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群众有尊严地投票（论文文献综述）
代博宇[1]（2021）在《德阳市鄢家镇推行村民议事代表制度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卿子茹[2]（2021）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加勒比通史》第五卷（第七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亦不断深入,让中国人了解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文化至关重要。因此,翻译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文献也具有重要意义。本翻译实践报告是基于英文材料《加勒比通史》第五卷第七章——古巴革命及其对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本报告分析了如何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做出调整,确保译文表达的准确性,客观性与可读性。在词汇层面,笔者采用了词义引申、词性转换、增译与归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得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在句法的分析上,为实现预期翻译目的,笔者运用了调整被动句、调整句子结构和拆分句子的翻译方法来处理原文中的被动句、长难句。在语篇方面,译者主要从篇章的衔接连贯着手,分析如何实现译文的可读性。通过以上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的调整,达到了翻译目的,希望能够为研究加勒比地区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价值。
任静[3]（2020）在《马克思群众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立场是马克思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坚定群众立场,牢固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遵循。从理论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实践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发挥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群众观进行了探究:第一,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一是从历史维度探寻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30至40年代的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还有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在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巨大力量。二是从理论维度探寻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想,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都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第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梳理了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在各阶段的群众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萌发、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一是孕育萌发时期,即从少年时代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群众仅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虽然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认识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依然信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初步形成时期,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神圣家族》。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下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清算,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并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明确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一论断。三是发展成熟时期,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了群众观,并实现了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对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四是深化发展时期,即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时期,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并对人类解放历程进行了探索,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表明了实现群众解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群众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为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提供了历史支撑和理论线索。第三,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一是剖析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是群众,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指的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动,所以群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二是阐释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群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且马克思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将群众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指明了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实现路径,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研究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观点,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群众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群众观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指导党的伟大事业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将一以贯之地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郑宁宁[4]（2020）在《新时代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风文明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三农”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和保障。就此而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思路的背景下,尽管湘西州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农民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乡风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比较而言,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质量不令人满意,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和提升。近年来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进程、总体效果和质量如何?农村移风易俗树文明乡风存在哪些短板、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陈规陋习等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遏制?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中面临哪些新困惑和新困难?如何进一步提升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系统的调查和研究。通过查找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工作的相关文献,以及对湘西州各县市、乡镇乡村进行实地调查,以及对州县文明办、乡镇党委、“村支两委”及其农民进行访谈,就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现状、问题进行调查,发现近年来湘西州农村人居环境、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乡风民风较之过去有了较大地改观,但总体上讲,成效只是初步的,质量是低水平的。目前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陈规陋习顽疾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农村移风易俗与全面小康建设不协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风表象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弱化虚化。调查分析也了解到,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基层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文明乡风建设主体内生动力发挥不够充分、乡风文明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非均衡发展等严重制约、影响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新时代湘西州提升乡风文明建设质量应立足于四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乡风文明建设是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乡风文明建设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乡风文明建设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关键所在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的常态化体制机制,包括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的宣传发动部署体制机制、乡风文明建设项目化推进实施体制机制、乡风文明建设督查与第三方考核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群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主要从完善村规民约与健全“三会两禁”公益机构、进一步加强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道德风尚评议和模范典型奖励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乡风文明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均衡发展,重点是强化基层党组织乡风文明建设的政治核心作用、构建完善乡风文明与全面小康建设的协同机制、健全基层党组织乡风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度。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精神、价值、道德层面的时代要求,是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内涵,提升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意义重大。新时代湘西州提升乡风文明建设质量问题的研究,清晰地展现了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总体效果和质量水平,摸清了湘西州农村移风易俗树文明乡风存在的短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乡村陈规陋习的遏制情况,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中面临的新困惑和新困难等等情况,可以提高人们充分认识、准确把握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克服关于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问题上的盲目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提升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新思路和对策,为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职能部门及基层工作人员提供指导、参考和借鉴。
笪玲[5]（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严毓棋[6]（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刘燕妮[7]（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李卫卫[8]（2020）在《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探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认为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2019年6月19日开始生效实施的自愿协助死亡法案,是当今最新的积极安乐死法案,是迄今为止关于安乐死在法律的实体和程序方面规定最为详细的法案。笔者详细翻译了维多利亚州的自愿协助死亡法案,为探讨安乐死问题提供了新的法律参考。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立法进程,并分析了立法背后的原因。其次,详细介绍了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内容:获得自愿协助死亡的条件限制、自愿协助死亡的申请和许可证制度、自愿协助死亡的获得和监督、自愿协助死亡的审查委员会制度、关于犯罪的界定和相关法律的修订。然后,结合其他国家的安乐死立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了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在法律移植方面的立法经验,并且分析了该法案的立法缺陷。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最新性和系统性值得称赞和学习,但并不是其他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律都可以生搬硬套地拿来照抄,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成熟的立法条件是自愿协助死亡法案在维多利亚州生效和实施的基础:如优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系统的医疗保障体系、高水平的姑息治疗条件、完备的法律体系、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念等。而我国是一个地域差异很大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人口大国,目前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医患矛盾突出,变革社会观念困难,安乐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大争议,实现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鉴于我国当前经济文化现状,大规模全方面地进行安乐死立法和实施,难免过于莽撞,目前我国不宜进行安乐死立法。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根据立法条件的成熟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予以考虑:第一阶段:待条件初步成熟后,采取特殊减轻的处理模式;第二阶段:待条件充分成熟后,仍然要谨慎对待,采取试点推进的方式。在试点地区立法的具体内容方面,一定要明确限定适用条件,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制定严格的各种监督条款,严格界定法律责任。
李敏[9]（2019）在《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文中提出经过40年的稳定发展,我国逐步化解了人们物质文化需求增长和供应短缺之间的矛盾,人均财富大大增加,人民的获得感日益增强,但同时我们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的挑战。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如分配不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矛盾的主要方面展开,因此,我们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包括共享发展理念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又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而且本身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非均衡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思。如何实现共享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共享发展离不开制度,共享发展在实践中所遭遇到的诸多难题和困境,实际上与制度缺失和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制度既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还是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共享发展问题是制度问题。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变,更凸显了制度的举足轻重与不可缺失。从共享发展的本质看,共享发展就是要实现重视人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而制度则是调整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形式和内生变量,制度在社会稳定和共享发展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因而,实现共享发展问题必须纳入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有效和科学的解决。也就是说,要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构建促进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依靠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保障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力求从制度的维度科学分析当前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探讨如何通过制度的建构和完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促进共享发展的实现。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发展的核心理念,共享发展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历史上人们对于共享理念的追求、表达和制度的创设,才为我们今天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制度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共享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制度的功劳,这是由制度的特性及其功能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失误也有制度的原因,即制度也是阻碍共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共享发展的制度建构中存在着制度体系结构失调、功能失效和价值失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制度作用的发挥。现存的制度困境需要我们从制度的层面去研究和解决问题,从制度架构方面进行整体布局,依据科学的方法论和原则,衡量和调整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做好既有制度的清理和纠偏工作,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共享发展的制度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联动,必须通过整体部署推动共享发展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从制度设计和运行层面进行科学规划,使制度的实施与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内容相符合,另一方面要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对各个领域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其在内容上相互衔接和配合,最后还要注重制度伦理建设,重塑制度价值观念。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总体逻辑结构如下:为什么要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靠什么实现共享发展（制度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内在要求）——制度在保障共享发展实现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制度体系的结构失调、功能失效和价值失衡）——如何完善制度以实现共享发展（畅通制度运行机制、完善制度子系统和重塑价值观念）。
肖新平[10]（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二、让群众有尊严地投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让群众有尊严地投票（论文提纲范文）
（2）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加勒比通史》第五卷（第七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Source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3 Layout of the Translation Report |
| Chapter two Translation Procedure |
| 2.1 Prepar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
| 2.2 Source Text Analysis |
| 2.2.1 Source Text Analysis from Lexical Level |
| 2.2.2 Source Text Analysis from Syntactic Level |
| 2.2.3 Source Text Analysis from Textual Level |
| 2.3 Translation Process |
| 2.4 Proof-reading |
| 2.4.1 Self-prof-reading |
| 2.4.2 Proofreading by others |
| 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
| 3.1 Introduction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
| 3.2 Main Concepts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
| 3.2.1 Horizon of Expectation |
| 3.2.2 Appealing Structure |
| 3.2.3 The Role of Readers |
| 3.3 Feasibi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Caribbean |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 |
| 4.1 Lexical Translation Based on Reception Aesthetics |
| 4.1.1 Semantic Extension |
| 4.1.2 Conversion of Parts of Speech |
| 4.1.3 Amplification |
| 4.1.4 Domestication |
| 4.2 Syntactic Translation Based on Reception Aesthetics |
| 4.2.1 The change of voice |
| 4.2.2 Adjust the Syntactic order |
| 4.2.3 Reiteration |
| 4.2.4 Devision |
| 4.3 Textual Translation Based on Reception Aesthetics |
| 4.3.1 Cohension |
| 4.3.2 Coherence |
| 4.3.3 Readability |
| Chapter five Translation Project Assessment |
| 5.1 Supervisor's Assessment |
| 5.2 Client's Assessment |
| 5.3 Peer's Assessment |
| Chapter six Conclusion |
| Acknowledgement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
（3）马克思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阶级分析法 |
| 1.3.3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 |
| 2.1 马克思群众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伴随着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 |
| 2.1.2 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
| 2.1.3 工人运动的兴起凸显群众的力量 |
|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借鉴 |
| 2.2.1 欧洲人文主义精神 |
| 2.2.2 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 |
| 2.2.3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 |
| 2.2.4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
| 第3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与发展 |
| 3.1 马克思群众观的孕育萌发 |
| 3.1.1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 |
| 3.1.2 自我意识的觉醒 |
| 3.1.3 从追求“精神自由”到关注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 |
| 3.2 马克思群众观的初步形成 |
| 3.2.1 初步阐释群众是政治主体 |
| 3.2.2 发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 |
| 3.2.3 初步对群众主体地位做全面论证 |
| 3.2.4 明确提出群众是历史主体 |
| 3.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成熟 |
| 3.3.1 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归结为“实践” |
| 3.3.2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群众观 |
| 3.3.3 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
| 3.4 马克思群众观的深化发展 |
| 3.4.1 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总结中得到深化发展 |
| 3.4.2 马克思群众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 |
| 3.4.3 人类解放历程的探索 |
| 第4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群众的内涵 |
| 4.1.1 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 |
| 4.1.2 群众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 |
| 4.1.3 群众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 |
| 4.2 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2.1 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 4.2.2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4.2.3 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 |
| 4.2.4 历史人物的作用 |
| 4.3 群众的解放 |
| 4.3.1 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是实现群众解放的前提 |
| 4.3.2 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是实现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 |
| 4.3.3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 |
| 4.3.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群众解放的路径 |
| 4.3.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 |
| 第5章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意义 |
| 5.1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5.1.1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5.1.2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标准 |
| 5.1.3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5.1.4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 5.1.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5.2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 |
| 5.2.1 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凸显 |
| 5.2.2 群众利益得到保障 |
| 5.2.3 依靠群众创造了历史伟业 |
| 5.2.4 群众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新时代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概述 |
| 第一节 乡风文明与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 |
| 一、乡风文明的提出过程及内涵 |
| 二、乡风文明建设内涵及其特征 |
| 三、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的历程 |
| 第二节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的重要性 |
| 一、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 |
| 二、维持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
| 三、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的目标 |
| 一、农民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
|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显着增强 |
| 三、农村移风易俗与全面小康建设协调发展 |
| 四、农村文明理事的社会风尚基本形成 |
| 第二章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调查与研究 |
| 第一节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调查的设计 |
| 一、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调查实施方案 |
| 二、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主要成效和经验 |
| 第二节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农村陈规陋习顽疾仍不同程度的存在 |
| 二、农村移风易俗与全面小康建设不协同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风有待加强 |
|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有待完善 |
| 第三节 影响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主要原因 |
| 一、农村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
| 二、基层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体制机制尚未形成 |
| 三、文明乡风建设主体内生动力发挥不够充分 |
| 第三章 新时代湘西州提升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对策 |
| 第一节 进一步提高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
| 一、乡风文明建设是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 |
| 二、乡风文明建设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三、乡风文明建设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关键所在 |
| 第二节 进一步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的常态化体制机制 |
| 一、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的宣传发动部署体制机制 |
| 二、完善乡风文明建设项目化推进实施体制机制 |
| 三、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督查与第三方考核体制机制 |
| 第三节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群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
| 一、完善村规民约与健全“三会两禁”公益机构 |
| 二、进一步加强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建设 |
| 三、大力推进农村道德风尚评议和模范典型奖励 |
| 第四节 进一步促进乡风文明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均衡发展 |
| 一、强化基层党组织乡风文明建设的政治核心作用 |
| 二、构建完善乡风文明与全面小康建设的协同机制 |
| 三、健全基层党组织乡风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度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调查问卷 |
（5）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6）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格非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 |
| 第一节 感觉、经验、理论:格非历史意识的由来 |
|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语言踪迹 |
| 第三节 小说的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 |
| 第四节 无边的意识与有限的写作 |
| 第三章 挑战者身份的认同与阴影——以格非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
| 第一节 为自我创造历史——挑战秩序与隐藏介入 |
| 第二节 为历史寻找形式——历史意象与抒情语言 |
| 第三节 抒情的极限——游戏、欲望与汉语韧性问题 |
| 第四章 失败者的自觉——格非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困境 |
| 第一节 代际的断裂或连续——时代文化氛围与个人文学表达 |
| 第二节 虚无感的始末——论《敌人》《边缘》的恐惧与孤独主题 |
| 第三节 主体反思之难——以《欲望的旗帜》中的死亡与爱情为例 |
| 第四节 失败者的出路——通过反讽对话 |
| 第五章 弃权者的精神史——略论格非新世纪历史题材小说 |
| 第一节 80年代的故事:对理想主义的追忆与反思 |
| 第二节 “江南”历史的寓言:乌托邦精神的母系传承 |
| 第三节 “别处”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底层个人史书写 |
| 余论:弃权者的“假面”——关于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格非未结集作品二种 |
| 附录二:格非创作年表(1985年—2019年) |
| 后记 |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探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及意义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的立法背景 |
| 第一节 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的立法进程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的立法原因分析 |
| 一、允许自愿协助死亡的国际趋势 |
| 二、反对派的理由被逐渐削弱 |
| 三、地方政治环境的改善 |
| 第二章 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内容 |
| 第一节 申请获得自愿协助死亡的条件限制 |
| 第二节 自愿协助死亡的申请和许可证制度 |
| 一、自愿协助死亡的申请程序 |
| 二、自愿协助死亡许可证制度 |
| 第三节 自愿协助死亡的获得和监督 |
| 一、获得自愿协助死亡 |
| 二、维多利亚州民事和行政法庭(VCAT)的审查 |
| 三、通知和责任保护 |
| 第四节 自愿协助死亡的审查委员会制度 |
| 一、自愿协助死亡审查委员会 |
| 二、统计信息的记录和报告制度 |
| 第五节 相关犯罪行为的明确界定和配套法律的修订 |
| 一、犯罪行为的规定 |
| 二、配套法律的修订 |
| 第三章 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立法经验 |
| 第一节 安乐死立法在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 |
| 一、适用主体的范围太宽泛 |
| 二、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范 |
| 三、欠缺姑息治疗措施的配套规定 |
| 四、缺乏精神病学评估 |
| 五、报告数据不全面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州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 |
| 第三节 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的立法缺陷 |
| 一、适用标准不客观,主观因素难以衡量 |
| 二、审查委员会形同虚设 |
| 三、程序性规定过于宽松,难以确保有效控制 |
| 第四章 自愿协助死亡法案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探索在中国实现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
|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 |
| 二、提高姑息治疗水平 |
| 三、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法律 |
| 第二节 特殊减轻的处理模式和试点推进的方式 |
| 第三节 在试点地区的立法建议 |
| 一、明确限定适用对象 |
| 二、制定严格的申请和核准程序 |
| 三、明确规定安乐死的执行方式和药物 |
| 四、设定中止和终结程序 |
| 五、明确界定法律责任 |
| 六、设定法律监督条款 |
| 七、提供法律救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研究的框架及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享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
| 一、共享发展的概念 |
| 二、共享发展的内涵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社会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二、西方社会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思想 |
|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享发展思想和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现实依据 |
| 一、共享发展是引领发展的核心理念 |
| 二、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积极回应 |
| 三、共享发展的实现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
| 第二章 制度是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 |
| 第一节 制度概述 |
| 一、制度的概念 |
| 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 三、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 |
| 一、制度为共享发展提供统筹协调保障 |
| 二、制度为共享发展提供实现条件保障 |
| 三、制度为共享发展提供具体实施保障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 |
| 一、经济制度创新与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
| 二、政治制度创新与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
| 三、社会制度创新与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
| 四、文化和生态制度创新与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
| 第三章 共享发展的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结构失调 |
| 一、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结构失调表现 |
| 二、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结构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功能失效 |
| 一、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功能失效表现 |
| 二、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功能失效的成因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价值失衡 |
| 一、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价值失衡表现 |
| 二、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价值失衡的原因 |
| 第四章 共享发展制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和目标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制度建构的方法论选择 |
| 一、系统论 |
|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
|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
| 四、科学分析法 |
| 五、批判与建设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 |
|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 |
| 二、公正原则 |
| 三、法治原则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制度建构的目标 |
| 一、共享发展制度体系的内容 |
| 二、共享发展制度体系的特征 |
| 第五章 共享发展制度建构的路径 |
| 第一节 畅通制度运行机制 |
| 一、优化制度设计 |
| 二、完善制度实施机制 |
| 三、健全制度考核评价机制 |
| 第二节 完善制度子系统 |
| 一、经济制度子系统的完善路径 |
| 二、政治制度子系统的完善路径 |
| 三、社会制度子系统的完善路径 |
| 第三节 重塑价值观念树立制度权威 |
| 一、加强制度正义性的机制建设 |
| 二、强化制度意识和制度思维 |
| 三、加强制度文化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 四、结论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让群众有尊严地投票（论文参考文献）
- [1]德阳市鄢家镇推行村民议事代表制度案例研究[D]. 代博宇.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加勒比通史》第五卷（第七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卿子茹.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群众观研究[D]. 任静. 辽宁大学, 2020(07)
- [4]新时代湘西州乡风文明建设质量提升研究[D]. 郑宁宁. 吉首大学, 2020(03)
- [5]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6]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8]维多利亚州自愿协助死亡法案探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李卫卫.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12)
- [9]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D]. 李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