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73种化工产品国内市场居第一（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陈宇轩[5]（2020）在《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是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连创新高,环境气候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相关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重视。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利用它们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碳关税也是绿色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因此可以看出,碳关税不仅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政策,也是大国之间进行贸易竞争的一种手段。化工产业属于高碳排产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碳关税开征,不仅会制约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发展,而且可能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和贸易布局。因此,本文对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本文以化工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GTAP模型模拟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潜在影响。本文在介绍选题背景和论文相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贸易组织官网上的数据,结合2014年IPCC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出我国化工产品出口以及能源消费现状。在第4章从化工产品出口量、市场价格、贸易条件以及社会福利水平对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影响进行理论分析,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论点。第5章是本文核心部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进出口贸易数据,结合投入产出表,测算隐含碳排放量,再利用GTAP模型进行实证模拟,假设美国对我国征收碳关税,采用GTAP第九版数据库以及RunGtap软件,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量、市场价格、社会福利水平以及贸易条件进行分析,从而对第四章的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在政府层面,充分利用WTO的法律机制,维护自身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发达国家发布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积极研究对碳关税的反制性政策,如国内碳税,以制衡发达国家,同时展开环境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结成统一战线,一起抵制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并加大对化工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在行业层面,应当加快化工产业转型步伐,推动我国化工产品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打出属于我国独有的化工品牌,同时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加强出口的稳定性。最后,充分发挥化工企业管理协会的作用,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桥梁以及碳关税相关信息的预警平台,并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行业人才。
Ivan Sarafanov[6]（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李玉铭[7]（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研究说明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王锋[8]（2015）在《中国橡胶产业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橡胶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十二五”期间中国橡胶产业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橡胶产业的发展受到供需关系、季节变动、气候变化、政治政局情况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因素较大。橡胶产业不仅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采掘、交通、建筑、机械、电子等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原料,该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非常广阔,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在分析橡胶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橡胶产业与生态安全之间关系以及我国橡胶产业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我国橡胶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橡胶产业的国内环境、对外依存度、国际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发展能力作出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橡胶产业安全的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山东省在我国橡胶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山东省橡胶产业安全的分析作为实证分析的重点,分析山东省橡胶产业发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我国橡胶产业安全问题,是将理论知识与产业需求结合起来的一个应用型研究,因此在研究中本文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分析法、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分析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分析法、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分析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分析法等。本文的创新在于在梳理和分析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在现有的产业安全理论框架下对“橡胶产业安全”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在对橡胶产业安全评价中引入与橡胶产业密切相关且具有自身特点的相关指标；同时,本文构建了橡胶产业安全的分析框架。本研究的预期成果既有助于丰富产业安全理论,解决产业安全理论体系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也有助于服务橡胶产业产业安全实践,为主管部门制定产业安全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陈红进[9]（201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仍然能够保持较高速增长,但因经济高速增长而被暂时掩盖起来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国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例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才算合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各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有哪些共同的规律可资借鉴?本文选取了英、美、德、口、韩、印六国作为典型国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条件、方向及路径。论文的第一章对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几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三、四章是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三章分别对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印度、韩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进行历史回顾,用历史归纳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各国产业转型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六国为例对开放视角下产业转型的规律展开分析。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转型中更为关键和困难的问题,论文第五章从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升级专门展开论述。第六章提出了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及路径,并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下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进行了进一步论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内外文献也非常多,但都是从某一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论述,缺乏从更全面的高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理论梳理,论文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尽管论文在制度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理论维度方面还缺少实证研究,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经典理论的提出就是从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中总结出来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程度的深化,包括经济理论研究维度的扩展,近年来有关产业转型国际比较的研究大多是零星的,或者说以两两比较、区域比较为主（如中印、中美、金砖国家等的比较）。本文选择了英美德日印韩六个国家作为典型国家,从产业发展史的角度对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寻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的规律,这种比较视角也是论文的创新点之一。论文用逻辑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上述六国外贸发展、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的数据为蓝本,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视角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重点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分析：①对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②对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联动以及外贸商品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联动进行深入探讨；③以韩国为例对参与国际分工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上述六国中,德、日、韩三国可以说是赶超型经济发展在欧洲和业洲的典范。论文从分析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外部条件、根本条件、制度条件和要素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思想为基础,用案例实证的方法,分别从系统竞争力、从内部发展、政府干预三个面解读了德、日、韩三国产业转结构转型升级中的独特之处,认为需要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来认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产业升级问题,从而明确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然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结论主要包括：1、经济开放有利于一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这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共同的发展规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越有利于该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优势产业的作用。论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真理。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要素资源,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本国生产要素的质量。2、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间的表现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轻易得出经济增长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结论,也不能说产业结构转型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时间序列上看,与产业结构相比,各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不平稳性。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转变,并从更广泛地层面理解发展的内涵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3、对赶超型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的干预推动必不可少,但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市场制度。结合新结构主义理论认识德日韩三国相对成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意味着要用系统竞争力的思想代替相对狭隘的竞争优势理论,用“从内部发展”的思想构建本国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政府需要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处理好自己的管理边界,以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和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为宗旨,努力建设监管型政府。4、中国的产业转型绕不开重工业化,但重工业化并不必然等于高碳化,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全球性选择,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一转型步伐；在全球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要谋求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并以此来增强抵御长期经济风险的能力。5、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认识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国家层面主要是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约束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来消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制度障碍；产业层面则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并通过广泛的产业间区域合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层面要做到审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入,分层推进、逐步转型,在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中探索“开放式创新”的新路。6、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方向性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中国消费型经济形感的作用以及大力推进本国城市化进程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同步意义；而在全方位开放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闫克远[10]（2012）在《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文中提出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15779.3亿美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50%。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贸易与经济大国，以及国际贸易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愈来愈多，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约占全球的9.9%，但是全球却有20.9%的反倾销调查和16.9%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出口贸易遭遇的贸易摩擦在数量上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贸易摩擦已经从单纯的企业间单一产品的争端扩大到针对某一行业的争议，由单纯的贸易问题向宏观体制、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层面延伸。贸易摩擦的加剧不但直接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破坏了公平的贸易环境，而且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遭遇贸易摩擦的具体情况看，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措施仍然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开始更多地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制度、对外贸易差额、出口补贴和外商投资环境等更加隐蔽的层面，而以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则以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为主，但是其发起频率却越来越高。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导致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或地区为了保证本国或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出台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也因此成为世界贸易保护的重点针对对象。例如，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高达128起，是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各国或地区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对象。“‘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很复杂，在外部环境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愈演愈烈，2012年以来中国共遭受了8起贸易摩擦，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年年初举行的“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做出如上表示。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并积极合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努力改善中国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所呈现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问题为研究对象，从结构的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的国别和地区结构、行业和产品结构及方式结构的现状、原因、演变以及发展趋势等，并就具体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给出简要说明。第一章，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研究综述，从历史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进行详细梳理，界定本文所研究的贸易摩擦的内涵与范围，从国际贸易发展理论的历史中探究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并对国内外有关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做简要的综述与评价。第二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现状、特点与原因等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从贸易摩擦数量、变化趋势、表现特点等方面对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进行历史性回顾，分析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问题，并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变动说明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三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研究，从结构的视角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现状与特点进行对比，并选取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摩擦的特征。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研究，结合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行业和产品结构的特点，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整体行业特征，并从贸易救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摩擦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国具体行业和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特点与趋势。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研究，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贸易摩擦方式，分析各种贸易摩擦方式的具体特征与原因，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发展趋势。第六章，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与措施，结合中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并针对不同结构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的战略与措施。
二、上海73种化工产品国内市场居第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73种化工产品国内市场居第一（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碳关税的合法性及可行性研究 |
| 1.2.2 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
| 1.2.3 我国化工产品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文章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碳关税 |
| 2.1.2 隐含碳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关税保护理论 |
| 2.2.2 关税经济效应 |
| 2.2.3 庇古税理论 |
| 2.2.4 投入产出理论 |
| 第3章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贸易及能源消费现状 |
| 3.1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贸易现状 |
| 3.1.1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贸易额 |
| 3.1.2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结构 |
| 3.1.3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 |
| 3.2 我国化工产业能源消费现状 |
| 3.2.1 化工产业整体能源消费情况 |
| 3.2.2 化工产业能源消费结构 |
| 第4章 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 |
| 4.2 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影响 |
| 4.2.1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量减少 |
| 4.2.2 我国化工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 |
| 4.2.3 我国化工产品出口贸易条件恶化 |
| 4.2.4 我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
| 第5章 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隐含碳排放测算—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
| 5.1.1 计算方法 |
| 5.1.2 模型应用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量、市场价格、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
| 5.2.1 模型介绍及应用 |
| 5.2.2 化工产品出口量分析 |
| 5.2.3 化工产品市场价格分析 |
| 5.2.4 化工产品出口贸易条件分析 |
| 5.2.5 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府层面 |
| 6.2.1 利用WTO法律机制维护自身利益 |
| 6.2.2 研究国内碳税政策 |
| 6.2.3 积极展开环境外交 |
| 6.2.4 增加对化工企业低碳减排的支持力度 |
| 6.3 行业层面 |
| 6.3.1 优化化工产品结构 |
| 6.3.2 拓展化工产品新兴市场 |
| 6.3.3 塑造国内化工行业自主品牌 |
| 6.3.4 充分发挥化工企业管理协会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概念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兴起与革新: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轫 |
| 第一节 帆船时代:近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概述 |
| 一、唐宋时期远洋帆船贸易 |
| 二、清代至开埠前的远洋帆船贸易 |
| 三、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 |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 |
| 一、开埠初期西方工业品的进口 |
| 二、鸦片走私进口贸易 |
| 三、丝、茶的远洋出口贸易 |
| 第三节 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
| 一、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 |
| 二、帆船到轮船:远洋运输方式的转变 |
| 三、垄断到竞争:远洋运输主体的变更 |
| 四、传统到现代:远洋贸易方式的变革 |
| 小结 |
| 第二章 发展与竞争: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对外贸易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全面发展 |
| 一、日本加入上海远洋航运的竞争 |
| 二、太平洋远洋航运网的形成 |
|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英、日、美远洋航运势力的角逐 |
| 一、一战期间英日远洋航运的分霸格局 |
| 二、一战后各国远洋航运的恢复 |
| 三、英、日、美的三国航业争霸 |
| 第三节 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 |
| 一、传统远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
| 二、新兴远洋贸易品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恢复与繁荣:孤岛时期上海远洋航运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远洋航运概况 |
| 一、远洋航线的恢复 |
| 二、交易量的回升与贸易中心的回归 |
| 三、主要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孤岛时期上海 |
| 一、上海民众生活物质仰赖外洋供给 |
| 二、工业原料进口与商品出口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供给需求与上海远洋航运 |
| 一、日本“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体制 |
| 二、日本战时航运政策与在华第三国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与变革: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变迁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沿海、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与革新 |
| 一、技术变革与沙船的衰落 |
| 二、新式轮船公司的建立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区变迁 |
| 一、港区与洋船停泊区的开辟 |
| 二、远洋贸易与港区功能变迁 |
| 第三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建设 |
| 一、外资码头的修建与兴起 |
| 二、船舶修造业的建立与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贸易、失序、进步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二、国家行政力量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三、远洋航运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橡胶产业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橡胶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1.1.2 橡胶产业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 |
| 1.1.3 我国橡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橡胶的分类 |
| 2.1.2 橡胶的用途 |
| 2.1.3 橡胶产业的定义 |
| 2.1.4 橡胶产业的构成 |
| 2.1.5 橡胶产业的特点 |
| 2.1.6 我国橡胶产业研究 |
| 2.1.7 国外橡胶产业研究 |
| 2.2 国内外产业安全问题研究综述 |
| 3 国内外橡胶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世界橡胶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世界橡胶产业分布格局 |
| 3.1.2 世界橡胶主产国的产业政策及现状 |
| 3.1.3 世界橡胶的进出口分析 |
| 3.1.4 国外橡胶产业安全保障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
| 3.2 我国橡胶产业发展现状 |
| 3.2.1 我国橡胶产业现状 |
| 3.2.2 我国橡胶产业的政策环境 |
| 3.2.3 我国橡胶产业的金融环境 |
| 3.2.4 我国橡胶产业的生产要素环境 |
| 3.2.5 我国橡胶制品产业及相关支持性产业分析 |
| 3.2.6 我国橡胶产业的供需条件分析 |
| 3.3 我国橡胶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境问题 |
| 3.3.2 资源问题 |
| 3.3.3 灾害问题 |
| 3.3.4 创新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橡胶产业安全评价 |
| 4.1 我国橡胶产业国内环境评价 |
| 4.1.1 我国橡胶产业资本效率 |
| 4.1.2 我国橡胶产业资本成本 |
| 4.1.3 我国橡胶产业境内需求增长率 |
| 4.2 我国橡胶产业对外依存度评价 |
| 4.2.1 我国橡胶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2.2 我国橡胶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 |
| 4.3 我国橡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 |
| 4.3.1 我国橡胶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
| 4.3.2 我国橡胶产业国内市场占有率 |
| 4.3.3 我国橡胶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 |
| 4.3.4 我国橡胶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 |
| 4.3.5 我国橡胶产业价格比 |
| 4.3.6 我国橡胶产业集中度 |
| 4.4 我国橡胶产业控制力评价 |
| 4.4.1 我国橡胶产业外资市场控制率 |
| 4.4.2 我国橡胶产业外资品牌和股权控制率 |
| 4.4.3 我国橡胶产业外资经营决策权控制率 |
| 4.5 我国橡胶产业发展能力评价 |
| 4.5.1 我国橡胶产业资本积累能力 |
| 4.5.2 我国橡胶产业吸收就业能力 |
| 4.5.3 我国橡胶产业市场竞争能力 |
| 4.6 橡胶产业安全趋势分析 |
| 4.6.1 行业前景向好但压力依然存在 |
| 4.6.2 大力提高国内橡胶产量 |
| 4.6.3 提高国内资本对橡胶产业的控制力 |
| 4.7 本章小结 |
| 5 山东省橡胶产业安全研究实证分析 |
| 5.1 山东省橡胶产业发展现状 |
| 5.1.1 山东橡胶产业发展历史 |
| 5.1.2 东橡胶产业发展现状 |
| 5.2 山东省橡胶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
| 5.2.1 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高 |
| 5.2.2 自主创新能力差,多数企业技术落后 |
| 5.2.3 国外技术和法律法规壁垒提高,贸易摩擦加剧 |
| 5.2.4 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峻 |
| 5.2.5 企业规模偏小,抵御风险能力差 |
| 5.2.6 受汽车行业影响,轮胎产业增长放缓 |
| 5.3 山东省橡胶产业的发展对策 |
| 5.3.1 开拓创新,优化结构 |
| 5.3.2 提高产品质量,争创知名品牌 |
| 5.3.3 搞好节能减排,进行清洁生产 |
| 5.3.4 到国外办厂,走跨国公司之路 |
| 5.3.5 加快联合,壮大规模 |
| 5.3.6 采取措施,消除涨价因素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背景 |
| 二、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际比较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几组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 |
| 二、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企业转型 |
| 三、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
| 四、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 |
| 第三节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一、国外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二、国内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一、研究思路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内容及框架结构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理论梳理 |
| 第一节 国际分工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国际分工理论概述 |
| 二、国际分工理论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律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 |
|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 |
| 一、结构主义学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 |
| 二、创新驱动理论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第四节 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 |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产业转型问题的启示意义 |
| 第五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消费型经济为主导 |
|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城市化进程为重点 |
|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低碳经济为导向 |
| 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满足公平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典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比较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的选取及特点比较的原则 |
| 一、典型国家的选取及理由 |
| 二、各国产业转型特点比较的原则 |
| 第二节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点 |
| 一、英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二、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三、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四、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第三节 韩国、印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一、韩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二、印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 第四节 典型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点分析的启示 |
| 一、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特点分析的启示 |
|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特点分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开放视角下典型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规律 |
| 第一节 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分析 |
| 一、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 |
|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产业转型的关系 |
| 第二节 开放视角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 |
| 一、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产业转型的联动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产业转型的联动 |
| 第三节 参与国际分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 |
| 一、深化国际分工促进技术创新的机理 |
| 二、通过国际分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开放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结构升级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型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分析 |
|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外需滑坡倒逼产业转型 |
|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条件：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 |
|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条件：监管型政府的崛起 |
| 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素条件——要素全球流动的视角 |
| 第二节 新结构主义理论述评及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启示 |
| 一、新结构主义理论主要观点述评 |
| 二、新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实现结构升级的启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案例分析 |
| 一、用系统竞争力思想解读德国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 |
| 二、用“从内部发展”思想认识日本的自主创新战略 |
| 三、从政府的职能边界及制度环境角度看韩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
| 第一节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 |
| 一、重工业化还是低碳化的方向选择 |
| 二、谋求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
| 第二节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 |
| 一、国家层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消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障碍 |
| 二、产业层面：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化中提高产业间区域合作水平 |
| 三、企业层面：选择战略新兴产业分层推进、稳步升级 |
| 第三节 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一、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与消费型经济的形成 |
| 二、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
| 三、在全方位开放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六国FDI和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实证 |
| 后记 |
（10）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贸易摩擦的理论探讨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结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一、 有关贸易摩擦内涵的论述 |
| 二、 本文对于贸易摩擦的界定 |
| 第二节 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 |
| 一、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 |
| 二、 新贸易保护主义 |
| 三、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 |
| 第三节 贸易摩擦的理论分析 |
| 一、 贸易摩擦的微观经济分析 |
| 二、 贸易摩擦的宏观经济分析 |
| 三、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 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结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的研究 |
| 二、 关于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的研究 |
| 三、 关于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特点与原因等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分析 |
| 一、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概况 |
| 二、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
| 一、 外部原因 |
| 二、 内部原因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分析 |
| 一、 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弱 |
| 二、 缺乏有效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机制 |
| 三、 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应用不力 |
| 第四节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析 |
| 一、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 |
| 二、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合理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的现状 |
| 二、 中国与各类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 |
| 二、 中欧贸易摩擦分析 |
| 三、 中日贸易摩擦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中印贸易摩擦分析 |
| 二、 中国与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三、 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摩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概述 |
| 一、 贸易摩擦产业集中现象明显 |
| 二、 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和产品贸易救济分析 |
| 一、 化工行业和产品 |
| 二、 轻工行业和产品 |
| 三、 纺织品服装行业和产品 |
| 四、 冶金行业和产品 |
| 第三节 新型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分析 |
| 一、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行业和产品类别 |
| 二、 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行业和产品类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引发的摩擦分析 |
| 一、 全球传统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 |
| 二、 中国遭遇传统贸易摩擦的方式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新型贸易壁垒引发的贸易摩擦分析 |
| 一、 技术性贸易壁垒 |
| 二、 知识产权保护 |
| 第三节 其他贸易摩擦方式分析 |
| 一、 贸易平衡问题 |
| 二、 气候变化问题 |
| 三、 贸易救济措施组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与措施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 |
| 一、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
| 二、 促进国民经济内外均衡发展 |
| 三、 构建贸易利益平衡机制 |
| 四、 完善并合理运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 |
| 一、 应对贸易摩擦的国别或地区措施 |
| 二、 应对贸易摩擦的行业和产业措施 |
| 三、 应对不同贸易摩擦方式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上海73种化工产品国内市场居第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碳关税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研究[D]. 陈宇轩.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6]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7]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
- [8]中国橡胶产业安全研究[D]. 王锋. 北京交通大学, 2015(10)
-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D]. 陈红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7)
- [10]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的视角[D]. 闫克远.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