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家族企业的比较与借鉴（论文文献综述）
戴丽[1]（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李健[2]（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李新春,邹立凯,朱沆[3]（2019）在《长寿家族企业的传统与创新——中日长寿企业调研报告（2019）（三） 中日长寿企业的传统与创新挑战——中日长寿样本企业对比分析》文中指出日本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长寿（老铺）企业,它们不仅传承了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产品、服务、工艺技能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展现了生动的时代性,不断适应市场和技术、社会的变化,改进产品和服务、创新技术和工艺设备流程以及对组织管理进行变革,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长寿企业展现了传统与创新的动态演进和融合,每一代长寿企业的继承人都可以说完成了企业内的创业。这让日本长寿企业的持久性创新动力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现
卢飞[4]（2019）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文中指出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40年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下,国内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正进入或即将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家族企业传承与持续发展问题。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带有强烈的家族主义特性,使得企业主权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但很多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期间,会因为企业主权力分散、继任者有权无威而导致企业传承失败。换言之,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企业主逐渐退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企业传承不仅仅是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重要的是非制度性权力的传承,并通过不同行动策略把权力转化成权威,这才是实现企业传承的关键所在,而继任者的权威反过来可以强化其制度性权力,为成功的企业传承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就在于分析权力结构和权威获得在企业传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功能。从理论上讲,权力是构成权威的基础性要素,研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相应地就要讨论其权力来源与权力结构。同样地,权威获得的过程具有社会性,它是继任者在企业传承中采取不同行为策略的结果。在家族和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中,面对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继任者要通过行动来展示自己的个人权威,并充分运用习得的非制度性权力,走出对制度性权力的依赖,即实现组织中法理性权威向能力权威和职位权威的转变,进而在家族企业中树立新的权威形象。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本研究中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继任者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继任者的行动策略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即继任者权威合法化的有效路径。在本文,笔者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路径来分析三例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如何建构新权威主体的个案,并试图窥见不同行动类型中的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的差异化形态。根据继任者获取权力的方式来看,并基于“权力—权威”的分析框架,可以分别将这三个案例看作“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先赋权力权威化”和“后致权力权威化”的典型,它们是对现实中企业传承的类型化分析,分别蕴含了继任者权力结构以及企业传承中权力对权威获得的不同作用机制。首先,从“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的典型来看,我们在个案中发现: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家族威权结构决定继任者的初始权力结构,继任者往往在传承中优先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并暂时维持家庭和谐与企业稳定,但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权威。随着企业家的退出,相关家族性资源也逐渐衰退,企业家原有的关系网络逐渐断裂和老员工的抗争,制约继任者的行动合法性,继而使得继任者在企业中行使权力的时候遭遇阻力,难以正常行使其应有的管理权力来开展工作。在双重性质的家族企业内部,面对行动权力合法性不足和低度的组织权力,继任者倾向于在企业内采取冒进的创业策略来试图确立新的权威主体,然而,权威并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家庭结构、关系结构和市场环境中的。在此过程中,继任者没能对市场和关系结构有正确的认知导致其面临失败的风险,这更加削弱其先赋权力效应,进而在企业内部出现更大的管理危机,企业传承最终走向失败。其次,从“先赋权力权威化”的行动路径来看,重新确立企业发展战略或联合创业是继任者获取权威的重要策略。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要想在企业确立新的权威主体,仅仅依靠先赋制度性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继任者在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后,要通过企业转型和创业行动积极开辟新领地,进而打破组织中企业主的“权威阴影”,重新定义自己“企二代”的身份,并通过维护家族关系、制度化治理和文化规训等策略维护家族权威、打造企业权威和树立社会权威,进而获得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这有利于继任者在企业内部被重新确立为新的权威主体,并实现“企二代”向“创二代”的身份转变。最后,从“后致权力权威化”的角度来说,继任者对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占有并不是通过纯粹的传承方式获得,而是通过组织职位上的逐级晋升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进而获得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在这种传承方式中,继任者可以在与企业主共同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学习管理经验和管理技巧,并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父辈的创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同时,积极拓展社会关系与兼顾理性治理来打造个人权力空间,并在企业内部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文化生产双轨制来稳固其职位权力,使其个人权威和组织权威受到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的认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平稳顺利地传递下去,并在企业传承中转化为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传承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通过行动来获得权威,而权威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继任者的权力效应,进而塑造其在家族企业中新的身份认同。借助“权力—权威”分析路径观察我国家族企业传承,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传承中继任者权威合法性不足与企业传承方式和继任者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中的。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有必要从单纯的“权力转移”向“权威主体”的培养与重构转变,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对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而言,“权力—权威”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其明确指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要完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要注重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和隐性社会资本等非制度性权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只有二者在企业传承中协调运用,才有利于重新确立继任者在企业中权威主体身份,带领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共同维护家族利益,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
刘光友[5]（2017）在《日本的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文中指出日本是世界上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而且日本的长寿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追本溯源,日本社会以家元为主导的独特家族制度是日本家族企业成功实现家业传承并能长期存续的关键要因。根植于日本家族企业深层结构中的家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家业传承中难以解决的社会信任问题,而且,在这种家元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更多地凸显出企业的公器属性,而非狭义地执着于血缘关系的企业私有性质,由此,日本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地传承家业,有效地吸纳整个社会的优秀经营人才和商业智慧,实现家族企业的长期存续和发展。
王维[6]（2016）在《亚洲国家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分析——以中日韩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日韩都属于东亚国家,文化与地理非常相似。中日韩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有四个维度的特点,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企业传承模式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权。我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家族企业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
何凯,王瑞华[7]（2015）在《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壮大发展,目前国内学者普遍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产权保护等,而家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学界足够重视,对同属东方文化的日本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成功经验尚未展开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一大遗憾。因此,本文通过对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财务信息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何凯,王瑞华[8]（2015）在《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壮大发展,目前国内学者普遍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产权保护等,而家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学界足够重视,对同属东方文化的日本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成功经验尚未展开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一大遗憾。因此,本文通过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财务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对我国家族企业财务管理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朱庆[9]（2014）在《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文中认为商会组织的出现,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为探讨商会与其他商人团体的关系,商会在近代商人交际中的作用,商会在商业贸易网中的地位,本文借鉴网络理论的研究视角,并选取汕头商会与潮商网络进行个案研究。本文将潮商网络分为社团组织网、人际关系网、商业贸易网三个层面,并逐层论述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清前期,潮商经营红头船贸易,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南洋地区,并在各地组建商人会馆组织,传统潮商网络初步形成。近代潮商继续发展,贸易量和贸易范围不断拓展,形成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和中国沿海各口岸相连的国内贸易圈。汕头开埠后,商业日盛,又是海内外潮商的故乡,成为潮商贸易圈中重要一环。汕头商会是近代汕头最重要的商人组织,因而担负起海内外潮商联系的枢纽与桥梁。汕头商会与海内外商会、会馆及政府都建立了频繁的往来,构建起既跨界又跨域的组织网络。潮商商会与潮州会馆是近代潮商最普遍的商人组织,而汕头商会则使潮商社团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组织网络,并在社团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汕头商会既是汕头商人交际活动的场所,又为海内外潮商提供制度化的人际交往途径。建立在商会联系基础上的业缘关系,与血缘宗亲、地缘同乡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潮商人际关系网,人际关系网为潮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汕头商会凭借其组织及人际网络,维系并拓展潮商的商业贸易网。汕头商会维护侨汇流通、信用赊账、资金筹集,促进潮汕商人的资本流通;并通过减轻税费、运输成本及政策性阻碍,促进潮汕贸易圈的商品流通;还积极传播商业知识、从事工商调查、交流商业信息,加强商业信息的流通。潮商跨域、跨国贸易频繁,潮商社团在联络商人重作用重大。当代潮商仍在努力构建全球潮商网络,甚至是全球华商网络,历史的经验应有重要借鉴价值。
于建平[10]（2014）在《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研究》文中认为家族企业不仅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漫长世界经济史的变迁过程中，其早已作为人们的制度选择，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在本国的经济中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而家族企业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子集，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的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家族企业是一种制度选择；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达到人、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处的。本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其次，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分析；再次，概要描述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思路；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对家族企业内涵加以界定，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特点及主要贡献进行探讨，以制度的内涵及其分类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础进行归纳，同时对一些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探讨了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障碍。第四章梳理了国外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首先分析了美国、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日本及韩国等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通过国外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模式的梳理，归纳出利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是促进我国家族企业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家族企业所存在的制度障碍问题而提出的。本文力求在研究中客观的反映我国家族企业这一特定的经济现象和发展状况，分析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制度障碍，既包括文化、代际观念的冲突等非正式制度障碍，又包括家族企业内部治理障碍和家族企业外部面临的政治、政策、法律、市场环境等正式制度障碍。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但是由于我国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较晚，数据资料的搜集较为困难，导致本文缺乏定量和图表分析，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欠缺，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但也可以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二、中日家族企业的比较与借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家族企业的比较与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 2.1 生产方式 |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 2.3.1 宏观层面 |
| 2.3.2 微观层面 |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 4.1 生产技术 |
| 4.1.1 官营企业 |
| 4.1.2 民营企业 |
| 4.2 劳动素质 |
| 4.2.1 官营企业 |
| 4.2.2 民营企业 |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 5.1.1 官营企业 |
| 5.1.2 民营企业 |
| 5.2 组织管理 |
| 5.2.1 官营企业 |
| 5.2.2 民营企业 |
| 5.3 资本积累 |
| 5.3.1 官营企业 |
| 5.3.2 民营企业 |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3）长寿家族企业的传统与创新——中日长寿企业调研报告（2019）（三） 中日长寿企业的传统与创新挑战——中日长寿样本企业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传统&多元化 |
| 创新对比 |
| 战略二元性差异 |
| 中日长寿企业的未来思考 |
| 日本长寿企业 |
| 中国长寿企业 |
（4）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家族企业继任者权威获得问题的缘起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家族企业继任者的权威获得如何可能? |
| 第二节 家族企业继任者权威获得研究的文献梳理 |
| 一、家族企业: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
| 二、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 |
| 三、关于企业传承中继任者权威获得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权威获得: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权力与权威获得学术框架 |
| 一、权力与权威的概念厘析 |
| 二、权力与权威的议题: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三、“权力结构—权威获得”的分析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与进入“田野” |
| 第三节 个案介绍:传承类型及其权威获得 |
| 一、传承类型与权威获得的关系 |
| 二、案例基本情况的概述 |
| 第三章 失落的“企二代”:后致权成不足与继承危机 |
| 第一节 身份获得、先赋权力与权威效应 |
| 一、家庭特征与身份获得:LH的个案 |
| 二、先赋权力与权威效应 |
| 第二节 继承危机:后致权威不足与先赋权力丧失 |
| 一、代际阴影与身份困惑 |
| 二、后致权威不足与先赋权力丧失 |
| 第三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四章 企二代到创二代:先赋权力权威化 |
| 第一节 先赋权力与身份获得:ZW的个案 |
| 一、打破性别偏见:谁说女子不如男 |
| 二、制度变迁与“女性传承”的兴起 |
| 三、先赋权力:继任者的身份获得与赋权 |
| 第二节 身份重构:“企二代”到“创二代” |
| 一、克服“接班人诅咒”:走自己的路 |
| 二、开辟新领地何以可能:市场驱动和关系效应 |
| 三、创二代:开辟新领地,打破权威阴影 |
| 第三节 权力认同与权威获得 |
| 一、维护家族权威:家族威信与家族愿景 |
| 二、打造企业权威:家族企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
| 三、树立社会权威: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声誉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五章 家族企业守护者:后致权力权威化 |
| 第一节 身份认知与权力获得:YSH的个案 |
| 一、身份认知:我是接班人与我要接班 |
| 二、扶上马,送一程:为继任者赋权和立威 |
| 第二节 个人权力与能力权威 |
| 一、权力获取:身份特征与能力本位的二元融合 |
| 二、摆脱依赖:打造自己的权力空间 |
| 第三节 职位权力与组织权威 |
| 一、企业治理:职位权力与权威认同 |
| 二、文化生产:隐性知识与组织认同 |
| 三、职位权力与组织权威: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权力与权威的嵌入性 |
| 一、家族性资本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二、制度安排、文化传统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三、社会关系与继任者权威获得 |
| 第二节 讨论:权威生成理论与其现实意义 |
| 一、权威生成机制的变与不变 |
| 二、继任者的权威获得与社会经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主要论文发表 |
（5）日本的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日本的家元制度及其家族企业内涵 |
| (一) 日本的家元制度文化 |
| (二) 家元制度与家业 |
| (三) 家元制度与日本资本主义 |
| 二、日本的家元制度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影响 |
| (一) 家元制度对家族企业传承人选择的影响 |
| (二) 家元制度文化对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的影响 |
| 三、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路径 |
| (一) 家元制度与家族主义的信任困境 |
| (二) 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文化价值观中的公与私 |
| (三) 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路径解析 |
| 四、家元制度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效果及借鉴 |
（6）亚洲国家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分析——以中日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日韩三国不同的文化特点 |
| (一)日本文化的特点 |
| (二)韩国文化的特点 |
| (三)中国文化的特点 |
| 二、中日韩家族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 |
| (一)日本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
| (二)韩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
| (三)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
| 三、日韩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启示 |
| 四、结论及启示 |
（7）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日本家族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 |
| 三、日本家族企业的资金管理 |
| 四、日本家族企业的财务信息管理 |
（8）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借鉴日本家族企业经验,切实推行全面预算管理 |
| 二、借鉴日本家族企业经验,提升资金管理水平 |
| 三、借鉴日本家族企业经验,加强财务信息管理,提高企业决策与内部控制水平,有力“补脑”与“健体” |
（9）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篇章安排 |
| 第一章 传统潮商及潮商网络 |
| 第一节 海商贸易的传统 |
| 第二节 清朝红头船贸易 |
| 第三节 传统潮商网络的形态及特征 |
| 一、传统潮商社团组织网 |
| 二、传统潮商人际关系网 |
| 三、传统潮商商业贸易网 |
| 第四节 传统潮商网络的功能及局限 |
| 一、传统潮商网络的功能 |
| 二、传统潮商网络的局限 |
| 第二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社团组织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的成立及演变 |
| 一、汕头商业的兴盛 |
| 二、万年丰会馆 |
| 三、汕头商会的成立 |
| 四、汕头商会的组织演变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的组织网络 |
| 一、整合汕头各行档 |
| 二、商会系统内的组织网络 |
| 三、商会与会馆的联系网络 |
| 四、商会与政府的组织联系 |
| 第三节 近代潮商社团组织网 |
| 一、商会—会馆二元组织结构 |
| 二、汕头商会的网络地位 |
| 第三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人际关系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内部人际关系 |
| 一、汕头商会的人员构成 |
| 二、汕头商会内的帮派 |
| 三、汕头商会的选举 |
| 四、汕头商会的会务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与商人的对外交际 |
| 一、交际基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二、交际途径:组织活动上的人际拓展 |
| 第三节 近代潮商人际交往的多重因素 |
| 一、黉利家族的故事 |
| 二、黉利家族的人际关系网 |
| 第四章 汕头商会与潮商商业贸易网 |
| 第一节 汕头商会与资本流通 |
| 一、维护侨汇的流通 |
| 二、维持信用赊账经营 |
| 三、参与资金的筹募 |
| 第二节 汕头商会与商品流通 |
| 一、减少税费成本 |
| 二、降低运输成本 |
| 三、减轻政策阻力 |
| 第三节 汕头商会与信息流通 |
| 一、传播商业知识 |
| 二、从事工商调查 |
| 三、交流商业信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家族企业内涵 |
| 2.2 制度的内涵及其分类 |
| 2.2.1 制度的内涵 |
| 2.2.2 制度的分类 |
| 2.3 其他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产权契约理论 |
| 2.3.2 交易成本理论 |
| 2.3.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4 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状况 |
| 2.5 我国家族企业的特点 |
| 第3章 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制度障碍 |
| 3.1 家族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存在的障碍 |
| 3.1.1 传统儒家文化具有负面效应 |
| 3.1.2 父辈与子辈价值观念存在异质性冲突 |
| 3.2 家族企业内部正式制度存在的障碍 |
| 3.2.1 家族企业内部物质资本产权高度集中 |
| 3.2.2 人力资产所有者和家族企业创业者、家族成员融合不佳 |
| 3.2.3 社会资本产权障碍 |
| 3.3 家族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存在的障碍 |
| 3.3.1 金融市场环境对家族企业的信用偏见 |
| 3.3.2 职业经理人市场法律供给不足 |
| 3.3.3 政府对家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不足 |
| 第4章 国外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借鉴 |
| 4.1 美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借鉴 |
| 4.1.1 美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 |
| 4.1.2 美国家族企业经验借鉴 |
| 4.2 欧洲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借鉴 |
| 4.2.1 德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 |
| 4.2.2 意大利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 |
| 4.2.3 欧洲家族企业经验借鉴 |
| 4.3 日本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借鉴 |
| 4.3.1 日本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 |
| 4.3.2 日本家族企业经验借鉴 |
| 4.4 韩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及经验借鉴 |
| 4.4.1 韩国家族企业破除制度障碍的模式 |
| 4.4.2 韩国家族企业经验借鉴 |
| 第5章 消除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制度障碍的对策 |
| 5.1 重塑家族企业文化制度 |
| 5.2 尽量缓和代际价值观冲突 |
| 5.3 完善家族企业产权制度 |
| 5.3.1 优化产权结构，明晰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 |
| 5.3.2 所有权和控制权适度分离，审慎选择人力资本所有者 |
| 5.3.3 重视继承人培养计划的制定 |
| 5.4 外部制度环境生态化的可行性对策 |
| 5.4.1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努力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
| 5.4.2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
| 5.4.3 增加约束职业经理人的法律供给 |
| 5.4.4 加大对家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中日家族企业的比较与借鉴（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2]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3]长寿家族企业的传统与创新——中日长寿企业调研报告（2019）（三） 中日长寿企业的传统与创新挑战——中日长寿样本企业对比分析[J]. 李新春,邹立凯,朱沆. 家族企业, 2019(09)
- [4]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D]. 卢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5]日本的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J]. 刘光友. 现代日本经济, 2017(05)
- [6]亚洲国家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分析——以中日韩为例[J]. 王维. 学习论坛, 2016(11)
- [7]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 何凯,王瑞华. 财政监督, 2015(14)
- [8]中日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 何凯,王瑞华. 前沿, 2015(05)
- [9]论汕头商会对潮商网络的影响（1904—1949）[D]. 朱庆.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5)
- [10]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研究[D]. 于建平. 吉林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