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2003年度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雅婕[3]（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向仙虹[4]（2021）在《资源型产业集聚、损益偏离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文中提出
周旋[5]（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文中提出自重商主义学派代表学者托马斯·孟提出“汇率变动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汇率就被各国政府当作调节对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具,以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对本国有利的地位。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能够促进出口,升值会抑制出口。21世纪初,国外学者们曾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看作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乏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94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伴随着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呈升值状态。很多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这种正向关系称之为“中国汇率调整之谜”。在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间品贸易、出口汇率弹性、需求供给变动等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世纪初期,Melitz（2003）开创性地发展了出口选择理论,他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经典垄断竞争模型中,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企业出口选择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宏观视角扩展到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微观视角。在国内,基于微观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而且这些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贸易方式、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而忽略了作为中国企业重要异质性特征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Li and Yu,2009;Egger and Kesina,2010）,政府和各级机构也将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会在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因为与政府目标的差异或自身资本积累的特性,导致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显着差异。因此,将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纳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出口企业融资特性,放宽了Chaney（2016）对企业出口的融资不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与生产率不完全相关的融资约束出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的三种作用机制,即当本币升值时,汇率会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同;本币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且融资约束机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汇率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汇率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出口,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当汇率通过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正效应大于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的负效应之和时,本币升值就会促进出口,从而找到了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9涵盖两个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周期和受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私营企业的出口飞跃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变动的关系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普遍较小,私营企业面临的平均融资约束超过国有企业的5倍还多,且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差异特征,出口占比前五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中有四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平均融资约束都较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出口汇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从大部分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融资约束较高的行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次,为了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探寻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原因,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做了总样本、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低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却会增加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三种作用机制均存在,且融资约束机制双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方向,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汇率变动的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较大,超过了价格竞争和生产率机制作用之和,所以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出口;第三,企业出口动态决策选择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市场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本币升值会提高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而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处行业如何,在已出口企业对是否退出市场选择时,融资约束机制作用均较小,所以本币升值会使得已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升高,并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减出口量选择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本币升值会促进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加出口量。最后,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分别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避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宁密密[6]（2021）在《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的冲击,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实性话题。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频繁,进一步增加了出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加入WTO后,出口企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过程中,其GVC分工位置在不断攀升。面对同样的汇率变动,处于不同分工位置的出口企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反应:处于加工组装下游环节的出口企业由于失去价格优势而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被迫退出GVC;处于GVC高端环节的企业则能够保持出口量相对稳定,应对能力明显较强。由此可见,企业GVC嵌入位置的变化与其应对出口汇率变动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基于此,本文以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的异质性反应作为研究的现实背景和逻辑起点,尝试从企业不同GVC分工位置出发,不仅考察了企业GVC分工位置的高低对其应对汇率波动能力的影响,而且考察了上下游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之间的汇率传递与溢出效应,以期全面把握GVC分工位置差异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得到更具启发性的发现,为应对汇率波动提供决策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通过拓展相关模型构建起全文的理论框架,为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理论框架涵盖三部分:一是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二是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三是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首先,基于初始资本差异的前提假设,利用Melitz（2003）异质性模型推导出GVC分工位置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企业生产率,将此结论引入BMM（2012）模型,进而将原模型中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视角延伸至GVC分工位置异质性视角,构建起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模型,同时推导了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拓展Johnson（2018）模型构建了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模型,分析了 GVC“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发现上游企业的贸易成本会转移到下游企业并成为其隐含成本;同时讨论了“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与汇率传递性的关系,发现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汇率传递效应。最后,通过融合Antras and Gortari（2020）主导企业模型、异质性禀赋匹配模型与Alfaro et al.（2019）最优生产边界模型,分别推导出龙头企业通过价值链延长效应、生产率溢出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影响非龙头企业出口汇率弹性,从而构建起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模型,梳理出不同实力企业之间存在汇率溢出效应,从而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细分投入产出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后得到企业-目的国-产品三维数据样本,对前文理论分析框架得到的结论逐一进行实证检验。其一,考察GVC分工位置对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GVC分工位置攀升提高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降低其出口量的汇率弹性,长期内影响更加显着,这一结论在考虑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情况下仍然成立。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机制主要源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垄断度的差异。人民币贬值期,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其离岸出口价格,将人民币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更多的变为成本加成,而非盲目扩大企业出口量;人民币升值期间,上游企业相机抉择地主动调节出口价格,减少成本加成,更大程度降低其出口价格,从而稳定出口量,这一现象在汇率变动剧烈期和非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更进一步地,通过将企业GVC分工位置变动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解,发现中国企业提高汇率变动的应对能力主要依靠产业升级效应,而非产品结构效应。GVC分工位置攀升有助于提高企业抵抗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相对于下游企业的“随波逐流”,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逆流而上”,通过调整离岸出口价格来稳定出口量。其二,考察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结论显示,无论从投入视角还是从产出视角看,企业GVC位置均是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重要因素。GVC上游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增加下游企业贸易成本,进而影响汇率传递效应,因此,GVC上下游之间具有汇率传递效应。这一结论在控制其他传导渠道、更改测算数据库或使用不同样本后仍然成立。将GVC分工位置分解为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并将价值链长度分解为简单GVC和复杂GVC后发现,价值链长度位置对汇率传递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复杂GVC中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小。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本币贬值期,位于GVC上游和复杂GVC中的企业其汇率传递效应更小;非外资企业或出口产品到发达国家的企业其汇率传递效应更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GVC嵌入程度的增加,可以缓解GVC上下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起到润滑剂作用。其三,考察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龙头企业GVC分工位置的攀升会同时导致非龙头企业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提升和出口量汇率弹性的降低,进而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具有汇率溢出效应。且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龙头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和价值链延长效应来实现的。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在基准检验的基础上,考虑内生性、变量遗漏、样本偏差等多方面不足,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数据样本区间、使用工具变量法、2SLS和GMM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稳健有效。在“双重嵌入”模式下,产业集群分别以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空间集聚的方式,对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发挥了叠加性调节作用,且上游集聚的调节力度大于下游集聚;与不存在龙头企业的产业集群相比,存在龙头企业的产业集群无论是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还是三种集聚的调节效应均更加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理论模型的拓展。将BMM模型中的企业异质性拓展到GVC分工位置视角,首次将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弹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构建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弹性、GVC上下游汇率传递效应和龙头企业汇率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并且推导各自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完善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其二,研究视角的创新。一方面,本文基于前向关联视角,研究GVC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已有文献大多数是从GVC后向关联出发,从投入角度研究GVC对汇率弹性的影响,为了避免投入视角分析时存在的前提假设条件缺陷,同时强调产出视角中GVC前向关联的贸易流向路径,本文从前向关联视角出发,采用上游度测度GVC分工位置,从产出角度研究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能够丰富GVC与汇率弹性的研究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两个维度分别研究GVC分工位置变动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与整体考察出口额的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加明晰企业出口对于汇率变动的动态价格调整路径。同时研究了 GVC分工位置对短期和长期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次首次全面考察了 GVC企业间汇率传递效应和溢出效应。在汇率传递效应方面,主要是考察上游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将贸易成本转移到下游企业,进而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具有汇率传递效应。在汇率溢出效应方面,重点研究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从而厘清“龙头企业一非龙头企业”的内在互动效应,为GVC嵌入背景下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提供了新的解读。进一步结合“双重嵌入”趋势,探讨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空间集聚对龙头企业汇率溢出效应的叠加性调节作用,丰富了产业集群与出口汇率弹性的相关研究。其三,核心指标的改进。本文改进了 GVC分工位置的测度方法,强调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渐进性。一方面,与已有文献直接采用相近年份进行匹配的处理方法相比,本文采用将行业数据进行差分平滑处理后再进行企业层面匹配,使得企业GVC分工位置变动与产业升级趋势更加吻合;与此同时,采用对数性质对GVC分工位置变动的分解公式进行创新,提高分解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对企业GVC位置的结构分解主要考虑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结构对比,缺乏对产业内差异的探讨,而本文从价值链长度出发将GVC分工位置的产业内差异进一步分解为GVC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有助于探寻GVC分工位置对于出口汇率弹性的本质因素,加深对GVC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原因的理解。在政策建议方面,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本文从促进企业GVC分工位置攀升、提高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等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微观层面,首先,应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升GVC分工位置,提高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其次,在GVC分工位置攀升过程中,企业长期应多关注产品的内部价值链升级,而非盲目改变出口产品种类;最后,鼓励龙头企业嵌入当地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引领作用;提倡“双重嵌入”模式,促进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的一体化水平,提高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在宏观层面,一方面,各国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汇率贸易政策,处于GVC上游（特别是复杂GVC）的发达国家,其本币贬值不仅难以缓解其出口贸易压力,而且“以邻为壑”的汇率贸易政策最终会导致“以己为壑”的贸易结果;另一方面,支持产业集群嵌入GVC,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述政策建议在汇率变动和贸易摩擦升级环境下,为重视国内价值链发展、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国外价值链良性互动的双循环模式提供了支持。
白继山[7]（2021）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而在上述瞩目成绩的背后,也需认识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应逐步实现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到资本要素驱动主导,再到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的进程中,从供给侧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来源。工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其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拉动向TFP增长驱动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跃迁。目前对于中国工业TFP增长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大部分研究均局限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进行,使用索洛余值的方式理解TFP增长。根据诱致性技术变革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可知,TFP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而研发行为本身具有偏向（Biased）特征,并总是体现为使用充裕要素和节约稀缺要素。如果打破新古典中性TFP增长的设定方式,则能够为研究技术进步打开新的局面,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存在偏向特性的情况下,探讨这种偏向是否适宜于中国工业TFP的增长,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应如何定义和测度?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其产生的来源有何不同?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如何判断,其评价维度有哪些?中国工业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多大程度来源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阶段,是否拥有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地区和行业层面有何差异特征?若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目前有何提升空间?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通过调节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一个能够体现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下,构造了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程,明确技术进步偏向的判定标准和依据;然后进一步根据Acemoglu（2002）的导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两种决定效应;并在一个嵌入技术进步偏向的经济核算框架,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了定义,并明确了适宜性的评价维度与总体原则。随后,本文基于中国工业宏观层面、31个省份的地区层面以及35个行业层面的全面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工业要素禀赋以及要素稀缺性的演进历程,明确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然后通过使用Klump等（2012）提出的非线性三方程联立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采用非线性似不相关估计（NLSUR）方法,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全方位的识别,明确中国工业三个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以及决定机制。再次,本文进一步使用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框架,从两个维度对中国工业在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全面评估,明确现有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确定未来适宜性的可改进空间。最后,在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改进方向之后,本文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明确未来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提高三个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加强技术进步偏向对于工业TFP增长的促进作用,为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理论上来看,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由市场规模决定效应和价格决定效应联合决定,前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充裕要素,后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稀缺要素,两种决定效应的作用力完全相反,效应更强的一方决定了技术进步偏向的最终走向。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存在两个评价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当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者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之后,两者对工业TFP增长的总效应为正,技术进步偏向方能满足适宜性的要求,从而保障工业TFP的增长。（2）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来看,宏观层面资本持续深化引发的市场规模决定效应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决定效应均存在加强的趋势,但近期劳动力稀缺引发的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可能引发价格决定效应作用出现快速增强的特征,从而诱发工业技术进步朝着劳动偏向转换。此外,中国东、中、西部省份和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3）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来看,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大多呈现出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趋势,价格决定效应取代市场规模决定效应,成为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主导效应,绝大部分行业和地区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机制已经完成了转换,但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点存在先后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发生转折的时间较早,约在2004年左右;而西部省份发生2006年前后。另一方面,资源密集型行业在2001-2016年期间未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在2008年转为劳动偏向。（4）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的评估结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微弱,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判断均由第二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所决定,说明在中国工业劳动效率水平更具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偏向的工业技术进步才是适宜的。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完成了资本偏向到劳动偏向的转变,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总体上呈现出了由强非适宜状态向弱适宜状态的过渡,也就是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的耦合作用由抑制工业TFP增长,转向促进TFP增长所影响。其次,西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转折早于东部和中部省份,但东部和中部省份的适宜性程度高于西部省份。最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较早转为弱适宜状态,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弱适宜状态尚未完全稳定,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强非适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5）从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导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劳动稀缺性是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要因素。在确定劳动偏向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适宜性状态之后,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稀缺性的上升,能够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资本深化水平的提升则将降低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需注意的是,各因素对工业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凝练了三条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程度的政策建议: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已经完成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状态下,需顺应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背景,既要在内因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强其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价格决定效应,提高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也要在外因方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内外结合,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从而为工业TFP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二是从地区层面来看,对于东部和中部省份来说,应进一步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保持适宜性程度稳定在较高水平,其中东部省份还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中部省份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并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宜性的促进作用。西部省份应紧跟中部和东部省份的脚步,尽快促使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跨过门槛,早日成为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劳动偏向适宜性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提升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三是从行业层面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提升行业规模、盈利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将其技术进步偏向性稳定在适宜状态,并不断提升其适宜性程度。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应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效应重新回到市场化调节之中,并有效发挥各影响因素对其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由非适宜状态尽快转向适宜状态,并以适宜性转变成为扭转其TFP负增长的契机。
许晨[8]（2021）在《北京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对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及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探讨并总结对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与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建设的宝贵经验以其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得出相关启示,对赛事的后续持续发展提出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三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北京友好城市的缔结数量增加26个,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2.外商投资企业仅在2008北京奥运会一年的时间里数量就增多3187个,充分体现了奥运会赛事的巨大影响力;3.通过北京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在北京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不断增加。1996年至2001年期间,北京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为291个,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为617个。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上升,影响力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能够直接促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4.入境人数的增多、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增长是促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重要途径。1990年亚运会期间北京入境人口为100万人次,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入境人口为379万人次;5.能够展现出国家的魅力、威望和地位是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建设魅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6.高科技综合性体育场馆和国际航空口岸设施的建设是促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介质和载体,城市形象的提高是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因素。1990年亚运会时北京只有一个航站楼,到2008年奥运会时有专门开设了T3航站楼;7.进一步建设全面、多样、多功能的服务系统,促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1990年北京涉外饭店的数量为128个,到2008年北京涉外饭店的数量增长至694个。建议:1.改善缔结友好城市的国际区域均衡性,形成布局合理的网络体系;2.继续完善投资环境和外商投资的法规与政策,为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献计献策;3.北京的体育外交应在积极完善制度机制的同时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意识,增强体育外交的战略目的,同时国际会议的相关设施要进一步进行完善;提高策划组织能力、会议国际化和专业化服务水平;4.充分利用媒体传播北京的旅游形象;延伸体育旅游产品,延长体育旅游效应,充分发挥“后奥运”时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展现城市风貌;5.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主动加强同国际传媒的联系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建立健全服务型形象,促进城市“魅力”可持续发展;6.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体育场馆的管理和运营模式、转变运营模式,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7.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外事管理水平,不断完善涉外法律法规并大力建设一流的涉外环境。
周红芳[9]（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指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曾杰[10]（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二、2002-2003年度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2003年度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汇率 |
| 1.2.2 融资约束 |
| 1.2.3 企业出口选择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4.2 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4.3 主成分分析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 |
| 1.5 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
| 2.1.1 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2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3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 |
| 2.2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 |
| 2.2.1 融资约束的事前和事后效应 |
| 2.2.2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
| 2.2.3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
| 2.3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假设 |
| 3.1.1 需求假设 |
| 3.1.2 生产和贸易假设 |
| 3.1.3 融资约束假设 |
| 3.2 融资约束下企业的出口决策 |
| 3.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出口的传导机制 |
| 3.3.3 模型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2 事实描述 |
| 4.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特征 |
| 4.2.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
| 4.2.3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统计性描述 |
| 5.2 基本回归结果 |
| 5.2.1 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5.2.2 融资约束条件下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组检验 |
| 5.2.3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行业特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统计性描述 |
| 6.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1 作用机制的总样本检验 |
| 6.2.2 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组检验 |
| 6.2.3 基于不同行业的分组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统计性描述 |
| 7.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7.2.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总样本检验 |
| 7.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分组检验 |
| 7.3.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分组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8.1.2 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 |
| 8.1.3 汇率变动对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宏观方面 |
| 8.2.2 微观方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数理模型构建 |
| 1.3.2 多种计量方法 |
| 1.3.3 解构分析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4.2 理论模型的拓展 |
| 1.4.3 核心指标的改进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GVC分工位置的测度与决定因素 |
| 2.1.1 GVC分工位置测度 |
| 2.1.2 GVC分工位置的决定因素 |
| 2.1.3 GVC企业的分工模式 |
| 2.2 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因素 |
| 2.2.1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2.2 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2.3 产品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3 GVC与出口汇率弹性之间的关系 |
| 2.3.1 嵌入GVC与否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2.3.2 嵌入GVC程度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2.4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理论框架 |
| 3.1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基础模型 |
| 3.1.1 基本假设与模型建立 |
| 3.1.2 基于GVC分工位置的模型拓展 |
| 3.1.3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作用机制 |
| 3.2 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 |
| 3.2.1 上下游间的“溢出效应” |
| 3.2.2 上下游间的“瀑布效应” |
| 3.2.3 “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与汇率传递性 |
| 3.3 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 |
| 3.3.1 价值链延长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3.2 生产率溢出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3.3 成本降低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核心指标测度与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说明 |
| 4.1.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4.1.2 数据库匹配合并 |
| 4.2 GVC分工位置测度 |
| 4.2.1 GVC分工位置的测算公式 |
| 4.2.2 上游度的经济学含义 |
| 4.2.3 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 |
| 4.2.4 企业上游度 |
| 4.3 企业上游度的变化趋势 |
| 4.3.1 总体变化趋势 |
| 4.3.2 分行业变化趋势 |
| 4.3.3 分年度核密度分布 |
| 4.4 企业上游度的分布特征 |
| 4.4.1 企业上游度的行业分布特征 |
| 4.4.2 企业上游度与资本密集度 |
| 4.4.3 企业上游度与企业生产率 |
| 4.5 企业上游度变化的异质性特征 |
| 4.5.1 基于GVC类型 |
| 4.5.2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4.5.3 基于企业实力 |
| 4.5.4 基于企业所有制 |
| 4.5.5 基于目的国收入水平 |
| 4.6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汇率弹性关系的初步描述 |
| 4.6.1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量汇率弹性 |
| 4.6.2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价格汇率弹性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检验 |
| 5.1 基准回归 |
| 5.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5.1.2 基准回归结果 |
| 5.2 内生性处理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变量替换 |
| 5.3.2 样本更换 |
| 5.3.3 人民币跨境结算 |
| 5.4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5.4.1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5.4.2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5.4.3 基于汇率变动程度 |
| 5.5 作用机制检验 |
| 5.5.1 中介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5.2 中介模型结果 |
| 5.6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5.6.1 GVC分工位置变动的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 |
| 5.6.2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5.6.3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影响的异质性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 |
| 6.1 基准回归 |
| 6.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6.1.2 基准回归结果 |
| 6.2 内生性处理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更换GVC分工位置指标 |
| 6.3.2 使用WIOT数据 |
| 6.3.3 更换样本时间区间 |
| 6.3.4 单产品企业 |
| 6.4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6.4.1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6.4.2 基于目的国收入水平 |
| 6.4.3 基于汇率变动方向 |
| 6.5 GVC分工位置分解及其汇率传递效应 |
| 6.5.1 GVC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 |
| 6.5.2 位置分解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 |
| 6.5.3 对价值链长度的进一步分解 |
| 6.6 GVC参与度的调节作用 |
| 6.6.1 GVC前向参与度调节作用 |
| 6.6.2 GVC后向参与度调节作用 |
| 6.6.3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 |
| 7.1 基准回归 |
| 7.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7.1.2 基准回归结果 |
| 7.2 稳健性检验 |
| 7.2.1 更换龙头企业标准 |
| 7.2.2 更换GVC分工位置指标 |
| 7.2.3 更换样本企业类型 |
| 7.2.4 更换样本时间区间 |
| 7.2.5 工具变量法 |
| 7.2.6 GMM检验 |
| 7.3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7.3.1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7.3.2 基于GVC类型 |
| 7.3.3 基于GVC参与度 |
| 7.3.4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7.4 作用机制检验 |
| 7.4.1 价值链长度渠道 |
| 7.4.2 企业生产率渠道 |
| 7.4.3 企业生产成本渠道 |
| 7.5 “双重嵌入”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7.5.2 横向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3 纵向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4 空间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5 不同产业集群下多维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调节作用的进一步考察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分析结论 |
| 8.1.2 实证检验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微观层面 |
| 8.2.2 宏观层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价值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价值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1.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新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工业技术进步的测度 |
| 2.2.2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 |
| 2.2.3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1.1 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3.1.2 非中性技术进步 |
| 3.1.3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2 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决定效应 |
| 3.2.1 市场规模决定效应 |
| 3.2.2 价格决定效应 |
| 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概念界定与评价维度 |
| 3.3.1 Kmenta级数展开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 |
| 3.3.2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定义 |
| 3.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两种评价维度 |
| 3.3.4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总体判断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 |
| 4.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说明 |
| 4.2 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1 宏观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2 地区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3 行业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3 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3 行业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法 |
| 5.1.1 标准化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5.1.2 要素效率增长率的动态改进 |
| 5.1.3 非线性供给面系统估计方程 |
| 5.1.4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中国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3 中国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评估 |
| 6.1 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1 宏观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2 地区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3 行业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2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3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2.1 指标选择 |
| 7.2.2 数据说明 |
| 7.3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 |
| 7.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北京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对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任务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相关概念的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3 国内研究综述 |
|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资料法 |
| 2.2.2 历史研究法 |
| 2.2.3 专家访谈法 |
| 2.2.4 案例分析法 |
| 2.2.5 逻辑分析法 |
| 3 结果与讨论 |
| 3.1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概述 |
| 3.1.1 北京市城市战略定位 |
| 3.1.2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发展脉络 |
| 3.1.3 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 |
| 3.2 北京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对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影响分析 |
| 3.2.1 对缔结友好城市的影响分析 |
| 3.2.2 对国际组织及国际商业机构入驻的影响分析 |
| 3.2.3 对国际交往活动的影响分析 |
| 3.2.4 对入境人口数量影响分析 |
| 3.2.5 对城市魅力建设的影响分析 |
| 3.2.6 对北京国际化城市设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3.2.7 国际化服务系统建设的影响分析 |
| 3.3 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促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策略 |
| 3.3.1 巩固和发展国际交往中心友好城市关系 |
| 3.3.2 促进国际交往中心国际组织及国际商业机构的发展 |
| 3.3.3 增加国际交往活动的频率并提升其规格 |
| 3.3.4 促进入境人口数量增长 |
| 3.3.5 积极发挥北京城市魅力 |
| 3.3.6 促进北京城市设施国际化程度 |
| 3.3.7 完善国际化服务系统建设 |
| 3.4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对举办2022 年冬奥会的启示 |
| 3.4.1 坚持开放办奥,使冬奥会成为对外缔结友好城市的助推器 |
| 3.4.2 以冬奥会为舞台,展现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影响力 |
| 3.4.3 抢抓冬奥筹备的契机,促进国际交往活动 |
| 3.4.4 新冠疫情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入境人口的影响 |
| 3.4.5 打造具有冬奥特色旅游吸引物与节庆活动,增强城市文化魅力 |
| 3.4.6 以冬奥会为抓手,加速推进城市设施国际化 |
| 3.4.7 通过冬奥会筹办,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系统 |
| 4 结论与建议 |
| 4.1 结论 |
| 4.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专家访谈提纲 |
（9）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框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 2.1.3 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 2.2.6 理论评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方式 |
| 3.1.3 投资行业 |
| 3.1.4 投资区位 |
| 3.1.5 投资主体 |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2002-2003年度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3]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4]资源型产业集聚、损益偏离与包容性绿色增长[D]. 向仙虹. 新疆大学, 2021
-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D]. 周旋. 山东大学, 2021(11)
- [6]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D]. 宁密密. 山东大学, 2021(11)
- [7]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D]. 白继山. 西南大学, 2021(01)
- [8]北京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对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影响研究[D]. 许晨. 首都体育学院, 2021
- [9]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10]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