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观念的现代化与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

一、观念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唐丕跃^[1]（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提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鞠斐^[2]（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道琦丹珠^[3]（2020）在《草原湿地牧民生计现状研究 ——以玛曲县阿万仓镇为例》文中认为草原湿地大多分布于高海拔、高寒地带,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干扰对其产生的影响远较一般地区的要快和剧烈。早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草原湿地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普遍出现了湿地和草地萎缩、沙漠化和盐渍化、径流量减少、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对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流域的生态安全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也对生活在草原湿地上的牧民的生计方式有着很大的改变影响。近年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快了牧区生计方式的变化,随着国家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坐落在天下黄河第一湾的黄河首曲草原湿地迎来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机遇。黄河首曲草原湿地区是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承担着构建黄河、长江上游国家安全生态屏障的战略重任,而阿万仓草原湿地是以我国着名湿地若尔盖、尕海、曼扎唐湿地为主的黄河首曲草原湿地的核心区。但是在此之前由于很多项目都无法落地实施,草原奖补、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难以调动区域内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生态保护与稳定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处于保生态与促增收的两难境地。因此草原湿地牧民因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矛盾而选择适应的生计方式值得调查研究。笔者通过对生活在黄河首曲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的玛曲县阿万仓镇牧民基本生计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阿万仓镇牧民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对牧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五种生计资本进行界定,对生计状况进行分析,得到的调查结果表明阿万仓镇牧民生计总体水平较低,各项资本的差异较大,生计资本比较脆弱,由于社会资本调研难度大,数据获取质量不高,所以并没有将社会资本在本次论文中进行研究。基于这些方面,思考草原湿地牧民生计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为其他草原湿地牧民的发展提供参考。

杨欢^[4]（2020）在《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核心区与边疆地区的“核心-边缘”发展结构逐渐形成与强化。“核心-边缘”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方面边疆地区处在国家权力运行的末梢,边疆地区民众对于国家的感知较弱,影响其国家认同;经济方面边疆地区发展滞后于国家核心区,这种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不能为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构建提供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得边疆地区民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影响其国家认同;文化方面,边疆地区没有成熟的现代文化支撑现代国家认同构建。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核心-边缘”结构开始消解,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受到“核心-边缘”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核心-边缘”结构的消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全球化的发展又为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带来了新的挑战:国界的开放削弱了边疆地区民众的“国籍意识”,国界职能的转变也使得诸多来自国际的因素开始对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造成冲击。另外,邻国因素也成为影响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邻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其行为会对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邻国边疆地区民众与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利益对比也会影响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尽管中国的陆地边疆地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也同样具备普遍意义上陆地边疆地区的地理特征,其民众的国家认同也受到陆地边疆特殊的地理空间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政治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方法与层次分析方法,在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国界因素及邻国因素如何影响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试图为中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寻找一些解决方法。

苏杰^[5]（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路宏^[6]（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刀建豪^[7]（2019）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及指标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的时代是治理的时代,需要各部门的参与和配合,注重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为社会提供良好公共服务产品的时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遵循着民族自治制度的框架来进行本地区的综合治理。本文通过学习和总结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探讨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义组成和评价结果。通过厘清内涵,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状况分析打好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提炼出了专家学者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些理论成果,通过一系列的梳理和升华阐发,增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权威。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在提升治理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市场、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成绩不容忽视,例如公共服务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公共政策水平明显提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程度较低、政府职权职能更新太慢,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太局限,地方治理资源落后有限,边疆治理的转型和重构进程缓慢,使得政府的治理职能难以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治理环境的特殊性。究其原因是治理主体现对代治理理念学习和贯彻不够、治理手段创新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乏力、信息化水平较低等诸多方面有所欠缺。从总体上看,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现代化发展初期尚处在一个较低的状态,治理水平层次还属于初级水平。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道路。根据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相关要素构成和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能够探索构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目标得以实现,且应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本文运用多种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分析方法,以此为促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提出建设性意见。我们不仅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还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和其他政策框架。因此,面对宏观形势,要以服务型、法治型和信息化政府为基本方向,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基层组织自治,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禄开辉^[8]（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王俊平^[9]（2018）在《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业迅猛发展,游客的到来引起了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不同程度的变化并最终通过文化进行综合反映。然而,由于各个旅游目的地自身条件和环境的差异,游客类型、行为方式等的不同,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程度以及影响因素则不尽相同。文化变迁多数都根据“变”抑或“不变”角度来研究并毫无置疑地认为是由于旅游发展推动着文化的变迁。然而,与其它事物一样,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种常态,外力的作用有可能引导并改变文化变迁的速度、程度和方向,甚至是性质的改变,旅游产业作为一种和平而独特的产业形式,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综合效益应该得到关注。论文以西南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旅游产业及其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学、人类学、旅游学等相关的理论为支撑,进行经济学、管理学和旅游学交叉研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政府和旅游部门的档案文件和田野调查,研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在旅游业推动下,经济社会发展及旅游业的特殊性对于文化演变的影响。尝试通过模型构建及数据分析,揭示旅游发展与文化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民族文化在遭遇旅游业背景下形成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异文化交往的过程中,自我发展、更新及转型的机理,以期能更准确客观地把握民族地区文化演变和重构的性质、维度和程度,为该区域的全面发展提出理论支撑和实践框架。具体来看,论文选取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所辖的14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3个地级市为研究的具体范围,通过的“提出问题——理论与定性研究——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结论分析”的逻辑思路,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分析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文化变迁的机理并尝试建立理论模型;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取相关数据;通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问卷的质量检验、因子分析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测评;运用回归分析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文化涵化是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文化变迁的主要类型旅游进程中的文化变迁通过何种机理来实现?这种变迁有什么特点?最终对目的地及文化本身会带来什么结果?基于文化学、人类学中的“主”“客”关系和文化涵化的逻辑起点,从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现实性主客关系、异文化的“来”向传播给目的地文化变迁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切入,分析由此产生的文化涵化实践。文化涵化导致原有文化发生了文化“边缘化”、文化“抗拒”、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的四种结果。由于文化“边缘化”在旅游发展中不具有实践意义,因此,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涵化为文化“抗拒”、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三种不同的结果。2.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变迁具有综合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民族文化的各个层次并不是同时发生变迁的,首先从最活跃的表层的物质文化开始,然后带动其它文化要素变迁。分析数据表明,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影响下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并且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对287份样本综合分析显示,接近95%的样本表明民族文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横向来看,28测项的变迁程度不尽相同,平均值为2.851,最大值3.516,最小值2.233。物质文化变迁最显着,精神文化相对最稳定。总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但位于表层的物质文化的变迁最明显,变迁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而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迁则要缓慢一些。3.旅游发展以正向影响为主促进民族文化朝现代化方向不断演化旅游发展促进民族文化朝着同质化、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不断演化。文化一直处于不断运动中,旅游发展影响其演化的规律和特征。借助相关理论以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从旅游发展所包含的目的地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和居民发展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及其所包含的7个维度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旅游发展促进民族文化正向发展变迁,以目的地经济发展对其影响为主导,推动民族文化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发展演化。4.“参与式”发展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具体实践旅游发展影响下文化变迁的综合多元性是目的地居民诉求的全方位体现,他们之于民族文化有着“功利性”和“自我认同”两个基本诉求,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这一基本诉求实现的最终结果,“参与式”发展是这一基本诉求保持平衡并最终实现的有效途径。西南民族地区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生存权、发展权处于弱权或无权状态,不仅使得他们在旅游利益主体相互博弈中处于劣势地区,也使基本诉求失衡,从而改变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趋势。基于这一现实形态,借助“赋权”理论,提出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增权”,通过在旅游参与中树立愿景和使命、利益等激励驱动、民族精英的引领形式,实现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再实践。论文主要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突破。在研究视角方面,一是以旅游目的地居民这一民族文化主体为视角研究,能使对于文化变迁维度、程度的研究结论更加接近客观状态,突出了“我的事情我做主”的原则。克服了基于旅游者、旅游企业或政府管理部门等“客体”角度看待民族文化变迁的片面性和碎片化的不足。同时基于目的地居民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实践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二是以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克服了旅游发展“正面”或“负面”的二元价值判断,能更加全面地评价旅游产业的意义和作用。二元价值的判断隐含着消极意义,而变迁更加客观地看待整个发展过程,同时表达出“旅游发展是目的地居民所期待的、需要的”现实境况,突出了目的地居民在权衡得与失后的判断以及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变迁是在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旅游利益主体之间通过网络系统作用下的资本、场域和惯习等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或妥协或对抗。这一过程推动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能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起到较好的引导。在研究方法上,在文献资料研究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法获取区域旅游发展进程中文化变迁的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对文化变迁进行量化研究,运用回归法分析验证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影响机理。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旅游发展成为变迁的主要加速器,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是“文化到底变迁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文章在目的地居民对文化变迁感知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专家级学者的打分,尝试了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在研究结论上,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最终在理论上形成了旅游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从实践层面提出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具体措施。在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变化程度和与旅游业的“距离”有关。位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与旅游发展直接接触并位于“首发”位置,最先发生变迁且变迁程度最深。最稳定的是位于内核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则处于二者中间。在旅游发展诸多因素之中,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最为突出,而目的地居民发展的影响最微弱。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趋势与质量,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与弘扬的具体实践。根据目的地居民目前参与旅游发展的现实状态,结合“增权”理论,提出了通过树立发展的愿景与使命,应用利益等驱动形式,加上社会精英的引领作用实现西南民族地区面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再实践。总而言之,论文以目的地居民及文化变迁为视角,以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旅游之于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意义,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旨在根据这些规律和特点探讨西南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王文彦^[10]（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二、观念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观念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草原湿地牧民生计现状研究 ——以玛曲县阿万仓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及指标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8）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观念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草原湿地牧民生计现状研究 ——以玛曲县阿万仓镇为例[D]. 道琦丹珠.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4]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D]. 杨欢.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 [7]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及指标体系构建[D]. 刀建豪. 云南大学, 2019(02)
• [8]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变迁研究[D]. 王俊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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