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总目录第19卷（2002）

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9卷(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孙元成^[2]（2021）在《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文中指出汉代器物铭文是指传世和出土的刻铸在汉代器物上的文字。铭文与墨书不同,墨书指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由於铜镜铭文具有较强的美化性和装饰性,需专门考察。墨书、铜镜铭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只是根据需要,文中个别之处或涉及墨书与铜镜铭文。本文旨在以汉代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材料,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考察,总结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和特点,说明汉代器物铭文在汉字构形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异体字是指在一个稳定文字系统内变异的构形,它们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并且读音相同或相近。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一套由构形成分组成的、不断变化和协调的构形机制。笔画、构件是常见的构形成分。根据构件功能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为构件简省与增繁的异体字、构件位移的异体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构形变异为异体字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复杂多变的文字。构形成分是携带意义的、按照一定层次从构形中离析出来的构形要素,它们的功能各异,彼此相互影响。构形成分在汉代器物铭文构形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构形调节和完善。依据异体字构件数量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可分为构件简省的异体字、构件增繁的异体字;根据异体字构件组合关系的共性,可分为构件相对位置改变而同一构件方向没有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没有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调换的异体字;参照异体字构件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形声字、双声字、部分是形声字而部分是双声字、非形声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这三种异体字分别在数量、组合关系、形态等构件功能上较一致。从构件功能一致性出发对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分类是可行的。变异为异体字产生提供了必要途径,变异构形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相同是形成异体字的基础。变异影响构形。构形成分变异引起构形趋异和类同,类化、音化是两种不同的变异过程及变异结果。类化主要表现为字内类化和字际类化。音化促进非形声字向形声字、形声字向双声字或与原来构形有别的形声字转变。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不同的类化、音化构形不是异体字构形。异体字由构形变异产生,异体字不是汉字构形变异的唯一结果。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文字,构形成分的调整和运行影响构形关系。器物铭文文字的形态和结构从早期汉字构形演变而来,与汉代文字构形密切相关,这体现了构形的历史演进和承袭更新。所以,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关系既包含同一历史时期使用的汉字构形关系,又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构形的传承和演变关系,这展示出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传承和共时认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语的字词关系。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类化字存在部分交叉,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笔画与构形里的饰笔、借笔或有重叠。这些问题也体现了异体字构形复杂和多变。

许子潇^[3]（2021）在《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陈梦家（1911.4-1966.9）,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古文字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陈梦家留下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学术着作,尤以甲骨学领域的《殷虚卜辞综述》最为系统全面。该书闳中肆外,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创立己说,全面消化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材料,基本构建起了甲骨学学科框架,代表了陈梦家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终成果。本研究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参照陈梦家的其他甲骨学、历史考古学论着,从甲骨学的若干重点问题出发,梳理陈梦家学术观点的改易。参照《殷虚卜辞综述》之前、之后以及同时期的甲骨学着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陈梦家观点的来源、成就、不足和影响。结合陈梦家亲友们的信札、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复原陈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甲骨治学历程。本文主体共六个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一、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介绍陈梦家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和本次研究的意义-、立场、方法、局限与不足。二、学术生涯研究。探讨陈梦家从诗人转变为学者的原因;解释陈梦家甲骨治学历程中几次研究方向和旨趣的转换;钩沉相关史料,复原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三、专题研究。本部分包括正文的第二章至第七章。选择文字考释、断代、祭祀、宗教、地理、职官、世系、继统法、名谓、集合示名等在甲骨学和商代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问题,考察陈梦家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的改易、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相关甲骨学论着和不同学科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陈梦家意见进行全面探讨。四、余论。以论着目和通论性着作为主要材料,梳理甲骨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分析《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学框架的搭建;对陈梦家甲骨学研究和《殷虚卜辞综述》的学术价值做出总结评价。五、附录。在论文撰写时,对《殷虚卜辞综述》论及的若干问题有所思考,择与“甲骨文内容分类”、“二人共贞”、“征人方排谱”问题相关的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上为论文上编。六、《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研究。从骨片、辞条和文字三个层面对《殷虚卜辞综述》所见引用甲骨材料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制作《殷虚卜辞综述》引甲骨材料整理表,对陈梦家引用的甲骨进行分类、替换《甲骨文合集》号码,全面清理材料引用所见的问题。以上为论文下编。

程志刚^[4]（2021）在《宋理宗朝京湖地区军需供应研究 ——以制置使与总领官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南宋自立国以来战争不断,鉴于战事的频繁,南宋政府逐步在两淮、京湖以及四川地区形成三大战区以应对战事,京湖地区位于三大战区中间,地位险要。至宋理宗时期,京湖地区已然发展成地方制置使执掌军政与中央下派机构总领所负责军队后勤的联合作战体制。本文通过历任制置使的国防部署以及历任总领官的后勤补给两方面的具体变化,结合时局梳理理宗时期整个京湖地区国防建设的发展过程,从制置使与总领官之间产生的军需供应矛盾角度分析两类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京湖地区稳固以及最终对南宋存亡的影响。理宗时期是整个京湖地区国防部署与后勤供应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陈晐至孟珙时期,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发展时期。首先便是自宁宗赵方以来的国防部署强化与最终崩溃,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陈晐至史嵩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南宋政府任命将领的先对后错导致了京湖地区国防防线的崩溃。之后便是京湖地区国防重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孟珙时期,孟珙在任期间重建了京湖国防线,并将军队部署南移。京湖地区在发生着国防线稳固、崩溃与重建时,负责京湖军队后勤的历任总领官整体表现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动,陈晐至史嵩之时期,京湖地区的总领也发生着变化,从祸乱地方到及时保障军队后勤。而在孟珙时期,总领与制置使的矛盾再次激发,鉴于京湖常年的征战以及孟珙上任之初京湖地区国防线的崩溃,一时间导致了制置使孟珙加大了对军队后勤供应的需求,时任总领朱鉴迫于困境还是极力配合。两人有效地配合稳定了京湖地区的局势。第二阶段则是贾似道至吕文德时期,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发展时期。贾似道至李曾伯时期,这一时期京湖地区大规模战事暂时停息,贾似道继续孟珙时期的休养生息,至李曾伯时期发生了两次变动,第一便是李曾伯将京湖国防线再次北移,第二便是自贾似道兼任总领以来,中央为加强集权而回收总领征收茶税权力。这一方面导致总领后勤供应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制约了军队作战。而自吴渊至吕文德时期是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总领供应能力的持续下降导致了吕文德间接同意与敌互市,进而导致后期襄樊被围与陷落。并最终导致了南宋的灭亡。最后,不论是以襄阳为国防核心还是江陵为国防核心,以及不同时期制置使与总领的作用,都无法避免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导致的南宋最后的灭亡。

闫瑞^[5]（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指出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禹剑^[6]（2020）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以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以下简称“花东甲骨刻辞”）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采用综述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整理、分析各类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为今后花东甲骨刻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一章文例研究。整理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行款、段落结构、卜辞之间的相互关系、特殊契刻现象和记事刻辞文例5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行款。分析了目前行款分类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受到卜辞读法、甲骨缀合、语法理解和文意理解4种因素的影响;分析了行款的成因,总结为守兆原则、契刻空间、契刻习惯和刻手失误4个方面;分析了行款研究对旧有刻辞和花东甲骨刻辞的重要意义。关于段落结构。讨论了各段落结构的本质属性、形式、位置和语义指向等问题,认为段落结构名称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卜辞中可以相互转化,需要根据其所处的位置和卜辞文意具体分析,这也是各家对段落结构理解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关于卜辞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字词考释、释文校勘的最新成果以及我们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对贞卜辞、同版成套卜辞和同文卜辞辞例重新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一”、“附录二”和“附录三”;根据对贞卜辞和同版成套卜辞的实际情况,认为“先右后左”的辞序规律不明显,但整体呈现出向“先右后左”辞序过渡的趋势;根据同文卜辞的实际情况,认为其省略较少、契刻时没有经过特殊规划,与对贞卜辞、成套卜辞等明显不同;分析了各家排谱的成果,认为目前排谱的原则有待完善,主要问题是很可能把较长时间的活动压缩在了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梳理了各家的缀合成果,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四”,并总结了缀合对花东甲骨刻辞研究的实用价值。关于特殊契刻现象,分析了合文、重文、漏刻、补刻、倒书、横书、误刻、衍文和刮削现象,重点讨论了一些合文的认定以及刮削的原因。关于记事刻辞文例,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了记事刻辞辞例,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五”;认为记事刻辞中的“三”有可能当释为“气（乞）”,但目前不能确定;对记事刻辞的分类、格式和特点进行了补充论述。第二章文字研究。整理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字形和字词考释2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字形,讨论了字形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其中包括字形的收录和编排、字频和字量的统计、字形的分类整理、字形的结构分析等问题,重点辨析了新见字、新见字形和新字形3个概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新见字形,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六”;讨论了字体的特点,重点分析了字形的原始性和早晚期字形并存的现象,认为真正反映原始性的例字并不多,而且字形的原始性与时代早晚没有必然联系。早晚期字形并存的现象确实存在,也见于子组卜辞,所谓“晚期字形”其实属于“早期字形”,这种现象可能与类组差异有关,提示我们在利用字形进行分类断代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关于字词考释,简要总结了字词考释的大致情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字词考释的成果进行了重新梳理,选取了166条争议较大、对刻辞整体理解有较大影响和可以印证、修订以往看法的字词,以综览的形式,收录具有代表性的考释成果,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七”;从“花东甲骨刻辞旧字词的考释”和“花东甲骨刻辞新字词的考释”2个方面,举例分析了30个字词的考释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三章词汇研究。整理和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词汇的整理与分类、字与词的对应关系、词与词的关系3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词汇的整理与分类,简要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大致情况,分析了在词语认定和词类划分2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字词考释的研究成果,对词汇进行了重新整理与分类,并对大部分词义和用法作出了简要说明,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八”,初步建立了花东甲骨刻辞的词汇系统。关于字与词的对应关系,主要讨论了字与词的数量对应关系、字与词的意义对应关系。认为前者有4种类型,即一字一词、一字多词、一词多字和数字数词,并作了简要统计;把后者分为字与词义的对应关系、字与义项的对应关系、字与新见词以及新见义项的对应关系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第3种关系。关于词与词的关系,简要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大致情况,认为词与词的关系有同义词和反义词2种,有学者划分的类义词意义不大;以“给予”义动词为例,详细讨论了字词考释和辞意理解对同义词研究的影响。第四章语法研究。整理分析了词法研究和句法研究2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词法研究,讨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的语法功能,并与旧有刻辞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对比,对个别词类的语法功能进行了补充,对“亦”、“又”和“于”字结构等语法功能进行了辨析。关于句法研究,讨论了句型的系统描述、双宾语句、三宾语句、句法成分的顺序、句法成分的省略等问题。重新对能够带双宾语或三宾语句的相关祭祀动词和非祭祀动词进行了认定和分类,对全部双宾语和三宾语句型进行了统计,对相关例句进行了穷尽性的整理和归类;辨析了受事主语句和名词宾语前置句;重新划分了省略句的类型,确定了判断省略情况尤其是省略复句之后句的一些方法。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叶磊^[8]（2019）在《晋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晋国金文是指晋国人在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时间范围上说,它涵盖了从西周成王世到“三家分晋”之前的这一历史阶段;第二、从内容上说,它包括确定无疑的晋国铜器和根据出土地、铭文字体、器型等参考点合理推测其国别属晋的铜器铭文。目前已经发表的晋国铜器铭文有120余件,本文对这些铜器铭文进行了逐一地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编制了晋国金文史料索引表,这将为学界提供一部较为全面的晋国金文资料汇编。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晋国金文的内涵、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篇章结构、本文的研究方法、晋国金文的研究概况。第二部分是晋国金文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分为西周晋国金文的整理与研究、春秋晋国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国别存疑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晋国金文史料索引,主要将晋国金文中所见的史料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之上作了索引表。

程希^[9]（2019）在《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书香门第,五百年忠厚人家。宝应朱氏作为明清江淮间名门望族,历经二十余代、五百余年,向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风雅不辍、弦歌不息,几于代代有作、人人有集。明清两代朱氏一门共造就学人70位、着述260种,现存者亦达110种之多,群星璀璨、着作如林。其着述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对经学、文学、史学、文献学、小学、金石学、医学、农学、水利学等门类均有涉猎,合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而尤以文学、经学、理学名世,诞生了朱应登、朱曰藩、朱克生、朱经等诗文名家及朱泽沄、朱彬、朱士端等经学、理学宿儒,成就卓着、泽被后世,堪称明清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学术世家之典范。宝应朱氏绝大多数学人及着述产生于清代,其涉猎之广、研探之深、影响之远,在清代学术史上颇为罕见。朱氏家学顺应时代学术发展之主潮,呈现出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脉络,又深深植根于扬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充分吸收历代先贤尤其是扬州学派诸儒的学术精髓,同时打上了宝应学术以宋学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烙印,为窥探清代学术发展奥曲之窗口。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在外部广泛汲取吴派、皖派及其他学派、学人之优长,择善而从、视野广阔,既重视考据、义理,又不废辞章,不别门户、不畏权威,以朴学为主而兼取宋学之长;在家族内部宝应朱氏家学传承有序,历来主张谨身节用、注重实学,并与宝应、扬州等地学术世家互相联姻,取长补短、砥砺共进,为家学传承持续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保障了宝应朱氏家学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长力。理学方面,宝应朱氏自明代即有理学传统,至清初朱泽沄力倡程、朱,排抵陆、王,与亲密学侣王懋竑一道以考据之法精研朱子之学,为当时及后世学人所称道和取法。其朱子学为清代理学史之重要一环,其学术统系为宝应学人如刘台拱、成孺等接续,又为扬州学派汉宋兼采的融通之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来源,其考据方法亦被族人朱彬、朱士端等取法并发扬光大。创辟之功,足可称道。朴学方面,朱彬、朱士端作为清代朴学主流流派——扬州学派的代表学人,在礼学、《说文》学、金石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彬《礼记训纂》一书为清人新疏十三经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种,体现了扬州学派以汉学为主而兼采宋学,视野宏通、惟善是从、求古学之是的学术特色,为清代《礼记》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礼学史上亦占据重要地位。而朱士端以小学为根底,兼以金石学考合经、史,考据之学愈加精纯。此外,其《说文校定本》《强识编》等书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纠驳亦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说文》学领域理当占据重要一席。文学方面,宝应朱氏首先即以文学世家的面目闪耀于世,名播江淮,如明代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引为同调,跻身“十才子”之列;其子朱曰藩,与何良俊、黄姬水等人开创“金陵六朝派”,亦引领一时风会。至清代,宝应朱氏在辞章之学上亦不稍懈,不仅参与人数多、着作数量众且广涉诸体,在诗、词、文、赋、诗文评等各领域均有作品问世,其中朱克生、朱经、朱士端之诗歌,朱彬、朱士端之古文,朱宗大、朱彬之诗话,朱彬、朱士端、朱效靖之家集编纂,皆各具面目,为人称道。此外,清代宝应朱氏学人在史学、文献学上亦有建树。如朱克简、朱泽沄之政论、史论,朱克生、朱士达等参与方志纂修,朱克生、朱辂、朱百遂等对谱牒、传状的编撰,或有裨时政,或以古鉴今,或保存史料,均为世所需,去取得当,为有用之学。概而言之,清代宝应朱氏学人众多、着述宏富,在理学、朴学、文学等领域成就突出,在方志、家谱、年谱、行状等地方文献及家族文献的编纂上亦有重要建树,无愧“江淮文献巨族”的称号。其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家学传承脉络又与明清学术潮流暗合,为明清学术世家的典型范例;其躬行实践、不慕荣利、实事求是、宏通广大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亦足堪后世学人取法效仿。

曹莹^[10]（2018）在《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文中指出科学期刊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学术反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尺。气象科学期刊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气象建设、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情况,有较强的文献性。民国时期,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的主要媒介,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多是通过期刊才得以保存和普及,民国时期气象学期刊是研究近代气象学发展的重要材料。本文以1915-1949年35年间的《观象丛报》、《中国气象学会会刊》、《气象杂志》和《气象学报》为着重点,利用文献分析和计量统计的方法,以期刊的外在形态和内部刊载的气象科技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期刊在封面、栏目、主办机构、作者群体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可以发现,气象期刊逐步趋于成熟,而且逐渐向气象学术期刊发展,尤其气象研究所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作者群体,气象期刊的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根据四本气象专业期刊中的气象科技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气象学者在天气学和气候学领域的研究尤为突出,促进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气候区域的认识和了解。综合气象期刊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了解到气象期刊经历了从“科普气象知识”、“气象科技服务”到“自主气象科研”的过程,而我国气象科技则在“气象科学”、“气象技术”和“气象数据”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气象期刊为我国气象科技传播、推广以及指导做出突出的贡献,同时气象科技也为气象期刊带来积极的影响,两者的互动作用呈现的是积极良性的作用,为我国早期气象事业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本文全面完整地介绍我国在民国时期创办气象期刊的情况,探析中国近代气象科技发展,以及民国时期气象科技及气象期刊的互动作用,并对民国时期气象期刊做出一定的评价。一方面,加强人们对近代气象专业期刊和气象科技发展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探析气象期刊在气象科技的传播、交流等方面的作用,使大家认识到气象期刊在我国早期气象科技发展时期的地位及其影响。通过对早期气象期刊、气象科技发展的回溯,给现代气象科学的前景予启发,为当代的气象科学事业提供历史参考。

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9卷(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9卷(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宋理宗朝京湖地区军需供应研究 ——以制置使与总领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论文提纲范文）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8）晋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9卷(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D]. 孙元成. 吉林大学, 2021(01)
• [3]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D]. 许子潇. 吉林大学, 2021(01)
• [4]宋理宗朝京湖地区军需供应研究 ——以制置使与总领官为中心[D]. 程志刚.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5]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D]. 禹剑.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晋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叶磊. 西南大学, 2019(06)
• [9]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D]. 程希. 扬州大学, 2019(04)
• [10]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D]. 曹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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