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如水润春园——“信息知识书库”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邢云龙[1](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钱成[2](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王宇[3](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指出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张文冠[4](2014)在《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文中提出同形字是形体相同而代表不同的词的字,不同的词之间没有引申或派生关系。同形字在造字之初即已产生。从东汉起,学者就觉察到了同形字的存在。以《说文》、《广韵》等为代表的字书、韵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同形字材料。现当代学者在同形字的搜集、考辨么及理论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厚古薄今、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个案考察有待补正等诸多不足。又由於同形字在语言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本文首次对近代汉语同形字进行全面研究。首先,对同形字的定义和范围作了界定,将派生同形、记音字和错字等排除在同形字之外。其次,对同形字的研究史作了回顾,在总结古今学者研究得失的基础上,论证了加强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探讨了近代汉语同形字的研究材料和内容,指出在研究时应当全面调查语料,并注意语料鉴别和文字校订;同形字的个案研究则需要围绕着区别异词、追溯本源、发掘新义、辨析伪义等方面展开。又从“造”、“借妆“变”、“混”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同形字产生的途径。系统考察了同形字在时代、地域、阶层、频率等方面呈现出的一些差异,并揭示了同形字所带来的三个影响:将汉字字数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导致理解上的混淆和促进汉字的分化。最後,通过举例,对同形字的研究意义作了详细地阐述:从文字、词汇、音韵、语法和方言等角度,对同形字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根据整理古籍的流程,依次从录文、订讹、辨析异文、注释等环节入手,论迷了同形字研究在古籍整理领域的重要价值;针对辞书的不足,从补缺、纠缪、辨伪等方面,阐释了同形字研究对辞书编纂的重要作用。
靳良[5](2015)在《杨锺羲《雪桥诗话》考论》文中认为杨锺羲是清末着名旗籍学者,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卒于1940年秋。辛亥革命后,杨锺羲以清朝遗老的身份寓居沪上,无他用心,以全部精力荟萃成一部百万言巨着《雪桥诗话》,为时人所瞩目。《雪桥诗话》为《八旗文经》之羽翼,所载资料繁复,实融汇清朝典章制度、经济民生、社会风俗、天文地理、学术渊源、文苑轶事、诗文流派、书法绘画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清史、清诗、尤其是研究八旗文史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论文以《雪桥诗话》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成因与性质。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为五章,在通读全书和深入分析所得文献出处来源的基础上,结合杨锺羲的身世、交游等情况,探索《雪桥诗话》的撰写宗旨,并试图对《雪桥诗话》性质进行阐论。第一章,杨锺羲的旗籍家世,始祖讨塞公所打下的基业,先辈们所蕴养成的诗书家风,都对杨锺羲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使其终身以先辈的成就为荣耀,并恪守家风,努力光耀门庭,而封建末世,“立言”当为杨锺羲光耀门庭惟一可行之途径。师承上,杨锺羲又受知于晚清名臣潘祖荫与翁同龢,而交游使得杨锺羲广结贤俊,每每请益于诸多名师贤友,谈艺论道,其学问与眼界当从此始大。第二章,在文献出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雪桥诗话》特点之一,是汇集整理了明末清初大量的遗民诗文与事迹。杨锺羲自号“圣遗居士”,以清朝遗老自居。故此举虽无疑有浇自己之块垒的遗民情结,但却保存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遗民的高洁事迹,有着重要的文史意义。第三章,在文献出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雪桥诗话》又一特点,是以八旗文人及其作品为论列重心。保存与弘扬八旗文化,为杨锺羲撰《雪桥诗话》之宗旨。杨锺羲拜识盛昱,盛昱为其指明了学术道路,以整理八旗文献为其职志。杨锺羲视盛昱为学术导师,盛昱的学术思想影响杨锺羲至深。盛昱亦视杨锺羲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接钵者。盛昱与杨锺羲,目睹晚清王朝国将不国,遂共同致力于整理八旗文献。在盛昱去世后,杨锺羲始终铭记其教诲,终其余生整理八旗文献,而成煌煌大着《雪桥诗话》。第四章,历来认为《雪桥诗话》为有清一代的掌故之书,将诸多清朝典章制度、文人轶事、历史事件荟萃一编,这在作者或为存故国之幽思,但很多为正史不载或不详,实为修史的一大渊薮。下编以《雪桥诗话》初集为例,逐条探求其出处,对其内容进行史源分析与汇总,进而发现该书写作上的某些规律,作为上编立论的依据。着重分析杨锺羲所用文献的来源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哪些文献为杨锺羲撰写《雪桥诗话》最为常用与征引之文献,进而以上编分析出《雪桥诗话》的基本性质。
田富军[6](2014)在《宁夏明清人士着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宁夏出现了汉文着述的高峰。作者呈现家族化态势,以庆藩朱氏家族、胡氏家族等为代表,典型人物如朱橱、胡汝砺、胡侍、赵良栋、俞益谟等,有着述传世者i00多人。他们的着述在数量上速超宁夏明代以前历代文人传世汉文着述的总和,着(编)有文集6工种,其中传世13种,136卷;编纂(修)或参与编纂(修)方志3工种,传世27种;其他散见诗文则更多。这些人物及其着述在当时全国层面上有一定影响,为丰富西部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在宁夏文化、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宁夏地方人文精神发展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对其开展研究,将向学界全面展现明清宁夏历史人物着述的总体情况,为宁夏地方文史、文化研究奠定坚寅的文献基础;为将来撰写宁夏古代文学史做好铺垫,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贡献一份力量;为宁夏地方旅游部门提供学术上的支撑,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本论文以宁夏明清人士着述为对象,展开深入研究。所谓宁夏,指地理范畴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包括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等五市,共有9个市辖区、2个县级市、11个县的地域。所谓明清,指时间跨度为从明朝1368年建立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止,共543年的历史.所谓宁夏明清人士着述,指明清两朝在宁夏出生(如胡侍),或者虽未在宁夏出生但是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定居於此且後代在宁夏出生之人(如朱橱)(以下简称宁夏人)创作(编)的汉文作品,不含民歌、童谣之类口传心授的民间文学篇什。明清宁夏人的着述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个人独撰的诗文别集和编定的各类诗文集,二为编纂(修)的旧地方志,三为各类文献中的散见着述。本论文的研究任务有三:一是全面搜集、爬梳明清宁夏人及其着述的基本情况,通过查找宁夏旧地方志,查阅各种工具书及相关文献资料,以搜集着述为主线,进而引出着者,理清着者的生平、家世及着述的基本内容、文献着录、存佚情况等;二是运用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传世着述的馆藏、版本、主要内容、写作特色、价值评判及其对後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三是力争通过对明清事夏人着述的梳理,找到它们之间的发展脉络,概括出发展特点,发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论文包括引言、上编、下编和结语四部分。引言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任务和方法。上编为宁夏明代人士着述研究,共五章,分别是朱(?)及其后人着述、胡汝砺及其族人着述、管律及其着述、胡侍及其着述、宁夏明代其他人上着述;下编为宁夏清代人士着述研究,共四章,分别是赵良栋及其後人着述,俞益谟及其族人着述,谢王宠、俞德渊及其着述,宁夏清代其他人士着述。每章均包括研究现状、人物生平、人格评价、家世情况、着述考索、诗文研究、後世影响等几部分,後人(族人)及其他人物也按此模式或详或略进行研究。研究重点是基本情况的考述,特别是在人物生平分期及评价,着述的文献着录、传世情况、版本辨析,诗文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等方面,力求论述全面,分析透彻。创新点在於:个人独撰的诗文别集和编修的各类诗文集,一般前人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是靠笔者搜集资料、目验文献、提炼归纳进行论述;旧地方志,前人研究成果较多,本论文主要是考辨纠错,拾遣补缺,以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倾向於版本研究与传承关系的梳理;散见着述,则完全是靠笔者从各类文献典籍中查索钩稽、归纳整理後展开论述。结论部分,主要是从总体上对宁夏明清人士着述进行探究,剖析其特贴,分析其产生原因,评论其价值,给予其准确的历史定位。
葛志伟[7](2014)在《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文中研究说明文学经典化问题属于当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此研究方法当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文学经典化研究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发生在某个特定时期;(二)、存在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群体;(三)、文学作品的某种价值能得到此群体普遍认同;(四)、建构一个较为稳定的文学传统。若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五言诗这一诗歌体式在中古时期的发展恰能涵盖以上四点内容。我们通过对南朝时期江淹拟诗、刘勰明诗、钟嵘品诗、萧统选诗等行为的考察,可知经典作家作品经过多重遴选似已能成为一种共识。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五言诗在此时期完成了其文学经典化的最初历程。当然这种经典化过程,不仅是指某些诗人及其作品在后世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也是指其文体本身实现从俗体流调向诗坛正体的跨越。不过此过程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以整个中古时期为限才可能看的清楚。因而那种认为“五言居文辞之要”的传统说法并非是绝对的真理,理应值得深入检讨。事实上,汉末建安时期传统四言诗体为适应时代需要也在应运而变。两种诗歌体式的竞争在西晋诗坛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五言诗之所以后来能在南朝诗坛独领风骚,其文体实用性逐步提升理应得到重视。这一点通过对此时期诗歌作品中“新诗”概念的论述可得到充分说明。众所周知,五言诗这种诗歌样式在汉魏时期本为“三曹”这样的寒族文人所擅长,但到南朝社会却成为士族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士族文人群体大规模介入到五言诗的创作实践中,那么此文体在南朝时期就不太可能实现其经典化的历程。而士族文人群体介入五言诗的创作,又与其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在魏晋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士族势力先后经历兴起、巩固、极盛、衰落等四个阶段。这种变化过程前贤早有详论,而通过对当时文献中“势族”、“素族”等历史名词概念的阐释推论,也可提供一些新的补充说明。然而无论此群体自身力量如何变化,他们显然都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群体,是当时主流文化的创造者与审美标准的践行者。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再到南朝以五言诗为代表的文学,可以说每一时期他们都有着最为倚重的文化资本,并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文化资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进而实现价值间的转换。因而中古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当是五言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成史。此点通过对魏晋南朝各代正史传记所引五言诗意图的考察可以洞悉一二。但是士族文人群体介入五言诗的创作自有其特定过程。而此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在于玄言诗的兴盛。它直接导致了魏晋南朝诗坛领导权从寒族文人向士族群体的转移,而其间诗人郭璞可谓功不可没。这是玄言诗对中国文学史除山水诗、说理诗之外的第三种重要贡献,可惜向来少有人言及于此。士族文人引领诗坛风气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诗人谢灵运山水诗的盛行。但真正让谢灵运诗歌具备经典性意义的,是由于他在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即一方面能秉承传统诗骚精神,一方面又能自觉吸收当时新兴的民间清商曲辞的有益养分。这使得谢灵运的五言诗具备了多重值得探讨的经典性因素。齐梁之际的钟嵘《诗品》通过比附《诗经》《离骚》等既往经典,并自觉建构起一个较为严密的诗歌谱系。盖此举从理论层面上确立起五言诗体的合法性地位,因而对其经典化历程的完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考虑到五言诗在当时有作为文化资本存在的特殊性,因而钟嵘撰写《诗品》可能并非品评诗歌这么简单。事实上除五言诗自身发展因素之外,为年轻的士族子弟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作诗准则,进而维护士族群体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更有可能是钟嵘撰写《诗品》时不容忽视的深层次思想动机。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化的过完成不仅与文学自身因素有关,同时也离不开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大力推动。
杨超[8](2013)在《五代着述考略》文中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纷乱短暂,士气不振,学术衰微。宋代史家既有蔑视五代之偏见,又无像样书目可凭据,故当时编撰的新旧《五代史》、两种《南唐书》,都没有沿袭纪传体史书惯例,缺少《艺文志》或《经籍志》部分。清代补史艺文志之风大兴,实肇端于五代艺文志之补撰。其後着作如林,蔚为大观。从清初以至近年,以“五代艺文志”之类名目编撰的着作即有八部之多。从现代学术高度重新审视,五代十国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转捩点。这一时期虽缺乏唐宋两代那样的巨匠鸿着,但学者、着作的绝对数量却不在少数。因此,五代十国着述考证,理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将推动唐宋文化转型研究的深入发展。而清代诸家补五代史艺文志,体例既简,漏略复夥;现代唐圭璋《南唐艺文志》,类例完备,考证精审,惜乎地限一隅;时贤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博采众家,广包诸国,然类例有疵,考证欠深。故八种补志在着录时限、收书数量、资料来源分类标准、具体解题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与学界期待的考证详实之“五代着述考”,还有一定距离。本文充分吸取八种补志的研究成果,而将着录时限严格限定为後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问,凡此一时段内之着述,一律收入。其中,中原王朝着述大致以宋建隆元年(960)为限;入宋各国着述以其具体亡国年月为限:不能确定者,暂且收录。由唐入五代和由五代入宋各家无关五代十国之着述,一概不收。剔除了八志因断限宽泛而兼收、或因考证有误而误收的着述之後,共收录五代着述八百七十一种,其中存六十九种,残存十六种。同时,广搜博采,新增八志都没有收录过的八十五种着述。在分类上,则主要参考《新唐书·艺文志》,略作变通,分为四部三十六类。这更加完整准确地反映了五代着述的实际。前人补志,大多以着录书名为职志,主要依赖数十种书目史传。本文原拟就所有五代着述,从书名、卷数、着者、内容、流传、版本、价值等角度,一一作出全面考证,尤其对八补志未曾注意的五代着述之佚文进行勾稽分析,成为一部比较完备的《五代着述考》,以期为此一时期学术之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但这样做非百万字不办,所以仅选取经史子集四部一百种书籍作为举例,进行详细考证,并将全文名称改作《五代着述考略》。本文在全面考索五代着述的基础上,对五代学术总体风貌也做了初步的探讨。就各类学术的具体特徵来说,这一时期经部之学沿袭中晚唐学风略有发展,小学成就相对突出,经籍刊刻传播影响深远;史部之学因史馆制度之延续,甚至出现了乱世修史的表面繁荣,为宋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子部学问纷繁,三教兼融的趋势更加明显,医、类、兵书稳步发展,名物谱录、书画碑帖大放异彩,传奇小说回光返照;集部应用性文章猛增,诗歌更加走向生活,词作空前发展。而这些学术现象又呈现出三个突出特徵。一是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着作与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写作目的更加功利化;二是区域性,中原王朝与各割据政权的学术倾向和面貌各不相同;三是兼融性,即儒释道水乳交融,尤以因佛解儒最为明显,三教思想对其他学术也产生更大影响。总之,五代十国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奠定的学术基础、形成的学术特徵、储备的学术人才,等等,都对宋代学术高峰的出现、气象的更新产生巨大的影响。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地域文化的特色、理学思想的形成,无不与上述五代学术三大特徵密切相关。这仅仅是我们在考证五代着述时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随着五代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认识必将日渐清晰和准确。
王书艳[9](2013)在《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文中指出唐代文人争相构园,并亲自参与构园,从相地选址、布局立基,到叠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每一构园细节都融入了主观情感,掀起了一股构园热潮。唐代文人在构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园林景观理念与建构体系,并且在构园的相地原则、因借艺术及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也多有开创。“栽菊伴吟诗”,唐人一边构园,一边吟诗,用诗歌记录构园生活,吟咏园林景致,构园与诗歌交织在一起,构园拓展了唐诗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及诗歌功能,诗歌吟咏对构园有了诗意的提升、情感的赋予,使园景物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园林意境与诗歌意境互通互融,并对后世园林的建构多有影响,诗歌与构园互相影响互相推进。本文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对唐代园林的建构情形进行历史梳理,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考察唐人构园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且考察诗歌对唐人构园及后世园林建构的影响。论文主体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从整体上论述唐人的构园情形、构园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下篇以构园的四大要素山石、水泉、花木、建筑进行结构,具体详细论述唐人的构园生活以及构园要素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上篇与下篇既相互照应又互相补充。上篇分为三章,第一章概述唐人构园的社会风气与建构情形,呈现唐人构园的景观理念、构园原则与技艺手法,并在此安排第四节论述园林类唐诗的文献价值,既是对前三小节的总结又是对下面两章的总起。第二章论述唐人构园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园林的建构落成、游览品赏、离别忆念、荒废变迁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闲适的园居生活形成了疏散诗风、游戏语言,促进了组诗形式的发展;同时,诗歌反映日常生活的功能、诗歌的交际功能与娱乐功能也多有拓展。第三章论述诗歌与构园的互动,园景物象走进诗歌成为诗歌意象,浸染了丰富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又进一步物化为园林景观,园林景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唐代文人构园与诗歌创作讲求意境营造,两者在审美趣味、营造手法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诗境与园境互通互融。下篇以四大构园要素山石、泉池、花木、建筑进行组织安排,并依此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构园中的山石与诗歌,唐人的堆山置石使咏石诗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咏石诗又对构园的选石标准与构园堆山的写意手法、真假理念深有影响;第二章论述构园中的水景与诗歌,以池与泉为个案剖析池、泉的诗意内涵及其对园林景观设置与意境营造的影响;第三章论述构园中的花木与诗歌,唐人丰富的种植诗保存了唐代花木的种植历史,并对后世构园中花木的栽植原则、文人志趣多有影响;第四章论述构园中的建筑与诗歌,以亭与窗为个案说明建筑意象与诗歌艺术间的互动影响。在论述每一构园要素时都从园林中的建构情形、与诗人相关的行为方式、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诗歌影响下的审美内涵这几个方面进行剖析。唐代文人堆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使园林成为一个蕴含了文人情操与志向的象征系统,园林的物质建构序列上升为精神建构序列。通过对唐人构园与诗歌之间互动关系的解读,可以发现园林不是孤立的静态的人工建筑,而是饱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动态空间,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唐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隐逸心态等都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熊伟[10](2012)在《《园冶》新读 ——兼论晚明时期江南园林营造特点》文中提出《园冶》既是对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经验的总结,又对晚明园林营造起到了借鉴作用,为维系中国传统园林营造体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园冶》一书所论及得多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私家园林,作为江南地区本土化的园林着作,它的成书与江南造园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江南造园业形成和发展的论述有助于系统化地解读《园冶》的造园技法和造园风格的形成缘由。与此同时,回归到《园冶》本身,全书共分3卷,主要以兴造论和园说两部分为主,兴造论主要论述了造园理论,园说则是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0篇,系统化地建构出造园理论体系。在园林营造细节上将造园理论与造园手法结合在一起进行叙述,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叙述。《园冶》采用了三种叙述方式,其一,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将景观与意境相融合,通过优美的文字描述来体现园林的意境营造;其二是在叙述营造技巧的同时,将意象的营造作为辅助,主要是针对于“梅花亭”、“十字亭”、“冰裂式风窗”、“等分平衡法”等关键性的技法描述,意欲将其新式的营造技法形象化的公之于众。其三则是单纯的技术性叙述。《园冶》的叙述结构,分为两条线索展开:其一,皆是以“智巧”概念来营造园林的景境作为叙述主线。其二,具体论述各个营造环节和园林要素的处理手法,以“技艺”成法的叙述作为复线,以“园林意象”的营造作为叙述的出发点。同时,要深入解读《园冶》一书,必然是须先了解作者计成的社会阅历、人生经历及其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认知层次,才能从根源上找寻出《园冶》的写作特点。通过对作者计成的详细了解,才能品读出计成撰写《园冶》的目的及心态。《园冶》的营造观念以“巧于因借,精于体宜”作为造园原则,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作为造园目标,以“得闲即诣,随兴携游”作为造园的实用目的。《园冶》的设计手法,重点在于论述园林营造的具体实施手法特点。主要论及了“因”、“借”两个关键手法,“因”是根据园林内外之景的地域差异而分为“内因”和“外因”的利用,其间还包括了《园冶》中强调的将园基所在地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以及自然气候特点应用于设计当中。因的标准在于“宜”,在宜的处理上便体现出能主之人的设计特点所在。“宜”的概念则是在于设计者和园主对于“因”的合理调配,设计的高妙与否便在此体现。对于“宜”的概念,细分出“时宜”、“制宜”、“技宜”三个层面。“借”可分借景、借境两方面,其中借境便是《园冶》中技法之新的体现。借景包括“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5种借景方式,除此之外《园冶》中还提出了对于人文要素的引借,开辟了借景方式的新纪元。《园冶》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设计概念,对于园林营造境界的界定,规范出园林营造所追求的景境效果。“得闲即诣,随兴携游”的造园的实用目的着重在于游园的心态培养,园林是需要懂得鉴赏的人才能体会到园林真正的景境所在。《园冶》将游园心态的培养纳入到园林营造的范畴之中,将园林的佳境美景以引导的方式传达给任何一个普通的游人,亦是《园冶》的创新所在。《园冶》的营造技法讲求“从心不从法”,敢于创新,注重对于工匠的合理调配,提出营造园林需要设计者与施工者相互配合的理念,推崇“节用”的营造理念,并指出依托巧设之人和精工之人相互配合以营造园林,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择地理念以“四处皆可造园”的设计原则为指导。立基原则在于摒弃传统的迷信观念,以取景作为立基的出发点,并将景观主题化,增加人文意境,以独具匠心的“主题立意”来指导基址的确立,秉承着“随宜”的造园观念。建筑的营造模式除了建筑的形态样式及空间划分满足使用功能需求之外,还须将建筑的特殊空间氛围考虑在建筑设计之中。建筑构件的营造在于构件造型样式的变通上。园林建筑的装折技法总结出“构合时宜、式征清赏”的装折新原则。墙垣的建造新技法,墙垣选用版筑、石砌、编篱棘等三种筑造方式,以适应不同风格的园林营造,并结合园林应用方面的经验确定造型样式,保持雅致的审美格调,注重实用性的设计考量。铺地的设计注重正确对待每一个功能空间,采用相适宜的铺地方式,在统一中求变化。在材质应用上讲求“应用得体”和“物尽其用”的原则。掇山的技法体现在施工上积极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并提出掇山犹如绘制立体山水画的造山新概念,将人文情境引入山体之中,并结合“未山先麓”的艺术手法,从自然山形中提炼出较为经典、雅致的形态样式以作参照,达到“小中见大”的观赏效果。以人游赏的真实感受作为衡量标准,注重于真山的“神韵”及山水的“气质”。材质的应用在于总结和分析出多种石材的产地、自然特性、采集方式、修饰技法、造景和造景的具体技法,以对具体的石材应用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园冶》针对借景设计方法提出的一个思考过程,其着手点放在找寻借景方法的途径当中,而不是只描述出最终的借景方法,意欲培养得是设计者的思维模式。《园冶》‘宜居’营造思想重点是从自然与建筑的物用关系适宜、人与自然的人居环境适宜、人与人的人际环境适宜等三个角度对《园冶》“宜居”造园理论做全面概述。园林的营造细分为自然、人、建筑三大元素,并将三者之间相互产生的联系加以论述。从宏观上看,人是所有园林营造的根本所在,园林既需要能主之人对其设计及营造,又是为了服务于园居之人的需要。从微观上看,园林营造无疑是自然与建筑巧妙结合的居住环境,园林营造的思想和技法所追求的根源就是调和人、自然、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追求着相互之间关系的适宜度。
二、信息如水润春园——“信息知识书库”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如水润春园——“信息知识书库”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写作缘起和学术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回顾及研究现状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特色 |
第一章 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 |
第一节 明代花卉园艺的发展进程与特点 |
第二节 审美风气嬗变与游赏之风的兴起 |
一、明代前期社会审美风尚相对保守及其时代文化背景 |
二、明代中后期审美风尚的骤变和北京游赏之风的兴起 |
第三节 北京花卉园艺及游赏之风的影响 |
第二章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 |
第一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一、种花、养花、插花与赏花 |
二、赐花、簪花、餐花与赠花 |
三、写花、绘花与咏花 |
第二节 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状况及其代表意义 |
第三章 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 |
第一节 明代北京主要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 |
一、国花长作野蔬看:牡丹 |
二、百千新艳一时开:芍药 |
三、秋林无日不黄花:菊花 |
四、红杏株株间绿杨:杏花 |
五、暗香浮室胜芝兰:梅花 |
六、花开花落如红雪:其他 |
第二节 明代北京主要的花卉游赏活动 |
一、雅集结社赏花 |
二、岁时节令赏花 |
三、园林寺观赏花 |
第三节 游赏活动的场所分布及空间布局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特点 |
一、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 |
二、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 |
三、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 |
第四章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创作 |
第一节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 |
一、前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 |
二、后期: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 |
第二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园林景观及文人创作 |
一、明代北京园林中的花卉介绍 |
二、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赏花风尚特征及文学书写的时代表现 |
一、明以前瓶花与盆景鉴赏风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 |
二、明代北京瓶花与盆景观赏及文学创作的繁荣 |
三、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时代特征——以袁宏道《瓶史》为中心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创作个案研究 |
一、“茶陵派群体”赏花唱和及其政治与文学意义 |
二、吴中士人在京赏花赋诗的精神归向和文学旨意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瓶史》在明代刊刻流传及东传日本的“环流”影响 |
附录二 :明代“玉堂赏花”诗、词唱和辑录 |
附录三 :明代花卉文献(谱录类)汇总及叙录提要 |
征引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后记 |
(2)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结语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4)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凡例 |
第一章 同形字概锐 |
第一节 同形字的定义和范围 |
第二节 同形字与同形词的异同 |
第三节 同形字的类型 |
一、异音异义 |
二、音同异义 |
三、同义异音 |
第二章 同形字研究综述 |
第一节 1911年之前研究综述 |
一、故训中记载了丰富的同形字 |
二、古人对同形字的认识和考辨 |
(一) 汉魏六朝 |
(二) 唐宋 |
(三) 元明 |
(四) 清 |
第二节 1911年之后研究综述 |
一、学人论着 |
(一) 同形字论着简介 |
(二) 今人个案研究举例 |
二、语文辞书 |
(一) 大型字典 |
(二) 大中型词典 |
第三节 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一、厚古薄今 |
二、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
三、个案考察有待补正 |
第三章 同形字的研究材料和内容 |
第一节 研究材料 |
一、故训材料 |
二、故训之外的文献材料 |
(一) 敦煌文书 |
(二) 碑刻文献 |
(三) 佛教文献 |
(四) 俗文学文献 |
(五) 契约文书 |
(六) 域外汉籍 |
(七) 其他文献 |
三、语料使用中的两个问题 |
(一) 鉴别语料 |
(二) 校订文字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一、区分异词 |
二、追溯本源 |
(一) 探求本字 |
(二) 系联同源 |
三、发掘新义 |
四、辨析伪义 |
第四章 同形字的产生途径 |
第一节 造字偶同 |
第二节 借用旧形 |
一、因形借形 |
二、因音借形 |
三、因义借形 |
第三节 字形简省 |
一、澸省构件 |
二、构件简化 |
第四节 字形增繁 |
一、增加构件 |
二、构件繁化 |
第五节 更换偏旁 |
一、更换形旁 |
二、更换声旁 |
第六节 类化形变 |
一、外部类化 |
(一) 类化增旁 |
(二) 类化换旁 |
二、内部类化 |
第七节 构件位移 |
一、左右互移 |
二、左右变上下 |
三、上下变左右 |
第八节 构件变异 |
第九节 形近混用 |
第五章 同形字的特点和影响 |
第一节 同形字的特点 |
一、时代差异 |
二、地域差异 |
三、阶层差异 |
四、频率差异 |
第二节 同形字的影响 |
一、控制字数增长 |
二、引起混淆 |
三、促进文字分化 |
第六章 同形字与文字学 |
第一节 有助于勾勒汉字使用史 |
第二节 有助于汉字理论体系的完善 |
第三节 有助于汉字改革和规范 |
第七章 同形字与词汇学 |
第一节 增补新的词形 |
一、单音节词 |
二、双音节词 |
第二节 梳理词义演变 |
第三节 辨析反训现象 |
第四节 甄别虚假语词 |
第五节 揭示新词的形成过程 |
第八章 同形字与音韵、语法和方言研究 |
第一节 同形字与音韵研究 |
一、辨析旧音 |
二、辨析异读 |
第二节 同形字与语法研究 |
第三节 同形字与方言研究 |
一、甄别虚假方言词例证 |
二、全面描写方言词的分布 |
第九章 同形字与古籍整理 |
第一节 正确录文 |
一、纸质排印本 |
二、古籍数据库 |
第二节 订正讹误 |
第三节 避免误校 |
第四节 辨析异文 |
第五节 准确注释 |
第十章 同形字与辞书编纂 |
第一节 增补失收义项 |
一、增补同音同形字的义项 |
二、增补异音同形字的义项 |
第二节 增补失收字头 |
第三节 纠正有误义项 |
第四节 分立不同义项 |
第五节 合并同一义项 |
第六节 辨析虚假义项 |
第七节 辨析虚假词目 |
第八节 辨析虚假例证 |
第九节 沟通字际关系 |
第十节 准确注释读音 |
结语 |
主要徵引文献 |
主要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5)杨锺羲《雪桥诗话》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杨锺羲及《雪桥诗话》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上编 杨锺羲与《雪桥诗话》研究 |
第一章 生平与成书述略 |
第一节 家世 |
第二节 生平仕宦 |
第三节 师承与交游 |
一、师承 |
二、交游 |
第四节 授徒、讲学与访书 |
一、授徒与讲学 |
二、访书 |
第五节 《雪桥诗话》成书时间及版本情况 |
第二章 《雪桥诗话》性质论(上):遗民诗人之灵魂家园 |
第一节 遗民身份的认同感 |
第二节 前朝遗民事迹与诗作的大汇总及其历史价值 |
一、前朝遗民事迹与诗作的大汇总 |
二、前朝遗民事迹与诗作的历史价值 |
第三节 前朝遗民事迹与诗作的文化意义—兼论顾炎武对杨锺羲之影响 |
一、前朝遗民事迹与诗作的文化意义 |
二、杨锺羲大美人格之养成—兼论顾炎武对其之影响 |
第三章 《雪桥诗话》性质论(中):八旗文人之精神世界 |
第一节 旗籍身份的归属感 |
第二节 《熙朝雅颂集》对《雪桥诗话》之影响 |
一、八旗观念对编纂八旗诗文集的影响 |
二、《熙朝雅颂集》与《雪桥诗话》 |
第三节 盛昱对杨锺羲之影响 |
一、保存八旗文化使命的传承 |
二、《八旗文经》的价值与意义 |
三、八旗精神的弘扬 |
第四节 八旗诗人、诗作的论列 |
第五节 杨锺羲对八旗文献的整理 |
第四章 《雪桥诗话》性质论(下):清朝掌故之书 |
第一节 清朝典章制度的汇集 |
第二节 清朝文人轶事的汇集及其文史意义 |
第三节 清朝历史事件的记载及其史学价值 |
下编 《雪桥诗话》初集史源分析 |
《雪桥诗话》初集史源分析 |
《雪桥诗话》成书文献史源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雪桥诗话》四集小目 |
附录二:《雪桥诗话》所载勘误情况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科研项目 |
致谢 |
(6)宁夏明清人士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任务和方法 |
上编 宁夏明代人士着述研究 |
第一章 朱(?)及其後人着述 |
第一节 朱(?)的生平 |
一、庆靖王之名用字问题 |
二、朱(?)的排行问题 |
三、朱(?)的生平分期 |
四、朱(?)的家世 |
第二节 朱(?)的着述 |
一、《文章类选》 |
二、(正统)《宁夏志》 |
三、朱(?)的其他着述 |
第三节 朱氏後人及其着述 |
一、朱秩煃及其着述 |
二、朱秩炅及其着述 |
三、朱(?)其他後人及其着述 |
第二章 胡汝砺及其族人着述 |
第一节 胡汝砺的生平 |
一、胡汝砺的籍贯 |
二、胡汝砺的生平分期 |
三、胡汝砺的评价 |
四、胡汝砺的家世 |
第二节 胡汝砺的(弘治)《宁夏新志》 |
一、(弘治)《宁夏新志》的文献着录 |
二、(弘治)《宁夏新志》的版本和内容 |
三、(弘治)《宁夏新志》的评价 |
第三节 胡汝砺的其他着述及胡氏其他族人着述 |
一、胡汝砺的其他着述 |
二、胡氏其他族人着述 |
第三章 管律及其着述 |
第一节 管律的生平 |
一、管律的字号 |
二、管律一生主要事迹 |
三、管律的评价 |
第二节 管律的(嘉靖)《宁夏新志》 |
一、(嘉靖)《宁夏新志》的文献着录 |
二、(嘉靖)《宁夏新志》的版本和内容 |
三、(嘉靖)《宁夏新志》的评价 |
第三节 管律的《芸庄杂录备遗》及其他散见着述 |
一、《芸庄杂录备遣》 |
二、管律的散见着述 |
第四章 胡侍及其着述 |
第一节 胡侍的生平 |
一、胡侍的籍贯辨析 |
二、胡侍字“承之”辨析 |
三、胡侍别号辨析 |
四、胡侍的生平分期 |
五、胡侍的评价 |
第二节 胡侍的着述 |
一、《胡蒙谿诗集》《胡蒙谿文集》《胡蒙谿续集》 |
二、《墅谈》 |
三、《真珠船》 |
四、胡侍的散佚着述 |
第三节 胡侍的杂文 |
一、《墅谈》和《真珠船》是杂文集 |
二、胡侍杂文的主要内容 |
三、胡侍杂文的艺术特色 |
第四节 胡侍的诗文 |
一、胡侍的诗歌 |
二、胡侍的文 |
第五节 胡侍着述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
第五章 宁夏明代其他人士着述 |
第一节 张嘉谟及其着述 |
一、张嘉谟的生平 |
二、张嘉谟的家世 |
三、张嘉谟的着述 |
第二节 杨经及其着述 |
一、杨经的生平 |
二、杨经的(嘉靖)《固原州志》 |
三、杨经的散见着述 |
第三节 杨寿等人的(万历)《朔方新志》 |
一、杨寿等人生平及其编纂(万历)《朔方新志》的过程 |
二、(万历)《朔方新志》的文献着录情况 |
三、(万历)《朔方新志》的版本 |
四、(万历)《朔方新志》的主要内容 |
五、(万历)《朔方新志》的评价 |
第四节 宁夏明代其他人物着述 |
一、宁夏明代其他人物的诗 |
二、宁夏明代其他人物的文 |
下编 宁夏清代人士着述研究 |
第一章 趟良楝及其後人着述 |
第一节 赵良楝的生平 |
一、赵良楝的生平分期 |
二、赵良栋的评价 |
第二节 赵良楝的《奏疏存藁》 |
一、《奏疏存藁》的文献着录 |
二、《奏疏存藁》的版本 |
三、《奏疏存藁》的主要内容 |
四、《奏疏存藁》的价值 |
第三节 赵良栋的家世情况及其後人着述 |
一、赵良栋的家世 |
二、赵弘灿、赵弘燮的着述 |
第二章 俞益谟及其族人着述 |
第一节 俞益谟的生平 |
第二节 俞益谟的《青铜自考》 |
一、《青铜自考》题解 |
二、《青铜自考》的主要内容 |
三、《青铜自考》的文献着录 |
四、《青铜自考》的版本 |
五、《青铜自考》的禁毁原因 |
六、《青铜自考》的价值 |
第三节 俞益谟的其他着述 |
一、《办苗纪略》 |
二、《孙思克行述》 |
三、(康熙)《新修朔方广武志》 |
四、俞益谟其他着述 |
第四节 俞益谟的诗文 |
一、俞益谟的诗词 |
二、俞益谟的文 |
第五节 俞氏族人及其着述 |
第三章 谢王宠、俞德渊及其着述 |
第一节 谢王宠及其《愚斋反经录》 |
一、谢王宠的生平 |
二、谢王宠的家世情况 |
三、谢王宠的《愚斋反经录》 |
四、谢王宠的评价 |
第二节 俞德渊及其族人着述 |
一、俞德渊的生平 |
二、俞德渊的《默斋公牍》及其他着述 |
三、俞德渊的家世及其族人着述 |
第四章 宁夏清代其他人士着述 |
第一节 张煦及其家族人物着述 |
一、张煦的生平 |
二、张煦的着述 |
三、张氏家族其他人物及其着述 |
第二节 作品集亡佚的清代宁夏人及其散见诗文 |
一、刘芳猷的着述 |
二、孟养龙的着述 |
三、朱廷翰的着述 |
四、岳咨的着述 |
五、赵飞熊的着述 |
六、王绥的着述 |
七、许体元的着述 |
八、路谈的着述 |
九、润光老人的着述 |
十、景琪的着述 |
十一、宁夏清代其他人士及其亡佚诗文集 |
第三节 宁夏清代其他人士散见诗文 |
一、宁夏清代其他人士的散见诗 |
二、宁夏清代其他人士的散见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经典”与“经典化” |
第二节 对当代古典文学领域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反思 |
第三节 五言诗经典化研究的可行性分析——以中古时期为例 |
第四节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及思路 |
第一章 从“新诗”概念再论魏晋南朝诗坛 |
第一节 诗歌史的隐性坐标——论魏晋南朝时期的“新诗” |
一、魏晋南朝诗歌中的“新诗”语境统计 |
二、乐府与“新诗”的偏离现象析论 |
三、论魏晋南朝文人诗中的“新诗” |
四、结论 |
第二节 对魏晋南朝诗坛的反思—兼论钟嵘“五言居文辞之要” |
一、钟嵘“五言居文辞之要”说辨析 |
二、建安文坛对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贡献 |
三、作为文化资本的五言诗 |
四、结论 |
第二章 魏晋南朝门阀势力之盛衰 |
第一节 从《宋书·恩幸传论》推论“势族”内涵的变迁 |
一、问题之缘起 |
二、东汉末年的“势族”:地方豪族 |
三、魏晋时期的“势族”:中央政府中的权势集团 |
四、南朝社会的“势族”:皇权羽翼下的寒人群体 |
五、沈约《宋书》更改刘毅原文的原因 |
六、结论 |
第二节 两晋“寒素”、“儒素”与南朝“素族”之关系考论 |
一、学界对“素族”探讨的得与失 |
二、两晋时期之“寒素”、“儒素”析论 |
三、南朝之“素族” |
四、结论 |
第三章 魏晋南朝诗坛领导权的转移 |
第一节 汉末文化领域分流与“三曹”建安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
一、袁绍集团之重事功与刘表集团之尚经义 |
二、曹操之尚文辞及《典论·论文》的思想史意义 |
三、破解曹植“辞赋小道”说这一学术公案的新维度 |
四、余论 |
第二节 权力场与文学场:西晋“祖饯”、“公宴”、“赠答”诗研究 |
一、总论 |
二、《文选》所录潘岳《金谷集作诗》献疑 |
三、双重场域结构的典范:华林园中的人与诗 |
四、仪式与情感:二陆赠答诗研究 |
五、余论 |
第三节 玄言诗与魏晋南朝诗坛领导权的转移 |
一、西晋谈玄名士社会身份的考察 |
二、郭璞过江前后诗风变化考论 |
三、《晋书·孙绰传》“孙许优劣”条推论 |
四、从兰亭集会看玄言诗对中古诗歌史的第三种贡献 |
第四章 谢灵运诗歌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美人”的缺席与回归——兼论谢灵运诗歌中的经典性因素 |
一、汉魏诗歌中的“美人”经典性意象 |
二、经典的偏离——两晋诗歌中的“美人”意象 |
三、从归隐心态看谢诗中的“美人”意象 |
四、结论 |
第二节 “池塘生春草”与南朝诗学 |
一、《诗品》引谢灵运“梦惠连”说新论 |
二、“池塘生春草”与南朝诗坛的审美风尚 |
三、余论 |
第五章 钟嵘《诗品》与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 |
第一节 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 |
一、钟嵘《上齐明帝书》 |
二、钟嵘《上梁武帝书》 |
三、《诗品》撰写动机管窥 |
四、结论 |
第二节 《诗品》与五言诗经典谱系的建构 |
一、钟嵘《诗品》之前的五言诗史建构情况 |
二、钟嵘《诗品》建构五言诗经典谱系的文学史意义 |
三、结论 |
附录: 当前古典文学领域关于文学经典化研究成果一览 |
参考文献 |
代后记:忆兴无师二三事 |
(8)五代着述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 五代之学术环境 |
(二) 五代四部之学及其特徵 |
(三) 五代着述研究概貌 |
(四) 本文之旨趣及体例 |
一、五代经部着述考略 |
(一) 易类 |
(二) 书类 |
(三) 诗类 |
(四) 礼类 |
(五) 乐类 |
(六) 春秋类 |
(七) 论语类 |
(八) 小学类 |
二、五代史部着述考略 |
(一) 正史类 |
(二) 编年类 |
(三) 伪史类 |
(四) 杂史类 |
(五) 实录类 |
(六) 故事类 |
(七) 职官类 |
(八) 杂传记类 |
(九) 仪注类 |
(十) 刑法类 |
(十一) 目录类 |
(十二) 谱牒类 |
(十三) 地理类 |
三、五代子部着述考略 |
(一) 儒家类 |
(二) 道家类 |
(三) 杂家类 |
(四) 农家类 |
(五) 小说类 |
(六) 天文类 |
(七) 历算类 |
(八) 兵书类 |
(九) 五行类 |
(十) 杂艺术类 |
(十一) 类书类 |
(十二) 医书类 |
四、五代集部着述考略 |
(一) 别集类 |
(二) 总集类 |
(三) 文史类 |
附录一:五代着述总目 |
附录二:新增五代着述简目 |
附录三:八补志误收五代着述简目 |
参考文献 |
(9)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二、已有研究与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四、基本概念与范围 |
上篇 |
第一章 唐人构园与园林类诗歌的文献价值 |
第一节 唐代兴盛的构园风气 |
一、唐人构园的兴盛局面 |
二、构园之风兴盛的时代因素 |
三、构园之风兴盛的历史条件 |
第二节 景观理念与体系的形成 |
一、景观要素的完备 |
二、景观要素的组合 |
三、气韵生动的园林审美效果 |
第三节 构园的原则与技艺 |
一、相地原则 |
二、因借艺术 |
三、对比手法 |
第四节 园林类诗歌的文献价值 |
一、载录了唐代文人园林的建构历史 |
二、再现了唐人构园的日常生活状态 |
三、反映了诗歌的创作缘起与艺术风貌 |
四、反映了唐诗吟咏对构园的诗性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唐人构园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
第一节 唐人构园对诗歌题材内容的影响 |
一、“在朝长咏卜居篇”:园林的建构与落成 |
二、“岁岁年年恣游宴”:园林的游览与宴集 |
三、“题诗朝忆复暮忆”:园林的离别与忆念 |
四、“鹏赋人非宅已荒”:园林的产权变更与荒废 |
第二节 唐人构园对诗歌体式风格的影响 |
一、闲适的园居心态与疏散诗风 |
二、玩物审美与游戏语言 |
三、组诗形式 |
第三节 唐人构园对诗歌功能的拓展 |
一、取兴兹境: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反映 |
二、酬唱题赠:对诗歌“群”功能的拓展 |
三、戏题联句:对诗歌娱乐功能的加强 |
小结 |
第三章 构园与诗歌的互动 |
第一节 园景物象与诗歌意象的互存并生 |
一、园景物象的诗化与写意园林的兴起 |
二、园景的诗意提升与园林题名 |
三、诗性吟咏与构园的情感寄托 |
第二节 诗境与园境的互通互融 |
一、诗之“境”的热论与园之“境”的出现 |
二、“尚清”审美与园林“清境” |
三、“境生于象外”:诗境与园境的营造手法 |
四、“自然”:诗境与园境的审美理想 |
小结 |
下篇 |
第一章 “思山叠石为”——唐人构园中的“山石”与诗歌 |
第一节 唐人构园中的堆山置石 |
一、“假山”趋于普遍的发展态势 |
二、堆叠位置与山林之境 |
三、堆山、置石的形式 |
第二节 唐代文人的山石审美 |
一、石品种类众多 |
二、审美内容扩展 |
第三节 赏石活动与唐代咏石诗的新变 |
一、赏石活动与诗歌创作 |
二、唐代咏石诗的新变 |
第四节 唐人赏石咏石对构园的影响 |
一、太湖石的发现与构园的选石标准 |
二、唐人赏石咏石对构园叠山的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闲梳池畔泉”——唐人构园中的“水景”与诗歌 |
第一节 唐人构园中的水景处理 |
一、丰富的水体形态 |
二、多样的水体景观 |
第二节 江湖之思与文人构园的开池行为 |
一、池在园林中身份的转变 |
二、唐诗中池的诗意 |
三、池之诗意的赋予对构园的影响 |
第三节 泉的听觉审美与构园中的声景观 |
一、由色、形之视觉审美到声之听觉审美 |
二、“听泉”的诗意内涵 |
三、“听泉”与构园中的声景观 |
小结 |
第三章 “移得闲花用意栽”——唐人构园中的“花木”与诗歌 |
第一节 唐人的种植行为与诗歌创作 |
一、种植行为的诗意呈现 |
二、种植诗歌的时间感悟 |
三、种植诗歌的空间意蕴 |
第二节 唐代花木的栽植历史 |
一、花木的栽培与引进 |
二、唐代众多的花木品类 |
第三节 种植行为与花木品赏的多感官审美 |
一、花木的色彩与形姿 |
二、花木的声响与香气 |
三、花木的意蕴审美 |
第四节 花木栽植与构园活动的文人之趣 |
一、构园与花木的赠求买卖 |
二、构园与花木配置的文人志趣 |
三、构园与花木谱志的繁盛 |
小结 |
第四章 “面面看芙蓉”——唐人构园中的“建筑”与诗歌 |
第一节 唐代园林建筑的景观特征 |
一、园林建筑的形制演变 |
二、园林建筑的纳景、点景与组景 |
三、园林建筑的构建位置 |
四、园林建筑的两种格调 |
第二节 亭的诗化与园林立亭 |
一、园亭诗化的前提条件:普及发展 |
二、园亭诗化的触发媒介:活动场所 |
三、园亭诗化的精神核心:抒情写志 |
四、亭的诗化与园林立亭 |
第三节 唐诗中窗的间隔审美与园林中的遮隔艺术 |
一、窗之隔与唐人的审美视界 |
二、窗之隔与诗歌艺术审美 |
三、窗之隔与园林的遮隔艺术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附件 |
(10)《园冶》新读 ——兼论晚明时期江南园林营造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主要方法以及重点和难点 |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二 所阅文献的查阅范围及手段 |
第一章 《园冶》的成书背景 |
第一节 《园冶》与江南造园业的形成和发展 |
第二节 《园冶》与计成 |
第三节 《园冶》成书背景的新认知 |
第二章 《园冶》的营造观念 |
第一节 巧于因借精于体宜——《园冶》设计艺术的手法 |
第二节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设计艺术的境界 |
第三节 得闲即诣随兴携游——游园的心态培养 |
第四节 《园冶》营造观念的新认知 |
第三章 《园冶》的营造手法 |
第一节 前人对《园冶》的评价 |
一 冶叙 |
二 题词 |
三 自序 |
第二节 《园冶》营造技法总论 |
一 兴造论 |
二 园说 |
第三节 《园冶》的择地原则 |
一 天然地形的择地原则 |
二 人居地形的择地原则 |
第四节 《园冶》的立基技巧 |
一 功能性建筑立基技巧 |
二 景观性建筑立基技巧 |
三 辅助性建筑立基技巧 |
第五节 《园冶》的建筑营造模式 |
一 功能性建筑营造模式 |
二 景观性建筑营造模式 |
三 辅助性建筑营造模式 |
第六节 《园冶》的建筑构建营造法则 |
一 传统架梁营造法则 |
二 草架营造法则 |
三 重椽营造法则 |
四 地图营造法则 |
第七节 《园冶》的建筑装折技法 |
一 屏门装折技法 |
二 仰尘装折技法 |
三 户槅装折技法 |
四 风窗装折技法 |
五 栏杆装折技法 |
六 门窗装折技法 |
第八节 墙垣的建造技法 |
第九节 《园冶》的铺地技法 |
一 功能性铺地技法 |
二 装饰性铺地技法 |
第十节 《园冶》的掇山技法 |
一 功能型山体堆掇技法 |
二 景观型山体堆掇技法 |
三 山水结合的堆掇技法 |
四 山石之势的堆掇技法 |
第十一节 《园冶》的石材应用技巧 |
一 孤赏石的应用技巧 |
二 点景石的应用技巧 |
三 盆景石的应用技巧 |
四 掇山之石的应用技巧 |
第十二节 《园冶》的借景技法 |
第十三节《园冶》营造手法之新 |
第四章 《园冶》‘宜居’营造思想的启迪 |
第一节 自然与建筑的物用关系适宜 |
第二节 人与自然的人居环境适宜 |
第三节 人与人的人际环境适宜 |
第四节 ‘宜居’营造思想的新认知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四、信息如水润春园——“信息知识书库”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2]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3]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4]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D]. 张文冠. 浙江大学, 2014(12)
- [5]杨锺羲《雪桥诗话》考论[D]. 靳良. 上海大学, 2015(02)
- [6]宁夏明清人士着述研究[D]. 田富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2)
- [7]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D]. 葛志伟. 南京大学, 2014(05)
- [8]五代着述考略[D]. 杨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9]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D]. 王书艳.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6)
- [10]《园冶》新读 ——兼论晚明时期江南园林营造特点[D]. 熊伟. 南京艺术学院,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