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越[1](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冯雨晴[3](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鲍隆轩[5](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胡岩涛[6](2019)在《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秦汉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由王国迈入帝国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都城发展的关键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历经半个多世纪,出土大量物质文化遗存,极大丰富人们对秦汉文明的认知。《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道出军事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学术界虽在秦汉都城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但与军事相关的探讨却非常薄弱,专门性的研究更是鲜见。秦汉都城防御体系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空间大范围、多层架构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根据考古现有的成果和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采用“多重证据法”,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特长,以此达到相得益彰的研究效果,从而实现对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构建和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本研究分别对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的军事防御设施及相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信息提炼、梳理及阐释,使之具有启迪利用其它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思路,并通过这些材料来透视人类行为和研究需要提出的问题与假设。针对单方面利用考古材料无法解决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的诸多问题,结合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如下:第一,秦汉都城防御体系在空间布局上圈层特征明显,层次分明,分为城区军事防御、周边军事防御和外围军事防御。以都城宫城为核心,城区军事防御为中心,三个圈层之间各个要素互相影响、联系紧密、互动强烈,共同形成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有效保护。虽然每个圈层在军事防御设施、军事地位、地理环境、社会形势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在都城防御体系中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各个圈层的对都城的军事防御意义都极为重要。第二,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络,以都城为中心,都城周围一些扼守交通要道、物资丰富、等级较高的城邑,地处军事要地的离宫别馆,对都城具有防护作用的战略要地、驻军营地、关隘等等,是这张庞大网络上的节点,如众星拱日般环卫都城。直道、驰道、栈道及其他各类型的道路,桥梁、漕渠,烽燧、邮、亭、驿等,在这张网络中起到着连线与通讯的作用,一旦有进犯之敌,朝廷可以迅速调兵遣将、运送军需、下达军令。兵器作坊、武库、仓储是重要的后勤保障设施在战时情形紧张之际,能够极大提升军队战斗力,支撑战争进行。第三,山川形胜、河流池泽在秦汉都城防御体系中也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们是阻挡敌人进攻都城的天然屏障。尽管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但这三座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在构建防御体系过程中,都因地制宜,对地形地势进行充分的利用,特别是高度重视周边和外围关隘的军事战略地位。第四,秦汉都城防御体系及内部设施、结构的发展演变,在漫长的时间里,既存在着合理的成分,也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背后凸显出大一统王朝在历史进程中的沧桑巨变。总之,本文以秦汉都城防御体系为研究对象,但因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各自存在一定的欠缺及军事防御空间的广阔,所以本研究必然要采用“多重引证法”。利用考古材料自下而上、文献资料自上而下的重建和历史地理学的空间大范围审视,围绕着古代都城为核心问题,重点考察了历史时期秦汉都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增补了当前学术界对秦汉都城研究在军事领域的不足。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陈晖[8](2019)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至峡江地区,东达江淮西部地区,北及淮河支流,南过长江至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广博地理范围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尽管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区发生着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侵占”了其边缘地区,南方地区仍然有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南侵打断了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的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态势经二里头阶段一直持续到二里冈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制度、精神等层面在很大范围内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势力范围达到顶峰。本文即以中原文化向南扩张为视角,探讨这一文化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本文第二章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三至五章分析了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面貌构成及区域间互动与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各自的扩张背景以及扩张阶段、模式及动因差异。龙山时代晚期之前,长江中游地区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序列属于本地同一谱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后,文化面貌出现了剧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大量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在原石家河文化地域范围的出现,展现了文化谱系的剧变。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王湾三期文化采取向南扩张模式是对南方地区的全面占领而非据点式,但在南方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聚落层级,没有明显的中心聚落。南方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其中又可以分为扩张的初始期、全盛期及衰退期三个小阶段。二里头的扩张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未形成明显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原地区对南方输出的主要是日用陶器。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为中原地区贵族所垄断,用以构建其统治秩序。南方地区遗址主要沿资源产区及河流等交通要道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第二阶段为二里头末期时,二里头文化彻底退出南方地区,部分遗址新出现了具有下七垣文化因素的遗存。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少量具有二里头晚期特征玉器、铜器可能反映了夏商之变后部分二里头贵族的南迁。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遗存可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二里冈下层时期,一方面典型的中原文化开始分波次进入南方地区,体现了南方地区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文化面貌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二里冈上层阶段,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和控制达到顶峰。同时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展现出诸多差异,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模式。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东部地区,中原文化在此区域以城址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但其对江汉西部的影响力与上一阶段相比明显衰退。在江汉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并未如江汉东部那样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因素与地方因素杂糅共处,其影响可能是通过贸易据点的方式实现。江淮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中原文化并不强势,地方特征明显。这可能与豫东地区长期为岳石文化所占据,江淮地区与中原交流通道不畅有关。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时,在商文化的东方战略下,豫东及江淮地区开始出现典型的二里冈陶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中心开始逐步转移至江淮地区。二里冈在南方的扩张不仅以城址作为重要节点,并且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及青铜器等高等级遗存实为中原地区的复刻,具有明显的礼制和信仰输出特征。
刘晋华[9](2019)在《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文中指出中国城市设计已经发展成为当前中国建设体系中炙手可热的领域,同时其纷繁芜杂的主张、观点及具体工作方式也存在混乱。这些问题一方面深度困扰着它的价值发挥,另一方面不停地动摇着自身学科理性的基础,从而在外部和内部形成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危机。客观理性认识城市设计,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方向,是今日中国城市设计学界必须完成的任务。本文回顾了1921年以来的中国城市设计发展总体历程,重温了既有研究的宏观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设计孕育于一种复杂化的语境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曲折、断续、片段化、破碎化的发展状态。针对这种客观的历史状态,在梳理城市设计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取了学界对城市设计认识观念中的共识与争鸣,建立了一个以空间观念为核心的“技术-价值”模型。使用该模型审视中国城市设计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宏观发展,构建一个理解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的范式演变框架,发现包括“形体的设计”、“设计的综合”、“设计的控制”、“政策的设计”等在内的范式构成了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四个基本路径。通过对各个范式的解读和批判,本研究揭示了1921年以来中国城市设计范式发轫、成型、演进与嬗变的整体态势、动力因素、内在逻辑和原型范本,进而对城市设计的概念、角色、科学性和运作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再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同时也受到时代局限,其范式是在逐渐理性和开放的观念支撑下发轫并展开的。现实需求与外部诱导使它的成长是一种反应式、被动型的“冲击-应对”演进逻辑,呈现出传统范本、欧美范本、苏联范本等不同的学习样本之间的接力、套叠关系。城市设计的概念内涵、角色以及运作机制受到多个范本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不稳定演进,正向进步与反向后退交织。本文建议,当前学界应该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外部经验,实现外来范本的良好嫁接与再生,同时需要强化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先于工程技术创新,而解决当前城市设计学科建设危机的密钥和关键,则是着力清晰化并重建中国城市设计的价值指向。【全文字数】14.2万【图表数】图片32张,表格22个
徐淑云[10](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二、有关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关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学术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古代文献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三、今人着作 |
四、学术论文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二、研究问题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三、文献综述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四、研究方法 |
(一)微观历史法 |
(二)个人访谈法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后记 |
(3)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四、朔方军兵源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一、重评秦始皇 |
二、为孔子正名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小结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隋唐易代 |
(二)隋末割据问题的研究 |
(三)隋唐易代的政治史研究 |
(四)隋唐之际的相关专门史研究 |
(五)海外学者相关研究 |
三、资料情况 |
四、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隋帝国的区域政治策略与统一破裂 |
第一节 隋帝国区域控制策略与地方认同获取——以《启法寺碑》为线索 |
一、山南道行台与隋帝国的支点战略 |
二、地方治理中的政治认同建设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中的佛教因素 |
第二节 炀帝巡行活动中的区域控制与权力关系 |
一、中央机构改制对巡行政治的适应 |
二、巡行中的政治空间与权力关系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统筹的新模式 |
第三节 大业军事改革中的地方权力与基层社会 |
一、大业年间行军改革和权力变动 |
二、地方改革与军事动员的变化 |
三、平叛策略与通守及大使的设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割据与统一进程中的社会力量 |
第一节 隋末地方整合中的武力因素——以任侠为中心的研究 |
一、任侠的构成及活动 |
二、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三、隋末任侠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
第二节 隋唐之际地方精英的区域性活动和政治选择 |
一、士族的政治选择与区域政治现实 |
二、客游活动与士人个体的政治活跃 |
三、士族与士人的区域性和全局性影响 |
第三节 隋廷故吏的流动与隋唐之际的区域整合 |
一、隋廷故吏的流动与关中政治经验的再扩散 |
二、基层权力体系中的隋廷故吏 |
三、隋廷故吏与新旧之争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生政权与区域整合的尝试 |
第一节 李密与瓦岗军的政权化尝试 |
一、战略转变与瓦岗军的权力模式 |
二、魏公政权的军事建制 |
三、东都与魏公的区域政治意义 |
第二节 王郑、窦夏政权与隋末山东的地域政治差异 |
一、王郑与窦夏的天命失措 |
二、河南地域社会与王郑政权的政治道路 |
三、窦夏政权化进程的得与失 |
第三节 隋末江南地域社会与割据化进程 |
一、江南割据政权的两次地方整合 |
二、三王庙与隋末江南割据的南朝因素 |
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唐初的统一策略与区域整合尝试 |
第一节唐初区域政策的规划与实践——以高祖诏令为线索 |
一、臣僚合议体系的重建与拓展 |
二、统一战略与区域和解的尝试 |
三、地方治理的因循与创造 |
第二节 武德年间招抚战略的执行——兼论唐初地方治理的重建 |
一、安抚大使的选设与职能 |
二、招抚行动与军事统一的关系与影响 |
三、招抚行动与地方治理的互动 |
第三节 贞观七寺碑与唐初政治认同的建立——以《昭仁寺碑》、《等慈寺碑》为中心 |
一、碑中战史:李唐统一战争的多重面向 |
二、碑主寺从:空间构成与政治意涵 |
三、碑因人立:政治行为与区域认同 |
余论:纪念性建筑中的正统塑造与政治理想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A:《启法寺》碑录文 |
附录B 隋炀帝巡行时间表 |
附录C:李密魏公政权组织结构 |
附录D:《昭仁寺碑》、《等慈寺碑》录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6)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对象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对象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 古代城邑军事防御思想 |
二 秦汉都城军事防御设施 |
三 学术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第四节 城区、周边和外围的层次划分 |
第一章 秦都咸阳军事防御设施 |
第一节 咸阳宫、渭南宫殿区、望夷宫 |
一 咸阳宫 |
二 渭南宫殿区 |
三 望夷宫 |
第二节 都城周围的城邑、关隘 |
一 都城周围的城邑 |
二 关隘 |
第三节 道路、烽燧 |
一 道路 |
二 烽燧 |
第五节 与军事防御相关的设施 |
一 兵器作坊 |
二 武库、仓储 |
第二章 西汉长安城军事防御设施 |
第一节 郭城、宫城、甘泉宫 |
一 郭城 |
二 宫城 |
三 甘泉宫 |
第二节 都城周围的城邑、关隘 |
一 都城周围的城邑 |
二 关隘 |
第三节 渭桥、漕渠 |
一 渭桥 |
二 漕渠 |
第四节 与军事防御相关的设施 |
一 武库 |
二 仓储 |
第三章 东汉洛阳城军事防御设施 |
第一节 郭城、宫城 |
一 郭城 |
二 宫城 |
第二节 都城周围的城邑、关隘 |
一 都城周围的城邑 |
二 关隘 |
第三节 与军事防御相关的设施 |
一 武库 |
二 太仓 |
第四章 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
第一节 秦都咸阳防御体系的构建 |
一 选择形胜之地作为都城 |
二 通过对争夺周围城邑扩大防御地带 |
三 依托山河险峻御敌于外围关隘之外 |
四 不断完善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防御体系 |
第二节 西汉长安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
一 建造城防设施与组建卫戍部队 |
二 重视周边重要城邑与战略要地 |
三 强化北部、西部外围地区的防御力度 |
四 扩大东部外围地区的防御范围 |
五 都城周围其他城邑、关隘的军事防御 |
第三节 东汉洛阳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
一 加强城区军事防御建设 |
二 以八关之险遏控周边交通 |
三 利用四邻郡国拱卫都城 |
四 建立黎阳营、雍营、长安营 |
第五章 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相关问题 |
第一节 宫城、都城周围城邑、武库的防御问题 |
一 宫城 |
二 都城周围的城邑 |
三 武库 |
第二节 霸上、棘门、细柳的防御地位 |
一 霸上 |
二 棘门 |
二 细柳 |
第三节 汉武帝“广关”及相关举措 |
一 “广关”出现的直接原因 |
二 新安函谷关军事防线 |
三 新安函谷关与长安城防御体系东拓 |
四 京师仓对新安函谷关的军事意义 |
第四节 渭桥、漕运与西汉长安城防御体系 |
一 渭桥 |
二 漕运 |
第四节 东汉洛阳城城垣曲折与军事防御 |
一 城垣曲折的军事防御意义 |
二 东汉洛阳城城垣的军事防御规划 |
第六章 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比较 |
第一节 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的共性 |
第二节 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的差异性 |
一 城区军事防御的差异性 |
二 周边军事防御的差异性 |
三 外围军事防御的差异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相关概念说明 |
一、时间范围及阶段划分 |
二、空间范围及分区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第三节 中原文化南下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第四节 研究史回顾 |
第五节、研究目标与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方法 |
三、理论与视角 |
四、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第二章 分期与年代 |
第一节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六、环洞庭湖地区 |
七、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第三节 二里冈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八、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 |
第二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第三节 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西部地区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三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汉水中游地区 |
二、淮河上游地区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二里冈文化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第一节 二里头向二里冈过渡阶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淮西部地区 |
第二节 二里冈文化下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江淮西部地区 |
四、环鄱阳湖地区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第四节 小结 |
第六章 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过程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一、王湾三期文化扩张前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面貌 |
二、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与南方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 |
三、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形成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 |
四、王湾三期文化扩张模式、路线和动因蠡测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一、扩张的背景 |
二、扩张的阶段与路线 |
三、扩张的模式 |
四、扩张的动因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一、扩张的背景 |
二、扩张的阶段 |
三、扩张的模式 |
四、扩张的动因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背景:城市设计何去何从? |
1.1.1 百年城市建设历史:建设与破坏 |
1.1.2 百年城市设计理论:多元与混乱 |
1.1.3 百年城市设计建制:前行与迟疑 |
1.2 研究问题 |
1.2.1 危机 |
1.2.2 问题 |
1.2.3 目的 |
1.2.4 意义 |
1.3 对象界定 |
1.3.1 中国城市与1921年 |
1.3.2 城市设计 |
1.3.3 范式及其相关概念 |
1.4 文献综述 |
1.4.1 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研究 |
1.4.2 中国城市设计的类型或范式研究 |
1.4.3 国际城市设计发展的研究 |
1.4.4 综合评述 |
1.5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与论述框架 |
1.5.1 预设的前提 |
1.5.2 研究方法 |
1.5.3 基本框架 |
第二章 重温:中国城市设计发展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
2.1 研究文献的历史动态 |
2.1.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
2.1.2 结果与解读 |
2.1.3 文献研究的结论 |
2.2 历史分期研究 |
2.2.1 当前相关分期研究 |
2.2.2 基于发展态势的多层次分期方法 |
2.3 小结 |
第三章 主线:共识与争鸣中的“技术-价值”解释框架 |
3.1 历史沉淀的共识与争鸣 |
3.1.1 城市设计的概念 |
3.1.2 城市设计的角色 |
3.1.3 城市设计的制度化 |
3.2 多元立场中隐含的谜题 |
3.2.1 空间观念脉络 |
3.2.2 一个新的解释体系:“技术-价值”认知模型 |
3.3 小结 |
第四章 分化:“技术-价值”框架下的范式解读 |
4.1 “形体的设计”——设计建成形态 |
4.1.1 形体秩序的整合 |
4.1.2 建筑设计的扩大 |
4.1.3 城市的形式艺术 |
4.1.4 形体的数理逻辑转向 |
4.2 “设计的综合”——综合协调形态 |
4.2.1 多学科综合工作的桥梁和中介 |
4.2.2 城市规划综合方法的先天组成 |
4.2.3 规划的落实和具体化 |
4.2.4 综合环境设计 |
4.3 “设计的控制”——法则管制形态 |
4.3.1 以城市设计导则为媒介的形式控制 |
4.3.2 依附城市规划运作体系 |
4.3.3 结合法律法规 |
4.3.4 以土地契约开发为主要途径 |
4.4 “政策的设计”——规则培育形态 |
4.4.1 以规则培育空间 |
4.4.2 关注公共领域 |
4.4.3 对公众意愿的反映 |
4.4.4 权利意识与价值调和 |
4.5 小结 |
第五章 审视:对不同范式的剖析 |
5.1 形体的设计 |
5.1.1 认识体系:形体假设的隐忧与深层结构的忽视 |
5.1.2 价值体系:精英化 |
5.1.3 应用体系:工程思维 |
5.2 设计的综合 |
5.2.1 认识体系:局部的中介 |
5.2.2 价值体系:城市规划的艺术价值 |
5.2.3 应用体系:以特色为导向的实践 |
5.3 设计的控制 |
5.3.1 认识体系:控制依据与控制边界 |
5.3.2 价值体系:隐含的价值标准 |
5.3.3 应用体系:弹性不足还是刚性不足 |
5.4 政策的设计 |
5.4.1 认识体系:作为对技术思维的批判 |
5.4.2 价值体系:对公共利益的追问 |
5.4.3 应用体系:制度根系的改良 |
5.5 小结 |
第六章 归纳:范式整体演变的特征与逻辑 |
6.1 范式演变的态势 |
6.1.1 新与旧:新旧共进,截面共存 |
6.1.2 主与次:百家争鸣,并列渗透 |
6.1.3 断与续:断续结合,跳跃演变 |
6.2 范式转移的动力 |
6.2.1 观念支撑:理性化、开放性 |
6.2.2 现实催发:反应式、被动型 |
6.2.3 外部诱导:功利性、依赖性 |
6.3 整体演变的逻辑 |
6.3.1 角色转向:从设计技术到管理工具的跃迁 |
6.3.2 理论失位:支柱理论软弱倒逼的思想游离 |
6.3.3 结构失衡:战略性与本土性的不平衡发展 |
6.4 原型范本的呈现 |
6.4.1 传统范本消隐:传统化与现代性 |
6.4.2 外部范本嫁接:欧美范本与苏联范本的接力交替 |
6.4.3 不同范本套叠:路径依赖与源流关系 |
6.5 小结 |
第七章 反思:范式演变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再认识 |
7.1 术语内涵:范本嫁接视角下的五次概念转换 |
7.1.1 欧美范本视角下的“设计、规划、计划” |
7.1.2 苏联范本嫁接过程中的“设计、规划、计划” |
7.1.3 城市设计在工作程序中被取消 |
7.1.4 欧美范本的“现代城市设计”引入 |
7.1.5 城市设计的修复与苏联范本的消解 |
7.2 角色理解:试图将欧美经验贯穿苏联模式全过程 |
7.2.1 理解规划工作的全过程 |
7.2.2 放弃“城市设计”是否可能 |
7.3 理论内核:科学性与学科发展 |
7.3.1 城市理论、规划理论与设计理论 |
7.3.2 科学性的反思 |
7.4 运作制度:范式选择与中国现代化 |
7.4.1 范式演变视角下城市设计制度化的出发点 |
7.4.2 城市设计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
7.4.3 城市设计范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悖谬 |
7.4.4 社会和学科双转型背景中的构想 |
7.5 小结 |
第八章 讨论 |
8.1 建议 |
8.1.1 正视外部经验,明确战略方向 |
8.1.2 强化科学指导先于技术创新 |
8.1.3 重建中国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 |
8.2 创新、难点与不足 |
8.2.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8.2.2 本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图表索引 |
附录二 :作者简介 |
后记 |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有关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6]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D]. 胡岩涛. 西北大学, 2019(04)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D]. 陈晖. 武汉大学, 2019(01)
- [9]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D]. 刘晋华. 东南大学, 2019(06)
-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