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极(意义)的实践”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周思瑶[1]（2021）在《抖音短视频中新冠疫情情绪信息形成与传播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是短视频社交时代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整体媒介生态与传播环境相较以往而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短视频成为疫情与新媒介双重语境下情绪表达的延展场域。本文以“抖音APP中新冠疫情短视频”为研究对象,综合使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通过四个章节的论述,着重对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以何种方式表达,表达了何种情绪倾向与情绪类型,情绪传播路径、传播特征及传播效力如何呈现等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情绪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框架提出合理思考。研究发现,第一,在新冠疫情短视频中,媒体相较于“事实型”更倾向于使用“事实/情绪混合型”的表达方式,新闻客观性原则在此情境下产生了新的变化;在情绪表达内容层面,积极情绪为主要情绪倾向,振奋情绪类型被表达的频率最高,情绪表达受到议题类型、传播符号与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影响。第二,在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无情绪”的传播效力最强、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在传播效力上依次递减,“积极情绪的表达”与“消极情绪的传播”在实际语境中形成了一种对抗式框架;在传播路径层面,情绪被健康议题唤醒,线面串联促成了情绪感染,注意力离场使情绪循环弱化。第三,情绪信息扩散的内在动力源于情绪动员,意见领袖、个人用户和企业较媒体、政府和其他主体更倾向于使用情绪动员,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更易引起情绪动员,在具体的情绪类型中,属于积极情绪倾向的情绪类型在情绪动员方面更加显着。第四,在疫情语境下的情绪传播中,面对情绪裹挟下的“信息疫情”、情绪同质下的“认知麻木”、情绪表达中的“商业噪音”等问题,应建立人文关怀框架、多元协同框架、健康传播框架予以应对。
谢文韬[2]（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靳冠辉[3]（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郝志昌[4]（2021）在《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与共同交往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不断地探索与建构“更值得一过的”共同体的进程。我们看到,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再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共同体视为他们关键性的致思取向。这种致思取向对于阿甘本而言,同样如此。不过阿甘本的贡献是,在既有的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之外,阿甘本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并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阿甘本力图以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并从而将生命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不正义、不自由的境遇揭示出来。而此种分析模式,亦即以生命政治的视角通观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在阿甘本看来,是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所忽略、遗留下的盲区,对此盲区的补遗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强烈的“问题意识”。舍此,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诸多的“乍眼”之事实（如集中营的再度显现）便无从给予其更为切中肯綮地回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在其方法论上严格地遵循他所指认的“哲学考古学”、“范式”以及“签名理论”。在此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中,阿甘本开显出了异质于福柯、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并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诸多衍生性术语（如至高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神圣人等等）,从而自洽地将其导向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分析上。其中,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表现为法权形式的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溢出,这一溢出虽是必要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危机性的后果。实际上,阿甘本正是借助法权形式的生命政治实践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在诸多文本中,阿甘本都强调这一法权形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严丝合缝的关系。比如,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同意如下看法:每个共同体都是由archon（下令的行政官员）、接受命令的人,以及第三个元素,法律,所组成。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中,阿甘本也同样承认:共同体与权力严丝合缝地相互对等,因为共同体原则同一切权力的结合乃是所有共同体必然潜在的特性的一种功能。而正是主权权力及其它天生所携带着的法律之例外的属性,架构着人类共同体的悖论性结构,即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并支撑着内部的常规法律,但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从而生命被此种悖论性的结构牢牢宰制、捕获、征用与奴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阿甘本从法权形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理论底色是宗教神学。或者毋宁说,阿甘本正是得益于对宗教神学的颠覆性思考,才真正独具特色地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以法权的公式标注出来。在阿甘本看来,原本隶属于宗教神学的神圣这一概念,绝非是一个美好的、崇高的意象,而是相反性地表现为暴力性的排除、分隔机制。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诸神正是经由祭祀的暴力性实践将凡俗之物从“人间法”领域中排除、分隔出去,从而将其交付给“神法”之域,以此诸神可以对凡俗之物进行绝对性、独一性、特权性地占有。“神法”恰恰就是“俗世法”抑或“人间法”的必要性例外,前者支撑着后者。阿甘本发现,而在现实的法权领域中,法权本身的具体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呈现,这让法权本身的超验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神学范式的说明。因为至高主权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效仿了神圣机制,它自身同样指向俗世的常规法律之外,而这个常规的法律之外不再是天国的“神法”,而是现实中的“无法”空间——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同诸神一样对事物获得了一种特权式的使用与占有。主权不受俗世的正常法律约束,但它却约束正常法律,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法”并有“合法”的权力去打断自身,开启例外。这样一来,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就此形成,后者同样为前者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就像神圣为俗世提供普遍性支撑一样。所以,主权在其面相上不过就是诸神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言人,主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不过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显现。阿甘本认为这一结构性公式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始终存在。基于此,我们以此结构性公式为线索,条分缕析地勾勒出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同一性结构格局,并相应地将赤裸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出来,进而确证这一结构性格局的极端悖论性、危机性及其对之扭转的必要性。否则,按照阿甘本的判断,我们就只能生活在集中营式的共同体中。因为,至高主权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无论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翻新与更迭,但它的本质——例外治理——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看到,从古代共同体中的生杀大权,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人民主权,以及景观时代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主权,它们无一不奉行着法之例外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主权无论表现为何种面相,世俗化的神圣机制始终在场,这意味着它的暴力性面相从未改变过。只有这样,它的绝对性、权威性与独一性的力量才能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因此之故,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在政治至高主权的架构下也始终表现为法律+法律之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拒绝接受我们所直面的问题是“新的”问题,而是隐藏了两千多年的并且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旧的”问题,阿甘本深切的担忧正在于此。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遇,阿甘本极力筹划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在阿甘本看来,“来临中的共同体”中不存在此种悖论性的结构格局,生命能够“如其所是”的获得自由的身价。要想通达“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亦即在悖论性的结构中被捕获的生命,需要一种“非潜能”意识的支撑。“非潜能”意识是有能力说“不”的意识,它同时也是“能不”实现的至高的潜能,它是洞察既有的法权机器运作之奥秘的智识,更是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化行动中就表现为对神圣机制的亵渎。阿甘本的亵渎方案所诊断的正是神圣机制,它以不作为、不实现的具体行为姿态无视、玩忽神圣机制的分隔结构,使其停滞与失效。这样,经由亵渎方案的政治化操作,阿甘本相信“来临中的共同体”会在弥赛亚式的当下时间的“收缩”中为我们敞开,在其中,政治表现为真正的政治,生命表现为本真的生命——“任意的独体”。这是阿甘本给予当今时代我们所共享之现实的生命政治致思路径的关切与努力。纵观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激进的弥赛亚主义重构之后,我们必须一方面看到阿甘本思想中的真正闪光点,但同时更要在另一方面看到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体现为他忽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刻性,并从而在对新的共同体的筹划上失去了真正的“准星”,以至于最终跌入到了弥赛亚主义的政治虚无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根源上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更能够以此为基础,为阿甘本弥赛亚主义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筹划提供“此岸”的“还原”——真正的共同体。否则,阿甘本对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批判只能是“半截子式”的、不彻底的批判,并且,其亵渎的救赎之路也将总是耽于想象之中而无力自拔。虽然阿甘本青睐于将当代的现实难题纵向地回溯到古代的历史与宗教的神话之中去探寻答案,但是由资本所操控的当代现实难题,绝不能被前者所忽略甚至被前者所代替。马克思的着力点就在于后者,即对资本的深刻分析之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将阿甘本的思想无条件地拿来使用,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深挖与再推进,从而使其真正地大放异彩!
刘攀[5]（2021）在《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员工是组织成长和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确保他们尽可能快地适应组织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起初,组织社会化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来探索促进新员工适应组织的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员工的主动行为逐渐受到了重视。然而,学者们主要关注新员工主动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而忽视了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新员工如何寻求信息或反馈以促进社会化,鲜有学者注意到新员工也会主动向组织成员提供信息或建议。基于此,本研究将通过对新员工建言行为与组织社会化作用关系的探讨以揭示新员工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存在的双重影响,从而填补现有组织社会化研究的空缺,并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人际吸引理论和社会说服理论,以“新员工建言行为→领导感知→领导支持→组织社会化”为思路,构建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提出了十三个研究假设。基于研究需要和目标,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设计了初始问卷。通过征求专家意见、员工访谈、小样本预测试及小组讨论,本研究从表达方式、内容上完善了初始问卷,以此作为正式调研所用。本研究从中国两家大型企业收集了研究数据,并最终获取了291份有效样本数据。本研究先对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接着采用层次回归分析、优势分析法及自助抽样法检验了变量间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抑制性建言,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对领导能力感知的作用更为显着;相反,相较于促进性建言,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意愿感知的作用更为显着。新员工促进性建言通过领导能力感知对领导支持有着显着的正向作用,新员工抑制性建言通过领导意愿感知对领导支持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领导支持与角色明晰、任务掌握及社会适应均有着显着的正向关系。建言建设性显着调节了新员工建言行为与领导感知之间的关系,即建言建设性水平越高,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对领导能力感知的正向作用越大,而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意愿感知的负向作用越小。此外,建言建设性显着调节了新员工抑制性建言与领导支持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建言建设性水平越高,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支持的间接负向作用越小。基于实证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新员工的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有着双重影响。新员工主动建言行为会影响领导对其能力或意愿的评估,进而影响到领导对新员工的支持行为,并最终影响到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促进性建言表明新员工具有帮助领导实现目标或完成任务的能力,因而领导更愿意与新员工进行互动,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其顺利地完成社会化。与之相反,抑制性建言容易引起领导对新员工意愿或忠诚的质疑,导致领导对新员工的支持或帮助会比较少,从而不利于新员工社会化的完成。（2）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感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促进性建言表明新员工具有明显的促进定向,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还能够激发团队的积极情绪。相比之下,新员工抑制性建言无法准确描述潜在的问题或风险而会被领导认为新员工只是在表现自己。因此,促进性建言比抑制性建言更能引起领导对新员工能力的感知。另一方面,新员工抑制性建言是对领导所认为合理行为的质疑,是对领导日常事务的批评。这种行为通常会引发领导的消极情绪,使得领导认为新员工缺少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意愿;而新员工促进性建言与组织或领导的目标相契合,所以不会引起领导的强烈反应。因此,抑制性建言比促进性建言更能引起领导对新员工潜在意愿的感知。（3）高建设性的建言行为更容易被接受,即便是对领导工作的批评（抑制性建言）。如果新员工提出的促进性建议是有据可依、描述准确的,领导会认为这些建议更有可能成功实施,进而增加了对新员工能力的肯定。同样地,如果新员工能从专业角度准确地识别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而不只是为了批判问题,那么领导也将更容易接受抑制性建言。因此,建言建设性有助于提高领导对新员工建言行为的积极评价。（4）领导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在工作中,领导是新员工获得信息、指导和反馈的重要来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领导支持能为新员工提供情感支持,使其获得心理安全感和归属感,敢于表现自我。同时,领导支持能为新员工提供信息资源和工作反馈,使其能更有效地完成组织任务和目标。因此,领导支持有助于新员工明确角色、掌握工作技能以及融入组织。本研究具有以下创新点:（1）本研究指出了新员工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存在的双重影响。现有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新员工主动行为带来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主动行为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对于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负面影响的探索弥补了当前研究领域对新员工主动行为的认识不足。同时,本研究也为新员工主动行为与组织社会化关系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日后深入开展新员工主动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本研究揭示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深化了对两者关系的理论认识。基于人际吸引理论,本研究以领导能力/意愿感知和领导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机制。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作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作用机制的构建与验证揭开了新员工建言行为作用于组织社会化的研究“黑箱”,深化了对新员工主动行为与组织社会化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3）本研究从人际吸引的理论角度拓展了领导对建言反应的研究。现有关于建言行为与领导反应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不同的观点。本研究基于人际吸引理论从个体知觉的角度探讨了领导对不同类型的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认知反应,丰富了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的差异化研究,同时为探索建言行为与领导反应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4）本研究从建言质量的角度探讨了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因素,丰富了建言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建言频率、建言方式对领导反应的影响,而忽视了建言质量这一因素。因此,本研究引入建言建设性这一变量探索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的边界效应,弥补了建言质量与建言效应作用关系研究的不足,深化了对建言行为作用效果的理解,丰富了建言行为权变因素的相关研究。
郝晓庆[6]（2021）在《李建军文学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李建军一直致力于批评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实践。他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期望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来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构建健康的批评观。他的批评文章既有深刻的批判精神与思辨意识,也有温暖的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三章,绪论部分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深入挖掘李建军文学批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主体。阐释中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作品对其批评理论的具体影响,并阐释其批评理论的核心——小说修辞理论,主要从小说的修辞主体、修辞技巧和修辞效果三方面来论述。第二章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行个案分析,梳理其小说修辞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主要从小说的作家形象与人物形象、小说的形式以及小说的主题内容与道德表达三方面来论述。第三章论述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及启示意义。详细分析他主要使用的文本细读与比较,同时论述其批评风格在批评文章中的具体表现,总结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孙颖[7]（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景文娜[8]（2021）在《赋能理论视角下新确诊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缓解研究 ——基于J省肿瘤医院小组工作实践》文中提出乳腺癌已居于威胁女性群体身体健康的癌症榜单首位。乳腺不仅是女性的性别、性器官标志,更是女性践行哺育功能,履行社会角色的基础。因此乳腺癌确诊是较大的负性事件,极易使患者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引发个体产生功能弱化及失能问题。对此,本文从赋能理论挖掘、赋予个体潜能的视角出发,介入新确诊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压力问题。通过心理压力量表问卷的测量调查及医患沟通,最终7位新确诊乳腺癌患者被选为本次研究对象。实地与患者访谈调查后,社工发现新确诊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压力存在:（1）自身层面:恐惧死亡与形体残缺、质疑检查结果忧思疾病致因、自责自我价值感降低与风险规避不足、担忧治疗过程-效果的不确定性四种表征;（2）家庭层面:担忧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自责加大家属压力负荷两种表征;（3）社会支持层面:忧虑社会支持不足、担心交往关系受挫两种表征。导致患者上述压力的主要原因是:（1）患者自身应激能力与个性状况、（2）患者家庭经济与情感支持度、（3）患者社会支持的主体与力度情况。由此可见患者的需求有:（1）自身层面存在普及病症知识、调适压力情绪需求;（2）家庭层面存在减轻家属照护压力、优化家庭沟通模式;（3）社会层面存在提升社会关注与支持需求。乳腺癌治愈周期较短,患者还存在非连续性住院治疗问题。因此,小组工作服务时期相对较短、受众范围较广的特性,比较适合对此类患者进行介入服务。针对患者多维向度的压力缓解需求,社工为其进行了自身方面的乳腺癌病症知识讲解、正念减压与乳腺癌术后康复操等知识与技巧赋能服务;家庭方面的良性家庭沟通等赋能活动;社会支持方面的抗癌人物历程、抗癌微电影及抗癌爱心厨房资料分享等赋能活动。期间,社工还为其穿插确诊压力分享、抗癌动力发掘、家人间心声吐露、自助减压尝试等环节,调动患者的自主意识,辅助不同赋能目标的实现。这些小组活动为患者带来了知识拓展、技能运用、资源支持方面的赋能服务。本研究发现,医务社会工作支持小组可以有效缓解新确诊乳腺癌患者群体的心理压力问题。心理疏导是纾解心理困境,构建个体心理调适机制的有效关怀模式。赋能服务可以帮助患者觉察自我潜能,形成自我帮助意识。
万鹏宇[9]（2021）在《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及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视察天津中关村科技园时强调“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在创新驱动的战略背景下,鼓励员工创新俨然成为企业发展和优势获取途径中最受欢迎的方式（贾俊生,2020）。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组织鼓励员工创意产生的努力与推动员工创意实施方面的努力并不一致（Augsdorfer,1994）。受限于相对滞后的制度、僵化的层级结构和组织资源的有限性等（Lin,Mainemelis&Kark,2016）,员工仅有少部分创新想法会被正式采纳。对于那些无法获批甚至受到否定的创新想法,仍有相当多的个体会借助越轨方式践行（王弘钰、万鹏宇和张振铎,2020）,这种员工坚信自己的创意会为组织或组织成员带来预期利好,主动违背重要群体参照规范的创新行为,则被称为越轨创新行为（Creative Deviance）（Augsdorfer,2012;黄玮等,2017;王弘钰、万鹏宇和张振铎,2020）。近年来,越轨创新行为在组织内频发（Augsdorfer,2005）,加上越轨创新行为“目的合理”、“手段违规”的双重复杂属性,越轨创新行为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1）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测量。Criscuolo团队、Lin团队分别开发了单维结构的越轨创新行为量表,邹纯龙（2020）基于过程视角将两者组合后修订出了二维结构量表;（2）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被学者广泛探讨,形成了完备的体系;（3）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研究相对薄弱,对于探究越轨创新行为影响结果需要回答的最基本问题“越轨创新行为促进还是抑制员工创新绩效?”出现了较大争议,且实证结果不一致。已有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未能基于组织规范视角开发出越轨创新行为的有效测量工具。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目前越轨创新行为结构和测量中存在重大缺陷:（1）混淆了越轨创新行为与抗令创新行为（陈超、刘新梅和段成钢,2020;吴颍宣等,2018）,多数研究将创新行为是否越轨等同于创新行为是否直接或潜在违背领导命令,认为公开违背或私下违背领导命令的创新行为,就叫做越轨创新行为（邹纯龙,2020）。这种做法显然曲解了“轨”的内涵,以偏概全,缩小了越轨创新行为的范畴（吴颍宣等,2018）;（2）现有越轨创新行为量表缺乏合适的理论基础。Criscuolo团队、Lin团队的量表开发缺乏理论支撑,邹纯龙（2020）基于过程理论将现有量表合并,但基于过程理论的划分法适配范围过于广泛（各种形式的创新行为甚至变革行为、建言行为等都是想法到行为的过程）,没有抓住越轨创新行为区别于创新行为整体范畴的核心特征,不能剖析出越轨创新行为在内涵与结构上的独特之处。（2）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不一致问题尚未解决。探究越轨创新行为影响结果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越轨创新行为是否提高员工创新绩效?遗憾的是,该问题争议较大,测量工具的缺陷和不统一更加剧了争议,出现3种结论:（1）越轨创新行为促进员工创新绩效（Criscuolo,Salter&Wal,2014;王弘钰和万鹏宇,2020）;（2）越轨创新行为总体上促进员工创新绩效,但有些情况下会抑制员工创新绩效（黄玮等,2017）;（3）仅当员工和领导同时具备某些条件时,越轨创新行为才会带来创新绩效,缺失任一条件,都将导致该路径不成立（赵斌、古睿和李瑶,2019）。彻底弄清越轨创新行为和员工创新绩效的不一致关系,才能为探究越轨创新行为对团队、组织的影响构建基础,否则,越轨创新行为在其它层面上影响结果的研究都会成为“空中楼阁”。（3）对越轨创新行为差异化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情境边界关注不足。以往研究从地位、创新自我效能等角度尝试解答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不一致的问题（黄玮等,2017;王弘钰和万鹏宇,2020）,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越轨创新行为测量上的缺陷和不统一,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并诱发争议。黄玮等（2017）采用私下角色创新视角的越轨创新行为量表,赵斌、古睿和李瑶（2019）则采用违抗领导命令视角（又称抗令创新视角）的越轨创新行为量表,这两个测量工具均存在内涵和维度上的缺陷;（2）情境因素的选择过于零散,并未基于系统理论及其子理论进行合理甄选;（3）情境因素的选择缺乏针对性,难以区分在何种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赋能”或“负担”。（4）对越轨创新行为差异化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机制关注不足。以往研究仅关注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鲜有从微观视角关注其中的作用机制,更缺乏辩证和整合的视角探讨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资源增益-资源减损”的双刃剑机制（段锦云、杨静和朱月龙,2020;Halbesleben,Harvey&Bolino,2009）。作为建设性与叛逆性的集合体,越轨创新行为通过什么样的内在“收益”机制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通过什么样的内在“代价”机制阻碍员工创新绩效?双刃剑机制的边界又是什么?还不得而知。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构建了三个子研究予以解决。子研究1回溯国内外越轨学派维度划分的依据,选取组织规范理论,通过个人访谈（20名员工）、焦点小组访谈（8个小组）、探索性因子分析（N=311）和验证性因子分析（N=325）等,探索基于组织规范理论的越轨创新行为结构,开发对应的测量工具（子研究1）。针对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分别构建了两个子研究。子研究2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借助219名员工的两阶段数据,从宏观的情境边界视角探索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检验了组织创新氛围、领导权变激励和领导容错性的调节作用,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何时正向影响、何时负向影响以及何时无法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子研究2）。子研究3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借助399名员工的两阶段数据,从微观的资源机制视角探索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通过促进资源整合提升员工创新绩效的资源增益路径以及个人声誉对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同时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通过导致自我损耗抑制员工创新绩效的资源减损路径以及心理韧性对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子研究3）。通过三个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越轨创新行为是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二阶三因子构念,组织型越轨创新行为是之前量表未包含的新维度;（2）越轨创新行为是员工创新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3）组织创新氛围是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在高组织创新氛围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显着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在低组织创新氛围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无法显着影响员工创新绩效;（4）领导权变激励是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在高领导权变激励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显着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在低领导权变激励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显着负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5）领导容错性是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在高领导容错性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显着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在低领导容错性的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显着负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6）越轨创新行为通过资源整合这一中介变量提升员工创新绩效,个人声誉对该条资源增益路径起强化作用。研究发现,资源整合在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中介效应随着个人声誉水平的提高变强,在高个人声誉水平下,资源整合的中介效应最大;（7）越轨创新行为通过自我损耗这一中介变量抑制员工创新绩效,心理韧性对该条资源减损路径起弱化作用。研究发现,自我损耗在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中介效应随着心理韧性水平的提高变弱,在高心理韧性水平下,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最弱且不显着。研究理论贡献如下:（1）界定了越轨创新行为的内涵与结构,丰富了组织规范理论的应用范围;（2）发现了组织型越轨创新行为的新维度,增加了越轨创新行为测量的完整性与科学性;（3）揭示了组织创新氛围对越轨创新行为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边界作用,推动了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4）揭示了领导权变激励、领导容错性对于区分越轨创新行为何时显着正向、何时显着负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边界作用,推动了个人-上级匹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5）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资源增益的作用机制和边界,从资源整合与个人声誉的视角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6）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资源减损的作用机制和边界,从自我损耗与心理韧性的视角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研究管理启示如下:（1）有助于企业识别越轨创新行为,更好地管理员工和完善组织规范;（2）有助于企业强化组织创新氛围,推动越轨创新行为的创新绩效转化;（3）有助于企业加强领导权变激励和领导容错性建设,推动越轨创新行为的创新绩效转化;（4）有助于企业和员工借助越轨创新行为完成资源整合与绩效增益,借助个人声誉强化越轨创新行为的“收益”;（5）有助于企业和员工减少越轨创新行为导致的自我损耗与绩效减损,借助心理韧性阻断越轨创新行为的“代价”。
张文[10]（2021）在《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因而被惯用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中共敌后抗战史为突破口,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期达到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对于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的入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其危害所在,并号召社会各界加紧对其批判以压缩其生存空间。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传统媒体日趋规范化管理和社会多方力量的联合批判下式微,逐渐丧失了以“硬性”（1）方式攻击中共敌后抗战的现实空间,由此逐步被压缩于网络虚拟空间。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借以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将网络空间视为大行虚无之道的“传声筒”和“扩音器”,抵御社会批判的“防空洞”和“避风港”。中共敌后抗战评价深受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荼毒,在其“预设目的”“重新评价”的话语表达中,中共敌后抗战史被其以碎片化、娱乐化等手段肆意解构和重新建构,从而得出了与客观评价截然相反的结论。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利用这一重大时间节点翻中共敌后抗战“旧账”,煽动网络负面舆论,影响人们既有的历史认知,任由其蔓延,会造成人们历史观的混乱,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武器”,以唯物史观批判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有利于丰富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成果,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时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亦具有重要意义。对此,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历史学相关理论,分析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特点,揭示其实质、危害,并结合对其产生的原因分析,提出治理措施。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绪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明选题的背景及意义;二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述评;三是阐释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四是界定“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和“中共敌后抗战”。第一章通过对网络平台中关于中共敌后抗战评价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搜集和整理,结合传播学理论阐述其最新表现样态、分析其特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敌后抗战的虚无略失显性化,更多以“软性”（1）样态隐蔽性地诋毁敌后抗战的历史人物、歪曲敌后抗战的历史事件、否定敌后抗战的主要作用、抹黑敌后抗战的政党形象。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较现实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互联网普及初期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更具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经济利益链,并表现出迅猛的传播速度、空前庞大的传播范围和隐晦暗示表达方式下的强大隐蔽性等特点。在对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梳理时,结合了当前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判断标准,在此过程中也揭示了其最新表现样态、核心观点、发布和传播此类内容的各网络主体身份及代表的不同利益。第二章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露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及危害。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变体,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在对中共敌后抗战进行评价时,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都是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评价、以表面现象否定内在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狭隘反映,其实质是要否定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平台中表现出强大的迷惑性和破坏力,网民而言,会扰乱其历史认知,造成思想混乱;对网络空间而言,会破坏网络生态,削弱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话语地位;对政党而言,会解构政党的历史真实性,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及领导地位。第三章结合对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分析,探究治理措施。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屡遭批判后暂时隐匿,又不断苏生、泛起,循环往复,有着深厚的现实根源,深受复杂的国内、国外因素,历史、现实维度的影响。结合国内背景下互联网普及、发展过程中网络治理现状的分析,参照学术研究、党史宣传教育中的疏漏,兼顾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话语权相对较弱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势渗透的客观事实,从网络空间的净化、史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党史宣传教育的强化等方面提出治理措施,有助于弱化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存植空间,阻绝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史料”支撑,增强网民辨识、抵御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使其失去庇护场所、内容来源和受众支持而自绝于网络,以正本清源。总之,本研究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特点、实质、危害、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治理措施。其中关于我国党史宣传教育现状和完善措施的分析,对当下党史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消极(意义)的实践”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消极(意义)的实践”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抖音短视频中新冠疫情情绪信息形成与传播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内容分析法 |
| (二)文本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现状 |
| (二)疫情语境下的短视频研究现状 |
| (三)情绪传播研究现状 |
| (四)学术界研究述评 |
| 五、研究的学理支撑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其操作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情绪信息 |
| 二、情绪传播 |
| 第二节 短视频基本信息与情绪信息的操作化 |
| 一、短视频基本信息的编码规则 |
| 二、情绪信息的编码规则 |
| 第二章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的形成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的发布主体 |
| 一、发布主体的构成 |
| 二、发布主体的特征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的情绪表达方式 |
| 一、新冠疫情短视频的内容构成 |
| 二、新冠疫情短视频的标题类型 |
| 三、新冠疫情短视频的视频类型 |
| 四、情绪表达方式的相关要素分析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的情绪表达内容 |
| 一、情绪倾向与情绪类型 |
| 二、情绪信息内容的相关要素分析 |
| 三、情绪表达内容的成因分析 |
| 第三章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的传播机制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的传播路径 |
| 一、健康议题:情绪信息的唤醒 |
| 二、情绪动员:情绪信息扩散的内在动力 |
| 三、情绪感染:线与面的情绪串联 |
| 四、注意力离场:情绪信息循环的弱化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的传播特征 |
| 一、情绪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情绪信息传播内容的具身性 |
| 三、情绪信息承载符号的黏合性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信息的传播效力 |
| 一、标题中情绪信息的传播效力 |
| 二、视频中情绪信息的传播效力 |
| 三、情绪倾向及其传播效力的逆向关系 |
| 第四章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传播的问题与解决框架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传播的问题 |
| 一、情绪裹挟下的“信息疫情” |
| 二、情绪同质下的“认知麻木” |
| 三、情绪表达中的“商业噪音”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短视频中情绪传播问题的解决框架 |
| 一、情绪表达下的人文关怀框架 |
| 二、舆论引导下的多元协同框架 |
| 三、疫情语境下的健康传播框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 本章小节 |
| 终章 |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 二、研究总结 |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生命政治:透视人类共同体结构的重要视角 |
| 1.人类共同体的危机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使命 |
| 2.“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视角窥探共同体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本文研究框架及其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共同体的生命政治分析模式何以可能 |
| 1.1 何谓共同体与共同体何为 |
| 1.1.1 共同体的概念 |
| 1.1.2 共同体的诸种分析模式 |
| 1.1.3 共同体的本质与使命 |
| 1.2 阿甘本以生命政治理论分析共同体结构的方法论自觉 |
| 1.2.1 作为“哲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自觉 |
| 1.2.2 作为“范式”的方法论自觉 |
| 1.2.3 作为“签名理论”的方法论自觉 |
| 1.3 阿甘本生命政治的理论定位 |
| 1.3.1 生命政治谱系中的阿甘本 |
| 1.3.2 贯穿阿甘本生命政治逻辑始终的神圣机制 |
| 1.3.3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对人类共同体诸种分析模式的回应 |
| 第二章 生命政治管控与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 |
| 2.1 神圣机制的诞生与古代人类共同体的结构 |
| 2.1.1 誓言的考古学回溯与神圣机制的诞生 |
| 2.1.2 古代生杀权的致死面相 |
| 2.1.3 古代悬法与例外状态 |
| 2.2 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神圣机制的持续在场 |
| 2.2.1 现代装置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
| 2.2.2 人民概念的断裂与现代人民主权的虚假面相 |
| 2.2.3 现代悬法及其常态化演绎 |
| 2.3 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的形式创新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3.1 景观拜物教的来临与至高主权的新面相 |
| 2.3.2 景观主权对语言的征用 |
| 2.3.3 语言展示价值的凸显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4 作为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典范的集中营及其泛化 |
| 2.4.1 集中营作为历史现象 |
| 2.4.2 集中营作为“结构性”的范式 |
| 2.4.3 人工智能时代中“营范式”的扩增 |
| 第三章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方案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1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思想支撑:潜能观 |
| 3.1.1 潜能的两种形式 |
| 3.1.2 潜能与形式生命的筹划 |
| 3.1.3 潜能与两种权力机制问题的反思 |
| 3.2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具体操作:亵渎方案 |
| 3.2.1 亵渎方案的政治使命:去神圣化的操作 |
| 3.2.2 亵渎方案的典范:无目的的游戏 |
| 3.2.3 亵渎方案的增补:从亵渎到身体使用 |
| 3.3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最终图景:“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3.1 当下时间的收缩性 |
| 3.3.2 政治形态的圆满性 |
| 3.3.3 个体存在的任意性 |
|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反思与推进 |
| 4.1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价值与不足 |
| 4.1.1 阿甘本以神圣机制为核心揭示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的价值 |
| 4.1.2 阿甘本以亵渎方案为核心重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 |
| 4.1.3 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批判与重构的缺陷 |
| 4.2 发现神圣机制的真正秘密: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 |
| 4.2.1 资本的统治权与至高主权 |
| 4.2.2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例外状态 |
| 4.2.3 无产阶级与赤裸生命 |
| 4.3 推进亵渎方案的现实道路:弥赛亚主义的共同体还是真正的共同体 |
| 4.3.1 亵渎方案的主体建构:生命的生产性反抗 |
| 4.3.2 亵渎方案的制度建构:超越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探索 |
| 4.3.3 亵渎方案的最终归宿: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
| 结语:消解神圣机制: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困境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流程与内容安排 |
| 1.5.1 研究流程 |
| 1.5.2 内容安排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建言行为 |
| 2.1.1 建言行为的概念 |
| 2.1.2 建言行为的维度 |
| 2.1.3 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1.4 建言行为的作用效果 |
| 2.2 组织社会化 |
| 2.2.1 组织社会化的概念 |
| 2.2.2 组织社会化的内容 |
| 2.2.3 组织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
| 2.2.4 组织社会化的结果 |
| 2.3 领导支持 |
| 2.3.1 领导支持的概念 |
| 2.3.2 领导支持的影响因素 |
| 2.3.3 领导支持的作用效果 |
| 2.4 建言建设性 |
| 2.4.1 建言建设性的概念 |
| 2.4.2 建言建设性的影响因素 |
| 2.4.3 建言建设性的作用效果 |
| 2.5 新员工的概念 |
| 2.6 研究述评 |
| 2.6.1 新员工主动行为与组织社会化 |
| 2.6.2 员工建言与领导反应 |
| 2.7 本章小结 |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人际吸引理论 |
| 3.1.2 社会说服理论 |
| 3.2 概念模型的提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新员工建言行为对领导感知的影响 |
| 3.3.2 领导感知对领导支持的影响 |
| 3.3.3 建言建设性的调节作用 |
| 3.3.4 领导支持对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影响 |
| 3.4 研究假设汇总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
| 4.1.1 自变量 |
| 4.1.2 中介变量 |
| 4.1.3 调节变量 |
| 4.1.4 因变量 |
| 4.2 变量测量量表 |
| 4.2.1 新员工建言行为的测量量表 |
| 4.2.2 领导能力感知的测量量表 |
| 4.2.3 领导意愿感知的测量量表 |
| 4.2.4 领导支持的测量量表 |
| 4.2.5 建言建设性的测量量表 |
| 4.2.6 角色明晰的测量量表 |
| 4.2.7 任务掌握的测量量表 |
| 4.2.8 社会适应的测量量表 |
| 4.2.9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4.3 问卷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原则 |
| 4.3.2 问卷设计过程 |
| 4.4 预测试 |
| 4.4.1 预测试样本描述 |
| 4.4.2 预测试分析及结果 |
| 4.5 正式调研概述 |
| 4.5.1 样本选择 |
| 4.5.2 测量过程 |
| 4.6 本章小节 |
| 5 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1 样本描述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
| 5.2.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
| 5.2.3 效度分析 |
| 5.2.4 信度分析 |
| 5.3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核心变量的影响检验 |
| 5.3.1 新员工性别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3.2 新员工年龄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3.3 新员工教育程度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3.4 新员工岗位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3.5 新员工工龄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4 研究假设检验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直接效应检验 |
| 5.4.3 中介效应检验 |
| 5.4.4 调节效应检验 |
| 5.5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及讨论 |
| 5.5.1 新员工建言行为与领导感知的关系 |
| 5.5.2 领导感知与领导支持的关系 |
| 5.5.3 领导感知的中介作用 |
| 5.5.4 建言建设性的调节作用 |
| 5.5.5 领导支持与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关系 |
| 5.6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领导力与新员工行为研究调查——员工问卷 |
| 附录 B 领导力与新员工行为研究调查——领导问卷 |
| 附录 C 新员工入职研究——员工问卷(T1) |
| 附录 D 新员工入职研究——领导问卷(T1) |
| 附录 E 新员工入职研究——领导问卷(T2) |
| 附录 F 新员工入职研究——员工问卷(T3) |
| 附录 G 新员工入职研究——员工问卷(T4)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李建军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一、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理论 |
| (一) 理论基石:中西融汇 |
| 1. 对西方现代文论及经典文学经验的吸收 |
| 2. 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继承 |
| (二) 理论主体:小说修辞理论 |
| 1. 小说的修辞主体 |
| 2. 小说的修辞技巧 |
| 3. 小说的修辞效果 |
| 二、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实践 |
| (一) 评析小说的作者形象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
| 1. 小说的作者形象 |
| 2.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
| (二) 关注小说的形式美 |
| 1. 对语言的审美追求 |
| 2. 对修辞技巧的考察 |
| (三) 剖析小说的主题内容与道德表达 |
| 1. 批评当代小说的主题内容 |
| 2. 重视当代小说的道德表达 |
| 三、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方法、风格与启示 |
| (一) 批评方法 |
| 1. 文本细读 |
| 2. 多维度比较 |
| (二) 批评风格 |
| 1. 坦率质疑的批评精神 |
| 2. 理性的分析与诗意的感语 |
| (三) 有益的启示 |
| 1. 反思当代文学创作 |
| 2. 建构健康的批评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8）赋能理论视角下新确诊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缓解研究 ——基于J省肿瘤医院小组工作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心理压力 |
| 1.3.2 赋能 |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现状与类型 |
| 2.1.1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现状 |
| 2.1.2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类型 |
| 2.2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介入研究 |
| 2.2.1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关联性研究 |
| 2.2.2 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缓解方法研究 |
| 2.2.3 社会工作介入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研究 |
| 2.3 赋能在癌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 2.3.1 社会工作领域的赋能研究 |
| 2.3.2 其它学科领域的赋能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服务对象心理压力现状 |
| 3.1 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
| 3.2 初步接触建立关系 |
| 3.3 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
| 3.4 服务对象心理压力表现 |
| 3.4.1 自身层面:恐惧死亡与形体残缺 |
| 3.4.2 自身层面:质疑检查结果、忧思疾病致因 |
| 3.4.3 自身层面:自责自我价值降低与风险规避不足 |
| 3.4.4 自身层面:担忧治疗过程-效果的不确定性 |
| 3.4.5 家庭层面:担忧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
| 3.4.6 家庭层面:自责加大家属压力负荷 |
| 3.4.7 社会层面:忧虑社会支持不足 |
| 3.4.8 社会层面:担心交往关系受挫 |
| 3.5 服务对象心理压力致因 |
| 3.5.1 自身应激能力与个性状况 |
| 3.5.2 家庭经济与情感支持度 |
| 3.5.3 社会支持主体与力度情况 |
| 3.6 服务对象心理压力缓解需求 |
| 3.6.1 普及病症知识,调适压力情绪 |
| 3.6.2 减轻家属照护压力,优化家庭沟通模式 |
| 3.6.3 提升社会关注与支持 |
| 4.赋能理论视角下小组工作介入过程 |
| 4.1 服务目标 |
| 4.1.1 总目标 |
| 4.1.2 分目标 |
| 4.2 服务方案 |
| 4.2.1 服务方案基本信息概况 |
| 4.2.2 服务程序 |
| 4.2.3 应急预案 |
| 4.3 服务方案实施过程 |
| 4.3.1 小组建立:缘来是你 |
| 4.3.2 自身-知识赋能:乳腺癌课堂 |
| 4.3.3 自身-技巧赋能:减压小技巧 |
| 4.3.4 家庭赋能:家人我想对你说 |
| 4.3.5 社会赋能:为你护航 |
| 4.3.6 小组终结:阳光总在风雨后 |
| 4.4 效果评估 |
| 4.4.1 过程评估 |
| 4.4.2 结果评估 |
| 5.总结、反思及经验 |
| 5.1 总结 |
| 5.2 反思 |
| 5.2.1 活动组织 |
| 5.2.2 活动设计 |
| 5.2.3 社工自身综合素养 |
| 5.2.4 宏观背景 |
| 5.3 经验 |
| 5.3.1 服务接触 |
| 5.3.2 服务方向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类 |
| 2.期刊类 |
| 3.博士论文类 |
| 4.外文文献类 |
| 5.文件与报告类 |
| 附录一:小组活动计划表 |
| 附录二:心理压力测试量表 |
| 附录三:心理压力情况调查访谈提纲 |
| 附录四:机构满意度调查表 |
| 附录五: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表 |
| 致谢 |
（9）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及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越轨创新行为的概念与测量 |
| 2.1.1 越轨创新行为的概念 |
| 2.1.2 越轨创新行为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与测量 |
| 2.2 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因素 |
| 2.2.1 领导因素 |
| 2.2.2 组织因素 |
| 2.2.3 个体因素 |
| 2.3 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 |
| 2.3.1 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 |
| 2.3.2 越轨创新行为与外界反应 |
| 2.3.3 越轨创新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 |
| 2.3.4 越轨创新行为与突破性创新产品 |
| 2.4 越轨创新行为的研究评述 |
| 2.4.1 未能基于组织规范理论解决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和测量问题 |
| 2.4.2 忽视了越轨创新行为差异化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情境边界 |
| 2.4.3 忽视了越轨创新行为差异化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机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与测量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文献综述 |
| 3.2.1 越轨创新行为相关概念的测量借鉴 |
| 3.2.2 越轨创新行为测量的现状与不足 |
| 3.2.3 越轨创新行为的概念界定与维度识别 |
| 3.3 量表题项生成 |
| 3.3.1 初始测量题项生成 |
| 3.3.2 内容充分性检验 |
| 3.4 越轨创新行为结构的实证检验 |
| 3.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4.3 信效度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差异化影响的情境边界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内容 |
| 4.2.2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应用 |
| 4.2.3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 |
| 4.3.2 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 |
| 4.3.3 领导权变激励的调节作用 |
| 4.3.4 领导容错性的调节作用 |
| 4.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测量工具 |
| 4.4.3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4.4.4 正式调查 |
| 4.5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4.5.1 信效度检验 |
| 4.5.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4.5.4 假设检验 |
| 4.5.5 研究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越轨创新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差异化影响的双刃剑机制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2.1 资源保存理论“增益-减损”模型的内容 |
| 5.2.2 资源保存理论“增益-减损”模型在组织行为学中的应用 |
| 5.2.3 资源保存理论“增益-减损”模型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 |
| 5.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3.1 越轨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 |
| 5.3.2 资源整合的正向中介作用 |
| 5.3.3 自我损耗的负向中介作用 |
| 5.3.4 个人声誉在资源整合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
| 5.3.5 心理韧性在自我损耗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
| 5.3.6 个人声誉对资源整合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3.7 心理韧性对自我损耗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5.4.1 问卷设计 |
| 5.4.2 测量工具 |
| 5.4.3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5.4.4 正式调查 |
| 5.5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5.1 信效度检验 |
| 5.5.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5.4 假设检验 |
| 5.5.5 研究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第3章调查问卷 |
| 附录3 第4章预调查 |
| 附录4 第4章正式调查(时间点1) |
| 附录5 第4章正式调查(时间点2) |
| 附录6 第5章预调查 |
| 附录7 第5章正式调查(时间点1) |
| 附录8 第5章正式调查(时间点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网络历史虚无主义 |
| 二、中共敌后抗战 |
| 第一章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及特点 |
| 第一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
| 一、诋毁敌后抗战的历史人物 |
| 二、歪曲敌后抗战的历史事件 |
| 三、否定敌后抗战的主要作用 |
| 四、抹黑敌后抗战的政党形象 |
| 第二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 |
| 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
| 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隐蔽性强 |
| 三、背后隐藏着经济利益链 |
| 第二章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及危害 |
| 第一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 |
| 一、否定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 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
| 三、否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 |
| 第二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
| 一、扰乱网民的历史认知造成其思想混乱 |
| 二、破坏网络生态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
| 三、消解党执政的历史根基以动摇党的领导地位 |
| 第三章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及治理措施 |
| 第一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国外因素 |
| 第二节 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治理措施 |
| 一、加强网络空间净化 |
| 二、深化史学研究 |
| 三、加大党史宣传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消极(意义)的实践”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抖音短视频中新冠疫情情绪信息形成与传播机制研究[D]. 周思瑶.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3]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4]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D]. 郝志昌.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D]. 刘攀.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李建军文学批评研究[D]. 郝晓庆.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7]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赋能理论视角下新确诊乳腺癌患者心理压力缓解研究 ——基于J省肿瘤医院小组工作实践[D]. 景文娜.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9]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及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万鹏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10]中共敌后抗战评价中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研究[D]. 张文.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