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以词赋为基础

一、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论文文献综述）

赵亦雅^[1]（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邓珏^[2]（2020）在《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自然界众多的音声当中,“风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风的不可视性这一客观事实,风之声往往是通过其所接触的媒介而发声的,即“随物附声”。因此,风声并不是一种同质化的声音,其内部种类、层次和结构都十分丰富。具体说来,风声意象可以依据声源（松声、竹声、铎声等）、时间（如春风声、秋风声等）、及空间（东风声、西风声、北风声等）进行分类。由于风声是自然普遍存在的客观物象之一,远古先民很早便认识到了风声的多样性,并对之进行了许多超越风声物理存在性的文化阐释。就风声的渊源和早期的文化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经验之风声”“思辨之风声”和“抒情之风声”三类。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风声一直为各种不同文学形式和绘画作品所呈现。一方面,后世对于风声的摹写继承了早期先民所创造的风声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智和情感,形成了诸如伤春、悲秋等心理和感知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尽相同,时人对于风声的抒写以及寄托于风声之上的情感表达,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有宋一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诗画一律”“六根互用”与“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宋代的文学与图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有的精神风貌。宋代文人在创作中对于风声意象的呈现,主要涉及时间、空间、听觉主体三个维度。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间维度中,风声意象首先在不同艺术媒介当中,体现了时间存在的两个重要方式,即“绵延”和“顷刻”,它们分别强调的是风声所揭示的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和片断性特征。这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对风声意象的观照可以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叙事背景之中,用以彰显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殊相的风声意象所体现的共相性特征。另外,风声意象对于时间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作品的物质结构（如手卷铺展连环的形制）、笔墨的节奏韵律（“动势”）以及相关的视觉符号（如云烟等）而得以实现的。在空间维度上,风声意象被纳入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中,并通过营造声景和远境,将风声意象作为有效的表现空间的载体进行观照。而在听觉主体的层面上,主体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隐匿与在场）,及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凝视或倾听）,对于感知活动的态度（主动与被动）等,都通过对互动性的主客体经验的描绘,而被投射至对于风声意象的具体表现上。基于以上对风声意象呈现形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风声并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物像,而是深植于传统内部的文化存在,它反映了特定群体认识、看待、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具有着不同的层次范畴（自然的和文化的）,而后者则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属性（虚实、内外和远近）。无疑,风声意象勾连了主客观世界的间隙,磨合了身体、心灵和世界的差距,主体可以通过对风声意象的解读与领悟,体味和感知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考察,能够对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作一整体性的分析判断。从而以小观大,一方面探讨文学与图像艺术对“声音”等非视觉对象的表现方式,参量和比照文学与图像各自的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态,把握艺术门类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使得“听觉”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期待视、听、触等不同的知觉体系,在艺术学理论的“舞台”之上,合奏出激动人心的交响。

吴婉婷^[3]（2020）在《三国赋研究》文中指出《三国赋研究》主要以三国赋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展示三国时期魏蜀吴整体的赋文学创作盛况。三国时期秉承汉代遗风,赋体文学得以继续发展,并在赋体文学的创作上一反汉代主流风格的铺张繁缛,文风转向清丽,情感在辞赋中日趋个性化,表现的对象亦由宫廷走向民间生活与关山宦海,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三国辞赋创作因时代地域的差异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风格。关于赋的起源论,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其中“诗”源说、“辞”源说、“纵横家”之说,是研究较为集中的三个方向,分析考证这三种理论说法的来源,在分析赋的起源及形成特点下探讨三国赋对汉赋的继承和创新,进而揭示在“赋源说”影响下的三国赋创作所呈现的新特点。整个三国时期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魏、蜀、吴三个政权,这三个政权内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对三个政权中赋文学发展状况的探讨,能全面了解三国赋创作的整体面貌。在时间上曹魏政权可以划分为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和正始前期三个历史阶段,思想分别对应儒学传统、儒学瓦解、玄学发展的三种意识形态,因此赋体文学创作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在作家方面曹魏有三曹、七子、杨修、繁钦、丁仪等一批有才华的赋作者,通过对他们中个别作家的单独论述,能够看到在曹魏政权内部赋作家创作共性与个性的交织融合,以及在文学发展中他们独特的文学创作活动。三曹作为曹魏政权内部文学的提倡者,登高而呼,从者如流,其赋体文学创作影响了政权内其他作家的创作,通过留存的文学文献及史籍,运用文学、史学、地理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这些赋作进行史实系年考证,有助于文献的整理分析及展示曹魏赋作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蜀汉、孙吴由于地理环境的偏僻,社会文化落后,统治者不提倡等原因,文学没能如曹魏一样呈现全面繁荣局面。蜀、吴辞赋成就整体上虽不及曹魏,但孙吴有诸葛恪、韦昭、闵鸿、杨泉等极富文学修养的赋作家,蜀汉有费祎、郤正等才华绝俗的赋作家,他们的赋作流丽轻盈呈现出不同于曹魏的特点,对这些赋作作品和赋作家的研究能丰富三国文学的整体研究状况。

韩敏^[4]（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李春霞^[5]（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孔庆蓉^[6]（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陈婉纱^[7]（2019）在《汉魏六朝江海赋的文化地理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上迄东汉,下至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征伐与交融,动荡不安的生存空间和胡、汉民族的地理迁移,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文学视野和创作心态,导致历代赋家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建构出现偏差和松动。广泛分布于中华大地的江河和作为陆地尽头的海洋,在历时性的文化建构中成为了承载地理文化观念的重要意象。汉魏六朝,以水域为题材的赋篇层出不穷。其中,以长江、黄河、淮河、海洋四者为题材的赋篇（本文称为“江海赋”）尤为引人注目。赋家在江海赋中熔铸的政治文化意义,伴随对江海景观的描绘铺排共同展现。笔者通过对汉魏六朝时期江海赋文本的梳理和溯源,发现诸赋家在江海赋中展现出了“自然地理空间”“历史文化空间”两个并行空间。二者互相影响、互为支撑,使江海赋在“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之余,具有广阔的历史纵深感和政治秩序感。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立场的赋家通过稳定的意象（江、河、淮、海）所展现出的,是一个大小范围不断变化的、杂糅胡汉华夷的文化地理空间。且这一文化地理空间并不完全客观反应地理认知,而是基于地理认知,对江海空间进行的历史追忆和文学想象。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阐述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界定研究范围,并从“王朝地理”与文学想象的视角对全文进行立论;第一章,梳理先秦、秦汉时期对江河与海洋的文化书写,回溯汉魏六朝赋家在江海赋中进行的地理空间书写的文化渊源;第二章,立足海洋赋中对蓬莱仙境的想象和对华夷秩序的书写,探讨海洋作为“求仙问道”“自疏于君”的双重彼岸意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失序”下的“文本归序”;第三章,比较黄河赋中的地理文化正统书写与长江赋中的正统复制、文化再造,透视魏晋士人通过文学创作对王朝政权的正统自证,以及对“地理”与“文化”二者重合性问题的不同回应;第四章,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水赋从述征赋到咏物赋的题材变化,并分析地理地形与文化惯性对淮水赋生成的制约。

樊晶晖^[8]（2019）在《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文中提出狩猎书写是汉代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在各个体裁的作品之中,从内容与精神上继承了先秦神话、歌谣、《诗经》与楚辞的优秀传统,并在两汉时期,不断地完善和超越。本文分别对汉代辞赋、奏议与诗歌中的狩猎书写进行整理分析,并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试图将狩猎书写在汉代的表现与发展铺展开来,以期对这一时期狩猎题材作品的整体研究有所补充,论文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引言部分概括了该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成果综述,并对“狩猎”、“狩猎书写”、“历史划分”三个主要概念进行了定义。第一章对狩猎及狩猎书写的出现,追根溯源。远古时期,狩猎就已成为了先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狩猎文学也出现在神话、歌谣之中。对《诗经》与楚辞中的作品作详细的分析,明确其军事、祭祀、娱乐作用与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对汉代辞赋中的狩猎书写予以关注,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究。首先以动态的角度,将汉赋中的狩猎书写分为萌芽期、成熟期、衰微期、新变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作品作具体分析。其次从汉赋的特质角度说明了狩猎书写在两汉经久不衰的原因,最后从其“铺陈”特质出发,概括了汉赋狩猎书写中所用到名物种类及特点。第三章将目光放在汉代奏议之上,奏议中文人对帝王举行狩猎活动的态度,奏议中狩猎书写出现的原因与奏议的文学性是本章重点研究的内容。总的来说,两汉文人不希望帝王沉溺狩猎,也不允许狩猎被荒废,他们希望帝王能依礼而为。而谏言不断的原因在于两汉帝王多有自身行为不规范,又不听劝谏的缺点,且其奢靡的行径与儒道所提倡的“节俭观”不符。第四章对汉末诗歌中的狩猎书写进行研究,从内容与作用上,作以分类。汉末诗歌中的狩猎书写不仅对《诗经》、汉赋中的狩猎书写有所继承与发展,还对后世该题材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兵^[9]（2019）在《《初学记》选文的时代及地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初学记》选文为研究对象,通过选文及其时代、地域分布,考察盛唐玄宗朝的文学审美风尚。玄宗朝主流文坛对不同时代、地域文学的接受、继承,对于思考文学史中地域文学的盛衰演变和着名作家、文体的经典化程度等相关问题可得出一些新的启示。《初学记》由玄宗朝集贤院“文儒”型知识分子敕纂而修,旨在为宫廷皇子们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文和知识经验。此书成书于玄宗朝开元十五年前后,编纂成员来自集贤院,有着儒、史、文兼通的学术特点,尤其是对华美文辞的好尚,这都深刻影响并决定着这部类书选文的审美风尚。《初学记》选文的时代统计结果表明:四个历史大时段中,选文最多的是南北朝时段,隋唐时段略次之,而具体到历史朝代,则是梁朝与唐朝。而地域考察结果则证明,江左、山东地域文学家在历代都不乏杰出作家,人数最多、成就也最高。考察《初学记》各时代及其对应地域的选文,先秦时期可追溯到《诗经》、《楚辞》、《庄子》等经典着作,这体现了编者对楚地瑰丽奇逸文风的侧重。两汉时期选录重点是文章,西汉扬雄箴文和东汉李尤铭文,典雅庄重,二人来自蜀地,代表着此期江左文学的成就。三国两晋时段,代表作家为曹植、傅玄。收录曹植辞赋的数量超过诗歌,而傅玄则为彩丽竞繁之乐府诗与咏物赋作,正说明此期文学辞采华茂的特质为唐人所宗尚。此期作家,总体来说山东地域文学成就显着,东晋则逐渐倾向江左地域。南北朝时段,江左文学极一时之盛,诗歌成为最重要的收录文体,辞彩华赡、声律偶对、典雅含蓄等艺术风貌成为唯一的收录标准。沈约、简文帝等人的诗歌,题材不出时令宴会、咏物交游等宫廷生活的歌咏。而在隋唐时段,关陇地域作家成为创作主力,山东地域文学持续发展。隋炀帝、唐太宗、虞世南等人诗歌的题材已阔大至自然山水中,写景成为最主要的收录题材,帝王辅臣的襟怀抱负见于其中,体现出庙堂气象。《初学记》选文的地域分布说明:文学的地域分布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不仅受到时代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制约,也有着历史文学传统的影响,山东、江左地域在历朝历代都是文雅尤盛的地域。时代统计结果表明:盛唐人接受和继承的是的是南朝文学华美精工的文学艺术,诗、文、赋三种文体都体现出这种审美要求,而诗歌最受关注。选录诗歌的标准即声律辞采与典故骈偶,内容方面则要求符合宫廷典雅庄重的规范,浮靡轻艳的消极文风是为唐人所摒弃的。南朝以来宫体与咏物的内容为雅集游宴、自然风光所超越,文学风貌由宫廷闺闱走向庙堂馆阁,呈现出雅训典则、蕴藉含蓄的艺术倾向。

马朝阳^[10]（2018）在《《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文中认为《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史上并峙之两座高峰,相映生辉之双璧。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否影响,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本论文将全面对比分析两书之异同,以期贡献绵薄。对两书关系的探究不仅能够更好的分析两书的指导思想、文体观、文学观和具体作品,还能还原南朝时代的文风,加深对总集与文评着作不同性质、体例的关系之研究。无论是玲珑小巧之亭台楼阁,还是鲁灵光殿之嵯峨?嵬,都不能离开夯实之基石为支撑。对《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编者萧统以及着者刘勰关系的考证、两者成书的诸多问题这两个基础之上。根据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编撰与创作意图、成书时间、性质等方面的解析,加以刘勰任职东宫,被太子深爱接之,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皆可见两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年代相近且在流传过程中被广泛认可的总集与批评着作的相携而立,更能促进对南朝文学观念的探讨与认知。对文体分类与对作家作品的选录集中体现了两书诸多观念的同异,所以对文本的全面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片面性。对各时期《文选》与《文心雕龙》作家、作品、文体的比对直接证明了《文选》受到了《文心雕龙》的一定影响。两书对作品的选录体现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以及以儒为宗的思想构建。萧统身为太子,编撰《文选》的首要意图当是“化成天下”之义,其次是重视悦目动魄之美。而刘勰深谙孔儒之道,《文心雕龙》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深意,亦注意总结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皆与萧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两书成书时间接近,而《文选》晚出于《文心雕龙》,但《文选》亦可视为一部选录式的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不仅体现于“选文以定篇”上,更显示在“敷理以举统”的理论层面。《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的研究,更关系到对南朝文学风貌的探究以及对“修辞异宜之着述体裁”（钱锺书语）之认识,便于把握相似文评观念下同时代不同性质文献之间的相携而立,把握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性和相同性,以推进二书关联之研究。

二、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3）三国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7）汉魏六朝江海赋的文化地理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初学记》选文的时代及地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2]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D]. 邓珏. 东南大学, 2020(02)
• [3]三国赋研究[D]. 吴婉婷.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汉魏六朝江海赋的文化地理空间研究[D]. 陈婉纱. 浙江大学, 2019(01)
• [8]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D]. 樊晶晖. 华侨大学, 2019(01)
• [9]《初学记》选文的时代及地域研究[D]. 张兵. 三峡大学, 2019(06)
• [10]《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D].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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