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的哀悼——《杜鹃在杜鹃枝上哭》的解读

一、凄婉的哀吟——解读《杜鹃枝上杜鹃啼》（论文文献综述）

何扬^[1]（2021）在《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文中指出清初词学以环太湖流域最为兴盛,名家林立、流派纷呈,梁溪词人群体即为其中一脉。该群体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时代风会之促进、地域文化之熏染、家族姻亲之连结、交游唱和之鼓动以及领袖人物之组织。地域性与家族性是这一群体的两大重要特征。梁溪词人与清初词坛互动颇多,重要者如京华纳兰性德、姜宸英,阳羡陈维崧、万树,浙西曹溶、朱彝尊,以及广陵王士禛、豫东周在浚、西泠王晫。梁溪词人通过与外界沟通,扩大视野、更新认知,在受到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他词学势力产生影响。梁溪词人群体形成于明清鼎革之际,深受乡邦中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影响,不少词人祖辈出仕明朝,特殊的文化与家庭背景左右了他们的出处,可分为:抱志守节者、仕与不仕的徘徊者、入仕者三类。梁溪词人生活方式复杂多样,以读书、讲学、出仕、漫游、隐居、逃禅为主,反映了传统士人的生存形态。顾氏与侯氏家族是梁溪词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顾氏词人代表有顾贞观、顾贞立、顾彩,侯氏则有侯晰、侯文灿。以顾贞观为核心,严绳孙、秦松龄为羽翼的梁溪词人围绕在纳兰性德身边,以“性灵说”问鼎词坛;以侯文灿为代表的侯氏家族词人则承袭明季“花草”之风,崇尚冶艳,是传统词学势力的回流。两者之间形成理论分野。杜诏等后期梁溪词人,词学根柢于乡邦,但在浙派强势导引下,逐步融入其中,他们的词学选择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清初词坛由复杂多元的格局,走向为浙派所笼罩,定于一尊的态势。此外,本文还对陈大成、钱肃润、张夏、顾岱、华胥、吴兴祚、王允持、邹溶、陆楣、龚静照、堵霞、华浣芳等一批较为重要的词家作出考察,以了解梁溪词人整体风貌。梁溪词人群体具有流动性与松散性,其词学涵盖了复古与新变两种声音,创作上也如春兰秋菊,各擅其美,体现出多元面目。总的来说,面对明季词坛唯“花草”是从的逼仄取径,梁溪词人能够因势利导,在取法云间时独抒性灵,重振了风雅“正声”。它又与顺康时期其他词人群体相互交通、联镳竞逐,以自觉的担当意识成为清词中兴的重要推动者。考察梁溪词人群体的发展演进对于把握顺康词坛的多样生态以及词风之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毛慧敏^[2]（2020）在《陈匪石《宋词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匪石作为现代重要的词学家,其词学创作和理论着作广受学界关注。而在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时期诞生的《宋词选》则凸显了它与同时期其他词选的独特性,透过它可以窥见现代词选与时代语境之关系,也可以以点及面地了解现代唐宋词选本的概况。近年来,学界已经对陈匪石及其《宋词举》展开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陈匪石的文献整理、词学研究,《宋词举》的体例特点等方面,但对《宋词举》的生成环境、成书过程,以及它在词选史上的定位等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探讨,对其学术价值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将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接受美学等多种方法,既充分重视对文献材料的搜集与运用,又试图在词选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加深对《宋词举》的认识,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对现代唐宋词选的整体性研究,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词选编纂情况,同时归纳总结这一时期唐宋词选的特点,以观词选嬗变之迹。二是从出生年份、家庭影响、学习教育、朋友交游四个方面对陈匪石的生平进行详细地考察,以便了解其生平对其词学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梳理陈匪石在词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三是对《宋词举》的成书、流传与接受历程进行考证,详细梳理其从一本大学讲义到成为一部专着的过程,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见现代教育发展的缩影,充分挖掘《宋词举》的学术价值。四是就同时期的其他代表性唐宋词选与《宋词举》作比较,通过比较,认为《宋词举》在编选次序、编选体例、选词数量、编选目的等方面都与其他选本有所差异,凸显出了《宋词举》的独特性;在对其独特性的成因分析中又体现了时代风气对其产生的影响。五是对《宋词举》在词选史上产生的意义及影响进行总结,可以看到其析论型词选的特点奠定了后世评析型词选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唐宋词选本的体例,凸显了《宋词举》在词选史方面的价值。

李佩瑜^[3]（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李晓洁^[4]（2020）在《唐代婚恋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婚恋是人类必经的过程,爱情、婚姻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主题。特别是《诗经》中的婚恋诗,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唐代婚恋诗的关注不够,未有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对唐代婚恋题材的诗歌研究往往局限在爱情、艳情、宫怨、闺怨等单一角度。唐代婚恋诗是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婚恋题材的作品在唐代可谓是佳篇云集,层出不穷,唐代诗坛的名家都参与了婚恋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婚恋诗。这些婚恋诗反映了唐代婚恋状况和唐人的婚恋观,对于了解唐代社会、历史以及文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唐代婚恋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唐代婚恋诗的搜集整理,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代婚恋诗的创作流变、发展状况、基本类别、艺术特色以及与婚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一系列的挖掘与论述。本文所研究的唐代婚恋诗主要是从彭定求所编的《全唐诗》中挑选的符合的诗作,并加以分析探讨。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余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介绍选题的缘由,其次对唐代婚恋诗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其中的成果和不足,最后明确本文的研究重点。正文部分由以下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唐前婚恋诗概述。本章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婚恋诗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通过关照唐前婚恋诗发展,追根溯源,一探婚恋诗的写作传统。第二章唐代婚恋制度与文化。本章从制度着眼,考察唐代婚恋制度与文化对婚恋诗歌书写的影响,以代表性的婚恋诗窥探唐代婚恋制度下唐人的婚姻观念、婚姻缔结以及婚姻解除等各方面的社会现象。第三章唐代婚恋诗的发展概况。本章主要从初唐、盛唐、中唐以及晚唐四个唐诗发展的历史阶段,分别梳理不同时期婚恋诗的创作特征。第四章唐代婚恋诗的基本类别。本章从内容的角度对唐代婚恋诗进行分类,将唐代婚恋诗以恋爱和结婚两个阶段分为恋诗与婚诗两大类,恋诗中既包括婚前的恋情也包括婚后的恋情;婚诗中包含嫁娶、赠内、闺怨、弃妇、离婚、悼亡诗,并分析其中婚诗与恋诗的交叉现象。通过对婚恋诗进行分类,了解婚恋诗创作上的内容倾向。第五章唐代婚恋诗的艺术特色。本章从情感表达、意象使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四个方面剖析唐代婚恋诗的艺术特色。

谢利珍^[5]（2019）在《“杜鹃”的国俗语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俗语义是在词语概念意义基础上增加的与民族文化相联系的意义,体现了语义的民族性,并且与本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息息相关。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中的许多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国俗语义,所以,国俗语义与中学语文教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为了更好地提升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在语文课程中进行国俗语义的教学,很有必要。语文教育和国俗文化教育是相辅相成的,高效的语文课堂不仅应该传授语言文字知识,也应该传承民族文化。如果学生仅仅懂得词语的概念意义,不懂得其中的国俗语义,就不能更好地理解课文;所以,在解读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时,加强对具有民族文化含义的国俗词语的阐释,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文。汉语中的“杜鹃”一词,既指杜鹃鸟,也表示杜鹃花;其国俗语义内涵丰富,主要有代称“帝王”、乡思国愁、哀怨忧伤、离情别绪、象征“春天”、惜春伤春等义项。这些国俗语义的产生,与杜鹃鸟和杜鹃花的自然特性和关于杜鹃鸟的神话传说都有密切的关系。杜鹃鸟的上下颚与舌头都是红色的,杜鹃花也主要是红色花朵;这本是自然特征,但却被文人演绎成啼血染红。据《史记·蜀王本纪》载,古蜀国望帝杜宇逝后化为杜鹃鸟,日夜悲啼,以至于啼出满口血液;鲜血淋漓,也染红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于是,杜鹃鸟与杜鹃花就有了不解之缘,也使得“杜鹃”成为国俗词语,蕴含了丰富的国俗语义。另外,由于杜鹃花一般是春天开放,花期又比较短暂,只有20多天;所以“杜鹃”又生发出象征春天、惜春伤春的国俗义。目前通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部分篇目出现了“杜鹃”这一词语,其中蕴含了不同的国俗语义;但是调查发现,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在国俗语义的阐释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追寻其原因,是因为教师缺少国俗语义的知识储备,没有意识到词语的国俗语义教学,会影响到课文的深层次解读和高效课堂的建立;所以基本没有开展国俗语义的教学,这样学生自然不懂什么是国俗语义,也不会依据国俗语义去理解词语的多维内涵,深层次地解读课文。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必要引入国俗语义教学,强化师生对词语国俗语义的理解。具体教学策略方面,教师可以依据“杜鹃”的代称“帝王”、国愁乡思、哀怨忧伤、离情别绪、象征“春天”、惜春伤春等国俗语义,根据教学原则与方法,结合具体的课文进行教学。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理解“杜鹃”的概念意义,也能够掌握相应的国俗语义。这样实施国俗语义教学,有助于学生建构与运用语言,有助于学生发展与提升思维,有助于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也有助于学生理解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赵郁飞^[6]（2017）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三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三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三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赵丽萍^[7]（2017）在《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其地域化特征明显。本文以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该时期山右诗歌的样貌、特征及其出现的诗人及其创作做出较为深入详审的辨析,以期探讨该时期山右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和诗人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和贡献,从而发现地域和时代文化和诗歌创作之间的有效关联。经由元明两代,文学的重心已经完成了又一次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并没有掩没山右诗歌的光芒,山右诗歌尽管不如江南诗歌、山左诗歌繁盛,但山右诗人得江山之助,风骨铮铮,弃华崇实,秉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客观上形成了并州、上党、河东、雁北四大诗歌创作中心,形成了四个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以山右地域特点为向心力的创作格局,形成了遗民诗人与新朝诗人、布衣诗人与官吏诗人并存,雄豪与清雅、奇崛与自然共存的创作局面,成为清代地域诗歌中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该选题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其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览,在整理分析清嘉庆刻本《国朝山右诗存》（顺康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现存诗人别集,全面还原分析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面貌。第一章从山右诗歌创作实际出发,认为山右诗坛形成了四个风格各异的创作中心,即河东、并州、上党、雁北创作中心,分析了各中心诗人的分布情况,并收集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人别集存目以及馆藏情况。认为在四个诗歌区域中,并州、上党受时代文化影响更为突出,河东、雁北受地域传统文化影响更大。第二章是对山右诗人身份的分析,认为山右诗人主体构成丰富复杂,有政坛显要、遗民野逸、也有硕学鸿儒,从馆阁到民间、从学界到诗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山右诗人的身影,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涌现了许多着名的廉吏能臣。在不同身份的诗人身上,体现了崇实重节、安贫乐道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儒者情怀。第三章分析了山右诗歌的题材特征,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中的题材大多延续传统题材,如对现实的关怀、对山水的感悟、与亲友的赠答等,山右题材沿袭传统,但在主旨指向上体现了个性特征,山右诗歌多注重情感的表达,多展现内心的图景,少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了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诗篇中弥漫着隐逸和感伤的情绪。第四章是对山右诗歌特征的分析。认为从整体面貌上讲,山右诗人以追求风格上的清刚壮健、语言上的简质朴直者居多,但从个体诗人的角度考察,各种风格趋向又不一而足,从时代特征角度分析,定鼎之际的诗歌多生新辣硬,隐晦幽微,定鼎之后,新朝诗人成长,他们的诗歌则多雅正平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终身生活于山右的诗人诗歌多得江山之助,以清刚壮健者居多,流寓江南的诗人则多受南方明秀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士人的影响,多清丽婉约;诗人的个性特征则更多地影响了乡野村趣与凄冷孤幽特色的形成。第五章从山右地域文化和明清时代文化的角度分析山右诗歌在诗人身份、题材、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认为山右历史的多元化形成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区域性明显的特征,山右民风的悭吝与山右名宦辈出有着密切的关联,山右自然环境滋养了山右诗人的审美意识。下编为个案研究,分别论证“并州遗民诗人”、“上党官吏诗人”、“河东隐逸诗人”、“雁北军事诗人”的诗歌创作特色和成就,文章认为,顺治及康熙前期诗人活动集中于并州文化区,以遗民活动为主,康熙中后期,山右诗坛由并州文化区向上党文化区和河东文化区转移,该区域出现了在诗史上可圈可点的着名诗人。第一章以傅山和戴廷栻为代表,结合清顺康时期并州文化特色,探讨遗民诗歌的特征。人们常以异端称傅山,文章认为,甲申之变,傅山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由异端自居到儒家的凸显。傅山提出了追求自然的诗学主张,其诗歌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本章分析了傅山诗歌风格中奇崛、晦涩与自然的统一。第二章是对上党官吏诗人的探讨,在详细体察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对陈廷敬的“台阁体诗”及其以“和声以鸣盛”来概括陈廷敬诗歌的观点进行辨析,认为这一认识是不恰当的,难以概括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全貌与深度。除了陈廷敬之外,该章还分析了吴碘、张泰交、毕振姬的诗歌创作,虽然他们同是官吏诗人,但各有特色。第三章是对雁北文化区诗人诗歌的分析,以冯氏父子为研究对象,认为冯氏父子雄壮苍凉的诗歌风格与雁北文化区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冯如京和冯云骧诗歌在雄壮风格下的差异则是受时代文化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官吏魏象枢的诗歌创作,认为魏象枢的部分诗歌带有苍凉悲壮的雁北特征,但从总体面貌上讲则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第四章是对河东诗人吴雯的分析,吴雯是王士禛的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河东深厚的隐逸传统,以布衣诗人而终,本章辨证了吴雯不遇的原因,分析了吴雯与其老师王士祺倡导的“神韵说”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分析了吴雯诗歌的创作特色。最后分析了山右诗歌中的地域因素的呈现方式,认为诗歌中对于家乡山水的认同和归宿感是山右诗歌地域特色形成的心理基础,地域民俗生活的展现和方言俗语入诗是最直观的呈现方式。

曾羽霞^[8]（2015）在《荆楚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文中指出荆楚文化在唐代并不是沉寂的,它不仅在诗歌、散文和传奇小说中被激活,还显示了它强大的渗透力和感染力。本文对荆楚文化与唐代文学关系作整体的研究,立足于文学文本,考察唐代荆楚文人的创作实绩和文学成就,探究荆楚文化对唐代文学从创作手法、思想主题、形式声韵到审美意境的影响,特意选择了屈骚精神、荆楚山水、荆楚神女传说、荆楚歌谣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子文化,与唐代文学中出现的文化现象相联系,寻找荆楚文化传统的发展嬗变与唐代文学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来说明荆楚文化在唐代文学中是如何被激活的。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荆楚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特性。通过对“荆楚”概念的辨析、对荆楚文化历史的溯源,对荆楚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比较,认为“荆楚”是一个集地域、历史、文化为一体的概念,荆楚文化是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又不同于蛮夷文化的复合文化,它兼采二者之长,是与时俱进却又保持独立性的区域文化。荆楚文化的特质表现在荆楚念祖重孝、忠君爱国的传统,重鬼崇巫的文化习俗,奇慧多变,浪漫多情、不守故常、刚柔并济的民族性格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个性上。第二章分析唐代荆楚本土文学发展状况与特征。对荆楚本土文人及文学家族创作进行梳理,探寻荆楚本土文人及家族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性及原因,挖掘唐代荆楚之地特有的人文精神内涵,并阐释这种人文精神内涵在本土作家创作中的实际表现和影响。第三章探讨屈骚文化精神对唐代文人的影响。就唐代文学屈骚接受的整体角度而言,唐代诗人的诗文创作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屈骚文化的色彩,尤以荆楚本土诗人和流寓诗人突出,他们的诗文显示出更多的地域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哀怨”的主题倾向、楚地风物的意象选择、“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借鉴以及“尚情”传统的继承上。第四章探讨荆楚神女传说对唐诗的影响。以汉水神女、湘水神女、巫山神女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唐代文学中,以汉上神女有关的“江汉游女”之“游”具有节日、婚恋、生存三重特殊意味。湘水神女与汉水神女存在基本特质、主导性格、典型象征、典型行为几个方面的差异。湘水神女的悲怨特色在唐诗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其形象的塑造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巫山神女是神女形象的集大成者,具有汉、湘神女的所有特点,中唐以后还出现了艳情化、世俗化等特点。从初唐“直咏本事”、盛唐突出巫山神女的体态容貌和气质风度,到中唐呈现“艳情的仙化”的偏向,再到晚唐时期对巫山神女的完全批判,可以看出,朝代的兴衰、文人心态的转变影响了巫山神女诗歌的主旨倾向。特别是女性创作的巫山神女诗篇,尽管气量狭小、内容倾向以情爱为主,但其对神女主观世界的解读更为细腻生动,其中不乏女性的自我体认与自我观照。第五章探讨荆楚山水人文对唐代山水诗审美特质的影响。着重探讨作为荆楚本土诗人代表的孟浩然和作为荆楚流寓诗人的柳宗元。认为两者分别展示了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两种不同的审美方式,这两种审美方式都源自原初的山水崇拜意识,无论是摹写自然的山水还是刻画人格化的山水,都表现出荆楚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以及对天人合一最高审美理想的追求。他们的山水诗文的共同特征是“有灵”、“有情”。差异则表现在其创作心态、创作动机、艺术手法和意境风格的迥然不同上。第六章探讨荆楚歌谣对唐代诗词的影响。以南音和巫音为源头发展起来的荆楚歌谣,在唐代仍然盛唱不衰,不仅宫廷保存了许多荆楚乐舞,南朝时的西曲还在流行,还出现了具有荆楚特色的竹枝词。文人《竹枝词》以其“长于抒情”的楚语、声韵奇诡的楚声以及原始灵动的歌舞形式来表现悲怨的风格主题和荆楚风俗画面,使它成为唐代诗歌中独具魅力的一种新诗体。它秉承了《九歌》以来的民歌传统,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与《九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刘禹锡创造出“新《九歌》”,为唐代诗坛添上颇具地域风情的一笔。作为唐代荆楚歌谣主要表现形式的踏歌,保留了以顿地为节、连臂歌舞的原始歌舞的形态,体现了原始的群体意识和审美方式,其中透露出来的激情、热情、哀情与欢情更充分发扬了荆楚“尚情”的传统。

孙艳红^[9]（2012）在《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是以时间为线索，以宋代每位代表性词人为着眼点，通过对其相关文本的考证和量化统计，具体分析其词作中的女性题材、女性化的情感表达、女性化的意象和语言等，追溯出宋词的女性化特征发展演变过程。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构成。绪论：主要阐述宋词的女性化特征之内涵、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框架等问题。正文：宋初词承唐而下，以艳科的手法去表现士大夫情怀，以感伤的女性情怀观照万物。其词即不失词之本色，又有一种绵邈含蓄的抒情特征，实现了五代词人向宋代词人的转化与过渡。柳永词的总体风貌是艳科俗词，具有“俗艳深挚”的女性化特征，将市井艳科词推向了极致，使词的本色特征进一步定型化，对后世苏轼、秦观等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晏欧词和张先词应该是北宋中前期士大夫觉醒的产物，实现了由应制、应歌向士大夫之间应社的转型。晏欧是“雅笔写柔情”，从不同层面承袭了花间余续。欧阳修又受柳永俗词的影响，为后来的少游、易安甚至陆游在表现女性内心隐曲世界方面的词创作奠定了基础。张先在词的创作中改温韦之艳丽变为清丽婉约，其词开启了伶工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转变。张先词超越柳永词“俗”的特质并走向雅化，从而孕育了东坡的以诗为词之雅词的出现。宋词的女性化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应该是东坡词的出现，苏轼以诗为词，使词体发生了变化。苏轼虽然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和表现形式，但词体的音乐属性决定了东坡词必须具有应歌的性质，词本体的柔媚风格也使苏词离不开对女性题材、女性心理的描写，是一种豪放背后“健笔写柔情”的女性化特征。东坡词对当时的苏门四学士和后来的周邦彦、辛弃疾等人填词产生了重大影响。晏几道和秦观因其词而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他们的词呈现出“感伤哀婉”的女性化特征。小晏以一种自恋式的女性化倾向写词，充分地保持了词的“当行本色”，对少游词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少游先学柳词，又受东坡词启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以自哀式的女性化倾向，承担了词向词本体的女性化特征回归的使命，为美成词的凄婉的女性化风格的形成导夫先路。黄庭坚和贺铸在词学传统做法和苏轼雅化革新双重冲击之下，都创作大量艳情俗词。山谷受到柳永市井俚俗词的影响创作了大量俗艳词，这是黄庭坚对词本体“别是一家”柔婉绮丽俗艳特质的继承，可以看作是后世金元曲子词的滥觞；而受东坡“以诗为词”创作方法的影响创作的雅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力。综合来看，山谷词或俗或雅，以俗为雅，对词本体的女性化特征是一种继承与发扬。贺铸词受晚唐艳情诗和花间词的影响，大部分词作符合传统审美风貌，情思绵渺，妖冶幽艳，近乎当行本色。到了周邦彦，词体再度为之一变。美成词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末世悲凉意绪下的凄艳之美，既有法度精神，又有严于韵律的和谐。但这不意味着美成词偏离了词本体女性化特征的要求，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化特征的反映形式有所变化罢了。美成是把自己的末世情怀，感伤故事融入到对女性的审美观照，表现出“雅艳凄婉”的女性化特征，成为维系南北宋词脉的重要纽带。词至易安，其女性身份，及其写作对象和性别视角，无疑使词的女性化特征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易安直承美成的是艺术化地使事用典，还经常以平常白话语填词，多少又杂有着柳词的特色，但又明显略胜柳词一筹。易安词真正做到了化俗为雅，表现出女性独有“真纯自然”的女性化特征。稼轩词以豪放着称，似乎偏离了词本体的女性化特征，但稼轩词中大量景物的选取、典故的运用形成了词的幽深隐约之美，加之女性题材与女性语言的使用，生动地描绘出人类心灵的另一层面，是豪放刚健与阴柔如水相结合的词体特征，具有深邈婉曲的艺术魅力。姜夔词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恋情词，不仅情感专注，更秉持中和之道，意象清空，措辞骚雅，而不落词之冶艳俗套，开骚雅情词一路，即便是咏物之词，白石亦有香草美人骚雅之风，使其词具有“骚雅冷艳”之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女性化特征。白石词继承了晏几道、秦观、周邦彦追求骚雅的创作思路，并对吴文英产生积极的影响。吴文英词是唐宋词体发展到尾声时代的一次整合，可以看作是唐宋词的最后辉煌。梦窗词并不是简单的对南宋词的收束，同时他也包涵了北宋的词风，甚至于涵纳了晚唐五代之神韵。梦窗词以一种女性的敏感思维来感伤国事，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化的意味。梦窗词既有柳词风貌，又似少游情怀，是一种“密丽深邃”的女性化特征。结论：总结归纳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历程。

白帅敏^[10]（2012）在《唐宋词声音意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唐宋词意象研究，可以说是词学研究的传统话题了。但以前的研究，多从物象的色彩、画面、场景等视觉感受入手，对声音、听感的关注则相对缺如。然而正如王安石《菩萨蛮》所写：“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午后枕边的三两声莺啼，悠然地置于词尾，不仅让词人情感尽展，也让词境界全出。这正是词中声音意象的效果，不同于“绿柳红花”的别样美感。唐宋词中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声音，如雨声、鹃声、蝉声、蛩声等自然之声，鼓声、琴声、歌声、漏声、卖花声、捣衣声等人世之声，甚至仙乐鬼啸等异界之声。它们或宏亮或隐约，或清脆或呜咽，充斥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境的每一个空间，丰富、广泛、活跃而生动。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词人丰富的情感以及词作优美的意境。从“声音”入手，关涉唐宋词意象研究，也为我们词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共分为七章，笔者选取“总—分—总”的结构进行论述，首先对唐宋词中的所有声音进行“多元”透视，中间结合多个典型个案设专题分析，最后再总体论述声音在唐宋词中的作用。大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选取昼夜、季节、地域、作家等四个角度，对唐宋词中声音意象进行“多元”透视。昼夜方面，主要分析光线与环境的不同对声音的影响，及声音对昼夜的表现；季节方面，主要研究了四季的不同声音，及季节因素对声音的作用，着重分析了春秋两季的声音问题；地域方面，选取巴蜀、江南、边塞等三方“领地”，论述了地域与声音关系；作家方面，选择辛弃疾、吴文英两位个性迥异的词人，分析不同词人对“声音”的差异表现。二至六章是专题论述，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为了突出不同声音意象的个性，同时也为了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以资借鉴，笔者特对每一个专题，采取不同的研究体式，分别论述了唐宋词中雨声、莺声、鹃声、蝉声、蛩声、鼓声和琴声等七个声音意象。第二章从雨的多感性切入，集中论述了不同季节、不同生活状态的听雨感受，以及雨声多感交融的意境美。而这些美和感受主要通过杏花雨、荷花雨、梧桐雨、芭蕉雨、梅雪雨及驿馆听雨，舟船听雨，山居田园听雨，渔隐听雨，并床听雨，剪灯听雨等几个传统模式加以表现。第三章从前代“莺声”的表现史切入，集中论述了唐宋词中莺声的柔美特征及莺声在唐宋词中的作用。通过晓莺残月、莺声小院、柳浪闻莺、花外流莺等意象模式表现其声音之美。同时，论述莺声中的春之感、意境之美、娇慵之美和歌舞文化内涵。第四章从杜鹃的三个传说——杜宇化鹃、杜鹃啼血、杜鹃催归切入，集中论述了鹃声中的悲剧文化、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并着重分析了鶗鴃催春、子规叫月、泣血言归等意象模式的美学意味。第五章是蝉声和蛩声对比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兼论虫声的时令感。本章主要从声音之外的蝉文化和蛩的文化切入，通过对比蝉鸣蛩吟的时间、地点、与人的亲密程度，及所营造的境界等多个方面，以展示其差异性，并从其“候虫”的共性入手，兼论虫声的时令感，尤其是秋感。第六章是鼓声和琴声的对比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兼论乐声的俗情雅韵。本章主要从鼓和琴基础常识切入，对比其共性和个性，从而揭示鼓声之闹与琴声之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鼓声之俗与琴声之雅。然这种俗情雅韵并非一成不变，唐宋词中鼓声可雅而琴声可俗，关键在于其所表达的情感是什么。第七章总论声音意象在唐宋词中的作用，主要剖析声音意象与情感表达和词境塑造的关系。声音意象是触发情感的媒介，也是寄寓情感的载体，在受情感支配的同时对词人心灵世界又有涤荡作用。声音意象通过声与声的合奏，声与色的联手，塑造出许多美好之意境来，其中又以“深静”之境最优。通过对唐宋词中声音意象的考察，为我们传统的以视觉模式解读词作的做法提供了新路径，在一个五彩斑斓的视觉世界之外，添加了一个鲜活生动的“美声”世界。它们同词人那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和词作那珠圆玉润的音律世界一起，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交织着欢笑与哀怨，沧桑与平淡的词学长卷。

二、凄婉的哀吟——解读《杜鹃枝上杜鹃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凄婉的哀吟——解读《杜鹃枝上杜鹃啼》（论文提纲范文）

（1）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陈匪石《宋词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婚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杜鹃”的国俗语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6）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荆楚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论文提纲范文）

（10）唐宋词声音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凄婉的哀吟——解读《杜鹃枝上杜鹃啼》（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D]. 何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陈匪石《宋词举》研究[D]. 毛慧敏. 湘潭大学, 2020(02)
• [3]《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唐代婚恋诗研究[D]. 李晓洁.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杜鹃”的国俗语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D]. 谢利珍. 延安大学, 2019(12)
• [6]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09)
• [7]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D]. 赵丽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荆楚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D]. 曾羽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4)
• [9]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D]. 孙艳红. 吉林大学, 2012(03)
• [10]唐宋词声音意象研究[D]. 白帅敏. 苏州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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