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在她任上产生(论文文献综述)
梁俊山[1](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杨旻旻[2](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张劲松[3](2019)在《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宁州①位于江西西北部,系湘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山高林密,为江西西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清以来,宁州战祸不断,其中既有所谓“土贼”窃发,也有明末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州城数次被破,破坏严重。战乱造成人口剧减、土地荒芜。为改变土旷人稀、赋役征收困难的局面,清初康熙年间地方将招徕移民开垦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闽粤及本省赣南等地的移民流寓宁州,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战乱记忆与逐渐形成的资源争夺、文化冲突等使土着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敌外心理,客观上造成了土着集团与客籍移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雍正三年(1725),清廷批准客籍棚民在宁州成立怀远都,编为四都八图八十甲,分插在六乡,使棚民在政策层面上成为宁州地方合法成员。移民群体在宁州存在的合法化及其发展要求与土着对此的反应,成为清代义宁州书院发展的历史背景。宋至明代的宁州书院总体表现与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同频,北宋黄庭坚家族的樱桃芝台书院、明代山泉书院等反映了家族势力与官府等在书院建设中重要作用,这一因素在清代得到较好的承续,成为义宁州书院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传统。清代义宁州书院高速发展,新建书院数量超过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晚清时期集中爆发,呈现出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濂山书院的发展中得到官方的持续支持,书院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高度文化认同,位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较高社会地位与影响使这成为义宁州的中心书院。清代义宁州以濂山书院为代表的中心书院与遍布各乡都的乡村书院构建了“核心——外围”的格局,发展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书院群。清代义宁州书院在运行中表现出区域特色,在书院群内部存在普遍的文昌神崇拜是书院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科举制度在书院中深刻影响的具体表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书院群成员几乎都编纂了书院志,志书的体例、内容与传统教育书院有所不同,诗文、讲义等阙如,代之以公移、捐名、契据、章程等。书院志的实质是档案册簿的事实,反映了晚清时期义宁州书院的现实需要与务实风格。奎光书院、培元书院、梯云书院等数所书院由义宁州所特有的(文)会、(文)季等民间组织演变而成,不同于新建书院,建立在会、季基础上的书院高度重视并保留了会、季时期的考课、宾兴等功能,从而使书院的性质与功能发生转变。“无田即无院也”,教养相资的优良传统在义宁州书院中得到较好贯彻。为建设书院,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义宁州书院获得了广泛的的社会捐助,其内容包括田地、银钱及各种物资等,从而保障了书院膏奖、宾兴花红等各类经费的支出。在捐资活动中,议叙政策、捐户进主、肄业资格与从众压力等成为绅民捐赀书院的动力所在。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丰富了我国书院祭祀活动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规制”一词在传统书院语境中主要指书院建筑物的“规模”与“形制’,自1980年代以来,书院研究界创造性地将原主要指建筑物的“书院规制”转换为主要表征“书院功能”与“书院制度”的组成部分,并提出我国书院“教学、祭祀、藏书、学田”四大规制,从而实现了“书院规制”含义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从功能与章程所反映的史实来看,考课是清代义宁州书院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考课是书院的本质规定,清代义宁州书院几乎都是考课书院,祭祀、学田、藏书等活动均以考课为中心。因此,考课是清代义宁州和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基于对清代义宁州书院考课规制的认识,在书院研究中应形成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道光十九年(1839),客籍士子甘临吉参加濂山书院的甄别考试并被知州录取,嗣后土着以甘氏入籍在后、书院建设在先,要求州宪剥夺其肄业资格,由此引发持续五年之久的濂山书院案。案件经州控、府控、省控,最终在江西巡抚的判决下以甘临吉不准与考书院而告终。伴随着案件的审理与发展,土着集团与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案件的最终结果客观上刺激了义宁州书院建设,推动了地方人才培养,同时也加剧了土着与客籍移民之间的对立,书院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义宁州社会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田野[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王佳琦[5](2019)在《明代“宝应三朱”研究》文中认为明代“宝应三朱”是指活跃于成化至嘉靖时期的朱应登、朱应辰、朱曰藩三人。他们作为扬州宝应朱氏家族的重要代表,创作了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开启了朱氏家族作为文学家族的发展阶段。三人在诗歌、文赋、散曲领域的创作,代表了明中叶文坛的重要成果。研究“宝应三朱”的文学创作,不仅对于家族文学和地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更能以小见大,了解明代中叶文坛的变革及文学思潮之演变。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着重梳理“宝应三朱”的家世与生平经历,探究其家风家学的特点;第二章则从家族与个人两个维度研究三人的交游活动,还原其交游圈层的面貌。第三章着重分析朱氏父子的文学理论,比较二人文学思想的共同点和区别,尤其是在复古问题上的不同态度;通过分析朱应登父子的文学思想,挖掘其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因。第四章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探究三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其中朱应登、朱曰藩父子以诗文作品为基本分析内容,朱应辰则以其散曲集《淮海新声》中的主要作品为研究对象。经过材料分析发现,朱应登作为“复古派”的追随者,其文学思想与创作,都忠实地遵循了复古派的主张;朱曰藩则以六朝诗风为宗尚,积极践行清丽柔婉的文学风格。朱应辰的散曲“豪丽兼并”,是明中期重要的散曲作品,成为明曲词化过程中的代表作家。同时,三人出身江淮,所写作品又不免带有江淮文化的习气,呈现出一定的温婉隽永之风。“宝应三朱”的作品走向了三种不同的文学路径,使整个家族的文学面貌变得生动多姿,同时也为后世显现了明中叶文坛的种种气象。
张家豪[6](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周朝晖[7](2019)在《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文中指出一百多年前,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成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便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美术院校,日后名闻遐迩的上海美专。多年以来,对于这所学校进行研究的学术专着和论文车载斗量,但是苦于文献方面的缺失,目前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有关这所学校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整体性的研究。近年以来,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尤其是散失在民间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收集、整理,相关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翔实、充分的数据的支撑下。由于文献资料动态化的特点,以及相关领域整体性研究的缺位,上海美专在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虽已得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的认同,然而建立在最新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有其必要性。在这几年来的专业理论学习中,一个关于研究方向的核心问题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才率和创造力是如何形成的?围绕这个问题寻求答案,须从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成就等信息梳理入手,深入分析达到这一高“产值”的内在逻辑。本文正论部分可以概括为“一纵三横再收官”的结构。第一章对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进行了纵向的、学术史方面的梳理。根据美专四十年办学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结合几次对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西洋画教学史分为“探索期”“酝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文章的主体部分是第二、第三、第四三章,分别就教学中最为关键的课程设置、师资团队建设、学术研究三个并列的板块,结合第一章的历史分野,依据大量重要历史文献,对美专在这些关键教学环节上的做法进行深入的挖掘,并分析其举措的得失和对整个教学体系的影响。关键的第五章,经过前四章“一纵三横”的叙述和分析,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将一个具有四十年办学历史,影响巨大的学校,进行完整的数据整理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还存在着严重的文献佚失情况。故本文采取了将覆盖面和典型案例结合的方法,就“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两个层面,对学校的办学成绩进行了总结。至于取得这些成果的内在原因,则是文章研究的难点和要点,经过前文对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术研究等重要环节的梳理,一条隐藏于办学过程中的,体现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特点的逻辑链条已隐约可见,那便是以“宽容”“开放”和“创新”为其主要特色的“海派”办学风格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学科教学环境,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是办学者通过“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有意营造的多种学术观点,多种艺术风格的碰撞和对抗,激活了学校思辨、创新的空气和土壤,并由此为西洋画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本章的最后还对西洋画教学及其所引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形式分析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和较高的需求。得益于导师数十年的积累,加上所在教学团队长期在本领域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资源,使本人能够及时获得文献资料新发现的信息,让课题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史料支撑。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多年的艺术教育工作中,笔者有幸结识了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朱瑚教授,朱教授虽已年过九旬,但记忆力过人。他为本文做的口述历史,不仅提供了部分关键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本人对问题点的思考。文章最后对核心问题点所作出的结论,即海派宽容开放的思想,激活了创新的学术氛围,最终对学科发展形成了推力,是在前文所做的大量研究、推论的前提下自然形成的结果。
王娜[8](2019)在《沧海伶仃:淇澳汉人社会的空间变迁》文中指出淇澳,不只是一个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入海口的海岛,还是伶仃洋海域与大陆产生联系的历史节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淇澳岛的海岛社会发展随着空间生产的不断延伸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历时态的地方历史梳理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提供借鉴的资源,人类实践活动的空间生产是动力,最终在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即保存现实的印迹,又映照历史的记忆。同时,海岛社会的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充满社会文化的流动空间。空间的延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有物质性空间和精神性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空间的生产还是社会的建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建构论为基础,因而,同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态不是单一的演化,它在历程中可以呈现出多样化,而且总体的趋势是前进的。在淇澳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基于海岛位置、政府政策等外力因素,导致它处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不断转化中,但以淇澳人这个历史主体为视角来分析,淇澳社会的态势是向上前进的。通过梳理历史上淇澳岛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可以探析出,空间与社会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生产的状态。能够体现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方式的变迁,每种社会发展形态中,都存在着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以生产方式的变迁为依据将社会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来。在征地运动之前,淇澳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出海打渔为副业。征地运动后,再加上淇澳大桥的修建,淇澳的生产方式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文章从淇澳岛的空间研究入手,以空间生产为视角,讨论在“中心”与“边缘”关系下海岛社会发展的形态历程,认识到空间的生产过程是由人的实践活动与物质基础相结合运作的结果,
陆学松[9](2018)在《清初尺牍选本研究》文中认为清初出现了一股尺牍编选出版的热潮,从顺治末到康熙间较短时期内,相继出现了十余种尺牍选本,分别为:李渔的《尺牍初征》与《古今尺牍大全》;周亮工的《尺牍新钞》、《藏弆集》与《结邻集》;汪淇、徐士俊等人的《分类尺牍新语》、《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与《分类尺牍新语广编》;陈枚的《写心集》与《写心二集》;黄容、王维翰的《尺牍兰言》;张潮的《尺牍友声》与《尺牍偶存》;程元勋、王化騄的《名人尺牍选》。这些尺牍选本的纷纭出现是一个较为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一众尺牍选家继承了晚明文人尺牍小品的观念,秉持严格的文艺审美标准,四方收罗,收辑遗佚,保存了数量巨大的明末清初士人尺牍,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梳理文本,认真分析,谨慎总结,从文学视角出发,对这些尺牍选本的形成原因、形成与传播过程,以及其中所收尺牍的文艺审美价值、文学理论价值、文献价值等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总结。论文由绪论与正文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意义、现状和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正文部分分为十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清初尺牍选家、选本,以及众多的士人尺牍进行论述。第一章从社会与时代背景出发,指出晚明尺牍小品与尺牍选本的兴盛是清初尺牍选本兴起的先声;在社会动荡与重建背景下的清初遗民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商业求利思潮、个性思潮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对于尺牍选本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清初独特的文人尺牍创作情境、书籍市场的兴盛与文学选本发行的热潮、民间邮政服务的发展为清初尺牍选本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二章从尺赎选家与选本的角度出发,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对各种尺牍选本的编选、成书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细致的分析。其中,对于尺牍选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他们编选尺牍选本的动机、理念,编选团队的组建以及编选的过程等;对于尺牍选本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各种选本编选的方式、成书与传播过程,现存的版本考证等。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清初尺牍选家征集尺牍稿件的来源与渠道。优质、稳定的稿源渠道是尺牍选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清初尺牍选家出于不同的编选理念,囿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他们征选的尺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时间内,可以用“时人为主,间及前古”形容其内涵;在尺牍征选的地理范围上,则主要围绕杭州、南京、苏州、扬州、青州等几个中心城市,采取以点带面,多方征稿的方式收集稿件;在具体的稿件征集渠道上,诸选家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广泛搜罗自己与友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民间藏稿、其他尺牍选本以及利用征稿、投稿与赠稿、约稿的方式进行尺牍稿件的搜集。第四章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尺牍文体的认知。尺牍原非独立的文体,晚明文人重视尺牍也只是将之作为小品之一种看待。在清初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清初尺牍选家试图将尺牍文放在宏观文学背景下,追根溯源,梳理其独立发展的线索,给与尺牍以新的文体定位。他们认为尺赎文具有高辨识度,可以从大文体分类中独立出来,其源流可辨,其沿革可考,其风格可以识别。清初尺牍选家总体继承了晚明文人的尺牍小品观,但他们不停留于此,认为尺牍在不断进化,今人可以胜过古人。尺牍也不是小道末技,它们在表现文人性情、展现文艺之美以外,还需要承担载道的重任。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进行不同方式尺牍的编目,对入选的尺牍进行删节,甚至进行评点以突出其文艺之优美,思想之精深。第五、六章,清初尺赎选本的文献价值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按照不同选本的角度,在仔细梳理各选本中尺牍文本与作家资料的基础上,再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各种传世文本资料进行比对,略同求异,收遗辑佚,从“存文”与“存人”的角度出发,采用举隅的方式,挖掘出明末清初一批作家的散佚文本与其他文学资料,展现出清初尺牍选本文献价值之一斑。第七章从具体的尺牍文本出发,展现尺牍“写心”特色,具体分析、总结清初尺牍选本中所展现出来的明末清初士人各种心态。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士人表现出直面乱世的愤慨与沉郁、无法逃避的凄苦与悲凉、努力探寻人生的旷达与逸致以及发乎友情的真挚与谐谑等主流心态。此外,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不少士人们也在逃离现实或者陶然乎其中挣扎;面对江山易代与社会动荡,不少人存在着豪杰式的幻想;对于个人价值实现,不少人也有着功名追求的无奈与热衷。第八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清初尺牍选本中涉及文学艺术理论的尺牍,总结出清初尺牍选本中文学艺术理论的整体面貌。整体上,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论开始了对于明末文学的总结与反思。在诗文方面,尺牍中的文艺理论总体上还是覆盖在崇尚载道观的复古主张与强调个性主义的性情理论的争执之下。虽然也有第三方观点主张调和二家,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在理论认知上还不清晰,只有苗头,未成风气;在词论方面,数量丰富,表现出清人对词学理论的新认知与对于创作的重视态度,标志着清词开始兴起;在小说理论方面,集中于对小说风化作用的思考与批判;在戏曲理论方面,主要表现为清人对于明末戏曲的批判与思考,他们极为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并在戏曲的创作上提出种种主张,标志着清初戏曲创作的复兴。第九章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诸选本中尺牍作品本身的文艺性。选本中的尺牍形式自由,体式多样,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游记、清言、骈赋三种小品形式,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艺术特色;选本中的尺牍小品总体上又有流派纷纭、各有所宗的特点,总体上可以总结为推崇公安、效仿竟陵、崇尚七子、注重现实、雅好谐谑五大风格流派;选本中尺牍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存在叙述、议论、描写、抒情四种表现手法。这四种表现手法在尺牍中被灵活运用,形成了尺牍小品不同的审美气质,主要有理胜、情胜、趣胜、气胜、韵胜等。第十章全面研究了选本中的女性尺牍。首先,分析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女性尺牍的认知与各选本中女性尺牍的分布状况,并对重点女性作家进行了简略考证与介绍;其次总结了女性尺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女性尺牍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英雄、大儒式的士人追求、封建道德践行的自觉、对文艺才能的强调、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人生情怀与感悟、爱情的表白等方面。在艺术上主要表现出境界偏仄、红颜士魂、以情动人,凄婉哀怨、语言精致典雅,文风纤秀的风格特点;最后对选本中女性尺牍思想价值、资料价值以及文艺理论价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侯志强[10](2017)在《策略与关系 ——对一个村庄选举历史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经过30年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由确立逐渐转向深度运行,并进一步推动着农村社会的变革,但也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当前,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转换,农村土地流转的逐步开放、村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及经济组织的多元化以及各种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对现在的村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所介绍的村庄就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由刚开始不稳定的基层干部队伍到逐渐稳定,但在之后的发展中之间又产生了及其深厚的矛盾,最终导致现在村庄政治的“空心化”;村民们由之前需要培养所谓的民主意识到后来懂得利用手里的选票。同时村庄内部格局的变动也在深刻影响着村庄政治。基层选举对该村意味着什么,该村村情如何影响着基层选举,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内容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导论。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并提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对过往乡村政治的研究的梳理,一方面结合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对应的乡村研究的过程审视过去三十年的状况,另一方面介绍了乡村研究的一些理论和范式;第三部分对本文的重点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整个个案研究的调查过程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村庄概况。从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B村的情况,方便对其背景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第三章是政治生活变迁。围绕B村30年来10届的村委会选举来介绍其变化,根据四届干部班子分为了四大部分,详细介绍当时竞选的情况,各方人物的活动以及村干部的政绩。第四章具体介绍在村庄选举中各动员要素承担的作用,并对该村选举策略的变化做出一定程度的解释。第五章对B村各种动员单位在选举中的策略行为进行分析,将重点放在选举中竞选人依靠村庄的空间形态以及人际关系,或侧重差序动员或侧重“广撒网”式的竞选行动逻辑。第六章简要对该村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反思与总结。
二、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在她任上产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在她任上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一)文献综述 |
(二)问题提出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四)理论视角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1.1.1 小金县概述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2.1.2 语言与认同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2.3.1 大坪寺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4.1.1 亲属互助圈 |
4.1.2 地缘互助圈 |
4.1.3 友缘互助圈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4.3 仪式与互助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5.1 权力与权威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致谢 |
(3)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一) 书院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存在? |
(二) 为什么是义宁州? |
二、文献综述 |
(一) 关于区域书院研究 |
(二) 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 |
(三) 关于义宁州书院 |
三、主要观点与创新 |
四、研究方法 |
五、论文思路与结构 |
(一) 论文思路 |
(二)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义宁州自然与社会 |
第一节 义宁州地理与人文 |
第二节 明清以来的战乱 |
第三节 棚民的到来及其怀远都的成立 |
一、清廷的棚民政策 |
二、移民的到来和怀远都的设置 |
第二章 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演变 |
第一节 宋代宁州书院 |
第二节 元代宁州书院 |
第三节 明代宁州书院 |
一、明代宁州新建书院 |
二、濂山书院在明代的发展 |
三、明代宁州书院发展的特点 |
第三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
第一节 清廷的书院政策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建设 |
一、清代义宁州新建书院概况 |
二、濂山书院的发展 |
第三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发展总趋势 |
一、新建书院在晚清时期集中涌现 |
二、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 |
三、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 |
第四节 义宁州区域中心书院的形成 |
一、中心书院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
二、义宁州中心书院的形成及其特征 |
第四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运行 |
第一节 书院文昌崇拜的普遍化 |
一、清代书院祭祀的功利化:科举文运与文昌崇祀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文昌祭祀 |
第二节 档案册:义宁州的书院志 |
一、书院志简述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志的体例、取向、内容 |
三、档案册:义宁州书院志的性质与意义 |
第三节 从会、季到书院:晚清义宁州书院的演变及其意义 |
一、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发展模式 |
二、从会、季到书院 |
三、从会、季到书院发展模式的意义 |
第五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第一节 书院的经营性资产及其来源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一、捐助流程 |
二、捐助类型 |
三、捐助内容 |
第三节 捐助书院原因分析 |
一、议叙政策的刺激 |
二、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 |
三、获得书院肄业资格及宾兴支持 |
四、心理压力 |
第四节 书院捐助存在的问题 |
一、捐助不实 |
二、以次充好 |
三、管理不善 |
第六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第一节 书院规制:建筑规模与形制 |
一、“规制”释义 |
二、书院规制:从建筑规制到书院功能的创造性转换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一、四大基本规制在中心书院中的稳定 |
二、考课成为书院的基本规制 |
第三节 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 |
一、考课是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二、考课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第七章 濂山书院案:书院与义宁州社会 |
第一节 濂山书院案始末 |
第二节 濂山书院案中的官员、土着与移民 |
第三节 濂山书院案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五、宗族的复兴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第四节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明代“宝应三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作为家族的研究 |
(二) 朱氏个体研究 |
三、文章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家族世系与生平经历 |
第一节 宝应之地域文化 |
第二节 朱氏世系与家风家学 |
一、家族世系 |
二、家门风尚:好读诗书 |
三、广涉诸学,尊尚儒道 |
第三节 “宝应三朱”生平经历 |
一、朱应登:年少及第,宦海沉浮 |
二、朱应辰:累举不第,纵情山水 |
三、朱曰藩:中年登第,白首为郎 |
第二章 “宝应三朱”文学交游活动 |
第一节 “宝应三朱”的共同好友 |
一、与顾璘、刘麟的交往 |
二、与文徵明、王宠的交往 |
三、与李梦阳、乔宇、边贡的交往 |
第二节 与文人群体之交游 |
一、朱应登与“金陵四大家”、“复古派” |
二、朱曰藩与“金陵六朝派”、“唐宋派” |
第三节 “宝应三朱”其他交游活动 |
一、朱应登与杨一清 |
二、朱应辰与黄省曾、谢承举 |
三、朱曰藩与杨慎、蔡汝楠 |
第三章 朱氏父子的文学思想 |
第一节 “质”与“情”:求真之文学 |
第二节 “理”与“气”:发展之文学 |
一、朱应登:持其理,驭其变 |
二、朱曰藩:气盛则文宜 |
第三节 “文随世异”:古今之文学 |
一、复古态度之不同 |
二、思想渊源之不同 |
第四章 “宝应三朱”的文学创作 |
第一节 朱应登的诗歌创作 |
一、济世理想下的创作心态 |
二、“复古”之调与江南诗风 |
第二节 朱应登的辞赋和散文 |
一、风格多样的辞赋 |
二、流露生命情感的书信 |
三、说“理”之文 |
四、经世致用之论 |
第三节 朱曰藩的诗歌创作 |
一、日常化的书写主题 |
二、清丽浅淡之诗风 |
第四节 朱曰藩的散文创作 |
一、剖白个人心志的书信 |
二、申发文学思想的诗序 |
三、记述山川风物之文 |
第五节 朱应辰的散曲创作 |
一、着述概况 |
二、多元化的创作主题 |
三、以词入曲,豪丽兼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7)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前期相关研究综述 |
四、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历史分野 |
第一节 筚路蓝缕——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探索阶段” |
第二节 初露峥嵘——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酝酿阶段” |
第三节 艺术策源——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熟阶段” |
第二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课程体系 |
第一节 写生教学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特色课程在美专西洋画教学中的历史作用 |
第三节 美专西洋画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内涵分析 |
第三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教师团队 |
第一节 核心人物对于教学理念形成的引领地位 |
第二节 中坚力量的构成和教学核心作用 |
第三节 从教师团队结构的变化看教学理念的成熟 |
第四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学术研究 |
第一节 技法理论方面的研究 |
第二节 艺术创作观念方面的研究 |
第三节 学术研究对实践教学的反哺作用 |
第五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分析与反思 |
第一节 对成才率和创造力之形成的分析 |
第二节 对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反思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相关人名录 |
附录二: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年表 |
附录三: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名师统计表 |
附录四:上海美专西洋画优秀学生统计表 |
附录五: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活动 |
附录六:上海美专师生入选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西洋画作品统计 |
附录七:朱瑚教授口述历史(根据录音整理)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致谢 |
(8)沧海伶仃:淇澳汉人社会的空间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附图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意义 |
第二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资料与方法 |
第四节 文章框架 |
第二章 当代淇澳岛海岛境貌 |
第一节 地理位置及自然生态 |
第二节 人口与教育 |
第三节 宗族与组织 |
第四节 经济与文化 |
第五节 社会关系 |
结语 |
第三章 清朝时期淇澳的生活图景 |
第一节 贫民将钟宝 |
第二节 聚集金星门 |
第三节 白石街由来 |
第四节 淇澳岛巡检司 |
第五节 外商、士绅与官府 |
结语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淇澳的聚落格局 |
第一节 聚落空间 |
第二节 居所建筑结构 |
第三节 以“家”为单位的空间布局 |
第四节 苏兆征故居 |
第五节 走出村落 |
结语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前淇澳岛人口流动 |
第一节 生产空间的重新配置 |
第二节 社会阶层变更 |
第三节 1949年—改革开放前淇澳人通婚范围 |
第四节 偷渡港澳谋生 |
结语 |
第六章 90年代以来淇澳海岛变半岛 |
第一节 征地运动 |
第二节 身份转变 |
第三节 淇澳大桥的修建 |
第四节 居住格局变化 |
第五节 外来人口进入 |
结语 |
第七章 淇澳宗教信仰的三重空间 |
第一节 一重空间:以“家”为单位的祭拜空间 |
第二节 二重空间:以“社”为单位的祭拜空间 |
第三节 三重空间:淇澳庙宇祭拜空间 |
第四节 坟地也有着标识农耕的空间的作用 |
第五节 第三重空间中的祭祀活动(一) |
第六节 第三重空间中的祭祀活动(二) |
结语 |
第八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清初尺牍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的提出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清初尺牍选本盛行之因 |
第一节 晚明尺牍小品兴盛是清初尺牍选本兴起的先声 |
第二节 清初思潮与尺牍选本的形成 |
第三节 清初尺牍选本的生态环境 |
第二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版本及选者 |
第一节 李渔与其尺牍选本 |
第二节 周亮工与《尺牍新钞》三选 |
第三节 汪淇《分类尺牍新语》三编 |
第四节 陈枚《写心集》二集与其他尺牍选家、选本 |
第三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稿件来源 |
第一节 选稿的时代特征 |
第二节 选稿的地域特征 |
第三节 具体的稿源渠道 |
第四章 清初尺牍选本视阈下的尺牍认知 |
第一节 尺牍选家视野下的尺牍体认 |
第二节 尺牍目类观 |
第三节 尺牍删节、评点观 |
第五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文献价值(上) |
第一节 《尺牍初征》、《古今尺牍大全》文献价值举隅 |
第二节 《尺牍新钞》三选文献价值举隅 |
第六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文献价值(下) |
第一节 《分类尺牍新语》三编文献价值举隅 |
第二节 《写心集》二集文献价值举隅 |
第三节 《尺牍兰言》文献价值举隅 |
第七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士人心态 |
第一节 直面乱世的愤慨与沉郁 |
第二节 无可逃避的凄苦与悲凉 |
第三节 探寻人生的旷达与逸致 |
第四节 发乎友情的诚挚与谐谑 |
第五节 其他 |
第八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学艺术理论 |
第一节 对明末文学的反思与批判 |
第二节 文论 |
第三节 诗论 |
第四节 其他 |
第九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尺牍艺术研究 |
第一节 形式自由体式多样 |
第二节 流派纷纭各有所宗 |
第三节 叙述议评气质丰富 |
第十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女性尺牍 |
第一节 女性尺牍的选家认知与存在情况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 |
第三节 女性尺牍的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策略与关系 ——对一个村庄选举历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目的 |
第二节 村治研究与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村庄概况 |
第一节 地理环境概况 |
第二节 历史人文概况 |
第三节 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第四节 基层政治发展概况 |
第三章 村庄政治生活变迁 |
第一节 权威与民主选举的开端 |
第二节 私利与权威的退位 |
第三节 关系的分化与继替 |
第四节 倒逼与对抗 |
第四章 选举中各相关方的策略行为 |
第一节 什么人会竞选? |
第二节 大家族发挥了什么作用? |
第三节 什么人在竞选中起作用? |
第四节 什么人能竞选成功? |
第五节 竞选因何失败或“下台”? |
第五章 村庄社会关系与选举动员 |
第一节 差序认同与竞选策略 |
第二节 核心家庭为主的动员策略 |
第三节 选举策略与选举承诺 |
第六章 讨论与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附录二:图片 |
致谢 |
四、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在她任上产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2]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D]. 张劲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明代“宝应三朱”研究[D]. 王佳琦. 浙江大学, 2019(01)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7]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D]. 周朝晖. 上海大学, 2019(02)
- [8]沧海伶仃:淇澳汉人社会的空间变迁[D]. 王娜. 厦门大学, 2019(07)
- [9]清初尺牍选本研究[D]. 陆学松. 扬州大学, 2018(12)
- [10]策略与关系 ——对一个村庄选举历史的分析[D]. 侯志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