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图像的二元对立

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意象的二元对立（论文文献综述）

吴月颖^[1]（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领袖”群体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种典型人物,他们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期望,其行为容易受到更强烈的限制,因此对领袖人物的刻画是展现人物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种突出表达。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科利奥兰纳斯都是古罗马社会中地位显赫的军事、政治领袖,作者在刻画其形象时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为创作蓝本。《名人传》中鲜明的文学特征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情节线索与人物形象的灵感来源。但莎士比亚借由对领袖人物的重点刻画,使罗马剧超越了普鲁塔克作品中道德宣教的核心目标,最终呈现为以人本意识为终极关怀的,将社会性与审美性高度统一的人文主义巨作。本文意在研究莎士比亚对三部以古罗马为背景的戏剧《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中的“领袖”人物,在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基础上做出了怎样的改编。全文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是对本文主体部分的概述以及对研究状况进行的总体把握。首先笔者将国内外对本题材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认清目前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在接下来的撰文中填补些许空白。其次笔者将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探讨文学作品与戏剧文本之间改编的价值。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从而提升本文的学理价值。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名人传》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关系探究。笔者先从“存同”的维度探寻莎士比亚与普鲁塔克互为契合的创作基调,之后分析莎士比亚“求异”的创作追求,从情节设置、形象研究和语言风格这三个方面探究莎翁对普鲁塔克的超越性。第二章为莎士比亚对《名人传》中的“领袖”形象的扩充与改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将选取《名人传》和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科利奥兰纳斯、凯撒与安东尼三组人物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结合普鲁塔克叙述中的罗马史实,将人物放置在当时罗马城邦的语境中,论证这些“领袖”在普鲁塔克的裁断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接着本文从具体的戏剧化处理角度,梳理并总结莎士比亚笔下的领袖形象特征。第三章为莎士比亚对《名人传》中“领袖”改编的意蕴探析。本章着重探讨莎士比亚对《名人传》改编的内在含义。罗马剧中不乏作者对时局的批判,其深刻的社会性是作者创作的一大特征。但莎士比亚在创作时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面的表达。在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作者破除阶级局限性,使艺术作品的审美性特征与社会性特征达成有机融合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容、平衡的美感。在结语部分,笔者再次梳理了普鲁塔克与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从“存同”的角度分析了普鲁塔克史学作品中的文学特质,并探讨其特质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多元人物性格创作提供了怎样的素材。另外笔者又从“求异”的立场探寻莎士比亚对普鲁塔克道德教化目标的超越,并进而挖掘莎士比亚立足于人文关怀的戏剧理想。

袁方^[2]（2020）在《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论争》文中提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自问世起,就遭到各方的质疑。有些来自内部,有些来自外部。20世纪90年代前后,文化唯物主义派内主将凯瑟琳·贝尔西转而反对自己曾经拥护的批评方法,痛批文化唯物主义,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文化历史"。与此同时,另外两场论战也在进行,自由人文主义者理查德·列文在着名文学杂志《新文学史》上撰文批判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指责文化唯物主义。针对以上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纷纷回应。从这些内部的分歧与外部的质疑开始,文化唯物主义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盛气不复往昔。

李雨桐^[3]（2020）在《尼罗河花蛇与阿弗洛狄忒的交织——原型批评理论下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根据弗莱的神话批评理论,对莎士比亚的第五大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形象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狄忒女神进行类比分析,从而对克莉奥佩特拉的人物形象加上全新诠释。

曲慧鑫^[4]（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文中认为罗马共和国推崇荣誉。荣誉观念作为普遍的伦理意识在贵族、君主和平民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人们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呈现出互动关系。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影响并决定不同的伦理选择,但同时,伦理选择又会反过来对荣誉观念的形成或改变产生影响。本文分四章考察了莎士比亚在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中传达出的伦理教诲和对正处于转折时期的英国局势的思考。第一章以科里奥兰纳斯、伏伦尼亚和勃鲁托斯为研究对象,分析罗马贵族的荣誉观念与其在此观念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科里奥兰纳斯的伦理身份经历了从“城邦守护者”向“城邦毁灭者”的转变,因过度推崇荣誉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揭露出荣誉的实质是罗马操控英雄的工具。伏伦尼亚是罗马教育的具体化身,她为维护国家荣誉选择牺牲儿子的举动展现出罗马荣誉教育对贵族的深刻影响。勃鲁托斯的荣誉观念以美德为核心,他为维护共和自由触犯弑君伦理禁忌的行为暗示出其把握时代能力的匮乏。贵族对荣誉的追求更多地局限于个人层面,他们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充满悲剧性。在个人原则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罗马贵族的选择不但没有获得荣誉,反而导致了荣誉的幻灭。第二章将凯撒和安东尼作为正反面君主的典型代表,分析罗马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他们在追求王权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凯撒谋求新罗马的建立,以死追求王权的举动展现出其荣誉观念的灵活。安东尼是反面君主的代表,他无法维持情人与统治者身份间的平衡,在欲望与理智的冲突中,安东尼毅然抛弃伦理责任的举动表明罗马传统的荣誉观念已经无法对他产生影响。伟大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呈现出积极的一面,灵活的荣誉观念使君主根据局势采取有益的行动,该行动反过来又会成就君主的永恒。第三章分析罗马平民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平民阶级由护民官与民众组成。剧中的护民官是“煽动家”和“蛊惑家”的合体,他们为满足个人私欲抛弃公共伦理责任的行为展现出其德性的低下。罗马剧中的民众表现出暴力和无理性的特征,他们对荣誉漠然视之,为追逐利益而抛弃正义的伦理选择暗示出民众与贵族阶级德性上的巨大差异。平民阶级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是恶性的,追逐利益、缺少荣誉和实施暴力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荣誉随着暴力行为的升级更加被民众无视。第四章分析莎士比亚罗马剧中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成因,以及罗马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对罗马民众暴力行动的展示和以米尼涅斯为代表的堕落贵族的出现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否定,作家对民众的丑化和剧中呈现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受西方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作家基于历史和时代的等级偏见。莎士比亚始终坚守以爱为核心的理想道德的追求,认为人必须运用理智和智慧抵抗欲望的诱惑,达成灵魂的完善。结语总结贵族、君主和平民阶层的不同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关系,从当代立场反思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体现的政治伦理观念。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既反映出古老民族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的独特性,又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张浩^[5]（2019）在《越界女性——莎士比亚悲剧人物性别特征之文化解读》文中指出在莎士比亚悲剧研究中,以A. C.布莱德雷为代表的莎评家受到亚里士多德"性格缺陷"理论的影响,多把悲剧的原因归于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因素,从而遮蔽了"性别"因素在悲剧中的意义,因此有必要总结,系统研判,解析莎士比亚经典悲剧中主要女性人物违背文艺复兴时期主流性别特征期待的越界行为,剖析越界这一具有行为和性别特征双重属性的问题在剧中人物命运中的作用,并由此提炼出一组跨越传统性别疆域的幕后推手型权力女性形象、她们的分别是《科利奥兰纳斯》中作为越界母亲的伏伦妮娅、《麦克白》中作为越界妻子的麦克白夫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中作为越界女王的埃及艳后。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体是特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与菲勒斯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女性性别特征相关,是社会文化赋予的性别特征的束缚与女性渴望权力、平等、自由和精神独立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性别悲剧。

张雨婷^[6]（2019）在《克里奥佩特拉: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国内的研究者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其"二元"对立、意向角度、人物分析、政治爱情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很少能从中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一方面进行挖掘。本文将结合《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这一作品,将作品克里奥佩特拉形象与伊丽莎白女王进行对比,进一步走近莎士比亚,了解莎士比亚眼中的女王观,从而了解莎士比亚时期人们内心暗含的女王焦虑。

张雪梅^[7]（2018）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文中研究指明莎士比亚研究与批评在历经了四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时至今日,已积累了浩若烟海的丰硕成果,但是,囿于十分有限的剧作家生平记述,这位声名响彻了整个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世界的“埃文河畔的诗人”身上仍然存留了较多的疑团。研究者们围绕着他的容貌、婚姻生活、性取向、宗教观、“迷失的年头”等等进行了多番考证与争辩,很多谜题的答案至今无法形成定论。诸多疑团中,关于莎士比亚宗教倾向的猜测大约最为复杂难解。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传记资料匮乏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因: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生着有38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的莎士比亚,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执着于一种含蓄而隐晦的表达。进入20世纪,艾略特、弗莱等一批里程碑式的文学批评家身体力行地倡导对基督教、《圣经》原型与西方文学的关联研究,莎士比亚学者们因此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开始关注剧作家的宗教信仰倾向（基督徒身份）,进行了大量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圣经》文本的对比研究,而这些研究结果倾向于相信:如果基督教的核心文本——《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渊源不被刻意夸大的话,《圣经》和莎剧、基督教背景和莎士比亚之间其实一直都呈现出极为深刻的精神关联。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初始作为基督教概念的自由意志和后来在哲学、伦理学甚至普遍意义中出现的“自由”和“解放”的概念密切关联,发展至今,已有逾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事实上,从圣奥古斯丁起,到阿奎那、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再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无论是在基督教化时代还是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辩从未停止,已然构成了一条横跨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的传统思辨脉络。而作为基督教语境中的一组意义相悖的概念,围绕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或“恩典”展开的争议不仅先后引发了早期教父时代的圣奥古斯丁和摩尼教派、佩拉纠派,改教时期的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几场着名的辩论,界定了圣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与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传承,而且也在实质上构筑了新教（包括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义的核心分歧。因此,本论文主要运用莎学批评传统的角色分析法和基督教伦理学的思辨模式,以自由意志这一基督教基准概念和与之关联的“恩典”、“罪”、“救赎”等永恒命题为出发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背景、主题、人物性格及命运中蕴含的宗教元素进行再审视,力图勾描一副以自由意志为编织脉络的莎剧全景,还原一个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作品中隐匿呈现的“属灵世界”。论文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思路:一、不同的戏剧人物判断和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他们对“神-人”关系的认知和接受,即:他们超出“日常关注”或“一般关注”之上的“终极关注”（宗教信仰、精神世界）;二、研究文学文本中的自由意志主题,其实就是对其间透露出的作家个人的“终极关注”的解构。具体到莎士比亚戏剧,就是从自由意志这一宗教维度重新审视剧中人物命运和主题,推导在英国国教背景下生活和创作的剧作家的自由意志观和从中反射的基督教信仰。论文的“引言”首先解释了选题缘起及意义:选取自由意志主题的呈现来切入莎士比亚戏剧解读,需同时考察莎剧的创作背景、对莎士比亚宗教身份认识的误区以及自由意志论题的永恒性、普世性和开放性特质等三方面元素。接着介绍了自由意志概念在基督教教义史上的溯源及流变,阐释了论证过程中会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包括“预定论”、“神人合作说”、“神恩独作说”、“耶稣救世论”和“基督教人文主义”等）,剖析了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按照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份和阶段的传统划分,以历史剧、悲剧、悲喜剧这三种戏剧类型的代表性作品为细读文本,系统梳理其中藉由主题呈现和人物塑造来具体呈现的自由意志主题。第一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两部历史四联剧。在论述第一历史四联剧的政治神话和宗教内涵以及第二历史四联剧的救赎寓意的基础上,着力分析在基督教视阈中,四位基督徒国王（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和亨利五世）在自由意志被束缚和被放纵之后,各自经历的堕落与拯救之路。第二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纯粹悲剧。按照A.C.布雷德利的莎剧归类原理,本章的分析涉及九部莎士比亚悲剧,以及包括凯撒、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李尔王、奥瑟罗、哈姆莱特、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等众多悲剧人物的性格及命运,从自由意志的恩赐、判断和行使三个维度,考察身处英国国教氛围中进行戏剧创作的莎士比亚对自由意志和“预定论”这一对意义相悖的基督教概念的接受、认知和偏向。第三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悲喜剧。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不同教派之间主要围绕着罪与救赎、理性与信仰、自由意志及必然性等根本性主题展开争辩、触发分歧和分裂,因此,本章通过自由意志与恩典、自由意志与罪、自由意志与救赎的关联分析,梳理三部悲喜剧（《冬天的故事》、《辛白林》和《暴风雨》）中年长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命运走向,推导同时作为人文主义者和基督徒的莎士比亚针对自由意志命题最后可能呈现的答案。论文以不同体裁的莎剧文本细读为依准,在深入分析相关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基础上,主要得出如下重要结论:一、莎士比亚第一历史四联剧所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路德宗（信义宗）教义、加尔文主义和英国国教教义,其实质是伊拉斯谟式的;二、与莎士比亚第一历史四联剧相比,创作于稍晚时期的第二历史四联剧（亦称“亨利四部曲”）中反映出的与自由意志命题相关联的“救赎”观是英国国教式的;三、莎士比亚纯粹悲剧中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可以视为作家在进一步探讨“神-人”关系的背景底下,对“命运-意志”关联的启示性思考;四、莎士比亚悲喜剧中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表现出剧作家在临近职业生涯末期和人生晚年之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世人挣脱自由意志的束缚的无限渴求。以基督教自由意志命题的定义和理解为参照,莎士比亚在不同人生阶段,藉由不同戏剧作品呈现出来的宗教观或许历经了潜在的变化,或许呈现了自相矛盾的倾向,这一现象其实也吻合了许多现代莎学者所认同的莎士比亚最有可能的宗教身份:表面的英国国教教徒,内在的天主教教义同情者。因此,与马丁·路德和路德宗（信义宗）教义所坚称的“被缚的意志”相反,莎士比亚的自由意志观一定程度上是“伊拉斯谟式的”,即“反路德式”的;或可定义为“挣脱了束缚的意志”,做如下三层意义解读:其一,剧作家可能并无奥古斯丁和路德所谓的“真信仰”,其宗教虔敬度可能低于大众的想象;其二,剧作家倡导的自由意志观倾向于伊拉斯谟的主张,相信堕落后的人仍然拥有自由和行善的能力,这样的自由意志能引领他们与上帝合作,最终获得救赎;其三,以此自由意志观为例证,莎士比亚的信仰或许并不囿于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他的创作旨趣及意图更是超脱于任何宗教教义的框架之外。

孟俊一^[8]（2017）在《后现代主义与斯图亚特时期的莎士比亚》文中认为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最能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生命的后期,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政治生态持续恶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后现代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特征,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创作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他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运用了一个悖论式的的短语（undoing doing）,几乎所有的汉译本到此都跳过不译。实际上,这是莎士比亚为处理社会急剧动荡而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艺术策略,类似后现代二元对立的内爆,从而使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展示了与他同时代作家截然不同的特点。

李栢东^[9]（2017）在《冲突与和解 ——基于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如今,莎士比亚已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创作于莎士比亚戏剧生涯晚期的一部着名的悲剧。本篇论文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为基础,围绕剧中主人公内心的冲突与和解展开研究。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以其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在悲剧中,对立构成“冲突”,而统一则取“和解”的形式。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冲突起于心灵的差异与对立,它的本质在于构成冲突的两个对立面本身都具有合理性,但由于它们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各方都坚持和维护自己片面的要求而否定另一方同样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冲突作为对本来和谐状况的破坏,不能始终停留在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冲突必然要达到和解。在冲突中遭到毁灭的是双方的片面性要求,而其合理性却得以保留,冲突的两个对立面最终恢复和谐。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男女主人公的内心都经历了由冲突到和解的过程。安东尼是古罗马帝国的三执政之一,视荣誉为他的一切;然而作为埃及女王的情人,他又视爱情为他的全部。然而他两者不能兼得,终其一生安东尼挣扎在爱情与荣誉的冲突中,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冲突中遭到毁灭的是冲突双方的片面性要求,而其合理性却得以保留。安东尼本人虽遭到毁灭,他所追求的爱情和荣誉的理想却并没有被毁灭,而是重新达到和谐。在女主人公克莉奥佩特拉身上也体现了同样的冲突:作为一个女人,爱情是她的全部;然而作为埃及的女王,却必须把对国家的责任放在首位。当危机来临时,这种内心的冲突变得尤为强烈。安东尼的死使她认识到自己从前的错误,从而放弃了对责任的片面追求,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的内在和解。剧中主人公虽然由于内心的冲突遭遇痛苦和毁灭,却最终达到自身的和解。

虞又铭^[10]（2017）在《埃及的鳄鱼: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异域想象及自我反思》文中认为本文对莎士比亚的第五大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异域想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剧作展示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简单化想象,在此过程中,安东尼恰恰是最为鄙夷"埃及性"的罗马人;莎士比亚虽受时代影响,对罗马/埃及这种二元两分思维模式有所陷入,但又对固化的异域想象进行了调侃与讽刺;剧作最终呈现了罗马人对他者文化有限的认可与接受,但这种认可与接受仍然是在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模式下展开的。莎士比亚在剧中就异域想象这个议题的三重描写,充分显示了他在英国海外扩张开端年代所受到的时代影响,及其自身敏锐的文化洞察力。

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意象的二元对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意象的二元对立（论文提纲范文）

（1）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7）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8）后现代主义与斯图亚特时期的莎士比亚（论文提纲范文）

（9）冲突与和解 ——基于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意象的二元对立（论文参考文献）

• [1]莎士比亚罗马剧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领袖”形象的改编研究[D]. 吴月颖. 河南大学, 2020(02)
• [2]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论争[J]. 袁方. 英语文学研究, 2020(01)
• [3]尼罗河花蛇与阿弗洛狄忒的交织——原型批评理论下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J]. 李雨桐. 青年文学家, 2020(15)
• [4]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D]. 曲慧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越界女性——莎士比亚悲剧人物性别特征之文化解读[J]. 张浩. 戏剧艺术, 2019(02)
• [6]克里奥佩特拉: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J]. 张雨婷. 文学教育(上), 2019(03)
• [7]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D]. 张雪梅. 西南大学, 2018(05)
• [8]后现代主义与斯图亚特时期的莎士比亚[J]. 孟俊一.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9]冲突与和解 ——基于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研究[D]. 李栢东.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6)
• [10]埃及的鳄鱼: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异域想象及自我反思[J]. 虞又铭. 中国比较文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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