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媒体的商业偏见（论文文献综述）
胥铭倩[1]（2021）在《英国遗产电影（1980-2010）研究》文中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打破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对世界影坛的垄断,宣传英国民族性和价值观,英国推动了旨在表现民族性的古装片拍摄热潮,“遗产电影”这一概念随之产生,并逐渐成为这类电影的专属代名词。本文从遗产电影的文化价值出发,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通过其产业链构建以及竞争力分析,较为深入地研究1980’s以来英国遗产电影的特点和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探讨遗产电影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围绕以上内容,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进行阐述。首先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随后在文献综述中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对英国遗产电影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梳理了英国遗产电影这一类型的兴起原因,并对遗产电影的特征和流变进行了梳理;第二和第三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二章基于产业链价值理论,将遗产电影单独作为一个细分产品市场进行分析,分别从遗产电影的生产制作、发行宣传、盈利回报等相关环节展开论述,提炼出遗产电影在商业市场上和一般电影之间存在的共性以及与众不同之处;第三章借助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从六大相关要素出发对遗产电影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别阐述,探讨了英国遗产电影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在本章中还将由英语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这类遗产电影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进一步细分遗产电影市场,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遗产电影的独特竞争力;最后是小结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遗产电影在英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简要分析了近十年来世界遗产电影的发展现状,同时也对如何发展“中国遗产电影”提出了建议。
罗雪菁[2]（2021）在《新冠病毒溯源中《纽约时报》的话语建构 ——基于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呈现出新趋势,中美关系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各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美国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中国展开污名化。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世界公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自美国疫情开始恶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在社交平台和媒体采访中,改口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中美之间的舆论战拉开序幕。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之一《纽约时报》,通过使用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以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0日为时间区间,抽取“新冠病毒溯源”主题相关报道,结合费尔克拉夫和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解读《纽约时报》新闻报道背后的话语建构特点、策略和影响因素,以期掌握美国媒体的态度,分析其“他者化”的媒介呈现方式,为中国应对国际舆论斗争提供参考。通过对《纽约时报》关于新冠病毒溯源整体报道样态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纽约时报》根据不同时间阶段有侧重性地进行报道,试图影响公众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报道以通讯体裁为主,覆盖版面广,着重塑造冲突框架,大量报道内隐含偏见而忽略事实,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本研究从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解读。在文本层面上,《纽约时报》有倾向性地选择负面主题试图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词语和修辞的选择中将中国与新冠病毒相联系,以达到“甩锅”中国的目的;在话语实践层面上,《纽约时报》相关报道大多是议程预设下的污名化报道,利用“恐慌式”报道将中国与世界对立,遵循的是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的话语建构,都是为自身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受美国长期以来敌友意识的影响,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鲜明体现。此外,美国党派对立的影响也会导致美国媒体报道立场和态度存在差异。
何杰[3]（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胡选选[4]（2021）在《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华为5G禁令的报道框架对比探析》文中研究指明自中美贸易战打响以来,高新科技行业以及技术规则的制定权愈来愈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华为及华为5G技术施以禁令来遏制中国崛起,并且在全球进行施压与极力推行,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了中美摩擦的关键问题,同时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一国际热点事件纷纷进行了报道并表现出了各自的报道倾向。本文试图以美国的华为5G禁令为研究对象,以美国三大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华盛顿邮报》为样本来源,以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禁令施行一年期间含有“HUAWEI”“5G”“BAN”关键词的新闻报道为主要样本来进行对比探究。为此,笔者首先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对以上样本进行了内容分析以及高层次框架归纳,接着以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为研究路径,从“框架策略”和“推理策略”两个层面对样本进行框架上的“符号矩阵”分析。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本文旨在窥视美国主流媒体关于涉华议题的报道偏向性以及三大主流报纸各自的报道特点和分化情况,并借此丰富框架理论和“诠释包裹”理论。同时,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党派立场和受众市场等层面来对上述发现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便帮助受众更好地在“美国标准”下的国际舆论场中辨清方向。笔者在经过内容分析后发现,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报道数量均呈现曲折下降的趋势,报道体裁均以通讯为主,报道立场以偏见报道居多,报道信源多来自美方政界,且报道主题多聚焦于美国措施及第三国立场。比较来看,《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政府官员引用率最高,平衡报道倾向相对明显;《华尔街日报》对华为应对举措等相关主题较为关注,以商业人士为主要信源,客观报道占比相对较高;《华盛顿邮报》对事件的报道数量最低,信源多为政党人士和专家学者,报道主题单一,报道偏见性较为明显。在经过以上分析及框架归纳后不难发现,美国三大报纸关于禁令报道有以下五大高层次框架,即“华为风险”“推行受阻”“美企受损”“利弊难断”及“适得其反”框架。其中,“华为风险”是新闻报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框架。笔者在经过“符号矩阵”分析后进一步发现,“华为风险”框架在三大报纸关于禁令报道的不同时期均有出现,反映了美国主流报纸显着的“中国威胁论”论调。具体来看,在禁令前、中及后期,《纽约时报》的框架为“华为威胁”“推行受阻”及“推行受阻”,体现了该报先解释起因,再强调过程及结果的建构思路,《华尔街日报》的框架为“美企受损”“华为威胁”及“推行受阻”,反映了该报先强调影响,再诉诸起因,最后呈现结果的建构思路,《华盛顿邮报》的框架则为“利弊难断”“适得其反”及“华为威胁”,体现了该报先强化争议,再呈现结果,最后解释起因的建构思路。经过对诠释框架及符号要素进一步分析后笔者还发现,三大报纸有着为国家服务的职能,因意识形态和中国崛起等原因对中国及华为都存在着报道偏见。但具体来看,三大报纸又因受党派倾向和受众市场的影响体现了不同的报道特点以及保守主义偏向,如《纽约时报》以社会上层政治人士为主要受众,更倾向于从国家及意识形态层面来表达政界主流立场,并塑造出了在中国“专制政权”孕育下的“危险”华为形象,但同时该报还具有民主党派倾向,因此偏向于将问题矛头指向办事不利的共和党政府;《华尔街日报》以商业人士和金融大亨为主要受众,擅长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并强调企业利益,通过多次展现华为的反击举措塑造了野心勃勃但充满危机处理意识与实力的更为丰满的跨国企业形象,但与此同时该报还具有共和党倾向,因此将事件的责任多归咎于外部原因而非共和党政府本身,如华为的有效反击;《华盛顿邮报》以政界人士和利益集团为主要受众,且在两党之间寻求中间立场,因此对华为“威胁”予以肯定的同时,对禁令的态度与责任归咎却显得较为摇摆和模糊。
鲍静[5]（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王嘉琪[6]（2020）在《潜在的媒介偏见：美国主流媒体的华为报道研究 ——以《纽约时报》为例》文中认为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日益增多,“逮捕孟晚舟”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华为公司的海外危机,华为的系列事件可谓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此背景下,美国主流媒体将如何关注和构建华为?是否存在媒介偏向或污名?带来什么启示?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本研究以《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华为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使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臧国仁高中低三层次框架分析法,对2017-2019年以来《纽约时报》关于华为公司的报道进行分析。在高层次框架上,分析新闻报道数量、主题及报道框架;中层次框架主要从主要事件、直接结果等7个环节进行统计分析;低层次框架则分析新闻标题类型、引语。此外,选择和重组机制还将考察消息来源、报道体裁、篇幅及基调。通过量化统计与质化分析后,本研究发现,近三年来《纽约时报》对华为的报道呈现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污名框架:“来自中国的技术野心”框架、“国家政治傀儡”框架、“他人权益破坏者”框架。同时,其倾向性可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以弱化正面议题、夸大负面议题体现出新闻框架的偏向;其次,更倾向于使用精英信源传递立场,导致消息来源的偏向;最后,多用间接引语扩大文本主观性,以个人色彩浓烈的新闻特写为主,缺少深度报道呈现,形成了媒介形象的偏向性。
白如金[7]（2020）在《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敌意媒体效应指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主观认为客观、均衡的新闻报道偏袒对方,而于己不利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个体的主观认知偏见。该理论自1985年问世以来,经过35年发展、完善,目前已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但多为引进介绍性质,缺乏量化实证研究。因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敌意媒体效应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敌意媒体效应为出发点,结合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理论,以转基因食品议题为例,通过对全国6省（直辖市）6所高校843名高校学生关于转基因食品信息认知的实证研究,以及对55位采访对象的两次深度访谈,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三个方面探讨了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1.敌意媒体效应是一种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2.总体来看,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是影响受众敌意媒体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为阐明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借鉴火箭运行原理,形成敌意媒体效应的运行机制——火箭模型。模型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倾向性的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启动机制;受众的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受众的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具体表现为:3.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1）从媒介形态角度看,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感知存在显着差异。大众传播形态与人际传播形态存在显着差异、与混合传播形态的差异性不显着;人际传播形态与其他两组均有显着性差异。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正向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从影响力大小上看依次为混合传播媒介形态、人际传播媒介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关系。（2）从传播渠道角度看,主流媒介和非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显着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但两者在影响方向上存在差异。非主流媒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正相关,而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负相关。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社会公正感能通过媒介公信力调节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之间的关系。4.提高社会参与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从社会参与类型上看,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不仅存在大小差异,在影响方向上也存在不同。具体来说,奉献型社会参与、倾向型社会参与能负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但活跃型社会参与正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卷入在社会参与和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价值相关卷入、结果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的不存在显着相关。印象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存在显着相关关系。5.提升媒介素养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人际沟通误解感知在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媒介依赖和群体压力能够通过人际沟通误解感知调节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对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报道组织与生产、受众舆论引导及政府社会治理等也有一定实践意义。
胡尊栊[8]（2020）在《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强势进入新闻业,带来了新闻生产、分发、体验各个系统的颠覆和重构,国内外媒体对智能技术均表现出积极拥抱的态度。国际上,大型科技公司占据了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如微软、苹果、谷歌等,国际传统媒体积极拥抱智能技术,美联社于2014年发布WordSmith,使用机器人写稿。国内,商业媒体中,今日头条于2012年发布第一个版本,成为算法分发的开端,主流媒体也积极拥抱技术,新华社发布媒体大脑,在近几年的两会报道中,也频频看到智能技术的身影。本文将人工智能新闻置于媒介环境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探讨。将“身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而延伸意味着截除。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实现了人在某方面的延伸,同时一些方面被截除了,这些被截除的部分则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新闻的生产系统中,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在新闻的分发系统中,延伸了媒介对用户的理解力、与用户的关联度以及和用户间的互动性;在新闻体验系统中,则延伸了用户的感知能力,带来了用户体验感的升维,可以用保罗·莱文森所言的“前技术时代”的方式去感知信息,获得更加具身性的媒介体验。新闻的生产系统、分发系统和体验系统是构成媒介系统的子系统。在帕森斯AGIL分析框架下,分别负责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和整合功能,维模功能则由散见于各子系统的职业规范、行业规范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所负责。适应功能意味着媒体向环境中采集信息并生产出完整的新闻作品,目标达成功能意味着媒体向用户交付新闻作品,完成了监控环境、社会协调和传衍文化遗产的目标,整合功能意味着围绕着用户喜好和行为信息所构成的用户沉淀平台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以维持用户粘性的同时,在客观上,用户的喜好、行为等信息是新闻体验系统协调新闻生产系统和新闻分发系统的手段,将三个系统紧密整合在一起,更好的实现其功能。用户的喜好、行为等信息协调新闻生产,引导新闻生产的选题、采编方向等,同时也可以协调新闻分发,引导新闻内容在人群中的流向。在纵向看,新闻界所出现的如假新闻、信息茧房等问题是人的“截除”的不适应,也是媒介系统在升级过程中的摩擦和阵痛。这些所谓的“问题”在客观上往往暗示了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旦有可利用的技术形式出现,很快就会投入使用。
言雪依[9]（2020）在《数字崇拜 ——一种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问题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后真相”时代,人们往往将情感和个人信念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媒介的碎片化拼接叙事、受众的情感诉求至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事实真相。随着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和个人都呈现出数字化生存的趋势,数字技术给媒介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相较于大众传播的模糊传播,数字传播是一种高清晰的传播。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之下,数据成为客观真实的代言人,人们仿佛找到了扭转“后真相”的灵丹妙药,但是数据是否真的能够充分代表真实,并且提高受众理性判断的意识?还是会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共谋,增强事实真相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媒介以及受众对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数字传播过分追捧,导致了数字崇拜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媒体真实性、客观性和公共性缺失不利于真实建构;受众信息接收窄化、信息茧房效应和囚徒困境极化态度观点输出;社会偏见和矛盾加剧,公共空间理性对话环境遭破坏。数字崇拜的媒介伦理问题使得后真相时代进一步加深,并且给后真相时代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亟需深入研究并解决。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和选题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分析,明确了本研究对于数字化媒介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章以数字崇拜的概念、特征等为切入口对数字崇拜的生成与后真相政治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探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数字崇拜这一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放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第六章分别从媒介、受众和政府三个主体提出应对后真相时代数字媒体伦理困境的策略。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对媒介相关理论和数字媒体时代伦理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其次是定性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数字媒体时代伦理问题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和整合;再者是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和权威数据的论证来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袁帆[10]（2020）在《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文中研究表明算法作为推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在自动化新闻生产和个性化新闻推送领域。但是在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同时,算法也在领域内引发了一些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深究起来都关乎于伦理。本研究从“三视角”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作为窥探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问题的研究框架。根据该理论,需要从处境性视角即现状、规范性视角即标准、存在性视角即主体表现三方面来诠释伦理问题。于是本文依据该理论提供的“三视角”,通过第三至第五章着重阐释、分析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伦理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首先,从处境性视角来看。算法确实在当下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引发并加剧了诸如信息茧房、社会价值观异化等一系列伦理失范问题,这些伦理失范问题束缚了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未来积极发展。究其原因是利益诱导与制度缺失等多方面导致。其次,从规范性视角来看。结合算法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大背景,一个有道德的、合格的算法最基本要具备公正性即不歧视、预防性即要防范、尊重性即要合法、透明性即要可追溯、导向性即要负有积极舆论导向功能五大点。只有具备以上五点性质的算法,才能够辅助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未来发展。再次,从存在性视角来看。本文主要将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的伦理责任主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算法的直接设计者和使用者即算法工程师,他们作为技术实践者会有意或无意的将价值观念、伦理倾向等内容渗透进算法。通过考察研究,本文发现现阶段算法工程师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认知比较浅薄、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改进意愿较为被动,算法伦理水平测量中专业伦理素养低等问题。第二类是算法的管理主体即产品经理等。本文以算法平台产品经理为考察对象,了解他们是如何认识算法伦理问题以及算法设计至完成阶段自我伦理定位。第三类是算法的施用主体即用户本身。作为算法的作用对象,同样作为数据的提供者,用户实质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算法完善的进程中。因此,用户对算法伦理失范风险的认知、感知以及应对反映着用户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规避风险。本文的结果显示,即便用户能够感受到算法伦理风险,但为了满足需求,其仍旧会选择消极态度应对算法伦理风险。通过从处境性视角、规范性视角、存在性视角的分析,本文同样从此三视角出发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建议,来促成合乎道德算法的实现。首先从处境性视角中,以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通过设计可习得道德的算法以及区块链技术予以辅助;其次从规范性视角中,参考西方经验,以外部法律规范以及职业道德规范对算法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最后从存在性视角中,以对算法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培育、用户算法伦理知识教育以及企业伦理管理三方面为切入,从主体内部涵化正确的算法伦理观、道德观。总之,对算法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伦理失范的分析,对算法伦理道德标准的构建,对算法各责任主体的伦理考察,都是当下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当下最为缺乏的内容。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具备公正性、预防性、尊重性、透明性、导向性算法的顺利实现。
二、美国媒体的商业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媒体的商业偏见（论文提纲范文）
（1）英国遗产电影（1980-2010）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英国遗产电影的产生与流变 |
| 第一节 抗争与怀旧:1980's英国遗产电影的兴起原因 |
| 第二节 保守与创新:英国遗产电影的风格演变 |
| 第二章 英国遗产电影产业链构建 |
| 第一节 上游:遗产电影的生产制作 |
| 第二节 中游:遗产电影的发行 |
| 第三节 下游:遗产电影的放映及盈利 |
| 第三章 英国遗产电影竞争力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钻石模型的遗产电影竞争力分析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经典文学改编遗产电影的竞争力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2）新冠病毒溯源中《纽约时报》的话语建构 ——基于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设计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东方主义和“他者” |
| 2.1.2 话语分析概述 |
| 2.2 研究设计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方法 |
| 3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媒体涉华舆论态势 |
| 3.1 全球权力转移下的中美关系 |
| 3.1.1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焦虑” |
| 3.1.2 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 |
| 3.2 美国的疫情政治攻势阶段性梳理 |
| 3.2.1 疫情爆发初期:污名报道初步显现 |
| 3.2.2 美国疫情恶化:改变涉华报道重心 |
| 3.2.3 转移国内矛盾:强化责任偏见 |
| 4 《纽约时报》关于新冠病毒溯源报道的整体样态呈现 |
| 4.1 类目建构 |
| 4.1.1 类目建构种类 |
| 4.1.2 信度检验 |
| 4.2 具体分析 |
| 4.2.1 报道数量及时间:媒体设置的“议事日程” |
| 4.2.2 报道体裁:以通讯体裁为主 |
| 4.2.3 报道版面:覆盖面广以增强关注 |
| 4.2.4 主题框架:以事实掩盖偏见,塑造冲突框架 |
| 4.2.5 报道信源:深化主题框架,放大美方声音 |
| 4.2.6 价值立场:以负面报道隐含自身偏见 |
| 5 《纽约时报》关于新冠病毒溯源报道的文本与语境分析 |
| 5.1 《纽约时报》报道的话语文本分析 |
| 5.1.1 宏观文本分析 |
| 5.1.2 微观话语结构分析 |
| 5.2 《纽约时报》报道的话语实践分析 |
| 5.2.1 叙事与认知:立场和价值的释放 |
| 5.2.2 报道逻辑: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失实 |
| 5.3 《纽约时报》报道的社会实践分析 |
| 5.3.1 媒介组织的议程设置 |
| 5.3.2 美国媒体的话语体系构成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研究总结 |
| 6.1.2 研究启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 1.4.2 例句体例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 2.3.1 话语幻象 |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 3.3.1 战争隐喻 |
| 3.3.2 旅程隐喻 |
| 3.3.3 拟人隐喻 |
| 3.3.4 表演隐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 4.3.1 政治形象 |
| 4.3.2 经济形象 |
| 4.3.3 社会形象 |
| 4.3.4 文化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作者简历 |
（4）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华为5G禁令的报道框架对比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美摩擦与技术之争 |
| 1.1.2 华为5G与美国禁令 |
| 1.1.3 美国媒体与禁令报道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框架理论 |
| 1.2.2 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 |
| 1.2.3 基于框架理论和“诠释包裹”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2.4 中国企业的外媒报道研究 |
| 1.2.5 美国媒体的报道特点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研究设计 |
| 2.1 样本选择 |
| 2.1.1 主流媒体的选择 |
| 2.1.2 研究时段的选择 |
| 2.2 研究问题 |
| 2.3 研究方法 |
| 第3章 内容分析下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高层次框架 |
| 3.1 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报道情况 |
| 3.1.1 报道时间——数量分布 |
| 3.1.2 报道体裁分布 |
| 3.1.3 报道主题分布 |
| 3.1.4 报道信源分布 |
| 3.1.5 报道立场分布 |
| 3.2 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高层次框架分布 |
| 3.2.1 五大高层次框架 |
| 3.2.2 高层次框架分布 |
| 第4章 “诠释包裹”下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框架矩阵 |
| 4.1 《纽约时报》的框架矩阵 |
| 4.1.1 初期:“华为风险”——中方控制华为,实施限制合理 |
| 4.1.2 中期:“推行受阻”——政府信任危机,华为势头强劲 |
| 4.1.3 后期:“推行受阻”——欧美依赖华为,中国威胁可控 |
| 4.2 《华尔街日报》的框架矩阵 |
| 4.2.1 初期:“美企受损”——谴责禁令不当,美企受损严重 |
| 4.2.2 中期:“华为威胁”——华为质疑升级,欧美需要自卫 |
| 4.2.3 后期:“推行受阻”——华为反击见效,盟友无视警告 |
| 4.3 《华盛顿邮报》的框架矩阵 |
| 4.3.1 初期:“利弊难断”——禁令有利有弊,华为风险可控 |
| 4.3.2 中期:“适得其反”——中国科技崛起,缓禁令以止损 |
| 4.3.3 后期:“华为威胁”——施压盟友升级,华为限制加强 |
| 第5章 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报道框架对比分析 |
| 5.1 报道情况对比 |
| 5.2 框架矩阵对比 |
| 5.3 报道偏见相同:意识形态和中国威胁 |
| 5.4 报道倾向不同:受众市场和党派立场 |
| 5.4.1 《纽约时报》:社会上层受众和民主党派倾向 |
| 5.4.2 《华尔街日报》:商业人士受众和共和党派倾向 |
| 5.4.3 《华盛顿邮报》:利益集团受众和平衡两党倾向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三大报纸关于禁令的报道特点 |
| 6.1.1 “中国威胁”下的国家职能 |
| 6.1.2 “保守主义”下的分化报道 |
| 6.2 对中国媒体及企业的启示 |
| 6.2.1 对中国媒体的启示 |
| 6.2.2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潜在的媒介偏见：美国主流媒体的华为报道研究 ——以《纽约时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1.3.1 文献综述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重点 |
| 1.5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设计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媒体选择 |
| 1.6.3 样本收集 |
| 1.6.4 分析单位及类目建构 |
| 1.7 可信度检验 |
| 2.内在结构分析:污名化框架占比较大,企业问题政治化倾向明显 |
| 2.1 报道总体概述:政治视角为主,呈现明显的“事件导向” |
| 2.1.1 报道数量及报道阶段分析 |
| 2.1.2 报道视角分析 |
| 2.2 《纽约时报》华为相关报道的内在结构分析 |
| 2.2.1 高层次结构的主题框架分析 |
| 2.2.2 中层次结构的图式分析 |
| 2.2.3 低层次结构的修辞探析 |
| 3.框架作用机制分析:呈现“命令式”表达,以负面基调为主 |
| 3.1 选择机制分析 |
| 3.1.1 消息来源类目构建 |
| 3.1.2 消息来源分析:精英信源为主,呈现“命令式”表达 |
| 3.2 重组机制分析 |
| 3.2.1 报道体裁分析:带有强烈媒介立场的新闻特写占比最大 |
| 3.2.2 报道篇幅分析:缺乏客观、深度报道文本 |
| 3.2.3 报道基调分析:危机爆发阶段负面报道含量最大 |
| 4.研究结论与探讨 |
| 4.1 《纽约时报》华为相关报道媒介偏向性总结 |
| 4.1.1 新闻框架的偏向:弱化正面议题,夸大负面议题 |
| 4.1.2 消息来源的偏向:精心选择信源,以平衡手法掩盖倾向 |
| 4.1.3 媒介形象的偏向:间接引语扩大文本主观性,缺少深度报道 |
| 4.1.4 报道影响分析 |
| 4.2 策略探讨 |
| 4.2.1 把握“现实”动向,诉诸既有认知 |
| 4.2.2 通过“话语”做工作,弱化华为与国家政治层面的关联 |
| 4.2.3 适当运用“感情牌”,增强海外用户对华为的信心 |
| 4.2.4 以长期行动改变刻板印象,让优质报道内容获得更大的曝光 |
| 4.3 研究局限分析 |
| 4.3.1 研究样本与范围覆盖面不足 |
| 4.3.2 研究内容有待丰富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纽约时报》华为相关报道编码表 |
| 附录二 :报道样本列表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7）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文献发表时间 |
| 2.1.2 文献被引频次 |
| 2.1.3 文献学科背景 |
| 2.1.4 文献来源 |
| 2.1.5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1.6 文献研究主题分析 |
| 2.2 国外研究述评 |
| 2.2.1 两个阶段 |
| 2.2.2 四个特征 |
| 2.2.3 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 |
| 2.3 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台湾学界研究状况 |
| 2.3.2 港澳学界研究状况 |
| 2.3.3 大陆学界研究状况 |
| 2.4 国内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模型探究 |
| 3.1 访谈对象 |
| 3.2 资料分析与编码 |
| 3.3 访谈内容分析 |
| 3.3.1 信息倾向性感知的相关因素 |
| 3.3.2 社会参与的相关因素 |
| 3.3.3 媒介素养的相关因素 |
| 3.4 访谈结论 |
| 3.5 研究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数据采集与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对象选择 |
| 4.1.2 研究议题选择 |
| 4.1.3 研究实验设计 |
| 4.2 数据采集 |
| 4.2.1 数据收集 |
| 4.2.2 数据筛选 |
| 4.2.3 数据录入 |
| 4.3 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3.1 敌意媒体效应 |
| 4.3.2 信息倾向性感知 |
| 4.3.3 社会参与 |
| 4.3.4 媒介素养 |
| 4.3.5 卷入 |
| 4.3.6 媒介公信力 |
| 4.3.7 社会信任感 |
| 4.3.8 社会公正感 |
| 4.3.9 沟通误解感 |
| 4.3.10 媒介依赖 |
| 4.3.11 群体压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 媒介形态视域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1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5.1.2 理论依据 |
| 5.1.3 研究模型 |
| 5.1.4 数据分析 |
| 5.2 传播渠道视域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2.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5.2.2 理论依据 |
| 5.2.3 研究模型 |
| 5.2.4 数据分析 |
| 5.3 结论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6.3 理论依据 |
| 6.3.1 社会参与理论 |
| 6.3.2 卷入理论 |
| 6.4 研究模型 |
| 6.5 数据分析 |
| 6.5.1 描述性分析 |
| 6.5.2 验证性分析 |
| 6.6 结论与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媒介素养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7.3 理论依据 |
| 7.3.1 媒介素养理论 |
| 7.3.2 认知失调理论 |
| 7.4 研究模型 |
| 7.5 数据分析 |
| 7.5.1 描述性分析 |
| 7.5.2 验证性分析 |
| 7.6 结论与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机制分析 |
| 8.1 引言 |
| 8.2 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 |
| 8.2.1 研究理论 |
| 8.2.2 研究假设 |
| 8.2.3 研究模型 |
| 8.3 数据分析 |
| 8.3.1 描述性分析 |
| 8.3.2 验证性分析 |
| 8.4 访谈分析 |
| 8.5 结论与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9.1.1 关于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敌意媒体效应是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 |
| 9.1.2 媒介信息的倾向性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启动机制 |
| 9.1.3 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 |
| 9.1.4 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 |
| 9.2 研究意义、局限与展望 |
| 9.2.1 研究意义 |
| 9.2.2 研究局限 |
| 9.2.3 研究展望 |
| 9.2.4 应对措施 |
| 附录 |
| 1 访谈提纲 |
| 1.1 开放式访谈提纲 |
| 1.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2 调研问卷 |
| 3 实验流程手册 |
| 3.1 第一组实验流程 |
| 3.2 第二组实验流程 |
| 3.3 第三组实验流程 |
| 4 实验材料 |
| 4.1 文字材料 |
| 4.2 视频材料(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或在投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奖励 |
| 致谢 |
（8）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人工智能 |
| 二、新闻传播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人工智能和新闻传播的联姻 |
| 第一节 媒介技术的历时分析:技术与媒介的“联姻史” |
| 第二节 应用理论:媒介与技术联姻的“纽带” |
| 一、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新闻 |
| 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人工智能新闻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赋能新闻传播:人工智能技术与媒介的正式联姻 |
| 第二章 人工智能新闻生产·分发·体验模式重构 |
| 第一节 生产力的延伸:人工智能赋能新闻生产 |
| 一、脚力的增强:从人到物扩充信息来源边界 |
| 二、眼力的延伸:算法辅助判断新闻价值 |
| 三、脑力的延伸:综合提升信息挖掘力、整合力与核查力 |
| 四、笔力的延伸:“机器”成为新的写作主体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分发力的延伸:人工智能赋能新闻分发 |
| 一、理解力的延伸:人、算法、内容的三元互动 |
| 二、关联度增强:媒体、用户之间的关系“升温” |
| 三、互动性增强:以社群为核心的多维互动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体验感的升维:感官的增强和再平衡 |
| 一、人性化的媒介接触:具身性的融媒趋势 |
| 二、内生化的媒介趋势:人与媒介的融合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新闻出现问题 |
| 第一节 新闻生产系统:新旧生产力的冲突 |
| 一、传统采集力的截除:多利益主体与新采集力的冲突 |
| 二、传统加工力的截除:机器与人的关系问题 |
| 三、传统核查力的截除:假新闻与把关人理论的范式转移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新闻分发系统:算法分发及其后果 |
| 一、算法黑箱:分发内容未知及其风险 |
| 二、算法偏见:平衡报道的破坏 |
| 三、算法囚徒:分发对象固化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新闻体验系统:新体验与新问题 |
| 一、内容过载:劣币驱逐良币 |
| 二、拟态环境畸变与新知沟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人工智能新闻问题应对及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新闻生产系统:多利益主体间冲突之应对与未来展望 |
| 一、新闻生产系统:要素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
| 二、新闻生产系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新闻分发系统:算法分发问题及其化解 |
| 一、人机合作:短期解决方案 |
| 二、人机共生:长期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新闻体验系统:主动断连与自我克制 |
| 一、人与机器互相克制:短期解决方案 |
| 二、人与机器共同进化:长期解决方案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数字崇拜 ——一种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关于数字传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数字传播伦理国外研究现状 |
| 二、数字传播伦理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 |
| 三、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数字崇拜的生成与后真相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崇拜作为一种媒介伦理现象释义 |
| 一、数字崇拜 |
| 二、后真相时代 |
| 三、数字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 |
| 第二节 数字崇拜的生成背景 |
| 一、文化根源:推崇理性与客观 |
| 二、技术动因: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
| 三、社会基础:后真相政治的社会基础 |
| 第三节 数字崇拜的主要特征 |
| 一、媒介:工具理性至上 |
| 二、受众:追捧与迷信大数据和智能化算法 |
| 第四节 数字崇拜成为媒介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
| 一、客观性数据会带来假象 |
| 二、专业把关人缺失 |
| 三、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 |
| 第二章 数字传播中真实性、客观性、公共性缺失带来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数字媒体真实性缺失导致真相模糊 |
| 一、媒介真实性原则及其缺失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导致真实性缺失的主要原因: |
| 三、“后真相时代”的表征:仿真事实 |
| 第二节 数字媒体客观性缺失导致真相中带有偏见 |
| 一、媒介客观性原则及其缺失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导致客观性缺失的主要原因 |
| 三、“后真相时代”媒介对社会偏见的塑造 |
| 第三节 数字媒体公共性缺失导致大众无视真相 |
| 一、媒介公共性原则及其缺失表现 |
| 二、数字传播给媒介公共性带来困境的原因 |
| 三、公共性缺失对“后真相时代”的影响:大众无视真相 |
| 第三章 受众信息接收窄化、“囚徒”困境极化态度观点输出 |
| 第一节 受众囚禁于“信息茧房”,信息接收受到局限 |
| 一、“信息茧房”及其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加剧信息茧房的原因 |
| 三、信息接收窄化与个体情绪偏激化 |
| 第二节 数字化超级全景监狱:网民主体性的丧失 |
| 一、超级全景监狱及其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导致超级全景监狱的原因 |
| 三、被规训的个体:主动认知能力的减弱 |
| 第三节 算法技术黑箱对公众知情权的侵害 |
| 一、数字传播时代公众知情权及其被侵犯的表现 |
| 二、算法黑箱侵犯受众知情权的主要原因: |
| 三、“后真相时代”:被蒙蔽或真相无从获取 |
| 第四章 公共空间理性对话环境缺失与社会偏见加深 |
| 第一节 偏见加深、阶层固化导致群体极化严重 |
| 一、社会偏见与阶层固化及其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加深社会偏见与阶层固化的原因 |
| 三、社会偏见导致群体极化现象严重 |
| 第二节 公共领域的消解与理性对话环境的破坏 |
| 一、公共领域及其在“后真相时代”消解的表现 |
| 二、数字传播导致公共领域消解的原因 |
| 三、真实信息流通受阻,理性对话环境遭到破坏 |
| 第五章 数字崇拜:“后真相时代”媒介伦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媒体平台承担企业责任 |
| 一、打开算法“黑箱”,给算法“祛魅” |
| 二、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第二节 增强政府对数字传播的规制 |
| 一、加强政府监管及权威信息的发布 |
| 二、通过算法解释权保障用户知情权 |
| 第三节 培养受众在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 |
| 一、增加媒介接触的种类、增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
| 二、提高媒介素养、培养批判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智能革命的到来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算法伦理失范现实 |
| 三、传统新闻伦理规制不完善,新伦理框架尚未形成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三视角”理论及核心概念 |
| 一、“三视角”理论阐述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及基本任务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及工具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应用概述 |
| 第一节 算法的历史变迁 |
| 一、作为数学实践的算法 |
| 二、以图灵机为载体的现代算法 |
| 第二节 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算法应用 |
| 一、新闻自动化生产应用 |
| 二、新闻的算法推荐应用 |
| 三、算法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其他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处境性视角: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失范现实 |
| 第一节 算法的伦理关涉 |
| 一、“伦理”与“道德”的概念 |
| 二、算法关涉伦理的两个维度 |
| 第二节 算法伦理失范的具体表现 |
| 一、算法制造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现象加剧 |
| 二、算法扩大新闻圈“生态失衡”,价值观异化风险增高 |
| 三、技术神话下算法权益侵犯频发 |
| 四、算法认知存在缺陷,偏见与歧视屡见不鲜 |
| 五、算法权力兴起,技术赋权悖论凸显 |
| 六、算法商业目标浓重,触及非公正传播 |
| 第三节 为什么算法会伦理失范 |
| 一、算法伦理失范的理论究因:算法介入下新闻业“合理性”的偏移 |
| 二、算法伦理失范的诱因:商业化诱导算法逐利 |
| 三、算法伦理失范的归因:缺乏系统的算法规制体系,有空可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规范性视角:合乎道德的算法标准 |
| 第一节 公正性:弥合信息资源差别的需要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公正 |
| 二、算法的不公正传播——以搜索引擎“学术竞价”现象研究为例 |
| 第二节 预防性:虚假新闻及恶性内容传播的防范 |
| 一、为什么算法需要具备预防性 |
| 二、算法预防性的表现 |
| 第三节 尊重性:算法合法运行的基本条件 |
| 一、算法尊重性的伦理解读 |
| 二、算法尊重之一:对他人智慧成果的尊重 |
| 三、算法尊重之二:对用户隐私权的尊重 |
| 第四节 透明性:作为新闻透明组成部分的算法透明 |
| 一、新闻客观性:作为结果的客观 |
| 二、新闻透明性:从结果到过程的客观 |
| 三、作为新闻透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算法透明 |
| 四、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透明的实现与反思 |
| 第五节 导向性:社会主义大众传播的必备条件 |
| 一、互联网时代前与后中新闻传播的导向性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导向性的内容涵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存在性视角:算法各责任主体的伦理考察表现 |
| 第一节 算法设计主体: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认知考察及伦理水平测量 |
|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梳理 |
| 二、研究准备及问卷设计、发放 |
| 三、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考察数据分析 |
| 四、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考察问题发现 |
| 第二节 算法管理主体:算法媒介(类)产品经理的伦理考察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四、分析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算法施用主体:平台用户的算法伦理风险认知、感知及规避考察——以算法推荐资讯平台用户为例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问题 |
| 三、研究设计 |
| 四、描述性结论 |
| 五、影响用户算法及其伦理失范风险认知的因素 |
| 六、影响用户算法伦理失范风险感知与规避的因素 |
| 七、结论与发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视角”理论下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合乎道德算法的实现 |
| 第一节 处境性视角:以技术治理技术 |
| 一、设计可习得道德的算法 |
| 二、区块链:算法透明实现可能的重要技术支持 |
| 第二节 规范性视角:外部法律规范及职业道德体系设计 |
| 一、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规范与政策设计 |
| 二、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设计 |
| 第三节 存在性视角:算法各伦理责任主体内部素养提升 |
| 一、算法伦理知识教育:新闻受众媒介素养提升的重要内容 |
| 二、计算机专业伦理教育:算法道德代码注入的重要途径 |
| 三、平台伦理管理:算法伦理环境构建的重要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美国媒体的商业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遗产电影（1980-2010）研究[D]. 胥铭倩.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新冠病毒溯源中《纽约时报》的话语建构 ——基于涉华报道的样本分析[D]. 罗雪菁.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1(02)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4]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华为5G禁令的报道框架对比探析[D]. 胡选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6]潜在的媒介偏见：美国主流媒体的华为报道研究 ——以《纽约时报》为例[D]. 王嘉琪. 暨南大学, 2020(05)
- [7]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D]. 白如金.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研究[D]. 胡尊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7)
- [9]数字崇拜 ——一种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问题分析[D]. 言雪依. 苏州大学, 2020(03)
- [10]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 ——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D]. 袁帆.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