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小麦贸易格局已变,我国成阶段性净出口国(论文文献综述)
王锐,卢根平,陈倬,王新华[1](2020)在《经贸环境不确定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口风险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影响了中国粮食进口安全。目前中国粮食进口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国际粮食禁运、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国际市场供给紧平衡、进口来源分布集中、粮食运输风险、外汇支付能力风险等。虽然目前粮食进口仍在配额范围内,占消费的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进口持续快速增长,上述风险将会显现或者加大。因此,中国需提早布局,通过建立国际国内市场价格预警机制,完善期货市场,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加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等,完善粮食进口调控机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以便降低进口风险。
苏梦颖[2](2020)在《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决定了煤炭将在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尽管中国的煤炭储量总量很大,但随着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已经导致煤炭资源供给压力增大,资源枯竭趋势正在快速显现。目前中国煤炭的储产比仅为38年,远低于世界132年的平均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加强了能源结构调整的力度,提高清洁能源消费的比例,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非化石能源还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煤炭能源的消耗仍将维持较高的比例,煤炭作为中国的长期主要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能源的加速消耗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导致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中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缺失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无论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还是出口国,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始终均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常常是国际交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长期被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体系边缘化,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在未来仍存在持续性的煤炭需求,我们应当以史为鉴,未雨绸缪,积极争取煤炭国际定价权,避免中国陷入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当中。因此探讨如何取得中国煤炭能源的国际定价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取得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分析核心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定价权的形成机理以及作用机制,因此核心问题分为三个子问题,子问题1,从影响因素视角分析定价权形成机理。子问题2,中国煤炭的国际地位和定价权现状。子问题3,从现货和期货市场视角研究影响定价权的传导机制。在解决以上问题之前,我们考虑到中国在未来是否仍存在持续性的煤炭需求和进口是争取定价权的逻辑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煤炭需求和进口趋势进行讨论。遵循问题导向,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煤炭定价权的产生、煤炭定价权与市场势力的关系、煤定价权与煤炭期货市场的关系,煤炭现货市场与煤炭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其影响机制;其次,对中国煤炭未来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本文对于中国煤炭定价权研究的必要性;再次,采用面板数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中国煤炭在全球煤炭贸易市场的定价权现状;然后,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价格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关系进行研究,探究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关系;接着,从时间序列实证研究角度,分析中国煤炭在全球期货市场上的定价影响力,以综合考察中国是否同时具有期货市场上的定价权;最后,根据分析所得结论,为加强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共有9章内容,首先进行理论基础的梳理,然后按照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思路撰写实证章节。第一,从供求定价理论开始,从理论上对定价权、市场势力、期货市场产生的脉络及研究必要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二,接下来是四章主体实证,中国争取煤炭定价权的必要性的实证分析、中国在全球煤炭现货市场上的定价权研究、中国煤炭市场和期货市场动态关系研究、中国在全球煤炭期货市场上的定价影响力研究。最后为结论总结和政策建议。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到第4章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主要内容为背景、章节安排和创新点等,第2章是理论梳理和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找出优点与不足,并针对不足之处,展开研究。第3章是对全球及中国煤炭市场现状的研究。第4章根据前述章节的研究论述了中国煤炭定价权的形成及构建,对中国煤炭定价权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做了分析,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思路及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为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主体部分。包含第5章至第8章内容。第5章,首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纳入进来,重新预测煤炭需求峰值,考察中国树立和争取煤炭能源定价权的现实需要。本章运用煤炭消费EKC曲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煤炭需求拐点测算。同时,构建了ARMA模型,对中国煤炭进口总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对未来中国煤炭进口量的走势做出合理预测。本章对中国未来煤炭需求趋势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2013年并非煤炭需求下降拐点,若按6.5%的年均GDP增长率,在2037年才会达到煤炭需求拐点。第二,未来几年,中国煤炭进口量会处于上升状态。既然中国未来一定时期内处于煤炭需求上升期、煤炭进口增长期,煤炭价格的巨幅波动将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能源供给,因此,积极研究中国煤炭市场的国际定价权现状已刻不容缓。第6章,从市场势力的视角,分析全球主要煤炭进出口国贸易情况以及中国主要煤炭进出口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以煤炭价格为例采用面板数据,利用PTM模型估算了全球主要进出口大国的市场势力,并基于PTM的结果选择进一步对中国煤炭进出口的市场势力建立了基于剩余需求弹性模型的SMR模型。结果表明,在PTM模型框架下,澳大利亚、印尼、俄罗斯、中国均在煤炭出口市场中市场势力显着,具有煤炭出口定价权。煤炭进口市场中,仅中国拥有较弱的煤炭定价权,印度、韩国、日本均没有煤炭定价权。煤炭国际贸易在主要煤炭出口市场均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属于卖方市场。煤炭出口贸易中,优势出口国可以通过汇率的传导在目标市场进行差别化定价,进而表现为在目标出口国拥有市场势力。煤炭进口贸易中,日本和韩国不存在市场势力与其煤炭完全依赖进口有密切关系。印度不存在市场势力,印度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会导致进口价格的上涨,进而使得印度进口商的收益减少。以上结论反映了进口国在煤炭贸易上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反应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煤炭能源产业落后的事实。由于本文主要侧重研究中国的市场定价权,第6章在通过进口商的PTM模型测度得到中国具有国际煤炭影响力后,选择了进一步构建基于Lerner指数理论的修正后的剩余需求弹性模型SMR,通过纳入更多变量对中国的进口定价权进行补充实证。结合PTM模型及SM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中国煤炭的国际定价权的整体评估如下:第一,中国对印尼煤炭进口有市场势力,对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没有绝对市场势力。第二,在市场势力PTM及SMR模型下,影响煤炭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美元汇率、煤炭替代品如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双方国家的GDP增长率、运输距离和进口国的需求弹性因素等。第三,在整个煤炭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具有一定的卖方市场势力,但中国煤炭出口量很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在中国煤炭出口的十一个主要目标市场上,除印尼外,均存在市场势力,由于目标出口国仅是亚洲国家,且出口量较小,可以认为,中国拥有亚洲范围内的煤炭出口定价权。可以成为全球煤炭能源定价的重要力量。第7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影响机制,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的动态关系,考察煤炭期货市场的价格是否能够引导现货市场价格。本章运用2013-2019年的1521组日度时间序列数据,将中国郑州动力煤市场价格对秦皇岛动力煤现货价格先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回归、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等,发现中国动力煤期货和中国动力煤现货的变动具有联动效应,他们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存在稳定的动态联系。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价格有引导作用。说明中国动力煤现货价格和动力煤期货价格互为影响,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价格发现功能。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煤炭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基础。第8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期货市场与定价权之间的互动机制,然后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了一个金融市场视角下的价格传递理论模型,并对期货价格的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与欧洲ICE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及ICE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章选取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三个品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广义谱分析方法对2013年-2019年间共1940组期货价格日度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显示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与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价格引导关系,ICE南非理查德湾煤炭期货市场对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的影响更大。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与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价格引导关系,但中国郑州动力煤期货市场对ICE荷兰鹿特丹煤炭期货市场的影响非常微小。研究表明,中国缺乏与第一大进口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权优势。最后一部分为第9章,为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前面每章的研究进行了总体总结,针对总结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基于上述研究工作,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整合与完善中国煤炭产业链,规范煤炭现货市场;第二,实施企业联盟,争取国际价格谈判优势;第三,提高煤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信息有效性;第四,健全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参与国际煤炭定价,形成权威的国际煤炭基准价,积极打造国际煤炭定价中心。经过深入思考和总结后,笔者认为本文存在如下三个创新点:1.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较合理地将包含三次项的EKC曲线纳入空间计量模型,并以此预测煤炭需求峰值(拐点)。使用逻辑及高斯曲线的研究中,大多忽略了空间因素。经济增长对煤炭需求的影响同样缺乏细致讨论,本文试图引入EKC这一经验假说并对其验证。结合EKC与空间计量的研究中,或不直接涉及煤炭消费需求,或将EKC中经济增长对因变量的倒N型关系以简单的倒U型关系取代,本文将三次项纳入模型可以得到更为稳健的估计与预测。2.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现货及期货市场两个视角测度中国煤炭国际定价权。相关研究通常只关注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中单个市场的定价权,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市场势力相关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不仅对中国在煤炭现货市场是否具有市场势力进行了检验,还对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对全球其它主要期货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研究了煤炭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间的动态关系,从而能够更全面地测度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3.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替代品,或者拥有交易中心左右煤炭相关金融产品价格,对于煤炭定价权研究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则多侧重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本文展开对中国煤炭定价权的直接研究,是对能源定价权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也能为解决中国能源结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王禹[3](2016)在《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是满足人们温饱的重要来源,也是人类营养供给的重要保障,更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涉及供给、需求和国内外贸易等诸多方面,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均有适合当时情况的粮食安全保障性考虑。新形势下如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本文以数学模型、计量经济学、粮食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研究,详细剖析了我国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演变历程和历史规律,对比国内外粮食安全保障情况,揭示了包括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等方面在内的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提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1.近年来我国种粮的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升高,粮食生产已全面进入成本快速上涨期,粮食生产的成本与瑞士、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水平日趋接近,而与美国、加拿大等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国内种粮比较效益直线下降。2.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多年连续增产,但实际上粮食优势产区并未在粮食供给中发挥显着作用而粮食非优势产区却以较大资源环境代价在换取粮食增产。整体看粮食生产格局正在从中心向边缘逐渐加强,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地位正在下降,而西部和东北部的粮食生产地位不断加强。传统的粮食主产省、粮食主销省和粮食产销平衡省的划分已无法概括各省份粮食生产地位的变化。各省区粮食生产依靠规模优势保障粮食安全的状态十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靠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源投入获得粮食生产保障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依然在延续,粮食生产过分依赖面积,土地边际收益不断减少的窘境并未改变。3.我国正处于食物结构快速升级阶段,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口粮消费日趋稳定,但与食物营养发展纲要和国际标准相比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消费数量以及营养安全方面还有待提高。基于营养目标(人均日能量1800kcal、2200kcal和2400kcal)下的我国居民人均口粮需求量分别为116.93kg、142.91kg和155.90kg。预计到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446.60kg、461.00kg和476.37kg(按中等水平计算),粮食总需求分别为6.37亿吨、6.66亿吨和6.92亿吨。4.加入WTO以来,我国粮食贸易量不断增加,但进口量增幅显着高于出口量增幅,净进口量增加迅速,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对我国的粮食储存和消化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同时,在我国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贸易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同时,粮食主要品种大米、小麦和玉米依然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贸易依存度并不高,但谷物、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国际贸易已全面处于比较劣势。5.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加快供给侧的改革提升粮农收入;严格水土等基本资源的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三大谷物优势产区建设;依靠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瓶颈制约;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完善市场调控机制农业补贴政策;培育新型主体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全面普及膳食营养减少粮食浪费。
刘辉[4](2016)在《“一带一路”两种建设方案的模拟分析 ——基于动态GTAP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企图另起炉灶,绕开WTO,建立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应对危机,中国提出了重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将中国同古”一带一路”国家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新的”一带一路”,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的新道路。有关的研究也在近年来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现存文献的论证结果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前景广阔。然而,对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仍是困扰中国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两种观点:其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谈判,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经贸领域的合作;其二,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用于改善带内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人员、货物和资金在带内的自由流转提供保障。遗憾的是,围绕这两种方案展开讨论的文献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受研究人员自身认识的制约,往往无法准确刻画这两种方案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机理、传导途径和影响幅度,结论也不够准确。鉴于此,本文利用动态GTAP模型,从定量的角度对“一带一路”的两种建设方案进行了模拟,并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系统揭示了建设方案对有关各国经济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古丝绸之路所通过的区域进行了梳理,最终确定65个国家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本文分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关税结构,贸易强度、贸易互补性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发现,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煤炭、矿石等初级资源类产品,而“一带一路”国家则主要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产品以及化工产品。总体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税水平很低,原因在于中国对初级资源类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很低。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国家则对中国征收了较高的关税。贸易强度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强度很高,并且正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双边贸易合作关系正日益加深。与预期相反,贸易互补性的分析结果则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并不强,并且过于集中。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均衡,与中国相比,仅在资源类产品上具备一定的出口优势。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分析则表明,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偏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基于动态gtap模型,本文模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202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双边关税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双边经贸关系所发生的改变。结果显示,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实际gdp上升,经济福利提高,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出口也显着增加。自由贸易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相比之下,中国获益更高。究其原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所征收的关税很低,而“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所征收的关税相对较高,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显着降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关税,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更多。由于关税削减,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产品价格更低了,增强了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的产业形成一定的竞争,长期中将显着推动产业发展。因此,短期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带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幅度高于“一带一路”国家,然而,长期中,“一带一路”国家的竞争优势将逐渐形成,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着改善。相比之下,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则更深。同样使用动态递归gtap模型,本文模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2020年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双边经贸关系所发生的改变。在借鉴前人有关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以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举措的基础上,本文设定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幅度。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将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双方的实际gdp都将上升,经济福利增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出口也显着增长。针对这一结果,本文建议中国应当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用于修建铁路、公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立通达的交通网络。同时,应当在制度层面加强沟通,建立统一的通关、检验检疫标准和程序,将有助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措施推广到沿线国家,并通过谈判在带内建立”一站式”通关程序,去除繁琐的重复报关和检查手续,以达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目的。两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都将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通过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自由贸易区将显着改善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长期。贸易便利化也能同时促进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升级。因此,本文提出,应当两种方案同时推进,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扶持其相关产业发展,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福利,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杨树果[5](2014)在《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豆产业链长,大豆产业发展关乎种植业、养殖业、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6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量逐年不断增加,有关大豆产业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大豆生产、大豆加工、大豆进口、外资扩张等个别环节和表面观察,系统的大豆经济研究寥寥无几。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导致现有的判断过于片面或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另一方面,致使很多问题尚不清楚,如大豆经济的运作体系和情况、大豆产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规律性认识以及对未来的判断,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大豆产业的竞争力、外资与产业安全、转基因,等等,尚缺乏正确认识和长远判断,以致出现了很多不现实或不客观的观点。因此,本文从产业链的视角,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大豆生产、流通、加工、消费和贸易各环节及相应的产业政策等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大豆产业各环节发展的影响因素,揭示了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和经济特征,并形成未来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判断,提出大豆产业发展的战略措施,以期为推动我国大豆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大豆产业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良好的,尽管2010年以来,大豆生产环节上出现了连续几年的明显滑坡,但消费、贸易、加工几个环节却是一片繁荣,生产上有所滑坡并不等于整个大豆产业的衰退。(2)我国的大豆生产发展是缓慢的,单产水平是影响大豆生产的关键因素,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大豆比较效益低是大豆生产滑坡的主要原因;综合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短期内我国大豆种植面积还将减少,但减少幅度有限;国产大豆不具有竞争力,转基因大豆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靠生产保护和非转基因错位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单产是提升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关键。(3)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及城镇化发展拉动了大豆消费的快速增长,其他油脂(特别是棕榈油)的替代效应一定程度上可减缓大豆消费增长,但作用不大。因此,短期内我国大豆需求还将呈刚性增长,而国内大豆供给难度加大,仍需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4)我国的大豆流通基本上形成了大豆主产区和东南沿海向全国扩散的格局,大豆加工产品中的豆制品多在本地流通,豆油和豆粕主要由加工产区向销区流通,但大豆流通基础设施落后、流通效率低下。(5)大豆加工以压榨为主,大豆油脂加工业形成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国内企业在产能、大豆处理、豆油产量以及蛋白生产方面处于优势,但大豆加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6)大豆进多出少的格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需求的快速增长与资源可能性是大豆进口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价差因素是近年来大豆进口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大豆进口并未对国内大豆生产产生冲击,豆农收入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在种植结构调整中获益;外资的进入并没有形成对大豆加工业的控制,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的综合实力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得到了提升,因此,大豆产业安全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充分认识到大豆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维护食物安全和改善营养以及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提出采取以下措施实现中国大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满足国内需求;(2)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3)建立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稳定种植面积;(4)重点发展高蛋白大豆生产,将转基因大豆生产纳入研究和政策考虑。
郭志广[6](2013)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断进行转移的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变迁的激励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转移到城镇(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进行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重新配置,是农民在市场条件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我国粮食种植中存在的“内卷化”倾向,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的选择性特征,这种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低素质化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形成了潜在威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家粮食安全到底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成为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劳动力外流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在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替代的情况下,显然会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不利于国家整体粮食安全。但过多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也不利于农民的增产、增收,当然也无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城镇化把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减少种粮农民的数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也只有通过粮食生产要素间的要素替代来实现。对地区层面,应考虑不同地区禀赋差异,在国家整体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从生产与贸易两个维度来维护地区粮食安全。当然,对于任何地区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则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但由于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每一地区都实现粮食的自给,则会造成效率损失与资源浪费。而粮食安全的微观层面,则主要强调粮食消费个体的粮食获得能力,只有提高粮食消费个体的收入水平才能保障个体的粮食安全。对于微观层面的粮食安全,其着重点是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一部分人群粮食安全保障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为其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创造物质条件。粮食安全涉及宏观层面的“买得到”与微观层面的“买的起”,本文从粮食安全的这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寻找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世纪开始的以家庭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我国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进入了90年代,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同时由于其它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农业发展调整阶段。该阶段的核心问题已经由重视粮食生产转移到增加农民收入上。但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不牢固,粮食安全这根弦还丝毫不能放松。因此,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实质上进入了农民增收与粮食问题并重的阶段。在该阶段下,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缓解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进入到其它产业就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性”转移,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对农村劳动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有超过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形成了“五鬼”搞农业的尴尬局面。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如何改变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的局面,无外乎是通过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但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这种方面,政府作为粮食需求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政府在与其它粮食需求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都是采取低价策略的纳什均衡,而且在WTO背景下,单纯提高粮食价格也使得粮食需求主体增强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的动力,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粮食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种粮比较收益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增加种粮补贴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但补贴的发放取决于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在当前情况下,产粮大省一般是工业弱省和财政穷省,产粮大县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财政支付能力极大限制了对种粮的补贴力度,而且这种补贴通过流通领域进入到了主销区,主产区粮食补贴的积极性不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但中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增长,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并存,如何使两者从冲突走向一致,其根本要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对流和区际的贸易合作。本文从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探讨两种地区在粮食安全上的不同目标取向,并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粮食市场改革初期与当前时期各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趋向。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使得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要使主产区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重任,必须从微观层面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使种粮收入至少不低于从事其它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这就要求主产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通过减少粮食种植业从业人数,提高种粮劳动生产率,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于主销区而言,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并以此来推动主销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带动主产区劳动力转移,为主产区粮食生产创造条件与市场,以区域间的粮食贸易来实现自身的粮食安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本文从要素对流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调整、粮食产销区利益关系协调、中央粮食政策支持、土地流转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齐洪华[7](2013)在《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提出农产品贸易不仅涉及一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因此各国都需要对农产品贸易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日本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政治化倾向最为严重的国家,因此研究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具有典型意义。同时,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对象国,而且日本耕地少、农业是弱势产业等特点与我国有相似之处。鉴于此,研究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于增强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政策体系的调整与法律法规的修订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因此研究农产品贸易保护需要以贸易理论的经济学思想为基础,而分析模型则应当从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来构建。文章的理论构建部分,主要以贸易保护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工具,对现存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模型加以改进,加入WTO多边贸易规则和区域贸易协定两个因素,形成“利益集团—政府—WTO多边贸易规则—区域贸易协定”四维分析模型,为后文的分析形成理论框架。文章的具体分析部分,首先介绍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经济背景,然后将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化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特点、成因进行了介绍。通过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变迁的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总体趋势不断加强,即使是在WTO《农业协议》达成以后,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初见端倪的情况下,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丝毫没有减弱,只是对保护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WTO的规定。继而文章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效果进行评析,指出其保护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取得了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提高、短期和局部的粮食安全效果,但代价却是沉重的,政府的保护政策使低效率的小农经营得以维持、阻碍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重了财政负担、加剧了贸易不平衡、使寻租和腐败现象变得严重、农产品的高价格和限制进口政策使消费者利益受损也使其它产业的出口受到损害,为了保护本国农业,日本总是在FTA/EPA谈判中将农业排除在外或作例外规定,使日本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已经陷入这样的怪圈:农业缺乏竞争力需要贸易保护,而高度贸易保护又导致农业更加缺乏竞争力。按正常的逻辑,日本政府应该积极进行保护政策的改革,但日本政府却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而是寻找各种借口为保护辩护,尽量拖延农产品市场开放。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如此顽固的坚持实施保护政策,除了农业是日本的弱势产业需要一定的保护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为揭开谜底,文章利用前文构建的分析模型分别分析了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相关机构、日本农业利益集团、WTO多边农产品贸易规则以及东亚地区主义对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然后以日本大米市场的部分开放和日本加入TPP的艰难抉择为例,对各影响因素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上述政治经济分析,笔者找出日本对农产品贸易持顽固保护态度的根源:日本有利于农村地区的选举制度是日本农民政治力量的源泉;农协对农民的强大组织能力和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使农民的政治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农民、农协、农林族议员(执政党)、农水省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利益链使保护政策得以无限延续,当然,这是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实际的情况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都要受到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制约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日本也不例外。为了顺应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潮流,日本必须对其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改革。笔者认为,日本若想从根本上改革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就必须打破农民、农协、农林族议员、农业官僚之间的利益链,为此要彻底改革有利于农村选区的选举制度、削弱农协对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对政府的影响力、防止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利益交换。对于日本来说,这种改革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因是日本政局尚处于调整期,目前还不稳定,即日本解决农业保护问题的国内条件尚不成熟。从日本在WTO多边农业谈判和FTA/EPA谈判中一贯采取的拖延、躲避的立场也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其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决心,也许只有在经济利益上和外交上真正危及到日本的核心利益时,彻底摧毁国内农业利益结构的政治决断的条件才会成熟。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作出如下判断:首先,由日本农业利益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以断言其高度农产品贸易保护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日本一方面会对其基本农业政策继续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会对其农产品市场开放继续采取拖延、躲避的策略;其次,由日本农业的弱势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可以断言日本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性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扩大对日农产品出口,同时要客观看待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对其成功经验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对其政策误区应加以警戒,把握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度,避免走入日本式保护怪圈。
伏玉林,杜凯[8](2012)在《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与贸易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视角》文中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严守承诺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农产品出口正在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根源。选取棉花、小麦、稻米和大豆等四种主要农产品,通过测算技术性贸易壁垒,考察净出口波动、产出效率和补贴政策,对中美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政策展开比较分析后发现:美国凭借其生产技术和贸易制度设计上的优势地位,实施严格的技术规制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向生产者提供巨额补贴以巩固市场竞争力。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和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缺失,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有背离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趋势,产业安全正遭受巨大冲击。中国正在成为新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为打破农产品贸易被动局面,中国应将发展中国家利益纳入贸易制度设计中去,增大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贸易壁垒的防御能力。
孙志[9](2011)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文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九五”时期,中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也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概念。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财政作为庶政之母,对于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财政体制是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长期性、根本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财政政策是由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等构成的完整政策体系。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两个角度考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分析如何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外延开始,从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论演变与发展入手,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两个角度,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则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得出“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义与核心内容的结论。文章提出了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指标,深刻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具体原因,在新的起点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健全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言,主要对本文涉及的重要概念,包括对经济发展、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进行了交代。第2章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包括很多学者在内,很多人都把发展与增长等同起来,即发展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其最基本的观点是: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很长时期内,人们把GDP/GNP及人均GDP/GNP的增长,视为发展的重要标准,从而也就把发展单一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忽视资源环境的价值,以及人口增长界限,继而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观的导向下,我国出现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产能落后、投资、消费、外贸格局不合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正确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外延至关重要。本文对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方式”是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发展经济学继承创新发展而来的,是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体现。第3章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的演变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分析了财政体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探讨了二者间的作用机理与作用途径。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梳理了经济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在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我国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前15年,在以转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后,由粗放到集约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推进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因此,财政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始终站在了改革最前沿,始终推动了改革发展的进程,始终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第4章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政策的演变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建国初期,财政通过大力节约非生产性开出,压缩事业费、控制社会集团购买等,集中财力支持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政策有效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和规范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培育了市场经济主体,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1995年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于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我国加快公共财政建设,财政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与完善,逐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投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强财政管理,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财政政策调整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通过预算安排、税收政策等多种方式,并注重把握好政策力度,促进了经济发展不断升级。第5章探讨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选择问题。首先,本文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评判指标体系,通过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环境指标使得发展方式可细化、可评价。其次,本文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做了客观评价,既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的成绩,又客观分析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主要表现,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环境资源约束加大、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城乡差距扩大,等等。最后,本文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包括优化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等。第6章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对策建议。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则,提出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等;就创新财政政策提出了建议,要建立健全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体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支持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以经济学视角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体现,加深了对概念的把握与认识;二是通过对建国后不同时期经济运行的考察,系统梳理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制度变迁与政策演变过程,详细阐述了财政体制在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健全则政体制、运行机制与管理制度对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的结论。三是在深入研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上,富有前瞻性、比较系统地提出“十二五”时期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制度建议,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完善财政政策为重要手段,在保持分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体系,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本文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时,受资料方面的限制,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上述不足,作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杨尚威[10](2011)在《中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专业化生产对于提高土地生产率有显着作用。美、澳、法、德、加等国由于实现了区域专业化生产,小麦及小麦制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我国是世界上小麦总产最高、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农产品实行“小而全”经营和区域分散种植,小麦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较低,导致生产成本高,质量和效益低。专业化程度低已成为制约我国小麦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论文冀图在梳理产业分工、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和农业区划等理论发展脉络,总结世界小麦主产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现状和演化特征,探求影响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关键问题和困难,开展推进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对策研究,为政府实施农业经济管理和促进小麦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一、研究内容论文基于以上研究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实证分析等方法,着重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演化研究。对我国1949-2009年小麦生产集中度进行了测定,对我国60年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对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演化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利用近期资料,将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状况与国外小麦专业化生产情况进行了对比。2.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了麦农的行为角色和风险偏好、区域间小麦生产收益的不平衡、小麦的需求变动、物质投入等因素通过影响生产者的决策行为,进而决定专业化生产程度高低的内在机制。分析了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小麦的地域适宜性)、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土地承包期长短、环境约束等生产要素及配置状况,对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效率的影响。研究了区域专业化的路径依赖性、外部性和集聚效应及其循环累积效应对小麦专业化的自我增进。分析论证了区域专业化生产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3.我国小麦生产的成本、收益与专业化水平关系研究。对黄淮海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和西南麦区三大小麦主产区,小麦生产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率进行了比较。综合运用DRCC、SAI、EAL、IAI、AAI等多种方法测定了三大小麦主产区的小麦生产比较优势。对我国小麦主产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生产成本、收益和专业化水平的关联关系。4.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绩效研究。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模型,分析了区域专业化生产对麦农的增收效应,验证了小麦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对麦农纯收入的影响,应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河南省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与土地产出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区域专业化对小麦生产的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小麦品质以及技术进步等的影响,论证了区域专业化对小麦生产效率改进的作用。5.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推进策略研究。研究了我国小麦生产专业化道路的选择,探讨了三大小麦主产区的分工优化,分析了农户交易效率的提高,论述了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应当适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政策建议。二、研究结论论文通过分析、论证和研究,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1.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水平不高。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我国小麦生产逐步向黄淮海地区和优势省份集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麦产业带,区域格局基本确立,小麦专业化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区域专业化总体水平不高。用CR8和SHII指标衡量,全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处于低度集中发展阶段,除黄淮海麦区以外,其他小麦主产区的专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生产过程专业化来看,目前初步形成的区域专业化建立在“小而全”的生产结构之上,麦农生产规模小,农艺过程标准化程度低,小麦种植、销售和加工各个环节联系不紧密,产业一体化程度不高。2.不同小麦产区专业化程度极不平衡。研究表明,黄淮海麦区专业化程度最高,2007-2009年的平均专业化指数为2.141,其专业化程度已经远超长江中下游、西南等其他小麦主产区,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长江中下游麦区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次之,2007-2009年的平均专业化指数为1.541。西南麦区专业化水平较低,2007-2009年的平均专业化指数为0.617,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其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仍在减小。3.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区域之间小麦生产收益的不平衡、麦农的行为角色和风险偏好、小麦需求变动、物质投入等因素,直接影响着生产者的决策行为,从而决定了麦农专业化生产程度的高低。不同小麦种植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小麦生产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土地承包期长短、区域环境资源状况等,决定着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效率的高低。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增加了专业化交易费用,政府适当的制度安排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区的竞争优势,推动区域专业化持续发展。研究还表明,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有利于小麦生产技术体系的建立和产业链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反过来影响区域专业化的自我增进,最终形成累积循环机制。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途径,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演变过程。4.区域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小麦生产效率。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将小麦集中种植在适宜区域,大面积推广优质小麦,采用标准化栽培技术,对提高小麦单产、降低小麦生产成本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伴随区域专业化程度的上升,小麦生产逐渐向优势区域集中,有利于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有利于推广优良品种、小麦生产技术和标准化栽培,从而显着地提高小麦品质。区域专业化能刺激小麦生产的技术需求,缓解土地超小规模经营对技术进步的限制,降低技术推广成本,增加技术供给,并形成小麦生产的创新性学习区域,因而有利于推进小麦生产技术进步。对河南小麦区域专业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麦农收入,也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小麦产出水平。5.小麦区域专业化存在一定风险。过度的区域专业化生产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小麦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并可能对小麦主产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小麦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程度应当适度。三、创新点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是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建设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改良土壤、技术扶持、优质专用小麦生产补贴等政策措施,引导小麦最适宜产区集中资源发展小麦生产,促进优势区域小麦大规模种植,从而推动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形成、加速推进其发展。2.技术进步在推动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育种技术的突破促进小麦在生产条件适宜区域集中种植,显着提高了专业化水平。技术进步是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进一步提高的关键。3.市场诱导对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发挥了一定作用。优质专用小麦价格上升,市场需求扩大,对促进小麦生产优势区域集中生产和优质专用小麦的大规模种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与政府扶持相比,市场力量相对不足。
二、世界小麦贸易格局已变,我国成阶段性净出口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小麦贸易格局已变,我国成阶段性净出口国(论文提纲范文)
(1)经贸环境不确定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口风险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粮食进口的影响 |
2.1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 |
2.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及其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 |
3 中国粮食进口国际国内风险分析 |
3.1 关于粮食禁运的风险 |
3.2 关于国际市场供给风险 |
3.3 关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风险 |
3.4 关于进口来源集中的风险 |
3.5 关于粮食进口的运输风险 |
3.6 关于外汇支付能力风险 |
4 结论及建议 |
4.1 完善价格预警机制 |
4.2 完善粮食期货市场 |
4.3 进口来源进一步多元化 |
4.4 加强国际粮食领域合作 |
4.5 加强港口码头等粮食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风险 |
4.6 完善粮食进口调控机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
(2)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1.5.1 国际定价权与国际定价影响力 |
1.5.2 国际定价中心与期货交易所 |
1.5.3 价格发现 |
1.6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6.1 主要创新点 |
1.6.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供求规律与价格理论 |
2.1.2 市场势力相关理论 |
2.1.3 期货市场相关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定价权的形成 |
2.2.2 能源需求相关研究 |
2.2.3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与国际定价权的相关研究 |
2.2.4 关于期货市场与国际定价权的相关研究 |
2.2.5 简要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3 全球及中国煤炭能源市场发展现状研究 |
3.1 煤炭能源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
3.1.1 全球煤炭能源市场总体供需形势分析 |
3.1.2 中国煤炭能源市场总体供需形势分析 |
3.2 煤炭能源市场贸易现状研究 |
3.2.1 全球煤炭贸易形势 |
3.2.2 中国煤炭贸易形势 |
3.3 煤炭定价方式分析 |
3.3.1 全球煤炭能源主要定价方式 |
3.3.2 中国煤炭能源定价历史变迁 |
3.4 中外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3.4.1 国际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3.4.2 中国煤炭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煤炭定价权的形成及构建 |
4.1 煤炭定价权的形成 |
4.1.1 煤炭能源定价权的形成 |
4.1.2 煤炭期货市场在定价中的作用 |
4.2 影响煤炭定价权的主要因素 |
4.2.1 现货市场因素 |
4.2.2 期货市场因素 |
4.3 中国煤炭定价权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 |
4.3.1 中国煤炭定价权缺失的影响因素 |
4.3.2 煤炭定价权缺失对中国现货及期货市场的传导路径 |
4.4 中国构建煤炭定价中心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4.4.1 中国构建国际定价中心的意义 |
4.4.2 中国构建煤炭定价中心可行性分析 |
4.5 实现煤炭定价权的路径规划 |
4.6 本章小结 |
5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煤炭需求拐点预测及进口量研究 |
5.1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煤炭需求拐点预测 |
5.1.1 煤炭需求拐点理论假设 |
5.1.2 煤炭需求拐点模型 |
5.1.3 煤炭消费EKC曲线空间计量实证研究 |
5.2 基于ARMA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口量预测 |
5.2.1 变量与数据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3 实证过程 |
5.2.4 实证结果 |
5.3 本章小结 |
6 基于市场势力视角的中国煤炭能源定价权研究 |
6.1 市场势力与定价权的互动机理 |
6.1.1 定价权的经济学机理 |
6.1.2 市场势力的测度方法 |
6.1.3 市场势力与定价权的关系 |
6.2 基于PTM模型的全球主要煤炭贸易国市场势力研究 |
6.2.1 模型的选择与推导 |
6.2.2 变量与数据来源 |
6.2.3 全球主要煤炭出口国市场势力实证检验 |
6.2.4 全球主要煤炭进口国市场势力实证检验 |
6.3 中国煤炭能源进出口市场势力研究 |
6.3.1 基于PTM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出口市场势力研究 |
6.3.2 基于SMR模型的中国煤炭进口市场势力研究 |
6.3.3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中国煤炭能源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动态关系研究 |
7.1 煤炭期货市场对取得煤炭定价权的意义 |
7.1.1 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机制的产生 |
7.1.2 煤炭期货市场对取得煤炭定价权的意义 |
7.2 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相互作用机理 |
7.2.1 煤炭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价格的作用机理 |
7.2.2 煤炭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价格的作用机理 |
7.3 煤炭期现货市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与理论模型 |
7.3.1 分析方法 |
7.3.2 理论模型 |
7.3.3 变量与数据来源 |
7.4 煤炭期货与煤炭现货长期与短期关系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基于期货市场的中国煤炭能源定价权研究 |
8.1 国际煤炭价格对中国煤炭价格的期货传导路径 |
8.1.1 国际煤炭价格对中国煤炭价格的期货传导路径 |
8.1.2 中国与ICE期货市场联动现实基础 |
8.2 期货定价机制下国际定价权的测度方法 |
8.2.1 期货定价机制下国际定价权的测度方法 |
8.2.2 不同期货市场联动过程中的表现 |
8.3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8.3.1 研究方法 |
8.3.2 数据选取 |
8.4 中国煤炭期货价格与ICE 理查德湾煤炭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
8.5 中国煤炭期货价格与ICE鹿特丹港煤炭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
8.6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3)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粮食安全新形势 |
1.1.1 粮食生产资源过度消耗,种植意愿不断减弱 |
1.1.2 粮食需求数量刚性增长,质量要求不断提升 |
1.1.3 粮食国内价格赶超国际,全球影响不断加深 |
1.1.4 粮食面临复杂国际形势,国内重视不断加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粮食生产的安全研究 |
1.2.2 粮食消费的安全研究 |
1.2.3 粮食贸易的安全研究 |
1.2.4 粮食政策的安全研究 |
1.2.5 文献评论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和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1.5.1 研究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粮食安全理论界定 |
2.1 粮食概念的界定 |
2.1.1 FAO粮食界定 |
2.1.2 他国粮食界定 |
2.1.3 我国粮食内涵 |
2.1.4 大粮食的界定 |
2.2 粮食安全概念演变 |
2.3 粮食安全层次划分 |
2.3.1 国际粮食安全 |
2.3.2 国家粮食安全 |
2.3.3 家庭粮食安全 |
2.3.4 居民粮食安全 |
2.4 粮食安全目标定位 |
第三章 粮食生产的成本分析 |
3.1 粮食成本内涵与构成 |
3.1.1 成本内涵分析 |
3.1.2 现金成本与总成本 |
3.1.3 机会成本 |
3.1.4 三种成本之间的关系 |
3.2 物质服务费用分析 |
3.2.1 生产资料分析 |
3.2.2 直接费用分析 |
3.2.3 间接费用分析 |
3.3 土地成本分析 |
3.3.1 水稻的土地成本分析 |
3.3.2 小麦的土地成本分析 |
3.3.3 玉米的土地成本分析 |
3.3.4 粮食的土地平均成本分析 |
3.4 人工成本分析 |
3.4.1 费用成本分析 |
3.4.2 时间成本分析 |
3.5 成本收益分析 |
3.5.1 水稻成本收益分析 |
3.5.2 小麦成本收益分析 |
3.5.3 玉米成本收益分析 |
3.5.4 粮食成本收益分析 |
第四章 粮食生产的安全分析 |
4.1 新形势下粮食产量特征分析 |
4.1.1 总量特征分析 |
4.1.2 结构特征分析 |
4.1.3 分布特征分析 |
4.2 新形势下粮食产量波动分析 |
4.2.1 粮食产量波动指数分析 |
4.2.2 粮食产量波动国际比较 |
4.2.3 粮食产量波动周期划分 |
4.2.4 粮食产量波动周期成因 |
4.3 粮食生产区域特征变化分析 |
4.3.1 粮食生产区域地位变化分析 |
4.3.2 粮食产量区域特征变化分析 |
4.3.3 粮食面积区域特征变化分析 |
4.3.4 粮食单产区域特征变化分析 |
4.4 新形势下粮食生产区域分析 |
4.4.1 粮食生产能力指数分析 |
4.4.2 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分析 |
4.4.3 效率规模优势对比分析 |
4.4.4 粮食生产优势变动分析 |
第五章 粮食消费的安全分析 |
5.1 粮食消费面临的新形势 |
5.1.1 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
5.1.2 人口面临持续低速增长,城镇化率稳步推进 |
5.1.3 食物消费结构深刻变革,安全意识普遍提高 |
5.1.4 粮食需求影响因素增多,营养不良得到重视 |
5.2 居民食物消费和营养状况分析 |
5.2.1 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
5.2.2 口粮消费趋于稳定 |
5.2.3 食物消费更加合理 |
5.2.4 营养状况不断提升 |
5.3 基于合理营养目标下的粮食需求量分析 |
5.3.1 口粮需求水平分析 |
5.3.2 饲料用粮需求水平分析 |
5.3.3 工业用粮需求水平分析 |
5.3.4 种子用粮需求水平分析 |
5.4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需求展望 |
5.4.1 人均粮食需求水平展望 |
5.4.2 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展望 |
5.4.3 营养目标下的粮食展望 |
5.4.4 粮食需求目标展望对比 |
第六章 粮食贸易的安全分析 |
6.1 国际粮食贸易演变和特征 |
6.1.1 世界谷物贸易量分析 |
6.1.2 世界稻谷、小麦和玉米贸易量变动分析 |
6.1.3 世界谷物进口贸易量前15名国家 |
6.1.4 世界谷物出口贸易量前15名国家 |
6.2 我国粮食贸易演变和特征 |
6.2.1 我国粮食贸易总量特征 |
6.2.3 我国粮食贸易结构特征 |
6.3 中国粮食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
6.3.1 中国粮食贸易量占世界比重 |
6.3.2 中国粮食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
6.3.3 中国粮食贸易依存度分析 |
6.3.4 中国粮食国际比较竞争分析 |
第七章 粮食安全的战略分析 |
7.1 粮食安全的现状解析 |
7.1.1 粮食生产格局改变增产动力不足 |
7.1.2 基于营养标准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7.1.3 种粮成本攀升比较效益不断下降 |
7.1.4 内外价差助推谷物进口增长迅速 |
7.2 粮食安全的战略对策 |
7.2.1 加强供给侧的改革提高粮农收入 |
7.2.2 严格水土等基本资源的要素保障 |
7.2.3 加快推进三大谷物优势产区建设 |
7.2.4 依靠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瓶颈制约 |
7.2.5 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
7.2.6 完善市场调控机制农业补贴政策 |
7.2.7 培育新型主体构建新型经营体系 |
7.2.8 全面普及膳食营养减少粮食浪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 |
(4)“一带一路”两种建设方案的模拟分析 ——基于动态GTAP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目标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与目标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一带一路”概述 |
2.1 "一带一路"的由来 |
2.2 "一带一路"的近代发展 |
2.3 "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和地区 |
2.4 "一带一路"建设方案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3.1 理论演进 |
3.1.1 自由贸易理论演进 |
3.1.2 贸易便利化理论演进 |
3.2 相关研究综述 |
3.2.1 自由贸易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3.2.2 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3.2.3 "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综述 |
第4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结构分析 |
4.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 |
4.1.1 中国与东盟10国 |
4.1.2 中国与西亚18国 |
4.1.3 中国与南亚8国 |
4.1.4 中国与中亚5国 |
4.1.5 中国与独联体7国 |
4.1.6 中国与中东欧16国 |
4.2 贸易强度与贸易互补性分析 |
4.3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
4.4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加深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
4.4.1 加深合作的有利条件 |
4.4.2 所面临的挑战 |
第5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分析 |
5.1 贸易结构和关税结构分析 |
5.1.1 中国与东盟10国 |
5.1.2 中国与西亚18国 |
5.1.3 中国与南亚8国 |
5.1.4 中国与中亚5国 |
5.1.5 中国与独联体7国 |
5.1.6 中国与中东欧16国 |
5.2 模拟方案 |
5.3 模拟结果及分析 |
5.3.1 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5.3.2 产业影响分析 |
5.3.3 贸易流向变化 |
5.4 结论和政策建议 |
第6章 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分析 |
6.1 贸易中时间成本的度量 |
6.2 模拟方案 |
6.3 结果分析 |
6.3.1 宏观经济影响 |
6.3.2 产业影响分析 |
6.3.3 贸易流向分析 |
6.4 结论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国家分类和产品分类 |
附录B 自由贸易区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 |
附录C 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 |
附录D 中国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各产品的时间成本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背景与问题 |
1.2 研究目标 |
1.3 论文结构和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说明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国大豆产业相关研究进展 |
2.2 中国大豆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2.3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中国大豆生产 |
3.1 大豆生产的历史回顾 |
3.2 大豆生产发展总况 |
3.3 大豆生产布局 |
3.4 生产收入与成本 |
3.5 大豆生产的地位 |
3.6 大豆种植制度 |
3.7 大豆生产的影响因素 |
3.8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大豆流通 |
4.1 近代大豆流通历史回顾 |
4.2 大豆流通体制 |
4.3 大豆流通数量与价格 |
4.4 大豆流通主体与渠道 |
4.5 大豆运输与仓储 |
4.6 大豆交易方式 |
4.7 大豆流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4.8 国外大豆流通的借鉴与启示 |
4.9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大豆加工 |
5.1 中国大豆加工发展历史回顾 |
5.2 大豆加工业生产概况 |
5.3 大豆加工业发展概况 |
5.4 大豆加工业生产布局 |
5.5 大豆加工业发展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5.6 国际大豆加工业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大豆消费 |
6.1 中国大豆消费的历史回顾 |
6.2 大豆总体消费 |
6.3 消费结构 |
6.4 大豆产品的消费 |
6.5 大豆供需平衡分析 |
6.6 影响中国大豆消费的主要因素 |
6.7 大豆消费的国际比较 |
6.8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大豆贸易 |
7.1 中国大豆贸易总体发展历程 |
7.2 大豆及其产品出口贸易 |
7.3 大豆及其产品进口贸易 |
7.4 大豆及其产品进出口价格变化与比较 |
7.5 世界大豆贸易格局的发展变化 |
7.6 中国大豆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
7.7 中国大豆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 |
7.8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中国大豆产业政策 |
8.1 建国以来的大豆产业政策 |
8.2 大豆产业政策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
8.3 主产国大豆产业政策 |
8.4 主产国大豆产业政策的借鉴与启示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中国大豆产业经济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探讨 |
9.1 大豆产业安全问题 |
9.2 转基因大豆发展问题 |
9.3 大豆产业竞争力问题 |
9.4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战略 |
9.5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6)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结构 |
1.5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可能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2 理论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
2.1 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 |
2.1.1 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
2.1.2 国外相关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 |
2.1.3 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现实考量 |
2.1.4 农村劳动力流动、外流、迁移和转移的界定 |
2.1.5 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 |
2.1.6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
2.2 粮食安全理论综述 |
2.2.0 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
2.2.1 农业发展阶段论 |
2.2.2 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
2.2.3 中国粮食安全的测度 |
2.3 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 |
2.3.1 农村劳动力外流现状 |
2.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
2.3.3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2.4 国内文献评述 |
2.4.1 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比较成熟 |
2.4.2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结合专题研究较少 3.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3.1 人口流动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
3.1.1 农村经济改革起始阶段(1978—1991年) |
3.1.2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及完善阶段(1991—1999年) |
3.1.3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3.2 粮食购销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流 |
3.2.1 家庭承包制、粮食价格调整与农村劳动力流动(1978—1984) |
3.2.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农村劳动力外流(1985—2000) |
3.2.3 全面放开粮食市场阶段与农村劳动力外流(2001年至今) |
3.3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理论分析 |
3.3.1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与粮食安全 |
3.3.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 |
3.4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农户行为 |
3.4.1 劳动力外流的一个诱因——粮食弱质性 |
3.4.2 农村劳动力结构与粮食安全 |
3.5 小结 4.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4.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理论基础与现实判断 |
4.1.1 农业调整阶段论 |
4.1.2 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的演变 |
4.1.3 中国粮食生产阶段判断 |
4.2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微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4.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
4.2.2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
4.2.3 劳动力流动与扶贫 |
4.3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宏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4.3.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调整阶段一致性分析 |
4.3.2 劳动力外流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
4.4 小结 5.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冲突性分析 |
5.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内在矛盾 |
5.1.1 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 |
5.1.2 政府收购与粮食市场需求的博弈 |
5.1.3 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分析 |
5.2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安全冲突性分析 |
5.2.1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人力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5.2.2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物质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5.2.3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土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
5.3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5.3.1 相关研究简介 |
5.3.2 研究方法 |
5.3.3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5.3.4 结论 6.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6.1 粮食安全目标多元化 |
6.1.1 粮食安全目标差异化 |
6.1.2 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 |
6.2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
6.2.1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演化 |
6.2.2 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定量分析 |
6.3 区域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6.3.1 主产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6.3.2 主销区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
6.3.3 区域间要素对流 |
6.4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局势 |
1.1.2 值得深思的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 |
1.1.3 本研究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日本农业、农产品贸易保护原因方面的研究 |
1.2.2 关于日本农业政策的研究 |
1.2.3 关于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日本农业影响的研究 |
1.2.5 我国学者对日本农业发展的研究 |
1.2.6 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2 本文的研究思路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农产品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及分析模型的构建 |
2.1 农产品贸易保护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
2.1.1 保护贸易理论 |
2.1.2 农业正外部性理论 |
2.1.3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2.2 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
2.2.1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思想 |
2.2.2 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易于形成的政治原因 |
2.3 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四维分析模型构建 |
2.3.1 区域贸易协定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
2.3.2 WTO多边贸易规则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
2.3.3 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四维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策变迁及其效果评析 |
3.1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经济背景 |
3.1.1 日本农业概况及特点 |
3.1.2 日本农产品的对外贸易 |
3.2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变迁历程 |
3.2.1 二战以前受“食品问题”困扰的农业保护政策 |
3.2.2 二战以后至WTO成立之前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成长 |
3.2.3 WTO框架下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调整 |
3.3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效果评析 |
3.3.1 正面效果 |
3.3.2 负面效果 |
3.4 新世纪以来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面临的内外压力 |
3.4.1 “小泉改革”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冲击 |
3.4.2 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给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带来的压力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4.1 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相关机构的政治行为 |
4.1.1 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形成的内部机制 |
4.1.2 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相关机构的政治行为 |
4.2 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 |
4.2.1 利益集团理论 |
4.2.2 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 |
4.2.3 其它利益集团与农协的博弈 |
4.3 WTO多边贸易规则与日本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调整 |
4.3.1 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的政策调整 |
4.3.2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的政策调整 |
4.4 东亚地区主义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压力 |
4.4.1 日本各界应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姿态 |
4.4.2 日本维护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实质并未改变 |
4.5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两个实证 |
4.5.1 日本大米市场的部分开放 |
4.5.2 日本加入TPP的艰难抉择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
5.1 中国农产品贸易及贸易保护的发展历程 |
5.1.1 加WTO前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及贸易保护状况 |
5.1.2 加入WTO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及贸易保护状况 |
5.2 中日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比较分析 |
5.2.1 政策目标比较 |
5.2.2 法律环境比较 |
5.2.3 保护措施比较 |
5.3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
5.3.1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
5.3.2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
5.3.3 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中国的启示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与贸易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的测算 |
二、对中美农产品市场的检验 |
(一) 棉花市场:美国主导技术优势 |
(二) 小麦市场:中国粮食产业的安全保障 |
(三) 稻米市场:中国应谨慎对待市场开放 |
1.中国: |
2.美国反复的补贴政策。 |
3.稻米市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
(四) 大豆市场:中国被动的国际地位 |
1.中国遭受国际市场剧烈冲击。 |
2.美国“一步到位”的补贴政策。 |
3.大豆市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
(9)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1.1 重要概念 |
1.1.1 经济发展 |
1.1.2 财政体制 |
1.1.3 财政政策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
1.2.2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因素 |
1.2.3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 |
1.2.4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政策 |
1.2.5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体制 |
1.2.6 评述 |
1.3 研究意义 |
1.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
1.3.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 |
1.3.3 从财政视角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1.4 研究思路 |
1.5 创新与不足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
2.1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 |
2.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1.2 历史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
2.1.3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
2.1.4 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 |
2.1.5 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2.2.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
2.2.2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
2.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2.3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2.3.1 二元结构理论 |
2.3.2 中心—边缘理论 |
2.3.3 发展级理论 |
2.3.4 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 |
2.4 其他经济发展理论 |
2.4.1 新制度主义理论 |
2.4.2 激进主义发展理论 |
2.4.3 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评价 |
2.4.4 后发优势发展理论 |
2.5 本章小结 3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演变 |
3.1 财政体制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 |
3.1.1 政府间财政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 |
3.1.2 政府与企业(个人)间财政分配关系与经济发展方式 |
3.2 改革前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49-1978) |
3.2.1 经济赶超: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 |
3.2.2 统收统支:增长支出需要的财政体制 |
3.2.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3.3 改革后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78-1994) |
3.3.1 市场培育:以转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 |
3.3.2 放权让利:经济转型中的财政体制 |
3.3.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3.4 建立市场经济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94-) |
3.4.1 由粗放到集约: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
3.4.2 分税制: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则政体制 |
3.4.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3.5 本章小结 4 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演变 |
4.1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49-1978) |
4.1.1 政策背景 |
4.1.2 政策内容 |
4.1.3 政策效果 |
4.2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78-1995) |
4.2.1 政策背景 |
4.2.2 政策内容 |
4.2.3 政策效果 |
4.3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95-) |
4.3.1 政策背景 |
4.3.2 政策内容 |
4.3.3 政策效果 |
4.4 本章小结 5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选择 |
5.1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 |
5.1.1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评判指标 |
5.1.2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 |
5.2 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5.2.1 调整经济结构 |
5.2.2 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
5.2.3 保障和改善民生 |
5.2.4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
5.2.5 深化体制改革 6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对策建议 |
6.1 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原则 |
6.1.1 近期与中长期相结合 |
6.1.2 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 |
6.1.3 中央和地方相结合 |
6.2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体制 |
6.2.1 建立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
6.2.2 加快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6.2.3 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 |
6.3 完善则政政策 |
6.3.1 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
6.3.2 支持结构优化升级 |
6.3.3 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
6.3.4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
6.3.5 保障和改善民生 |
6.4 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
6.4.1 加快财政法制建设 |
6.4.2 强化管理基础工作 |
6.4.3 加强预算编制管理 |
6.4.4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
6.4.5 加强财政监督 |
6.4.6 稳步推进预算公开 参考文献 |
(10)中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表目录 |
图目录 |
专栏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目的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技术路线 |
1.4 默认的研究假设 |
1.5 论文框架设计 |
第2章 农业区域专业化的理论依据 |
2.1 产业分工理论 |
2.2 专业化生产理论 |
2.3 比较优势理论 |
2.4 农业区划理论 |
第3章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3.1 小麦主产国区域专业化生产现状 |
3.2 小麦主产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共同趋势 |
3.3 各国政府推进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主要经验 |
第4章 中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演化 |
4.1 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历程 |
4.2 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现状 |
4.3 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演化特点 |
第5章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影响因素 |
5.1 影响麦农进行专业化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 |
5.2 影响不同区域小麦专业化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
5.3 制度安排与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可持续性 |
第6章 三大小麦主产区专业化生产比较 |
6.1 三大小麦主产区发展现状 |
6.2 三大小麦主产区小麦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
6.3 三大小麦主产区小麦生产专业化程度分析 |
第7章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影响分析 |
7.1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7.2 区域专业化对小麦生产的影响 |
第8章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与土地产出水平的关系 |
8.1 小麦户与兼粮户土地利用水平差异的经验研究 |
8.2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与土地产出水平的实证研究:以河南为例 |
第9章 我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推进 |
9.1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小麦生产专业化道路选择 |
9.2 三大小麦主产区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优化 |
9.3 区域专业化进程中农户交易效率的提高 |
9.4 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的适度性 |
第10章 研究结论 |
10.1 研究结论 |
10.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世界小麦贸易格局已变,我国成阶段性净出口国(论文参考文献)
- [1]经贸环境不确定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口风险分析[J]. 王锐,卢根平,陈倬,王新华. 世界农业, 2020(05)
- [2]中国煤炭能源国际定价权研究[D]. 苏梦颖.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D]. 王禹.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12)
- [4]“一带一路”两种建设方案的模拟分析 ——基于动态GTAP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D]. 刘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 [5]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经济研究[D]. 杨树果.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6]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D]. 郭志广.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7]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齐洪华. 辽宁大学, 2013(12)
- [8]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与贸易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视角[J]. 伏玉林,杜凯. 学术月刊, 2012(08)
- [9]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D]. 孙志.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10]中国小麦生产区域专业化研究[D]. 杨尚威. 西南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