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券市场将现重大转折(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潘逸洲[2](2021)在《《日本的经营》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要贸易对象,我国对于日本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学习需求。《日本的经营》(『日本の経営』)一书主要讲述了日本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基础性经济知识。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不仅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借鉴,还能让我国的对外贸易人员在今后的中日贸易中充满自信。笔者选取了本书的第2章作为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的内容。该部分内容以法律的角度展示了日本日常经营中的整体结构,并对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要素进行了解读。本次翻译实践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翻译实践简介、文本分析与译前准备、案例分析、结语。在本次翻译实践中,笔者以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通过增减译、分译、倒译等翻译技巧对文中出现的大量名词性标题、经济及法律领域的专有名词、术语以及包含各种逻辑关系的句群表达形式进行了分析,结合分析结果对翻译活动进行改进。最终得到符合文本语境、能够有效传递信息的译文。使原文内容能够顺利、准确的被译文读者接受,从而达到翻译该类型文本的目的。该文本属于信息说明类文本、专业性较强,且涉及到经济、法律等具体领域的相关知识。通过本次翻译实践活动,笔者对该领域、同类型文本的翻译总结了心得体会。笔者将会在今后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运用到这些知识,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周莹[3](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指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张晗[4](2019)在《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既可以在经济繁荣时助推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在实体经济出现不良态势时推动其走向衰退,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直接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实际上,资本市场周期的平稳运行既是经济周期长期繁荣的保障,同时,资本市场周期能否正确的反应经济周期的经济运行情况也是资本市场是否健康有效发展的标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宏观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化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却并不十分明朗。有鉴于此,笔者在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有效识别的基础上,对于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出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首先,本文对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从经典到前沿进行了回顾,由内部结构特征到外部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溯,分别包括非对称性、长期记忆性及惯性与反转效应,以及跨市场溢出效应、跨国溢出效应、政策信息及经济周期等。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的周期传导机制到微观层面的波动相依特征,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指出了学者对于二者在宏观层面的相关关系存在相关与背离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次,分两部分(即第三章和第四章)对资本市场周期自身的特征及外在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三章基于MS-AR模型、利用上证综指收益率和波动率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将我国资本市场周期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区制,其中资本市场的繁荣区制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资本市场成立初期到1996年,2006-2008年,2015-2016年。而这一结构特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持续加速而不断演进,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周期长度的缩短、波动幅度的减弱以及非对称性特征的减弱。结合资本市场制度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到,上述阶段性繁荣的出现其实对应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个时期,即资本市场萌芽期、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时期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时期。进一步,第四章利用TVP-VAR模型的时点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了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对资本市场周期正向影响的稳定性,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不确定性。在收敛速度上,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但汇率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不存在资本市场对其政策信息的过度反应。再次,同样分两部分(即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检验。其中,第五章将资本市场周期具体划分为资本市场价格周期与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并提出了“经济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这一传导机理假设。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办法,初步验证了假设的成立,具体来说:资本市场价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2个月波动,而资本市场价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1个月波动。在此基础上,利用MS-VAR模型对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在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的特征差异进行了区制划分,并采用TVP-VAR模型观测三者间的动态关联机制及脉冲响应过程。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资本市场多数情况下周期运动的原因,但是当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时这一关联机制失效。而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并不因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反,在时间维度上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力度更强。鉴于第五章仅利用我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并不具备普适性,故第六章中采用世界九大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具体来说,利用小波分析的方法对近二十二年的资本市场周期数据和经济周期数据分别进行分解,剔除数据中存在的短期随机因素,获取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进而分别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线性及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多种经典方法验证二者之间的长期协动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在长期视角下,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动效应,且二者具备稳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2)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越高其对实体经济的反应越强,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长期协动效应越为明显;(3)资本市场周期的长期趋势领先于经济周期运动,与资本市场是经济晴雨表的假说高度耦合。最后,在详细梳理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演变路径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资本市场中的制度性分歧,具体包括市场导向与制度构建的分歧、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分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质化与边缘化、政策执行的反复及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目标与资本市场周期性的固有分歧。并对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展开了探讨,具体包括全链条落实市场化改革、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同步化、以竞争型国企为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政策效用评估及预测系统的构建。
朱莎[5](2019)在《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文中指出源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各个主要事件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也造成了世界各国金融风险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增强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纷纷探索金融市场新规律,并尤为重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如何评估、防范与化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学术性与政策性问题。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了识别和测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这是攸关新秩序时期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性工作。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的金融业运行亦进入了重大转折时期。金融风险多发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业运行的新常态。在近年来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中央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到了首要位置。如今,“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中国的优先工作。在新时期背景下,构筑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和风险监管体系,及时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重大风险隐患,健全早期政策干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此,本文针对中国国情,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发布的EM-FSI(Emerging Market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EM-FSI)指数,编制专门实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时监测指数——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hina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CFSI),旨在刻画金融市场风险的律动,动态监测金融安全的基本状况。EM-FSI选择了银行业的贝塔系数、股指收益率、时变股指收益波动率、主权债券利差、汇率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下降共六个源指标来度量了25个新兴市场国的压力指数。与此同时,IMF还发布了发达国家金融压力指数(Advanced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AE-FSI)。除以上六个源指标以外,AE-FSI还包括了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两个指标。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指数体系在EM-FSI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忽略的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两大指标,以期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压力变化。改进后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体系有整体金融市场指数CFSI,还涵盖了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三大高发金融风险的金融市场,即子市场风险指数分别为CFSIbank、CFSIsecurity和CFSIFX。为全面验证CFSI指数体系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在已构建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和子市场指数的基础上,逐一讨论了金融压力指数的实际运用,包括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的预测作用、中美金融压力的跨国溢出现状、金融压力指数的预测方法以及新时期中国金融压力风险状态转变的甄别。更进一步的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准确地切入金融投资理论,对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研究有了创新性的认识。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金融市场视角下的新的认识,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创新与贡献是:第一,改进IMF(2011)发布的EM-FSI指数,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hina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CFSI)。改进一是,参考发达国家已发布的金融压力指数,融入能更好反映中国银行业压力的新指标,即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改进二是,补充被国内文献忽略的中国银行业的贝塔系数测算。改进后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和子市场指数CFSIbank、CFSIsecurity和CFSIFX的样本期为1997年1月至2016年12月,从不同的市场角度捕捉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脉动,逐一对应历史危机事件。第二,在金融秩序重塑的背景下,构建金融压力识别指数判别中国金融体系的极高风险事件,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变模型甄别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为预警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危机提出有效的防范手段。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者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为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应通过“前瞻性”的干预手段来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及时调整政策舵向,弥补监管漏洞和监管空白。在此基础上,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探究新秩序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高的原因,提出了金融市场风险会通过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经济政策颁布形成冲击。截止2016年底,全球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升至历史新高。本文认为,这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的原因极有可能与这一时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有关。实证发现,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会通过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三个市场的金融压力正向冲击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当金融市场压力增大时,政府会持续出台若干经济政策措施,从而增加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第三,提出一种更易实现和测度的金融压力指标,深入分析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实时跟踪,改进和补充现有研究框架,从金融压力新视角看待资产收益预测谜题。现有的研究框架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少适合基金研究的宏观经济跟踪指数。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大数据的方法或高阶计算方法,涉及经济的宏观微观细节,跟踪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实证操纵上对于大部分中小型金融机构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次,缺乏适合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研究的有效计量方法。Fama-French三因子和惯性因子在中国股票市场有较好的适用性,但是其对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影响还有待讨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其他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表明,Fama-French三因子和惯性因子是不适用于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的。为改进现有的研究框架,本文寻找到了能够影响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新影响因子——金融压力,增加了适合基金投资市场的新宏观因子,并提出了有效的计量方法,深入探讨了金融市场信息对基金收益的影响,论证了中国公募基金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定价关联,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先,与已有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跟踪指数相比,本文提出的金融压力指数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金融压力指数是更易实现和测度;金融压力指数的源指标选择的逻辑更为严密;金融压力指数蕴含着经济周期信息和宏观经济风险信息。其次,实证结果显示,本文所构建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能够作为市场信号影响和预测未来基金收益的走势。最后,不同于美国公募基金的表现,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更重视宏观形势的追踪,公募基金具备择时能力,但择时能力尚待提高。因此,本文建议投资者参考金融压力的变化去捕捉宏观市场信息,作出相应的择时投资决策,这样更有助于优化基金的投资收益。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先提出研究的问题,阐述研究选题的背景,论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再对重要的概念进行界定。最后对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主要的创新点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概述。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综述。主要分为文献回顾和研究述评两大部分。文献回顾部分从国内外与金融压力指数提出、发展现状、构建和运用等有关的研究现状总结,拓展到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资本资产定价的理论框架、实证发展和前沿的研究进展。研究述评部分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阐述了本文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的联系。第一,从宏观、微观和溢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再界定,提出本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范畴以高发金融风险的金融市场为主体,并且金融压力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步性;第二,从金融压力指数蕴含的经济金融信息以及它对宏观经济收缩的预示作用,提出金融压力指数对资本资产定价有影响。第三章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体系和运用实证。从理论角度,对金融压力的概念、重要特征和对宏观经济发展减速的影响进行详述,对能够实时有效地反映中国金融压力的若干指标的精心选取进行了说明。从实证角度,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以及子市场指数,对已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加以实证。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的甄别。截取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新时期的样本期,划分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时期。基于前文建立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构建极高风险事件的识别指数——中国金融压力识别指数,采用马尔可夫状态模型甄别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此外,还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去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高的原因。第五章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和冲击。主要分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定价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在基金收益定价的理论部分,先梳理宏观因子与资产定价密切相关的经典理论;再剖析金融压力指数能够作为领先宏观经济周期的信号指标,反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影响资产价格走势;然后,就金融压力指数在中国基金市场中定价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最后,基于金融压力指数建立适用于中国基金市场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阐述模型理论的相关分析和假设假说。在基金收益定价的实证部分,先采用36个月滚动窗口的时间序列回归方法估计月度时变的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风险暴露βCFSI,再选择βCFSI、当期基金收益以及其他影响基金收益的因素,对未来基金收益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月度回归。研究结论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能够影响基金收益。基金-月度的βCFSI绝大部分散在[-0.05,0.05]之间,呈现出正态分布特征,这说明了CFSI指数对于公募基金的收益有很好的判别能力。并且,金融压力的风险暴露βCFSI对单个中国公募基金收益横截面有显着解释力。金融压力的风险暴露βCFSI每增加1单位,投资者需要每月约为81%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其中βCFSI>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可以获得0.32%的风险收益(年化收益为3.96%),而βCFSI<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的风险损失为-0.49%(年化损失为-5.88%)。在基金收益冲击的实证部分,先计算金融压力的冲击大小,估计金融压力冲击对基金收益的风险暴露βshock,再对未来的基金收益构建金融压力冲击贝塔βshock和其他控制变量的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最后按金融压力冲击的好坏对实证结果分组统计。研究结论是,金融压力冲击的风险暴露βshock对基金收益的冲击是显着的。金融压力冲击每增加1单位,其风险的市场价格每月增加62%73%,其中βshock>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可以获得0.2%的风险收益,年化收益为2.9%,而βshock<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的风险损失为-0.3%,年化损失为-3.6%。此外,按照好坏冲击分组后,坏冲击组风险的市场价格较高约为74%89%且显着,好冲击组风险的市场价格较低约为39%55%但不显着。其经济意义是,金融压力对基金收益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变好时,基金市场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地接受信号或者有高的风险补偿,但是当市场持续变糟糕时,投资者会要求获得更高的风险补偿。第六章是全文研究结论总结和政策建议。根据全文研究框架,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并阐述金融市场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包括:建立金融市场预警指数动态监测金融市场风险;针对主要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分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警惕金融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和传染;兼顾微观主要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审慎并重的新监管机制。总之,基于金融压力去研究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本文不仅仅只局限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本身,更首次把金融压力的测度、甄别、冲击、传导、预测和资本资产定价等等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
程斌琪[6](2019)在《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1993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开始为全球服务贸易治理提供规则框架以来,服务贸易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可。金融服务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金融科技通过数字技术革新了金融服务的提供模式,改变了生产者、消费者和贸易商的交易行为,使金融服务供求愈加依赖于数据流动,对金融服务业和世界经济环境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革。相对应地,也带来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新特征就是“数据策略性”。在以CETA为代表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金融对外开放范围更广泛,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加新颖,进行中的TISA谈判同样在向高标准靠拢。在金融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其给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和效应作出研究,有必要对以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为主的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作出分析,有必要应对金融服务部门的数字贸易规则挑战作出建议。本研究首先测度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现状,说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国别差距在加大,总体自由化水平表现出降低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外资进入壁垒有所提高,尤其是对跨境数据流限制愈加严格。与此同时,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得出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金融服务贸易成本显着偏高,且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偏低的现状。其次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金融服务市场特性、数字技术扩散以及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4个维度出发,详细阐述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即通过区块链案例说明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微观企业金融交易成本,巩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基础;通过人工智能案例说明金融科技推动中观金融产业差异化,引起金融市场由垄断向竞争转变,由此保障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贸易收益;通过大数据案例说明金融科技引发新的数字经济范式,在未来5至10年,数字技术对宏观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同时还总结金融科技会带来数据泄露、网络风险等一系列高风险因素,通过MATLAB软件进行金融监管博弈仿真模拟说明有必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总体而言,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正负两方面影响,正向影响包括导致微观成本降低、中观竞争加剧、宏观创新扩散,正向影响引起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和自由化水平提高,致使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扩大;负向影响包括泡沫、数据泄漏和技术等潜在风险,会导致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减弱,致使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缩小。最后,在实证部分,本研究以4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检验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得出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放大的结论。即当一国金融科技发展至临界水平以上时,会导致该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意愿变得更强烈;反之,在一国金融科技发展至低于这一临界水平时,封闭金融市场的意愿也会变得更强烈。说明在考虑了金融科技的影响下,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综合说明金融科技给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带来正向效应,会导致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扩大。为迎接金融科技潮流,深化我国金融服务对外开放,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用监管科技革新监管体制并开展金融科技合作;三是在平等、互利、互惠原则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贸易规则制定等。
张世慧[7](2016)在《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文中指出破产,是债务人全部资产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一种经济状况。唐以降历代王朝律令中对破产导致的债务违约问题有所规范,但实际司法审判中政府往往视为“细故”。18世纪中期,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破产案,打破了固有的债法体系,清政府开始通过增订律例的方式,规范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件。新增订的律例把部分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从普通债务规范中分离出来,使破产案开始走出细故。19世纪中后期,主要通商口岸出现了严重的倒帐案,使以往集中于局部行业的破产问题扩展整个商业领域。相比清代前中期部分区域及行业的破产案,通商口岸爆发的倒帐案规模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倒帐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处理破产案的举措。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频繁,域外破产法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肇始,清政府开始转变对破产等钱债案的审理观念,破产案彻底走出了细故。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也积极介入到破产清理中,改变以往破产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清末经济风潮的爆发导致破产案频繁发生,在实践需求的刺激下,近代破产制度初现端倪。但在此期间成文破产法——《破产律》颁布后,引起社会各界争议,最终被迫夭折,也成为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挫折。民国建立后,成文破产法并未颁布,且由于纯泰破产案纠纷,《破产律》也正式被司法部废止。为弥补成文法建设的缺憾,大理院通过“判例”、“解释例”的形式,融合中西法律与习惯,对中国近代破产制度进行建构。同时,商业实践中,伴随着政体转型、司法改革建设全面展开,破产案审理更加法制化,清理程序日益规范,清偿方式进一步公平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成文破产法,民初商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纷争。另外,民初商会还被赋予合法的商事公断权,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纠纷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破产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重要法规,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破产法立法依赖于整体法制建设的完善,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并未提上立法日程。直到1934年,随着司法建设的完备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法立法才正式展开。1935年7月《破产法》的颁布,标志着统一的近代破产法在中国正式建立。从立法内容看,1935年《破产法》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破产法案,不仅吸纳域外破产法立法理论,也充分考虑到近代中国具体经济环境和社会习惯。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该法案侧重维护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对债权人权益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综上所述,早期全球化开启了中国大转折时代,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也随之开始孕育成长。总体看,在全球化、政治转型等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下,商业活动中破产案的频繁发生,进而促使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不断吸收、融合域外破产制度,最终建立了一部具有鲜明地中国特色,深受传统力量影响的近代破产法。
刘杰[8](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表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乔龙德[9](2014)在《全面深化改革 增强竞争意识 改变协会工作方式 推进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在2014年全国建材行业协会系统工作会议暨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全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中研究表明同志们:2014年全国建材行业协会系统工作会议暨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全体工作会议是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开始步入经济增长缓速稳定的新常态的形势下召开的;也是在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处在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关键的时期召开的
赵晨[10](2014)在《动态神经网络在量化投资预测中的应用》文中认为随着金融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数据和规则的量化投资策略在中国已逐渐兴起,量化模型成为了预测市场和指导投资的有力工具。然而证券市场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利用传统的时间序列预测技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神经网络预测理论在对非线性系统的预测和建模中展现出了独有的优势。本文引入了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NARX动态神经网络模型并研究将其应用于中国股票指数的时间序列预测,并将其同传统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作比较。通过对中国股市沪深300指数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动态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预测中国股市指数序列结果的准确性优于ARIMA-GARCH模型和静态BP神经网络模型。在引入的NARX动态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股指序列的模式分类来判断股价指数是否处于阶段的“顶部”或“底部”,从而构建了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量化择时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模式分类准确性优于多元统计学的判别分析模型和基于普通静态神经网络的模式识别模型。在构建的该量化择时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此模拟了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积极型投资组合。通过计算和比较一系列组合投资业绩指标,结果表明各个业绩衡量指标结果均显示基于动态神经网络模型的投资组合优于市场指数组合,从而能成功将其应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量化投资。最后,本文通过研究行为金融的市场异常现象与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的相关关系,对其做统计检验,给出了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预测能力来源和成因的解释。
二、证券市场将现重大转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证券市场将现重大转折(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1.2.5 文献述评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6.3.2 熵值法赋权 |
6.3.3 结果分析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日本的经营》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摘要 |
第1章 引言 |
1.1 翻译实践的背景 |
1.2 翻译实践的目的和意义 |
第2章 翻译实践简介 |
2.1 内容简介 |
2.2 翻译理论指导 |
第3章 文本分析与译前准备 |
3.1 文本内容分析 |
3.2 文本类型分析 |
3.3 文本语言特点分析 |
3.4 译前准备 |
第4章 案例分析 |
4.1 标题的翻译 |
4.2 名词的翻译 |
4.2.1 专有名词 |
4.2.2 术语 |
4.3 句群的翻译 |
4.3.1 解证句群 |
4.3.2 因果句群 |
4.3.3 转折句群 |
4.3.4 并列句群 |
4.3.5 多重句群 |
4.4 小结 |
第5章 结语 |
5.1 翻译实践总结 |
5.2 问题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原文/译文对译 |
致谢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1.3.1 研究现状 |
1.3.2 研究意义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4.1 理论基础 |
1.4.2 研究方法 |
1.5 语料来源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2.1.1 词频统计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3.1.1 单句式结构 |
3.1.2 组合式结构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3.2 句类特点 |
3.2.1 陈述句标题 |
3.2.2 疑问句标题 |
3.2.3 感叹句标题 |
3.2.4 祈使句标题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4.1 引言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4.2.1 词语修辞 |
4.2.2 辞格修辞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5.2.1 明示行为 |
5.2.2 推理过程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5.3.2 语境效果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第六章 结语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 |
2.1.1 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 |
2.1.2 分形市场假说与适应性市场假说 |
2.2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与影响因素 |
2.2.1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 |
2.2.2 资本市场周期的影响因素 |
2.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 |
2.3.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周期传导机制 |
2.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依特征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识别与制度解释 |
3.1 资本市场周期的成因解析与制度背景 |
3.2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的基本特征 |
3.2.1 资本市场周期时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3.2.2 资本市场周期频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3.3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识别的模型构建 |
3.3.1 MS-AR模型的构建 |
3.3.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3.3.3 资本市场周期的区制转换特征识别 |
3.4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制度解释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制 |
4.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现实影响 |
4.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 |
4.2.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研究回顾 |
4.2.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理论机制 |
4.3 数据选择、模型构建与适用性检验 |
4.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4.3.2 TVP-VAR模型的构建 |
4.3.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4.4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时变影响机制 |
4.4.1 数量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4.4.2 价格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4.4.3 汇率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4.4.4 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机制 |
5.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现实联系 |
5.2 资本市场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分析与假设 |
5.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机制的实证检验 |
5.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5.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检验 |
5.3.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响应机制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 |
6.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分析与假设 |
6.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趋势的度量 |
6.2.1 小波分析原理 |
6.2.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6.2.3 基于小波变换的数据分析 |
6.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与未来取向 |
7.1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 |
7.2 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分歧 |
7.3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1 研究背景 |
1.2.2 研究意义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拟解决的问题 |
1.5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思路 |
1.6 研究创新与展望 |
1.6.1 研究创新和贡献 |
1.6.2 研究展望 |
第2章 研究综述 |
2.1 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理论 |
2.1.1 金融压力指数的提出 |
2.1.2 国外金融压力指数的发展现状 |
2.1.3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2.1.4 金融压力指数的运用 |
2.2 资产定价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追踪 |
2.2.1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 |
2.2.2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的变量选择 |
2.3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与金融资产的关联 |
2.3.1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理论探索 |
2.3.2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实证发展脉络 |
2.3.3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研究突破 |
2.4 研究述评与启示 |
2.4.1 金融压力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的关系 |
2.4.2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与金融压力指数的关系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金融市场视角下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3.1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理论 |
3.1.1 金融压力的解释 |
3.1.2 金融压力的重要特征 |
3.1.3 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发展减速 |
3.2 研究设计与指数构建 |
3.2.1 CFSI源指标选取 |
3.2.2 银行业贝塔的核算 |
3.3 CFSI的构建实证 |
3.3.1 CFSI的构建 |
3.3.2 金融压力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实证 |
3.3.3 金融压力的风险传导 |
3.3.4 金融压力的预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状态甄别及政策冲击 |
4.1 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塑与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 |
4.2 新时期CFSI的风险特征描述 |
4.3 新时期CFSI的极端压力识别 |
4.4 新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压力的状况甄别 |
4.5 新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压力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和冲击 |
5.1 金融压力、宏观经济运行与基金收益的关联 |
5.1.1 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资产收益的关联 |
5.1.2 基于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研究的可行性 |
5.2 基于宏观经济风险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 |
5.3 理论分析和假设假说 |
5.4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 |
5.4.1 基金数据和金融压力指标变量 |
5.4.2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贝塔 |
5.4.3 中国金融压力的贝塔与基金收益横截面回归 |
5.5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冲击 |
5.5.1 中国金融压力的冲击 |
5.5.2 中国金融压力的冲击与基金收益横截面回归 |
5.6 对比分析 |
5.7 稳健性检验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全文研究总结 |
6.1.1 第一层面 |
6.1.2 第二层面 |
6.1.3 第三层面 |
6.2 政策建议:金融市场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剖析 |
6.2.1 新常态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
6.2.2 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
6.2.3 多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的可能 |
6.3 政策建议:金融市场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 |
6.3.1 建立金融市场预警指数动态监测金融市场风险 |
6.3.2 针对主要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分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 |
6.3.3 警惕金融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和传染 |
6.3.4 兼顾微观主要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监测 |
6.3.5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审慎相结合的新监管机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6)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图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图 |
1.3 主要创新点 |
1.3.1 研究视角创新 |
1.3.2 研究方法创新 |
第2章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2.1 金融科技相关研究 |
2.1.1 金融科技的定义 |
2.1.2 金融科技的内容 |
2.1.3 金融科技发展特征 |
2.2 影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因素 |
2.2.1 比较优势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2.2.2 市场特性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2.2.3 技术进步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2.3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及对策 |
2.3.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
2.3.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的对策 |
2.4 文献述评 |
第3章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特征 |
3.1 金融服务贸易的内涵和现状 |
3.1.1 金融服务贸易的内涵 |
3.1.2 金融服务贸易的模式 |
3.1.3 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3.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及度量 |
3.2.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 |
3.2.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度量 |
3.3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
3.3.1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
3.3.2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总趋势 |
3.3.3 金融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 |
3.4 本章小节 |
第4章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 |
4.1 金融科技、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4.1.1 区块链降低金融贸易成本案例 |
4.1.2 金融科技、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 |
4.1.3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测度 |
4.2 金融科技、市场特性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4.2.1 人工智能增强金融服务差异案例 |
4.2.2 金融科技、市场竞争及贸易自由化收益理论 |
4.2.3 各国金融产业专业化的测度 |
4.2.4 全球金融行业融资及兼并情况 |
4.3 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4.3.1 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贸易自由化理论 |
4.3.2 大数据促进数字技术扩散渗透案例 |
4.4 金融科技风险及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
4.4.1 金融科技风险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 |
4.4.2 金融科技发展中潜在的风险 |
4.4.3 金融风险、金融稳定与监管博弈 |
4.5 本章小节 |
第5章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 |
5.1 研究样本 |
5.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5.3 模型设定 |
5.4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5.5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 |
5.6 金融科技冲击下的金融效率调节效应 |
5.7 稳健性检验 |
5.8 本章小节 |
第6章 金融科技时代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建议 |
6.1 厘清金融服务开放进程中的问题 |
6.1.1 多边和诸边金融服务开放的问题 |
6.1.2 区域和双边金融服务开放的问题 |
6.2 协调资本账户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
6.2.1 摸清金融服务开放的深层意义 |
6.2.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
6.3 对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建议 |
6.3.1 强化金融科技合作 |
6.3.2 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
6.3.3 鼓励金融科技促进金融业形成竞争性格局 |
6.3.4 利用监管科技革新监管体制 |
6.3.5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需遵循一定原则 |
6.4 本章小节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δ_k=6 |
附录B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δ_k=10 |
附录C 2012年主要国家金融服务差异 |
附录D 2014年主要国家金融服务差异 |
附录E 2012年主要国家保险服务差异 |
附录F 2014年主要国家保险服务差异 |
附录G 2012年主要国家附属金融服务差异 |
附录H 2014年主要国家附属金融服务差异 |
附录I 保险产业融资情况 |
附录J 支付产业融资情况 |
附录K 主要国家三大银行集中度 |
个人简介与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7)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被割裂的近代史与商业制度史研究 |
(一) 历史分期与近代性的割裂 |
(二) 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 |
(三)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
二、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史研究 |
(一) 中国近代破产法的研究 |
(二) 法令之外:中国近代破产案的研究 |
三、主要概念辨析及研究时段界定 |
四、研究思路、重难点及主要资料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债法的局部调整 |
第一节 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问题的法律规范 |
一、政府对债权的承认与保护机制 |
二、政府对放贷者索债的限制机制 |
三、错位的平衡: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制度解析 |
第二节 牙行侵欠客商案及法律调整 |
一、垄断性“官牙制”的确立与牙行侵欠客商案 |
二、从地方到朝堂:早期关注与初步应对 |
三、牙行侵欠客商例的制定与颁布 |
第三节 京城钱铺关闭案及法律规范 |
一、清代前中期钱铺的发展 |
二、“京城钱铺关闭例”的制定 |
三、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关闭例的修订 |
四、地方案件对“京城钱铺关闭例”的援引 |
第四节 广州行商商欠案及清理措施 |
一、行商贸易体制与行商商欠案 |
二、主要商行商欠案债务清理状况 |
三、从广东行商案看清代前中期的债务清理制度 |
小结 |
第二章 19世纪中后期倒帐案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的倒帐案 |
一、倒帐案的主要表现 |
二、倒帐案爆发的主要原因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倒帐案的应对与清理 |
一、倒帐问题的社会建议与地方性宏观政策 |
二、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倒帐案的审理 |
三、政务思维下倒帐案审理的影响 |
第三节 中西语境中破产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一、19世纪前中西语境中的“破产” |
二、19世纪中后期域外破产知识的引介 |
小结 |
第三章 清末破产制度建设的尝试与顿挫 |
第一节 商政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转变 |
一、破产案审理观念的新变化 |
二、商部(农工商部)、商务局与破产案审理 |
三、商事审判制度变革与破产案审理 |
第二节 制定法的尝试:《破产律》颁布与夭折 |
一、《破产律》的酝酿与颁布 |
二、《破产律》的立法纲领、内容与特点 |
三、《破产律》颁布后的舆论及商界争议 |
四、《破产律》夭折及原因探析 |
第三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调处与规范 |
一、商会对破产案件介入的合法性 |
二、商会与破产案的和解 |
三、商会参与官府(审判厅)破产案审理 |
四、商会与破产案中商人权益的保护 |
第四节 清季商业实践中新式破产制度的孕育 |
一、清季经济风潮中的破产案 |
二、破产专门清理机构的初步设立 |
三、破产公平清偿制度的尝试 |
四、破产“重整制度”的雏形 |
五、独特清理制度:彩票与破产案清理 |
小结 |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破产制度的新旧过渡与纷争 |
第一节 民初纯泰钱庄案与《破产律》适用的争议 |
一、民初部分地区对《破产律》的援用 |
二、纯泰钱庄破产案的争议 |
三、《破产律》的废止 |
第二节 大理院与破产制度的建构 |
一、关于破产发生、法源及法律效力的界定 |
二、破产财团及相关特别权利的规定 |
三、破产清偿制度的规范 |
第三节 商业实践中近代破产制度的萌芽 |
一、司法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变革 |
二、破产清理程序的规范化 |
三、破产清偿的公平、合理化 |
第四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公断及审判 |
一、商会与破产案的公断 |
二、破产案审判中商会与司法机关的合作 |
第五节 破产案中新旧制度的冲突与争议 |
一、破产抵押权、撤销权的纷争——以敦康颜料案为中心 |
二、破产案中股东责任的争议——以民生伞厂案、新世界案为中心 |
小结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文破产法的建立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破产案审理的新变化与纷争 |
一、法制建设与破产制度相关规范的颁布 |
二、新式企业破产清理与破产制度进一步孕育 |
三、商业实践中破产案的新纷争 |
第二节 商会商事仲裁权调整与破产案的清理 |
一、商会商事公断机构存废之争 |
二、商会参与破产纠纷的新变化 |
三、商会参与破产纠纷新变化的解析 |
第三节 1935年《破产法》的立法背景及过程 |
一、破产法立法条件的成熟 |
二、破产法立法的紧迫经济需求 |
三、破产法的立法过程及各方争议 |
第四节 1935年《破产法》立法内容与总体特点 |
一、《破产法》的主要内容 |
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破产法》立法的总体特点 |
小结 |
结语: 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成长逻辑 |
附录一: 《破产律》 |
附录二: 《大理院判例全书·破产法》 |
附录三: (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 |
附录四: 《中华民国破产法》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结语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全面深化改革 增强竞争意识 改变协会工作方式 推进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在2014年全国建材行业协会系统工作会议暨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全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一、两年来主要工作的回顾 |
(一) 紧紧扭住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不放手 |
(二) 联合会与省市建材协会、副会长单位和专业协会形成了“联手合作”的工作新局面 |
(三) 联合会系统坚持“两个果断”、“两个坚定不移”的改革发展方向, “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半完成 |
二、当前建材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 |
(一) 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转型升级步履艰难 |
(二) 新兴产业发展步伐缓慢、技术研发与储备均不足, 制约瓶颈尚未突破 |
(三) 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乏力、兼并重组徘徊不前, 发展布局亟待调整 |
(四)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压力剧增, 有效的主动措施不足, 半数以上企业未能达标 |
(五) 行业协会面临与政府脱钩的改革, 竞争意识有待加强、工作方式亟待改变 |
三、着力转变发展方式, 聚焦主要矛盾和瓶颈, 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 |
(一) 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提和根本 |
(二) 全行业和协会工作的主线要聚焦主要矛盾和瓶颈, 坚持五个“紧扣”, 努力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 |
1. 紧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主线, 实现结构调整向纵深转折, 真正形成“两翼齐飞” |
2. 紧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制约发展的瓶颈不放手, 创新“三新”撬开瓶颈、打开通道, 奠定结构调整向纵深转折的基础 |
3. 紧扣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加快国内兼并重组步伐和加快资本“走出去”的步伐, 实现发展布局的调整和资源利用率的提升 |
4. 紧扣节能减排, 创新机制, 建立服务产业链, 及早推进绝大多数企业达标 |
5. 紧扣协会体制和工作方式的改革, 确立市场化、企业化运行机制, 奠定生存与发展基础 |
(三) 关于编制建材工业“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框架、目标与工作要求 |
1.“十二五”圆满收官, 积极谋划“十三五”规划 |
2.“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 |
3.“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与工作要求: |
(10)动态神经网络在量化投资预测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量化投资预测模型的发展 |
1.2.2 神经网络的发展 |
1.2.3 神经网络股市预测模型的研究现状 |
1.3 本文研究内容与体系结构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3.2 论文的体系结构 |
1.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量化投资策略与预测模型研究 |
2.1 量化投资策略概述 |
2.1.1 量化投资策略概念 |
2.1.2 量化投资的特点和优势 |
2.2 量化投资中的神经网络模型研究 |
2.2.1 神经元与神经网络 |
2.2.2 神经网络激活函数 |
2.2.3 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 |
2.2.4 神经网络原理及其特点 |
2.2.5 BP神经网络算法 |
2.3 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量化投资的优势与局限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动态神经网络在股市预测中的应用 |
3.1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 |
3.1.1 动态神经网络概述 |
3.1.2 NARX动态神经网络 |
3.2 研究对象与评价标准 |
3.2.1 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
3.2.2 研究结果评价指标 |
3.3 动态神经网络预测实证研究与比较 |
3.3.1 基于ARIMA-GARCH模型的预测分析 |
3.3.2 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分析 |
3.3.3 基于NARX动态神经网络的预测分析 |
3.3.4 三种模型预测结果的比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动态神经网络模式分类在投资交易择时中的应用 |
4.1 分类模型和方法概述 |
4.1.1 判别分析 |
4.1.2 神经网络模式分类模型 |
4.2 一种基于NARX动态神经网络的模式分类新方法 |
4.2.1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 |
4.2.2 学习验证数据已知分类的指派 |
4.2.3 模型的构建和结果分析 |
4.3 参数调整与改进 |
4.3.1 隐含层节点数的选取 |
4.3.2 动态时滞N值的选取 |
4.3.3 对分类结果数据的调整 |
4.4 分类结果的综合比较 |
4.4.1 多元统计分析判别分析法与动态神经网络的结果比较 |
4.4.2 静态神经网络模式分类法与动态神经网络的结果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积极型投资组合的构建与分析 |
5.1 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 |
5.1.1 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方法 |
5.1.2 基于动态神经网络投资组合的构建和管理 |
5.2 投资组合收益率分析 |
5.2.1 收益率结果分析与比较 |
5.2.2 收益率分布的Kolmogorov-Smirnov检验 |
5.3 投资组合的业绩评价指标 |
5.3.1 α与β值 |
5.3.2 夏普比率 |
5.3.3 风险价值修正的夏普比率 |
5.3.4 信息比率 |
5.3.5 最大回撤 |
5.4 投资组合的业绩归因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的解释及其检验 |
6.1 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有效性 |
6.2 行为金融学与非理性行为概述 |
6.3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的行为金融学解释与检验 |
6.3.1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与“反应过度”的关系与检验 |
6.3.2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与“处置效应”的关系与检验 |
6.3.3 动态神经网络模型有效性与“参考点”的关系与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 |
7.1 基本结论 |
7.2 存在不足 |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附录 |
实证结果及数据分析 |
本文相关程序源代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证券市场将现重大转折(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日本的经营》翻译实践报告[D]. 潘逸洲.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02)
- [3]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D]. 张晗.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D]. 朱莎.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D]. 程斌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D]. 张世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9]全面深化改革 增强竞争意识 改变协会工作方式 推进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向纵深转折——在2014年全国建材行业协会系统工作会议暨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全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乔龙德. 砖瓦世界, 2014(12)
- [10]动态神经网络在量化投资预测中的应用[D]. 赵晨. 复旦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