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患于未“燃”——政协委员的关注与呼吁(论文文献综述)
刘会[1](2021)在《《主播说联播》节目话语研究》文中提出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苏彬[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房厦[4](2019)在《公安政治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传播是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国家有效运用公安机关及警察权展开社会安全治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当前,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显现了现有公安政治传播效能的不足。急需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将公安政治传播提升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才能更有效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公安机关的治理效能。公安政治传播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的宣传者或控制者,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手段。隐藏在中国公安政治传播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更宏观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不是单独以传统的“媒介中心论”去分析能够做到的。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本文将拉斯韦尔的经典“5W”传播模式理论框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分析。本文着重分析归纳了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现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本研究首先提出公安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以及我国公安政治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梳理政治传播的理论借鉴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历史演进。阐述建党以来公安政治传播的发展过程。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下,借鉴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结构要素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理论,尝试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方向、功能目标、传播系统、运行特质、难题挑战与破解路径,构建出了关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公安机关通过建立公安政治传播矩阵、借助组织传播通道和媒介通道发起政治传播活动,并试图对政治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公安政治传播的受众随时代变化也形成了新的特点,本文从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和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两个方面对公安政治传播受传者展开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公安政治传播不同于普通的大众传播,首先是公安政治传播的一体两面性——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制度一直延续并且难以撼动的结构性安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无论面对何种新形势,公安政治传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研究和发展,公安政治传播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根本性政治制度的重要职责,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其次是公安政治传播对保密原则的把握。必须在不影响警察执法权的正确行使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合理的公众知情权。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主要包括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以及塑造现代化的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第三,公安政治话语主要体现为权威性、时代性、自我独白的特征。新媒体时代公安政治话语有去中心化的趋势。第四,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应该从微观效果和宏观效果两个角度去考量,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媒介中心论”,要关注宏观治理效果,既要谋求特定支持,也需要谋求散布性支持,两者要相辅相成。第五,安全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迁,为公安政治传播体系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受众特征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公安政治话语缺乏创新。第六,创新公安政治传播的有效路径包括:重新定位理念目标,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合法性谋求模式;优化公安政治传播体系;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新运行机制、新的话语体系、新的运作模式以及新的效果评估方法。本文对公安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是公安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尝试。研究对《人民公安报》的公安政治话语通过Python程序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将报纸的文本分析结果以词云图、热词趋势表等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展示该报报道公安工作的一些特征,归纳总结出公安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特征,呈现出本文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新特点。
王玉[5](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张东亮[6](2019)在《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中认为本文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两者揭示的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以世界社会主义为镜,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何而来,现在的历史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高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其蕴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基因,又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拓展。因此,“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对于从全球和人类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好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维度和世界广度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全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从历史角度选取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等五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历史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研究中国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深入体会其“必然性”才可以对社会主义逻辑的展开和未来的发展具有信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之上,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备“科学性”;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答了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进行先争取政权在建设的“合理性”,同样作为东方落后国家,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这种合理性为前提;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的进展,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度达到15个国家,中国建国后由于世界冷战格局,只能一边倒的采纳了“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独有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尝试,但是只有中国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却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显示了巨大“开创性”。第二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从政党、党员数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等方面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作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目前开启了探索具备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种“低潮”的大环境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耀眼的明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高举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体现在在实践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有了新的调整,体现在在思想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步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第三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税收、福利政策和国家调控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这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把握时代走向未来,本编从新科技革命、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三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地位,中国在诸多领域开始进入科技的领跑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次飞跃。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各民族历史融合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全球化观点,并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面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和闭关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着深入的调整,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将成为时代背景,新时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保持“底线思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必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陈建领[7](2018)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诸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枯竭,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公共安全、文化断层等各种“城市病”问题随之而来。加之城市社会本身具有居民数量众多、人口流动频繁、管理事项多样、突发事件较多、人员结构复杂、社会价值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冲突明显等特点,导致当前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以及时序性等特征。依赖行政力量或是单纯注重社会自主的传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倡导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协同共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建构模型对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在细致梳理国内外城市治理及社会治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对“总需求-总供给”“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四类模型进行研究与整合,以优化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益为目标,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两个维度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对于弥补现有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不足,提高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论文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程,提出了以需求导向为主线,以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与多元合作相结合为重点,依法治理为基础的创新思路,为构建城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模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文基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围绕社会治理主体相互之间的供求关系,分析了现代城市治理主体的主要内涵,探讨了平等基础上主体功能的互适性,公平追求下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的平衡性,治理质量标准上的活力与有序的协调性,以此为基础建构城市社会治理的供求平衡模型。这一模型实现了主体功能相互适应、社会资源和社会服务供求平衡以及运行质量标准协调的多组合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论文提出了逐步建立社会治理外部供给为主导和内部需求反馈为诱惑的供需平衡机制,完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就需持续增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的需求导向性、治理合法性、履职责任性和行动有效性特征。(2)提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论文在研究与整合“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三类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会危机根源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危机治理需要实施危机驱动战略,化“危”为“机”,推动社会治理尽快进入新的常态,把危机驱动作为谋求城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推手,构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论文按照社会危机的自身潜伏、发生、发展、结束过程,从应对社会危机全过程出发,建构了社会预警模型、社会动员模型、社会善后模型,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该模型将社会危机的应急治理分为预防、处置、恢复三个阶段,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从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和社会善后提出三大类指标及其标准,采用德尔菲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3)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论文突破了现有文献中常态和非常态社会治理研究相互割裂的现象,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统合到社会治理的大框架中,研究探索了二者之间的互利、互补、共生关系;从运行绩效评估角度,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从评价指标的公共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该模型的应用价值;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如何实现城市社会治理效率、效益、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进行了分析。论文统筹常态事务和城市社会危机两种类型指标体系于一体,通过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等主要因素,建构相关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以北京社会治理实践为例,从社会建设体系、社会治理总体架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揭示了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的北京模式特点,运用北京常态事务和非常态化情形下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相关数据,进行实际验证,提出改进措施。论文还对社会治理模型的运行状态和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在法治环境下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及权利责任。期冀这一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能够为建设善治城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相应支持。
董志鹏[8](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原珂[9](2016)在《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2011年初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上升为“创新社会治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城乡结构变迁面临的新问题,以回应日益迫切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问题。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一措辞的改变,既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体制变革的要求,也是“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在观念、模式、方式方法等方面的一次全面升级。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之根基,是保障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社区冲突与社区治理作为一对孪生兄弟,通常形影相随,融突共生。因此,从公共冲突视角出发,将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视为理解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态的一个“窗口”或一把“钥匙”,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鉴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社区治理理论还相对滞后于实践的现状,特别是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理论还远远落后于现实中社区冲突解决的实况,以中国特大城市为例,通过采取“城市——区——街道——社区——小区——受访者”多阶段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大城市共选取调查样本1250个,同时充分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混合研究方法等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首先,根据冲突的属性不同,将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大致划分为社区利益冲突、社区权力冲突、社区权利冲突、社区文化冲突、社区结构冲突、社区复杂性冲突(如社区物业冲突、社区邻避冲突等)等,并针对社会转型期较为棘手的社区物业冲突进行了重点分析。其次,根据不同社区类型间的异质性,将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区类型划分为五类:传统街坊式社区、单一单位式社区、综合混合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区以及现代商品房式社区,同时提出不同类型社区内的矛盾冲突应有所差异,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再次,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产生的宏观条件、相关影响因素及主要成因等进行分析,并针对相关影响变量进行Logistics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及扩大与升级机制。第四,在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和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第五,指出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导致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如主体困境、参与困境、平台困境、成本困境和制度困境等)进行系统探究。第六,对英、美、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有效实践进行系统引介,并提炼出这些实践经验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启示意义。最后,在借鉴国外现有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有效经验基础上,结合社区转型后期中国部分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实践探索与尝试,提出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目标、原则及方法,并契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建议应从信念共识、多元共治、分类治理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实施“因势利导,分类治理,精准化解”的精细化分类破解社区冲突之策略,以最终实现超越城市社区冲突之“管理”与“化解”,走向社区冲突“转化”,希冀为中国其它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化解与治理提供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价值。城市社区,是一个具有高度密集性、复杂性和异质性特征的社会生活聚合体,对一个特大城市的社区冲突进行有效治理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从城市社区冲突管理到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从传统的社区冲突处置到社区冲突化解、再到社区冲突转化,不仅是理念上的一次革新,更是实践中的一场革命。当然,治理城市社区冲突并不是为了消灭冲突,而是为了弥合分歧,转化矛盾,化解冲突,为冲突治理创造更为有效消解的合理路径。一个客观事实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不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社区机构的合理设置、社区制度的健全、社区结构的优化以及社区运行机制的顺畅与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更需要社区主体成员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共同的社区认同等。不论如何,冲突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从冲突走向和谐则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生存状态。之所以研究城市社区冲突,最终目的在于更有效地进行冲突预警、良性控制冲突、适度管理冲突、高效化解与治理冲突,合理转化冲突,以维护社区秩序与稳定,促进社区和谐,实现社会和平。
何秋红[10](2015)在《《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南通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份非常有特色而且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报纸——《通海新报》(1913.3.18-1929.5.26)。《通海新报》是一份办报质量较高,发行于南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性商业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对南通地方民众的经济启蒙作用。该报创办人陈琛是清末民初着名实业家张謇手下的得力干将,办报是其众多产业中的一项。该报前期与同一时期发行全国的《申报》一样,注意发挥报纸服务经济的功能,商业性特征明显;不同的是该报诞生地并非租界,而且没有任何外来资本介入。随着南通工商业的凋敝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报馆的渗透,该报后期又呈现出党派性、政治性的特征。《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该报诞生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初具规模的时期,发展繁荣于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强人”张謇离去及其大生企业系统的凋败,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趋缓中断,《通海新报》也日益艰难直至最后被官方勒令停刊。本文认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城市诞孕并烙印《通海新报》。城市一方面为报纸提供了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随着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进行,工商业经济活跃繁荣,教育普及,加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通海新报》的诞生及其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也将其自身的特征烙印于报纸之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的南通城市具有过渡性、“张治”特色、江海文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也都一一鲜明地体现在《通海新报》之上。同时,本文亦将《通海新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对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行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通海新报》记录城市,沟通城市同时推动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首先,它在物质可见层面,记录南通城市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不断兴建的各种工厂、公司;逐步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日渐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看似客观的记述背后,体现出《通海新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赏之态和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抱之姿。其次,《通海新报》也通过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制在南通的发展完善,同时促进了南通城市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再次,《通海新报》还传播了西方现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通市民的现代知识素养;该报通过旷日持久的报道,培育了南通市民公共卫生、时间效率等现代意识观念;该报还绵密地编织进了南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嫁娶,构建一种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并引发促成南通市民的一些现代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五四、五卅期间的南通学生爱国运动。在《通海新报》存续的十六年内,南通城市对报纸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报纸也参与到南通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报纸与城市纠缠共生,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二、防患于未“燃”——政协委员的关注与呼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防患于未“燃”——政协委员的关注与呼吁(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公安政治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理论意义 |
1.1.2 实践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政治传播研究 |
1.2.2 国内公安政治传播研究 |
1.2.3 国外警察政治传播研究 |
1.2.4 小结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政治传播 |
1.3.2 公安政治传播 |
1.3.3 其他相关概念辨析 |
1.4 研究架构及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及不足 |
2 公安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借鉴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经典论述 |
2.1.2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
2.2 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借鉴 |
2.2.1 政治传播结构要素理论 |
2.2.2 政治传播效果理论 |
2.3 小结 |
3 公安政治传播的历史演进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安政治传播(1927-1949) |
3.1.1 战时民众力量动员与对敌舆论宣传 |
3.1.2 革命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3.2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公安政治传播(1949-1978) |
3.2.1 意识形态为主的传播理念 |
3.2.2 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3.3 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公安政治传播(1978-2012) |
3.3.1 为改革开放营造安全稳定的舆论氛围 |
3.3.2 改革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3.4 新时代的公安政治传播(2012- ) |
3.4.1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传播导向 |
3.4.2 治理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新趋势 |
3.5 总结评述 |
3.5.1 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的演变规律 |
3.5.2 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 |
3.5.3 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 |
4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与传播体系 |
4.1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 |
4.1.1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4.1.2 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 |
4.1.3 塑造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 |
4.2 传播体系之主体:公安政治传播的制度安排 |
4.2.1 公安政治传播制度安排中的上级主体 |
4.2.2 中央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4.2.3 地方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4.2.4 公安政治传播主体的协同-会同输出结构 |
4.3 传播体系之渠道:媒介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4.3.1 组织传播通道 |
4.3.2 媒介通道 |
4.4 传播体系之受众:社会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4.4.1 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 |
4.4.2 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 |
4.5 小结 |
5 公安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 |
5.1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运行 |
5.1.1 主动发起与被动应对 |
5.1.2 公安新闻发布制度 |
5.1.3 警务危机舆情处置 |
5.2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载体:政治话语 |
5.2.1 文本分析:《人民公安报》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 |
5.2.2 词云图分析 |
5.2.3 热词分析 |
5.2.4 公安政治传播的政治话语特征 |
5.3 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 |
5.3.1 民意测验 |
5.3.2 宏观政治治理效果 |
5.4 小结 |
6 新时代公安政治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 |
6.1 公安政治传播外部环境的变迁 |
6.1.1 安全环境的变化 |
6.1.2 媒介环境的变化 |
6.2 公安政治传播体系面临的挑战 |
6.2.1 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 |
6.2.2 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 |
6.2.3 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 |
6.2.4 受众特征变化带来的挑战 |
6.2.5 政治话语缺乏创新 |
6.3 小结 |
7 公安政治传播的优化与创新 |
7.1 重新定位理念目标 |
7.1.1 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 |
7.1.2 理顺公安机关、媒体、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 |
7.2 优化传播体系 |
7.2.1 弥补组织传播效果的不足 |
7.2.2 促进公安媒体资源的融合 |
7.2.3 理顺官方民间舆论场分化 |
7.3 创新传播模式 |
7.3.1 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的创新 |
7.3.2 涉警舆情处置能力的提升 |
7.3.3 传播内容产生机制的优化 |
7.4 提升传播效能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1949-2000年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相关工作条目列表 |
附录B《人民公安报》头版2005年-2016年高频新闻主题词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5)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一、举办年会 |
二、发行刊物 |
三、出版书籍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附录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地政月刊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对象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三、创新之处和写作难点 |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 |
第一章 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是人类优秀政治文化的积淀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源起和发展 |
一、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背景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第三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 |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必然性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
第二章 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 |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与发展 |
一、创立的时代背景 |
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 |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
第二节 同期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
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 |
二、英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
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 |
四、俄国的民粹主义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
第三章 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
一、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三、德匈保等多国无产阶级革命 |
四、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
第二节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 |
一、标志着社会主义主要阵地向东方转移 |
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三、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本国化的实践 |
第四章 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进程 |
一、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发展 |
二、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 |
第二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程关系 |
一、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
二、美苏阵营势力影响 |
三、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 |
第三节 新中国的建立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事件 |
一、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结合 |
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实践 |
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
第五章 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进程 |
一、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
二、苏联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尝试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世界改革浪潮的关系 |
一、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历程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飞跃 |
一、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意义 |
第二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式 |
第一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发展态势 |
第一节 低潮—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 |
一、社会主义政权的大量丧失 |
二、共产党组织大规模减少 |
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潮流大规模衰退 |
第二节 反思—打破苏联模式的调整 |
一、亚非拉社会主义理论政策的调整 |
二、西欧共产党组织的调整 |
三、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的反思 |
四、共产党组织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 |
第三节 探索—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开放道路 |
二、老挝:“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特色道路 |
三、古巴: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
四、朝鲜:“主体思想”迈向改革开放之路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探索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 |
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四、历史交汇期新的奋斗目标新调整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果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 |
一、社会主义从西向东的发展 |
二、中国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 |
一、实现“现代化”的几条路径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崛起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继承与发展 |
二、几个突出成就 |
第三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 |
第一章 新科技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 |
第二节 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第三节 新时代对科技革命认识的发展 |
一、科技创新地位论 |
二、科技创新道路论 |
三、科技创新体制论 |
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一、新科技革命新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战 |
二、新科技革命的新发展促使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第二章 全球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第一节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一、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分析全球化本质 |
二、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观点 |
一、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新认识 |
二、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 |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
二、倡导全球化发展新机制 |
三、指明了人类共同繁荣方向 |
第三章 世界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
二、劳资分配和国家职能转变 |
三、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 |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
二、社会主义前途光明是历史的必然 |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现实性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 |
二、积极推进大国国关系框架 |
三、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并实现和平崛起 |
四、保持“底线思维”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二、新时代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核心概念 |
1.3.1 城市及现代城市特征 |
1.3.2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外延 |
1.3.3 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特色与创新点 |
第2章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理论基础及模型 |
2.1 社会系统理论 |
2.1.1 社会系统理论概念 |
2.1.2 社会系统理论代表人物及观点 |
2.2 社会治理理论 |
2.2.1 社会治理的核心: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友好建构 |
2.2.2 社会治理评价指数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 |
2.3 基础模型 |
2.3.1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
2.3.2 应急管理模型 |
2.3.3 社会预警模型 |
2.3.4 社会动员模型 |
2.3.5 社会善后模型 |
2.3.6 国外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结构和工具 |
2.4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
2.4.1 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性分析 |
2.4.2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历程分析 |
2.5 构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 |
2.5.1 以需求导向为主线 |
2.5.2 推动政府改革转型 |
2.5.3 完善社会自治功能 |
2.5.4 畅通多元合作渠道 |
2.5.5 建设法治城市 |
第3章 基于日常事务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 |
3.1 构建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的条件分析 |
3.2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 |
3.2.1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特征 |
3.2.2 平等基础上城市社会主体功能作用适应关系分析 |
3.2.3 公平追求下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供求平衡关系 |
3.2.4 运行质量标准上的有序活力协调关系 |
3.2.5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评价模型构建 |
3.3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3.3.1 定量方法选择 |
3.3.2 评分标准 |
3.3.3 指标权重设定过程 |
3.4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逻辑演进路径分析 |
3.5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新发展 |
3.5.1 现代城市社会微治理模式 |
3.5.2 虚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 |
3.6 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
第4章 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建构研究 |
4.1 城市社会危机特征与分类 |
4.1.1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驱动战略与治理现代化关系 |
4.1.2 当前社会危机类别构成和特征分析 |
4.2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功能与原则分析 |
4.3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预警-动员-善后模型 |
4.3.1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存在问题分析 |
4.3.2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构建 |
4.4 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4.4.1 基本结构 |
4.4.2 评分标准 |
4.4.3 指标权重设定方法 |
4.4.4 指标体系权重分布 |
4.4.5 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
第5章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
5.1 建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
5.2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5.2.1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 |
5.2.2 现代城市常态事务治理与非常态治理之间关系 |
5.2.3 现代城市两类治理对整个社会治理的意义 |
5.2.4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指标体系构建 |
5.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公共性研究 |
5.3.1 公共性研究的必要性 |
5.3.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公共性特点 |
5.3.3 基于公共性基础上的政策选择 |
5.4 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践路径探究 |
5.4.1 社会治理外部性分析 |
5.4.2 收益性分析 |
5.4.3 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分析 |
5.5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北京模式 |
5.6 北京社会治理现状实证分析 |
5.6.1 现代城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模型 |
5.6.2 现代城市突发事件社会治理模型 |
5.6.3 北京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6.1 全文总结 |
6.2 研究局限 |
6.3 后续研究 |
附录 |
附录 A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附录 B 北京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
附录 C 北京市非常态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
附录 D 德尔菲调研第一轮问卷 |
附录 E 德尔菲调研第二轮问卷 |
附录 F 建构城市社会治理模型公共性调查问卷 |
博士生学习期间发表的文章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旨趣 |
二、概念界说 |
三、研究现状 |
1、结社权法制的研究 |
2、社团单行法的研究 |
3、社团法制的综合性研究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四民社会”基础上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雏形 |
一、传统社会中的结社禁律 |
1、传统“四民社会”中的社团 |
2、清代中前期的结社禁律 |
二、晚清近代社团对结社禁律的挑战 |
1、结社观念的复兴 |
2、戊戌学会与结社禁律的困境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团法制的初创 |
1、社团章程的出台 |
2、《结社集会律》的制定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社团法制体系的曲折发展 |
一、“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
1、结社自由的宪法化 |
2、结社行为的法律限制 |
二、前清“法定团体”的权利与地位 |
1、商会与政府的权益之争 |
2、其他法定团体法律地位的调整和变化 |
三、新型法定团体的产生 |
1、新式行业的法定团体 |
2、新旧之间的中间团体——工商同业公会 |
第三章 南北对峙时期社团法制的分立 |
一、社团重心的下移与北京政府社团法制权威的动摇 |
1、社团活动的新动向 |
2、法定团体的法外行动 |
3、民众团体的兴起对《治安警察法》的挑战 |
二、“民众势力的组织”与南方国民党政府社团法制的革命化 |
1、广州政府初期的社团法制 |
2、革命方针下民众团体政策的变化 |
3、革命团体的相关法制 |
三、社团冲突与社团法制的破坏 |
1、党化革命团体的发展 |
2、国民革命时期社团法制的崩坏 |
3、社团法制失灵的原因试析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形成 |
一、社团整理与法制重建 |
1、社团理论和政策的重构 |
2、社团法制的重建 |
二、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结构 |
1、党政并行的社团管理机制 |
2、党部主导的社团组织制度 |
3、政府颁行的多层次社团法规 |
三、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功能及其趋向 |
1、社团法制对社团事务的深度介入和干预 |
2、社团单行法规对社团的整合和规范 |
3、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趋向 |
四、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特征 |
1、社团法制体系的阶段性变化 |
2、社团法制体系的明显缺陷 |
第五章 战时社团法制体系的“非常化”及其战后结局 |
一、“非常时期”的社团法制体系 |
1、社团法制体系结构的一元化趋势 |
2、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化 |
3、社团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
二、战后社团法制正常化的努力及其失败 |
1、“宪政”导向下社团法制体系的调整 |
2、社团法制体系的终结 |
结语 |
一、政府权能的扩张:社团法制的政治性功能 |
二、法制形式与法治精神:社团法制的义务本位 |
参考文献 |
报纸期刊 |
档案史料 |
专着、文集 |
学位论文 |
期刊论文 |
后记 |
(9)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研究 |
二、关于城市社区冲突的研究 |
第三节 概念梳理与理论支撑 |
一、概念梳理 |
二、相关理论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调研方案与基本数据分析 |
第一章 城市社区冲突的类型与特征 |
第一节 中国城市社区及其类型与特点 |
一、中国城市社区概述 |
二、中国城市社区类型与特点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 |
一、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社会冲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现况 |
第三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类型 |
一、社区利益冲突 |
二、社区权力冲突 |
三、社区权利冲突 |
四、社区文化冲突 |
五、社区结构冲突 |
六、其它社区冲突:社区复杂性冲突 |
第四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特征 |
一、社区冲突的显现化、多样化与复杂化 |
二、社区冲突的多发性与群体性 |
三、社区冲突根源的多样化与交叉化 |
四、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 |
五、社区冲突的复合性 |
六、社区冲突的非对抗性 |
第二章 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内的冲突程度比较分析 |
第一节 提出假设 |
第二节 比较分析 |
一、社区冲突频率分析 |
二、社区冲突烈度分析 |
三、社区冲突程度的比较分析 |
第三节 主要发现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冲突的相关致因、扩散过程及升级机制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生成的宏观条件和相关影响因素 |
一、宏观条件 |
二、相关影响因素 |
三、冲突主要成因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与升级机制 |
一、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过程分析 |
二、城市社区冲突扩大与升级机制分析 |
第四章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主体 |
第二节 城市居民解决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 |
一、调解 |
二、对话和解 |
三、诉讼 |
四、仲裁 |
五、信访 |
六、诉诸暴力 |
第三节 城市基层政府解决社区冲突的主要举措 |
一、社区冲突和解 |
二、社区冲突调解 |
三、社区冲突管控 |
四、社区冲突处置 |
五、暴力强制 |
第五章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
第一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社区冲突治理的组织机构不完善 |
二、社区冲突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三、治理手段相对较为单一 |
四、基层政府干预失当或者不作为 |
五、社区冲突治理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 |
六、社区参与不足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 |
一、社区冲突治理理念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 |
二、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合法性权威受到影响 |
三、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弱化,社区认同感持续下降 |
四、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力量弱小 |
五、社区冲突治理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 |
六、相关法规政策建设滞后,冲突依法治理水平较低 |
第三节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
一、主体困境: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与冲突主客体的同一性 |
二、参与困境:社区参与不足,但社区冲突数量高居不下 |
三、平台困境:社区冲突的频发与冲突化解制度平台的缺失 |
四、成本困境:社区冲突控制成本的上升与治理成效的下降 |
五、制度困境:社区冲突治理呈“有法律却秩序失范”的困境 |
第六章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方法与有效实践 |
一、美国的社区调解制度 |
二、英美的社区听证会 |
三、日本居民参与式的社区规划 |
四、韩国的环境冲突管理制度建设 |
五、新加坡的“全国对话”机制 |
六、西方的各种对话方法与机制 |
第二节 国外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一、以人为本,因势疏导 |
二、重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度较为完善 |
三、完善组织机构,提高其互联互动性 |
四、强调主体多元化,渠道多样化 |
五、提升冲突治理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参与性 |
六、因地制宜,结合实际 |
第七章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总体思路 |
第一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目标与原则 |
一、目标:从冲突管理走向冲突治理 |
二、指导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主要策略 |
一、信念共识:转变观念,正视城市社区冲突的积极功能 |
二、多元共治:不同主体协同共治 |
三、分类治理:不同类型社区内的不同属性的社区冲突治理方法不一,各有侧重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改进的机制建设 |
一、内部机制建设:优化社区层面的冲突治理机制 |
二、外部机制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冲突治理机制 |
三、内外联动机制建设:构建互联互动、合作互惠的冲突机制 |
第四节 超越管理与化解:走向社区冲突转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调查问卷 |
附录B 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访谈提纲 |
附录C 调查实施细则 |
附录D 访谈资料 |
附录E 深圳罗湖区物业管理改革试点名录及改革举措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意义 |
1.5 创新点和难点 |
1.6 研究思路 |
1.7 关键概念说明 |
2 《通海新报》的发展历程: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 |
2.1 诞生背景: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初具规模(1895-1913) |
2.1.1 1895年之前的南通 |
2.1.2 1895—1913年南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
2.1.3 《通海新报》诞孕环境 |
2.2 发展繁荣: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剧(1914-1926) |
2.2.1 南通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
2.2.2 《通海新报》的发展繁荣 |
2.3 渐趋凋零: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受挫趋缓(1924-1929) |
2.3.1 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趋缓 |
2.3.2 《通海新报》凋零停刊 |
3 记录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物质设施的现代化 |
3.1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展开 |
3.1.1 现代交通:公路、汽车与铁路 |
3.1.2 现代通讯:电话、邮政与电报局 |
3.1.3 现代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苑、公园与剧场 |
3.1.4 现代慈善机构:养老院、育婴堂与游民工厂 |
3.1.5 现代医疗机构:南通医院与基督医院 |
3.2 呈现商业、金融业的逐步繁荣 |
3.2.1 新式商品层出不穷 |
3.2.2 商贸空间的固定与拓展 |
3.2.3 声光电影的世界:照相与电影 |
3.2.4 现代金融: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交易所 |
3.2.5 现代旅馆:西式会馆、俱乐部 |
本章小结 |
4 沟通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制度的现代化 |
4.1 介绍推行现代警察制度 |
4.1.1 传播现代警政价值理念 |
4.1.2 记录警务活动进程与细节 |
4.1.3 监督警务活动 |
4.2 推进南通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
4.2.1 呈现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 |
4.2.2 促进教育对象的扩大化 |
4.2.3 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
4.2.4 促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
4.3 现代经济制度的媒介启蒙 |
4.3.1 股份制的启蒙 |
4.3.2 公司制的教化 |
本章小结 |
5 改变城市:《通海新报》与市民观念行为的现代化 |
5.1 传播现代知识 |
5.1.1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
5.1.2 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
5.2 培育现代意识观念 |
5.2.1 卫生意识 |
5.2.2 时间观念 |
5.3 构建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 |
5.3.1 新式团体的报章交往 |
5.3.2 旧有组织的新式交往 |
5.3.3 公开的私人交往 |
5.3.4 编读互动 |
5.3.5 文人交往 |
5.4 引发并促成现代行为 |
5.4.1 推动“五四”“五卅”爱国运动 |
5.4.2 促成现代赈灾活动 |
本章小结 |
6 结论:报纸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
6.1 城市诞孕并烙印报纸 |
6.1.1 城市诞孕报纸 |
6.1.2 城市烙印报纸 |
6.2 报纸记录并影响城市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2 《通海新报》关于私塾的报道 |
四、防患于未“燃”——政协委员的关注与呼吁(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播说联播》节目话语研究[D]. 刘会. 沈阳体育学院, 2021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4]公安政治传播研究[D]. 房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9)
- [5]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 张东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D]. 陈建领.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
- [8]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9]中国特大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研究[D]. 原珂. 南开大学, 2016(04)
- [10]《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D]. 何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