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7~12月上海统计工作要事(论文文献综述)
王瑶华[1](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提出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王莹[2](2020)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粮食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一,通商口岸相继开埠,开启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粮食需求量显着增加,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愈加突显;其二,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兴起,国内粮食贸易线路得以延伸,粮食贸易规模显着扩大;其三,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进口贸易迅速扩张,对国内粮食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粮食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农业恐慌。国民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逐渐加强,突出表现为一系列粮食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从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考察国内粮食贸易问题,主要展开了如下具体工作:首先,结合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和相关粮食调查报告,补充、修正国内粮食贸易数据,采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进行联系强度评价与分析,在全国大尺度空间内清晰刻画粮食贸易的空间格局。国内稻米贸易呈现出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各级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贸易网络中的“点”,连接不同等级“点”的交通运输线路即为“轴”。不同规模等级的节点和轴线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贸易的点轴空间结构。就空间联系强度而言,贸易联系随距离延伸而衰减,贸易规模也随距离的增加而变少。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稻米流通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民船运输费用较低,贸易规模最大,安徽—江苏—上海是稻米流通最为繁忙的线路;广东是米粮缺口最大的省份,但是与长江中下游产地市场联系较弱。国内小麦贸易同样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由于铁路运输成本较民船和内河小轮船更高,上海面粉厂通常采用民船和内河小轮船从江苏各地采购小麦,沿津浦路采购小麦最北不过徐州;华北地区铁路常因战事而受阻隔,小麦运销不畅,面粉厂因原料短缺而面临经营危机。面粉贸易呈现出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上海在贸易网络中居于制高点,所产面粉行销各地。其他面粉工业聚集地较上海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产面粉多供本地消费,仅有少量输出。在土磨坊和石磨广泛存在的情形下,机制面粉消费局限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而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市场。其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慢变量,是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快变量,往往在短时间内对粮食贸易网络形成剧烈冲击。稻米、小麦和面粉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变的主导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稻米流通规模消长受产地市场自然环境影响更大;广东与东南亚稻米产地形成稳定的贸易圈,粮食贸易更加受东南亚经济环境的影响;小麦和面粉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小麦、面粉进口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再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各利益主体关系看,稻米贸易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多层中间商分销,主体间多为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渠道关系不稳定,并未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小麦、面粉贸易以面粉加工业为核心,面粉厂商将纵向交易环节纳入到内部组织完成,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流通渠道的长度,上下游各利益主体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从利益分配格局看,国内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生产者所获收益与承担的生产费用和风险极不匹配;各级稻米经销商利用稻米价格的季节性特征,低买高卖,获得可观收益;面粉厂商通过整合采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利益传导关系看,ATP-EC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稻米和面粉价格均呈非对称传导特征,这在本质上也反映了不同主体间利润的不均等分配。最后,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实践及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做一整体考察,系统梳理了“粮食市场危机—贸易保护思想形成—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建构—粮食市场反馈—贸易保护思想转变—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过程。这一时期粮食贸易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理想化地以兼顾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粮食加工业的利益为目标。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国内粮食流通不畅,区域间粮食供需失衡的情形下,不仅无法兼顾各方利益,反而会增加扭曲利益分配的风险,造成矛盾的激化。上海米荒、广东米荒以及面粉业原料短缺困境恰恰是关税政策扭曲利益分配的结果。
段炼[3](2018)在《《上海方志提要》补遗(续)》文中指出综观上海地区新编地方志,除了方志系统组织专人编纂之外,还有不少属于各个机构自行编修的志书。上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区县行政建制变更、乡镇合并、村社消亡,各级方志主管部门也随之撤销或重组。至于基层修志机构和修志人员,更是变动频繁。因此,想要摸清上海全市地方志的存量,尤其是新编方志的家底,可谓困难重重。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方志提要》,共收录自宋代开始至2004年底上海地区各类志书1261种,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社会主义新方志864种。经仔细查对,仍有不少遗漏,其中不乏一些较为重要的新方志。
王中[4](2013)在《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1950-1980)的兴衰过程》文中认为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内河航运于本区交通运输而言向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0年至1965年,本区内河航运的发展水平经历了一个先快速上扬,再增速放缓,再爬至顶峰,又迅速滑落,再缓慢回升的过程,其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深刻的互动作用,但以直至1980年的30年标尺而言,整体呈上升态势。而内河货运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性则虽不断受到自身瓶颈及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的冲击,但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本文主要依据本区交通运输部门档案,辅以其他统计资料,对1950-1980年间的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状况及其兴衰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建立1950-1965本区内河航运数据库;从而大致复原了这一时段内本区内河航运的发展路径,并通过分析其重要性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变迁,对这一过程和路径的变化规律给予了解释。
霍慧新[5](2013)在《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电话事业始于上海,源于租界。上海电话事业的管理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史上占据独特地位。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清末、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具有华租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模式。此种格局的形成,直接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国家电信政策、社会通讯需求等密切相关。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人际交往的互动,人们迫切需要便捷高效的通讯工具,以此来传递商情、交换信息和交流感情。电话通讯技术的诞生和推广,客观上为其创造了可能。开埠以后,上海首开风气之先,率先引进电话,在租界外商的推动下,电话事业步入正轨。在近代各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中,电话等电信业被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国权”被固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意味着中央直接经营管理、严格杜绝外人染指。但现实情况是,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了部管、商办、省办、市营等多样化的经营格局;租界的存在,也使包括电话在内的公用事业不得不任由外商经营。在此背景下,中央与地方、交通部与商人、民国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等围绕上海电话局、淞阳电话公司、越界电话等管理权属分配问题,产生诸多交涉。在此过程中,博弈双方均以法律条文和保障民用为护符,极力维护自身管理地位和相关权力。经过长期整理,上海电话局仍归诸交通部管理经营,原商办淞阳电话公司收归部办,越界电话则在专营权形式下适度保证了“主权”和“民用”的平衡。电话业的具体经营和管理,受到权力划分、角色定位、管理理念、社会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华租两界电话事业具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华界上海电话局先后由清末邮传部和民国交通部直接管理和经营,较多地受到清末官僚习气、北洋时期权力分散等人事因素的影响,局务发展颇受局促,江浙地区频繁战事的发生更增添了此种难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业化”运营理念之下,交通部和上海电话局进行了管理事权的梳理,局务整顿的开展和稽核制度的完善,上海市政府管理角色亦随之调试,客观上使中央和地方形成一股促进业务大力发展的合力。然而此种发展后被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租界电话事业发展环境较为安稳,较少受到战火和人事等不定因素的影响。现代公司企业经营模式的引进,较好地解决了电话事业作为一种公用事业前期投资大、后期改良费用高的问题。公司现代化管理团队的形成,有利于保证决策科学化;与国外公司的紧密关系则使机件设备供应有一定保障。在公司大量广告和推销活动之下,电话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租界市政当局特许经营权的规制,使外商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受到保证服务质量和限制租费收取的制约。战后电话业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整顿和规划进行,中美合资公司构想的提出,是上海市政府对统一市内电话制度的一种新探索。作为一种公用事业,电话事业的发展和规划,必然以用户的需求为转移。电话用户在履行一定的租费义务和机件保护责任外,对话费额度的高低、话务质量的优劣以及经营主体的选择等问题,均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近代上海电话用户群体,为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奔走于市政当局和电话经营者之间,对电话事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华租电话公用事业长时期的各自为政,不同的发展轨迹、迥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异的工商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导致了两界电话事业发展的水平悬殊。总体上,上海电话局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取得了局所筹建、线路发展、话机安装、服务质量的较大进步;租界电话公司则一直保持了平稳且快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孤岛时期,受租界畸形繁荣的影响,上海电话公司的安装户数得到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两界财务状况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战后用户需求的激增,更加剧了经营者的财务困难和服务难度。无论如何,客观上,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适应了城市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需求,对工商贸易、市民生活、城市消防等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上海商民对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城市时空布局,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更为便捷舒适的无形时空。更直接地,它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经济市场沟通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警报传达方式;便捷了商务信息的沟通,缩短了货物周转和销售周期,加快了生产要素流通,促进了商业发展;在民众生活方面,满足了日常人际交往需要,有助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塑造了新式女性形象,城市社会生活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管理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路径探索。华租两种不同的电话事业运营模式及其调试,均是公用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兼顾成本控制和保证民用,试图缓解效率和公平、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两对矛盾,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
栗蕊蕊[6](2013)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民众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的现代化之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踊跃投身于现代性人格养成的教育实践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本没有公民、公民教育的提法。作为外源性事物,公民教育在中国历经与其发源地迥异的演进历程,前行的步履艰难而多舛。整体而言,中国公民教育依托于思想先导,成熟于思想引导与教育实践的互动,思想与实践构成公民教育发展中的两个支点。因此论文第一章重点探讨公民、公民教育思想的理论推进。回望公民及公民教育思想萌蘖的历程,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公民理想渐次导入的历程,即公民观念在中国中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历程。从清末进步思想家、出使人员及传教士的思想传播,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有关公民人格的初步构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民主教育思想的绽放,再到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启蒙,国人在进步人士的思想引领下生发了对公民人格的热切向往。其二,国人引入异域公民教育理论,以图在时代际遇中为社会发展塑造适宜人格的努力。从凯兴斯泰纳到杜威,域外的公民教育理论经教育界、思想界的译介在中国得以传播,为公民教育落地生根进行了理论铺垫。从根本上讲,前者侧重从臣民到公民的思维转换,后者侧重公民人格的理论探求,在历史时空中是胶着融合而须臾不可分。公民教育的实践推进集中呈现于第二章,其本土演进的纵向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修身教育的更易与公民教育的萌生(清末-1922年),清末修身教育向公民教育的历史转轨因循了自下而上、自民间而至官方的路径。其次,公民教育的实地讨论与本土实践(1923-1927年),围绕公民科的性质、理念、教学、课外陶冶等问题民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触角深入学校层面,这一时期掀起的公民教育运动是公民教育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契机。再次,公民教育趋向异变(1928-1949年),自由宽大的社会氛围为权威主义所取代,公民教育遁入党治意味浓厚的新时期。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是公民教育中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公民教育历史变迁的时代缩影。因而,第三、四、五章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分别围绕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展开。第三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变迁。课程层面,中小学公民教育历经修身科——公民科——三民主义与党义科——公民与公民训练科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变迁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的主线,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不同历史阶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既有差异性,又有千丝万缕的连续性,这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民间与官方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生动写照。第四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变迁。清末以降,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出版机构、教科书种类和数量等都有所变化。教科书文本更是历经更易,内容导向、表述方式、编写体例及语体形式都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形式上愈加完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教科书的递演中不难窥见自臣民到公民再到党治下“公民”的历史转轨。第五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外活动变迁。重点择取了学生自治会和童子军两项,分析公民教育推进过程中在课外活动层面的展现。学生自治会迂回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不同阶段公民教育培养导向变化的印记,因而侧重从纵向展开讨论;童子军自民国前后引入中国,主要历经民办至官办、军事训练而及政治训练的变迁。
方成智[7](2010)在《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载体,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教科书是从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在知识准入教科书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因此,教科书又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七年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变革时期。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变幻的运行轨迹。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始终贯穿着制度化、正规化与政治化、革命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证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贯彻落实,国家是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在规整过程中碰到哪些困难?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冲突和斗争?这些引导着本研究的展开。本研究采取系统分析和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采用时间与问题结合的方式安排结构框架,力求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探讨新中国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充分关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多方探寻国家是如何规整教科书的,反思其经验与教训,并就如何规整当前教科书提出了建议。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规整的缘起,第二章为规整的策略,第三章为规整中的博弈,第四章为规整的反思。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教科书规整的缘起。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新中国十七年国家对教科书进行规整的缘由。首先,教科书的规整是国家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任何一个新生的国家和政府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首先要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地位,培养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这种认同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可以说,教科书是获取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渠道。其次,教科书规整也是教育及教科书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通过规整才能使教科书摆脱建国初期的混乱无序状态,才能提高整个学校教育的质量。再次,教科书规整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然。随着我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建立,教育领域概莫能外,政府明确地制定了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第二章分析了教科书规整的策略。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从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三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战斗的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是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三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十七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三者之间的均衡,可惜没有做到。第三章剖析了教科书规整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冲突和斗争。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新势力与代表资产阶级的旧遗留的博弈,二是本土经验与外来经验的博弈,三是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或者说革命派与代表传统教育的保守派之间的博弈。诚然,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但要适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推翻旧中国到治理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其所秉承的革命情怀和狭隘的边区政府管理经验,与要结束国家的贫弱状况、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要求的技术专长和平稳的行政管理很难兼容,所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风云变幻莫测、种种冲突不断。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在教科书的规整中也是如此。一会儿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会儿弘扬延安经验,开展群众运动;一会儿以健康的名义要求减负,一会儿以质量的名义强调“双基”教学。其实际在于中央行政干预过多、过度,无视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导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棋不定,客观上也使得教科书的规整动荡、曲折、艰难。第四章探讨教科书规整的反思。首先,总结了教科书规整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规整,逐步规范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形成了教科书管理的“国定制”,统一编制、统一出版,既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校教育中的有效贯彻,又提高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当然,规整也导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弊端在于:难以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不平衡状况;难以适应不同个性的学生的需求,不利于因材施教;没有竞争,不利于教科书的健康发展。其次,反思当前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在国家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今天,教科书规整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有:第一,要严格审查教科书编写者的资质,确保教科书的品质。第二,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审定工作。第三、努力规范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工作。总之,规整可以提高教科书的质量,规整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各方的无序竞争而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规整有助于遏制教育腐败。但规整不等于统一,规整本身不排斥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规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赵中亚[8](2009)在《《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文中研究指明1876年,中国近代最早以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期刊——《格致汇编》于上海创办发行,其主编是着名的英国人——傅兰雅。《格致汇编》曾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并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即以《格致汇编》为研究对象,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傅兰雅的早年经历,主要考察其青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情况,来华初期从事教育工作以及主编《上海新报》的经历,这些为他后来主编《格致汇编》作了必要的准备:如提高其中文水平,产生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兴趣,以及积累主编报刊的经验等。第二章《格致汇编》的创刊与经营,基于前人的研究,讨论傅兰雅创办科学期刊的缘起、《格致汇编》的编作者群体情况以及傅兰雅为推介《汇编》而作的努力。第三章《格致汇编》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对《汇编》中所刊载的科学技术类文章的原着、原作者进行系统研究,考察《汇编》所载知识当时的新颖性和先进性,考察《格致汇编》在中国普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倡议兴办实业方面的价值。第四章《格致汇编》重要文本研究选例,深入系统地分析《格致汇编》中两篇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格致略论》和《虫学略论》,考察两文本的原着者及原着在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影响情况,通过文本对读,分析科学技术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问题。第五章《格致汇编》的影响,系统考察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群体中《格致汇编》的流传及影响情况,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其影响继续扩大的情况。此外,本文还粗略考察了《汇编》在朝鲜、美国以及英国等地的流传情况。
刘永文[9](2004)在《晚清报刊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剧烈动荡、深刻变化的时代。晚清文学,无论是文学格局、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的形式内容及文学的传播方式,都出现了迥异于往古的变化。在这其中,“小说”的兴盛应是晚清文学的一大特色,以至于1906年就有人惊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寅半生)。从以往视小说为“小道”到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到小说创作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晚清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因此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阿英《晚清小说史》以降,许多研究者都参预了晚清小说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晚清小说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数作品都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包括许多长篇小说也多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当时,不仅文学杂志、特别是专业小说杂志刊载小说,日报和其他类型的报纸也发表小说。因此,研究晚清小说,必须注意晚清小说与报刊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报刊小说”的特点,而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全面考察这些“报刊小说”的情况。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以严谨求实态度所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有关晚清小说最详尽的目录,但正如他所言,外国学者做小说目录整理所面对的难题主要是资料的缺乏,因此他的目录所用的大都是第二手资料,而且对大量“日报”刊载的小说也未加以着录,因而实际上是不完全的。五年前开始做有关晚清报刊小说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我的导师就指示我要首先从搜罗第一手资料做起。于是从读硕士到读博士,在漫长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内,除了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我的大部分时间就都消磨在上海的几个图书馆里了。通过几年的努力,我查阅了上海各图书馆所藏1872年至1911年的全部期刊,共查出106种期刊登载小说计1065种(短篇小说也以一种计),完成了《晚清期刊小说目录》;另外,我还查阅了上海各图书馆所藏1912年以前的日报,检索了全部有关缩微胶卷,查出有47种日报开辟了小说专栏,共发表小说1456种,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晚清日报小说目录》。总计这两个目录对樽本照雄《目录》着录的晚清小说补充了1000余种。在做晚清报刊小说的调查时,我不仅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小说,也关心报刊上小说理论文章以及小说广告、销售、反响等有关问题,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对晚清“报刊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论文就是在以上考察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全文除“导论”和“余论”外,共分八章。“导论”回顾了百年来海内外对晚清小说研究的历史,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资料考察情况,并对本文的内容和一些特点加以说明。第一章多方面地讨论了晚清报刊小说兴盛的原因。第二章介绍晚清“期刊”刊载小说的情况。第三章是有关晚清“日报”刊载小说的考察,其中重点介绍了《时报》、《神州日报》、《申报》发表小说的情况。第四章介绍“画报”刊载小说的情况。第五章研究研究报刊小说的传播,对晚清小说如何通过报刊这一新的媒体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加以介绍。第六章介绍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和有关内容。第七章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晚清报刊小说。第八章再从其他一些方面分析晚清小说因通过报刊传播所形成的一些特点。最后的“余论”则对如何深入研究晚清小说提出了一些看法。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晚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和集中的考察和研究,除了资料建设意义外,也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希望本文能有益于晚清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晚清期刊小说目录》、《晚清日报小说目录》、《晚清报刊所登广告》、《晚清登载小说的报刊》、《晚清以小说命名的出版社(表)))作为附录载于文后,实际上这也应该是本文的组成部分。
齐文娥[10](2004)在《区域营销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市场营销的思想起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迄今已有百年历史。随着20世纪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从孕育、成长到大发展,迄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初期的消费者市场营销到60年代的工业市场营销,70年代的社会营销,80年代的服务营销,到90年代的关系营销和整合营销,市场营销研究的重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综观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适应企业赢利需要而提出或拓展开来的。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文化、人才等资源的区域化乃至全球化流通以及“产业集聚”不可避免地将区域带入一场激烈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取得竞争优势,区域也需要运用营销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规划和运营。因此,对区域营销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系统研究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试图搭建起区域营销的基本理论架构,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1、本文在总结和评述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界定了区域营销的概念,指出区域营销是区域政府或政府联盟以及各种区域利益相关者为了提升本区域的资源位水平,利用市场营销理念和方法将整个区域进行企业化、品牌化经营,整合区域内各种资源以吸引和满足各类目标顾客需求和愿望的过程。 2、本文对区域市场营销与企业市场营销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营销实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操作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3、本文指出区域营销者不仅包括作为区域管理主体的区域政府或政府联盟,而且还包括居民、商业机构等区域内其他利益相关者;上级区域政府及相关部门;国家政府官员和行业协会;以及国家驻外机构和人员等。 4、本文指出区域营销的目标顾客主要包括:旅游者、居民和雇员、产业和投资者、出口市场、上级区域政府和行业协会,并对区域的各类目标顾客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5、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释了区域营销产品的内涵,认为区域营销的产品可分为整体产品和具体产品。其中的整体产品就是区域自身,就是将整个区域品牌化经营;而将整体产品按不同标准进行细分就可以得到各种具体产品。具体产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联动关系也是区域整体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进而详细分析了区域为不同目标顾客群所提供的产品及其构成。 6、本文在探讨区域营销产品的定价时,详细分析了区域营销产品价格的构成以及影响其定价决策的各种内外因素。并且独具创意地指出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同样有价值,其价值同样构成区域营销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7、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区域营销的整合营销传播,指出区域营销的五种营销战略:形象营销、基础设施营销、吸引力营销、人民营销和事件营销。 8、本文首次将区域营销理念引入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之中。通过对珠江三角洲战略环境,包括目标顾客群、竞争环境的分析,阐释了珠江三角洲所面临的威胁与机遇,指出了珠江三角洲所具有的劣势与优势;分析了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定位和品牌化道路;指出了珠江三角洲为了保持和提升区域竞争优势,应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营销战略规划,从投资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入手,以提高区域营销产品的质量,满足目标顾客的需要和愿望。
二、1999年7~12月上海统计工作要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7~12月上海统计工作要事(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2.1.3 小结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2.2.5 小结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2.3.2 研究内容 |
2.3.3 研究方法 |
2.3.4 选题意义 |
2.3.5 创新性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4.7 小结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5.3.1 陆军体检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5.4 小结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6.5 小结 |
7 讨论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7.4 小结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研究现状 |
1.2.1 粮食国内贸易的研究 |
1.2.2 粮食国内贸易与进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
1.2.3 粮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 |
1.2.4 粮食贸易政策的研究 |
1.2.5 文献述评和问题提出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2.1 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说明 |
2.1.1 近代海关职能范围变迁 |
2.1.2 海关贸易统计体例和内容变迁 |
2.1.3 埠际贸易统计数据局限性 |
2.2 国内稻米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2.2.1 国内稻米供需情形 |
2.2.2 国内稻米输出市场概况 |
2.2.2.1 湖南稻米输出市场 |
2.2.2.2 安徽稻米输出市场 |
2.2.2.3 江西稻米输出市场 |
2.2.3 基于O-D数据的稻米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2.3 国内小麦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2.3.1 国内小麦供需情形 |
2.3.2 国内小麦输出市场概况 |
2.3.3 基于O-D数据的小麦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2.4 国内面粉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 |
2.4.1 国内面粉厂发展概况 |
2.4.2 基于O-D数据的面粉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形成与演变 |
3.1 城市化、工业化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 |
3.2 自然灾害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3.2.1 自然灾害与稻米贸易网络变迁 |
3.2.2 自然灾害与小麦、面粉贸易网络变迁 |
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3.3.1 中国在世界粮食贸易中的地位 |
3.3.2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稻米贸易网络 |
3.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小麦贸易网络 |
3.3.4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面粉贸易网络 |
3.4 实例分析 |
3.4.1 1931 -1933 年国内自然灾害与世界农业恐慌交织 |
3.4.2 1931 -1933 年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变迁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 |
4.1 国内粮食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4.1.1 稻米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4.1.2 小麦、面粉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4.2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4.2.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4.2.2 小麦、面粉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4.3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4.3.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4.3.2 面粉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及其政策实践 |
5.1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5.1.1 粮食贸易保护的必要性 |
5.1.2 粮食贸易保护的先决条件 |
5.1.3 粮食贸易保护关税政策的总体设计 |
5.1.4 经济学者推动粮食贸易保护理论进入政策决策层面 |
5.2 多方利益博弈下的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修订 |
5.2.1 各商人利益集团间博弈 |
5.2.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
5.2.3 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利益博弈 |
5.2.4 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颁布 |
5.3 粮食保护关税的实际影响及经济学者的政策反思 |
5.3.1 关税政策抑制进口作用有限 |
5.3.2 关税政策统一性遭到破坏 |
5.3.3 面粉业陷入原料短缺困境 |
5.3.4 经济学者关于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主张 |
5.4 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实践 |
5.4.1 国民政府统制粮食贸易的筹备工作 |
5.4.2 广东米荒中进口许可证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
5.4.3 1937 年《粮食调节办法》关于粮食贸易国营的规定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1.1 稻米和小麦贸易网络呈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 |
6.1.2 面粉贸易网络呈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 |
6.1.3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 |
6.1.4 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 |
6.1.5 粮食贸易保护政策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 |
6.2 研究展望 |
附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上海方志提要》补遗(续)(论文提纲范文)
《上海粮食财会志 (1949—1990) 》 |
《赵巷镇卫生院志》 |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志》 |
《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文化宫史志》 |
《上海电子器材厂志》 |
《上海滚动轴承厂志》 |
《上海群英机械厂志》 |
(4)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1950-1980)的兴衰过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数据库的建立 |
第二章 针对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自身的考察 |
第一节 航道与航线 |
第二节 船舶技术状况变化 |
第三节 客运运输 |
第四节 货运运输 |
第五节 个案研究:吴江县木帆船的粮食和砖瓦石灰运输 |
第三章 内河客货输量变化的连续势势区域交通体系中的地位 |
第一节 构造完整的15年内河航运时间序列 |
第二节 在区域交通体系中内河客货运输的地位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上海市水陆运输比重的变迁 |
第四章 内河航运兴衰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对“兴衰”的解析 |
第二节 公路客运的发展 |
第三节 纳入铁路和沿海货运的考察 |
第五章 内河航运兴衰与区域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 |
第一节 船民生活的变化 |
第二节 个案研究:1956年前的湖州私营轮业 |
第三节 针对本区内河货运量和工农业总产值的格兰杰检验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GM(1,1)模型推导过程 |
附录2 内河货运量与工农业总产值格兰杰检验详细说明 |
附录3 1950-1965内河航运数据库主要数据列表 |
后记 |
(5)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德律风的舶来: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产生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电话事业兴起的背景 |
一、近代城市发展和都市信息需求 |
二、电话通讯技术的起源和推广 |
三、最早接触电话的中国外交官 |
第二节 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总体概况 |
一、电话传入和近代上海民众的反应 |
二、电话经营单位的嬗变 |
三、电话制式的发展和改良 |
第二章 电话管理权属的演进:国权与民利的双重博弈 |
第一节 近代电话国有政策的确定 |
一、电话国有政策的制定 |
二、地方电话经营之变通 |
三、近代以来电话经营格局 |
第二节 部办上海电话局归属权之争 |
一、上海电话市营问题的产生 |
二、市府与交通部电话管理权之争 |
第三节 商办淞阳电话公司收归国有交涉 |
一、电话国有与商办利弊的讨论 |
二、淞阳电话公司的成立与经营 |
三、淞阳电话公司收归部办风波 |
第四节 越界电话管理权的维护 |
一、越界电话的产生和发展 |
二、1930年前暂时放任越界电话政策 |
三、1930年代电话临时合约的交涉 |
第三章 电话运营模式的变迁:经营与管理的艰难进程 |
第一节 华界电话局之经营管理变迁 |
一、清末业务发展的最初状况 |
二、北洋时期之权力分散格局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协力发展 |
第二节 租界电话事业之经营管理 |
一、公司企业发展模式 |
二、工部局之特许规制 |
第三节 战后上海电话事业的整顿和规划 |
一、日伪时期电话业的畸形发展 |
二、战后市政府的电话整理努力 |
第四章 电话使用权益的保障:质量与价格的不同考量 |
第一节 电话用户之义务与责任 |
一、电话租费担负 |
二、设施维护责任 |
第二节 用户团体的产生和发展 |
一、电话用户团体的萌生 |
二、电话用户团体的发展 |
三、组织形式及经费状况 |
第三节 力争租界电话主权运动 |
一、收回电话主权的动议 |
二、力争电话主权的努力 |
第四节 反对加价与按次收费运动的展开 |
一、1925年反对加价和改制收费 |
二、1935至1936年反对加价和改制收费 |
第五章 电话事业的发展及其影响:电话与近代上海社会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成就 |
一、上海电话局之建设成绩 |
二、租界电话公司经营成果 |
第二节 城市商民的电话使用及其影响 |
一、电话通讯与近代上海工商贸易 |
二、电话通讯与近代上海市民生活 |
三、电话通讯与近代上海城市消防 |
结论:近代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与发展 |
一、三大影响因素 |
二、两条实现路径 |
三、一种模式探讨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6)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一) 研究的缘起 |
(二) 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相关概念之厘定 |
(二) 有关公民教育思想起源、意义的研究 |
(三) 有关中小学公民教育实施的研究 |
(四) 有关近代社会、民众的研究 |
(五) 有关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理论深化及实践推进的研究 |
(六) 对已有研究的总体评价 |
三、研究构想与内容框架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一) “中小学” |
(二) “公民”与“公民教育” |
(三) “社会文化变迁” |
(四) “本土演进” |
第一章 中西交汇中公民教育思想的萌生 |
第一节 冲击与共鸣:公民理想的渐次导入 |
一、求新于外:异质文化碰撞下对“民主”的初步认识 |
二、上下求索:思想家的“国民人格”向往 |
三、革故鼎新:民国成立与民主思想的绽放 |
四、曲折前行:复古思潮中民主求索的短暂阻抑 |
五、浓墨重彩: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思想革新 |
第二节 借鉴与移植:植入中国土壤的异域理论 |
一、凯兴斯泰纳公民教育思想的引入 |
二、杜威来华对中国公民教育的促动 |
第二章 本土语境下公民教育的自主生长 |
第一节 从无到有:修身教育的更易与公民教育的萌生 |
一、外向求索:修身步入课程体系 |
二、顺应趋势:修身向公民的转换 |
三、取而代之:公民教育得以确立 |
第二节 上下互动:公民教育的图景绘描与本土实践 |
一、关于公民教育的实际讨论 |
二、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实地开展 |
三、全国公民教育运动的兴起 |
第三节 趋向异变:国家政治干预与公民教育的改造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宗旨的确立 |
二、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异变 |
第三章 生成与变迁: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分析 |
第一节 课程目标之变更 |
一、修身科:“涵养德性,导以实践” |
二、公民科:“养成营现代生活的习惯” |
三、党义与三民主义科:“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 |
四、公民科与公民训练科:“四维八德” |
第二节 课程内容之变更 |
一、修身科:“孝悌礼义”“忠君爱国”的个体道德导向 |
二、公民科:儿童中心的团体生活导向 |
三、党义与三民主义科:三民主义的政治生活导向 |
四、公民科与公民训练科:系统化的身心规约 |
第三节 教学方法之变更 |
一、修身科:由精神训练渐重实践考察 |
二、公民科:多重方法综合应用 |
三、党义与三民主义科:课内训练与课外陶冶融合 |
四、公民科与公民训练科:公共训练与个别训练并行 |
第四章 价值的表达与呈现: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分析 |
第一节 教科书的演变历程 |
一、道德文本的时代转换 |
二、政治文本的走向与变革 |
第二节 教科书内容之分析 |
一、《修身》:德目趋变 |
二、《公民》:培育“明达公民” |
三、《三民主义》与《党义》:政党政治下的千书一面 |
四、《公民》与《公民训练》:培养党治的“公民” |
第三节 教科书形式之分析 |
一、《修身》:渐趋现代 |
二、《公民》:贯以现代气息 |
三、《三民主义》与《党义》:编写体例的单一化 |
四、《公民》与《公民训练》:沿袭前期 |
第五章 衍变与更易: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外活动分析 |
第一节 学生自治会 |
一、从专制到自由:清末民初的潜滋暗长 |
二、从理论走向实际:五四运动后的全面勃兴 |
三、从自由发展到全面限制:国民政府时期的强制整顿 |
第二节 童子军 |
一、形式上:由民办走向党办 |
二、内容上:由军事训练而及政治训练 |
结语:近代以来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历史反思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及研究的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五、研究的思路与拟解决的问题 |
六、采用的研究方法 |
七、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规整的缘起:新中国新秩序新教育 |
第一节 规整教科书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一、教科书: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 |
二、教科书: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 |
三、教科书: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
第二节 规整教科书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
一、建国初期教育的落后状况 |
二、建国初期教科书的混乱与无序状态 |
第三节 规整教科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使然 |
一、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 |
二、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方针的确定 |
第二章 规整的策略:从模仿借鉴到自主探索 |
第一节 借助统一的名义来规整 |
一、统一的前提与基础 |
二、统一的具体措施 |
三、统一过程中的特点 |
第二节 仿效苏联的模式规整 |
一、学习苏联浪潮的兴起 |
二、效法苏联的方式方法 |
三、照搬苏联的后果 |
第三节 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 |
一、延安经验回归的背景 |
二、借鉴延安的具体做法 |
三、规整的特色 |
第四节 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
一、注重质量的缘由 |
二、提高质量的路径 |
三、规整的效果 |
第三章 规整中的博弈:各种力量的角逐 |
第一节 除旧布新,新中国教育与旧教育遗留的博弈 |
一、学制变革中的反反复复 |
二、课程设置及教科书内容选择中的"兴无灭资" |
第二节 延安经验、民国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相互冲突 |
一、延安经验、民国经验、苏联经验简析 |
二、本土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碰撞 |
三、延安经验与民国经验的冲突 |
第三节 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的斗争 |
一、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简析 |
二、毛泽东教育模式的特点 |
三、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的较量 |
第四章 规整的反思:经验、教训及启示 |
第一节 教科书规整的经验 |
一、有利于国民共同价值观的树立 |
二、形成了优秀的编辑团队,提高了教科书质量 |
三、规范了教科书市场,利国利民 |
第二节 教科书规整的教训 |
一、导致了教科书的垄断 |
二、强调"政治挂帅",忽视人性需求 |
三、规整依据的不确定,导致规整的动荡 |
第三节 当前教科书规整的启示 |
一、规整不等于垄断 |
二、规整重在制度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第一章 傅兰雅的早年经历 |
第一节 傅兰雅早年的教育背景 |
第二节 傅兰雅来华初期的困厄 |
第三节 傅兰雅的人生转折——从主编《上海新报》到任职制造局翻译馆 |
第二章 《格致汇编》的创办与经营 |
第一节 《格致汇编》的创刊缘起 |
第二节 《格致汇编》的编作者群体研究 |
第三节 傅兰雅为推介《格致汇编》所做的努力 |
第三章 《格致汇编》上的科学技术知识 |
第一节 《格致汇编》的栏目设置 |
第二节 《格致汇编》中的自然科学知识 |
第三节 《格致汇编》中的工艺技术知识 |
第四章 《格致汇编》重要科学文本研究选例 |
第一节 优秀的科学启蒙读物——《格致略论》 |
第二节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昆虫学的着作——《虫学略论》 |
第五章 《格致汇编》在晚清科学启蒙过程中的影响 |
第一节 《格致汇编》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以"互相问答"栏为中心 |
第二节 《格致汇编》在洋务官员中的影响 |
第三节 《格致汇编》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影响 |
第四节 梁启超对《格致汇编》的推介及其影响 |
第五节 《格致汇编》的重印、盗印官司 |
余论 |
第一节 《格致汇编》在邻国朝鲜的流传 |
第二节 《格致汇编》在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流传 |
附录一 上海富强斋、铸记书局盗印《格致汇编》而成的《格致丛书》详细目录 |
附录二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最乐草堂丛钞》中的《格致汇编》文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晚清报刊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导论 |
一、 百年来晚清小说研究综述 |
(一) 1949年以前的晚清小说研究 |
(二) 1950年至1966年的晚清小说研究 |
(三) 1977年至2002年的晚清小说研究 |
(四) 国外晚清小说研究情况 |
二、 本文的选题和资料准备 |
(一) 本文的选题 |
(二) 撰写本文的资料准备 |
三、 本文的撰写情况 |
(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 |
(二) 本文的一些特点 |
第一章 报刊小说的成因 |
第一节 庚子国变重创下的清王朝的内部改革 |
第二节 上海租界地的温床作用 |
一 特殊而宽松的政治环境 |
二 丰富多彩的题材来源 |
第三节 印刷技术的提高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作用 |
一 办报--更张小说载体 |
二 征文--倡导“时新小说” |
三 译书--绍介西方文学和理论 |
四 作文--影响小说的内容和语言风格 |
五 兴学--培植读写群体 |
第五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 |
第六节 理论的倡导 |
第七节 “白话运动”的推波助澜 |
第八节 文人的功利追求 |
第二章 期刊小说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酝酿阶段 |
一 《瀛寰琐纪》 |
二 《海上奇书》 |
第二节 发展阶段 |
一 《新小说》 |
二 《绣像小说》 |
三 《新新小说》 |
第三节 转折阶段 |
一 《月月小说》 |
二 《小说林》 |
三 《小说时报》 |
四 《中外小说林》 |
第三章 日报小说研究 |
第一节 《时报》 |
一 文化名人担任报纸的编辑并负责创作 |
二 报纸登载小说、滑稽时报、鼓励剪报、小说大悬赏、小说配画 |
三 登载理论文章 |
四 创办杂志:《小说时报》、《妇女时报》 |
五 时报馆、有正书局出版小说 |
六 广告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的重要资料 |
第二节 《神州日报》 |
第三节 《申报》 |
一 登载征文、理论文章或小说出版广告 |
二 开辟小说专栏大量登载小说与附送石印图画小说 |
三 所属书局大量出版小说 |
第四节 报刊与附送小说 |
第四章 画报小说研究 |
第一节 画报的孕育与发展 |
一 传统版画的启发 |
二 西人报刊的借鉴 |
第二节 画报与小说 |
一 理论的探讨 |
二 画报小说的实绩 |
第五章 报刊小说的传播 |
第一节 全新的传播媒体--报刊 |
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传播群体--政治家、报人、出版商、书商 |
第三节 女性小说作者--某某女士现象分析 |
第四节 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发征文、做广告、登图片、设销售网络 |
第五节 混乱的传播现象--夸大告白、抄袭剽窃 |
第六节 小说的广告宣传 |
一 在报纸上登载广告 |
二 小说杂志本身开辟广告栏目 |
三 小说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做广告宣传 |
四 在随纸附送的单叶小说上登载广告 |
五 广告所蕴涵的内容 |
第六章 报刊小说的内容 |
第一节 政治小说 |
第二节 社会小说 |
一 揭露丑恶官场 |
二 批评科举 |
三 批评鄙风陋俗 |
第三节 历史小说 |
第四节 科学小说 |
第五节 侦探小说 |
第六节 写情小说 |
第七节 滑稽小说 |
第八节 教育小说 |
第七章 报刊小说艺术分析 |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
第二节 第一人称的借鉴 |
第三节 游记体的采纳 |
第四节 倒叙手法的运用 |
第五节 报刊小说的思辩性 |
第六节 报刊小说的“时事性” |
第八章 报刊小说的一些特色 |
第一节 从随刊随止到按回刊登 |
第二节 适合报刊登载的短篇小说 |
第三节 残缺不全的报刊长篇小说 |
第四节 繁复而标准不一的类型标签 |
余论 晚清小说研究的重新构建 |
一 实证的原则 |
二 以本土理论为根基并参照西方理论 |
三 进行多角度的文化学研究 |
附录说明 |
附录 |
一 期刊小说目录(见下册) |
二 日报小说目录(见下册) |
三 报刊所登广告(见下册) |
四 登载小说的报刊(见下册) |
五 以小说命名的出版社(见下册) |
参考文献 |
插图索引 |
后记 |
(10)区域营销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目录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1.4 研究价值 |
第一部分 文献研究与实践综述 |
第2章 区域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综述 |
2.1 市场营销理论 |
2.2 国外学者区域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成果 |
2.3 我国学者对区域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 |
2.4 区域市场营销实践综述 |
第二部分 区域营销的基本理论 |
第3章 区域营销的内涵和必要性 |
3.1 区域营销的内涵 |
3.2 区域营销帮助区域摆脱困境 |
第4章 谁来进行区域营销 |
4.1 区域营销者的类别 |
4.2 区域政府或区域政府联盟的营销职责 |
第5章 区域营销的目标顾客 |
5.1 区域营销的主要目标顾客 |
5.2 目标顾客的消费决策模式 |
5.3 区域营销的主要战略方法 |
第6章 区域营销的产品策略 |
6.1 区域营销的产品的内涵 |
6.2 为旅游者提供的产品--旅游产品 |
6.3 为居民和雇员提供的产品--居住产品和工作产品 |
6.4 为产业和投资者提供的产品--投资产品 |
6.5 为出口市场提供的产品--服务产品 |
6.6 为上级区域政府提供的产品--博弈产品 |
6.7 区域产品的包装--区域形象 |
第7章 区域营销的定价策略 |
7.1 区域营销产品的价格 |
7.2 区域营销产品的价格构成 |
7.3 影响区域营销产品定价决策的因素 |
7.4 区域营销的定价策略 |
第8章 区域的整合营销传播 |
8.1 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和特点 |
8.2 区域的整合营销传播 |
第9章 区域营销的战略环境分析 |
9.1 区域营销的宏观环境分析 |
9.2 区域营销的微观环境分析 |
9.3 区域营销的自我诊断:TOWS分析 |
第10章 区域营销的品牌战略 |
10.1 区域品牌的含义 |
10.2 区域品牌的塑造过程 |
第三部分 珠江三角洲的区域营销战略 |
第11章 珠江三角洲的顾客群分析 |
11.1 珠江三角洲的旅游者市场分析 |
11.2 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和雇员市场分析 |
11.3 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和投资者市场分析 |
11.4 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市场分析 |
11.5 上级区域政府及各种行业组织 |
第12章 珠江三角洲区域营销的竞争分析 |
12.1 珠江三角洲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12.2 珠江三角洲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分析 |
第13章 珠江三角洲的TOWS分析 |
13.1 明确珠江三角洲的威胁和机遇 |
13.2 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劣势和优势 |
第14章 珠江三角洲的品牌战略 |
14.1 珠江三角洲的品牌化经营现状 |
14.2 塑造珠江三角洲区域品牌 |
第15章 珠江三角洲营销战略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 |
15.1 珠江三角洲的区域投资环境优化 |
15.2 珠江三角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
15.3 珠江三角洲的人文建设 |
第16章 结论性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附录 |
后记 |
四、1999年7~12月上海统计工作要事(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2]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D]. 王莹. 山西大学, 2020(12)
- [3]《上海方志提要》补遗(续)[J]. 段炼. 都会遗踪, 2018(01)
- [4]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1950-1980)的兴衰过程[D]. 王中. 复旦大学, 2013(04)
- [5]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D]. 霍慧新.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6]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D]. 栗蕊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3)
- [7]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D]. 方成智.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8)
- [8]《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D]. 赵中亚. 复旦大学, 2009(05)
- [9]晚清报刊小说研究[D]. 刘永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04(03)
- [10]区域营销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D]. 齐文娥. 郑州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