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看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的《戏曲与娱乐》

一、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论文文献综述）

杨立川^[1]（2019）在《陈彦剧论研究》文中认为陈彦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他创作的戏曲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作品被戏剧界称为“西京三部曲”,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重要戏剧奖项。陈彦在创作之余也重视对戏曲现代戏的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戏曲理论文章及有关戏曲现代戏的随笔、札记等,他联系自己的创作实际提出了以民众精神为核心,以注重恒常价值开掘及其当代意义为主要特点的戏曲观。本文由绪论、论文主体部分和余论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在梳理了陈彦剧作及戏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在“振兴戏曲”背景下,陈彦戏剧研究的出发点是促进戏曲发展。阐述了研究陈彦剧论的方法及意义。第一章主要以文献分析为基础,探讨了陈彦的戏曲创作论的主要内容,具体涉及戏曲与生活、戏曲现代戏的题材选择中的“关注小人物”“注重平常生活”问题、戏曲主题开掘中的“恒常价值”论问题等。第二章分析了陈彦的戏曲价值论问题。他的戏曲价值论的鲜明特征是强调“民众精神”和“家国情怀”。此部分特别就陈彦的“民众精神”观念的形成原因做了分析。第三章涉及陈彦的戏曲创新论,分析了陈彦有关通过创新强化戏曲“活性”和戏曲“发言”能力的观点,对陈彦有关戏曲创新之道“常”“道”“恒”三个方面分别做了阐释。第四章探讨陈彦有关戏剧文学论的基本观点,特别就其有关戏剧文学地位论的提法“文学是戏剧的灵魂”做了分析。第五章分析了陈彦“恒常价值”论的文化学意义及启示。陈彦剧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主题开掘方面提出了“恒常价值”论。从文化学角度看,“恒常价值”这一概念主要被理解为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新时期以来,文化领域发展变化的一大趋势即对于传统文化不再盲目地一概否定,而是批判继承。陈彦的“恒常价值”思想其实是这一文化思潮的一部分。同时陈彦还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进一步的发展。陈彦在戏曲界对于“恒常价值”的提倡,是戏曲界呼应文化领域的这一思潮的一种理性且有自己特殊见解的声音。陈彦的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戏曲的文化功能及戏曲创作主体的文化责任很有启发意义。最后一部分为余论,对于陈彦剧论的主要价值做了小结,并从陈彦的有关论述出发,从戏曲的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社会快速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在传媒体系发生剧烈变革、大众文化作为商业文化强力崛起的情况下,戏曲要适应城市化发展,戏曲要争取到社会成员的注意力,特别是要争取到青少年群体的注意力,就需要融入城市文化,需要使“教化”与“对话”相统一,需要进一步变革。

陈敏^[2]（2016）在《新编历史剧《项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编历史剧《项羽》取材于我国着名的项羽故事,又加入当代审美思想,对剧本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进一步改编与创新,使项羽故事在当代仍具有生命力。《项羽》的演出得到了人们好评与认可,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项羽》发展的得与失为当代新编历史剧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论文研究起因,其次整理了关于《项羽》以及戏曲“当代性”的研究综述,从而说明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文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新编历史剧《项羽》故事与形象探源。这一部分对史书、诗歌、小说、民间传说、古代戏曲中的项羽故事与形象进行了梳理,为研究《项羽》剧本提供基础。第二部分:新编历史剧《项羽》剧本研究。此部分对剧本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剧本结构与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并找出故事与人物对前代的继承与创新之处。第三部分:新编历史剧《项羽》演出与观众调查。通过对演出与观众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项羽》在演出与观众方面的成功与不足。第四部分:由《项羽》到新编历史剧的当代性探索。这一部分首先阐释了戏曲当代性及其基本特征,其次以《项羽》为例分析了其在当代发展中的表现与问题,最后对新编历史剧的当代性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

王玮^[3]（2012）在《昆曲曲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昆曲是一种歌舞艺术，唱腔音乐是昆曲的核心和灵魂。当今诸多学者也试图从唱腔音乐的研究中窥探昆曲音乐乃至昆曲艺术的奥秘及其规律。然而，在昆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昆曲伴奏尤其是主奏乐器竹笛对昆曲的发展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昆曲的独特表演体系和唱腔所决定的。昆笛演奏亦称“压笛”、“司笛”，几乎所有演员唱腔都要与曲笛旋律相应和，这在实践中形成了曲笛引领，演员随腔的现象。在人们的常态思维中，竹笛从图像学的意义上来看只是一个在器乐合奏、独奏或戏曲中运用的简单器物，具有伴奏和独奏功能，从戏曲音乐上来看它是乐队配器元素之一，对它的研究往往停留在这些层面上。然而我们发现，竹笛不仅源远流长，（可追溯到9000年前的贾湖骨笛），而且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调式调性以及乐律理论的完善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笛属乐器本身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中国几千年的单声音乐思维和音乐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笔者在研究竹笛演变与发展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戏曲音乐发展历史和前人研究成果，发现：竹笛与戏曲尤其是昆曲之间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也可以说竹笛对于昆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昆曲中具有其他乐器所不能比拟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宋元盛行的说唱艺术形式唱赚、诸宫调到戏曲的成熟形式宋元杂剧、南戏，无一例外都是以笛作为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即便元杂剧由于时代变迁而在明代中期遽然消亡，发端于浙江永嘉的南曲声腔在入明以后演变成四大声腔以及其他地域声腔过程中，昆山腔经魏良辅等人的改革形成昆曲的同时，弋阳腔系统也在全国范围生根发芽，形成昆弋争胜一时的局面。从一代之绝艺昆曲盛行全国到经历花雅之争，昆曲折子戏的变革，直到近代昆曲的衰落的整个历程，都处处闪现着竹笛的身影。并且，笛的形制、律制、演奏（包括在乐队、在剧种、音乐声腔表现中）也在与戏曲同步或不同步的发生着演变，这在昆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归纳起来，曲笛在昆曲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帮助演员练习唱腔（“拍曲”、“吊嗓”），把握唱腔风格、咬字、气息、韵味和节奏处理等；带领乐队完成昆曲表演时音乐和唱腔的伴奏任务。也就是说曲笛吹奏主旋律不仅起到拖腔保调的功能而且也是演员唱腔的标尺、其他伴奏乐器的指挥和引领。自清代中叶花雅之争以来，我们普遍认为由于板腔体戏曲的产生，丰富了戏曲的节奏板式，加强了戏曲音乐的戏剧性，才促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花部乱弹。雅部昆曲就此衰落，成为“车前子”艺术。实际上，事物并非非此即彼，花部兴盛雅部并不见得立即衰落。即便如此，深究其背后原因，也发现花部戏曲对伴奏乐器的重新选择与雅部昆曲对于竹笛等乐器的固守，深刻的影响着二者的发展命运。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昆曲衰落已成不争的事实，尤其是1949年以来，虽然一出《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使得昆曲这个古老剧种得以喘息，如今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我们似乎在新编传统昆曲剧目火爆上演的烟幕下认为昆曲开始“中兴”。其实不然，当代昆曲的发展，在表面繁荣的同时危机更加严重。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以来发生在昆曲艺术身上除了演员后继乏力、演出环境时变景迁、传统演唱格律无人遵循、观众流失等等原因，还有一个事件应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昆曲的主奏乐器——竹笛在律制、形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均孔笛变成了十二平均律笛。在一支笛上自由翻吹七调的传统技法渐渐失传并且随着老一代演奏家的离去不复存在。这是昆曲最为本质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影响到昆曲乐队体制，并由此影响到昆曲唱腔，最终导致昆曲的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亡。综上，本选题以昆曲曲笛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曲笛的发展演变轨迹、律制变化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形制变革，梳理昆曲曲笛与昆曲唱腔、其他伴奏乐器、江南音乐文化之关系，通过曲笛介入昆曲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曲笛的音乐学考察、清代以至民国曲笛班社与师承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对策及意义等诸多研究板块，力图从中窥视到昆曲音乐变与不变的内在规律及原因，完整、准确、系统地把竹笛和昆曲音乐文化以及江南地区音乐文化整个之间的关系，完整地解析和复原出来。为当前在发展昆曲道路上遇到的“保持原样”与“创新”问题，以及保存的是否还是“原样”等问题提出建议，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持。

王奕祯^[4]（2012）在《中国传统戏剧闹热性研究》文中认为热闹——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传统戏剧艺术的直观感受。如果你无法用语言来确切地形容一出戏之精彩，那么就说它是“热闹”的，便足以让人理解。这个最简单不过的常用词，涵盖了传统戏剧乃至诸多传统民俗活动所蕴含的深刻命意。“热闹”、“闹热”其实一也。闹热性是戏剧的本质属性，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更有可能接近并揭示中国传统戏剧的本质。本文从中国传统戏剧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戏剧史分期的重新界定出发，主体共分六章，主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闹热性与戏剧史的关系；再为闹热性与戏剧本体的关系；三是东亚戏剧的闹热性。前两点立足于中国传统戏剧，为第一至第五章；后一点是第六章，从比较戏剧学的视角出发，对东亚汉语文化圈中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传统戏剧之闹热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闹热性与戏剧史。闹热性与戏剧史的发展相统一，不仅随着传统戏剧的发生而出现，而且伴随其发展成熟而变化。闹热性是推动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其作用下，中国传统戏剧经历了三个时期——原始宗教阶段、民俗演艺阶段、戏曲艺术阶段，完成了娱乐、艺术的两次转型，并呈现出顺序发展、辩证统一的三个形态——原始闹热性、民俗闹热性、戏曲闹热性。闹热性与戏剧本体。中国传统戏剧的闹热性具有普遍性特点，其不仅通过传统戏剧的不同形态与大量“闹”字戏得以呈现，而且还存在于仪式、民俗、节日、文本、舞台表演、观演传播、戏剧审美等诸多方面。可见，中国传统戏剧本体与闹热性是统一的。东亚戏剧的闹热性。东亚各国文化“同源异流”、“同根异花”，其戏剧构成了东亚戏剧圈。由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闹热性亦是东亚戏剧的主要特征，但又各具特点。日本戏剧闹热性“退而其次”，仅存一隅；韩国戏剧闹热性原始与民俗混杂，形成独特的民俗闹热特征；越南戏剧闹热性则颇具民间性特点。传统戏剧及其闹热性是中国人传统闹热生活的直接产物，集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特点，映射出传统民俗文化的内涵。本文对于传统戏剧闹热之系统全面研究，具有补白意义。其次，本文从戏剧史、文学史、文化史等角度，运用民俗学、文艺学、戏剧戏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理论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以求打开一个传统戏剧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因此亦具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此外，本文诸多的研究对象，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故而研究兼具实践意义。结语部分，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的“回返”规律，这是对艺术规律的一次探索性发现，故又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在“一纵一横”——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本体——两条线索上展开论述，而后又在东亚戏剧圈中“游走”一程，将中国传统戏剧的闹热性进行了全面发掘，并以此得出：闹热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本质属性。

王文捷^[5]（2011）在《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色彩浓厚的“典型性”意义的影像文化,一度营造了中国社会“主旋律”影像文化的既成背景。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主旋律”影像艺术也逐步呈现出一些局限性与保守性。而世纪之交“非典型性”影像,则通过对不确定性、平俗化、争议性、奇幻性、另类性、游戏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新兴文化症候的综合表征,形成了相异于“主旋律”意义与特色的流行影像文本。一、作为中国当代图像社会一种突出的表征形式,“无厘头”电影在文化理论上可以得到合理性阐释。在后现代观念不断渗透的状态下,“无厘头”电影非连续、非逻辑影像实践可以得到理解。基于视觉图像文化功能的认识,“无厘头”影像同样提供着一种特殊性的知性建构。这种零散性碎片化影像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一些对应性与任意性的感知方式来阐释。周星驰等人的“无厘头”电影承续着香港喜剧文化传统,营构了一种反叛性的后现代游戏娱乐影像。无论是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方面,“无厘头”电影都融合了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意义。而更为突出的是其中人物的语言特色,即“无厘头”电影创造了一种思维跳跃、逻辑含混的幽默“大话”形式。“无厘头”电影通过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对人生世相的理解也体现出种种相对主义的精神症候。就其映现生活现实的方式而言,其碎片化影像符码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它通过影像蒙太奇中某些生活痕迹的延伸,含蓄性地指涉到现实事相的相关意义。而这种文化符号结构,也对历史幻像进行了浅明故意的暴露和显现,其古代文化“残片”亦言说了历史理性力量的虚无。“无厘头”言说彰显了历史话语的游戏特色。在媒介时代强大的传播力量推动下,“无厘头”文化在影视剧领域不断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对其它媒介文化影像与话语产生了广泛影响。90年代后无论在港台还是内地,不少喜剧电影、电视情景剧目都吸纳了“无厘头”的情节建构与搞笑拼贴形式。而港台、内地的电视综艺、曲艺节目,也承续或呼应了“无厘头”文化的言说意识与娱乐精神。当网络媒介新兴之后,网络写作中也形成了“无厘头”式“世说新语”潮流。充满个性的网民在自在想象与多元文化开拓之中,同样以碎片性文字对社会文化进行另类观照。这种网络文字符码以其游戏精神,同样对社会文化作出解构甚至是粗俗的戏说。其“无厘头”痴语妄言风格,使网络写作成为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时尚。二、当下影视历史剧不但出现了繁盛的娱乐化制作态势,而其所呈现的历史情景也是题材丰富而铺张眩目。不过这种历史剧模式采用了淡化“历史真实”的表达方式,相关剧情的虚拟架构中,也忽视或模糊了一些既有的历史“通识”规范。这导致当下影视历史剧完整文化知性的缺失,并呈现出一种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影视历史剧创作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历史再阐释,无论“正说”还是“戏说”的历史影像文本,都是某些具有整合与调适意义的当代文化“切片”。历史剧的这种主观性虚构的更新书写,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书写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故而,当下影视历史剧这种“戏说”与虚构的创作本质,是可以在大众娱乐审美的游戏意义上得到确立的。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影视历史剧也是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而其基于映照当代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影像符号系统,正在对当下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困惑与期求作出幻像性抚慰。其通俗化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叙事,也基本上守持着非西方化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与习惯。大部分帝王将相题材的影视历史剧,多烘托出一种缺失现代观照的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家国同构、君主民本、权力本位等传统政治文化得以映射,其浓厚封建意识的张扬则常常惹人非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中非现代性的意识因素,需要人们进一步作出批判性考量。三、作为一种真人参与的电视表演,“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虚拟影像形式上强化了真实的意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不断创新、整合不同质态的“真人秀”影像节目,成为人们体验和探索新兴生活意趣与奇观的重要舞台。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同样在学习西方同类影像的过程中得到大致同步的发展,这些节目在融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因素后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特色。当下中国本土“真人秀”的创制实践异常繁复,各种娱乐至死的综艺“真人秀”、竞争至赢的比赛“真人秀”与体验至奇的生活“真人秀”影像,为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提供了较为突出而丰厚的娱乐新体验。从文化意义上观照,这些节目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镜象”,生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英雄情结、草根民主、现实竞争、本真人性等各种人文想象与情态。国内“真人秀”从根本的形式建构上看,明显存在对国外节目的模仿与国内节目相互复制的现象。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影像的复制方式,自有其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艺术的特殊性意义,也包含着一种通过复制模仿而创新的另类推动因素。不过,真正“中国原创”的“真人秀”节目的稀缺,也引发了节目创制在复制问题上的文化焦虑与观念碰撞。中国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的问题逐步显现,其背后蕴含的商业经济利益成为驱动“真人秀”更新的力量。而收视率观念发散的这种张力,则促使“真人秀”必然迎合受众的欣赏旨趣与情感兴味。而此种收视语境下一些被批评的“真人秀”节目探索,显示了主流价值观念与娱乐文化真实的复杂关系。四、新兴互联网及其多媒体视频技术的发展,促发了大众“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大量“草根”影像制作与交流方式得以出现。网络戏仿文字、诗歌、流行语营构了影像“恶搞”的背景与要素,网络大众获得一种崭新的调侃与游戏文化空间。在对影像形式的解构性探索中,种种戏谑式重新编配的搞怪视频大量充斥于网络。胡戈及其所制视频,是引发网络“恶搞”视频风尚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他创作的网络视频,在引领网络大众进行搞笑娱乐的同时,也对当下现实与文化事象作出了讽喻式批评。“恶搞”视频的风靡,意味着对合法化“正搞”方式的思考。这种“正搞”方式同样包含某些局限性,一些正统影像中的固化虚假形态也应得到反思。网络“恶搞”视频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新异潮流,渗透出对主流精英文化敏锐的叛逆性思考。不过这种亚文化中种种粗鄙化形态和方式,也明显对社会典范文化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故而,网络“恶搞”亚文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种推陈出新文化意识的显现,一种青年自我调适式独立话语的表达。在“恶搞”文化的大众狂欢传播状态下,娱乐文化呈现出遵从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理念的争端。这种争端的持续导致了对“恶搞”文化的管理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同时社会各方还要加强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还值得强调的是,“非典型性”影像文本抛弃了部分正统影像的旨趣,强化了种种反叛性的游戏性与娱乐性色彩。虽然作为“异化”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一些社会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时引发种种争议,然而社会文化愈加开明宽容与新兴氛围渐趋自由多元,都为“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文本创造提供了空间与路径,我们也应以不断更新的文化观念与姿态对其进行感知、审视与清理。流行文本在当下媒介时代表征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形式与意义亦在各种媒介互动的变迁时尚中,关联着社会文化认知与大众消费娱情意识的更替。世纪之交大众文本特别是“非典型性”的纸媒、影视、网络文本,正在多元复合化地建构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新理念与新气象。而对当下泛审美化流行媒介文本意识趋向的这种探索,有利于文化观念与主体知性的积极开拓及健康发展。

戴一菲^[6]（2004）在《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文中提出《戏曲与娱乐》一书是陈建森先生最近的一部力作,该文试图从理论、结构、价值体系三个方面来探讨陈着在当代性视野下对戏曲本质与功能的研究。

二、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论文提纲范文）

（1）陈彦剧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编历史剧《项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昆曲曲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传统戏剧闹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论文参考文献）

• [1]陈彦剧论研究[D]. 杨立川. 西北大学, 2019(12)
• [2]新编历史剧《项羽》研究[D]. 陈敏.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3]昆曲曲笛研究[D]. 王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2(11)
• [4]中国传统戏剧闹热性研究[D]. 王奕祯. 上海师范大学, 2012(12)
• [5]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D]. 王文捷. 武汉大学, 2011(07)
• [6]从当代性视角审视戏曲艺术——评陈建森教授《戏曲与娱乐》[J]. 戴一菲.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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