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首次转让SO_(2)排污权(论文文献综述)
朱凡[1](2021)在《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环保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酸雨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19年在中国469个监测降水的城市(区、县)中,酸雨频率平均为10.2%,酸雨城市比例为16.8%,酸雨区面积约为47.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5.0%。中国的酸雨类型多为硫酸型酸雨,主要是由于二氧化硫过度排放导致的。由此可见,解决酸雨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二氧化硫排放问题。国内外二氧化硫污染治理的实践表明,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但中国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起步较晚,仍然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国内已完成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多数是依靠政府部门引导实现的,企业参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动力不足,很难形成市场化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行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不够完善。因此,研究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首先,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是提升中国污染治理效率水平的迫切需要。只有根据经济实践的变化适时地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才能在制度建设方面满足大气污染治理的需要,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保驾护航;其次,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会倒逼生产企业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借以减少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再次,生产企业排放二氧化硫引起的环境污染属于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排污企业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一致,才能保证排污企业的产量规模处于市场允许的合理水平,避免企业生产行为偏离最佳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最后,目前中国理论界对污染气体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理论方面,而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进行研究是对中国排污权交易理论研究体系的有益补充。本文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演进过程,探讨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及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证分析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检验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创新构想与设计。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目前在中国处于先行区不断试探阶段,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但随着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扩大,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逐年下降,该情况表明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对遏制二氧化硫的排放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助于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会对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显着的负向作用,这也证明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第二,为了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就需要明晰影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因素,而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污染治理、外贸发展、人力资本、工业发展程度、能源消耗等因素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在本文选取的八个指标中,除了对外贸易水平与人口规模之外,其他因素都对二氧化硫排放量能产生显着影响。第三,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包括:排污单位交易意愿不足,排污权交易的效率不高;当前的交易机制不完善,无法发挥应有的市场效率;政府部门的交易管理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因此,要创新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就需要在排污单位层面、市场层面和政府层面共同发力,进行全方面的创新,建立健全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第四,中国应从排污单位、市场、政府三个角度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创新设计。在二氧化硫排污权总量控制方面,应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统筹规划污染物排放走势,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在二氧化硫排污权初始分配方面,要保证分配的公平性,确保有需求的排污单位都能够获得分配的机会;在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规则方面,应当加快完善交易规则,界定交易许可标准,拓宽交易范围及交易渠道,精简交易流程,明确交易价格波动范围;在二氧化硫排污单位监管体系方面,应搭建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加大奖惩力度,接受公众监督;在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政策支持方面,应承认排污权的法律地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王钰[2](2021)在《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着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着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着,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陈苗[3](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肖梦圆[4](2021)在《我国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研究 ——以A公司为例》文中指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互相制约,环境保护也能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运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环境容量资源配置作用的一种环境经济政策。它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企业转型,帮助企业盘活资产。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长期采用试点模式,其会计处理规范也尚未统一。本文以排污权交易为主题,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对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研究的文献,从排污权的概念切入,探讨排污权与排污许可证的关系,对比排污权与碳排放权的异同,并且对排污权的分类、排污权交易会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然后,基于排污权交易及其会计处理的现状,结合相关理论,归纳了影响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方法选择因素,利用企业数据对不同排污权会计处理方法所带来的财务报表变化进行了精确的预估。根据前章内容,本文提出将排污权确认为“排污权资产”,受市场活跃度制约,企业可选择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对排污权进行计量。最后,从立法、经济、市场和平台建设四个维度对政府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提出建议。全文对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的研究连接着两条脉络:一条是围绕不同排污权会计处理方法的对比展开,研究不同方法对案例企业财务数据的影响;另一条结合产权理论等,对排污权与碳排放权进行辨析,借鉴最新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步骤,提出排污权会计处理的新思路。两条脉络相互交织,使得本文能够突破传统理论研究的约束,与实务操作相匹配,以期为具有同类业务的企业提供参考意见,也为我国会计准则适应此类环境权益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丁建[5](2020)在《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排污权交易现状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文中提出排污权交易是在总量控制之下,是排污者通过市场机制买入或卖出排污权,实现激励性、自发性、主动性污染控制,从而有效治理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已经组织和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一些地方还制定了排污权交易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本文通过文献查阅与分析方法梳理国内外相关排污权交易发展,对排污权交易、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理论分析以及排污权交易成本型等进行阐述,总结本文研究所需要的相关基础理论。并以重庆地区为例,通过文献分析法、社会调查法、多学科分析法对2015年1月至2020年4月排重庆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分析重庆市排污交易权市场上存在问题,结合当前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分析,对排污权交易制度提出相关改进建议。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一方面,重庆市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提高了企业对环境资源“有价、有限、有偿”的认识,增强了企业加强污染治理的主动性,推动了污染物排放的降低。二是发挥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与环评、排污许可等现行环境管理制度有效配合,改变了以往单纯靠行政手段推动环保工作的局面。三是整合了排污单位的基础信息和排污数据,并在监督管理中得到有效运用,提高了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重庆市排污交易权市场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法律支撑不足;二是排污权交易市场不够活跃;三是排污权交易制度覆盖面不全;四是排污权交易成本高。(2)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问题主要有:一、法制建设不完善,我国目前进行的排污权交易从审批到交易,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依靠各地的探索;二、交易制度不合理,我国目前的基础做法是无偿分配,并且对于分配指标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三、政府干预过多,以重庆市为例,排污权交易市场主要信息和主要的资源都掌握在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中心,企业间互相交易过程比较被动,对于市场上的供需掌握不力等。(3)针对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问题提出3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健全法制,从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双轨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的立法工作。二是完善交易制度机制,开展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指标与总量削减任务、排污权异地交易与相应行政区域总量控制目标之间的关系等专项研究,以此促使重庆市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成功由“排污削减信用”型向“总量控制”型改变。三是继续“放管服”改革。四是探索建立自由式交易模式。(4)针对如何降低排污交易成本,提出5点建议,包括提高审批效率、实行全网络审批制度;环保主管部门公开审批结果;鼓励排污权交易中介机构的成立;合理定价;放活市场化等。
沈叶[6](2020)在《中国工业SO2减排政策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工业SO2排放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最为严重,工业部门的SO2污染减排迫在眉睫。因此,科学分析工业SO2减排系统涉及的主体及主体间交互行为,构建工业SO2减排系统的多主体仿真模型,分析并评价不同政策干预下工业SO2减排效益,研究工业SO2减排有效路径,构建工业SO2减排政策调控体系,不仅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更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综合采用复杂适应系统、多主体建模、实验经济学和NetLogo仿真平台等理论和方法,针对在政策干预下全国及各地区工业SO2减排差异性及其有效减排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主要内容如下:(1)工业SO2减排系统的多主体仿真模型。借鉴复杂适应系统和多主体建模思想,对市场参与主体进行界定,构建涵盖地方政府-排污企业-社会公众-交易市场的多主体概念模型,识别各主体行为属性及规则,定义主体、交易市场及系统环境之间的交互行为,并借助NeLogo仿真平台,基于自上而下建模思想,将多主体概念模型转化为多主体仿真模型,为后续进行仿真实验奠定理论基础。(2)考虑排污税的工业SO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利用NetLogo仿真平台,考虑四种SO2排污税税率,对全国及各地区工业SO2减排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就短期发展而言,全国及17个地区最优减排税率为高税率;就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设置中等或阶梯税率更有利于国家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合理的排污税税率对SO2减排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达到“谁污染,谁治理”的减排目标。(3)考虑财政补贴的工业SO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在上述基础上,导入五种不同财政补贴率,对比分析不同财政补贴率下全国及各地区工业SO2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全国最优财政补贴率为50%,大多数地区最优财政补贴率为50%。对比最优财政补贴率下排污税税率对工业SO2减排影响,发现全国及20个地区最优排污税税率均为高税率。淘汰落后设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给予适当财政补贴有助于增加排污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各地区工业SO2减排需因地制宜,采用差异化的减排政策。(4)考虑组合政策的工业SO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分别从排污税税改机制组合政策、排污税税改机制与财政补贴组合政策两个角度分析讨论。研究结果发现:在排污税税改机制下,全国及21个地区最优减排税率水平为低税率,对比有、无排污税税改机制减排效果,发现全国及21个地区无排污税税改机制下的工业SO2减排效果基本上优于有排污税税改机制的减排效应。在排污税税改机制和财政补贴组合政策下,全国及10个地区最优财政补贴率为30%;进一步分析最优补贴率下排污税税率对工业SO2减排影响,发现全国及21个地区最优排污税税率为低税率;对比分析有无排污税税改机制与其最优财政补贴率下减排效果,发现全国及21个地区在无排污税税改机制与其最优财政补贴率下的减排效果。要实现减排目标,应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提高政府官员道德修养,加大减排宣传力度,增加企业高管及社会公众的减排意识,综合考察各区域现状,设置合理的减排路径和政策调控体系。该论文有图27幅,表23个,参考文献108篇。
王思文[7](2020)在《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减排效果影响研究 ——基于造纸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排污权交易机制作为能够利用市场促使排污个体自行减排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显着的政策优势。2007年,中国环保部门在一些省市开启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我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优越性,并对实际的排污权试点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与指导建议。2015年底,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污染排放个体的排污权初次核定。截止至2017年,排污权交易试点区域普遍建立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机制,排污许可证也已对排污单位实施全范围覆盖。所以我国施行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现状如何?是否能够结合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优势真正促进我国环境污染减排的有效实现?能否结合我国工业发展情况真正实现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减排作用?由于化学需氧量始终是排污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核算对象,所以本文以我国工业行业废水排放显着的造纸工业为例,试图探究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我国排污市场的施行状况以及对实际减排效果究竟有何影响,并基于此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本文主要内容有:(1)首先阐明文章的背景及目的与意义,指出所需解决的问题,即排污权交易制度之于中国造纸工业产生的减排影响进行研究;接着进行文献综述即理论回顾,对排污权交易发展与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综述,并基于此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机理进行有关排污权初级以及二级市场的市场机制的研究综述,最后依据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质内涵及其具体实践针对其实施过程中污染减排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方法思路。(2)对我国传统环境政策进行机理研究与博弈分析。基于传统环境政策机理对单位排污收费与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选择进行微观效应分析,并基于博弈的视角对我国传统环境政策的监管机制进行分析,引出传统环境政策的弊端,探究环保部门与排污企业采取的举措以及行动后产生的相互作用,指出了排污收费机制的重要作用,为后文与排污权交易的比较分析提供参考。(3)排污权交易机理分析与环境描述。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排污权交易机理进行分析,然后针对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发展情形进行总结概况,并基于这些问题引出迫切需要相关研究为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善及减排效果提升总结经验并且提供建议。(4)排污权交易减排效果的实证分析。通过介绍与分析我国工业污染背景对我国造纸工业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形进行实证描述,接着基于此选取变量、构建模型,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评估结果总结经验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确有助于减弱工业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强度,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工业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强度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2)教育水平、工业化程度、贸易开放程度、治理废水污染方面的投资、各地区获取的排污费、人均GDP、2007年之前是否实施过排污权交易等要素都对我国工业废水减排具有正向的作用。基于该结果,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供借鉴:(1)延伸排污权交易机制作用范围,加大污染物种类排查。伴随着诸多欠发达地区开始逐步自行开展排污权交易市场交易活动,促使企业排污个体逐步增强环保控污意识、提升产能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2)多项减排措施并举,政府管制—市场调节“双管齐下”。将排污权交易机制与排污收费等传统控污制度相结合,保证工业的污染排放处于一个既能够促使企业在较为宽松开放的环境中自由进行排污权交易,同时政府又能够随时管制并及时调控的大环境之中。(3)提升教育水平、技术投放力度,多主体集中有效治污。通过加大对于教育方面的资金投放力度、加深工业化程度等更充分地发挥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特性与优势,促进排污权交易机制更加平稳地健康运行。(4)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提升减排创新能力、强化东部地域优势从而降低污染排放总量,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最终以减排为前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5)重视国际贸易开放,加大入境排查力度。通过贸易开放学习国外与节能环保、治污控污有关的先进技术以及实践经验,同时维持对已入境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实现环保与发展并存。
张诗培[8](2020)在《基于环境质量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自“九五”开始推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污染物总量减排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有效实现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但是,现阶段仍有部分地区,虽然总量控制指标超额完成,但环境质量未得到有效改善。这说明我国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量”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质”之间并未实现协同演进,部分地区污染物总量下降难以带动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如何缩小“量—质”之间的差距,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步发展,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本文以资源稀缺性理论、污染物总量控制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在分析影响总量控制效益和环境质量改善效益的关键因素基础上,构建总量控制效益评估系统和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系统,定量表征总量控制效益和环境质量改善效益。借用物理学响应模型将“量—质”系统响应,构建“量—质”响应关系,探索“量—质”响应关系下的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并以我国“十三五”阶段SO2排放和减排情况进行实例验证,以期得到反应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实例验证显示,“十三五”时期,除海南和西藏外,其他地区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质量改善,“量—质”响应关系较好。而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损失成本、单位GDP的SO2排放量、污染物减排价值等是影响“量—质”响应关系的关键因素。另外,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量—质”响应关系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减排率的起始范围存在较大差别,如广东与山西在良好响应阶段的SO2减排率的起始范围相差45.85%,这与不同地区SO2排放量、年均SO2浓度、SO2占总污染排放量比重、单位GDP的SO2排放量、SO2污染引起的生态环境损失占当年GDP的比重以及SO2减排价值密切相关。在生态环境损失成本相近的情况下,减排率阈值与SO2排放量及其占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和SO2的减排价值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响应程度发现,除3个无减排要求的省份外,分别有6个省份处于勉强响应和良好响应阶段,其余16个省份处于基本响应阶段。不同地区可以考虑通过降低生态环境损失成本、增加节能改造投入等方式达到良好的“量—质”响应关系,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步发展。本文可以为解决现阶段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制度困境,缩小“量—质”之间的差距,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卢钰[9](2020)在《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国能源、资源不断消耗,污染物无序排放造成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逐渐下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采取传统行政监管手段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引入并创新了一些新的环境经济政策,排污权交易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以期望通过市场调节和经济手段规范企业环境行为。郴州市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历史悠久,重金属污染以及历史遗留环境问题突出,从2013年开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本文从排污权交易制度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出发,分析总结了国内其他试点地区探索成果和典型试点模式,重点围绕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运行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郴州市现有排污权制度存在的有偿使用费缴纳率低、初始分配不严谨、定价机制不合理、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和二次交易量少等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针对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其他城市和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和运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从完善排污权法律依据、加快关键方法和理论研究、健全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明确政策定位、完善二级市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以期对接下来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进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凇延[10](2019)在《中国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排污权交易机制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富起来的同时也带了环境污染问题,公众健康开始受到威胁。近年来,我国针对健康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不仅明确了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健康纳入环境规制政策中,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2007年浙江、山西等11个省市地区进行排污权交易试点,到2017年试点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本建立,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因此,研究我国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对探索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环境污染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能否改善环境质量甚至改善公众健康,可直观衡量其实施效果。本文基于国家“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与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将“环境规制”引入Grossman健康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将2007年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作为一项自然实验,采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分析该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环境污染这一中介变量,检验其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公众健康具有改善效应,具体而言,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对我国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具有显负向影响。另外,本文又选取了心脏病发病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证明排污权交易机制显着降低了心脏病发病率。因此,可以认为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在我国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公众健康的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显着,表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会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量来降低本地区的呼吸系统与心脏病发病率,从而达到改善公众健康的目标。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场持久战,要充分、合理地运用四种环境规制工具,注重地方政府的治理过程;而提高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并加强控烟力度,能够起到改善公众健康的作用;为了使排污权交易机制能在中国发挥其理论优势,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我国需要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采用经济杠杆政策,政府职能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监管者进行转变,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成熟的交易市场,使排污权交易机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促进我国健康水平的改善。
二、国内首次转让SO_(2)排污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首次转让SO_(2)排污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附件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与评析 |
1.3.1 排污权交易制度可行性研究 |
1.3.2 排污权交易体系效率水平研究 |
1.3.3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成本研究 |
1.3.4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研究 |
1.3.5 文献评析 |
1.4 论文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1.4.1 论文框架结构 |
1.4.2 论文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创新 |
1.5.2 论文不足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排污权交易 |
2.1.2 排污权交易制度 |
2.1.3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产权交易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交易费用理论 |
2.2.4 制度变迁理论 |
第3章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演进及现状分析 |
3.1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演进 |
3.1.1 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演进 |
3.1.2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演进 |
3.2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化、试点和系统 |
3.2.1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化 |
3.2.2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试点 |
3.2.3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系统 |
3.3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构成体系 |
3.3.1 二氧化硫排放许可初始分配制度 |
3.3.2 二氧化硫排放许可定价制度 |
3.3.3 二氧化硫排放许可监督管理系统 |
3.4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运行 |
3.5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的问题 |
3.5.1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效率较低 |
3.5.2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不成熟 |
3.5.3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不完善 |
第4章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研究 |
4.1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
4.2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性检验 |
4.2.1 模型构建 |
4.2.2 实证检验 |
4.2.3 进一步检验 |
第5章 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5.1 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3.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5.4 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及检验 |
5.4.1 实证分析 |
5.4.2 稳健性检验 |
5.5 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创新构想与对策 |
6.1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创新构想 |
6.1.1 排污单位的创新构想 |
6.1.2 市场的创新构想 |
6.1.3 政府的创新构想 |
6.2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创新对策 |
6.2.1 创新二氧化硫排污权总量控制制度 |
6.2.2 创新二氧化硫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 |
6.2.3 创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规则 |
6.2.4 创新二氧化硫排污单位监管体系 |
6.2.5 创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经济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环境治理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绿色增长理论 |
2.1.2 外部性理论 |
2.1.3 产权理论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2.1.5 环境规制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2.2.2 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2.2.3 环境政策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分析 |
3.1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 |
3.1.1 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模型 |
3.1.2 Luenberger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解 |
3.1.3 投入产出数据说明 |
3.2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初步分析 |
3.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典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背景 |
4.1.2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建模 |
4.1.3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实证结果 |
4.1.4 稳健性检验 |
4.2 中央环保约谈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1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 |
4.2.2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
4.3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1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
4.3.2 地方环境监管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两类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5.1 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现状 |
5.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研究 |
5.2.1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模拟 |
5.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分析 |
5.2.3 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分析 |
5.3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拟 |
5.3.1 环境生产技术与数据说明 |
5.3.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的建模 |
5.4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5.4.1 产出效应分析 |
5.4.2 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
5.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分析 |
6.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6.1.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模拟 |
6.1.2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的实证结果 |
6.2 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6.2.1 不同市场激励下环境监管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
6.2.2 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7.5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4)我国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研究 ——以A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2 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关于排污权会计确认的研究 |
1.2.2 关于排污权计量属性的研究 |
1.2.3 关于排污权信息披露的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概念 |
2.1.1 排污权 |
2.1.2 排污权的分类 |
2.1.3 排污权交易 |
2.2 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 |
2.2.1 产权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科斯定理 |
第3章 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的制度背景及现状分析 |
3.1 排污权交易会计准则制定历程 |
3.1.1 国际准则 |
3.1.2 国内准则 |
3.2 我国排污权交易现状 |
3.2.1 总体情况 |
3.2.2 主要特征 |
3.3 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现状 |
3.3.1 国外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现状 |
3.3.2 我国排污权会计处理方法 |
3.3.3 我国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
3.4 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 |
3.4.1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
3.4.2 经营管理因素 |
3.4.3 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 |
第4章A公司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案例分析 |
4.1 公司概况 |
4.1.1 公司简介 |
4.1.2 经营状况 |
4.1.3 财务状况 |
4.1.4 环境绩效 |
4.2 排污权交易及其会计处理情况 |
4.2.1 排污权持有情况 |
4.2.2 排污权的确认与计量 |
4.2.3 排污权交易的账务处理 |
4.2.4 排污权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 |
4.3 排污权会计处理方法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 |
4.3.1 对利润表的影响 |
4.3.2 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
4.3.3 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
4.4 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模式设计 |
4.4.1 表内披露 |
4.4.2 表外披露 |
第5章 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及其会计处理的对策建议 |
5.1 改进企业排污权会计处理的对策 |
5.1.1 排污权的确认与账务处理 |
5.1.2 排污权的价值计量与评估 |
5.1.3 排污权的列报与相关信息披露 |
5.2 对政府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议 |
5.2.1 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准则 |
5.2.2 积极探索排污权租赁与抵押融资 |
5.2.3 鼓励发展二级市场 |
5.2.4 加强信息交流平台建设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排污权交易现状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排污权相关概念 |
1.1.1 排污权 |
1.1.2 排污权交易制度 |
1.1.3 排污权交易理论基础 |
1.1.4 交易成本理论及应用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美国研究 |
1.2.2 德国研究 |
1.2.3 国内研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5 技术路线 |
第2章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域 |
2.2 研究方法 |
2.2.1 文献研究法 |
2.2.2 社会调查法 |
2.2.3 多学科分析法 |
第3章 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实践 |
3.1 重庆市环境状况 |
3.1.1 重庆市大气环境状况 |
3.1.2 重庆市水环境状况 |
3.2 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实践过程 |
3.3 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制度现状 |
3.3.1 加强试点工作基础保障 |
3.3.2 改革初始排污权有偿分配制度 |
3.3.3 建立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 |
3.3.4 实现排污权精细化管理 |
3.3.5 推动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 |
3.4 重庆市排污权交易累计情况分析 |
3.5 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取得的主要成效 |
3.6 试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4章 对排污权交易制度分析及建议 |
4.1 当前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缺陷 |
4.1.1 目前法制建设不完善 |
4.1.2 交易制度的不合理 |
4.1.3 政府干预过多 |
4.2 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相关建议 |
4.2.1 进一步健全法制 |
4.2.2 完善交易制度机制 |
4.2.3 继续“放管服”改革 |
4.2.4 探索建立自由式交易模式 |
4.2.5 降低排污交易成本的建议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5.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中国工业SO2减排政策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2 国内外文献评述 |
2.3 研究综述与启示 |
2.4 本章小结 |
3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工业SO_2减排模型构建 |
3.1 工业SO_2减排系统的复杂性分析 |
3.2 工业SO_2减排体系的主体界定 |
3.3 工业SO_2减排系统的制约因素 |
3.4 工业SO_2减排系统的多主体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4 考虑排污税的工业SO_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 |
4.1 系统仿真平台概述 |
4.2 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
4.3 排污税政策情景设置 |
4.4 政策情景分析与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5 考虑财政补贴的工业SO_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 |
5.1 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
5.2 财政补贴政策情景设置 |
5.3 政策情景仿真实验结果 |
5.4 政策情景分析与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6 考虑组合政策的工业SO_2减排政策仿真与情景模拟 |
6.1 情景设置与参数设定 |
6.2 基于排污税税改机制的组合政策情景分析 |
6.3 基于排污税税改机制与财政补贴的组合政策情景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可能创新点 |
7.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减排效果影响研究 ——基于造纸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技术路线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 |
1.3.1 主要内容 |
1.3.2 论文潜在创新点 |
第2章 排污权交易研究文献综述 |
2.1 排污权交易发展与理论基础研究 |
2.1.1 排污权交易研究的发展历程 |
2.1.2 排污权交易理论基础 |
2.2 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研究 |
2.2.1 对于排污权初始分配的研究 |
2.2.2 对于排污权二级市场的研究 |
2.3 排污权交易减排效果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第3章 我国环境政策机理研究与博弈分析 |
3.1 我国传统环境政策机理分析 |
3.2 排污企业污染收费的博弈分析——基于博弈的视角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排污权交易机理分析与环境描述 |
4.1 排污权交易机理研究 |
4.1.1 排污权交易的微观机理分析 |
4.1.2 排污权交易的宏观效益分析 |
4.2 排污权交易市场优势 |
4.3 中国排污权交易发展情形 |
4.3.1 排污权交易制度发展历程 |
4.3.2 中国排污权交易市场试点发展情形 |
4.3.3 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存在问题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排污权交易减排效果实证分析 |
5.1 我国造纸工业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的实证描述 |
5.2 造纸工业化学需氧量减排效果的计量分析 |
5.2.1 基本方法描述与模型构建 |
5.2.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5.2.3 计量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政策建议与展望 |
6.1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2 研究展望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考文献 |
(8)基于环境质量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及核算方法研究 |
1.2.2 基于环境质量的总量控制研究及核算方法研究 |
1.3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2.1 理论基础 |
2.1.1 资源稀缺性理论 |
2.1.2 污染物总量控制理论 |
2.1.3 外部性理论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 相关研究方法 |
2.2.1 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核算方法 |
2.2.2 污染损失率模型法 |
第3章 基于环境质量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 |
3.1 污染物总量控制效益评估系统 |
3.1.1 污染物总量控制效益评估指标体系 |
3.1.2 污染物减排价值核算 |
3.1.3 污染物总量控制效益核算 |
3.2 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系统 |
3.2.1 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指标体系 |
3.2.2 环境价值核算 |
3.2.3 环境质量改善效益核算 |
3.3 “量—质”响应关系下的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 |
3.3.1 基于“量—质”响应关系的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 |
3.3.2 “量—质”关系响应程度判断标准 |
第4章 实证分析——基于环境质量的全国SO2控制总量研究 |
4.1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 |
4.1.1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4.1.2 全国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 |
4.2 “量—质”响应关系下的SO2控制总量核算 |
4.2.1 SO_2总量控制效益评估系统效益核算 |
4.2.2 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系统效益核算 |
4.2.3 “量—质”响应关系下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 |
4.3 “十三五”阶段响应程度分析 |
4.3.1 “十三五”阶段响应程度结果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创新点 |
5.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研究生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2.1 排污权交易的涵义 |
2.2 排污权交易的基础理论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2.2.3 科斯定理 |
第三章 国内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情况 |
3.1 排污交易试点历程 |
3.2 排污交易总体工作进展 |
3.2.1 政策文件制定情况 |
3.2.2 交易能力建设情况 |
3.2.3 典型试点模式分析 |
3.3 试点取得的成效 |
3.3.1 污染物总量减排效果明显 |
3.3.2 环境治理体系得到创新 |
3.3.3 环境有价的理念深入人心 |
第四章 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运行情况分析 |
4.1 开展排污权交易的背景 |
4.2 排污权交易制度运行总体情况 |
4.2.1 实施范围和交易主体 |
4.2.2 机构与平台建设 |
4.2.3 排污权交易定价 |
4.2.4 初始排污权核定与分配 |
4.2.5 有偿使用费的征收 |
4.2.6 排污权交易情况 |
4.2.7 排污权指标回购 |
4.3 取得的主要成效 |
4.4 存在的问题 |
4.4.1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缴纳率低 |
4.4.2 排污权初始分配不严谨 |
4.4.3 排污权定价机制不合理 |
4.4.4 缺乏有效日常监管手段 |
4.4.5 企业二次交易量极少 |
4.5 问题的原因分析 |
4.5.1 有偿使用费定位不清晰 |
4.5.2 排污权的权利属性不明确 |
4.5.3 交易定价缺乏理论基础 |
4.5.4 与其他监管体系缺乏衔接 |
4.5.5 二级交易市场活跃程度不高 |
第五章 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改进对策 |
5.1 完善排污权交易法律依据 |
5.2 加强技术方法和理论研究 |
5.3 健全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 |
5.4 加强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 |
5.5 完善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致谢 |
(10)中国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排污权交易机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3 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 |
2.1.1 环境规制效率 |
2.1.2 环境规制效果 |
2.2 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 |
2.2.1 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
2.2.2 水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
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 |
2.4 文献述评 |
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环境规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3.1.1 环境规制的概念 |
3.1.2 环境规制工具 |
3.1.3 排污权交易机制 |
3.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3.1.5 环境规制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
3.2 公众健康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3.2.1 流行病学理论 |
3.2.2 Grossman模型 |
4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 |
4.1 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 |
4.2 环境污染影响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 |
4.3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 |
4.4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影响关系模型构建 |
4.4.1 基于倍差法(双重差分模型)的模型构建 |
4.4.2 基于中介效应的模型构建 |
5 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改善效应检验 |
5.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5.1.1 健康效应终端选择 |
5.1.2 解释变量 |
5.1.3 中介变量 |
5.1.4 控制变量 |
5.2 实证检验及分析 |
5.2.1 试点前后简单对比分析 |
5.2.2 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分析 |
5.2.3 稳健性检验 |
6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与建议 |
6.2.1 关于环境污染 |
6.2.2 关于公众健康 |
6.2.3 关于排污权交易机制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四、国内首次转让SO_(2)排污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研究[D]. 朱凡. 吉林大学, 2021
- [2]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钰. 吉林大学, 2021(01)
- [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研究 ——以A公司为例[D]. 肖梦圆.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5]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排污权交易现状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D]. 丁建. 西南大学, 2020(05)
- [6]中国工业SO2减排政策影响效应研究[D]. 沈叶.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减排效果影响研究 ——基于造纸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王思文.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8]基于环境质量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总量核算方法研究[D]. 张诗培. 吉林大学, 2020(08)
- [9]郴州市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D]. 卢钰. 湖南工业大学, 2020(02)
- [10]中国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排污权交易机制为例[D]. 刘凇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