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革命对政治文明的影响

一、论信息技术革命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陈玉婷^[1]（2021）在《恩格斯科技动力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指出

刘洁^[2]（2021）在《现代信息生态之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秀芳^[3]（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王喜媛^[4]（2020）在《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依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进步而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现实”就是人与人类的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本质在当下的显现。从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存在——“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在信息化革命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智能化时代。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智慧社会”,是以信息社会为基础对信息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智慧社会”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很多质的变化。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引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将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促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即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体体现为人们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决策方式、执行路径和方法等治理要素都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转型。为此,本文选择“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作为研究主题,力图通过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解决问题找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规律,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是:梳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发展,预测智慧社会的发展远景,针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智慧社会转型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究我国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关系,阐述由社会形态变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必然性,对智慧社会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论文的基本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日益显着,众多新技术融合突破,在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的同时,正在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智慧化、生产关系虚拟化的深刻变革。本部分主要通过深入分析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出现及其演进过程,提出伴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社会治理变革的内驱力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面临的新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加剧而快速变化,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变革,构建灵活、高效、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智慧社会需要创新治理手段。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社会风险的出现使得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流动性增加,并提高了社会控制难度。本部分主要阐述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证触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变革已经具备,阐明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革历程。最后,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现实困境的系统分析,提出必须通过“智慧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思路。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使社会治理和谐地融入智慧化的新时代,稳步迈进智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第二,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文化的转型;第三,分析智慧治理模式转型的实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第四,从管理哲学视角探究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论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观念变革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阐述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及其相应理念的变革。在深入分析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深度融合、技术全面升级换代、经济社会跨越式演进等基础上,通过对智慧社会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综合因素分析,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趋势进行创新研究。从智慧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矛盾出发,探讨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管理哲学视角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需要进一步丰富,同时从管理哲学视域的深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孙曈^[5]（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徐瑞矫^[6]（2020）在《时代新人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大命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的未来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高度,就“培养什么人”问题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和行动部署。此后,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以及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反复强调“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是对“时代新人”内涵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界定,只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才能是“时代新人”,指明了“时代新人”是我国新历史阶段发展的新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主体。“时代新人”这一概念包含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展现了新时代的育人目标,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需要长期深入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因而,深刻剖析和理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重大命题的思想内涵、本质特征、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审慎思考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怎样为党和国家培养好青年一代,怎样培养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时代新人培养这一主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文献分析、多学科交叉、问卷调查、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力图分析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一是分析“时代新人是什么”问题。重在厘清时代新人的本质内涵,即新时代要培养的时代新人是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为历史使命,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标识,以信仰坚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为基本素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的青年群体。二是解析“为什么培养时代新人及其历史必然性”问题。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育新人”历史进程的梳理,重点把握各历史时期党关于新人培养的思想发展、实践内容,进而总结与把握中国共产党新人培养的历史经验。三是解析“时代新人培养现状”问题。结合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本文于2018年实证调查获取的1401份有效样本中,利用spss25.0软件分析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政治观与政治行为、价值观与价值选择、学习观与学习能力、生态观与环保行为、心理健康与身体素质五方面的发展现状,重点剖析时代新人培养中的不足之处。四是剖析“时代新人培养的影响因素与基本遵循”问题。时代新人培养除了受青年自身生理因素、心理因素、行为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部宏观层面的社会现实环境、社会虚拟环境、社会思潮,微观层面的家庭、学校等环境的影响。在这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应明确时代新人培养的基本遵循,即时代新人培养应把握“三有”基本要求,将“六个下功夫”作为努力方向,同时坚持“三结合”的基本原则。五是解析“时代新人培养如何科学实现”的问题,本文从激发时代新人培养的内生动力、优化时代新人培养的外部条件与营造时代新人培养的精神文化氛围三个层面阐述了对时代新人培养的实现路径。在激发时代新人培养的内生动力层面,提出应着力从唤起青年的自我意识、满足青年发展需求、增强青年主体性能动力、培育青年精神物化能力四方面入手,实现青年对于自身“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这一历史使命的坚信坚守。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时代新人培养的外部条件,应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依托提升育人效果,以优良家风为助力涵养青年的道德品格,以新媒体为支撑打造网络化育人平台。此外,还应通过推进马克思大众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构筑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自信三方面为时代新人培养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使新时代育人目标提出有声、落地有根、生长有规。

杨春林^[7]（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刘倩^[8]（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向鹏^[9]（2018）在《“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文中提出科技文化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活动及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普遍性与适应性的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科技文化不仅是生产实践与科技活动沟通的桥梁,也是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内在引擎。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价值、功能与内生作用,助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部署的推进,值得研究。根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学说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理论,本文在辨析科技文化的实践源头与社会学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文化演变与发展的机理;阐释了科技文化体系结构与层次特征;探讨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文化对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的作用;论证了新时期科技文化对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实施的支撑作用;探究了现代科技文化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理、机制与路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论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现代科技文化对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的价值体现与独特功能,以此促进现代科技文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科技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从古代的农耕文化、青铜器文化到延续至今的中医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再到呈现中国现代化特征的互联网文化、高铁文化,共享经济文化,科技文化持续不断发展与丰富。特别是与传承忠义爱国、大公无私、敢为人先、勤勉奋进的人文精神相融合,中国科技文化孕就了具有求真务实、拼搏奉献、创新求变、勇于探索的特色科技文化体系。其中,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两弹一星精神”“银河—天河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中国工匠精神”为代表的精神内涵突显了中国科技文化独特的软实力价值,对我国在新时代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发挥特殊作用。科技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建设中,科技文化为生产实践提供文化指导,为消费注入科学理性,为流通方式变革提供强大动力。科技文化与政治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的价值关联体现在科技文化为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支撑,其支撑作用主要为:科技文化丰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营造深化政治改革的文化环境;而科技文化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脉络为:通过科技文化理念推进政治生态公正和谐与民主决策,运用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加快社会法制的建设步伐。同时现代科技文化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改变人们政治参与方式,推动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实现,并为合理的政治文明与体制创新提供与之适应的社会环境。在新时代先进文化建设中,科技文化不断丰富先进文化的内容与内涵,提高先进文化的社会服务效能,提升社会主体科学文化素养。而增强新时代中国科技文化软实力,需要以“和谐”为理念,以创新思维构建现代科技文化新体系,以文化融合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以科技文化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科技文化精神牵引与支撑,科技文化建设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其内涵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精神文明需求相一致,其构成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相一致。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科技文化广泛弘扬,更加普及以及更为社会化,同时也需要人类社会发展更加科学化。科技文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文化基石,融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的科技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本保障,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要素之一。科技文化引导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亲和关怀的人本原则、天人合一的生态原则和互动互惠的公正原则,同时可消除科技成果应用的“异化”,牢固夯实和谐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并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方向,解决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王水兴^[10]（2018）在《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文中提出信息活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和处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的发展,使信息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活动。信息资源已成为当今时代重要战略资源和社会财富。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塑造,信息化从一种技术形态的社会活动上升为社会整体文明的新样态,有必要以统摄性的“信息文明”概念来描摹和刻画信息时代发展的全貌。以唯物史观审度信息文明,准确辨识信息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机理,建构信息文明理论体系,既是科学应对信息文明浪潮挑战的需要,又是科学推进信息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信息文明是人们通过信息化生产方式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实现的进步状态。信息文明实质是社会主体协同互利发展而形成的共享文明。其基础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核心是信息化生产方式,外在体现是人们在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消费）中形成的规范化和理论化的信息社会治理体系。信息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社会全面发展的“倍增器”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三大基本社会功能。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力形态塑造进而造就信息生产力是信息文明重要实践形态。信息生产力核心意涵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协作力和共享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渗透,人类社会整体上正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建构在信息逻辑上的技术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不是甫一出场就能实现普惠发展的社会。劳动方式的信息化、智能化,只是延展了人的劳动机能,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真正没有人和物质生产资料的“无人工厂”和“自由劳动者”是不存在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越发展,越凸显了人的活劳动在生产中的基础地位,越凸显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先进的信息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工业时代的上层建筑与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信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仍然是国际行为的主体,信息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其仅以“信息方式”表现出来。信息文明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基于信息技术建构的信息文明,不仅塑造了信息化生存的“信息人”,还引起了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向网络空间迁徙现象。信息文明条件下,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参与性和真实性空前提高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获得了更加丰富而充实的内涵。信息文明生发机理体现在信息资源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渗透以及由此涌现的共享经济活动和信息文明思维方式中。互联网作为全球最广泛应用的信息资源聚合、生产、使用平台,实际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公共劳动资料。作为劳动工具,不能笼统确定互联网是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属于社会所有。随着整个社会劳动方式的不断信息化、智能化,“造信息”比“造物品”更具有权重意义。数据将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资源。数据价值的交互性存在特性决定了数据资源成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历史发展趋势。信息劳动者成为信息社会主要劳动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共享经济不断涌现,“使用而不占有”观念的不断生长趋势,蕴含了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建构在协同共享基础上新文明基因。信息文明思维方式兴起及其不断被人们贯彻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是信息文明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信息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是信息文明发展至今的三种思维方式。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向信息资本主义的嬗变,进而在工业帝国主义基础上形成信息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在全球范围企图垄断物质资源,还企图垄断一切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等非物质资源。信息帝国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显露出其仍具有容纳新的生产力空间;另一方面正逐步显现出颓废的征兆。信息帝国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创造了现实的基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代表着不断涌现的新的生产力。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契合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形成了先进社会制度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全球信息社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激烈博弈现实情况下,科学辨别当前信息技术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属性,解放和发展信息生产力的同时,自觉坚持网信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信息资本的治理,既是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又是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途径。总体而言,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不断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更加充实的主客观条件。信息文明高度发展,一般性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使得对意义的追求成为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性和“类”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不会超越人的社会和历史主体地位。人是在“信息共享”中使自己成为人,而且也将在“信息共享”中不断增强社会存在方式的“协同共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共享经济、创客、众筹等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正悄然形成。唯物史观视阈,信息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合规律性与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活动。保持对信息技术的批判精神、科学把握科技活动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实现信息文明内蕴的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协同、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信息文明,其主体向度和价值向度与共产主义文明高度契合。发达的信息生产力只有被全社会和广大劳动人民占有,先进的技术文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科学才能展现出文明的真正曙光。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造的极致生产力,不断增强着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不合理性和共产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信息文明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增强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大力加强信息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讲,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

二、论信息技术革命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信息技术革命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时代新人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信息技术革命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恩格斯科技动力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陈玉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现代信息生态之反思[D]. 刘洁. 长江大学, 2021
• [3]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D]. 王喜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时代新人培养研究[D]. 徐瑞矫.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8]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9]“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D]. 向鹏. 湖南大学, 2018(06)
• [10]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D]. 王水兴.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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