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转型（续1）

一、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改造(续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梅琳^[1]（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在时代的大背景、国情的大前提、理论的大框架规定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奋斗目标,显然需要在中国特色发展方式与现代世界发展模式二者融合中,突出中华民族内在本质的坚守。就此而言,系统而深入地挖掘、梳理、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饱含的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在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寻求与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机制,真正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制度与实践过程之中,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重大的实践问题。本论文正是在这一问题的导向下展开的。本论文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研究主题,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规定与实践逻辑,从机制层面探索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有效融入其中。论文总体上遵循理论探讨—现实分析—理念融入—制度融入—行为融入这一研究思路展开。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一个一般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论文首先在对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理论框架;其次,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挑战与本身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硕的治国理政资源与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明确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再次,遵循“融入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及其现实规定,分别从融入机制运行的柔性力量、刚性保障、行为实践三维架构出发,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制度设计与行为要求,搭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化、规范化、可操作化的机制;最后,基于整个融入机制的建构过程,从融入机制建构的主要原因、重点所在与预期结果,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在上述思路指引下,本论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科学开展问题的讨论。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展开: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目标与内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一章着重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相关概念与行动框架,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融入机制的概念,建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行为三维框架,为本论文的进一步推进奠定坚实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第二章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化面临的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的挑战,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的效用。同时,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体与场域困境,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可以为其提供主体保障与场域支撑,从而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第三章从开放性和本土性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的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格,从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治国理政资源,从思想观念与价值目标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从而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可能性;其后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观念、制度和行为三重维度的架构体系,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行动机制建构。上述机制的建构,需要明确融入的基本依据、主要内容、价值原则与可行路径,以保证机制建构的有效性和运行的可持续性;第七章统筹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建构的原因、重点与结果,提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注意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价值,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论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而存在,它之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实践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不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潜意识、集体无意识、集体意向等形式而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这是一种“自在的”行为。第二,以自觉的思维方式、制度建构与实践行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中,从而达成中国之治,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核心,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对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做出能动的选择与理性的接纳,科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系统建构。

张雪鹏,施雁红^[2]（2019）在《维持稳定到重塑改造:美国的中东战略述评——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期》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凸显,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区。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有地缘利益、价值观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的中东战略由建立中东新秩序到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完善发展,9·11后演变为重塑与改造战略。在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和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融合论"和"冲突论"之争,二者共同决定和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其中东政策具有一贯性和矛盾性等特点。

杜军^[3]（2018）在《巴拉克查伊王朝时期的阿富汗国家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巴拉克查伊王朝是继杜兰尼王朝之后近代阿富汗的第二个君主制王朝。曾在前王朝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巴拉克查伊部落的穆罕默德查伊家族在内讧中异军突起,逐渐在形式上再次完成了阿富汗版图的统一。新政权建立后阿富汗的内外环境比前王朝更加严峻与复杂。君主需要在内部以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护政权的稳定。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国内不得不应对代表地方的部落、前王朝残余政治势力的复辟以及宗教势力带来的挑战,并且在几方势力中周旋以防止大权旁落。19世纪的阿富汗最终沦为英俄大博弈的产物。在内外交困的一百多年时间内,阿富汗的民族国家构建包含了制度建设、现代化改革以及对外交往的各种尝试,集中涌现出了诸如道斯特·穆罕默德、希尔·阿里、阿卜杜尔·拉赫曼以及阿马努拉几位代表性的君主,特别是拉赫曼与阿马努拉时期的改革在阿富汗近代史上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历史遗产。本文在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坚持按历史演进逻辑观察传统的阿富汗部落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并注重对现今阿富汗国家的长久影响的解析。运用整体史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辅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全面考察巴拉克查伊王朝国家的部落与国家、国家的变革措施、部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对外关系,以及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阿富汗国家建设现状全面深入地认识阿富汗国家发展的困境和症结。本文研究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以阿富汗前现代国家的地区面貌与早期历史文化的演变轨迹作为开端,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及其历史变迁与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即杜兰尼王朝有机的联系起来。国运短暂的杜兰尼王朝初创了阿富汗国家治理机构与官僚体系的基础,巴拉克查伊王朝在其基础之上正式开启了阿富汗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与轨迹。阿富汗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域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生根发芽对于后续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第二章以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阿富汗部落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宏观与微观结构以及外部特征予以剖析。部落社会经过千年的演变与发展已深深嵌入阿富汗政治文化机理之中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格局与运行机制。部落体制在阿富汗国家创立后又成为近代君主国家权力文化即“君主—宗教势力—部落”政治格局多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部落体制与君主制的结合以及伊斯兰教三者的互动决定了阿富汗君主权力及其政府权威始终受到诸多限制而显得脆弱不堪。第三章以巴拉克查伊王朝的现代化改造为主线并按照国家实际发展状况分阶段展示不同的君主在不断变化的主客观条件下对阿富汗国家进行的深浅不一的现代化改革,其中拉赫曼和阿马努拉国王发起的改革对于阿富汗国家的影响最为深刻。作为一个封闭保守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能在19世纪末期兴起一股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并与政府的改革达成相当程度的契合。这一状况成为巴拉克查伊王朝时期引人注目的时代亮点。然而这一时期各君主发起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因自身认知的不足以及英俄干涉等主客观因素局限而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功,而阿富汗终究难以改变被大国主宰的悲剧。第四章着力探讨19世纪阿富汗主权国家的发展与外部交往。英俄大博弈以及阿富汗与英俄互动背后反映出的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使阿富汗遭遇国家主权的空前破坏。在主权遭遇严重挑战的同时,阿富汗以其作为利益交换获得了英国提供的现金、技术及人员援助。正是这些外在的援助才确保了前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绩。一方面,19世纪对阿富汗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同时正是在外部势力的客观影响下落后的阿富汗发生了一些较为显着的积极正向的改变。第五章多角度综合归纳巴拉克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国家构建的影响因素。不同的研究理论均展示出阿富汗近代国家治理展现出的不同的轮廓。阿富汗自身的自然环境与内在的政治文化是影响近代国家构建成效的最关键因素。近代阿富汗国家构建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极为突出,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范式在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独特地位、历任君主在国家治理中的决策失误以及阿富汗自身面临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困境三个层面。第六章聚焦于近代阿富汗国家构建历程中的民族问题与主权变迁及其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治理的合理启示与经验借鉴。时至今日阿富汗在国家构建中遭遇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地区邻国及中国的西部边疆安全产生关联性的影响。根据客观环境与紧迫的形势制定中国的阿富汗战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能服务于中国地区安全战略。总而言之,本文以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为主线串接起阿富汗巴拉克查伊王朝君主制国家的发展状况,同时希冀该主题能够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即将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一主题与当下的阿富汗局势关联起来,并且能够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治理有所裨益。

王杏芝^[4]（2018）在《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的视角》文中指出本文以“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两国所开展的改造实践,分析论证了“恐怖主义‘去极端化’治理”的可能途径、未来趋势,以及“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不断恶化的国际恐怖主义形势凸显出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不足,即治理规则和理念滞后所带来的全球恐怖主义治理赤字和低效。在极端思想不断蔓延的背景下,各国政府认识到“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是“去极端化”治理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已经着手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索“去极端化”治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各国实施了各具特色的“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方案。这些改造有共性——改造以国家为主导、以监狱为依托、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有差异,即政府投入度不同、社会和市场参与度不同。为了寻找“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成效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的改造项目为分析案例,通过分析两国开展改造项目的背景、描述改造方案内容和手段,总结其经验教训。两国改造实践为“去极端化”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深化监狱内改造和优化监狱外改造。与此同时,两国改造实践也指明了“去极端化”治理的发展趋势——理手段的软硬兼施和治理机制的全面综合。最后,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却可以在多国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找到影响“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成效的三个因素——国家发展能力和政治能力的强弱以及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

王中旗^[5]（2016）在《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东地区位于五海三洲之地,蕴藏着世界范围最大的石油资源,是全球能源的高地,也是资源的宝库,又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区域。历史上中东地区就蕴含着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进入二十世纪,中东地区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受到世界大国的介入和干预,大国干预又为争夺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内部的民族、教派冲突增加了其复杂性。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先期工业化国家还是后期工业化国家,无论是处于地缘政治边缘的小国或弱国,还是处于对于世界秩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强国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安全、国家发展利益以及石油能源需求等需要,都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秩序的演进和变迁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因此,研究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对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地缘政治战略以及国家石油能源利益都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陈述选题的缘起、论题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和不足以及发展前瞻、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核心概念内涵分析以及研究内容等。第二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形成的根源。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国利益秩序与中东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从世界秩序和格局角度展开分析；第二部分是宗教价值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是地缘政治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方面的冲突；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社会结构与多元认同之间的冲突；第五部分是大国经济利益与中东地区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结论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为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宗教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本质上是大国政治秩序设计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生成。第三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现实表征。中东冲突性政治秩序的展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各方寻求“对冲平衡”的现实表征；第二部分是中东地区文化政治冲突裹挟种族教派冲突的现实表征；第三部分是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场域”中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表征。结论是中东地区国家既置身于世界性大国秩序直接约束之下,又置身于区域大国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在大国干预和介入下始终无法缓解政治冲突。第四章是中国对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应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中国在国际层面展开协调,同时与中东域内国家加强政治沟通,保持良好关系；二是中国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共享发展和共同进步。结论是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要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共享的外交关系,不只是要在国家层面需要与大国展开政治博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最终会使中东地区国家受益,尽管在推进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到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严峻挑战。第五章是结束语。中东地区地缘冲突性政治秩序的根源在于大国设计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与中东地区秩序诉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直接冲突,国际秩序的变迁展示出大国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现实政治博弈和利益争夺。中东地区国家力量与大国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既无法回避大国围绕中东地区出现的冲突,又无法完全规避国内出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由于中东地区国家存在石油资源生产和蕴藏量的较大差异,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对于世界范围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因素成为大国谋取中东地区政治和石油秩序主导权的根本诱因。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既是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赋予的地缘报复,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多层次性和多重叠性的集中体现。

赵炜^[6]（2015）在《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后冷战时代，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巨大优势遭遇到崛起的新兴大国集团的强力挑战，更无法轻易应对来自边缘国家的冲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乌克兰危机以及发生在其它边缘国家与美国的对抗及冲突事件，使得西方世界疲于应对，有关美国及西方衰弱的言论及事件层出不穷。边缘国家引发的国际冲突已上升为国家间在军事、政治等传统领域最主要的冲突形式。这些边缘化国家因其诉求与声音长期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自尊心遭遇挫折，因此对美国主导下的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获得体系的重视与尊重，这些国家大多通过反体系运动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释放能量，与此同时，为阻止和惩罚它们的边缘化行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权威，国际体系及其主导国家联合起来进行遏制与孤立，使得互动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的上演。朝鲜、伊朗等作为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在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主导下的体系的长期敌对过程中，因自尊遭遇羞辱、荣誉遭到贬低、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遭到威胁，形成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由此产生对体系的恐惧与愤怒，从而引发了朝鲜、伊朗等国家以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这些国家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精神与秩序的边缘化行为，冲突在双方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中持续发生。由于边缘化身份引发的冲突是基于霍布斯式的敌意文化结构，而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抵制变化的，①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冲突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而随着此种类型国际冲突的日益增多与反复上演，必将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论文从边缘化身份视角来理解国际冲突，那么“边缘化身份”的内涵包含哪些要素？引发边缘化身份认知的因素是什么，建构路径有哪些？边缘化身份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在逻辑与外部路径包括哪些？论文以朝鲜和伊朗为主要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第一章通过对“边缘化身份”内涵的阐述，来明确整个论文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边界与范畴。本文谈及的边缘化身份具有文化或观念的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也就是说边缘化身份是一种基于文化或观念的理解，它决定了边缘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安全（基于自我理解的）与自尊。边缘化身份只能在行为体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只能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基于内在属性，因此边缘化身份是一种角色身份。随后，通过对国家类型的简单划分，论文选定第二类型的国家（见表1-1）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此做出了解释，正是该研究对象的边缘化身份引发了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第二章探讨边缘化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国家边缘化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对引发行为体边缘化身份认知的文明因素、民族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展开讨论。这些国家基于它们在历史与现实、行为与心理等众多领域的边缘化体验，特别是在冷战后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文明冲突中的边缘化感受、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失落与无助、以及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中的心理失衡所引发的孤独感、失败感与焦虑情绪等的刺激下，激发了其边缘化身份认知。第三章尝试对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的建构路径进行探讨，以明晰边缘化身份形成的具体过程。这些国家在与西方主导下的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以下方式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第一，来自于同西方长期的互动与实践、历史与感知所形成的信念（这种群体信念常常被称为“集体记忆”，是构建群体身份和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神话、叙述，或是传统①）的“自我实现”。第二，互动双方信息与交流的缺失使得彼此之间的真实信息严重不足，信息隔绝导致的错误认知建构了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第三，边缘化国家与体系的行为互动模式塑造了其边缘化身份。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即从边缘化身份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冲突的产生机制，这也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这一国际冲突的生成机制包含了边缘化的内在心理冲突逻辑，与外部行为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冲突。一方面，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心理认知情绪，包括行为体自身尊严遭遇的挫折感、恐惧、焦虑、以及羞辱等情感体验与认知，对激发冲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在心理逻辑。另一方面，边缘化身份的内在心理冲突逻辑引发双方之间陷入持续的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以威慑战略加遏制政策来应对边缘化国家的挑战与冲击，与之针锋相对，边缘化国家则通过发展非对称的反威慑能力，以及借助于边缘行为来突破外部的封锁，由此双方开始了经常性的对抗与冲突过程，这也正是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引发双方冲突的外在路径。第六章考察具备典型的边缘化身份的国家，这些案例选择包括朝鲜、伊朗，它们代表了冷战后持续至今，对国际体系或主导大国冲击与影响最为深远的边缘化国家。朝鲜在与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这一身份又引发了朝鲜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伊朗的边缘化身份认知主要来自其地缘政治权力上的衰弱、文明上的歧视导致荣誉与尊严遭遇挫折与羞辱的体验。从根本上说，伊朗与美国及西方主导下的体系间的冲突，是诸如伊朗等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国际体系观与主流国际体系格格不入，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世界里边缘化造成的，因为“它们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体系的世俗性本质”。②

文少彪^[7]（2014）在《二十一世纪初沙美关系中的伊拉克因素》文中研究表明伊拉克战争前，沙美在应对第三方威胁的过程中，平稳地维系和发展了双方关系。“9·11”事件爆发后，沙美间潜在的结构性矛盾激化，动摇了彼此的信任基础。伊拉克战争戳中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结合部,如同打开了中东乱局的“潘多拉”之盒，其衍生的相关因素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主要表现为：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内部以及地区的教派冲突、恐怖活动进一步激化；伊朗等什叶派执政国家以及基地等恐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得以改善；美国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促进政治伊斯兰运动不断扩大影响力；倍受压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力量迅速释放出来。本文试图以伊拉克战争及其衍生问题作为第三方因素，将其引入到沙美关系的研究框架，讨论它们对沙美关系的影响。伊拉克战争触发的一连串“系统效应”，衍生出的伊拉克因素持续发酵，在这样的形势下，特别是面临什叶派政治势力和恐怖主义的第三方威胁，沙美淡化了彼此的分歧，重新以现实主义利益为导向，回到熟悉的传统合作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伊拉克因素的外溢，一方面对沙美关系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其所附带的第三方威胁，又及时清除了两国关系中病变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第三方威胁就像沙美关系的“好医生”。在第三方威胁的作用下，沙美矛盾的消解并向更高的方向发展，对中东乃至远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平衡构成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沙美间非制度化的特殊盟友关系，存在不稳定的结构性风险，彼此关系的调节机制往往依赖新的第三方威胁产生。虽然第三方威胁可以调节沙美间特殊的盟友关系，但是它的失控则会冲击沙美特殊联盟的承受范围，加强对其管控，对维系沙美特殊联盟关系构成巨大的挑战。

韩凝^[8]（2013）在《美国的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战略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如何进行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以国家重建为基本概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论文试图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研究相结合，从大的战略层面和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探究美国在伊拉克战后开展的国家重建活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回顾和梳理了“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以“反恐”为目标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视为最为主要的威胁，并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推进民主价值观念作为根除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卷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国家重建活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本质上可以视为是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后政治转型，其核心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从而在中东地区获得推广民主价值观念和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立足点。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伊拉克战略的核心目标并未发生变化，推进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将伊拉克保持在其战略轨道上构成了这一目标的基本内容。为此，美国从政治、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对伊拉克展开了战后国家重建，力图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塑造战后的伊拉克国家。第二章探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核心问题——政治重建。伊拉克战后在国家形态上迅速呈现出“失败国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形成的“强权依赖性”。这种“强权依赖性”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认同、美国战前战略认知的失误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构成了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的主要困境。面对这一情景，小布什政府的政治重建政策乏善可陈。美国虽然主导伊拉克实现了国家体制的激进转型并且试图通过派出省级重建小组的方式来提高伊拉克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对伊拉克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进行加固，但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伊拉克的民主政治依旧脆弱。第三章致力于研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最为关键和最富挑战性的问题——社会重建。由于战争的原因，数以百万的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涌向邻国，这构成了美国对伊拉克战后进行社会重建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伊拉克难民问题不仅影响该国的国家重建进程，也关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势的稳定。缺乏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则是伊拉克战后社会重建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它不仅引发了教派、族群间的冲突，也导致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难以有效运作。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强权依赖性”和市场经济的缺位是造成伊拉克公民社会欠缺的重要原因。针对社会重建领域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通过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来吸引难民归国和安置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在此基础上，它又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来推动建立伊拉克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增强其行动能力。但历史发展的惯性使得伊拉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第四章关注伊拉克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美国的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的主要目标是在该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和控制其蕴藏的丰富的石油资源。然而，长期以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居于中心地位的分配模式构成了伊拉克战后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在经历了与伊朗的战争、入侵科威特导致的国际社会制裁和海湾战争，伊拉克的经济不仅高度军事化，还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并且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走私石油和私下进行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伊拉克国内形成了权贵阶层掌控的石油走私、国际贸易的特权经济渠道和广大民众依靠食品配给勉强度日的双轨制经济，依附——附庸的生产关系至此成型。为了解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美国试图以推动私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对伊拉克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但由于历史长期形成的经济模式和美国能力的限度，伊拉克战后的私营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石油产业仍是伊拉克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同时，围绕石油资源伊拉克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严重制约了石油在战后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本以发挥的作用。第五部分作为本文的结论，从总体上对美国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战略与政策做出了评估，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拉克进行战后国家重建的战略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但鉴于美国战略的收缩和其主导的国家重建超越了伊拉克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引发了伊拉克战后局势的持续动荡，美国这一重建活动的战略收益到底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袁川^[9]（2012）在《小布什政府“大中东计划”受挫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发动“9·11”袭击的恐怖主义分子多半来自中东，中东伊斯兰地区被美国视为当今世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经反复酝酿和策划，美国出台了“大中东计划”，力图通过“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来消除恐怖主义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优势。但是，“大中东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没有朝着美国所预期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从中东地区看，地域广阔，宗教、政治、经济、统治方式等均有自己的特殊性，情况非常复杂，还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甚至反美主义；从美国自身看，推行“大中东计划”的理论依据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经不起推敲，理论的偏颇必然带来行动的失误。此外，美国既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因而力不从心；从其它因素看，美国的行动还会受到欧盟、俄罗斯、中国等诸多大国力量的牵制。“大中东计划”受挫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即“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发现了文明冲突的存在事实及地域分布规律。以各自宗教为内核的两类文明差异巨大甚至互不相容，因而文明对话难，文明冲突易。上述种种因素表明，“大中东计划”受挫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蒋灏^[10]（2011）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东地区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化是其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而埃及作为中东区域传统伊斯兰大国和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国家,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一方面存在较强的冲突性,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融合。政教关系在中东地区具有典型性。埃及政教关系力量对比关系到埃及政治发展的方向,政教关系在埃及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体现为以政权为代表的世俗力量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1等伊斯兰组织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对政治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在政治、公民社会、经济等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策选择的变量,同时就政策的效果展开评价。穆巴拉克政权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其政治结构特征是行政权独大,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世俗化,逐步实现了政治与宗教、法律与宗教、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穆巴拉克政权主导政治进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穆兄会是埃及最大的政治反对派,主流已基本放弃暴力政策,政治行为取向趋于温和,并且积极参与议会政治,进入了演进和发展的新时期,但被政权视为威胁。穆兄会要求增强伊斯兰在埃及的作用,将沙里亚法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在公民社会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合法性。这构成了双方在互动框架中的基本特征。在穆巴拉克上台之初,政权对穆兄会主要采取了容忍政策,表现为允许穆兄会以间接的方式参加议会选举,默认穆兄会在公民社会领域的渗透,默许穆兄会构建伊斯兰金融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逐步转向,从容忍转向控制。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权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以避免穆兄会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政权的更迭。社会领域表现为通过立法等措施限制穆兄会在公民社会的渗透,防止公民社会成为穆兄会发挥政治作用的筹码。经济领域表现则是削弱穆兄会的经济基础。尽管穆兄会随着穆巴拉克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而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它采取的策略方针主要是在公民社会领域中增强其影响力,塑造伊斯兰温和派的形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穆兄会不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并不代表其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呈现出既容忍又对抗的态势,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组变量,即政府启动的民主化进程与穆兄会的复兴,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方向与伊斯兰化所赋予合法性的考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需求与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内在张力。总体而言,穆巴拉克政权与穆兄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以对立的方式出现,合作成为一种暂时的现象。在两者的关系中,穆巴拉克政权处于主动的地位,穆兄会是承受方,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政策。由于三组变量的存在,穆巴拉克政权及其继任政权可能对穆兄会的政策再次转向。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影响到埃及政治发展方向,加深了埃及世俗化进程,穆兄会的策略是在政权搭建的框架中开展政治运作,并没有提出推翻世俗政权的诉求。穆巴拉克政权没能解决埃及所面临的政教困局,虽然穆兄会的力量被暂时压制,但穆兄会依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权也没有将其整合到政治体系中,它对世俗化的政治进程存在一定的威胁。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政策也对埃及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政权对穆兄会采取容忍政策的时候,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当它对穆兄会采取控制政策的时候,则民主化的进程相对缓慢甚至停滞。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并没有阻遏穆兄会的发展。穆兄会在2011年埃及危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表明穆兄会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展望穆巴拉克其后的政权,它在政治进程中还需要得到穆兄会的支持,并可能对穆兄会的既有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在政教关系两股势力的角逐中,穆兄会不太可能以暴力手段作为谋求政治诉求的手段。本论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为: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和相关概念的辨析,提出论文选题的研究维度,并且做了系统的文献回顾。第一章从历史的长镜头阐释了埃及政教关系的演变。埃及近代化开始启动了世俗化的进程,政教关系逐步发生了转变,宗教逐步附属于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这奠定了埃及世俗化国家的基础。第二章分析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结构特征和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方向。前者主要体现在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独大,对反对派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公民权利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此同时,政权又开拓了一定的民主渠道。后者主要体现为穆巴拉克政权沿袭了世俗化发展的方向,在政治、法律、教育等领域实践了这一点,但是伊斯兰主义者在上述领域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章主要阐释了穆兄会的政治主张。穆兄会的重新崛起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存在紧密联系,它的政治主张的核心要素是对哈桑·班纳思想的继承,但是也出现过库特卜的极端思想,在穆巴拉克时代存在向伊斯兰宪政主义演变的趋势,目前穆兄会主流实现政治主张的方式是温和的。第四章探讨了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容忍政策的背景和表现。这种容忍政策有利于穆兄会的发展,穆兄会参与议会政治,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力度增加,也建立了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投资公司。穆兄会在穆巴拉克执政之初的全面发展与政权的容忍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五章主要分析了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从容忍转向限制的背景和措施。穆兄会力量增长态势超出了政权的控制范围。穆巴拉克政权利用主导议会政治的优势,控制议会选举的进程。与此同时,政权通过行业协会法和社团组织法,以及“融入策略”遏制穆兄会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在经济领域它也不断压缩穆兄会的空间。第六章试图探索穆巴拉克政权对穆兄会的决策维度,即政策选择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政权对穆兄会的政策在容忍和限制中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民主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的关联,政教分离的既定政策与伊斯兰所赋予的合法性,国家和社会之间产生张力的同时保持统一。结语部分指出,穆巴拉克政权作为世俗主义的的代表,加深了埃及世俗化的程度,也影响了埃及民主化的进程,但是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埃及政教困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与穆兄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展望后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政教关系仍然是埃及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改造(续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改造(续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维持稳定到重塑改造:美国的中东战略述评——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期（论文提纲范文）

（3）巴拉克查伊王朝时期的阿富汗国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一世纪初沙美关系中的伊拉克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的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战略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小布什政府“大中东计划”受挫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改造(续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D]. 王梅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2]维持稳定到重塑改造:美国的中东战略述评——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期[J]. 张雪鹏,施雁红.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9(01)
• [3]巴拉克查伊王朝时期的阿富汗国家构建研究[D]. 杜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恐怖分子“去极端化”改造的视角[D]. 王杏芝. 外交学院, 2018(11)
• [5]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D]. 王中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D]. 赵炜. 吉林大学, 2015(08)
• [7]二十一世纪初沙美关系中的伊拉克因素[D]. 文少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4)
• [8]美国的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战略与政策研究[D]. 韩凝.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9]小布什政府“大中东计划”受挫影响因素研究[D]. 袁川. 暨南大学, 2012(10)
• [10]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研究[D]. 蒋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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