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振戏剧评论的雄风(论文文献综述)
朱利维[1](2021)在《苏少卿的京剧理论与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裴赟飞[2](2020)在《曲润海剧作研究》文中认为曲润海是山西着名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改编的传统剧目,例如《富贵图》、《崔秀英》、《蝴蝶杯》等,还有一类是新编剧目,例如《宋丑子》、《刘胡兰》等。经过多年的创作,曲润海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语言和艺术风格,其多部作品在全国都获得过重要的奖项。文章将从“文化个性、身份责任与艺术理想”三个维度中试图分析曲润海的剧作及其理念。作为一名剧作家,曲润海有着极具地域特色的“山西印章”和文化渊源;作为一名文化官员,曲润海又兼具创新的戏曲宏观指导经验和规划理念。笔者通过分析曲润海的创作经历、剧作文本旨在探析曲润海的戏曲理念流变——他和他的剧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于晋剧乃至中国戏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戏曲文本超脱本体之时,借助文化反思,从而反过来影响和创新戏剧戏曲的文本创作。第一章:从曲润海的生平经历、创作经历试图分析曲润海与戏曲艺术的渊源,在个性的记忆中找到其艺术创作的痕迹。第二章:探析曲润海“改编戏”的创作特点,从《富贵图》到《崔秀英》,改编戏俨然成为了曲润海的标签,他也迎来自己在戏曲改编上的高峰时刻。第三章:从曲润海剧作的理念流变、题材视野、主题聚焦中挖掘曲润海综合的艺术理念和戏曲意识。第四章:在“守望”中坚守文化,在政策之下寻求改革,曲润海不仅通过作品表达了对于戏曲创作的时代体验,也在以身作则,担起文化担子,在坚守文化自信之时,突围戏曲艺术,改革戏曲艺术。
刘奇玉[3](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地方戏剧作品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湖南地方戏曲的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戏曲界对湘籍剧作家的戏剧创作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式研究,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个别作家的少数作品,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剧本的整理,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学术界进行更加深广的研究。
鲁小艳[4](2017)在《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2004-2016)》文中研究表明直面戏剧(in-yer-face Theatre)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先锋派戏剧浪潮。它在英国剧坛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暴力叙事方式、直面现实的尖锐主题、极端的舞台呈现,迅速引起欧美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热议。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是伴随着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翻译家胡开奇在《戏剧艺术》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一文,而广泛进入大众视野的。此后的12年(2005—2017)间,直面戏剧剧作在中国上海、北京等地上演一百余场(其中经典剧目反复巡演),每年都有不同的直面戏剧作品被搬上舞台。本论文以直面戏剧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辅之于接受理论、实证研究、文本细读等方法,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批评研究、舞台搬演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的启示与反思进行系统考察。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在广泛细致阅读直面戏剧文本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直面戏剧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其所表现的家庭、社会、哲学主题以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当代意义进行深入阐述;并将萨拉·凯恩、马克·雷文希尔、马丁·麦克多纳、安东尼·尼尔逊四位直面戏剧代表作家的创作放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剧场语境中进行审视,对他们创作的主要作品及其成就进行细致分析,认为直面“暴力”、直面“孤独”、直面“真相”、直面“人性”分别是他们创作的特色和成就所在。第二章,立足于比较文学译介学相关理论,通过笔者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主要译者胡开奇以及其他戏剧工作者的采访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归纳整理,力求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译介接受线索,研究直面戏剧在中国译介的原由和过程;并以《4:48精神崩溃》为典型文本,对译介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本舞台语言的动作性、反复等修辞手法、习语、时态句式等方面的翻译策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将核心刊物作为评价标准,运用文学地理学等理论方法,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及性能阶段化的分析和概括。第三章,结合对直面戏剧搬演导演的实地访谈资料,将演出频率最高的《4:48精神崩溃》、《偷心》、《枕头人》等剧,分不同导演版本进行系统化整理与阐述。通过探索不同版本的搬演概况、导演构思、舞台呈现,总结直面戏剧在中国舞台搬演的异质化特征。余论部分,对直面戏剧对我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启示意义进行思考,认为直面戏剧的接受为当代中国戏剧提供了直面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勇气,给当代话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并促使艺术家将视野聚焦个体生命,在对个体生命本体意义的思索和追问中,促成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与道德回归。直面戏剧的中国接受,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主体对西方异质文化接受的典型个案,反映出当代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更新、重构“自我”的积极态势。直面戏剧的“直面”精神特质,是它能够被接受的首要原因,它在中国究竟还能走多远,这将是论题后续追踪研究的课题。
龙佳[5](2016)在《“费加罗三部曲”戏剧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无法绕过的名字,法国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戏剧作家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隆·德·博马舍)及其代表作“费加罗三部曲”在法国内外学界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他对严肃戏剧和传统喜剧的理论思考与论述,以及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进行的优秀戏剧实践,不仅对新古典主义戏剧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整个19世纪法国戏剧中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印记,更对西方现代戏剧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学界在对博马舍及其作品进行了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后,如今,博马舍的戏剧创作艺术成为重要的探索研究领域。然而,国内学界尽管久闻博马舍其名,却一直以来没有给予这位经典作家足够的关注,对他的研究既不系统,又缺乏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学者重读经典,深入挖掘博马舍戏剧理论和作品的价值不仅是必要的,更是迫切的。本论文将博马舍的代表作“费加罗三部曲”,即三部相互关联的戏剧文本《塞维勒的理发师》(Le Barbier de Seville)、《费加罗的婚礼》(Le Mariaage de Figaro)以及《有罪的母亲》(La Mere coupable)列为整体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仔细解读博马舍的戏剧理论思考及其三部曲的剧本写作实践,立足文本分析,从戏剧美学的角度考察其剧作手法的独特性,深入挖掘其戏剧文本的美学形式价值,提炼、总结博马舍独树一帜的戏剧创作艺术,在戏剧理论史上对博马舍重新定位。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题解、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及研究意义。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论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创作背景与理论基础”。首先论述了博马舍开始戏剧生涯之时,法国剧坛的背景与走向对他的影响和启发。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在理论上初步提炼了剧作家博马舍的戏剧理念。古典主义戏剧危机四伏,新悲剧与新喜剧在变革的浪潮中各自发展并逐渐合流。戏剧改革集大成者狄德罗的严肃剧理论与实践作为西方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清晰地表明了与古典主义戏剧决裂的姿态,然而却没有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以布尔乔亚阶层意识形态为基础,以道德教育为己任的严肃剧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创见,但自身也不乏矛盾之处。被视为严肃剧理论继承者的博马舍以兼收并蓄,通融转合的开放视野推陈出新,探索开创了正剧理论的新境界,构成了其戏剧创作艺术的理论基础。在第一章对博马舍戏剧理念的提炼基础之上,第二至五章以“费加罗三部曲”文本为依托,具体进一步分析博马舍剧作艺术的三大特点:剧种融合、文体融合与元戏剧话语。第二章围绕如何建立新型剧种融合展开论述。即破除古典主义戏剧悲喜分界的严格规定,创立新型剧种融合。博马舍认为不能根据古代的清规戒律来判别现实的戏剧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取材,以普通人的东西来打动普通观众的心,以深刻的感情感动观众,让观众与舞台产生共鸣。因此,他要求打破刻板的剧种分类传统,实行剧种融合。本章首先考察了博马舍在滑稽戏和正剧的初期创作实践中的探索,分析论证了喜剧性和正剧性是构成新型混合剧种的基本元素。然后分别对喜剧性和正剧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费加罗三部曲”中的喜正融合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论证。剧种融合是戏剧文体内部的重要变革,它扫除了戏剧文体发展的内部障碍,成功摆脱了古典主义诗学的羁绊与束缚。经过此番整合,戏剧文体深化改革的可能性得以呈现。于是,博马舍的戏剧开始尝试突破自身的形式边界。第三章与第四章层递式地围绕博马舍戏剧与小说的关系展开论述。18世纪小说文体的兴盛为处于变动摸索期的戏剧文体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博马舍敏锐地觉察到了小说文体在叙述、时空、人物塑造等方面具备被戏剧文体禁锢的自由所带来的写作优势,于是提倡并实践两种文体的融合。这种融合首先通过两种现象体现出来:一是叙事性的舞台说明对戏剧文本的侵入,二是戏剧画面与戏剧行动的并存,构成第三章“戏剧-叙事”。博马舍在戏剧的形式框架内扩大叙事元素的含量,撰写了大量以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呈现为目的的舞台说明,而大量舞台说明对细节的关注在三部曲中营造出了纷繁复杂的景象,构成了一个个静态的戏剧画面,形成了小说元素与戏剧元素并存的文本态势。同时,熟稔戏剧文体体征的博马舍使戏剧画面参与情节的建构,由此超越了严肃剧静止刻板的二维印象,戏剧文体被重新赋予活力。在戏剧叙事化的基础上,为了使剧本能够承载多样化的情节内容,博马舍借用了古老的戏剧三联剧的形式。“费加罗三部曲”的系列戏剧形式解决了 18世纪法国戏剧形式与内容断裂的危机,同时前瞻性地改变了戏剧文体的时空与人物。这就是第四章“小说化的时空与人物”。在三部曲的形式框架内,回溯与预示两种去戏剧化的手段改变了传统戏剧的前进式线性进程,在根本上改变了戏剧文体的时间坐标。戏剧时间维度的拓宽使人物具有了变化发展,得以具体化,从根本上摆脱了古典主义标签式、漫画式的抽象。人物的复出以及各自的命运发展将三部依次写就的剧作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阿勒玛维华家庭的小说故事呈现的不再是生活的片段,而就是全部生活本身。经过文体融合,戏剧基本构成元素行动、人物、时空都脱离了传统,性质发生了改变。戏剧文体的形式边界已经松动。第五章元戏剧话语则使传统的戏剧故事发生了分层,剧作者博马舍化身为剧本背后的隐含叙事者,讲述自身的遭遇与时代的变化。同时,揭露戏剧的形式机器,推翻了狄德罗精心建造的“第四堵墙”,将自我封闭的戏剧时空撕开了缺口,剧本的虚幻时间与剧场的真实时间对接,戏剧文体突破了自身的边界,重新审视自身,呈现自身的假定性。这恰恰是法国当代戏剧写作的目标:避免制造圈套和舞台幻觉,揭示并突出戏剧舞台的假定性、人工性,让舞台成为向世界发问的场所。具体而言,镜前游戏和自传写作两种元戏剧手段的使用让剧本“费加罗三部曲”的叙事性一直延伸到了舞台,文本与读者、观众与舞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有别于传统戏剧的全新样貌。结论部分对博马舍的戏剧创作艺术进行了概括总结:“费加罗三部曲”无论是单个剧本还是整体系列,都呈现出小说化的倾向。“剧种融合-文体融合-元戏剧话语”,构成了“费加罗三部曲”戏剧文体内部的逻辑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剧作家大胆求索,锐意创新的小说化戏剧理念进程。这三个剧作法特点构成了剧作家博马舍有机、统一的戏剧艺术诗学,其形成与博马舍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学背景紧密关联,与戏剧文体自身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更与剧作家本人敏锐的艺术领悟力和创造力深切相关。凭借小说化的戏剧艺术诗学及其有效运用于“费加罗三部曲”的成功实践,剧作家博马舍完成了 18世纪的戏剧革命,成功走出了古典主义的藩篱,拉开了新时代戏剧的帷幕,预示了法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未来。
佘爱春[6](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天文[7](2010)在《在戏剧实践和理论间自由穿行——于天文从事戏剧工作25周年暨《说文品艺录》出版座谈会纪要》文中指出2010年春夏之交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在这个万木葱茏的季节里,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文化厅、吉林艺术学院主办,吉林省戏剧家协会承办的于天文《说文品艺录》出版暨从事戏剧活动25周年座谈会在长春隆重举行。吉林省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和部分作家、文艺理论家、戏剧表导演艺术家等二十多人出席了座谈会。
杨莉[8](2010)在《拜伦叙事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拜伦叙事诗研究》以拜伦的叙事诗作品,主要以其成名作及代表作,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和《异教徒》等为研究对象。拜伦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拜伦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技巧高,其诗歌夹叙夹议的方式、写景(游记)加抒情的成分、明显的讽刺意味以及口语化的伸缩性较大的意大利八行体的创造性运用等特点,均使诗人成为西方叙事诗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家。拜伦不仅在西方叙事诗史上,乃至世界叙事诗史上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对中西方拜伦叙事诗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阐明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二章“拜伦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唐璜》为例”,从拜伦诗歌的叙事转向、唐璜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及《唐璜》的诗歌技艺、作品的叙述声音、叙事时序与时间观等角度,来考察诗人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第三章“拜伦长篇叙事诗中的叙述者”,对《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中的叙述者进行比较,以期勾勒出拜伦叙事诗作品中叙述者这一层面的发展和变化;第四章“互文叙事:拜伦叙事诗中的历史、典故与神话”,对拜伦全景式的话语模式进行分析,主要关注对象为拜伦叙事诗中的历史、文学话语以及古希腊罗马神话;第五章“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以拜伦的叙事诗《唐璜》为例”,探讨了《唐璜》中广泛存在的各类空间标识,及其在诗歌叙事中的功能。第六章“拜伦诗歌的叙事节奏及其时间观”,分析了拜伦的即兴创作风格及其对叙事节奏的出色把握。第七章“拜伦的文学影响——以普希金、库切和巴赫金为例”,以拜伦的文学影响为研究对象,选取在诗歌、小说和文艺理论等三个方面受其影响颇深的普希金、库切和巴赫金,分别加以分析和探讨。第八章“结语:拜伦研究史与诗歌叙事学”,回顾除叙事诗研究之外的拜伦研究的其它成果,并指出未来拜伦研究及其诗歌的叙事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张慧琴[9](2009)在《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试论李叔同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说明(题记: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出生天津,祖辈世居天津经营盐业。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后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18年7月(农历)出家杭州虎跑定慧寺,法名演音,号弘一。近年来,在李叔同弘一法师圆寂65周年之际,杭州市园文局对虎跑"李叔同纪念馆"进行了全面改造,作为参与
薛山明[10](2008)在《广西电影生存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一世纪,在电影产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广西电影已风光不再。广西电影是否还能生存,是否还能重现昨日辉煌?是所有关心陷入困境中的广西电影的人士所关注的焦点话题。一、广西电影的现状二十世纪,由广西电影制片厂独唱主角的广西电影曾创造了无比辉煌:《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被誉为中国电影创新道路的里程碑,《春晖》、《大阅兵》、《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百色起
二、重振戏剧评论的雄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振戏剧评论的雄风(论文提纲范文)
(2)曲润海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 |
二、课题的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曲润海的生平及创作阶段 |
第一节 初期:从文学评论到戏剧评论 |
第二节 发展:从戏剧评论到戏剧创作 |
第三节 确立:从戏剧改编到戏剧创新 |
第二章 曲润海改编剧作的理论依据及创作方法 |
第一节 改编方针及戏曲理论的支撑 |
第二节 改编原则及故事结构方法的确立 |
第三节 改编剧《富贵图》的衍变及其创新性 |
第三章 曲润海剧作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平民化的主题思想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第三节 本土化的艺术选择 |
第四章 曲润海的戏曲探索及责任担当 |
第一节 曲润海关于戏曲艺术的新探索 |
第二节 曲润海对于戏曲艺术的责任担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地方戏剧作品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湖南地方戏曲创作给予了相应的关注 |
(一)宣传报道 |
(二)汇辑文献 |
(三)创办刊物 |
二、改革开放40年以来,学术界对湖南戏剧创作界的综合研究 |
三、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重点关注的部分湘籍作家作品 |
(一)创作与理论兼擅的范正明研究 |
(二)以心写人的陈健秋研究 |
(三)俗野的“喜剧油子”陈芜研究 |
(四)擅长人格审美的陈亚先研究 |
(五)“我不探索”的成功者盛和煜研究 |
(六)当代歌剧领跑者冯柏铭研究 |
(七)钟情“大山文化”的颜梅魁研究 |
(八)其他剧作家研究 |
四、结语 |
(4)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2004-2016)(论文提纲范文)
附图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文献评述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直面戏剧”的当代社会悲剧创作 |
第一节 直面戏剧诞生的语境 |
一、欧洲传统戏剧暴力基因的历史传承 |
二、当代英国戏剧暴力对抗元素的吸收接纳 |
三、宽松包容的戏剧生态环境滋养 |
第二节 直面戏剧概念的命名及思想艺术特征 |
一、直面戏剧概念的命名 |
二、直面戏剧的思想、艺术特征 |
(一) 直面戏剧的基本主题 |
(二) 直面戏剧的艺术特征 |
(三) 直面戏剧的当代意义 |
第三节 直面戏剧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
一、直面“暴力”:萨拉·凯恩戏剧研究 |
(一) 暴力与自我救赎 |
(二) 经典的解构与自我重构 |
(三) 身份的渴求与自我毁灭 |
二、直面“孤独”:马克·雷文希尔戏剧研究 |
(一) “消费文化”的戏讽 |
(二) “酷儿文化”的密切关注 |
(三) 艾滋病的现代隐喻 |
三、直面“真相”:马丁·麦克多纳戏剧研究 |
(一) 质疑爱尔兰身份的“真相”之困 |
(二) “亲密关系”的深层探索。 |
(三) 儿童暴力的“真相” |
四、直面“人性”:安东尼·尼尔逊戏剧研究 |
(一) 黑暗灵魂的探索 |
(二) 童年意象的塑造 |
(三) 异化主题的重解 |
五、直面剧场下的《摧毁》解读 |
第二章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
第一节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一、当代人的精神危机——“直面”是一种态度 |
二、当代戏剧译介之惑——文学性VS舞台性 |
三、将作者拉向观众——落脚在中国的文化变异 |
四、关于胡开奇翻译文本中几个问题的具体探讨 |
第二节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一、积蓄期——直面戏剧在中国的初探性研究(2004—2010) |
二、深入发展期——直面戏剧的开拓性研究(2010年至今) |
三、关于直面戏剧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研究 |
第三章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第一节 直面戏剧在中国搬演的接受语境 |
一、泛娱乐化的戏剧市场 |
二、当代剧场展示的景观化潮流 |
三、身体转向的现代病灶 |
第二节 《4:48精神崩溃》在中国的搬演 |
一、《4:48精神崩溃》——全球首演版 |
二、写意的人文关怀——熊源伟版《4:48精神崩溃》 |
三、道德休克的治疗——德米特里版《4:48精神崩溃》 |
四、多维度的严肃思考——港台版《4:48精神崩溃》 |
第三节 《偷心》在中国的搬演 |
一、《偷心》舞台剧的全球演出及银幕版 |
二、都市情感的解剖——蒋维国版《偷心》 |
三、情欲的黑色调侃——雷国华版《偷心》 |
四、小结 |
第四节 《枕头人》在中国的搬演 |
一、《枕头人》——全球首演版 |
二、强迫式的精神手术——周可版《枕头人》 |
三、商业化的哥特式惊悚——刘方祺版《枕头人》 |
四、小结 |
第五节 直面戏剧其它重要作品在中国的搬演 |
一、相互消耗的亲情——张彤版《丽南山的美人》 |
二、对与错的重新思考——周可版《审查者》 |
三、本节小结 |
第六节 鼓楼西剧场对直面戏剧的搬演 |
小结 |
余论: 直面戏剧带给中国当代戏剧的哲思与启示 |
一、“直面”戏剧危机的道德勇气 |
二、借用“他者”的美学探索 |
三、艺术视野与创作基点的个体转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直面戏剧在中国演出情况年表 |
附录B: 直面戏剧作家、作品中译资料年表 |
附录C: 直面戏剧相关翻译、演出采访录 |
(一) 特罗扬版《4:48精神崩溃》演出采访(节选) |
(二) 刘方祺版《枕头人》演出采访(节选) |
(三) 周可版《枕头人》演出采访(节选) |
(四) 直面戏剧剧本译者采访 |
(五) 当代着名导演张献访谈(节选) |
(六) 国际着名戏剧理论家马文·卡尔森访谈 |
附录D: 演出场记及演出剧本等相关资料 |
(一) 熊源伟版《4:48精神崩溃》场记(2006年) |
(二) 蒋维国版《偷心》台位记录表(2005年) |
附录E: 西尔兹《直面戏剧:英国戏剧的今天》选译 |
附录F: 直面戏剧剧本选译 |
(一) 萨拉·凯恩《4:48精神崩溃》(复译) |
(二) 马克·雷文希尔《手袋》(首译) |
(三) 马克·雷文希尔《购物与纵欲》(首译) |
(四) 马克·雷文希尔《浮士德已死》(首译) |
附录G: 直面戏剧代表作《荒凉西部》演出本(笔者实践作品)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费加罗三部曲”戏剧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绪论 |
第一章 创作背景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18世纪的法兰西剧坛 |
一.古典主义悲剧和喜剧:强弩之末 |
二.新悲剧 |
三.新喜剧 |
第二节 中间剧种:严肃剧 |
一.中间剧种的提出:严肃剧 |
二.作为道德工具的严肃剧 |
三.严肃剧诗学 |
第三节 博马舍的剧作理论 |
一.继承与发展:严肃剧的目标与实质 |
二.开创之路:新型的剧作观 |
小结 |
第二章 新型剧种融合 |
第一节 对新型剧种融合的探索 |
一.探索灵活多变的剧种 |
二.游走在喜剧性与正剧性之间 |
第二节 对喜剧性与正剧性的界定 |
一.喜剧性:微笑抑或大笑? |
二.正剧性:感染力 |
第三节 喜剧性与正剧性的融合 |
一.喜正融合 |
二.喜剧性、正剧性与社会性错位 |
小结 |
第三章 戏剧-叙事 |
第一节 戏剧叙事化的背景 |
一.历史源起 |
二.17世纪舞台说明的淡化 |
三.18世纪舞台说明的复兴 |
第二节 舞台说明:叙事元素的入侵 |
一.舞台说明:定义 |
二.舞台说明:功能与作用 |
三.对“费加罗三部曲”的分析 |
第三节 戏剧画面 |
一.戏剧画面:定义与历史 |
二.戏剧画面:类型 |
三.三部曲中的画面分析 |
小结 |
第四章 小说化的时空与人物 |
第一节 “费加罗三部曲”的小说底板 |
第二节 小说化的时空:回溯与预示 |
一.回溯与预示:定义与历史 |
二.三部曲中的去戏剧化分析 |
第三节 小说化的人物:构建与复现 |
一.人物的构建 |
二.人物的复现 |
小结 |
第五章 元戏剧话语 |
第一节 元戏剧 |
一.定义 |
二.历史 |
第二节 三部曲中的元戏剧话语分析 |
一.镜前游戏 |
二.自传写作 |
小结 |
结论:“费加罗三部曲”——小说化的戏剧 |
参考书目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8)拜伦叙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 拜伦叙事诗研究综述 |
1.2.1 拜伦叙事诗研究在中国 |
1.2.2 拜伦叙事诗研究在西方 |
2 拜伦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唐璜》为例 |
2.1 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向 |
2.2 普通的英雄、不凡的诗歌技艺 |
2.3 《唐璜》中的叙述声音、叙事时序与时间观 |
2.3.1 叙述声音 |
2.3.2 叙事时序与时间观 |
3 拜伦长篇叙事诗中的叙述者 |
3.1 叙述者:从"自然而然"到"自我意识" |
3.1.1 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 |
3.1.2 叙述者"自我意识"的增强 |
3.2 受叙者——从冷漠的骑士到时势英雄 |
3.3 叙述声音:从单一到多元 |
4 互文叙事:拜伦叙事诗中的历史、典故与神话 |
4.1 历史 |
4.1.1 移步易史:地点与历史 |
4.1.2 移花接木:拜伦对史实的拿来主义 |
4.1.3 从本土到世界:解读拜伦的历史关怀 |
4.2 典故 |
4.2.1 文学典故 |
4.2.1.1 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借鉴 |
4.2.1.2 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引用 |
4.2.2 宗教典故 |
4.2.2.1 对基督教的借鉴 |
4.2.2.2 对伊斯兰教的借鉴 |
4.3 神话 |
5 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以《唐璜》为例 |
5.1 空间标识与故事场所 |
5.2 空间标识与动态空间 |
5.2.1 希腊海岛:理想的家园 |
5.2.2 土耳其后宫:异域空间 |
5.3 空间标识与诗歌结构 |
6 拜伦诗歌的叙事节奏及其时间观 |
6.1 叙事节奏 |
6.1.1 语篇层面上的节奏 |
6.1.1.1 松弛有度的叙事主线 |
6.1.1.2 错落有致的非叙述插入本文 |
6.1.2 词句层面上的节奏 |
6.2 拜伦的时间观 |
6.2.1 故事时间与时间的叙事功能 |
6.2.2 佳作与时间 |
7 拜伦的文学影响——以普希金、库切和巴赫金为例 |
7.1 拜伦与普希金 |
7.1.1 从普希金的小说和叙事诗看拜伦的影响 |
7.1.2 《致大海》中的拜伦意象 |
7.2 拜伦与库切 |
7.2.1 《耻》中的拜伦素材 |
7.2.2 卢里与曼弗雷德 |
7.3 拜伦与巴赫金关于史诗与小说关系的理论 |
8 结语:拜伦研究史与诗歌叙事学 |
参考文献 |
附录:拜伦的生平及创作 |
后记 |
个人简历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2006-2010) |
四、重振戏剧评论的雄风(论文参考文献)
- [1]苏少卿的京剧理论与批评研究[D]. 朱利维. 中国戏曲学院, 2021
- [2]曲润海剧作研究[D]. 裴赟飞.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3]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地方戏剧作品研究综述[J]. 刘奇玉.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20(01)
- [4]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2004-2016)[D]. 鲁小艳.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6)
- [5]“费加罗三部曲”戏剧艺术研究[D]. 龙佳. 南京大学, 2016(05)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7]在戏剧实践和理论间自由穿行——于天文从事戏剧工作25周年暨《说文品艺录》出版座谈会纪要[J]. 于天文. 戏剧文学, 2010(10)
- [8]拜伦叙事诗研究[D]. 杨莉. 浙江大学, 2010(10)
- [9]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试论李叔同精神及其现实意义[J]. 张慧琴. 杭州文博, 2009(01)
- [10]广西电影生存探析[J]. 薛山明. 视听,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