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视域下的效率与公平

一、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和公平（论文文献综述）

杨春学^[1]（2021）在《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主旨在于提炼自由主义的共识,分析和比较自由主义的三种具体历史形态,用它们来识别历代主流经济学派在意识形态类型上的差异;展示这些意识形态类型在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包括与之对应的政策倾向、理论结构及其特设。这些学派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辩护者,脱胎于各自时代的历史困境。它们的理论既受相应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影响,本身又是构成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古典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哲学基础,喊着"自由放任"的口号,赞美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有限政府,为资本冲破阻碍其自由发展的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而摇旗呐喊。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举着实现"积极自由"的旗帜,力图改革自由资本主义,解决自由巿场内生的贫富悬殊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力图回归"消极自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广泛的干预,倡导最小政府,力主"重塑自由巿场"。这些学派都曾对西方社会的政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其自身的限度,既因为经济理论与政治实践存在天然的差距,也因为理论自身存在内在缺陷。

沙涛^[2]（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认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王庆琦^[3]（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郭建斌^[4]（2020）在《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玛克辛·格林（Maxine Greene）系美国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被媒体称为“当今美国卓越、杰出的教育哲学家”“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写作者和讲授者之一”。她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杜威主义和欧洲存在主义的交织与融合。格林在学生时代就极为关注劳工问题,基于“左派”立场在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变革。集教育改革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格林,坚持以坚定的批判意识审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与社会变迁,探究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教育。本文旨在对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缘起。如果说美国动荡的时代背景和格林自我成长的峥嵘岁月奠定了其“左派”的立场,那么,格林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吸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社会批判思想的借鉴,则奠定了其思想的实践底色和批判的思维方式,使实践成为格林思考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式。在此过程中,也反映了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对批判教育哲学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传统的继承。第二,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点。格林的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第一个基点是人的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格林认为人本自由,人的自由在实践中获得。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多重显现,却使人的自由在实践中弱化,甚至消失,继而导致了个体的自我困境,这是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第二个基点。为着人的解放,格林将目光聚焦到教育,试图揭示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唤起人们的意识,通过全面觉醒的教师来培养全面觉醒的个体。由此,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第三个基点应运而生。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第四个基点是基于自我实现的民主社会建构,这也是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最终诉求。第三,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内在关联的三个方面,即批判教育的探索、想象教育的构思与阐释以及实践教育哲学观的建构。就批判教育的探索而言,格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哲学思想,以及阿伦特所描述的“黑暗时代”的背景,通过批判教育致力于自由的实现和对多元性的追求。在格林看来,批判教育可以释放教师的想象力,可以让教师听到对正义和平等的反复呼吁。而具有批判教育思想的教师,则能让年轻人对所处的生活世界形成自己的理解。同时,格林对想象教育进行了阐释,分析了作为想象教育内容的文学和艺术,进而探索了作为想象教育实施方式的对话教学。在此基础上,格林建构了自己的实践教育哲学观,那就是走向自由实践的教育、实现对人性的洞察和美好的社会愿景、承载双重启蒙的教育使命,追求知识的本真意义并探寻通向真理的民主教学法。第四,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特征。历史性的研究脉络、实践性的理论指向、辩证性的观点表达、整体性的研究视角是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特征。历史性的研究脉络体现在格林的实践教育哲学思想来自于对哲学史、文学和艺术史、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史的研究;实践性的理论指向表现为格林对所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分析现实问题时,格林选择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了彻底的实践性。辩证法既是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形成的方法论,又是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格林在她的实践教育哲学中,将对象作为整体去把握,从而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出整体性的研究视角的特征。第五,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启示。基于对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的缘起、基点和核心内容的探究与分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启示。其一,教育与实践关系的多维理解。格林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把握整体的教育,从作为教育本体的实践、作为教育目的的实践、作为教育主体的生命实践、作为教育内容的实践、作为教育方式的实践这五个方面理解教育与实践的多维关系。其二,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内在关联。格林通过实践,赋予教育构建理想社会、培养理想“新人”的使命,以实践为纽带将教育、人和社会关联在一起。其三,教师反思的评价之维。格林的实践教育哲学将教师反思作为一种评价,致力于培养具有批判反思能力的教师。教师反思的本体是评价,作为评价的教师反思是教育者对教育的评价、是走进教育过程的评价、更是立足于教育质量形成的评价。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教师反思的专业化、有意化和常规化。其四,实践教育哲学的理解和诠释。格林将实践哲学与教育哲学相结合,体现了历史性、实践性、辩证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彰显了其教育哲学的实践底蕴。

尹秀娟^[5]（2020）在《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与现实社会并存的虚拟社会,一方面承载了现实社会的部分矛盾,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困境和窘迫;另一方面也相对地独立于现实社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了形成了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等特点。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新拓展,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虚拟社会内部矛盾等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主要思想,选取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在虚拟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展研究,显然是对这一背景下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自然回应。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虚拟社会生产资料的改变对生产方式的影响、虚拟社会实践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虚拟劳动对虚拟主体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主要框架,以虚拟社会从萌芽、现阶段发展及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情况作为暗线,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引领,研究了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主体对异化的扬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未来虚拟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同时分章节地集中探讨了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虚拟社会的本质及主要特征问题、虚拟生存的价值及人类虚拟生存困境问题、虚拟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异化问题、虚拟社会中虚拟主体异化的扬弃问题、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心智发展、数字劳动及人的进一步解放等问题。基于案例分析和互联网产业前景判断,在对“虚拟”条分缕析过程中,明确了虚拟社会形成的基础与条件,指出了虚拟社会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规则外,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用数字化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虚拟表述,是人类自身需要的技术表达。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中,还没有寻求到调节虚拟需要和现实需要矛盾的平衡机制,导致了主体发展必须面临的哲学困境、主体发展所陷入的时空困境、主体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主体发展中的虚拟生存困境,进而产生了个体主体在虚拟社会的异化。个体在虚拟社会中异化的同时,也凸显出个体对虚拟生存的需要,彰显了虚拟生存的意义。扬弃虚拟生存中的出现的主体异化不仅需要个体在虚拟生存中强化对虚拟社会基本规则的尊重,也需要通过对虚拟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理环境、的治理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自由。而以人工智能为基本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进人的心智发展,以及互联网共产主义的萌芽,都为人类超越虚拟提供了极大条件,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极大可能。

陶倩倩^[6]（2020）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学派。1931年,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讲报告中,明确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在以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主要有文化理论或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几种研究模式。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仔细梳理文献后会发现不同的解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必须面对理论上的难题: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其内部是否具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联系?他们之间在批判模式上有没有历史继承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联系和继承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被看作是同一个学派?如果有,那么他们所共同传承的是什么?这个所传承的东西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之间是怎样传承和变革的?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的研究着作多将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背景性人物,而本文则回归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所提的“建立一种社会哲学理论”的研究设想,采取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系统性研究。本文的第二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渊源是多元的,他们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们思想的启发,例如康德哲学的批判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覆和批判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等人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学派,其内部理论既有脉络可循又各有千秋。正如马尔库塞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点时,他很赞同霍克海默的看法,认为它是“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打破了学术分工,将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运用于认识和提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社会理论,二者紧密融合。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主要是分析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内容又渗透着许多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本文的第三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根本问题和主要特点进行了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和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算是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本质上是以“应该”这一价值悬设为理论基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受到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经济的研究不是单纯地描述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内部关系,而是力求揭示人本身在经济关系的中的社会地位,从而为改变人们现有的生存状态指明出路。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异化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主要表现领域划分为:科技异化、文化异化、交往异化、日常生活异化等。本文的第四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社会哲学的架构进行了最初探索,他们拒斥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霍克海默认为“形而上学理论家通常对人类痛苦熟视无睹”,哲学研究要深入现实。在他们看来,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不是仅仅针对个人,而是对共同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在哲学层面,涉及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哲学基本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最终确立了跨学科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并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实证主义强调高度的抽象性,它们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符号将其纳入一种逻辑语境中,但并未真正触及或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本身。在传统认识论中,向来存在“实证化”和“人文化”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应该更注重其解释性与批判性。文章的第五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按照时间序列划分,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即早期对德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中期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转型时期对美国交往社会的研究。不同时期社会本体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都呈现异质性。奥斯维辛事件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历史理性的巨大嘲讽,而这种弊端是由启蒙理性造成的。在这一部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进行了猛烈批判。二战后,随着美国社会的繁荣,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工业社会”进行了研究,展开了对科技理性、资本逻辑和文化困境的研究。不同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猛烈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悲观设想,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未尽”的观点,开始实现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向。文章的最后一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贡献与当代启示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种不同视角下的社会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主客体的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路。例如彰显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及坚持与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等。回到刚开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贯穿了整个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秉承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是对现存社会批判与超越的革命理论,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孟溦蕾^[7]（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胡娟^[8]（2018）在《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文中指出多少年来,科学一直以清晰的“常规”面貌为世人所知。然而,“科学”始终在演化,在经历了胜利和乐观主义的时代之后,科学进入了“后常规时代”。在此,科学活动（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实践）及其后果呈现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性、利益的攸关性和决策的紧迫性。要言之,“后常规”标志着那种可以无视争端的“解谜”过程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议题上的各种争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社会争议”（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复杂的问题情境:谁为科学专家的“解谜”作业支付费用?谁对此感兴趣?相关风险又是被谁所知晓并接受?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传统科学既有的“自治”边界,而涉及到科学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化解“棘手”的政策争端,正是后常规时代科学实践所面临的一项新挑战。实践业已表明,库恩“常规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与同行评议的机制无力应对;那种企图利用专家“统治”终结争议的做法也只会强化社会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政策争端的策略,“后常规科学”提出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方法论进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在我们看来,“后常规科学”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科学并非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在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知识的有效性、科学决策的合法性理应考虑诸多“外部”的甚至是异质性的要素,且以他人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进入 科学与治理”的论题。通过对“气候科学”、“生物样本库”这类“后常规”典型科学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相关治理进程中,治理主体从“内部”扩大至“外部”,而包括诸多利益攸关者;治理的手段和要素也从专家知识权威转向了对“地方性知识”的考量和接纳,且更多地考虑了道德、利益和价值等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逻辑和一致性。科学的社会治理将是解决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的一种可能机制。最后,我们以专家的信任危机、科学规范的重塑等论题为线索,对“知识与权力”、“专家与公众”和“自由与责任”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进而重构了我们对于科学及其实践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在“后常规时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紧密,科学业已成为一项政府、产业乃至市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本文基于科学的演化,竭力丰富、充实和增进“后常规科学”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并藉以相关问题的讨论为科学的社会治理进路做出阐释和辩护。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后常规”的科学观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好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科学正在发生的变化。

于桂凤^[9]（2012）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部门哲学》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关注、反思和解答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人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诸多部门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生长点,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合创新的一个重要范式。全面梳理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深入分析其基本特征,客观评价其学术价值与理论不足,准确把握

冉亚辉^[10]（2011）在《德政之分与德政之合 ——中西方德育范式的逻辑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教育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德育实践范式上呈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歧：中国德育范式中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而在西方国家中,道德与政治明显分离。当然这可能仅仅只是本文的一个假设。我们应如何认识德政之分、德政之合这两种德育范式的起源、理论基础、实践意义,以及德育范式中所蕴含的中西方教育、文化、社会的发展理念分歧?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假设：1.德育范式是社会历史文化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2.德育是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为了追寻德育范式背后的逻辑,本文从四个角度分别分析了德政之分和德政之合两种德育范式背后的哲学、文化、历史和社会逻辑,并最终回归到教育逻辑上。两种德育范式背后的哲学逻辑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哲学思维范式的差异,即中国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经验主义范式和西方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最终导致道德与政治的分合；其二是中国一直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伦理型政治,西方则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最终形成无涉道德的政治科学,形成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在文化逻辑方面,中国德政之合的德育范式,其背后是社会本位、整体主义取向以及社会大一统文化；西方德政之分的德育范式,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宗教文化、个体本位道德观以及自由主义社会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逻辑方面,中国历史主要是一部统一的历史,统一的意识必然反映到现实社会之中；西方则主要是一部分裂的历史,长期的分裂同样将分裂意识渗透入社会文化中。如果说中国文化是维护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则西方文化强调维护独立的各国文化特点。中国德政之合德育范式背后的社会逻辑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中国和谐发展的社会哲学；其二是中国强调正义为首位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前者强调政治在社会中的协调、发展能力,所以政治必然广泛进入社会各个层面；后者强调正义价值观,所以政治必须符合道德,这促使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西方德政之分的德育范式背后的社会逻辑主要也是两方面：其一是西方独特的动态平衡的社会发展哲学；其二是西方以自由为首的价值体系。动态平衡的社会发展哲学强调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均衡,以及自由价值观的强势,政治作为社会力量之一,而不是社会的必然中心,这两方面促使西方社会中道德与政治保持距离。在教育逻辑方面,中国德政之合的德育范式的教育逻辑主要有以下构成：1.行为主义的德育学习观导致中国德育强调德育内容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德育内容必然潜意识地扩张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包括道德与政治；2.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哲学中是个人的小善和社会的大善的结构,这种环境中的教育难以拒绝政治在德育中的存在；3.强调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德育,其目标指向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就在于政治,这是政治在中国德育范式中存在的核心原因。西方德政之分德育范式的教育逻辑主要有以下构成：1.建构主义的德育学习观,导致德育强调个体的自我建构,排斥外界灌输,政治也成为一种自由选择,这就排除了政治在德育中的地位和存在；2.自由主义的德育理念,强调教育中的政治中立,禁止现实党派政治进入学校教育；3.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治成为社会中的必要的“恶”的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政治在西方学校教育中的被排斥。在对教育逻辑的分析中,本文提出中国德育基本理论主要有以下构成：1.个体学习善而向善、实践道德而趋近道德是中国德育的核心假设；2.个体从个体自我层面向群体、社会的道德扩展,是中国德育中个体的成长路径；3.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有道德示范的责任,是中国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核心理念；4.崇尚整体协调一致的德育,倾向于主导价值观,是中国德育的价值体系的基本特点。德育范式的研究不能回避德育范式的差异对于德育实践的影响,本文认为,德育范式的差异对于个体、社会、国家以及德育研究都有明显影响,但还需注意的是,德育自身有着复杂系统的性质,不能用一种完全静态、分离的思维理解这种差异影响。在德育范式对于个体的影响层面,德政之合德育范式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道德与政治联系密切；个体在社会认知上习惯于系统化理解；政治的道德性压力的普遍化；德育对个体发展泛政治化的危险。德政之分的德育范式对个体的影响则在于：自由主义的道德思维范式；个体认知上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社会个体的共性趋于减弱；政治被视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权力游戏。德政之合德育范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于：社会统一性较高；政治具有道德自觉；社会对政治有较高道德要求。其不利之处在于：在这种社会中,政治具有沉重的道德感；社会的道德容易理想化；政治可能绑架拔高道德,因为政治与道德的一体,政治有着天然的服务于自己的倾向。德政之分的德育范式对社会的影响在于：政治被视为一种权力游戏；原子化社会；政治失去道德权威。其不利之处在于,政治的现实主义倾向导致失去道德理想,社会的共识可能被消解。在德育研究的影响方面,德政之分的德育研究范式更为强调个体的自由,这种德育研究能够更为深入个体的德育发展历程；而德政之合的德育更为强调社会的整体发展,将政治教育视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道德以政治使命,这种道德与政治一体或者紧密相连的德育研究范式,将更为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社会的发展的健康度和凝聚力更强。两种德育研究范式在价值观的分歧上也极为明显,一种视自由为唯一的终极价值,另外一种则认为个体需要跟社会协调。在探索德育范式的影响差异之后,本文试图思考道德与政治在德育范式中的限度与边际。因为道德在两种德育范式中都存在,其表现形式差异不大,所以两种德育范式的比较研究其最终差异点就在于政治内容和政治教育方面。德政分合的边际主要指德育范式中政治内部的划线,限度主要指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道德与政治在德育中的边际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其一是政治哲学应该是德育的构成内容：其二是现实政治不宜过多进入德育；其三是德育需要跟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道德与政治在德育中的限度构成主要也是三个维度：其一是政治教育不能取代道德教育；其二是现实政治不能用权力使政治理念成为社会道德的内涵；其三是德育不宜简单排斥必要的政治教育。本文的最终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德育是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德育有其自身的教育性特点,但不能忽视其社会性的必然构成。2.德政分合德育范式是社会历史文化教育逻辑的发展结果。德育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是教育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有着背后的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的发展逻辑。3.德育没有先验的真理范式,中国德育范式有其现实合理性,西方德育范式并不具有先验真理性,德育的现实理性和判断标准是培育美德。德育范式有其背后的社会背景,不能简单的预设某种德育范式的真理性。

二、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和公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和公平（论文提纲范文）

（1）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0）德政之分与德政之合 ——中西方德育范式的逻辑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和公平（论文参考文献）

• [1]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J]. 杨春学.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03)
• [2]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3]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4]玛克辛·格林实践教育哲学思想研究[D]. 郭建斌. 山西大学, 2020(12)
• [5]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D]. 尹秀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D]. 陶倩倩.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7]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8]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D]. 胡娟. 浙江大学, 2018(07)
• [9]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部门哲学[J]. 于桂凤.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2(00)
• [10]德政之分与德政之合 ——中西方德育范式的逻辑探析[D]. 冉亚辉. 西南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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