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悲惨命运

一、现代人的悲剧命运（论文文献综述）

田金玉^[1]（2021）在《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文中研究指明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实力强劲、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学者型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以“人”为写作的中心,始终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价值有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和关怀,毕飞宇的小说展现的生存的不幸、成长的苦痛、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困境以及价值的坍塌给人强烈的悲剧性感受,血肉饱满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柔和刚毅的力量又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伟岸。论文从悲剧理论出发,主要阐释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艺术创生和悲剧渊源及意义。第一章分析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意蕴。生存环境、心理空间和生命意识的丧失凸显现代人失却的生命空间;儿童成长、女性命运、男性信仰的沉重反映现代人失遗的精神导向;政治浩劫、权力镜像、金钱欲望的诱惑暴露失衡的人性价值。第二章探讨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艺术创生。精妙的语言、诗意的境界折射出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的审美感受,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悲喜交织的艺术反讽创造出“轻盈凝重”的艺术效果。第三章阐明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和意义。成长环境的影响、悲悯意识的作用以及中西文化的熏陶是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根因。呼唤个体价值的回归、守望美好人性的温情、恪守世俗的人文情怀以及丰富悲剧的审美趣味让他的小说散发出强烈的生命之光。结语部分总结论述了主要内容,肯定了毕飞宇小说蕴含的悲剧精神以及传达的人道主义情怀,强调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对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简略评述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存在的瑕疵。

姜文莉^[2]（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李小刚^[3]（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张惟喻^[4]（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位涛^[5]（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邱丹^[6]（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提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冯慧容^[7]（2020）在《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 ——加缪文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虚无主义的幽灵就游荡在了茫茫的欧洲大地上。如何走出虚无主义?是现代人所共同面临的精神问题,加缪亦是找寻现代人精神出路的队伍中的一员。在虚无主义问题上,加缪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认为基督教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遮蔽了人类生存的虚无本质,本质上是对人的欺骗,其结果便是导致人的衰弱。加缪对虚无主义的研究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深刻认识到了人之生存的虚无本质。要走出虚无主义必须要先返回虚无本身,加缪从虚无中推出了人的反抗、自由和激情,并且以此为基础将宗教、理性主义和尼采都视为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认为他们虽然都以反抗为出发点,但最终却背离了反抗的源泉,导致了对人的否定。无论是投身宗教还是奉行绝对的理性主义,亦或是沿着尼采的道路走向后现代,都不能使人真正摆脱生存困境,反而将人推向虚无主义的深渊。加缪提出通过审美的方式来获得生存于世的幸福,用艺术来反抗虚无和虚无主义,带领现代人走出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这不失为一种具有可能性的路径。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都基本局限于从“荒诞”和“反抗”两个视角对加缪思想进行阐释,其中不乏有较为新颖独到的见解,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试图从虚无主义这一崭新的视角对加缪文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四章来论述加缪的文艺思想。第一章主要是对加缪从荒诞到反抗的思想进行简要的逻辑梳理。加缪从二十世纪的现实语境和文化语境出发,感受到了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境遇。在尼采思想的影响下,他将荒诞的根源追溯到人之生存的虚无本质,并认为这种根本性的虚无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存是一场悲剧,相反,它带给人无限的自由,赋予人承担自身命运、创造生活意义的可能。面对荒诞,加缪所主张的态度是反抗。第二章结合加缪的文学作品分析加缪对几种反抗路径的批判。加缪区分了三种反抗方式,分别是宗教式的反抗、理性主义的反抗和尼采的反抗。他认为这三种反抗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背叛了反抗的初衷,最终沦为了虚无主义。第三章则论述加缪所提倡的反抗方式,即用艺术反抗虚无和虚无主义,带领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他认为艺术（尤其是文学创作）中既包含着反抗的激情,又保留着反抗要求的原则和限度,是最纯粹、最有效的反抗方式,具有救赎人类精神的力量。第四章将加缪的文艺思想置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学语境中,简要分析加缪文艺思想的意义以及加缪文艺思想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

王楠^[8]（2020）在《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宁乐^[9]（2019）在《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

张磊^[10]（2019）在《格非小说悲剧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格非作为我国当代文坛的优秀作家之一,其作品一直备受研究界的关注。纵观格非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笔者认为,格非不仅以先锋作家的身份在小说形式上做出了巨大突破,而且在创作中时刻关注着时代变幻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书写着社会悲剧和现代人的命运悲剧。本论文就以格非小说的悲剧性为研究对象,将宏观理论与具体文本联系起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系统地梳理了格非小说悲剧性的具体体现,认为格非小说的悲剧性在“命运的跌宕”、“爱情的幻灭”、“理想的溃败”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二章,主要探讨格非是如何运用恰当的叙事策略来展现小说的悲剧性的,从文本意象对悲剧氛围的渲染、叙事结构对悲剧结局的推进、叙事时间对悲剧宿命的暗示三个角度来分析格非小说悲剧性的表达方式。第三章,进一步探求格非小说悲剧书写的审美特性,从三方面分析其与传统悲剧小说的不同之处:一是悲剧风格的冷峻荒诞,二是悲剧意蕴的哲学升华,三是悲剧表达的古典诗性,以上三方面使格非小说的悲剧性绽放出不可复制的色彩。结语部分则论述了格非小说悲剧性的文学意义以及社会价值。不仅为传统的悲剧小说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而且在追寻文本形式创新的同时,体现出他对现代人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的关注,向我们展现了一位优秀作家独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二、现代人的悲剧命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人的悲剧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1）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论文提纲范文）

（2）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7）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 ——加缪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9）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格非小说悲剧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人的悲剧命运（论文参考文献）

• [1]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D]. 田金玉.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5]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7]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 ——加缪文艺思想研究[D]. 冯慧容.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8]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J]. 王楠. 社会, 2020(01)
• [9]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宁乐.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格非小说悲剧性研究[D]. 张磊.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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