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繁为简 创新致用——思科演绎全方位网络应用与服务（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鲍新则[2]（2019）在《论刑事违法性》文中研究指明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自苏俄刑法将这两个概念传入我国以来,都给予了其积极的评价意义,两者均为成立犯罪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刑事违法性与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如出一辙,都强调定罪量刑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视为是一个“坏孩子”,学界名流尝试以法益概念替代之,但法益概念的尴尬之处恰恰在于其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却成为了排除犯罪体系之外的一个要素。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将社会危害性视为排除犯罪的考虑因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不定罪、不处罚,而刑事违法性在这一方面与罪刑法定原则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受二次性违法性理念的观照,刑事违法性也具备否定性的评价意义,即不定罪、不处罚的内在含义,只是刑事违法性是法内排除事由,而社会危害性是法外排除事由,进而刑事违法性又与刑法解释休戚与共,从而贯彻了整个刑法理论的框架和结构。现代刑法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刑法理论的诸多理念、制度和技术,李斯特对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的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刑法奠定了基础,苏俄刑法继承了形式违法的观念,却没有兼顾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近年来,德日刑法理论已在我国刑法学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罔顾域外理论的成果随意牵强附会或者不管三七二一而囫囵吞枣均是极端的治学态度。四书中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亦有“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些看似传统而保守的治学态度却不失为当代刑法的突围方式,本文在秉承刑事违法性以刑法典定罪量刑为准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刑事违法性有法内通过刑法解释排除犯罪的功能,而这一定位其来有自,传承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看似矛盾的两种功能实则凸显了刑事违法性的否定性潜质,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且发展的概念。诚然,这方面借鉴了大陆法系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但刑事违法性不同于大陆法系先形式后实质的人为幻想,而是入罪与出罪交织在一起,最后还须有赖专业司法人员的判断而得出结论,刑事违法性为其专业判断提供了一条路径和方法。第一章阐述了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这一概念源于《苏俄刑法典》有关犯罪的概念,刑事违法性不难理解是认定犯罪的准绳,但如此一来极易与犯罪构成理论相混淆,其实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是从不同视角审视犯罪行为,共同构筑了刑法学理论的基石。大陆法系国家三阶层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犯罪概念的代名词,这是一个认定犯罪的过程,而我国继承了苏维埃时期对于犯罪概念的定义,就法典而言是立法者的角度,就法的属性而言是统治阶层对法的认识,犯罪构成是司法者如何适用法典的思维方式,并且犯罪构成是一个理论产物。刑事违法性理论贯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论体系之间的联系,我国古代虽然有以法治罪的传统,但最高统治者显然可以法外开恩或法外施刑,这都是对法治极大的破坏和颠覆。重刑主义是我国古代刑罚的主旋律,不仅刑罚的数目繁多,执行刑罚的手段也颇为残忍,汉代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同时无疑加重了身体刑的刑罚量,从而导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于此《春秋决狱》就是为减轻刑罚而对律例作出的解释。但历来认为《春秋决狱》混淆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观念却又深入人心,因此古代社会之“礼”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现代社会之“法”,只是“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礼”却公开宣扬人之间的不平等,即宗法等级血缘。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滋生的土壤,依法治罪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其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比附原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没有法律依据如何适用法律裁决案件的特殊情形,比附原则也为类推解释埋下了恶果,即法无明文规定未必不是犯罪。苏俄的刑事违法性显然止步于其表面含义,在法律地位上也无法与社会危害性相抗衡,后者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大陆法系国家对违法性概念的探究拓宽了其外延,在司法上也恪守了刑法是治理社会痼疾的最后一道防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不法”概念,并且认为只有犯罪才是真正的“不法”,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始终纠缠于“不法”和“违法”的殊同而论着迭出,但解释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现今“违法”已是“不法”的下属概念而普遍得到学界的认同,除此以外并不能在内容上严格区分两者的差别。黑格尔的“不法观”在哲学层面并不是侧重于认定犯罪行为,而是进一步阐释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合理性。黑格尔和康德在刑罚上均主张报应论思想,只是黑格尔在康德等量报应的基础上提出了等价报应的观念,并且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对其自由意志的尊重,因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际已然知晓一旦行迹败露便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而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已经接受了将来可能面临的惩罚。现代刑法学大家李斯特受黑格尔法哲学观念的影响,在刑法上确立了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这一对概念,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何者为第一性现象和本质的联系。此后,耶赛克继承并发扬了李斯特对违法性的认识,但其指出违法性是一个无法得到证实的概念,因为它的用意是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只有借助于违法性家族的具体阻却事由才能充分彰显违法性对阻却成立犯罪的作用。当代刑法学家罗克辛不仅创立了客观归责体系,其大有取代三阶层之势,而且进一步细化了有责性的属性,融刑事政策于犯罪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我国在研习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时最难理解的部分便是有关违法性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刑事违法性是苏俄刑法的产物,而违法性是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概念,鲜有学者讨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均在各自语言体系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制度,貌似井水不犯河水,但偏偏我国既有苏俄刑法的历史传统,又有学习法治先进国家的雄心壮志,这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不得不坦然面对的理论难题。“法益”概念原先是取代犯罪客体的外来名词,如今又成为了违法性的本质之一,与之相对的是“规范”概念对维护秩序的优先性,与此同时诞生了诸多针锋相对的概念,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等。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继受和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上述概念和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由陌生走向成熟,甚至引发了所谓的学派之争。但总的来说,我国刑法对刑事违法性概念本身欠缺深入的理解和发挥,对大陆法系的违法性概念也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后者取代前者,鉴往知来不失为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探究路径,至于孰优孰劣还受到我国现有刑法典的制约。第二章从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定义出发总结出犯罪的三大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传统教科书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及至应受刑罚惩罚性则语焉不详。随后又有观点认为,应该对犯罪概念采取二分法,即立法上强调社会危害性,而司法上推崇刑事违法性,至此应受刑罚惩罚性仍旧是可有可无的概念。殊不知,刑法区别于他法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因为刑罚由犯罪所触发,同时是惩处犯罪的手段和方法。刑法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动态的平衡,严格划分立法和司法固然有利于认清刑法的样态,但这又何尝不是先入为主的征兆,理论与实践也是在静态层面上渐行渐远。刑事违法性是连接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桥梁,在入罪方面应以刑事违法性为判断标准,准确适用刑法条文,反复论证犯罪行为和各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匹配程度,即使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还有《刑法》第13条“但书”的关照,如若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妨不以犯罪论处,即使社会危害性相当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如此一来也将《刑法》第37条纳入其中,从而体现了慎用刑罚的现代法治精神。于此,必须理清这三个概念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改变原先对社会危害性随意出入人罪的偏见,重新发现或者说唤醒应受刑罚惩罚性应有的价值,不然行政处罚与刑罚有诸多重合之处,两者之间又何来“质”的区别。此外,刑事违法性与各罪构成要件之间又有诸多联系,大陆法系在这方面不乏新的创建和新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和观点应该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注意和回应。法律语言固然有其特殊性,即所谓的法言法语,但这些语言归根结底还是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法律脱离概念显然也无法构成体系,因此界定相关刑法概念与其适用范围是当务之急,但这其中不能忽视人对法律的创造和理解。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并非从内涵到外延完全一致的概念,所以有必要重新界定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所要表达的意义和效果。概言之,犯罪构成是刑法总则特有的概念,它不是对具体罪名的拆分而是在一般意义上人如何认识和理解犯罪的路径与方法,至于构成要件则是一个刑法分则所独有的概念,在构成要件之前必须加上前置定语,即某罪的构成要件不然无法为人所理解和适用,每个个罪构成要件之间也略有差别,甚至还有经学理上增添的隐性要素,但这些内容的增删还是为了贯彻立法上刑法谦抑性的精神,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范围,避免伤及无辜。刑事违法性是构成要件的先导,与其打造无懈可击的犯罪论体系,不妨深入考察构成要件的属性和功能。在观念上明确刑事违法性是判断刑事犯罪的唯一准绳,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而扩张适用刑法,以此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刑法真正的底色,只有刑罚具备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权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他人生命,它的严厉性正是体现在对人自由和生命的处罚,而这两方面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前提,唯有充分认识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内涵,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等倡导刑法应当宽容的精神才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司法上呐喊的旗号而背地里依然坚信治乱世、用重典的惯性思维。因为实证主义已经表明“杀人立威”、“重刑治吏”法律效果有限,反倒在无意间传播了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开启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实践上坚持犯罪构成是理论构造,不同司法机关判断同一犯罪行为的出发点略有差异,但这其中理应兼顾刑事政策、排除犯罪事由等因素考量,重视刑事违法性所具有的法内出罪机制和社会危害性所特有的法外出罪机制,同时必须秉持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在司法上不宜以其他国家所设立的条款随意评价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如若司法上的结论明显违背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专业司法人员也认为该条款显失公正,这一现象足以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而启动修法程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直接依据应是我国刑法典的明文规定,这也是刑事违法性积极的一面,限制或避免法外施刑。然而,大陆法系对违法性的研究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即不断探究实质违法性的出罪可能性方案。刑事违法性还有法内出罪的可能性,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刑事违法性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这方面大陆法系的违法性理论相较于我国刑事违法性的单一功能更为精致和深入。第三章按图索骥、探赜索隐对“非法”、“”违反……规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非法”的言外之意即存在合法的情形或其他例外情形,“违反……规定”旨在揭示其违反的前置性规定,这也体现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特征。换言之,刑事违法性具有滞后性的特征。“非法”一词还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客观的非法行为其侧重点依然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和运用,而主观的非法心理又依赖于客观行为而作出推测,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示其行为之合法性便自然抵消行为的非法属性。现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生活中常常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法律的漏洞或真空状态并不能掩饰这类行为的轨迹而使执法者熟视无睹,有些时候必须以现有法律对此作出相应的评价,但不能无的放矢,为了惩罚而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从而随意解释刑法,这也是“非法”一词潜在的提示作用。“违反……规定”的初衷旨在提示刑法的前置性法律规范,但由于刑法典过于笼统的表达方式致使司法人员无法明确得知具体的前置性规定,现实中反而疏忽了对前置性规定的检视从而不排除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的情形,原本起到限制作用的立法语言在实践中却无法操作和执行,这也进一步导致刑法的诸多理念止步于理论而不敢奢望对实践有所裨益。从刑法上而言,任何犯罪都是法定的,但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自然犯着重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犯罪行为,法定犯又称为行政犯,该类犯罪全面贯彻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理论,即存在与刑法相对的行政违法或违规行为。但加罗法洛强调自然犯罪的利他情感是从惩罚的必要性以及生物研究的角度所作的分类,他是实证派犯罪学的集大成者,龙勃罗梭过度专注于犯罪人的生理特征,菲利极度重视社会环境对犯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加罗法洛综合了前人的实证结论辅之以犯罪是对人类情感的侵害而非对权利的破坏,因此针对非自然犯罪只能堵不能疏。自然犯只能与非自然犯相对,而行政犯又得力于德国学者对“行政刑法”这一概念的开拓,商品经济的崛起又催生了“经济犯”在当代刑法学研究中的热度,社会分类的细化势必导致刑法外延不断扩大从而诞生诸多新型领域的犯罪类型,眼下人工智能犯罪即如是。违法要素以人为参照对象亦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违法要素派生出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目的犯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分为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但无论如何辨析这类犯罪的行为方式终究需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若缺乏这类特定的犯罪目的则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同时有些目的也是此罪与彼罪的关捩点。违法要素的关键在于欠缺这些要素则不构成犯罪,因此在司法上必须正视这些限制犯罪成立的要素,不能因为这些要素难以得到有效的证明而人为地降低了证明标准或者截短了构成要件,从中也不难发现违法要素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静态条件,但它的动态发展也不是刑法可以恣意解释的缘由,刑法应当立足于严格解释,该规定赫然记录于法国刑法典之中。至于倾向犯和表现犯实无区分之必要,倾向犯主要是指猥亵类犯罪,表现犯专指与证人作证有关的犯罪,与其研究这两个神秘且鲜为人知的概念,不如直接单刀直入研究其项下的具体罪名,毕竟这两类犯罪尚无宏观研究之必要,而且这一分类与域外刑法典的罪名设置息息相关,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只会自寻烦恼甚至于穷尽本国刑法典而牵强附会,世界的眼光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的问题。客观违法要素是一个普遍散见于刑法典却没有得到理论足够重视的现实问题,这些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而且间接影响量刑之轻重。陈兴良教授早年提出了罪量要素,主要是指数额和情节,即这两个要素应当被视为成为犯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论调引起了国内学者高度的关注,认为立法上的罪量要素是不得已之举,更有甚者认为唯有驱逐这些条件才能与法治发达国家等量齐观。罪量是司法上不容忽视的实在问题,罪量也是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等量级的博弈,不同的立法模式导致对罪量因素的不同理解,国外立法例之轻罪在某种程度上均由我国行政处罚所替代,《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为数不少犯罪的表现方式与《刑法》如出一辙,而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处罚的效果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评价和法律后果。以往的研究着重于对情节和数额的具体适用问题而忽视了这两要素影响犯罪成立的特殊地位,如果以违法性为切入点则不难发现没有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同样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不能对此适用加重处罚的条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法的张力,减少刑罚总量。第四章对大陆法系有关违法性概念的诸多理论进行了逐一的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现有犯罪论体系没有客观违法性滋生的土壤,保安处分不是我国刑罚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观违法性强调行为附属于人的主体性特征,即行为是主体的产物,脱离主体则没有行为存在的空间,但法律上的主体概念本应指具体、实在的个人,但由于我国承认单位犯罪的主体属性又赋予了主体一定程度上抽象的意义。形式和实质是对违法性功能的具体阐释,这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形式和实质的不同定位分别构筑了刑事违法性的观念、制度和技术,在观念上定罪量刑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准,反之,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定罪量刑。在制度上存在法内排除犯罪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最为典型,在技术上有主客观违法要素,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视之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但从刑事违法性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要素断然不构成犯罪。二次性违法性理论也体现了刑事违法性在理论上掣肘刑法扩张适用的现实司法环境,这些理论均揭示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量和消极作用,如何在司法上将刑法与前置性法律规范的匹配适用落到实处是未来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之一。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最大的分歧在于违法性,而这一差异体现了对违法性的认识,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暗含了适用刑法的积极作用,而大陆法系的违法性却彰显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力,这也是我国刑事违法性概念不曾包含的内容和外延。但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却又自相矛盾,因为它的内容仰仗于违法阻却事由,并且将其一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内,而我国的排除犯罪事由在结构上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这一里一外便生发出大陆法系阶层论之逻辑性、位阶性等诸多优点。违法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啻为阻却违法事由的代名词,显然各国有关阻却违法事由的构成要件大同小异,只是在处罚结果方面相去甚远,然而他国的理论得益于他国刑法典的特殊规定,我国刑法典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依据。此外,各国不同的诉讼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违法性理论的隔阂,阻却违法事由是一套独立的制度设计,它必须可以在诉讼上得到证成,并且明确由谁证明,证明到何种程度,不能证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第五章是有关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首先肯定了这一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确立了定罪量刑的准绳和标尺;其次重申了该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脉相承,充分阐释了不定罪、不处罚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再次强调了“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而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最后归纳为自由刑才是刑罚的根本体现。刑罚的直接依据来源于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否定与肯定之间存有内在的转化关系,从否定犯罪到否定之否定而肯定犯罪的成立经历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这相比于大陆法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路程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换言之,从否定到肯定才真正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并且这一肯定其来有自,也与诉讼上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之后而符合各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休戚相关,这一理论不仅贯通了刑法自身的体系架构,并且触类旁通媾和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鸿沟。重新检视“但书”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明确“但书”规定也是一类独特的出罪事由,它既有法内依据同时兼有法外考量因素,这也突出了刑法明确性与灵活性之间的适度性空间。综上所述,刑事违法性具有一体两面的作用,但否定作用更甚于肯定作用,它往上承接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向下开启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以此区别于行政处罚,而不只流于意识形态上两者存在“质”的差别却又欲言又止“质”在何处。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内容主要涵盖法内出罪事由、类罪中的主客观违法要素以及“非法”和“违反……规定”的罪状表述,它的外延既与刑法的前置性法规相匹配,又在程序上为刑事诉讼活动指明方向,因此准确重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价值也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于此刑事违法性的概念由于存在动态发展的特点,唯有借鉴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达,具体指欠缺刑事违法要素的行为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以及无法排除违法要素的行为以各罪的构成要件为准,且严格解释构成要件要素。
陈瑶[3]（2019）在《类型化框架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研究 ——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文中指出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文物瑰宝不胜枚举、积厚流光。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相当部分的国民对国族历史、族群文化、文明精萃、文物珍品所悉甚少,颇不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和物质文明的不断提升,部分国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国家宝藏》应时而生,因其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精深的文化透析、充足的资源支持、高端的审美品鉴、高远的目标定位,确实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体现了多层面的价值,超逾了不少同类节目的播放效果。但是,对比一些同时期的娱乐热点的社会关注度,仍有不小距离。在学术界中,虽对《国家宝藏》给予了一些关注度,但缺乏全面、深入的解读。因此,本文对文博类电视节目《国家宝藏》进行研究,以期获得预想的现实价值与理论价值。首先,基于本研究课题的分解对相关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与述评,继而介绍了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理论内涵,对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总结了文博类电视节目内容的主要内涵。对《国家宝藏》节目进行程式设计分析时,分别从节目的情节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话语策略进行阐述,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国家宝藏》节目的设计思维。最后,根据“纪录+综艺”节目模式的创新以及营销策略对节目形式的塑造思考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在融媒时代的类型发展趋势。探讨融媒时代背景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的类型发展,可以为文博类电视节目制作者提供一些参考,这对于增强文博类电视节目的文化吸引力、传播影响力、行业竞争力十分有必要。
侯玉珂[4]（2020）在《矿业协同设计云平台交互设计研究》文中认为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同步发展,相辅相成,在生产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云平台成为当前各行业以数据驱动的发展的重要助力。近年来矿业信息化以“工业4.0”为引擎高速发展,向具备强综合性的协同设计云平台集成或整合。进行矿业协同设计云平台交互设计的研究,是提升矿山用户体验与工作效率,助力安全生产的关键。首先,基于协同学理论对云支持的协同设计（LSCD）平台进行定义。结合对于用户体验和协同体验的研究,构建基于协同体验要素的LSCD平台研究框架。提出LSCD平台在具体行业应用的研究阶段及协同体验各层次的目标与关键。其次,进行了矿业LSCD的平台侧研究和用户侧研究。通过进行矿业相关的文献调研及矿山实地调研,确定了矿业LSCD平台的交互特征。然后通过用户参与式的研究方法,对矿山业务中具体的场景进行分析和提炼,对用户及其协同工作方式、交互行为进行研究。随后对交互设计中常用的设计法则及其启发进行分析,结合协同体验的各个层次及矿业行业的交互特征与用户行为,综合提出矿业LSCD平台的交互设计原则,即权限分级原则、可视化原则、模块化原则、规范统一原则。最后,在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矿业LSCD平台交互设计实践,分别对应矿业LSCD平台交互设计原则进行了矿云平台的信息架构、交互设计等,进行交互可用性测试与优化迭代,对所提出的交互设计原则的可应用性进行了验证。该论文有图56幅,表7个,参考文献60篇。
汤浩[5]（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姚初[6]（2018）在《美国通信情报对我安全威胁研究》文中认为在美国情报领域里,仅有百年历史的通信情报俨然已被看作是一门传统的情报门类,但其借助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力,不断衍生出新的情报门类,展示出令人咂舌的活力,已形成监听全球的超能力,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近些年来,频频爆料的情报文件,无不在警示世人美国通信情报就像一个幽灵蛰伏于身边左右。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我国都是美国通信情报的重点目标之一。随着我国日趋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央,大国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在美国通信情报中的“地位”将逐年上升,美国通信情报对我构成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将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倒逼我必须在实践工作中筹谋战略对策、提升对口能力、加强人才建设,从而抵消美威胁烈度,为我长期和平稳定发展提供根本性的安全保障。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国通信情报概况,厘清相关定义,探索发展规律,研究美建设现况。第二部分,分析美国通信情报工作现状,总结其在布局安排、环节设置、沟通合作、监管规避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三部分,从现实和未来的双重角度出发,分析美国通信情报对我造成的态势、技术和趋向威胁。第四部分,借鉴经验,正视差距,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建设性意见。
李瑞奇[7]（2018）在《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德育审美及其相关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的一种,基于过去30年来聚讼纷纭的研究,本文尝试采用返本开新的学术思考,择取“向度研究”的切入视角,按照起、承、转、合的推进线索,致力于在德育价值再探的背景下,为增益德育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提供更为丰富的见地与方法。由此,根据德育审美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迫切:起,即廓清德育审美的既往牵系与当下困扰;承,即理清德育与美育两者的会通交互与理论基础;转,即述清德育过程要素的审美彰显与审美自洽;合,即讲清审美向度的功能凝结及当代意义,进而揭示德育从“生命的教义”走向“生命的方法”的审美方案。一言以蔽之,即循按“历史牵系、问题倒逼、理论依据、实践蕴含、当代憧憬”构建德育审美向度的发现、确立、融通、彰显、致用新路。基于诸上逻辑思辨,在引言部分首先指明研究边界问题、既有研究现状和可能要义创见,强调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立场,采取“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思路,以审美向度探寻德育“应发而未发之价值”,并明晰不忘本来即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传统视域、吸收外来即学科交叉与公知观点、面向未来即助益学科发展和时代需求的研究立足,为德育审美向度的进一步确证扫清不必要的刻板印象。全文共分五章,论证梗概如下:第一章,前提之约,本章旨在澄清相关概念牵系与历来沿革。通过对美、审美、美育、美德等德育审美相关概念的初辨,对中、西德育审美相关研究迁变发展和流变特征的分析,意在廓清德育审美的关联概念,追溯德育审美的既往认识,见出“美善同源”“真善美合一”“道德自身具有审美潜质”“审美是德育目标实现的必要准备”等共性观点。一则,避免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不明、体备混乱的问题;二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研究提供源头参照。从而,在“史与义”两个层面的回溯与探观中,为德育审美向度的提出可能奠定基础,初步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历史既有。第二章,问题之维,本章旨在阐明德育、美育实际困扰的现状和表现。通过对传统德育与美育当下问题的关键词辨析,以关怀离场与真相遮蔽内、外两个角度指出德育的功利化、单向度,以浮于云上与游于大地上、下两个面向透视美育的抽象化、浮泛化,从而聚焦德育与美育在教育实践中亟待矫治的问题困扰。一则,客观呈现德育、美育或偏离于“人”的情感需要,或沉溺于“美”的理论循环的现有困境;二则,接引出两者在育人中互为增益、美人之美进而美美与共的发展可能,为三章中两者耦合张本。至此,在“惑与殇”两个层面的实有困顿与隐含期待中,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出场价值给定问题要件,进一步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现实应然。第三章,耦合之势,本章作为研究之“承”的逻辑存在,主要接续首章、次章之“起”,意在探讨德育与美育交叉学科的审美会通。一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审美”找到理论着力与方法引介;二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向度”找到时代语境与当下奠基。具体来看,分别伸入哲学追问、传统叩问和现实反问三层文化自觉中去,看到彰显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中的会通可然,主要展现为“自由个性”思想与“美的规律”观点等哲学灼思;看到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会通必然,主要体现为“礼乐皆德”“真善涵美”等经典识见;看到当代德育要务中的会通应然,主要表现为德育对象“创造性激发”“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从而,突破德育、美育二元对立,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实践致用拓出圆融之路,再进一步地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理论可然。第四章,践履之途,本章着力一个“转”字,致力于在实践意义上声明德育原本的审美蕴含,确证德育审美向度的实有价值。先是理清德育过程内义要旨,在肯认德育主体、介体、客体、环体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进行审美转化的前提下,循序分析德育过程要素的审美蕴含,从德育主体（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审美人格塑形、审美角色转换、审美范畴运用,到德育介体中内容、方法、载体的审美样态,再到德育客体（受教育者）审美需要、审美态度的观照,及至德育环体在校本环境、舆论环境、社群环境中的审美渗透以及德育过程的审美自洽,全景展现德育过程要素中的审美彰显和致用节点。从而,扎根于当下语境,着眼于育人实践,力求真正地将“起”“承”中的历史牵系、问题认识、理论接引“转”入正在运行的德育实践中来,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内涵探讨提供实践智慧,更进一步地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价值必然。第五章,信仰之往,如果说前述四章的渐次推进,是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储备,那么末章重在一个“合”字,是本文研究的理论触点和意义落点。末章采用审美向度意涵阈限是什么、功能体现是什么、当代憧憬是什么的脉络,强调德育审美向度实质上是寻求德育“应发而未发之价值”的返本开新、反身而诚的探索。展开有二:其一,在理论触点上,从德育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的矛盾出发,探究哪些功能是尚未实现的（应然状态）,立足马克思休闲思想、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以及“崇高”这一审美范畴,建构性地聚焦德育的享用功能;其二,在意义落点上,一则向内,伸张享用功能致力于德育可亲、使人愉悦、受人欢迎的实践憧憬;二则向外,挺立德育审美向度追寻“美好的德育”的构建设想,指向以美好的道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美好的德育丰盈“美好生活的向往”。因循以上,本文基本认识如下:一是德育审美向度研究确立以德育实践思考德育审美的立场,坚守德育的主体性,超越狭隘的立美育德观,开发和彰显德育在审美向度上的实践生命;二是德育审美向度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底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及传统文化礼乐相生、尽性齐物等德性精神始终参与着当代德育实践,塑造着德育的审美品格;三是德育审美向度凝结的享用功能再探是对德育基础理论的丰富拓展,是德育有效性葆有现实与理想、事实与可能的张力;四是确证德育具有审美这一向度,主张顺应德育对象的文化心理、情感需求、审美期待,裨益学科发展、聚会价值共识和滋养时代精神,在审美向度的返本开新中拓出一条中道,反哺于培育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新人”,力促德育从“道德的教义”流向“生命的方法”。
管辉[8]（2018）在《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7年印度独立,宣告英国近2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独立之后获得新生的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在批判地继承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同时,也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印度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为此,阐明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深化印度社会的认识以及为现有的中产阶级理论或思想提供佐证或反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他们的形成与成长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印度中产阶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相比,目前的研究力度显然是无法匹配的。目前,虽然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娱乐、文化等领域的成果不少,但总体上说来,大多还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做相应的研究,鲜少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结构成分、政治地位、婚姻家庭状况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领域作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正基于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吸收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透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维视角,本文沿如下逻辑顺序对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和分析。第一章,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从历史的“纵轴”分时段考察印度中产阶级历史变迁过程。第五章,辨析了独立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间的联系。第六章,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婚姻、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在历史“横轴”上的各个截面。最后,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近期转变、未来问题、提供的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中产化道路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收获。一是对南亚地区进行中产阶级的“个案研究”,结合史实,在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印度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厘清其60多年的兴替荣辱。二是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使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印度部分地区所获得社会调查资料,以解决无法赴印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的问题,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对印度中产阶级变化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揭示印度中产阶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形式和途径,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个“平稳——波动——平稳”的运行轨迹。四是论证了印度中央政府主导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是印度中产阶级兴衰荣辱背后的引领者和决定者,只有在国家主导下,才能逐步解决印度种姓阶级教派的纷争、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的培育、中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婚姻家庭、教育投资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指出经济增长是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提升的最根本动因,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战胜阶层与贫富分化的可行选项,也是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印度中产化理想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的变通和创新之外,还需置身于开放和流变不拘的世界格局中,采用通行的准则来考量本国的中产阶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将澄清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历史演变的主要节点,展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构建超越西方经验的印度中产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度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孙文起[9]（2017）在《宋代传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论"宋代传记",是指两宋时期创作的,以"传"为名的人物纪事或拟人纪事作品,主要包括单独刊行的"类传"以及文人别集中的"传体文"。宋代传记是中国古代传记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宋代散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宋代传记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传记文体的发展演变,探索宋代传记主要类型,总结宋代传记的文学价值和文体特征,对宋代传记中的大家、名作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全文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章《宋前传记发展述略》。本章从文体功能的角度追溯传记的起源,展现"传述"理念下写人艺术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诗文革新、民族危机以及理学思想,是影响宋代传记发展的主要因素,本章旨在梳理宋代传记演变脉络,对宋代传记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宋代各类传记各有渊源与发展线索,本文第三章《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选择"名臣传""武将传" "僧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名臣传"寄托了士大夫对贤臣政治的期待;"武将传"为主战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僧传"在宋代的变化,体现了佛教面对新形势的适应与调整。第四章《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旨在探讨宋代传记的文体划分与文体功能,理清传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总结宋代传记的艺术特色。"传记"类名开始在宋代目录着录中独立出现,然而,宋代多数目录着作又将杂记、杂事收入"传记"。相比之下,宋代文章选本对文集传记的题材类型、文体性质的认识更成熟。"传体文"是宋代传记的主体,传体文与墓志、行状、传奇有着相似的文体特征,却又有不同的文体功能。宋代传记的基本功能是"与史互补","议论"是宋代传记的时代特征,特定的传记功能观构成了宋人对传记"得体"的认识。宋代传记的艺术性也值得关注:叙事有轻重,人物形象更突出;作者的"显"与"隐"丰富了传记的文学表达;作者的"情"与"志"拓展了传记的精神世界;诗歌或诗评为纪实的文字增添了文学色彩。下篇为宋代传记专题研究,共七章。分别选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胡寅、朱熹、杨万里、陆游等八位作家。这八位作家的传记思想和传记创作各有特色,譬如,欧阳修传记的"简而有法",曾巩传记的"平正中和",司马光传记的史学考辨,苏轼传记的奇伟诙谐,在上述诗文大家的努力下,文集传记"史"的一面没有丢失,"文"的一面却在增强。南宋传记也颇有可说。胡寅、朱熹的传记经世致用,皆有为而作,体现了传记的现实意义;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更注意传记的艺术性,丰富了传记的文学价值。在宋人的观念中,传记已具备"文"与"史"的双重性质。"与史互补"的功能价值以及"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赋予传记当代史的意义。文集传记的高度繁荣,是宋代传记的主要特色。士大夫在坚持纪事信实的前提下,以文章的眼光看待传记。文章的载道功能、文章的致用价值、文章的叙事方式,很自然地体现在传记中。宋代传记发展与诗文创作的整体趋势息息相关,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等文章大家的文学观念,影响着传记创作。宋代传记是中国传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丰富了传记的史学价值,拓展了传记的文学内涵,为后世传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杨忠[10]（2017）在《以绘为本 抵心问道 ——日本现代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为日本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的专项分析,围绕日本现代儿童绘本所建立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展开,从历史发展对其的影响和推进,到现代儿童观的建立对叙事结构所起的作用,以及创作者和讲述者对绘本叙事结构的进一步诠释和延伸,构建了从平面到立体、从书籍到人群的多元的绘本文化体系。本文主体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日本绘本叙事结构的发展、流变做了梳理,在溯源的过程中分析绘本的叙事结构从内容到形式以及受众群体的历史演变,揭示社会的大环境变迁和时代发展对绘本逐步形成独立艺术体系的影响。同时,分析在历史洪流中绘本这一文化产物是如何影响社会,成为儿童成长中精神需求的主体。第二部分,以战后作为"现代"的一个时间节点,探讨绘本与儿童的关系。战后的日本,由于越来越关注儿童这一独立的群体,逐渐建立、完善现代儿童观,绘本开始主要针对儿童进行创作,对受众群体深入的了解成为构架叙事的首要前提。在这一部分中,通过案例论述绘本以怎样的叙事结构确立和传达了现代儿童观,并作用于儿童心理。分析与儿童各年龄段的成长特点及心理发育特征相对应的绘本叙事结构的特点,以及绘本对儿童成长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第三部分,从民族属性和国际视野两方面对战后日本绘本之所以能够形成特有的叙事结构特征加以分析。每一本绘本都是由文字与图像这两种符号构成,而创作这些符号的人也是其内在文化观的建立者。此章中通过具体作品实例分析,了解创作绘本的那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地域对其叙事结构产生的影响。笔者秉承"地域生人文"的理念,寻脉文化,追溯人性,揭示绘本的创作者们在作品中呈现的共性与个性。第四部分,从口传讲述与绘本的关系入手,研究语言传达对绘本叙事结构的再次解读的意义。笔者在文章中强调"绘本是孩子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的艺术",由心理学进阶,导向社会学,进一步探讨我们应该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在此,会将绘本、儿童和成人的三者关系层层分析,从叙事到叙述、从听觉到视觉、从感知到想象逐一加以阐释。绘本通过书籍的形式创作出来,以口传的方式植入孩子的童年,调动儿童五感的参与,终为塑造完整的人格奠定根基。第五部分,结合中国原创绘本的现状与笔者的绘本教学实践,分析日本现代儿童绘本的叙事结构与中国原创绘本的关联。进入21世纪,中国出版业开始大量引进日本的优秀绘本,加之中日之间在儿童出版领域频繁的交流与合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儿童绘本的阅读与推广,进而促进了本土原创作品的出版。同时,针对日本绘本的叙事结构特点对笔者所主持的绘本教学带来的启示和促进进行探讨。
二、化繁为简 创新致用——思科演绎全方位网络应用与服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繁为简 创新致用——思科演绎全方位网络应用与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论刑事违法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 |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概念的滥觞 |
| 一、刑事违法性:一个概念的提出 |
| 二、刑事违法性:一个空洞的法治符号 |
| 三、中国古代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阙如 |
| 第二节 违法性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
| 一、黑格尔的不法观 |
| 二、违法性的扩张史 |
| 第三节 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的继受和发展 |
| 一、域外刑法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
| 二、法益侵害的违法性本质观 |
| 三、规范违反的违法性本质观 |
| 第二章 刑事违法性外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
| 一、立法的考察 |
| 二、司法的考察 |
| 三、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之上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与应受惩罚性的关系 |
| 一、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 |
| 二、罪刑关系 |
| 三、可罚的违法性没有抵消刑事违法性 |
| 第三节 刑事违法性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
| 一、犯罪构成的属性 |
| 二、犯罪论体系的多样性 |
| 三、犯罪构成是确立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 |
| 第三章 刑法分则中的违法要素 |
| 第一节 “非法”一词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违反……规定”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刑法》第96条规定 |
| 二、刑法典中的“规定” |
| 三、犯罪分类对刑事违法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其他违法性要素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主观要素 |
| 二、客观要素 |
| 三、检视罪量要素的存废 |
| 第四章 对违法性及其相关概念的批判 |
| 第一节 违法性没有主客之分 |
| 一、客观违法性是理论之需 |
| 二、形式和实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
| 三、主观违法性是司法实务必须考量的因素 |
| 第二节 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有限性 |
| 一、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出罪功能 |
| 二、二次性违法理论立足于违法的相对性 |
| 三、二次性违法理论的前置性法规 |
| 第三节 违法性和阻却违法事由之间的鸿沟 |
| 一、阻却违法事由具有独立性 |
| 二、诉讼模式决定违法性的证明责任 |
| 三、违法性理论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根据 |
| 第五章 刑事违法性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我国刑事违法性与大陆法系违法性的殊同 |
| 一、规范与价值的矛盾 |
| 二、内容受到形式的限制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是成立犯罪的标准 |
| 一、刑事司法的依据是刑事违法性 |
| 二、刑事违法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相辅相成 |
| 三、出罪事由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 第三节 “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 一、“但书”出罪的事由 |
| 二、“但书”的出罪机制 |
| 三、“但书”与超法规阻却事由的关系 |
| 第四节 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 |
| 一、刑事责任源于刑事违法性 |
| 二、反观非刑处置的联想 |
| 三、自由刑是刑事违法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类型化框架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研究 ——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与文献述评 |
| 1.2.1 类型理论 |
| 1.2.2“文博类电视节目”概念界定 |
| 1.2.3“文博类电视节目”文献述评 |
| 1.2.4 《国家宝藏》节目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概览与主要内涵 |
| 2.1 国内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概览 |
| 2.2 国内文博类电视节目的主要内涵 |
| 2.2.1“族群存续”内涵 |
| 2.2.2“典章制度”内涵 |
| 2.2.3“器物应用”内涵 |
| 2.2.4“道德伦理”内涵 |
| 2.2.5“个体能力”内涵 |
| 第三章 《国家宝藏》节目的程式设计分析 |
| 3.1 节目情节设计 |
| 3.2 节目角色设计 |
| 3.2.1 讲解员 |
| 3.2.2 国宝守护者 |
| 3.2.3 看门人 |
| 3.2.4 传承者 |
| 3.3 节目场景设计 |
| 3.3.1 舞台对场景的塑造 |
| 3.3.2 音乐对场景的塑造 |
| 3.4 节目叙事的话语策略 |
| 3.4.1 国家叙事：将节目主旨充分融入故事和受众记忆 |
| 3.4.2 细节叙事：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让国宝活起来” |
| 3.4.3 悬念叙事：提升故事吸引力和受众记忆效果 |
| 3.4.4 纪录式讲述与综艺式表演的融合 |
| 第四章 融媒时代文博类电视节目类型发展 |
| 4.1“纪录+综艺”的节目模式创新 |
| 4.2 营销策略对节目形式的塑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A 《国家宝藏》第一季节目播出内容 |
| 附录B 《国家宝藏》第二季节目播出内容 |
| 附录C 《国家宝藏》第一季节目收视情况 |
| 附录D 《国家宝藏》第二季节目收视率 |
（4）矿业协同设计云平台交互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和范围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2 LSCD平台与协同体验 |
| 2.1 协同学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设计 |
| 2.2 LSCD平台概念的提出 |
| 2.3 用户体验与协同体验 |
| 2.4 协调行动模型 |
| 2.5 基于协同体验要素的LSCD平台研究框架 |
| 2.6 本章总结 |
| 3 矿业LSCD平台研究——平台侧 |
| 3.1 矿业LSCD平台 |
| 3.2 矿业LSCD平台应用环境与平台定位 |
| 3.3 矿业LSCD平台数据特征分析与理论模型梳理 |
| 3.4 矿业LSCD平台技术分析与架构 |
| 3.5 矿业LSCD平台交互特征 |
| 3.6 本章总结 |
| 4 矿业LSCD平台研究——用户侧 |
| 4.1 矿业LSCD平台用户角色模型 |
| 4.2 矿业LSCD平台用户协同工作方式研究 |
| 4.3 矿业LSCD平台用户需求分析 |
| 4.4 矿业LSCD平台功能架构 |
| 4.5 本章小结 |
| 5 矿业LSCD平台交互设计原则 |
| 5.1 权限分级原则 |
| 5.2 信息的可视化原则 |
| 5.3 模块化原则 |
| 5.4 规范统一原则 |
| 5.5 本章总结 |
| 6 矿业LSCD平台交互设计实践—矿云平台 |
| 6.1 权限分级原则指导下的权限体系构建 |
| 6.2 可视化原则指导下的信息梳理 |
| 6.3 模块化原则指导下的交互框架建立 |
| 6.4 统一规范原则指导下的交互细节完善 |
| 6.5 矿云平台交互可用性测试与交互迭代 |
| 6.6 矿云平台界面设计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工作和研究成果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美国通信情报对我安全威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及创新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美国通信情报概述 |
| 2.1 美国通信情报的基本认知 |
| 2.1.1 通信情报的定义 |
| 2.1.2 通信情报的特点 |
| 2.1.3 通信情报的地位和作用 |
| 2.2 美国通信情报的发展沿革 |
| 2.2.1 第一阶段:新型手段运用,首次突破传统界限 |
| 2.2.2 第二阶段:复合空间拓展,传输向陆海空天延伸 |
| 2.2.3 第三阶段:多维平台发展,媒介向广域平台集成 |
| 2.3 美国通信情报的建设现况 |
| 2.3.1 战略规划统领 |
| 2.3.2 职能部门分工 |
| 2.3.3 工作流程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通信情报现状分析 |
| 3.1 “无处可藏”——“触手”伸向全世界 |
| 3.1.1 通信监听对象遍布全球 |
| 3.1.2 技术侦搜手段囊括全域 |
| 3.1.3 监视监控项目门类繁多 |
| 3.2 “无所不知”——环节体现“超能力” |
| 3.2.1 精准定位式的筛选与分析 |
| 3.2.2 海量加载式的归类与存储 |
| 3.2.3 为我独享式的分发与解密 |
| 3.3 “无间不用”——合作遍及“界内外” |
| 3.3.1 界内机构间的密切互动 |
| 3.3.2 界外政企间的串通交流 |
| 3.3.3 国际政府间的利益绑定 |
| 3.4 “无法无天”——规避善打“擦边球” |
| 3.4.1 操纵法案制造监管漏洞 |
| 3.4.2 诡辩托辞侵犯公民隐私 |
| 3.4.3 打压舆论抵制公开透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通信情报对我安全威胁分析 |
| 4.1 “咄咄逼人”的态势威胁 |
| 4.1.1 “肆意妄为”地挑战我国防安全 |
| 4.1.2 “变本加厉”地威胁我网络安全 |
| 4.1.3 “居心叵测”地危害我发展安全 |
| 4.2 “技高一筹”的技术威胁 |
| 4.2.1 互联网技术的霸权压制 |
| 4.2.2 多空间平台的无缝窥测 |
| 4.2.3 各处理环节的有序耦合 |
| 4.3 “被贼惦记”的趋向威胁 |
| 4.3.1 持续加强对我监视规模力度 |
| 4.3.2 逐步升级对我网络层面对抗 |
| 4.3.3 始终聚焦对我关键问题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通信情报对我启示意义 |
| 5.1 呼应时代要求,精心擘画通信情报的发展战略 |
| 5.1.1 认清形势变化,提高思想认识 |
| 5.1.2 厘清利益取向,合理规划布局 |
| 5.1.3 推进立法程序,细化工作标准 |
| 5.2 聚焦能力建设,超常提升通信情报的综合能力 |
| 5.2.1 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协同共享 |
| 5.2.2 加大技术创新,破除垄断壁垒 |
| 5.2.3 提高监测反制,确保通信安全 |
| 5.3 注重智力牵引,超常壮大通信情报的人才队伍 |
| 5.3.1 重视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 |
| 5.3.2 创新岗位交流,注重实践磨炼 |
| 5.3.3 完善用人机制,塑造职业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边界 |
| 二、研究观点、现状 |
| 三、探讨脉络、方法 |
| 四、论题要义、新见 |
| 第一章 前提之约：德育审美的基本牵系 |
| 一、德育审美相近概念初辨 |
| (一) 美、美感、审美 |
| (二) 美学、美育、美德 |
| 二、中、西德育审美相关问题研究流脉 |
| (一) 20世纪以降中国德育审美相关问题研究迁变 |
| (二) 18世纪以降西方德育审美相关问题研究演变 |
| (三) 中、西德育审美相关问题研究流变特征 |
| 第二章 问题之维：德育与美育的当代困扰 |
| 一、关怀与真相：传统德育的现下之惑 |
| (一) 关怀的离场：生活的疏远和功利的失节 |
| (二) 真相的遮蔽：单向度的人和多价值的人 |
| 二、云上与大地：传统美育的当下之殇 |
| (一) 浮在云上：抽象化和距离化 |
| (二) 游于大地：边缘化和浮泛化 |
| 第三章 耦合之势：德育与美育的会通相生 |
| 一、密涅瓦之鹰——哲学流向的交会 |
| (一) 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 |
| (二) 马克思“美的规律”观点 |
| 二、诗意的栖居——生命取向的接引 |
| (一) 尽性：礼与乐的糅一 |
| (二) 克己：真善美的融一 |
| 三、钱学森之问——现实走向的呼唤 |
| (一) 乐水亦乐山：教育对象的个性激发 |
| (二) 书斋到生活：德育实践的人本匡正 |
| 第四章 践履之途：德育过程要素的审美涵毓 |
| 一、德育过程要义内旨 |
| (一) 德育本质追探 |
| (二) 德育主体间性 |
| (三) 德育过程释义 |
| 二、德育主体审美抵达 |
| (一) 德育主体审美人格塑形 |
| (二) 德育主体审美角色转换 |
| (三) 德育主体审美范畴运用 |
| 三、德育介体审美样态 |
| (一) 内容维度：表层、深层的审美观照 |
| (二) 方法维度：显性、隐性的审美渗透 |
| (三) 载体维度：传统、现代的审美意涵 |
| 四、德育客体审美体备 |
| (一) 德育客体的审美需要 |
| (二) 德育客体的审美态度 |
| 五、德育环体审美彰显 |
| (一) 校本环境审美呈现 |
| (二) 舆论环境审美实现 |
| (三) 社群环境审美凸现 |
| 六、德育过程审美自洽 |
| 第五章 信仰之往：德育审美向度的当代憧憬 |
| 一、意涵：审美向度真相为何 |
| (一) 返本开新：回到德育原点 |
| (二) 反身而诚：审美向度阈限 |
| 二、享用：审美向度功能体现 |
| (一) 功能之形：休闲中自在的道德认知 |
| (二) 功能之影：利益中转化的道德信念 |
| (三) 功能之神：崇高中濡养的道德价值 |
| 三、信仰：审美向度走向何处 |
| (一) 各美其美：力臻德育可亲 |
| (二) 美美与共：力筑美好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既有的印度中产阶级研究回顾 |
| 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及局限 |
| 第一章 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溯源 |
| 一﹑社会不平等与分层 |
|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价值取向 |
| 三、社会分层常用的基本概念 |
| 四、社会分层理论分析 |
| 五、本文的研究策略——现代化视角下的印度中产阶级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阶级、阶层与群体 |
| 二、与“中产”相关的类似概念 |
| 三、谁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界定 |
| 第二章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 |
| 第一节 印度传统社会的群体与分层 |
| 一、印度社会中的群体 |
| 二、阶级、社群还是种姓？——“印度化”的阶级分析 |
| 第二节 印度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古代印度社会专制的基础 |
| 二、莫卧儿时期——中产阶级的萌芽 |
| 第三节 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 一、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 二、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构成 |
| 三、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前印度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迁 |
| 第一节 印度现代化的开启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 一、尼赫鲁时期：现代化的开启 |
| 二、经济计划的执行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 第二节 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基本状况 |
| 一、一项意义深远的调查——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画像 |
| 二、数据得出的结论 |
| 第三节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动 |
| 一、印度土地改革及其影响 |
| 二、绿色革命与农村中产阶级的发展 |
| 第四节 经济改革前印度中产阶级变迁的原因 |
| 一、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政策 |
| 二、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城乡结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 第一节 1990年以来的印度“新”中产阶级 |
| 一、“旧”中产阶级：殖民地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 |
| 二、新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改革以来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状况 |
| 一、经济改革过程简述 |
| 二、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 第三节 “新”中产阶级的典型：印度IT业的从业者 |
| 一、印度IT业状况 |
| 二、IT从业人员的描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独立以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
| 第一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
| 一、变化无常,随波逐流 |
| 二、冷漠疏离,令人失望 |
| 三、从认同政教分离到支持印度教复兴 |
|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 |
| 一、“强权”抑或“自由”：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运动 |
| 二、从“世俗”转向“神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产阶级 |
| 三、融合与重塑：印度教特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产阶级的思想困惑及其政治惰性 |
| 一、思想困惑 |
| 二、政治惰性及其消极影响 |
| 第四节 政治稳定的挑战 |
| 一、国大党势力的衰弱 |
| 二、印度教的复兴 |
| 三、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方式及教育状况 |
| 第一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婚姻 |
| 一、历史背景述论 |
| 二、印度独立后妇女地位的提高 |
| 三、择偶标准 |
| 四、夫妻关系 |
| 第二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
| 一、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方式 |
| 二、多元化的饮食 |
| 三、时尚化的休闲 |
| 四、精致化的文化 |
| 第三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教育状况 |
| 一、独立以来印度教育的发展 |
| 二、文化资本：一种理论 |
| 三、教育与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
| 四、中产阶级知识精英：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表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宋代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上篇 |
| 第一章 宋前传记发展述略 |
| 第一节 传记文体的起源 |
| 一 传记文学与传记文体:提问者的两种视角 |
| 二 实录与传述:人物书写的两种方式 |
| 三 "传述"理念与传记文体的萌芽 |
| 第二节 传记文体的成熟 |
| 一 纪传体的起源与成熟 |
| 二 杂传的成熟及其与史传之关系 |
| 三 汉唐书目着录之传记与事实之传记 |
| 第二章 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北宋传记的发展 |
| 一 宋初传记的复兴 |
| 二 北宋诗文革新与传记发展的契机 |
| 三 诗文革新与传记文学性的增强 |
| 四 诗文革新与北宋传记思想的多元化 |
| 五 北宋中后期传记风格的转变 |
| 第二节 南宋传记的变化 |
| 一 南宋传记的爱国主题 |
| 二 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南宋中后期传记 |
| 三 南宋中后期传记创作的多样化 |
| 第三章 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 |
| 第一节 宋代传记的类型及发展 |
| 一 文臣传、武将传 |
| 二 耆旧传、家传 |
| 三 高士、高隐、孝子、列女 |
| 四 僧传、仙传 |
| 五 自传、假传 |
| 六 宋代传记各类型发展的总体趋势 |
| 第二节 宋代名臣传记的思想内涵及影响 |
| 一 北宋名臣传的创作实际 |
| 二 北宋私家贤臣传的思想主旨 |
| 三 南宋名臣传记的继承与开拓 |
| 第三节 民族危机与南宋传记主题转变 |
| 一 从"武将有儒行"与"儒臣有武干"谈起 |
| 二 南宋传记中的武将与武事 |
| 三 《南渡十将传》中的武将群体形象 |
| 四 民族危机与其它传记题材的主题变化 |
| 第四节 适应与调整:北宋僧传主题的自新 |
| 一 释赞宁"僧传"编撰对儒家史学理念的借鉴 |
| 二 释智圆援儒证释与释家"中庸"之义 |
| 三 儒释融通的加深与释契嵩僧传风格的新变 |
| 第四章 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 |
| 第一节 宋代书目着录之传记与文章总集中的传记 |
| 一 宋代目录学视野下的传记 |
| 二 宋代文章总集编撰中的传记划分 |
| 第二节 宋代传记的文体类型及与其它文体之关系 |
| 一 传记类名变化与传记分类思路 |
| 二 宋代传记的文体类型 |
| 三 宋代传记与其它文体之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传记的功能 |
| 一 传记文体的基本功能 |
| 二 与史互补:宋代传记的一般功能 |
| 三 议论:宋代传记功能的时代特征 |
| 四 宋代传记功能观念中的"得体" |
| 第四节 宋代传记的艺术特点 |
| 一 主与次:传记的人物塑造 |
| 二 显与隐:传记的叙事之法 |
| 三 情与志:传记的精神世界 |
| 四 质与文:传记的体性之别 |
| 下篇 |
| 第一章 欧阳修传记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意义 |
| 第一节 欧阳修传记理论的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欧阳修传记理论的现实指向 |
| 第三节 欧阳修的传记理论的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
| 第一节 《文中子补传》的文本流传 |
| 第二节 《文中子补传》的史料镕裁 |
| 第三节 《文中子补传》的史学思想 |
| 第四节 司马光传记作品的文章价值 |
| 第三章 曾巩传记理论的史学渊源与文章意义 |
| 第一节 史官经历与曾巩理想中的史传 |
| 第二节 曾巩的史学理想与传记理论 |
| 第三节 曾巩传记理论的文章意义 |
| 第四章 苏轼传记创作的三个问题 |
| 第一节 苏轼"不为行状墓碑"探因 |
| 第二节 苏轼传记中的奇人异事 |
| 第三节 苏轼"假传"的文化内涵 |
| 第五章 胡寅传记创作的时代意义 |
| 第一节 胡寅"世用"思想的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子产传》《诸葛孔明传》的世用价值 |
| 第三节 《陆棠传》的士风批判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的传记思想及影响 |
| 第一节 "格物致知"与朱熹的纪事功能观 |
| 第二节 朱熹传记的"世用"思想 |
| 第三节 朱熹传记思想的影响 |
| 第七章 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创作 |
| 第一节 杨万里传记的学术渊源及政治用意 |
| 第二节 杨万里传记的文学意义 |
| 第三节 陆游传记的文学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全宋文》所收单篇传记目录 |
| 致谢 |
（10）以绘为本 抵心问道 ——日本现代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术语表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解释 |
| 1.2 选题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价值 |
| 1.4 研究的方法与结构 |
| 第二章 溯源与演变——日本绘本叙事结构的发展流变 |
| 概述 |
| 2.1 以图叙事的画者时代(平安一室町) |
| 2.1.1 画家以卷册的形式开启新的阅读 |
| 2.1.2 绘卷与奈良绘本的叙事结构特征 |
| 2.2 图文并举的匠人纪年(江户) |
| 2.2.1 艺术与技术结合推动阅读普及 |
| 2.2.2 木版印刷形式的叙事结构特征 |
| 2.3 读图时代的绘本萌芽期(明治一昭和) |
| 2.3.1 印刷技术革命对书籍形式的推进 |
| 2.3.2 书籍形式带来叙事结构的新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绘本与儿童——绘本叙事结构与儿童的关系 |
| 概述 |
| 3.1 观念确立—儿童观的形成对叙事结构的影响 |
| 3.1.1 图文共融——儿童绘本时代的开启 |
| 3.1.2 丰富创新——儿童绘本叙事的架构 |
| 3.1.3 基于儿童——绘本叙事指向的对象 |
| 3.2 心理接受—儿童各年龄段对叙事结构的制限 |
| 3.2.1 心理接受建设期:以抽象为主的视觉及心理初建 |
| 3.2.2 心理接受爆发期:以图文阅读调动五感的关键期 |
| 3.2.3 心理接受连接期:以渐进复杂的图文构架情感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绘本与叙事——现代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特征分析 |
| 概述 |
| 4.1 叙事结构中特有的民族属性 |
| 4.1.1 至雅纯美的传统美学延续 |
| 4.1.2 借力原始艺术的奔放之绘 |
| 4.1.3 温暖的庶民性与人文关爱 |
| 4.2 叙事结构中开放的国际视野 |
| 4.2.1 直抵静谧深处的理性低语 |
| 4.2.2 写画科学与情感的连接线 |
| 4.2.3 与纸对话传递致纯生命感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绘本与口传——语言对图文叙事结构的增递与演绎 |
| 概述 |
| 5.1 从叙事结构到叙述结构——亲子共读关系的建立 |
| 5.1.1 家长是儿童与绘本之间的第一座桥梁 |
| 5.1.2 图文叙事与声音语言之间的传达转换 |
| 5.1.3 图文叙事关系揭示亲子共读的本质 |
| 5.2 从视觉解读到听觉接受——文本叙事的口传双构 |
| 5.2.1 叙事结构为声音叙述提供可能性 |
| 5.2.2 语言讲述对图画逻辑的直接解读 |
| 5.2.3 儿童视觉解读结合成人听觉讲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他山之石——日本儿童绘本与中国原创绘本的关联 |
| 概述 |
| 6.1 中国原创绘本叙事结构的问题分析 |
| 6.2 中国原创绘本对现代日本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的借鉴 |
| 6.3 中国原创绘本在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统计 |
| 致谢 |
| 附录 |
四、化繁为简 创新致用——思科演绎全方位网络应用与服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论刑事违法性[D]. 鲍新则.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3]类型化框架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研究 ——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D]. 陈瑶. 西北大学, 2019(12)
- [4]矿业协同设计云平台交互设计研究[D]. 侯玉珂.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6]美国通信情报对我安全威胁研究[D]. 姚初.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D]. 李瑞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1)
- [8]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D]. 管辉. 云南大学, 2018(12)
- [9]宋代传记研究[D]. 孙文起. 南京大学, 2017(09)
- [10]以绘为本 抵心问道 ——日本现代儿童绘本叙事结构的研究[D]. 杨忠. 中央美术学院,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