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拉克大选前局势严峻（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冯贺,徐金忠,安雨康,任重远,梁萌[2]（2021）在《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2021年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愈发复杂,资源国油气合作政策不断变化,投资环境风险对油气投资影响日益显着。基于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概要总结了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的三大特征:大国互动与博弈出现新变化,油价回升为资源国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资源国油气合作政策出现新变化。海外主要合作区各有特点,未来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存在较大差异:中东地区整体风险可控,合作机会增多;俄罗斯-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但美俄博弈依然激烈,地区安全风险有上升趋势;非洲地区安全形势严峻,合作政策改善;拉美地区经济衰退加剧社会动荡,左翼势力抬头,政局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亚太地区经济复苏乏力,部分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地缘政治博弈激烈。建议中国石油企业保持定力,分区施策,谨慎推进海外油气合作。
孙晓亮[3]（2021）在《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法美关系的变与不变》文中指出
刘原媛[4]（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齐雄伸[5]（2021）在《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二战结束伊始,土美关系在中东地区扮演着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和国际舞台上重大议题的走向。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体系和推行“西式民主”的桥头堡,而美国是土耳其扩大中东影响力和参与全球改革历程的重要依仗。而进入新世纪,美土关系呈现出日益疏离状态,基于国家利益双方出现“冲突合作”交流模式,尤其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该模式在美土双方外交中显得十分清晰,与美国关系呈现出陡然下降式特点。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文献分析法和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在“冲突合作”的视角下研究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的政策、特征和效果评估,总结出对美政策的目标及内容。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伊始,土耳其外交开启“战略深度”时代,转变原有“西式化”道路,保持与邻友好政策回归中东。与美国中东战略利益出现分歧后,土耳其毅然进军伊斯兰世界,恢复或者维护同西亚北非各国的国家关系。再者,“阿拉伯之春”爆发把土美关系推到顶峰,美国赞誉“土耳其模式”为中东典范,代表西式民主应对社会危机的成功案例。随后,“战略深度”主义面对复杂的中东局势的优势能力逐渐消退,库尔德民族问题出现地区化、国际化特点并渗透到土美交流机制当中,两国关系的信任赤字扩大而跌入冰点,土耳其社会也出现诸多问题。由此,土美关系进入新阶段,进而发生暗指美国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军事政变。土耳其在扩大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层面需借助美国全球体系,而美国维护中东盟友体系和制度也需土耳其的加入。对美政策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土美双方会在“冲突合作”模式中开展未来的合作交流。本文（除了引言）共有四大部分:其一,通过对国内外大环境梳理,初步探析美土关系变化历程及其相关节点。美土关系经历由正发党执政初期虽有分歧但关系相对融洽时期,进而“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美土关系信任赤字逐步扩大,双方关系进入到骤然紧张的地步。其二,归纳和总结埃尔多安政府对美政策的目标及内容。从安全、政治身份和经济等领域,全面概括土耳其对美外交重点所在。在“冲突合作”模式下,土耳其意欲打造“安全”导向型外交并积蓄“博弈资本”,谋取参与地区局势发展的“指导权”;重新定义土耳其的身份和国际角色,修复和维护国际形象;发展经济、积蓄国家实力,实现土耳其“国家愿景”。其三,分析埃尔多安政府对美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在复杂且多变的国内环境中,土耳其因库尔德分裂主义扩散,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受到挑战。其次,由于军事政变削弱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基础,使得土美信任赤字急剧扩大。再次,在次区域层面,土耳其与以色列外交关系是美土关系的缩影和典型“风向标”,与以色列关系变化深刻影响着土美关系的质量;叙利亚战争等中东地区复杂的冲突,为土耳其输出国家实力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重要的机遇窗口,也拨动域内外政治力量的决策方向;在国际层面,世界秩序正处在深刻的转型期,同样反映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导致土美关系不断出现新情况;全球经济复苏方兴未艾,而新兴经济体发展成果具有强劲的吸引力,土耳其经济急于脱困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其四,评析与展望。总结出土耳其对美政策优势与不足以及展望,国际环境和地区次环境对于土耳其国家转型和转变与美外交政策提供相对有利的环境。“美俄土”和“俄土伊”协作机制使得安卡拉针对不同问题进行“选择式”外交,但因自身能源和国力透支的因素,使其长臂管辖能力遭受一定损失。未来的土美关系会出现不断冲突和矛盾,但是基于国家利益考量,双方会通过各种机制展开磋商和合作,呈现出“冲突合作”模式。
王海涛[6]（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提出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陈欢欢[7]（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杨春林[8]（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汤向晖[9]（2020）在《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其政党政治发展经历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再到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的演变路径,体现出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民主政治完善过程的高度结合。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政党制度日益分裂、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种种政治乱象一定程度上为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并长期执政奠定历史基础。本文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的政党政治,既是对祖国党近十年单独执政的反思,又为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提供历史根据。本文通过对1991-2002年间土耳其政府更迭频繁原因探析,明确该阶段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以此说明该阶段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影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篇章结构等内容,重点对国内外学界关于政党学理论、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和政治民主化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回顾。同时为了较为科学详细的研究土耳其政党政治的问题,将国外内主流政党学理论进行说明并在研究中具体应用。第二部分是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土耳其共和国政党政治的演变。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建国至本文讨论的20世纪90年代,其政党政治经历从一党制时期、多党制产生时期、多党制发展时期以及政党政治稳定的四个时期。对土耳其政党政治各阶段发展特点与影响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内外部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第二章全面梳理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主要政党发展谱系。对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土耳其政坛并组成联合政府的政党进行介绍,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正确道路党、繁荣党、民族行动党、民族左翼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等,并结合政党学中政党类型的分类对其起源、发展、意识形态、执政实践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政权更迭的过程。利用土耳其的选举制度与选举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的议会与总统选举进行分析,进而梳理政党联合组阁与政权更迭过程以及历届联合政府的执政实践,并从土耳其选举制度、政党的发展、政党执政能力的政党政治角度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宗教等因素出发深入探究历届联合政府政权更迭的原因。第四章主要论述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特征与其对土耳其的历史影响。主要从政党制度特征、联合政府特征、政治民主化、政党形象四方面入手分析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特征,并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的弱势地位对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以及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结语。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研究,分析该阶段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说明该阶段作为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与完善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其为正义与发展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奠定历史基础,并为正义与发展党长期执政提供政治经验与实际参考。土耳其政治发展路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政党体制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重要借鉴。
战丽阳[10]（2020）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多元外交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机制、理论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突出特征,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为主要案例,通过多个外交决策模式详细分析与总结,还原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外交决策运作过程,将外交决策理论与外交决策实践结合在一起。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大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同时通过文献分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解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1章论述冷战后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式与博弈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息息相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丰富实践,“理性”原则的成功运用无疑是一个成功外交决策必备要素。本章选用的四个案例,即克林顿政府时期朝美《日内瓦框架协议》签署的“理性博弈”、小布什政府转变对朝政策背后的国内及国际“理性逻辑”、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理性考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路径从“极限施压”转为“极限对话”的“理性运用”,都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朝核问题时的理性思考与理性选择。第2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本章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内部的主要外交决策行为体进行介绍与梳理,主要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另一方面集中对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制定权与修正权的争夺进行分析。作为“范式应用”案例包括:克林顿政府内部对“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小布什政府以“鹰式接触”取代“鸽式接触”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官僚政治斗争、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官僚政治选择”,以及特朗普政府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官僚政治竞争”等四个方面。第3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小集团式决策”模式。“小集团式的决策”或“小集团性”是由集团内部“一致性”决定,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越高,其“小集团性”的氛围也就越浓厚,做出失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们及最高决策者的偏好、决策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等等。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的“小集团决策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展现特朗普本人的独断专行以及决策团队成员的妥协,排斥“异己”与“异见”等“小集团性现象”尤为显着。第4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总统个人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行事风格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更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染上了浓厚的“最高领导人倾向”。本章引入了“领导人性格类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引用总统的个人自传,以及他人所写的人物传记中的内容,同时借鉴其他资料展开对于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这三位总统的分析,确定其类型所属。特朗普鲜明的性格尤其被赋予了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的特征。第5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决策“国内政治决策”模式。“国内政治决策”既强调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力量进行宏观考察,同时又对各组成部分中的微观要素——关键个人及社会形势的研究与分析。因此该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至关重要且运用广泛。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绝不仅仅来自国会“政治内层”,也来自一个社会群体,媒体、智库、宗教团体、军工复合体等“政治外层”,上述“内层与外层”同样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强大的压力与阻碍。最后为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
二、伊拉克大选前局势严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拉克大选前局势严峻（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2）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特点 |
| 1.1 全球大国关系出现新变化，互动博弈更趋复杂 |
| 1.2 油价回升，为资源国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
| 1.3 资源国油气合作政策出现新变化 |
| 2 海外主要油气合作区投资环境风险与机遇 |
| 2.1 中东地区：整体风险可控，合作机会增多 |
| 2.2 俄罗斯-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但美俄博弈依然激烈，地区安全风险有上升趋势 |
| 2.3 非洲地区：安全形势严峻，合作政策改善 |
| 2.4 拉美地区：经济衰退加剧社会动荡，左翼势力抬头，政局走向存在不确定性 |
| 2.5 亚太地区：经济复苏乏力，部分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地缘政治博弈激烈 |
| 3 中国石油企业对外油气合作策略建议 |
（4）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5）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价值 |
| 1.学术价值 |
| 2.应用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重点、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1.重点 |
| 2.创新点 |
| 3.研究方法 |
| 一、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的历程 |
| (一)前“阿拉伯之春”时期 |
| 1.植根于地缘政治理念的“战略深度”主义 |
| 2.国家战略意图差异导致双方关系处在矛盾状态 |
| (二)后“阿拉伯之春”时期 |
| 1.以民族主义为外交指导思想进一步放大双方的国家利益差异 |
| 2.中东局势发展动态诱使美土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
| 二、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的内容 |
| (一)优化美式安全格局,谋取地区发展的“指导权” |
| 1.“以安全先行”,优化土耳其安全网络结构 |
| 2.借助中东复杂局势,谋求大国博弈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
| (二)重新定义土耳其的角色,维护国家形象 |
| 1.奠定共同的价值观和公民身份,稀释美国精神对社会干预作用 |
| 2.独立于美国防务体系外,积极修复与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关系 |
| (三)发展经济、积蓄国家实力,实现土耳其“国家愿景” |
| 1.转化市场模式,缓解对以美主导国际市场依赖 |
| 2.巩固海外经济辐射力参与全球市场格局建设 |
| 三、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的动因 |
| (一)复杂且多变的国内环境影响 |
| 1.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受到挑战 |
| 2.军事政变使得美土信任赤字急剧扩大 |
| (二)充满危机的中东地缘环境 |
| 1.与以色列关系深刻影响着美土关系 |
| 2.叙利亚战争拨动域内外政治力量的决策方向 |
| (三)国际秩序正处在深刻的转型期 |
| 1.美国的中东政策 |
| 2.新兴经济体发展成果具有强劲的吸引力 |
| 四、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的评析与展望 |
| (一)实施对美政策的有利条件 |
| 1.大国博弈下的战略机遇 |
| 2.地区层面的国家实力 |
| (二)实施对美政策的制约因素 |
| 1.与大国关系的脆弱处境 |
| 2.透支式的施政策略 |
| (三)土耳其对美政策的展望 |
| 1.地区博弈态势进一步维持 |
| 2.土与美及其盟友保持“斗而不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7）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选题的创新点 |
| 二、选题的难点 |
| 三、预期目标与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美国政治极化界定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内涵与外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定义 |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当前表现 |
|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回顾 |
| 四、美国政治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政策背景 |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影响机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 |
| 一、美国国会提案和国会立法过程 |
| 二、冷战后美国国会相关情况及案例选取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第111 届和112 届国会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提案分析 |
|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的极化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国会以色列相关问题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巴以冲突与美国对以色列态度 |
| 二、美国第115 届和116 届国会以色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5 届和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第五节 美国国会伊朗问题相关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伊朗核问题与美国的态度 |
| 二、美国第113 届至116 届国会伊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3 届-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路径 |
| 一、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图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极化因素分析 |
| 一、府会分歧与美国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 |
| 二、影响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因素探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
|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 |
| 二、政治极化程度与总统对外政策强度成正比 |
| 第四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 |
| 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极化表现 |
| 三、特朗普“积极主动决策”型性格弱化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与伊拉克战争 |
| 一、案例选取 |
| 二、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第107 届-111 届国会政治极化与相关提案情况分析 |
| 二、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提案统计分析 |
| 三、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伊拉克战争重要提案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总统制定伊拉克政策是政治极化的产物 |
| 二、政治极化是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内在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 一、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关键结论 |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
|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 |
| 三、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 |
| 一、左与右的划分 |
| 二、民族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
|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 |
| 三、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区分 |
| 第二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历程 |
| 一、边缘化阶段(战后到八十年代末) |
| 二、转型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 |
| 三、全面崛起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 第二节 西欧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一、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党 |
| 三、中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分析 |
| 一、选民性别分析 |
| 二、选民年龄分析 |
| 三、选民受教育程度分析 |
| 四、选民职业和阶级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 |
| 第一节 数字革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技术动因 |
| 一、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重塑 |
| 二、西欧政党政治的数字化变革 |
| 三、数字革命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经济的不平衡 |
| 二、欧洲一体化、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
| 一、低失业率背后的中产阶级萎缩 |
| 二、移民问题与难民危机的冲击 |
| 第四节 认同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文化环境 |
| 一、文化本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
| 二、欧洲穆斯林问题与文明的冲突 |
| 三、欧洲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冲突 |
| 四、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革命 |
| 第五节 民主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条件 |
| 一、非理性的政治人 |
|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左右翼的趋同 |
| 三、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衡 |
| 第四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与行动 |
| 第一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 |
| 一、“人民”与“精英”:平民主义与反建制 |
| 二、“我们”和“你们”:排外主义与反移民 |
| 三、“固有”与“外来”:本土主义与反多元文化 |
| 四、“本国”和“他国”:孤立主义与反一体化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 |
| 一、以魅力型领袖为活动轴心 |
| 二、以中下层选民为争取目标 |
|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有力工具 |
| 第三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 |
| 一、参加竞选活动 |
| 二、参与政府组阁 |
| 三、推动全民公决 |
|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生态 |
| 一、加速了左翼政党的衰颓 |
| 二、引发了右翼政党的迷茫 |
| 三、改变了政党竞争的形态 |
| 第二节 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倾向 |
| 一、移民政策 |
| 二、福利政策 |
| 三、经贸政策 |
| 四、外交关系 |
| 第三节 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
| 一、欧盟框架下疑欧力量的增强 |
| 二、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的变化 |
| 第四节 挑战了多元主义民主价值 |
| 一、侵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 |
| 二、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文化冲突 |
| 三、助推了大众抗议的泛滥流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源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概况 |
| 0.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4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 1923-1991年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演变 |
| 1.1 土耳其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 |
| 1.1.1 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统治 |
| 1.1.2 民主党的威权统治 |
| 1.1.3 军事政变下动荡的多党制 |
| 1.1.4 文官政治恢复下的多党制 |
| 1.2 影响土耳其政党政治演变的诸因素 |
| 1.2.1 经济体制转轨 |
| 1.2.2 军人政治传统 |
| 1.2.3 政治伊斯兰运动兴起 |
| 1.2.4 美苏冷战的遗产 |
| 2 1991-2002年间主要政党发展谱系 |
| 2.1 左翼政党发展谱系 |
| 2.1.1 共和人民党 |
| 2.1.2 民主左翼党 |
| 2.1.3 社会民主平民党 |
| 2.2 右翼政党发展谱系 |
| 2.2.1 祖国党 |
| 2.2.2 正确道路党 |
| 2.2.3 民族行动党 |
| 2.2.4 繁荣党 |
| 3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具体实践 |
| 3.1 联合政府成立与平稳发展 |
| 3.1.1 1991年议会选举与德米雷尔联合政府 |
| 3.1.2 奇莱尔联合政府的执政实践 |
| 3.2 伊斯兰政党主导联合政府 |
| 3.2.1 1 995年议会选举与繁荣党短暂组阁 |
| 3.2.2 繁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 |
| 3.2.3 2·28军事政变与联合政府解体 |
| 3.3 短暂的少数派的联合政府 |
| 3.4 联合政府的执政失序 |
| 3.4.1 1999年议会选举与少数派联合政府 |
| 3.4.2 三党联合政府的执政失序 |
| 4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特征及影响 |
| 4.1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特征 |
| 4.1.1 政党制度的过渡性 |
| 4.1.2 联合政府的“短暂特征” |
| 4.1.3 政党体制变化与民主政治的完善 |
| 4.1.4 传统政党形象的严重破坏 |
| 4.2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影响 |
| 4.2.1 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执政 |
| 4.2.2 新时期经济政策的转型 |
| 4.2.3 “既东又西”的多元化外交路线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一)有关外交决策模式理论研究 |
| (二)有关期刊文章及博士学位论文 |
| (三)中国方面关于美朝关系研究 |
| (四)有关网络文献方面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1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 |
| 1.1 理性行为体决策之“理性博弈” |
| 1.1.1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内涵 |
| 1.1.2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特征 |
| 1.1.3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优劣 |
| 1.2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案例 |
| 1.2.1 克林顿政府:美朝“理性博弈” |
| 1.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转变“理性逻辑” |
| 1.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的“理性考量” |
| 1.3 特朗普政府:“极限政策”的“理性原则” |
| 1.3.1 “极限施压”的“理性思维” |
| 1.3.2 “美国优先”的“理性目标” |
| 1.3.3 “拉打结合”的“理性运用” |
| 小结 |
| 第2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 |
| 2.1 “官僚政治决策”之形态 |
| 2.1.1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内涵 |
| 2.1.2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特征 |
| 2.1.3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缺陷 |
| 2.1.4 美国官僚政治决策的主要行为体 |
| 2.2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案例 |
| 2.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 |
| 2.2.2 小布什政府:对朝“鹰式接触”的官僚政治竞争 |
| 2.2.3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的官僚政治选择 |
| 2.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官僚政治斗争 |
| 2.3.1 特朗普本人 |
| 2.3.2 蓬佩奥与博尔顿 |
| 小结 |
| 第3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 |
| 3.1 “小集团式决策”之理论内涵 |
| 3.1.1 小集团模式的提出及发展 |
| 3.1.2 小集团模式的理论要点及特征 |
| 3.2 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的经典案例 |
| 3.2.1 冷战后美国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魔咒” |
| 3.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 |
| 3.3.1 “特朗普式”的“排除异已” |
| 3.3.2 “内部一致”的“鹰派属性” |
| 3.3.3 “极限施压”的“边缘决策” |
| 小结 |
| 第4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最高领导人决策” |
| 4.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理论内容 |
| 4.1.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缘起 |
| 4.1.2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要义 |
| 4.1.3 “最高决策者”的性格类型 |
| 4.2 领导人性格影响美国对朝决策的案例分析 |
| 4.2.1 克林顿:“主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2.2 小布什:“被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2.3 奥巴马:“守成强迫型”的对朝决策者 |
| 4.3 特朗普:“独断争斗型”的对朝决策操盘者 |
| 4.3.1 特朗普的性格特征 |
| 4.3.2 “特朗普主义”与非“建制派属性” |
| 4.3.3 特朗普对朝决策的“个性表现” |
| 小结 |
| 第5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 |
| 5.1 国内政治决策的“内层与外层” |
| 5.1.1 国内政治决策中的“组织过程” |
| 5.1.2 “政治内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 5.1.3 “政治外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 5.2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案例 |
| 5.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国会阻力” |
| 5.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外层阻滞” |
| 5.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内外反应” |
| 5.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政治外圈”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伊拉克大选前局势严峻（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回顾与展望[J]. 冯贺,徐金忠,安雨康,任重远,梁萌. 国际石油经济, 2021(08)
- [3]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法美关系的变与不变[D]. 孙晓亮. 外交学院, 2021
- [4]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5]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对美政策研究[D]. 齐雄伸.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6]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7]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8]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9]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D]. 汤向晖. 辽宁大学, 2020(01)
-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D]. 战丽阳. 吉林大学, 2020(08)
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欧盟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