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家伦理的形成与政治整合

一、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柴文华,段澜涛^[1]（2021）在《历程·特征·地位·价值：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宏观审视——以张锡勤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观为中心》文中提出张锡勤先生是着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家和伦理思想史家,为我国及龙江的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观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所补充和深化。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展的五阶段说: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五代、宋明、明清之际,在强调儒家伦理道德主流地位的同时关注到非儒和反儒学派以及思想的存在,并能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进行深入解读,体现了那一代学者浓郁的历史唯物论情怀。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结构的分析,认为这是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特征的根源性问题,由此生发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要特征:家族本位—伦理型文化—重道德,家族本位—家国同构—伦理政治一体化,家族本位—重家庭血缘关系—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家族本位—整体主义—尚公—重礼—贵和。先生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概括为两个"之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人类最早的伦理文化源头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这完全符合中国伦理文化的实际。先生既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普遍性,亦即超越性,也肯定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民族性,亦即特殊性。先生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所说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内在活力""未来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中国和世界贡献出更多智慧。

秦冰馥^[2]（202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面对这样一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宝藏,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宏大的战略视野统筹谋划,先后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明确要求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并贯穿于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由此可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意,更是传承民族精神血脉,汲取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立足当今时代背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主题。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规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凝练研究主题、开展前提性分析、考察历史进程、归纳时代要求、探索创新实践路径模式的思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为二者相通相融的逻辑起点,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共生共进关系视角出发,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脉络、思想精华与时代价值（第一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过程与经验启示（第三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诉求（第四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第五章）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引言部分。主要对本文选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明研究目的,并提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提炼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育人资源。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基本走向,总结归纳了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遗产。进而着重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赓续延传中所展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延续性、经世致用的务实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重人轻神的人文性、和崇德尚善的伦理性等突出特征,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民惟邦本”“天下大同”核心思想理念,以及注重整体、辩证、历史的思维品格。最后,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后续几个章节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出发,分析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质与紧密关系使融入具有充分的可能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自觉选择、使命追求使融入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优秀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在总体上廓清了两者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第三章围绕历史维度,梳理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折历程,通过考察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辩证态度和鲜明立场以及伴随这一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程,总结了历史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立足新时代背景的融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紧扣“生命线”定位,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化人的积极效能。第四章从现实维度出发,在分析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实中存在的不足基础上,审视“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历史机遇。进而,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分析提出了实现融入必须聚焦教育根本问题,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双创”原则为实践指南;立足主阵地、主渠道,科学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的必然要求,从而明确了创新融入实践应把握和努力的前进方向。第五章主要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出发,结合当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相关领域和主要内容,从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队伍建设等方面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依托“大思政”工作格局尝试构建了融入的创新实践模式。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思想精华、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和载道铸魂功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探索完善中华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当代青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支撑。

白宇辉^[3]（2021）在《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分析,解析明代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根源,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整体把握,一方面,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明代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新的动向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明代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传统内容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阻滞力。最后,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探讨传统儒家思想与经济之间的同构和张力,有助于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建设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进一步厘清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机制,对我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文化输出和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力伟^[4]（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刘婧^[5]（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田雪^[6]（2020）在《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文中指出概念、范畴与命题是人类认识之网汇总的纽结,将思想史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编排,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各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以往的研究视角从“思想家”转换到“思想”本身,探讨围绕思想本身的教育问题,从而能清晰地梳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文章立足于长期视野,上溯先秦,下至当代,重点关注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首先阐释学习这一教育的基本范畴内涵及其发展变化。其次从学习的起点、学习的过程出发,分析上诉因素作用于学习思想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最后观照目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学”“习”分离这一现实问题,希冀从古代优秀的学习传统中获得力量。邢昺曰:“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以“学”“习”为开端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学习之于人生、社会、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学习”内在包含了“学”与“习”。其中,“学”主要指知识的学习与经验的积累,代表了认识活动过程;“习”主要指将知识落实到行动中、运用到实践中的过程,代表了实践活动过程。可见,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活动,它是一个知行结合的完整阶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学习史上,古代先哲们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对学习的定位、学习的人性依据、学习的过程以及学习的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学习的人性论前提的不同理解,影响着学者对于学习与学习功能的看法;对学习过程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与为学次第的不同思考,反应了学者之于学习背后“知”“行”的关系的不同主张;对学习目的的定位则体现了学者对读书人在“知”“行”方面修养的要求。古代的学习理论,是在当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条件、学习内容和对学习规律的认识水平的情况下提出的。由于上述条件的改变,其中有些已失去了对学习的指导意义,有些则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批判地继承。从古代学习思想和实践中探寻宝贵经验,为发展当代学习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在当代相对缺乏“习”（行）的教育环境下,重新发掘古代学习观中的积极方面,打破一些对传统教育的狭隘理解与偏见,从而对传统学习思想内在意蕴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树立文化自信。

任现品^[7]（2020）在《论中国传统性别差等结构的隐固性》文中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在向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化过程中被置换为男优女劣的性别差等,这是世界各文化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差等不是男性彻底压制女性的二元对立,而是一元格局下两性相依互动的男尊女卑,具有超强的隐固性。这种隐固性不仅在于伦理—政治的一体化,更有着深层的经济、政治根基,它既是整个文化结构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其核心特征在两性关系上的体现;父系家族所有制是这种一元格局下男尊女卑性别差等的经济基础,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非但没有触动家族内部的两性差等,反而为其提供了牢固的政治保障;而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则使这种性别差等被纳入到政治组织系统而更趋稳固,至于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社会整合模式和传统哲学的天地—阴阳—男女的本体论系统,更是把这种性别差等贯彻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次和宇宙自然的各个领域。正是经济所有制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哲学观念等各级因素的逐层包裹、叠加与固化,才使得中国性别差等结构成为一个集贯通性、隐蔽性、灵动性于一体的稳固结构系统,使国人长期受其控制而浑然不觉。剖析这一结构的内在层次是解除其魔咒的关键。

王晶^[8]（2017）在《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礼是先秦儒家依据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这一基本特征,将自然规律（天道）和社会法则（人道）归于合理规范化的价值标准和理论框架。为使人明礼,先秦儒家将抽象的“礼”转化成现实的、可操作的具体实践层面,从而使得以“礼”为内容的“教”最终得以实现。先秦儒家礼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宇宙伦理的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与伦理政治思想相得益彰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它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上古时期的习俗传承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其产生的萌芽时期;孔子将“仁”的内在精神赋于外在行为约束的礼制与礼治规范之中,使得礼教的理论得以基本形成;孟子和荀子是孔子礼教思想的继承发展者。有学者指出:“儒家礼教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对儒家礼教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儒家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构建起一个从理想人格,到理想伦理秩序,再到理想政治的逻辑层次严谨的教育价值导向和终极关怀目标体系。首先,先秦儒家从完善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格位和标准,以及由“志士”,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实践序位的设计和追求,鼓励人们以自我道德现实水平为坐标原点,不断地夯实自身力量,以达成“礼以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无伦外之人,以礼教伦,以礼安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讲究彝伦攸叙,以达成“礼以安伦”的理想伦理秩序目标。最后,在以个体修身为本“内圣”的基础上,开出“外王”的“王制理想”,并以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和大道之行下的“大同”之世,作为达成“礼以治世”这一理想政治目标所实施的“两步走”战略。先秦儒家为了实现“礼以成圣”“礼以安伦”“礼以治世”的总体目标,建构了一个十分丰富、完整、合理的礼教内容体系。内外兼修是先秦儒家选择和安排礼教内容的基本原则。孔子以“六经”为主要内容,施以礼仁之教,孟子和荀子分别对礼心和礼法之教予以阐释,既重视外在表现合乎礼仪,又重视内在道德不断提升。“三礼”作为先秦儒家礼教的理论形态和基本教材,《仪礼》是礼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体现,《周礼》和《礼记》则是礼的内在本质方面的体现,三者在礼仪、礼义、礼制上的三维一体,形成了礼教内容形质兼具的基本特征。先秦儒家在“以礼为教”的逻辑顺序中,以礼修身是最早产生、首要实施的践履途径。依据以礼修身的客观规律和内在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约礼——传统规俗以约之、知礼——学思结合以致知、践礼——知行结合以磨砺三个递进的层次。然而,修身正己并不是礼教践履的最终目的,礼教实践的本质在于外施于人。齐家作为外施于人的第一个层面,以“孝”为基点构建家国关系,以“和”为原则维护家国秩序,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与“国”相互联结,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合一的特殊关系。以此为基,先秦儒家通过人性向善的道德涵育、德化政治的思想感召、礼乐教化的情绪感染、隆礼崇法的行为规范、“天下为公”的愿景展望等途径,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诚然,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实现政治性与伦理化统一、统摄性与社会化统一、现实性与理想化统一等理性价值的同时,由于所处历史时代阶级属性的影响,也存在着固守“家天下”的应然逻辑的局限性,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同样是我们今天探讨礼教思想现实镜鉴的价值所在。但瑕不掩瑜,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从生命个体到信仰追求、从社会秩序到国家制度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维度之广阔,意义之深远,于现代公民性命之理的自觉与超越、社会文明秩序的规范与维护、国家“德治礼序”的传承与摒弃,已然提供了遵循,指明了路径。因此,对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刻追问应该是人类慎终追远的自我觉醒。

彭婷^[9]（2017）在《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辨正》文中研究说明2000年以来学界展开了一场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论争,广泛涉及儒家伦理的历史考察与评价、现代诠释与现实意义诸方面内容,以及相关中西之辨与古今之变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辨正”为题,除总结这场沦争外,还需正本清源,如实揭示这一伦理观念的内涵、特质、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意义,并客观分析相关古今、中西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如下诸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总结这场论争的主要议题,说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其次,从经典诠释史角度发掘孔孟“亲亲相隐”思想的意涵与价值合理性,并注意相关概念或思想的古今异同。同时,深入探究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伦理思想基础,并揭示它们的伦理特质与价值合理性。再次,结合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与近现代公私德概念,探究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的道德属性与道德合理性,并在中西方德性概念比较基础上探究慈孝友悌与直概念的德性内涵、道德合理性与现实意义。最后,借鉴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框架,探讨儒家“亲亲相隐”伦理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当性与价值意义,以及儒家“亲亲相隐”公私理论的特质与公共哲学意义,并结合西方法哲学思想探讨儒家“亲亲相隐”法制理念与立法实践的特质、正当性及价值意义。对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论战中学者们各抒自见,充分展现出他们的时代关怀。但由于部分学者主观、形式地“以西释中”,并持全盘反传统立场,难以客观诠释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的内涵、特质与价值合理性。作为客观学术研究,本文极力避免主观随意、过度推证或抽象、泛化解读,并搁置“是西非中”、全盘反传统及似是而非主观价值判断,做到客观、具体分析,从而合理批判与扬弃传统儒家“亲亲相隐”伦理文化。第二,孔孟“亲亲相隐”思想的经典诠释脉络体现为:孔孟反思当时政治权力统治的正当性,并积极思考亲情、家庭伦理共同体、道德教化与人民正当权益,对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们行为规范化与道德化的普遍价值意义;汉学家们融合严谨经典训释及伦理价值体系与典章制度建构,将具有普遍伦理价值的亲子之爱、仁义道德与良心善性普及到社会伦理政治生活中的通经致用实践品格;宋学家们通过阐发天理与人情一贯、存圣贤之公心及公义与私恩两济的道德义理思想,贯通普遍道德法则、主体道德理性与人伦道德规范,为社会伦理规范与人们生活实践提供普遍道德价值依据。总之,孔孟“亲亲相隐”经典诠释展现了儒家普遍仁义道德与人性向社会伦理政治的具体落实。同时,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蕴含情理圆融的形上道德哲学特质、人伦之爱与泛爱相统一的仁爱思想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权变思想,展现出普遍伦理价值与具体道德实践相贯通的伦理品格。第三,儒家仁义道德与慈孝友悌诸德在群己间具有主体道德一贯性,对当今中国社会公德建设有积极意义。儒家德性概念除具备西方德性概念的内涵外,还包含先验道德心、理想人格完善与心性修养诸内容。故而,慈孝友悌诸德包含主体道德自觉、道德情感与个体综合德性实践品质诸内容,对人们生活实践有重要意义。孔孟“亲亲相隐”中的直德不能被简单归结为社会正义规范层面的守法,而是个体正直德性。它既具备西方正直（公正）德性概念的内涵,又包括无邪曲心、真诚率直及积极纠正他人邪曲心或枉曲行为诸内容,具有价值合理性与积极现实意义。第四,现代政治哲学框架下儒家“亲亲相隐”伦理政治文化包括,具有理想色彩的德治理念,具有公共性特征的道义、礼义法度与人伦道德规范,以及它们在父子家庭与君臣政治中的实践运用。不同于君主权力政治与民主权利政治,儒家伦理政治既为人们的政治道德实践提供正己、正人（德治）的普遍道德准则,又强调行政人员才德（人治）对维系公共礼法制度（包含法制）的重要意义,能积极维护不同政治实体的正当权益诉求。儒家“亲亲相隐”中公义、私恩两济与存天理之公、去人欲之私的公私观,能为合理协调现代公共哲学中公私领域关系并有效解决公私冲突,提供普遍道德法则、主体道德理性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多重价值标准。儒家“亲亲相隐”法制理念具有合于自然法权与实证法权的双重合法性,国法与人情并重的立法特质,及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法学实质,对现代立法实践有积极借鉴意义。总之,本文揭示出儒家“亲亲相隐”伦理文化的丰富内涵、特质、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意义,并澄清了一些学者的诸多误解。但由于儒家经典及其诠释材料的庞杂性以及中西方伦理思想体系与人文现象的复杂性,本文在整理与辨析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有些内容还可以深入探究并继续拓展。

张志建^[10]（2016）在《合法性视阈下的董仲舒德教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儒学教化系统的真正创立者。董仲舒构建的以德教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和实践,使儒学由思想成为制度,从乡野走上殿堂,深刻影响着汉代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他同时构架起了汉代教化的基本脉络,使教化成为汉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学教化开始成为中国教化传统的主体基调。思想政治教育欲汲取传统之精华,则必须关注董仲舒之德教思想。依汉初之时代背景,因教化之时代课题,董仲舒适时而动,应势而起,更新先秦及汉初之儒学,集诸子百家于大成,依托《春秋公羊传》而成《春秋繁露》,展开德教思想之理论构架。其后,董仲舒积极展开实践,“天人三策”应帝王,推动德教思想的制度化,在儒学制度化和制度儒学化、制度化儒学和儒学化制度的合理有效互动中实现了思想与王权的合谋共赢,汉代由此成为接受学术（儒学）指导的政权。董仲舒以德教为核心之儒学理论和实践,深刻影响汉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并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教化的根本基调。其教化理论和实践赋予中华民族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特征,奠定中华民族之政治格局、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在事实上起到了塑造民族、塑造文化中国之功勋。董仲舒德教思想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和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历史的启示、文化的资源以及方法的借鉴。在董仲舒德教思想研究中,所采者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为主,就是坚持以中国思想文化之“本来面目”认识董仲舒,采取“以中释中”之模式,将董仲舒德教思想的观念、命题、范畴等置于中国思想文化系统中进行观照、解释,运用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问题意识、话语体系等范畴来研究和界定董仲舒思想,持“同情”、宽容、“独立”之研究理念,以期更为接近历史之“本来”与董仲舒思想之“本义”。

二、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历程·特征·地位·价值：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宏观审视——以张锡勤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7）论中国传统性别差等结构的隐固性（论文提纲范文）

（8）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辨正（论文提纲范文）

（10）合法性视阈下的董仲舒德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历程·特征·地位·价值：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宏观审视——以张锡勤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观为中心[J]. 柴文华,段澜涛. 学习与探索, 2021(09)
•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秦冰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白宇辉.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论儒家学习思想的内在逻辑[D]. 田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论中国传统性别差等结构的隐固性[J]. 任现品. 文史哲, 2020(02)
• [8]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D]. 王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5)
• [9]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辨正[D]. 彭婷. 武汉大学, 2017(07)
• [10]合法性视阈下的董仲舒德教思想研究[D]. 张志建. 西安科技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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