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特点与中国的外交对策

一、当今国际关系新特点与中国的外交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李凯玥^[1]（2021）在《新媒体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统一简称“一带一路”）的重要历史性倡议,这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社会的高度瞩目及有关国家地区和众多国际组织的鼎立支持与协同参与。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国际社会及沿线国家的一部分民众仍然对中国的这一合作性倡议存在诸多疑惑,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误会,这也使得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始终夹杂着不是特别和谐的声音,那么这些不利因素无疑阻碍了“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深层次发展。可以肯定的说,互信的缺失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目前阶段所必须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这其中,如何获得广泛的民意认同与社会支持也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极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可以改变国际受众中一国的形象定位、增强他国公众对该国的好感度、对该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及有关政策支持的外交努力,需要探究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效用。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有必要调动各方行为体参与到这其中的积极性,围绕其开展以“传播丝路文化、传递丝路友谊、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为深刻内容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本文是立足于Web2.0时代的背景,分析新媒体的特点,探究其对于公共外交的正面作用及负面影响,通过发挥其正向作用,促进政府和公民社会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探索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外交的新媒体路径。所以说,本文不仅借鉴了中西方的公共外交理论,同样还结合了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概念和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这一主题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研究。首先梳理了新媒体与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进而对“一带一路”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新媒体与公共外交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性分析,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公共外交的现状,并针对其存在原因做了详细分析;最后,作者对于如何利用好新媒体这一重要载体助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应抢抓“互联网+”时代历史机遇,这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发挥主流引导作用,鼓励、引导新媒介产业技术的发展,注重信息传播方式方法的革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倾听不同的声音,抓住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另一方面,公众也要有主体意识,主动利用新媒体渠道讲好自己身边的故事,双向互动,彼此回应,以情动人,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民众的交往修路架桥,使中国故事以更多样化的表达形式传达到沿线国家每一位公众的心灵中,使民众与民众彼此之间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意相通。

刘春玲^[2]（2021）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类应走向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世界应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等问题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客观现实,科学审视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走向,深刻剖析了世界各国共生共存与全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普遍规律。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下,对“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议题作出了及时的解答,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快世界秩序变革,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客观现实有机结合的再一次伟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视角聚焦于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中,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的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统一起来的宽广视野、博大胸襟与人类关怀。跟随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着重指向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为世界解决政治冲突、化解经济摩擦、加速文化融合、推进安全合作、破除生态困境等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促进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理论前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厚重的思想底蕴。纵观古今,无数思想家、理论家都曾经将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视为探讨的重点,尽管这些思想家并未作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表述,但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思,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考察,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思考,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从《礼记》中的“大同”思想到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理论,都为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智慧源泉,都对共同体精神进行了深刻揭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再次诠释,彰显了人文关怀与科学建构的有力统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人类发展观、世界秩序观与共同价值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人类发展观,是对资本主义唯利益论的超越,在合作共赢、共生共荣的价值前提下建立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世界秩序观,是对传统全球秩序的变革,在开放、包容、公正、平等的价值基础上,建立起团结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最终实现人类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安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人类的共同价值。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因而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共通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类可以形成普遍性的价值认识。包括和平、发展、自由、民主、正义等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主张。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作出简要的概括。第二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进行全面总结,其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三个小节。第三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理路进行详细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话语体系等多维视域进行考察。第五部分是从理论价值角度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科学的评价,努力彰显这一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的延续、发展、创新等价值意蕴。第六部分阐明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重点介绍了我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作出的努力,这其中包含了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政策以及“一带一路”的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交往行为,旨在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交往理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共生、共存与共荣,是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新型外交理念,必然会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世界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完善作出卓越的贡献。千百年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直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憧憬。在全人类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美好的生活必然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即是中国向世界许诺的光明未来。

成向东^[3]（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张丽^[4]（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迄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国之间得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及地区,首要的受益对象也同样是周边国家及地区。同中国山水相依、兴衰相伴的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重点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双方持续深化合作的意愿也是愈加强烈,堪称引领东亚区域合作的一面旗帜。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东盟多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存在诸多疑虑与误解,仅依靠官方外交已经不能充分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睦邻友好的理念,为消除疑虑、疏通民意,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以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而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推进民间外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应该发挥优势作用,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关系得以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在于人民。民间外交作为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发挥着重要且又独特的作用。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外交,因其形式多样、领域宽泛,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影响东盟公众舆论、推动社会各界形成“一带一路”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在当前的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与东盟各国民间力量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传递出深厚的温暖与情谊,更是在加深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尝试对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概念提出新的界定,在明晰民间外交内涵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渊源、时代特点进行学理性思考。其次,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的实施状况,明确在开展过程中面临着中国崛起与东盟间的结构性矛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东盟各国宗教文化存在差异等外部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民间外交工作缺乏协调管理、国民民间外交意识与素养偏低、社会组织民间外交能力偏弱等内部实施障碍。再次,为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一是要坚持以增信释疑,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二是要构建中国特色民间外交工作格局及运作模式;三是要重点强化民间外交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四是要积极拓展渠道,完善民间外交布局,进一步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打下牢固基础。

肖潇^[5]（2020）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世界文化元素》文中提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便没有停下与世界沟通、向世界学习的脚步。而作为具有充足外交经验的国家,中国外交也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联系或是阻绝世界文明的熏陶。纵观古代和近现代,从印度、伊斯兰宗教的学习和传播,到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再到受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美、对苏外交,历史中的世界文化在中国体现的十分明显。聚焦当代,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积极主动了解、学习世界优秀文化,并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在延续根本国家政策方针的同时为本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谋划策。中国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性的文化,作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一,它是不断接受特定历史时代的更迭和创新才避开其他三大文明的窠臼而延绵至今的。中国文化开放性的本质起源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多元民族的特殊组成、周边多文明相邻的地缘条件、丝绸之路引领的亚欧大陆联结等多种历史性因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并存性和内化性的突出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文明也是来自东、西方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接触、扭结、互鉴中逐渐积淀得来的,是不断革新发展的全人类文明瑰宝。从古代到近现代,世界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体现十分明显,对中国外交观念、方针、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本文以习近平讲话的内容作为分析文本,从人民网特定板块中摘录了习近平自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届任期2013年3月至2019年12月的所有讲话和演讲稿,收集了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外交场合讲话中引用的所有除本国以外的世界文化经典论述,时间跨度达6余年,整理分析讲话文稿约200余篇。习近平外交思想战略思想性极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不仅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有一定地理上横跨东西、时间上从古至今、领域上官方学界民间结合、寓意上深刻全面的世界文化元素。这一外交思想发源于人类文明大历史,产生于新时代和战略发展机遇期,学习借鉴了人类优秀理念,是出自对于全球性战略问题的考量和当代中国对外交往实践,是社会主义宝库中的最新成果,是全球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引擎、人类文化价值自信的瑰宝,是国家发展的蓝本、引领国际体系建构的导向标。

于红丽^[6]（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郑娇^[7]（2020）在《中国对中亚的公共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亚地区毗邻中国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核心区域,中亚国家占据了中国周边外交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中亚国家与中国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更加注重中华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品牌的打造,利用公共外交活动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民众间“民心相通”建设。然而,从中国对中亚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角度来看,中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对中亚的公共外交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对此,中国应当明确对中亚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工作思路,将国家长期战略目标与公共外交目标相结合,紧紧围绕打造中国—中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完善中国公共外交体系,进一步深化合作性公共外交,积极发展良性公共外交,全面提升对中亚公共外交的效果和水平。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引言主要对公共外交的起源、理论背景、概念、特点进行了基本阐述。同时将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对比;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中国对中亚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必要性原因,以及对中亚国家公共外交的发展时间进行了划分;第三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对中亚国家公共外交活动的工作内容、方式和特点,并从网络媒体、人文交流、教育合作以及旅游合作领域,总结了中国在中亚的公共外交传播交流的实际举措;第四章具体阐述了中国在中亚国家公共外交活动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第五章结合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实际案例的收集,对中国在中亚的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建议。

钱超峰^[8]（2020）在《全球地缘关系网络与大国地缘位势演化研究 ——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视全球,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地缘关系格局持续处于大转型大变革之中,正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近三十年来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为重大的地缘事件。全球政治经济重心持续不断呈现向东转移的趋势,国际地缘关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正在进入新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格局的大时代。在此背景下,地缘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世界地理研究的热点,更是涉及到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但是以往的研究聚焦于某个地区、某对双边关系、某个主题领域等具体问题的个案讨论,缺乏地缘关系问题的宏观系统考察和空间视角分析。联合国大会是当代世界多边主义地缘关系的核心框架,是各国维护自身地缘利益、决策地缘战略选择和体现地缘互动关系的重要舞台。联合国会员国在投票上的互动关系被视作是双边地缘关系中的重要反映。因此,基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者整理的UNGA数据库,对1992至2018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并根据投票一致性所反映的地缘关系亲和度构建了联合国会员国间的地缘关系网络,并考察不同领域下的主题分析和不同阶段下的时空演化,并对各个集团组织间的共识性程度进行了测算分析。最后通过TOPSIS法和地缘位势模型构建了大国影响下的地缘位势空间格局,并重点考察了中美博弈在地缘位势上的空间格局演化。通过对于全球地缘关系网络和大国地缘位势格局的时空演化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发现:一是冷战以后地缘关系格局总体上以南北分化为主,东西对立为辅;二是全球层面和各个区域组织内部层面,共识性程度有下降趋势,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三是人权问题由于其双面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的最重要的地缘问题;四是中美之间竞争局面日趋明显,在地缘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对立趋势;五是地缘关系受到国家间差异影响,地缘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关系同样满足地理学第三定律。最后针对研究发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框架中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倪响^[9]（2020）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借鉴西方主要外交思想,立足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包含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和新战略。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断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实现合作共赢,在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中展现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与包容性,具有深邃的历史意蕴、强烈的时代特征、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观、以我为主的外交方针、合作共赢的外交价值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为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是当今我国外交事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我国外交胜利前进的行动指南。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形象,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新道路,为解决全球问题、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杨天宇^[10]（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认为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二、当今国际关系新特点与中国的外交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今国际关系新特点与中国的外交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新媒体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世界文化元素（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对中亚的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地缘关系网络与大国地缘位势演化研究 ——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今国际关系新特点与中国的外交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媒体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研究[D]. 李凯玥. 山东大学, 2021(12)
• [2]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D]. 刘春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研究[D]. 张丽.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世界文化元素[D]. 肖潇. 外交学院, 2020(07)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对中亚的公共外交研究[D]. 郑娇. 新疆大学, 2020(07)
• [8]全球地缘关系网络与大国地缘位势演化研究 ——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分析[D]. 钱超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创新研究[D]. 倪响. 江苏大学, 2020(06)
• [10]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标签：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公共外交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