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币文化的历史见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林建宇[2](2021)在《传说叙事与地方社会:传教士“牛皮圈地”传说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文中认为
邸小松[3](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指出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邱铁鑫[4](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刘兰炜[5](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然而,也正是进入新时代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在国际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现有国际秩序开始受到冲击,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更大挑战。同时,美国转变对华政策,大打“台湾牌”,台湾从幕后走向台前,牵制作用日益明显。尽管如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方都希望台海局势保持和平稳定,这为和平统一提供了最大的外部条件。在国内,随着中国综合国显着增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具备了更多更充分的条件。同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现实转变,这也要求回应人民诉求,将祖国统一事业推向新的层次。在台湾岛内,新旧因素也交织存在,其中既有历史地缘因素导致的认同差异逐渐强化,又有岛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既有台湾对大陆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两岸联系日益紧密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又有台湾社情民意变化带来的挑战。基于以上历史和现实背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和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工作理论的核心要义,又与时俱进,深刻洞悉两岸关系发展规律,准确把握时代背景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理念、新论述,这集中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最新理论成果。不仅如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广泛而深刻对台工作实践,在复杂局势中巩固了两岸发展成果,保持了台海局势稳定,将两岸关系推向了新的更高层次,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奠定了实践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理论发展和实践深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中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待两岸和平统一,在复杂形势下主动寻求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凸显了极强的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具有重大时代意义,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成果,又防范化解了台海重大风险,巩固了两岸发展成果,更在新时代探索和丰富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践,推进了两岸融合发展,使得祖国统一事业迈向了新的更高层次。
顾超[6](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吴学峰[7](2019)在《“三三”谱系作家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呼斯乐[8](2019)在《蒙古族首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蒙古族首饰是中华民族首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她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之大成者。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套身体装饰艺术,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文化内涵都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特点。本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和田野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以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理论,通过对蒙古族首饰的历史追溯、造型演变、工艺发展及其民俗内涵的研究,揭示其与蒙古族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与其他民族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也为蒙古族首饰注入了新的造型、工艺与文化内涵。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族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例证。由于蒙古族首饰是蒙古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套身体装饰艺术,因此本研究在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发展情况,继而阐明蒙古族首饰的整体情况;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大成者,故而第二章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艺术中追溯蒙古族首饰的造型及其文化源头,说明其集大成之根据,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皆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第三至五章,纵向梳理蒙元至明清时期的蒙古族首饰演变,主要以蒙古族头饰为线索,阐明其时代特点、嬗变原因,同时举证论述了蒙古族首饰与明清中原地区首饰、满族首饰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第六章是从蒙古族首饰制作的工匠、工具、材料和工艺角度对蒙古族首饰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此举证,再次证明了历史上波斯、阿拉伯、突厥、中原等地区对蒙古族首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具体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一、通过对蒙古族首饰的溯源研究,论证了蒙古族首饰是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装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体装饰之大成者,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特色。二、蒙古族首饰造型、工艺及其内含的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元明清蒙古族头饰造型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其艺术造型、工艺与民俗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性。三、蒙古族首饰吸收了波斯、阿拉伯、突厥、西藏、中原、满族的首饰纹样与文化,是“草原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文化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历史实物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从对蒙古族首饰材料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蒙古族首饰材料的名称便是沿用了波斯、阿拉伯语的称谓,说明历史上蒙古族与其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材料名称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改变,又说明在每个历史阶段,其他文化对蒙古族首饰文化的巨大影响,如论文中训释的“珊瑚”一词,元明时期用sitan称呼,至清代则用siru呼之,说明了“珊瑚”最初来源于古代阿拉伯,至清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对蒙古族文化广泛影响,才导致名称的替代。突厥与蒙古族由于历史和地缘上的关系,使得二者的很多首饰词汇存有共性或相互借用,而蒙元时期的高冠的形式虽然在中国内蒙古以及蒙古国地区已经消失,但在中亚却得以保存,说明“改朝换代”也深刻地影响了蒙古族首饰的发展。中原地区的首饰纹样更是从诸多领域的交流中影响了蒙古族首饰的纹样,如汉字“囍”“寿”纹样在蒙古族首饰中时有发现。四、在中国地域范围内,蒙古族首饰独具特色,但从蒙古族首饰的造型、命名的特点来看,它与阿尔泰地区的首饰更为接近,故而可以将阿尔泰语系民族的首饰看作是一个系统,本研究者提出“阿尔泰首饰系”(或“阿尔泰首饰风格”)的发想(设想)。五、蒙古族首饰尤其是头饰,虽然在纵向的历史中展现出了每个时代不同的面貌,但其首饰文化相关的民俗却是十分稳定的,其核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是贯穿始终的。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萨满教)对生命和灵魂的观念在首饰文化上的折射,具体表现为两性的繁衍、家族的兴盛等方面。本研究首先是以基础理论与应用性研究相统一,以艺术学科(民艺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对蒙古族首饰的工匠、工具、材料、工艺等的活态的文化进行了梳理研究。故本研究是区别于单纯的艺术造型研究的文本;其次,本研究以艺术考古为基础,辅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艺术考古为历史上的蒙古族首饰研究为学科支撑,又从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领域中得到有力补充和确证;再者,本研究大量使用了阿尔泰语系的前人成果和语言学资料,如古代突厥语、中古蒙古语,以及活态语言资料,如现代蒙古语、满语方言,对蒙古族首饰、材料、工具名称进行了大量的训释,并使用国际语言学主流标音方法即统一标注转写拉丁文音标,而非汉译法。本研究还是基于基础数据库基础上的研究,在本研究者大量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田野调研基础数据库,又整理了阿尔泰首饰词汇(突厥语、蒙古语)使之形成语言材料数据库,在两大数据库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了“阿尔泰首饰”风格的发想。综上所述,蒙古族首饰是集北方草原民族人体装饰之大成者,其造型艺术、材料工艺、审美文化皆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色。蒙古族首饰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历史上蒙古族首饰造型看似大相径庭,但其艺术造型、工艺,民俗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性。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蒙古族精神文化形态之一的蒙古族首饰,她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者和实在物质载体。蒙古族首饰大量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装饰艺术风格、工艺、材质,同时她也影响了邻近民族的身体装饰文化,蒙古族首饰可以被视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艺术形态。蒙古族首作为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审美多样性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邱健[9](2018)在《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歌-诗”研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处于文学与音乐的交叉地带。但遗憾的是,文学史、音乐史在对其进行讨论时往往只注重各自熟悉的部分,这就让本来为一体的“歌-诗”出现了研究和阐释的断裂。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创作的主流“歌-诗”的诗意生成和表达系统进行研究,以求在学科之间找到诗意会通的可能。“语言漂移说”是当代诗人、学者李森提出的艺术哲学(诗学)方法论,这个理论认为,语言、心灵与世界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假设值得怀疑,语言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是处于“形而中”的独立存在状态(“形而中”亦是李森提出的哲学概念)。语言建构了心灵,图示了世界,它是歌-诗的呈现方式。但语言是不稳定的和非本质的,它时刻处在漂移状态中。如果承认诗意的生发源自语言的配置,那诗意也就随着语言的漂移而漂移。本论文的总体架构是:从结构整合来领会“歌-诗”的整体性,从身份确认来解析“歌-诗”配置的共同体,从语言漂移来考察“歌-诗”所穿越的诸多领域。在这种探讨中“歌-诗”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静态的文本,二是动态的表演。文本主要涉及歌词、音乐,表演主要涉及唱法。对这三者进行技术性分析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研究它们的变化以及诗意生成。笔者将以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为线索,挑选出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讨论。中国现代歌-诗是在依声填词的学堂乐歌中起步的,晚清的社会变革以及西方音乐的传入改变了既有的语言配置。音乐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听到了“歌”之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文言文的歌-诗语言配置模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看到了“诗”之新。当歌-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时,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歌-诗语言的变革。现代海派文化孕育了商业化的流行歌-诗,使其变成了市民的娱乐产品。有声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左翼电影,使歌-诗变成了具有主题性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两种产品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系统,各自在其认定的轨道上运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了一座歌咏城,红色歌-诗、革命歌-诗的创作实践在国家存亡之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精神家园。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歌-诗创作的经典,它的语言配置方式成为了主流歌-诗的标杆。在新中国诞生后,歌-诗语言发生了重要调整。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歌-诗实践。颂歌、赞歌的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诗创作对政权巩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歌-诗走向了畸形,在极左的思潮中其语言的单一化配置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由于此部分内容庞杂,涉及问题面广,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八十年代时,歌-诗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流行歌-诗、爱国歌-诗、民族歌-诗在历史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港台歌-诗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歌-诗语言的融合为其创新注入了活力,其诗意的漂移路径也更加多样,这都表现出了新时期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广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岭南乐派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时代潮流,新世纪音乐的诞生以及摇滚乐的迅速发展体现出了歌-诗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丰富性。总之,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是在语言配置与诗意漂移中进行的。从乐歌到摇滚可以看到歌-诗审美的形态变化和时代精神的功用选择。从歌词、音乐、表演进行语言漂移说的讨论是学科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亦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流。正如漂移说所言,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在时空的流变与绵延中向着直陈其事、修辞幻象、纯粹形式、意识形态等方向漂移,诗意的创造在此过程中绽放出了自身的光芒。
卞梁[10](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钱币文化的历史见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钱币文化的历史见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三、真实性理论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五、跨文化理论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二、遗产经营者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四、遗产旅游者 |
五、非政府组织 |
六、社会大众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一、故宫概况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二、管理体系 |
三、财政制度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三、案例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一)“奠都”的考量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附录二 表格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文化 |
3.1.2 铁路文化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3.1.4 文化自信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历史背景 |
一、台湾问题产生的历史由来 |
(一)1895年前台湾的历史沿革 |
(二)1895——1945年日据台湾与“皇民化” |
(三)1945——1949年台湾回归祖国 |
(四)1949年蒋介石集团兵败退据台湾 |
二、党的十八大以前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工作历史沿革 |
(一)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初步探索时期 |
(二)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基本成型时期 |
(三)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持续巩固时期 |
(四)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稳步深化时期 |
三、党的十八大以前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工作的重大历史成就 |
(一)形成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 |
(二)确立了“九二共识”并不断巩固使两岸政治互动达到新高度 |
(三)开启了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 |
(四)取得了一系列反“台独”及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现实背景 |
一、国际方面: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
(一)风险与挑战增多,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
(二)美国转变对华政策,大打“台湾牌” |
二、大陆方面: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
(一)综合国力显着增强 |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
三、台湾方面:新旧因素交织存在 |
(一)历史原因及地缘因素导致长期的认同差异日益强化 |
(二)岛内政治力量发生逆转,两岸关系发展再次面临阻碍 |
(三)岛内社情民意发生转变,青年政治认同“去中国化”明显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理论发展及实践深化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理论发展 |
(一)提出“民族复兴论” |
(二)提出“大陆发展决定论” |
(三)提出“融合发展论” |
(四)提出“心灵契合论”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实践深化 |
(一)以“惠台三十一条”为蓝本的惠台政策全面落地 |
(二)以文化交流为重要抓手 |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谋划工作 |
(四)福建先行先试打造台胞登陆第一家园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总体评价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基本特点 |
(一)人民中心:把人民利益作为对台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全局观念: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待两岸和平统一 |
(三)战略意识:在复杂形势下主动寻求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时代意义 |
(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成果 |
(二)防范和化解了台海重大风险,巩固了两岸发展成果 |
(三)探索和推动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践,推进了两岸融合发展 |
(四)争取和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8)蒙古族首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蒙古族历史与蒙古族首饰概述 |
第一节 蒙古族历史概述 |
第二节 蒙古族首饰概述 |
第二章 蒙古族首饰溯源——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艺术 |
第一节 早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身体装饰艺术及其审美概述 |
第二节 岩画与早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 |
第三节 鹿石与早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身体装饰 |
第四节 早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高”为美的头饰风格 |
第五节 早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身体装饰艺术 |
第三章 蒙元时期的蒙古族首饰 |
第一节 蒙元时期“罟罟”概述 |
第二节 罟罟冠佩戴的起止时间和佩戴部族 |
第三节 罟罟冠消失的原因 |
第四节 蒙元时期女性首饰“罟罟”词源 |
第五节 “罟罟”别名“孛黑塔”考述 |
第六节 蒙元时期蒙古族首饰形制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内蒙古中西部蒙古族首饰 |
第一节 瓦剌部对蒙古族首饰的影响及罟罟冠的消失 |
第二节 明代土默特妇女首饰 |
第三节 明代瓦剌、土默特部对蒙古族首饰影响成因 |
第四节 匈奴头饰对蒙古族头饰的影响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首饰 |
第一节 清代内蒙古东部蒙古族首饰(兼顾与满族“扁方”比较) |
第二节 “扁方”上的“暗八仙”程序式图案的运用 |
第三节 “扁方”或簪上的“花瓶”(博古纹)图案 |
第四节 蒙古族“额箍”tatayur与满族“额饰”gidakuu |
第五节 清代内蒙古东部蒙古族首饰和达斡尔族“辫筒”比较 |
第六节 内蒙古东部地区妇女佩戴耳饰数量调研 |
第七节 清代漠南蒙古东部妇女头饰与其他蒙古部头饰的共性研究 |
第六章 蒙古族首饰的制作工匠、工具、材料及其工艺 |
第一节 蒙古族首饰工匠 |
第二节 蒙古族首饰制作工具 |
第三节 蒙古族首饰的材料 |
第四节 蒙古族首饰的工艺 |
第五节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古族首饰和“阿尔泰首饰”发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题解与意义 |
二、综述与视野 |
三、方法与思路 |
四、创新和局限 |
第一章 歌-诗研究的理论建构 |
一、歌-诗的结构整合 |
二、歌-诗的身份确认 |
三、歌-诗的语言漂移 |
第二章 乐歌时代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乐歌启蒙的历史机缘 |
一、国民性乐教 |
二、现代性伦理 |
三、古典性抒情 |
第二节 乐歌语言的现代性 |
一、乐歌的文学现代性 |
二、乐歌的音乐现代性 |
小结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新诗运动中的歌-诗 |
一、直笔与意象:胡适的《希望》和《也是微云》 |
二、民间与民族:歌谣运动的瓦釜之声 |
第二节 艺术歌-诗的诗性开启 |
一、萧友梅和易韦斋的《问》 |
二、赵元任和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
第三节 政治歌-诗的话语构造 |
一、爱国歌-诗的四重维度 |
二、马列歌-诗的修辞手法 |
三、政治歌-诗的情感主体 |
小结 |
第四章 三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摩登上海的流行歌-诗 |
一、《毛毛雨》:流行歌-诗的语言策略 |
二、《桃花江》:流行歌-诗的委约创作 |
第二节 国产胶片的电影歌-诗 |
一、电影《渔光曲》与主题歌-诗《渔光曲》 |
二、电影《马路天使》与主题歌-诗《天涯歌女》 |
三、电影《风云儿女》与主题歌-诗《义勇军进行曲》 |
小结 |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战争歌-诗的三重构想 |
一、苦难叙事:《松花江上》与家国命运 |
二、秧歌改造:《南泥湾》与乡土经验 |
三、坚定意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与革命道路 |
第二节 歌-诗语言的经典化漂移—以《黄河大合唱》为研究中心 |
一、第一单元:《黄河船夫曲》《黄河颂》 |
二、第二单元:《黄水谣》《河边对口曲》 |
三、第三单元:《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 |
小结 |
第六章 建国时期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新中国的颂歌 |
一、颂歌中的国家话语:《歌唱祖国》 |
二、颂歌中的民族传统:《我的祖国》 |
三、颂歌中的纪实风格:《祖国颂》 |
第二节 少数民族赞歌 |
一、蒙古族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
二、藏族赞歌:《北京的金山上》 |
三、维吾尔族赞歌:《新疆好》 |
小结 |
第七章 新时期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大陆歌-诗 |
一、解放思想:《乡恋》的艺术智性 |
二、家国情怀:《难忘今宵》的晚会记忆 |
三、铁骨柔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情感穿越 |
四、一声呐喊:《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 |
第二节 风靡一时的港台歌-诗 |
一、张明敏与《我的中国心》 |
二、邓丽君与《月亮代表我的心》 |
三、罗大佑与《之乎者也》 |
小结 |
第八章 九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
第一节 岭南乐派引领时代潮流 |
一、流行新古典:《涛声依旧》 |
二、流行新民谣:《弯弯的月亮》 |
三、流行新乡土:《过河》 |
第二节 新世纪与摇滚的天上人间 |
一、新世纪歌-诗:《阿姐鼓》的灵性写作 |
二、中国摇滚音乐的语言配置:重金属、迷幻、朋克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 |
(二) 台港澳学界的有关研究 |
(三) 西方及日本学界的研究 |
三、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近代西人来台背景及其职业 |
第一节 近代来台西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
1.1.1 十九世纪中叶的台湾 |
1.1.2 大航海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西方 |
第二节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 |
第二章 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 |
第一节 实证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记述中的实践 |
2.1.1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西人述台中的作用 |
2.1.2 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西人印象形成中的作用 |
第二节 功能主义与东方学 |
2.2.1 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际运用 |
2.2.2 东方主义理论及其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影响 |
第三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上) |
第一节 地理景观与风物特产 |
3.1.1 对台湾的地质学考量 |
3.1.2 对台湾本岛的描述 |
3.1.3 对澎湖地区的描述 |
3.1.4 台湾的植物 |
3.1.5 台湾的动物 |
3.1.6 台湾的矿产资源 |
第二节 历史变迁与城镇面貌 |
3.2.1 台湾的历史沿革 |
3.2.2 近代台湾的城镇面貌 |
3.2.3 近代台湾原住民地区面貌 |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构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3.3.1 西人的对台人种学理论 |
3.3.2 西人眼中的台湾先住民形象 |
3.3.3 近代西人眼中的汉人形象 |
第四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中) |
第一节 台湾文化与台湾社会 |
4.1.1 台湾医疗 |
4.1.2 台湾音乐 |
4.1.3 台湾教育 |
4.1.4 台湾方志及游记 |
第二节 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 |
4.2.1 在台汉人的宗教观 |
4.2.2 台湾原住民的宗教观 |
4.2.3 近代天主教在台传教活动 |
4.2.4 近代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活动 |
4.2.5 风水迷信 |
第五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下) |
第一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樟脑战争 |
第二节 牡丹社事件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
第三节 法军侵台与西人眼中的战时台湾 |
第六章 西人“台湾印象”形成原因探析 |
第一节 赴台西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
第二节 “文化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观 |
第三节 基督教义与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
第四节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钱币文化的历史见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传说叙事与地方社会:传教士“牛皮圈地”传说的知识社会学分析[D]. 林建宇. 云南民族大学, 2021
- [3]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研究[D]. 刘兰炜. 武汉大学, 2020(05)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三三”谱系作家小说研究[D]. 吴学峰. 苏州大学, 2019
- [8]蒙古族首饰研究[D]. 呼斯乐. 山东大学, 2019(02)
- [9]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D]. 邱健. 云南大学, 2018(04)
-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