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发展畜牧业经济合作组织

一、提倡发展畜牧经济合作组织（论文文献综述）

秦晓林^[1]（2020）在《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职业教育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民国时期的青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之发展状况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但在国内职业教育兴起与青海社会近代因素的发轫与推进的过程中,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的着力实施,青海地区职业教育开始产生。青海职业教育的变迁进程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青海建省之前是职业教育的萌芽期,地方政府官员率先创办了初具职业教育形式的编毛科,开始实施简单的职业教育;青海建省后职业教育逐步迈入规范化建设阶段,在政府力量主导下,建立起正规的职业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初成。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职业教育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办学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主要以附设职业科、省立职业学校、短期职业补习班、职业训练所、职业补习学校、国立职业学校为主,并出现了以医疗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女子职业教育;在办学区域方面,根据青海地区社会经济及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西宁率先创办多所省立职业学校及多种职业补习教育,贵德、玉树成为国立职业教育教学、实验的示范区;在教育内容方面,涵盖农业、工业、畜牧、医疗等各个领域;在办学效果方面,在职业学校与职业补习教育的推动下,形成稳定的、灵活多变的办学模式,为近代青海地区畜牧业、工业、农业等领域输送了一批具有文化知识的技术性人才,同时也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农牧区的传播。青海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虽受社会经济、观念等因素的限制,但却对青海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也进一步助推青海地区近代化建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刘君^[2]（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指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焦帅帅^[3]（2019）在《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时期,整个山西畜牧业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时期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到民国时期的政府为主,民众被动参与再到集体化时期的政府主导,民众积极参与这一复杂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传统社会发展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从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畜牧业发展上,亦是如此,并呈现出一家一户一头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方式。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和审美观念发生变化,阎锡山政府开始注重畜牧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实行“六政三事”,建立模范畜牧场,颁布有关牲畜管理的法令制度和税收政策;在教育方面,创办畜牧农业学校,注重畜牧人才的培养;在改良方面,引进西方的优良品种,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然而,在这一具体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培养畜牧人才还是畜牧改良方面,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主要是依靠强大的行政权力支持发挥作用,多停留在宣传或示范层面,各项政策并没有真正的传达于民众,影响于民众。即政府与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信息交流机制和信息监督机制,政府与民间的呈现着一种单向化的关系。集体化时期,山西畜牧业的发展既注重发挥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也注重发挥民众、模范、饲养员等民间力量的作用。在关注畜牧政策变化的同时,更多关注牲畜发展背后“人”的变化。即饲养员群体构成变化、社会活动、政府如何塑造的问题,试图将牲畜的命运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直白一点的讲,民国时期山西畜牧的发展更多重视“牲畜”的变化,而集体化时代的畜牧业更多注重与牲畜相关的“人”作用,实现“由物及人”的变化。因此,通过研究饲养员的群体特征、车把式地位的变化及将牲畜作为一种话语权等方面的内容,刻画出模范饲养员爱畜如子,一心为集体的形象及车把式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谁掌握赶马车的鞭子,谁就掌握整个公社发展的命脉,掌握了整个公社发展的走向。从侧面反映出牲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国家是非常重视牲畜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牲畜是非常幸福的。更进一步的讲,就是集体化时期的人和牲畜都是非常幸福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主要归功于集体化时代畜牧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助关系。所以,本研究以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地区的畜牧业为研究对象,站在社会史的角度,通过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更多地去考察观念、制度、政策、人为因素等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初步探讨畜牧业背后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着一种由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到国家与社会的单向化再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化的关系。对如何正确认识民国至集体化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国家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如何实现国家与民众的互动提出思考。

郑瑶^[4]（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指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天银^[5]（2019）在《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文中提出我国近现代大学发轫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民族救亡、文化重建与人才培养是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因此其与国家、社会、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央大学作为国民党政府着力打造的“首都最高学府”,其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本研究将中央大学置于十四年抗战背景之下,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与学理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表现为两种形态: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政府需求与中央大学治校理念的契合是府学合作的基础。中央大学在工、农、医等实科发展中密切联系政府国防、经济、民生建设需求,《新民族》学人以学术探究的方式积极服务政府抗战建国策略的实施都是合作的体现,合作使府学关系更加紧密。然府学间虽有共识与合作,亦有矛盾与冲突。在人事上存在政治因素与学术标准的冲突;在经费上存在政府拨付不足与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及师生需求的冲突;在管理上,存在政府控制学生运动与学生寻求自治之间的冲突。尽管府学间存在冲突,但合作大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旋律。第二,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层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是基础因素。政府层面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政府意志是核心,经费拨发、教育政策、人事安排则为政府意志的具体体现。学校层面的因素则作用各不相同,在府学关系中校长多为平衡者,而师生多为抗争者。第三,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实质是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府学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其二府学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约束。第四,通过考察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遵循大学逻辑行事,维持府学关系平衡;建立师生监督组织,保证府学关系透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府学关系边界。

林君杰^[6]（2018）在《民国时期农业保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晚清时期,保险制度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随着农村问题和“以农救国”思潮的出现,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并把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经济制度,运用到农村复兴事业,并在部分地区推广。因此,农业保险思想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广泛研究。农业保险对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推广区域和时间受到限制,再加上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其作用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主要从国家、社会和农民三个层面研究了农业保险思想的引入和传播、国民政府的介入和推动、银行农业保险事业和农业保险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接受和选择及农业保险的效果等问题。它有助于人们认识民国时期农业保险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利于人们了解农业保险在当时的实际运作及其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为现代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

张恒^[7]（2018）在《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在“国门被迫打开”、“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在以试验为特征的西方农牧业科学技术的强势介入中,中国传统农牧业也逐渐向近代农牧业曲折迈进。偏居西北内陆而相对闭塞的甘肃,其畜牧业的近代化转型则略显迟滞。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南京政府内部及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倡议“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以应对外部侵略势力的威胁。政府官员、中外专家学者纷纷组成科学考察团前往甘肃等西北省份调查研究。自此,国民政府内外掀起了开发甘肃在内的西北各省的热潮。通过各类科学考察后,时人提出诸如发展交通、开办教育、移民实边及发展畜牧等开发西北之设想。但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其中发展具有传统优势且能因地制宜的畜牧业成为全社会共识。尽管传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蕴含着诸多优秀的生产手段和技巧。但传统畜牧业的发展确实面临诸多老办法无法解决的难题,故而吸收西方先进的畜牧科学技术以改造本国畜牧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其交通条件相对优越、畜牧资源禀赋高、社会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甘肃成为国民政府畜牧业改良的中心区域。在“开发西北”的战略背景催化下,一大批畜牧改良、推广、教育机构以及畜牧合作社和加工企业在甘肃境内落地。国民政府旨在依托各类不同层次的畜牧机构,采用西方的畜牧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改良传统畜牧业、培植畜牧人才、推广先进科技,并以甘肃为中心进而辐射西北诸省,继而实现改良和发展甘肃乃至西北畜牧业之目标,最终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国民政府一系列的畜牧科技改良、教育推广以及畜产加工贸易实践活动,给处于传统落后状态的甘肃畜牧业带来了科学空气和发展契机,使得甘肃畜牧业的发展更为规范、有序和科学。在这一过程中,甘肃地区兴起了科学考察和试验之风;逐渐构建起了畜牧科技改良体系、畜牧教育与科技推广体系;为开发和发展畜牧业催生了合作社、新式加工企业等新因素,促成了甘肃畜牧业贸易的高度商品化和外向化趋势。以上成体系的实践活动成为甘肃畜牧业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尽管由于抗战军兴以及人事浮动所造成的人力财力投入不足,甘肃的畜牧改良事业进行的艰辛异常且收效甚微,致使甘肃畜牧业近代化转型很不彻底,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依然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并长期处于传统与近代因素并存的状态。但这类实践活动仍值得肯定,在十分艰难的时局下,各级政府即通过近代科学试验等手段使甘肃畜牧业生产方式步入了近代化历程,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毛光远^[8]（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李宝^[9]（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西北边疆职业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考虑到边疆在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到抗战时期,边疆突显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遂开始关注、重视边疆的开发,并积极制定方针、政策致力于边疆的建设,以及实现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边疆大计,教育为本。而边疆教育的滞后、人才的匮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西北地区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境况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是形成强烈反差,尤其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边疆职业教育长期滞后。从职业教育的性质考虑,它直接培养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技能、技术人才,服务于边疆社会生产、生活;从职业教育的功能来看,在短时期内,它的发展成效最显着,对支援抗战最突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对解决两大难题的关键效用,遂制定并实施了诸多职业教育政策。笔者通过梳理和解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西北边疆职业教育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发展状况,以期更好地了解它的时代意义,并探讨它为今天的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经验和启示。首先,以中央政府为主制定和实施了各项政策和措施发展边疆职业教育,政策内容主要在于设立行政教育管理机构、兴办职业学校、筹措经费、培训师资、保障生源、编订教科书、设置实习场所、进行职业指导、制定职教程序以及建教合作等,涉及内容较为全面。西北各省地方政府依照中央规定较为积极地实行政策内容,并在遵循中央政策理念下依地方实际情况推行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举措。但由于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缓慢。其次,西北地区各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团体等社会力量站在边疆自身发展和抗战建国的高度以多种方式积极倡导和参与职业教育事业的建设。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在政策指引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形成了国立、省市立、县立的职业学校三级体系,推进了边疆喇嘛职业教育的发展,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提高了女子地位,开化了社会风气,同时以派遣学生赴内地升学与培训及在国外进行专项学习的方式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进程。南京国民政府把发展边疆职业教育视为边疆开发和建设的重要途径,它经历了从蒙藏教育到边疆教育的发展,体现了边疆开发和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化,同时也践行了抗战建国的战略思想。对个人而言,它提升了边地青年谋生技能,进而服务于边疆建设;对教育、文化而言,它逐步完善其体系;对国家、社会而言,它带动经济发展,促使社会转型,加快了边疆现代化进程。因此,发展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应以史为鉴,加强民族团结,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并且动员社会力量多方参与边疆发展,以形成国家与地方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的模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发展的局限性和经验教训。

朱冠楠^[10]（2015）在《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在中国,除了牧区之外的广大农业生产地区,畜禽业一直是畜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江苏省历史上向来是畜禽业高度发达的地方,近代江苏畜禽生产在全国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又因其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作为近代最先受到海外畜牧业影响和冲击的地区,江苏畜禽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中国近代畜禽业发展的最前沿。民国时期（1912—1949年）,虽仅有短暂的38年时间,但这一历史时期不仅是我国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也是传统畜牧科技与近现代畜牧科技相互交汇、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江苏省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核心区,其畜禽业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方向的重要转折和发展。根据江苏畜禽业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将民国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1927—1937年,国民党建立并巩固其南京政权阶段,第三阶段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沦陷阶段;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权崩溃阶段。在第一阶段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混乱,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致使江苏畜牧业发展比较缓慢。在第二阶段1927—1937年社会政治相对平稳,各项建设事业均得到较快发展,史称"民国十年黄金期",在此期间,畜禽业发展才开始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主导下的较为完善的现代畜牧兽医机构初步建立起来,大量国外优良畜禽品种引进江苏,用以改良地方畜禽品种,现代组织形式的畜禽企业及畜产合作社也逐渐建立起来,江苏畜禽业在这十年期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三阶段1937—1945年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江苏省因日本侵略沦陷,损失惨重,畜禽业发展被迫中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第四阶段1945—1949年期间,江苏畜禽业逐渐恢复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国民党政权日渐崩溃,导致这一时期江苏畜禽业的发展规划大多流于形式,没有完全付诸实践。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畜牧业发展政策,大都是围绕着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方向发展来制定的。这一时期的江苏畜禽饲料生产与加工利用、中兽医技术等方面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经验,变化较小。而现代畜牧兽医机构的初步建立、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及地方畜禽品种的改良和现代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的建立,不仅是近代江苏整个畜牧业发展中最突出的三个方面,也是江苏畜禽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这一时期初步建立的现代畜牧兽医机构、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及改良地方畜禽品种和建立现代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等江苏畜禽业发展集中体现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具有现代特征的畜牧兽医组织机构在引进、推广、研究及传播西方畜牧兽医技术,保障中国畜禽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江苏畜禽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以及运用现代实验科学育种技术改良地方畜禽品种,是不同于以往历代传统育种技术的人工有意识的培育选种,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畜禽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现代组织形式的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建立后,采用了先进的现代畜禽生产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畜禽养殖业的生产率与商品率,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尽管它们为数不多且发展缺乏连续性,但却代表了长江中下游畜禽业的近现代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挖掘我国近代畜禽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畜禽业良性发展及畜牧业的现代转型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关于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经验主要是:多重力量及外力因素的推动和介入;注重对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及畜产合作经验的学习;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发展畜禽业。关于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民间资本对现代畜禽业的投入较少,畜禽业在农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政府及畜牧界专家缺乏深入到农村的实地调研;政府缺乏对国外市场和外国资本经济入侵的控制及防范意识;政府与专家主导型的现代畜禽业发展导致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缺失;政府及民众缺乏对本国优良地方畜禽品种的自主保护意识。最后归纳反思,以史为鉴,以史观今,对当前我国畜禽业的良性发展提出一些思考。

二、提倡发展畜牧经济合作组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倡发展畜牧经济合作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论文提纲范文）

（4）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5）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农业保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西北边疆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提倡发展畜牧经济合作组织（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职业教育研究[D]. 秦晓林.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3]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D]. 焦帅帅. 山西大学, 2019(02)
• [4]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D]. 胡天银.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民国时期农业保险问题研究[D]. 林君杰. 赣南师范大学, 2018(01)
• [7]近代甘肃畜牧业转型研究[D]. 张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2)
• [8]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西北边疆职业教育研究[D]. 李宝.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6)
• [10]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D]. 朱冠楠.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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