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公文写作（论文文献综述）
朱文宇[1]（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认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肖可意[3]（2021）在《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我国重要的邻国之一和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一员,越南与中国拥有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直至今天,这种交流与合作仍未中断。历史上,伴随着两国诸多领域的密切交流,汉语与越南语也发生了较为全面的接触,其结果是越南语受到汉语的多方面影响,越南语的语音、词汇乃至语法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如越南语声调的变化,汉越词的产生等,尤为重要的是,汉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随着汉语与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上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加,越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的政策或措施来调整和规范汉语书面语或汉字的使用,越南官方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也开始思考采取一定的手段来调整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汉越语言接触成为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围绕汉字与越南本民族文字如何使用、如何协调展开。无论是从中国学术界还是越南学术界来说,对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研究成果数量较为丰富,但缺少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而历史上越南的语言规划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使用情况。本文从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入手,梳理在汉越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下,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及内容;梳理越南语言规划过程中,越南如何规范汉字以及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使用,如何一直维持汉字的官方语言地位,如何协调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关系。期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与使用,更好地了解伴随着汉语汉字,中国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并且生根发芽。同时,通过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越语言文化关系如何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汉语如何在越南进一步传播。本研究在简要介绍越南史、越南语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汉语与越南语语言接触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汉越语言接触对越南语的影响;其次,作为本研究的重点部分,论文将按照越南历史分期（北属时期、李朝、陈朝、后黎朝、阮朝）,对越南各个历史时期（截止到1945年）的语言规划做较为详尽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语言规划的领域,语言规划的影响等;最后,在梳理完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规划史后,本文将总结越南语言规划史带来的启示。本文共分七章,各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内容、研究意义、研究方法,重点是对与本文相关的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理论进行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第二章主要介绍越南、越南语以及汉越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是对越南人文、地理以及历史进行简单地介绍,同时介绍越南语的简单情况,重点是汉语、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的简单历史,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本章我们将明确汉越语言接触是古代越南进行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随着汉越语言接触程度的变化,越南的语言规划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第三章主要介绍越南北属时期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北属时期,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范围、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越南语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北属时期越南为我国封建王朝的地方郡县,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在于汉字、汉文化的推广,基本政策与我国封建王朝一致。在此期间,中原王朝派驻越南的地方官吏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无一不在教育领域强调汉字教育的核心地位,同时在北方移民、儒学以及佛教道教南传的背景下,汉字逐渐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得以传播和推广,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汉文化也在越南生根发芽。第四章主要介绍越南李朝、陈朝的语言规划。自公元968年丁朝建立,越南结束了北属时期,进入到封建自主阶段,李朝、陈朝是越南封建自主阶段前期十分重要的朝代。在这一时期四百余年的时间里,汉语与越南语的接触主要体现在汉字上,汉语、越南语在口语层面基本脱离大范围的接触,越南语语音基本定型,汉语借词大量保留在越南语中。在此背景下,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汉字的官方文字地位,规定汉字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开科取士,汉字读写、运用能力成为越南国家选拔人才的核心指标;伴随着汉字官方文字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儒家文化也逐渐成为越南的主流文化。李朝时期,越南民族文字喃字诞生,陈朝时喃字使用范围开始扩大,如何规范使用喃字也是这一时期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主要介绍越南后黎朝的语言规划。后黎朝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朝代,在越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汉语越南语的接触仍然主要体现在汉字上,但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全方位地渗透、影响到越南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各领域汉字、喃字使用的规范化,汉字官方语言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第六章主要介绍越南阮朝的语言规划。阮朝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其语言规划基本延续前朝的政策和内容,但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阮朝的语言规划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汉越语言接触仍然是汉字之间的接触,汉语的语音、语法对越南语已基本无影响,但汉语借词——尤其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汉语新词开始进入越南语的词汇系统。越南阮朝面对的是西方殖民体系之下、清王朝实力日渐衰微的国际形势,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汉字官方文字地位受到巨大挑战,喃字使用范围日趋缩小;在法国殖民势力的大力扶持下,越南国语字诞生,并且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推动下,国语字迅速渗透到政府、教育、传媒等各领域,并逐渐得到越南普通民众、知识分子的接收,最终在越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动下,国语字最终取代汉字、喃字,成为越南人民使用最广泛的文字;1945年,越南国语字正式取代汉字,成为越南新政府的官方文字。第七章主要讨论古代越南语言规划带来的启示。越南是汉字文化圈的主要国家之一,其语言规划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特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启示有:汉越语言接触是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对语言的“不系统规划”也是一种规划,汉字和汉语书面语的规划是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语言规划应该能够实现文化的传承。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越南的语言规划较为成功,越南文字的拼音化虽然会给越南的古今文化传承带来困扰,但国语字的创制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对提高越南人民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越南的语言规划史,同时也是研究中越的语言文化交流史,研究汉字文化圈内汉字流播的规律和特点,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于昊甬[4]（2021）在《林尧叟《春秋经左氏传句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春秋经左氏传句解》是南宋林尧叟（字唐翁,生卒不详）撰着的一部《春秋左传》句解类经学文献,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春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因其平易通俗的性格而未受到学界充分关注。本文对《句解》进行了文献和思想的系统研究。林尧叟曾自题里籍“梅溪”,但今属何地,众说不一,或谓福建,或谓浙江。由于《句解》一书反映出林氏与陈傅良一门具有学术渊源,考虑到陈门温州籍人士居多,所以林尧叟更有可能出身浙江温州平阳或乐清。目前已知的《句解》传世版本,有中国刻本七种,包括两种宋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种明刻本;其中,为私人收藏的宋刻半页十行残本,应是年代最为古远的一部。除此之外,又有朝鲜刻本七种,它们的祖本为元刻半页十二行本,主流传刻脉络始自癸未（1403）字本。亦有日本刻本两种、抄本一种,日本刻本的祖本是朝鲜端宗二年（1454）癸未字翻刻本,其中的宽政五年（1793）刊本当为《句解》自南宋刊行之后的第一次系统校勘之本。《句解》的中国刻本,大致可以分为“经传句解本”与“音注全文本”两个系统。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为代表的半页十行本,是保存了林书初刻样貌的“经传句解本”系统中,目前可以利用的唯一珍本,但它的刊刻年代,学界尚无定说。与之同版的清邹奕孝抄补本,在卷首收录了一篇未受以往论者注意的杜预《序》和林尧叟注,其注解体例不仅与经传正文不相符合,其文献形态又和随后的部分存在“断裂”;参照明人的学风变化推断,这篇“杜《序》林注”可能作于明代,此部半页十行本则应归属元代。与“经传句解本”不同,“音注全文本”附有大量旁注,是这一系统的版本特征之一。但关于旁注体例的出现时间、内容来源和演变形式,还未得到细致讨论。有学者提出,“直音傍训句解”是由旁注类经学文献衍生而来,可推断其产生不早于元代。但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音注全文本”亦可见有旁注,说明旁注体例至迟在南宋末年就已出现。而且,它的版式和内容皆有别于元代旁注类文献,应是刊刻时书贾所为。在《句解》域外刻本和衍生着作中,旁注还转化为双行小注形式留存,但多数已佚失。林尧叟的《春秋左传》之学,前人尚未论及,它的基本面相则可由林尧叟的《春秋》观和《左传》观揭示出来。林尧叟对《春秋》的理解,主要继承了陈傅良的“经史并衡”说,认为《春秋》亦经亦史。与宋代《春秋》学主流的重经轻史做法不同,林尧叟对历史特别关注,他不仅在鲁国十二公每一公的元年详细罗列了周王及二十诸侯国的纪年和重要事件,使读者能够对春秋大势获得一个立体、全面的认识,还吸收了陈傅良《春秋后传》的义例体系,强调历史趋势的始末与极端情形的特殊意义,结合世变来阐发大义。关于《左传》的性质,与杜预一样,林尧叟也认为《左传》是传经之作。但与杜氏不同的是,他没有尽尊《左传》,更不再像杜氏那样着力于弥合经传差异。之所以如此,当是受以下因素影响所致:第一,南宋贡举改革,要求《春秋》经义只在三传解经处出题;第二,宋代《春秋》学有“会通三传”之风;第三,陈傅良对《左氏》凡例多有批驳。关于《左传》的解经之法,林尧叟赞成杜预,认为《左传》用义例与史实直接阐发经义;但与此同时,他也吸收了陈傅良关于《左传》通过“以史证例”间接解经的看法。林尧叟对《左传》的诠释,还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理学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他经常援用“天理”、“私欲”、“体用”等理学概念,而且体现在他比杜预更多引述《四书》文本来说明《左传》。这一点,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重视《四书》的宋代理学。林氏传注的理学化倾向,其来有自:一方面,当时理学正逐渐主导科场;另一方面,宋代《春秋》学的一大特色就是“与理学相表里”。
周小渟[5]（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古宏韬[6]（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指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许飞[7]（2021）在《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明代以来,张曾敭家族便有族人入仕为官,因而在直隶南皮拥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仕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张曾敭得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攻读科举路上较为顺畅,并进入作为清廷官员储备库的翰林院为官。张曾敭官至地方巡抚,是其家族的巨大荣耀,但因清末废除科举,传统社会的流通“管道”关闭,其家族亦因此逐渐走向衰落。张曾敭虽藉科举正途入仕,依旧升阶艰难,后利用赈捐迅速升阶,得获二品顶戴。在其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辗转多省,调动频繁,且因身体状况不佳多次萌生退意,但在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劝勉下,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他严格遵守并维护规章制度,且不惜因此与同僚生隙,多有刚直之风。其做事谨慎、细心的品行可助其少犯错误,却亦不免为规章羁绊。张曾敭的出身、仕宦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儒官,并在西学渗透之时行卫道保教之举,未能对其思想进行反思与调适。张曾敭在巡抚任上用解决传统问题的程式化方式应对铁路风潮、革命党等新问题,最后因仓促杀害秋瑾,受到舆论攻讦,终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辛亥革命后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并在“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坚守的文化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可以说,张曾敭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他经过多年积累终成封疆大吏,却也是其中的平庸之辈。在晚清大变局中,张曾敭固守纲常,未能积极变通。他在巡抚任上的作为,是官僚制推动下按部就班履行职责的产物,并无太多主观努力。一定程度上,张曾敭是官僚制造就的平庸疆臣。
王硕[8]（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提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李敏[9]（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认为“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杨小红[10]（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公文写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公文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意义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
| 1.6.2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关系 |
| 1.6.3 国外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 |
| 1.6.4 中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 |
| 1.6.5 越南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 |
| 1.7 相关说明及相关概念 |
| 第二章 汉语、越南语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 |
| 2.1 越南的基本情况 |
| 2.1.1 越南的地理与人文 |
| 2.1.2 越南简史 |
| 2.1.3 越南语的基本情况 |
| 2.2 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 |
| 2.2.1 汉语、越南语语言接触简史 |
| 2.2.2 汉越语言接触的影响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北属时期的语言规划 |
| 3.1 越南北属时期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 |
| 3.1.1 隋唐以前的语言规划 |
| 3.1.2 隋唐时期 |
| 3.2 北属时期越南语言规划的主要特点 |
| 3.2.1 古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部分 |
| 3.2.2 地方官吏是语言规划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定者 |
| 3.2.3 科举考试发挥了重要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越南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的语言规划 |
| 4.1 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动力 |
| 4.1.1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 |
| 4.1.2 本土科举制度的确立 |
| 4.1.3 皇帝以及文人的主观推动 |
| 4.1.4 佛教的影响 |
| 4.2 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4.2.1 语言地位规划 |
| 4.2.2 语言本体规划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越南后黎朝的语言规划 |
| 5.1 后黎朝语言规划的制定者 |
| 5.1.1 皇帝 |
| 5.1.2 官方机构 |
| 5.2 后黎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5.2.1 语言地位规划 |
| 5.2.2 语言本体规划 |
| 5.3 后黎朝喃字的语言规划 |
| 5.3.1 后黎朝喃字语言规划的主要推动力 |
| 5.3.2 喃字规划的主要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越南阮朝的语言规划 |
| 6.1 阮朝语言规划的背景 |
| 6.2 越南阮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6.2.1 阮长祚及其文字改革思想 |
| 6.2.2 喃字字典的编纂 |
| 6.2.3 汉字在阮朝的使用 |
| 6.2.4 国语字的创制与推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越南语言规划史的启示 |
| 7.1 语言接触是古代越南实施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 |
| 7.2 对语言的“不系统规划”也是一种规划 |
| 7.3 汉字和汉语书面语规划是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 |
| 7.4 语言规划应该能够实现文化的传承的任务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林尧叟《春秋经左氏传句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林尧叟其人 |
| 第一节 林尧叟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林尧叟的里籍问题 |
| 一、福建“梅溪”说 |
| 二、浙江“梅溪”说 |
| 第二章 《春秋经左氏传句解》其书 |
| 第一节 《春秋经左氏传句解》版本考 |
| 一、中国刻本的主要传世版本 |
| 二、朝鲜刻本与日本刻本、抄本的主要传世版本 |
| 第二节 台湾藏《春秋经左氏传句解》半页十行本的刊刻年代问题 |
| 一、版本情况、历史结论与研究思路 |
| 二、邹氏本杜《序》林解的对比研究 |
| 三、据邹氏本杜《序》林解,再议刊刻年代问题 |
| 第三节 “音注全文本”旁注体例考 |
| 一、 “音注全文本”旁注的产生时间 |
| 二、 “音注全文本”旁注的内容来源 |
| 三、 “音注全文本”旁注的演变形式 |
| 第三章 林尧叟之《春秋左传》学 |
| 第一节 林尧叟的《春秋》观 |
| 一、思想基础:陈傅良“经史并衡”说 |
| 二、 《春秋》之“世变”:周王及二十诸侯国小史 |
| 三、 《春秋》之“褒贬”:“始末括例”和书“甚”义例 |
| 第二节 林尧叟的《左传》观 |
| 一、 《左传》是否解《春秋》 |
| 二、 《左传》如何解《春秋》 |
| 三、 《左传》诠释的理学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6）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 一、祭天的祭文 |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 (一)军旅事务 |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 (三)治河 |
| (四)左迁与流放 |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7）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研究难点及概念界定 |
| 四、史料介绍 |
| 第一章 张曾敭的家族源流、谱系及家风 |
| 第一节 、南皮张氏家族的演变与仕迹 |
| (一)张曾敭家族的世系嬗递 |
| (二)在科举中的杰出成就 |
| 第二节 、忠孝之间的家族记忆 |
| (一)后人对张氏先祖孝行的书写 |
| (二)家族记忆中的祖先崇拜 |
| 小结 |
| 第二章 张曾敭的宦途履迹及其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正途入仕与官阶升迁 |
| (一)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 |
| (二)藉赈捐上位 |
| 第二节 、出任巡抚与求退心态 |
| (一)由晋而浙 |
| (二)“时刻思退”与不得不退 |
| (三)黄秉义对张曾敭的期待与反差 |
| (四)张曾敭的宦迹特征 |
| 第三节 、《张曾敭档》存信件所见张曾敭的关系网络 |
| (一)官场社交网络 |
| (二)家族关系网络 |
| 小结 |
| 第三章 张曾敭出任巡抚前的为政特征 |
| 第一节 、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及作为 |
| (一)整顿灵溪书院 |
| (二)熊会心案、彭兴儒案与整顿恭生局 |
| (三)推行保甲制度 |
| 第二节 、为官作风 |
| (一)规章的恪守者与维护者 |
| (二)“事无大小,罔不亲裁” |
| 第三节 、所奏“治国之道”折 |
| 小结 |
| 第四章 张曾敭在巡抚任上对事件的处理 |
| 第一节 、卫道保教:对新式学堂和西学的认知 |
| 第二节 、传统问题:对枭匪的应对 |
| (一)扑灭刘天佑暴动及对属吏的训勉 |
| (二)“九龙会”及其余波 |
| 第三节 、新挑战:对教案、铁路风潮与革命党的处理 |
| (一)应对教案的主张及特征 |
| (二)在苏杭甬铁路风潮中扮演的角色 |
| (三)对秋瑾案的处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张曾敭的晚年生活境况及其遗民形象的形成 |
| 第一节 、复出传闻与遗民形象的初步形塑 |
| (一)平淡的居京生活 |
| (二)遗民诗词中的张曾敭形象 |
| 第二节 、在“二烈女”事件中的作为及其文化抗争 |
| (一)苏三又转世:从一则歌谣谈起 |
| (二)动用社会网络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 |
| (三)对“二烈女”事件的书写及其“纪念碑性” |
| 第三节 、多种文本与张曾敭遗民形象的强化 |
| (一)遗言、谥号、墓志铭中的认同与塑造 |
| (二)劳乃宣在挽辞中的书写 |
| (三)《清史稿》中的叙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张曾敭年谱简编 |
| 附录二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建威将军山西巡抚兼提督张公墓志铭 |
| 附表一 《张曾敭档》存往来信件、电报统计表 |
| 附表二 得入《清史稿》列传清末新政督抚简表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参加的学术活动 |
| 致谢 |
（8）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末五子”命名缘起及其作为群体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 |
| 第一节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继承与变革意图 |
| 第二节 胡应麟、李维桢与王世贞的依合 |
| 第三节 魏允中、赵用贤、屠隆与王世贞的依违离合 |
| 第二章 晚明文学思潮与“末五子”的文学观 |
| 第一节 万历前后文学思潮的嬗变 |
| 第二节 “末五子”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末五子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 |
| 第三章 晚明博学思潮与李维桢、胡应麟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末五子”与明代博学思潮 |
| 第二节 李维桢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胡应麟的拟乐府诗创作 |
| 第四章 晚明儒释道思潮与屠隆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概说 |
| 第二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 |
| 第三节 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及践履 |
| 第四节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 |
| 第五章 晚明政治复兴理想与赵用贤、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政坛与“末五子”的政治复兴理想 |
| 第二节 赵用贤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六章 “末五子”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胡应麟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二节 屠隆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三节 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李维桢年谱简编(1547-1626) |
| 附录 2:赵用贤年谱简编(1535~1596) |
| 附录 3:魏允中年谱简编(1544——1586) |
| 附录:4:屠隆《吉道人传》为“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源头考论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宋初文化生态困境与表现暨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一节 士风的浇薄 |
| 一、隐逸 |
| 二、因循 |
| 三、奔竞 |
| 第二节 文坛之浮弊 |
| 一、“四六”骈文:文胜于质的润饰藻丽 |
| 二、徐铉与李昉:忽略社会关怀的体效乐天 |
| 三、九僧与林逋:专注精意锻炼的超然世事 |
| 第三节 统治者的改革与垂范 |
| 一、修文偃武 |
| 二、儒道重建 |
| 第四节 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二章 时代背景下的人格选择——田锡思想渊源与心理结构论析 |
| 第一节 儒学为主的兼容并蓄:蜀地传统文化浸润 |
| 一、蜀地历史沿革 |
| 二、以儒学为宗的蜀学传统 |
| 三、佛道思想在蜀地的发展 |
| 第二节 平民精神之初显:家学渊源 |
| 第三节 河洛主流文化熏陶:仕前游学经历 |
| 第四节 自信心与凝聚力的仰望:汉唐文化精神情结 |
| 一、儒学为主的文化导向 |
| 二、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 |
| 三、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 |
| 第三章 承唐为宋——田锡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反思与建构 |
| 第一节 两蜀典章文物对李唐之承袭 |
| 第二节 正统之争:越承李唐与直承后周 |
| 第三节 崇儒重道: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
| 一、儒家思想体系之重塑 |
| 二、儒家传统政治观念之因革 |
| 第四节 由外向至内敛:宋文化之形态初具 |
| 一、自我完善:守身行道与修己为人 |
| 二、华夷之辨: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坚守 |
| 第四章 淑世与同治——田锡与士大夫自我角色认同及自觉精神之崛起 |
| 第一节 宋初统治者士权认知变迁 |
| 第二节 士大夫群体认知:历史语境下的君子之党 |
| 一、得君行道下的经世精神之觉醒:赵普与张齐贤 |
| 二、上翼君道,下振逸民:田锡之益友——三君子与王禹偁 |
| 第三节 直言敢谏:士大夫风骨的再现与话语权的行使 |
| 第四节 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初步凸显 |
| 一、士大夫淑世精神的回归 |
| 二、与君王共天下意识之觉醒 |
| 第五章 文学的复古与革新——田锡的散文创作及理论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论观 |
| 一、“文”“道”之关系 |
| 二、执政与教化 |
| 第二节 文法自然:儒道合流的前奏 |
| 第三节 田锡与宋初古文家 |
| 一、柳开 |
| 二、王禹偁 |
| 第四节 田锡的散文创作 |
| 一、奏议:典实相济,伉直危切 |
| 二、政论:文以气盛,长于说理 |
| 三、书信:以才动人,以情动人 |
| 四、辞赋:雄壮豪健,雅正清丽 |
| 五、箴铭:匡世修身,文质意远 |
| 六、制诰与考词:中正典雅,趋于古道 |
| 第六章 唐音至宋调的转捩——田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田锡的诗学思想 |
| 一、创作目的:美刺与自适的平衡 |
| 二、语言风格:雅正与艳丽并举 |
| 第二节 以文为诗的宋调初探 |
| 第三节 各体兼擅的诗歌创作 |
| 一、体效元白:平易晓畅 |
| 二、以李杜为师:沉郁雄浑 |
| 三、诗学谢公:清新自然 |
| 第七章 斯文之先觉,儒道之悬衡——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人格:砥砺士风之先驱 |
| 一、忠义之风 |
| 二、朋党之风 |
| 三、对高昂士风的推动 |
| 第二节 道德楷模:范仲淹与司马光 |
| 一、范仲淹 |
| 二、司马光 |
| 第三节 文学圭臬:欧阳修与“三苏” |
| 一、欧阳修 |
| 二、“三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公文写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D]. 肖可意. 吉林大学, 2021(02)
- [4]林尧叟《春秋经左氏传句解》研究[D]. 于昊甬.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7]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D]. 许飞. 兰州大学, 2021(12)
- [8]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10]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