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中国产业十大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李秦宇[1](2021)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冰雪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包括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Chinese Ice Hockey League,简称CHL)在内的冰雪产业组织,研究国际国内产业组织发展理论,学习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路径趋势,对于增强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实力、满足大众冰雪运动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冰球联赛CHL(2019年8月2日开赛)目前属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视角出发,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演绎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初步尝试建立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及构建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理论,以期科学地认识以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为代表的冰雪产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本文认为冰雪产业是生产、提供冰雪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集合,本文冰雪产业主要是指冰雪运动产业(不包括冰雪用品装备制造等冰雪制造产业)。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内企业间组织或者市场关系。中国冰球联赛CHL是参赛的职业冰球俱乐部与中国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等联合举办的职业冰球赛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质是一种职业冰球联盟,是冰雪产业组织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发现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际国内冰雪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冰雪产业发展在于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北美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组织,中国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是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通过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驱动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产生;市场结构在冰雪产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国家或政府)和非主导利益集团(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主要推动力;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次要推动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条件是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其次,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部分,从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中介作用通过宏观环境因素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经济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正向影响;“科技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负向影响;“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作用。市场结构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中起着控制作用,具体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创新指标在内的四方面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市场结构中市场需求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行为中广告宣传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绩效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指标中危机处理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是冰雪产业组织的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博弈实现的。以政府为代表的主导利益集团和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的非主导利益集团博弈决定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路径趋势,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研究成果、参考国家冰雪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划为产生期、规模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向生态平台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协会组织;在规模发展期主要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等特征;在创新发展期主要是创新的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特征是以新科技、新技术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组织形态演化趋势是协会组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和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远落后于政府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融合和冰雪产品开发,促进冰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健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基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冰雪产业及其组织经营效率;创新冰雪产业组织形态,构建全国及区域性冰雪产业平台。
赵跃[2](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黄海林[3](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孙铭壕[4](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程道俊[5](2020)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天然气、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不断开采和利用,数量急剧减少,而且化石能源消耗会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极端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过程中需更多的能源支持,因此面临着能源紧缺的压力,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一个重大课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新能源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新能源具备同时满足能源需求和减少污染排放的优势,但是,我国新能源还处于发展阶段,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新能源的发展道路,新能源产业属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以及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新能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性、技术发展快速性,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需要选择与其他传统产业不同的发展路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是能源高速消耗,加剧了能源消耗与供应之间的矛盾,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大量消耗,导致国内需从国外进口新能源来满足国内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的掣肘。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调整现在的能源消费结构,开发新能源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在能源消费中优先使用新能源,并提高新能源利用率。持续有效地推动和发展我国新能源产业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本文的研究背景就是基于国际能源形势与国内经济发展与能源之间的矛盾展开的探讨,在中国能源实现条件和战略机遇下,开展中国新能源产业中的政府治理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在政府治理创新、政府协同治理、政府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引入相关理论,从理论层面阐述政府治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明晰了我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新能源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突出,新能源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新能源产业缺乏必要的政府保障,新能源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新能源企业发展缺乏资金保障,新能源企业缺乏高端人才保障。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存在本位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过度干预新能源产业发展,地方保护阻碍全国新能源市场壮大;二是政府缺乏体系化治理,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产业政策体系不健全,政府与产业主体缺乏互动联系;三是政府治理效率低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高,政府服务性存在一定局限,政府未能准确评价自身工作。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担当和责任越发显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在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大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并保障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断拓宽政府治理模式,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完善政府角色定位,创新政府治理运行机制;不断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强化政府协同治理,并加强政府对新能源的宣传,从而推进我国新能源产业良好发展。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理论框架的创新、实践路径的创新。本文是从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和论证了政府治理的模式选择、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的职责等问题;政府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组织内的治理,也包括政府组织间的治理,不同的治理组合,在新能源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效果。本文的研究视角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丰富了政治制度领域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改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魏惠兰[6](2020)在《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艺术产业集聚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推动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与升级是提升文化艺术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国民人均支出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艺术需求的迸发为艺术产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国家于2017年明确提出了助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艺术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其集群化发展与价值链的升级是未来各级政府部门、各类文化艺术产业主体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并完成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以期为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扩展与升级、艺术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集群视域下的艺术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演化路径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动态转换过程。该研究范畴属于艺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需要综合运用艺术学、管理学、艺术市场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本论文在对国内外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思路、目的、内容和方法,界定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概念和特征,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演化路径分析模型和内容,并运用专家意见法验证了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以昙华林艺术区为对象开展案例研究、检验了理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本论文的主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论文的第1章、第2章,为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研究部分。该部分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艺术产业价值链及其演化路径、艺术产业集群及其演化路径、艺术产业集群价值链及其演化路径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借鉴艺术产业集群、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和特点,界定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内涵、范畴和特征,并提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理论的研究原理。第二部分由本论文的第3章、第4章构成,为理论模型构建部分。该部分首先借鉴产业集群结构理论、产业价值链结构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企业价值链模型的理论原理,结合“动因-行为-结果”分析范式,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其次,在借鉴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中演化路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一般产业和文化艺术产业的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基本规律,基于“起点-轨迹-终点”研究范式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模型和内容。然后,运用专家意见法对理论成果进行了验证与优化。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第5章,为案例研究部分。该部分选取昙华林艺术区为案例研究对象,在系统的调查设计、采集数据的基础上,识别了昙华林艺术区中的艺术产业价值链、并系统地分析了这些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特征。接下来,针对昙华林艺术区中艺术产业价值链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问题与未来发展动因,提出了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优化对策。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厘清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概念和特征;二是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三是设计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模型。
申皓然[7](2019)在《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攀升机制探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ICT产业发展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ICT产业作为新一代技术革命中驱动经济和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作为国家整体实力与国际地位衡量的标准之一。早在2010年,德国《国家高科技战略2020》计划就将德国制造业及“工业4.0”的重点发展领域定为ICT产业。中国也相继出台了“互联网+”行动、《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相关文件,大力发扬信息技术,促进产业转型。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动ICT产业升级。同时,在5G、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力度、鼓励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并保护相关知识产权。可见,无论是从政策背景、经济环境,还是从技术趋势来看,ICT产业将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重点和竞争的焦点。近年来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不再适用,完整生产链不再由同一个企业负责,而是拆分为不同链条归由不同国家的领先企业完成。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根据自身优势负责产品、服务的不同阶段,重点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或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营销等环节,同时转移或外包自己不具备比较优势或加工装配等非核心环节。发达国家往往凭借技术、资本优势,将利润空间小、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高的加工重组业务转移和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自身则注重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营销售后等环节,有利于实现更丰富的利润,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奠定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技术落后,劳动力、资源是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优势,因此通常形成了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顶端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底端的国际分工现状。这种现象使得发达国家多年来控制和引导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ICT这一新兴高新技术产业为很多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很可能推动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与发展。因此结合当前全球价值链理论明确一国ICT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何种阶段、其地位影响因素及攀升机制,有利于客观反映世界ICT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国家之间的差距,对ICT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分为六个部分详细阐述。第一和第二章对全篇脉络进行明确梳理,阐述全球价值链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为后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到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简要介绍全球ICT产业发展状况,并对多国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进行构建并测算,分析不同国家ICT产业处于价值链何种地位,进而分别利用LSDV&PCSE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探究哪些因素对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升级理论,探讨这些影响因素通过何种路径对价值链地位产生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全文的总结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并分别从国家、产业、企业层面提出价值链攀升的对策建议。文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实证研究各国ICT产业。一般文献研究制造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传统类型的产业居多,目前极少研究ICT产业等新兴产业。而研究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文献,都是从理论、案例的角度出发讨论,没有从实证角度利用数据测算分析。本文则从客观数据入手,将全球价值链与新兴的ICT产业(包括ICT产业制造业和ICT产业服务业)融合,并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各国ICT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的环节,实证得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专利申请量、技术水平、国内生产配套水平等因素对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国际市场占有率、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一定的反向作用,用客观数据结果增强说服力。同时提出相应的价值链地位攀升机制——基于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能力的价值链升级路径,以及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功能提升即“链间升级”路径。特别地,本文关注了中国的价值链升级路径,从5G、产业集聚、“一带一路”等方面探究攀升机制,具有ICT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严迪光[8](2019)在《企业视角的玉溪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作为云南省经济大市,近年来,玉溪市受烟草行业持续下行影响,经济增长渐渐乏力,为扭转颓势,玉溪市提出打造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兴产业,政策推动十分关键,近年来,玉溪市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求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但经过几年的发展,玉溪市信息产业激励措施与企业实际需求仍有偏差,信息产业规模依旧较小,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如何更好地制定符合信息企业需求的产业政策,对助推玉溪市信息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且紧迫。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国内外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研究成果,以玉溪市信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视角出发审视现行产业政策的合意性及实施效果,提出政策分析及决策依据。文章通过对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和现有促进政策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出玉溪市信息产业促进政策存在的问题,再通过文献研读,归纳总结国内贵阳、南京、成都信息产业激励政策的成功经验,结合玉溪自身条件,得出可供学习借鉴的激励措施,再从玉溪市信息类企业的视角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总结信息企业对现有政策的合意程度和具体需求,最后通过归纳总结的方法提出对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政策供给的建议,为地方政府或行业指导部门进行政策“立改废”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韩建旭[9](2019)在《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为引人瞩目、最为影响广泛的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尤为重视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思想。自河北正定任职之后,习近平就非常关注信息、信息科技和网络信息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网络强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而形成了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基于此,论文以“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题,通过运用文献分析、历史与逻辑、跨学科等方法对这一思想的形成条件、发展过程、基本内容、鲜明特征、时代价值、实现路径等作了深入研究,初步建构起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逻辑体系。第一,从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主体因素四个方面,探究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一思想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旨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应对国际网络空间的战略角逐以及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存在的问题作出回应;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指导,源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科技、信息、网络思考的启迪,既植根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伟大实践,又离不开习近平个人学习工作经历的积累。第二,结合习近平从政生涯中的信息网络实践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论述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职务的变迁,习近平对信息、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思考与实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使得网络强国重要思想有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演变过程。据此,可以将这一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1982-1994年的开始萌芽阶段,习近平的信息理念萌生,信息化建设实践初步展开;在1994-2007年的初具轮廓阶段,习近平提出和实践了“数字福建”“数字浙江”“智慧上海”,成为“网络强国”的先声和预演;在2007-2017年的基本形成阶段,习近平对互联网的关注和思考由地方一隅转至国家总体,基本勾勒了网络强国战略的宏伟蓝图;在2017年至今的深化发展阶段,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并概括了它的丰富内涵。第三,依据习近平对网络强国的相关阐释,概括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实现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转变是习近平基于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所处的历史方位而提出来的时代课题。通过梳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出,是不是网络强国主要体现在网络技术是不是强、网络经济是不是强、网络安全是不是强、网络文化是不是强、网络国际合作是不是强。也就是说,建设网络强国就要有创新发展的网络技术、实力雄厚的网络经济、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良好的网络国际合作,从而既明确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又明确了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的总布局和总路径。第四,从整体上审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归纳了其政治特质、价值取向、理论品格、实践需求、世界视野。作为政治家的习近平不仅对网络强国进行了思考,而且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层面,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政治性。习近平要求网信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人民共享、人民民主、人民评判,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人民性。习近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阐释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性。习近平正视国内外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方案努力满足现实需要,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实践性。习近平不仅高度关注国内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而且致力于推进全球互联网的和谐共生、公平正义和共建共享,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国际性。第五,从理论和现实的维度,分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在互联网时代提出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互联网思想,使这一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领导干部识网、管网、用网,为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网络强国、携手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当然,这就需要通过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转变为法律和制度、全面系统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实践等路径,完成这一思想的目标和任务,推动中国早日建成网络强国。
牛蓉琴[10](2019)在《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政策是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制定的政策,是促进经济的科学增长与发展,维护市场机制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导向、引领和助推效应的重要作用。同样,文化产业政策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密集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石。立足在地性资源,制定了富有创新的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推动了“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云南现象”。先后出台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引导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2010年,按照云南地方标准统计,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33亿元,占GDP 比重达6.1%,成为全国6大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的地区之一。但是,在2012年,国家为了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同年,云南按照国家统计标准核算,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统计意义上出现断崖式下滑,从635.08亿元下降为380.3亿元,占GDP的比重也由6.5%降为3.7%,失去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竖井式管理”中,文化产业政策指向:放弃“地方标准”的特色产业,转向以国家政策“对标”的业态。以“金、木、土、石、布”为主要业态成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诗与远方”的多头管理制约了资源的配置,“旅游+”成为云南各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惟一路径等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新时期,探索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变化规律,以及转型升级中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推动云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以政策为主线,全面系统梳理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分别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一至今)三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从演进历程分析得出云南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分别是对“统计指标”“竖井管理”“外部市场”等方面的路径依赖。本文从学理的角度提出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大部制管理体制,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加快云南文化产业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二、21世纪中国产业十大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中国产业十大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1.3.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2 文献综述 |
2.1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分析 |
2.1.1 文献结构特征 |
2.1.2 研究热点 |
2.1.3 文献主题变迁 |
2.1.4 文献讨论 |
2.2 基于学术脉络的文献分析 |
2.2.1 产业组织 |
2.2.2 体育产业组织 |
2.2.3 冰雪产业组织 |
2.3 文献评述 |
2.3.1 关注中国冰球联赛组织,打破生产要素限制,解决冰雪产业组织发展困境 |
2.3.2 关注新技术和智慧体育,打造新的组织模式,扩大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规模 |
2.3.3 关注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引导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方向 |
2.3.4 关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协同创新,丰富冰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产业组织 |
3.1.2 体育产业组织 |
3.1.3 冰雪产业组织 |
3.2 理论基础 |
3.2.1 交易费用理论 |
3.2.2 产业组织理论 |
3.2.3 演化理论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 |
4.1 冰雪运动、冬奥会及其特点 |
4.2 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1 国外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3 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 |
4.3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组成要素 |
4.3.1 冰雪竞赛表演 |
4.3.2 冰雪传媒、营销和广告 |
4.3.3 冰雪培训 |
4.3.4 冰雪装备制造 |
4.3.5 冰雪旅游 |
4.3.6 冰雪咨询 |
4.3.7 冰雪金融 |
4.3.8 冰雪消费者 |
4.4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控制作用:市场结构 |
4.4.1 完全竞争市场 |
4.4.2 垄断竞争市场 |
4.4.3 寡头垄断市场 |
4.4.4 完全垄断市场 |
4.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 |
4.5.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历史 |
4.5.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4.5.3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利益相关者 |
4.5.4 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主要推动力 |
4.5.5 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次要推动力 |
4.5.6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 |
4.6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国冰雪产业组织评估模型 |
4.7 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 |
4.8 本章小结 |
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中介作用实证分析 |
5.1 研究模型:基于PEST分析框架 |
5.1.1 政治法律环境 |
5.1.2 经济环境 |
5.1.3 社会环境 |
5.1.4 科技环境 |
5.2 研究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 |
5.2.1 测量模型 |
5.2.2 结构模型 |
5.3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5.4 模型的构建计算 |
5.5 结果与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控制作用实证分析 |
6.1 研究模型:传统SCP研究模型 |
6.1.1 冰球市场结构 |
6.1.2 冰球市场行为 |
6.1.3 冰球市场绩效 |
6.2 SCP扩展模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新研究 |
6.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冰雪产业的影响 |
6.2.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创新应对 |
6.3 变量的确定 |
6.3.1 影响因素初步设计 |
6.3.2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选择 |
6.3.3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积极系数 |
6.3.4 影响因素遴选与确认 |
6.4 研究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6.5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6.5.1 数据来源 |
6.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6 结果与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 |
7.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7.1.1 主导利益集团: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7.1.2 非主导利益集团:冰球消费规模不足 |
7.1.3 市场结构:垄断造成冰球市场竞争不充分 |
7.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 |
7.3 冰球联赛组织发展模式 |
7.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新趋势 |
7.4.1 疫情全球化与冰雪产业相关研究回顾 |
7.4.2 疫情全球化对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
7.4.3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新趋势:生态平台化创新 |
7.4.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趋势:组织形态的生态平台化创新 |
7.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趋势预判 |
7.5.1 产生期(2020 年前):政府主导模式,形成冰球联赛 |
7.5.2 规模发展期(2021-2025年):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形成规模化冰球联盟 |
7.5.3 创新发展期(2026-2035 年):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创新化冰球联盟 |
7.6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和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形成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 |
8.1.2 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中介作用 |
8.1.3 市场结构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控制作用 |
8.1.4 利益相关者博弈决定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 |
8.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
8.2.1 政策含义 |
8.2.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名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四、谁的“乌托邦”?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本章小结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三、自觉的“错位”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本章小结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本章小结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本章小结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0.1.1 研究背景 |
0.1.2 研究意义 |
0.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0.2.1 文化 |
0.2.2 文化产业 |
0.2.3 文化产业发展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1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0.3.2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研究 |
0.3.3 文化产业竞争融合发展研究 |
0.3.4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与政策规制研究 |
0.3.5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0.3.6 国内外研究状况总结 |
0.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0.4.1 研究内容 |
0.4.2 研究框架 |
0.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0.5.1 研究方法 |
0.5.2 创新之处 |
第1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之基:现实人的劳动实践 |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
1.2 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2.1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1.2.2 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3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 |
1.3.1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 |
1.3.2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观 |
1.3.3 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建设观 |
1.3.4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观 |
1.3.5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 |
1.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
1.4.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
1.4.2 英国的文化学派理论 |
1.4.3 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 |
第2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期(1949~1977)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
2.1.3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
2.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准备期(1978~1991) |
2.2.1 1978 年改革开放至1983年:文化事业逐步恢复 |
2.2.2 1984 年至1991年:文化产业开放发展 |
2.3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形成兴起期(1992~2005) |
2.3.1 1992 年至1999年: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
2.3.2 2000 年至2005年:文化产业繁荣兴起 |
2.4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整深化期(2006~2017) |
2.4.1 2006 年至2012年:调整管理体制,探索新兴文化 |
2.4.2 2013 年至2017年:文化产业的全面深化与创新改革 |
第3章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
3.1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特点 |
3.1.1 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 |
3.1.2 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
3.1.3 新形势、新业态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3.1.4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 |
3.1.5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
3.2 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3.2.1 公益性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
3.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
3.2.3 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设施 |
3.2.4 公益性文化事业队伍建设 |
3.2.5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
3.3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
3.3.1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3.3.3 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
4.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
4.1.1 文化性是中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
4.1.2 经济性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
4.1.3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
4.1.4 创新扩散性是中国文化产业高效、优质发展的抓手 |
4.2 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
4.2.1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辨证关系 |
4.2.2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出版业 |
4.2.3 主流意识形态与广播电视业 |
4.2.4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传播业 |
4.3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辩证统一 |
4.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4.3.2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4.3.3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价值效益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
4.4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
4.4.1 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内容的核心价值 |
4.4.2 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4.4.3 基于社会效益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效率供给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5.1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 |
5.1.1 塑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形态文化 |
5.1.2 务实党内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基础 |
5.1.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作用 |
5.1.4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关系 |
5.2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
5.2.1 健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法制 |
5.2.2 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改革与文化治理职能转变 |
5.2.3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 |
5.2.4 推动市场配置、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设 |
5.3 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 |
5.3.1 优化财政保障均衡制度 |
5.3.2 强化落后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 |
5.3.3 健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竞争机制 |
5.3.4 完善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机制 |
5.4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机制 |
5.4.1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层次文化专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 |
5.4.2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保护激励机制 |
5.4.3 完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规范与监管长效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5)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 研究的背景 |
2.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三) 研究现状 |
1. 关于中国新能源发展趋势的研究 |
2. 关于新能源产业地位与影响的研究 |
3. 关于新能源产业政策基本状况的研究 |
4. 关于政府治理变革与治理应用的研究 |
5. 关于新能源产业中政府治理的研究 |
6.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 研究思路 |
2. 研究方法 |
3. 结构安排 |
(五) 研究创新之处 |
一、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一) 基本概念界定 |
1. 能源与新能源 |
2. 新能源产业与产业政策 |
3. 政府治理 |
(二) 新能源产业视阈下政府治理的理论依据 |
1. 政府治理创新理论 |
2. 政府协同治理理论 |
3. 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 |
二、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现状分析 |
(一)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制度供给 |
1. 政府供给的政策类型 |
2. 风电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3. 太阳能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4. 生物质能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5. 核电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二)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法治建设 |
1. 风电产业的法治建设 |
2. 太阳能产业的法治建设 |
3. 生物质能产业的法治建设 |
4. 核电产业的法治建设 |
(三)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划与引导 |
1.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国家总体规划 |
2.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区域性规划 |
3.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的引导 |
三、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困境 |
(一) 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
1. 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突出 |
2. 新能源产品价格居高不下 |
(二) 新能源产业缺乏必要的保障 |
1. 新能源企业缺乏产权保护 |
2. 新能源企业发展缺乏资金保障 |
3. 新能源产业缺乏高端人才保障 |
四、 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府治理因素 |
(一)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存在本位保护 |
1. 地方政府过度干预新能源产业发展 |
2. 地方保护阻碍全国新能源市场壮大 |
(二)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缺乏体系化治理 |
1. 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 |
2. 产业政策体系不健全 |
(三)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效率低下 |
1.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高 |
2. 政府服务性存在一定局限 |
3. 政府未能准确评价自身工作 |
五、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经验的借鉴 |
(一)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综述 |
1. 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
2. 德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
(二)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1. 美国新能源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2. 德国新能源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三) 中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策略的比较 |
1. 政府制定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比较 |
2. 政府治理中政府与市场运行关系的比较 |
(四)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经验启示 |
1.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立法规范的启示 |
2.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政策的启示 |
3.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模式的启示 |
4.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体制机制创新的启示 |
六、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建议 |
(一) 提高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
1. 加大新能源产业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
2. 加大新能源产业税收政策实施力度 |
3. 加大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力度 |
4. 完善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
5. 增强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
(二) 拓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1. 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责任意识 |
2. 完善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3. 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运行机制 |
(三) 改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结构 |
1. 完善新能源产业发展整体布局 |
2. 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 |
3. 调控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
4. 加强政府与新能源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 |
5. 加强政府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宣传 |
结论 |
(一) 主要研究结论 |
(二)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展望 |
(三)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着作 |
个人简历 |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
(6)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关于选题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产业价值链与文化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
1.2.2 产业集群与文化艺术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相关研究 |
1.2.3 产业价值链与产业集群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相关研究 |
1.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3 研究的体系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方法 |
第2章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艺术产业价值及其分析的内容 |
2.1.1 艺术产业的概念和分类 |
2.1.2 产业价值的内涵和分析维度 |
2.1.3 艺术产业价值矩阵的构建与分析 |
2.2 艺术产业价值创造实践与理论的历时演变与共时探析 |
2.2.1 历时演变 |
2.2.2 共时探析 |
2.3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概念和特征 |
2.3.1 艺术产业集群与艺术产业价值链 |
2.3.2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及其演化路径的概念 |
2.3.3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特征 |
2.4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研究原理 |
2.4.1 理论研究对象定义:系统研究原理 |
2.4.2 静态分析模型研究:协同优化原理 |
2.4.3 动态分析模型研究:分析综合原理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与识别 |
3.1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结构的相关理论及特征 |
3.1.1 文化艺术产业集群领域 |
3.1.2 文化艺术产业价值链领域 |
3.1.3 文化艺术产业集群价值链领域 |
3.2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构建 |
3.2.1 艺术企业价值链的结构原理与启示 |
3.2.2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设计 |
3.3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因素解释与测度 |
3.3.1 价值主体维度 |
3.3.2 价值活动维度 |
3.3.3 价值产出维度 |
3.4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分析机制 |
3.4.1 要素及其关系分析 |
3.4.2 结构与重要度表达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分析理论构建与验证 |
4.1 相关学科领域的演化路径理论总结与借鉴 |
4.1.1 生物学领域 |
4.1.2 经济学领域 |
4.1.3 管理学领域 |
4.2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模型构建 |
4.2.1 演化路径分析因素识别 |
4.2.2 演化路径分析模型构建 |
4.2.3 演化路径分析模型的构成因素解释 |
4.3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内容 |
4.3.1 系统状态演化路径的阶段模式识别 |
4.3.2 “群体”演化路径:系统状态演化机制 |
4.3.3 “个体”演化路径:主体状态演化机制 |
4.3.4 系统状态演化路径模型的整合设计 |
4.4 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理论假设与验证 |
4.4.1 理论假设的提出 |
4.4.2 理论假设验证的设计 |
4.4.3 理论假设的实证调研、验证与优化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案例研究:昙华林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及优化策略 |
5. 1 案例研究对象选择、调研设计与数据采集 |
5.1.1 研究对象选择 |
5.1.2 研究过程设计 |
5.1.3 研究数据采集与质量分析 |
5.2 静态分析: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的识别与分析 |
5.2.1 艺术产业价值活动分析与价值链识别 |
5.2.2 核心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分析 |
5.2.3 核心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性价值活动分析 |
5.3 动态分析: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分析 |
5.3.1 汉绣传承产业价值链 |
5.3.2 绘画艺术产业价值链 |
5.3.3 艺术体验产业价值链 |
5.4 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优化策略研究 |
5.4.1 打破路径依赖,推进艺术产业价值链高端化发展 |
5.4.2 营造知识网络,提升艺术产业价值链产品创造力 |
5.4.3 提升核心能力,塑造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品牌内核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6.1 研究总结 |
6.2 创新点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附录A 图表索引及来源 |
附录B 理论验证的专家访谈问卷 |
附录C 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调查问卷 |
附录D 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调研报告 |
附录E 昙华林艺术区顾客需求特征调研与分析报告 |
附录F 政府支持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发展的政策 |
(7)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攀升机制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1.2.2 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指标的演变 |
1.2.3 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1.2.4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1.2.5 ICT产业相关研究 |
1.2.6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局限性 |
1.4.1 创新点 |
1.4.2 局限性 |
2 理论基础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2.1.1 迈克尔·波特的企业内价值链 |
2.1.2 加里·杰里菲等人的价值链驱动理论 |
2.1.3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 |
2.2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理论 |
3 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分析 |
3.1 ICT产业的发展 |
3.1.1 ICT产业的界定 |
3.1.2 ICT产业发展概况 |
3.2 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关指标构建 |
3.2.1 总贸易核算框架下的增加值分解 |
3.2.2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
3.3 数据来源及说明 |
3.4 指标测算分析 |
3.4.1 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分析 |
3.4.2 部分国家或地区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动分析 |
4 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1 变量选择的机理分析 |
4.2 变量构建及数据来源 |
4.2.1 被解释变量 |
4.2.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
4.3 模型设定 |
4.4 总体样本回归分析 |
4.5 分位数回归分析 |
4.5.1 分位数回归简介 |
4.5.2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路径选择 |
5.1 基于技术能力的价值链升级路径 |
5.2 基于生产能力的价值链升级路径 |
5.3 基于市场能力的价值链升级路径 |
5.4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功能攀升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结论与启示 |
6.2 对策建议 |
6.2.1 国家层面 |
6.2.2 行业层面 |
6.2.3 企业层面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企业视角的玉溪信息产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畴界定 |
1.3 当前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 研究意义 |
2 玉溪市信息产业政策审视 |
2.1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背景 |
2.2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成效 |
2.3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政策梳理 |
2.4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2.5 玉溪市信息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
2.6 小结 |
3 发达地区信息产业政策借鉴 |
3.1 贵阳市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3.2 南京市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3.3 成都市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3.4 小结 |
4 玉溪市信息产业政策调查研究 |
4.1 问卷设计 |
4.2 问卷发放与分析方法 |
4.3 问卷结果及分析评价 |
4.4 小结 |
5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政策供给建议 |
5.1 产业投入政策建议 |
5.2 产业布局政策建议 |
5.3 营商环境政策建议 |
6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玉溪市信息产业发展现状调查问卷表 |
致谢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四、思路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
第一节 时代背景:人类正处于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
一、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二、国际社会网络空间战略角逐日趋激烈 |
三、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存在诸多困境 |
第二节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信息和网络的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 |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科技、信息和网络的思考 |
第三节 实践基础:中国网络建设的伟大实践 |
一、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 |
二、中国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铺设 |
三、中国互联网建设、应用与管理的全面推进 |
四、中国新一代互联网建设实践 |
第四节 主体因素: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的积累 |
一、深厚的文化浸润 |
二、完善的知识结构 |
三、丰富的网络实践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 |
第一节 1982-1994 年:开始萌芽阶段 |
一、信息理念的萌发 |
二、信息化建设的有益探索 |
第二节 1994-2007 年:初具轮廓阶段 |
一、“数字福建”:网络信息化的思考与实践 |
二、“数字浙江”:“数字福建”的延伸和拓展 |
三、“智慧上海”:智慧城市的前瞻思考 |
第三节 2007-2017 年:基本形成阶段 |
一、对互联网的关注从地方一隅转至国家总体 |
二、网络强国战略蓝图的勾勒 |
第四节 2017 年至今:深化发展阶段 |
一、全面建设新时代网络强国号角的吹响 |
二、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命名和概括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
第一节 习近平对网络强国的定位和认识 |
一、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
二、我国亟待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变 |
第二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创新发展的网络技术 |
一、互联网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先导力量 |
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重点是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 |
三、走中国特色互联网技术创新强国道路 |
第三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实力雄厚的网络经济 |
一、新常态下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
二、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于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
三、下大气力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 |
第四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 |
一、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
二、树立正确的互联网安全观 |
三、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手段并举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 |
第五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 |
一、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
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
三、努力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
第六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良好的网络国际合作 |
一、坚持和尊重网络主权 |
二、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
三、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鲜明特征 |
第一节 政治性 |
一、区别于学术观点的政治理念 |
二、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 |
三、具有国家战略高度 |
第二节 人民性 |
一、依靠人民推进网信事业的发展 |
二、让网信成果惠及广大中国人民 |
三、发扬互联网民主和监督的精神 |
四、由人民来评判网信事业的成效 |
第三节 科学性 |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网信事业中的复杂关系 |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互联网时代 |
三、形成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
第四节 实践性 |
一、一切从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实际出发 |
二、正视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的问题挑战 |
三、着眼于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实践需要 |
第五节 国际性 |
一、和谐共生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理念 |
二、公平正义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导向 |
三、共建共享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愿景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价值及其实现 |
第一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 |
二、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之道 |
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现实价值 |
一、为领导干部懂网、治网、用网提供重要指引 |
二、为凝聚共识建设网络强国提供基本遵循 |
三、为携手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
第三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实现路径 |
一、进行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教育和宣传 |
二、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转变为法律和制度 |
三、全面系统推进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实践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跋 |
(10)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
(一) 主导和引导的关系 |
(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三) 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
二、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 |
(一) 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 |
(二) 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 |
(三) 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至今) |
三、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中存在的问题 |
(一) 对“统计指标”的路径依赖 |
(二) 对“竖井管理”的路径依赖 |
(三) 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 |
四、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 |
(一) 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建设 |
(二) 大部制管理体制建设 |
(三) 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建设 |
(四)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政策 |
五、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21世纪中国产业十大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李秦宇.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8)
- [2]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3]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D]. 程道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D]. 魏惠兰.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7]ICT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及攀升机制探究[D]. 申皓然.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
- [8]企业视角的玉溪信息产业政策研究[D]. 严迪光. 云南大学, 2019(02)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D]. 韩建旭.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D]. 牛蓉琴.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