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农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务农劳力整体素质下降（论文文献综述）
施佳璇[1]（2020）在《村庄建设的村民参与研究 ——以黎平县滚正村为例》文中指出我国长期面临普遍的乡村建设与发展问题,并持续探索着解决之道。二十一世纪后,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至“美丽乡村”建设,到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具体的村庄建设行为是都是将上层战略思想落实到基层的关键环节。然而这些外来的、自上而下的、集体性组织的村庄建设行为,很多时候却难以得到本地村民积极、充分的支持配合。发掘阻碍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原因,探索让村民更积极地参与进村庄建设的策略,对提升村庄建设效果乃至助推乡村振兴都具有现实意义。以贵州省黎平县滚正村为个案研究对象,回顾其村庄发展建设的历程,在总计近一个月的驻村时间中深入村民群体,参与观察本地生活,深度访谈村民、驻村干部、帮扶志愿者等近三十人,围绕村庄建设中的具体事件以及村民表现出的行为、心理展开研究。研究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对现实问题的解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在村庄建设中的参与情况存在差异,本村常住中年男性一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整个村民群体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中的参与情况也存在差异,村民在参与公共设施或民房建设时最为热心,而对于难度较大的产业发展建设项目则积极性较低。其中除一些外部因素外,阻碍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因素大多数是村民个人固有的消极小农意识、受社会综合影响产生的负面观念以及薄弱的能力等内部因素,且这些问题难以靠村民自己改变,需要外界先行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第二个层面是策略提出。基于对滚正村案例的总结,结合其他农村具有类似问题的实例,得出了包括村民在内的村庄建设中不同参与主体体现的普遍问题,并据此提出促进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基本原则:多元主体全流程合作;创造适宜村民参与的外部环境;从短期利益切入、长远利益着眼;加强村民素质提升及观念改造;发掘培养有意愿的乡土能人;具体办法以简单为宜等。根据以上建议,分别针对村庄建设各参与主体进一步提出参与优化策略:投资主体以统筹工作为核心;规划、设计、施工主体以一体化推进为目标;运营、监督主体则以落实责任为关键。最后以此为指导方针进行实证应用,探讨了滚正村村民如何来参与村庄未来建设发展的对应策略。
郭心钢[2]（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梁俊山[3]（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杨伟荣[4]（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阳斌[5]（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刘可欣[6]（2019）在《农村妇女地位及其对家庭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性别红利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劳动力外流和非农转移呈现男性化特征的背景下,家庭劳动的主要责任落在妇女的肩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照顾家庭子女和老人,妇女成为家庭发展最主要的贡献力量,在家庭减贫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家务和农业的拖累也阻碍妇女在非农就业上拥有同男性平等的选择机会,性别歧视严重,刻板的性别角色观念使妇女的自身发展能力和地位长期与男性处于不平等状态,并且性别之间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价值受认可程度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要在反贫困研究中充分发挥妇女的力量,就要重视应用性别红利,促进就业机会性别平等,调整改善劳动力市场性别结构。性别平等是打开性别红利大门的重要钥匙,因此将妇女发展需求以及性别平等作为扶贫工作的关注焦点,对实现精准扶贫、缓解贫困、提高扶贫绩效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甘肃省贫困村调查数据,将性别红利以家庭的视角分析农户妇女地位的家庭减贫效用。依据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推导出妇女各项地位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非农就业性别歧视对妇女地位与贫困的影响,并基于此分析妇女地位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机理。然后对贫困地区妇女地位状况进行探究,使用均值比较t检验的方法和Logit模型研究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通过非线性Oaxaca-Blinder模型进行分解以探究贫困地区非农就业性别歧视程度,然后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地区层面的妇女地位和农户层面的妇女地位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妇女地位对农户贫困影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比较贫困和非贫困户的妇女地位之间的差异。并通过OLS、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分析农户妇女地位对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二元Logit模型探究农户妇女地位对农户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以综合实证考察妇女地位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性别歧视是造成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农村贫困地区具有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农户内部妇女地位高于地区妇女地位,即家庭内部性别禀赋差异小于地区的性别禀赋差异;妇女各项地位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农户贫困程度,妇女地位对农户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妇女职业地位的减贫作用最强。根据上述结论提出改善妇女地位,促进两性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的政策建议。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提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王亚运[8]（2018）在《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的实证》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农村地区人地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在农村经济发展快速转型过程中,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明显转变。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其耕地生存依赖性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行为。从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属性角度出发剖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所在,对于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户家庭土地利用行为选择,引导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政府制定农业宏观政策和农村土地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论文主要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1166户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实证,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分值和主导优势功能及其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多功能对土地流转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等土地利用行为决策的影响,进而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策略进行优化引导。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异质性及其空间分异特征。通过构建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农户家庭的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值与优势系数,进而分析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的异质性和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差异角度划分农户类型。2)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分析研究区域土地流转市场的基本特征,并运用多种模型检验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稳健性。3)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农业生产种植行为的影响。在分析研究区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功能特征对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并运用多种模型检验了结果的稳定性。4)基于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分化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优化。运用聚类分析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划分为7个策略,并以随机占优原则识别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优化策略,从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角度分析限制其采用土地利用策略优化方案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功能特征呈现明显的个体异质和空间分异性。（1）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供给功能是研究区域农户家庭耕地利用最基础与最具优势的功能;经济贡献功能在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中作用更大;养老就业功能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中承载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未来选择保障功能利用分值整体相对较低,但在城市近郊区农户家庭中的需求被强化。（2）耕地利用功能的分化带来农户家庭之间分异程度的加剧,经济发展条件较好地区的农户分异程度较高。“非农型”是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主要类型,“经济型”农户家庭在农产品主产区的分布比例相对偏高,而“自给型”农户家庭则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较广。（2）不同地区农户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差异显着,且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显着影响其土地流转行为选择。（1）调研区域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农产品主产区的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土地流转租金水平相对偏低;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市场培育相对滞后。（2）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食物供给功能稳健正向影响土地流入行为、负向影响土地流出行为;养老就业功能对于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并不稳健,而耕地利用的未来选择功能对于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的区域差异明显,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越好的地区,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于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越明显的特征。（3）不同功能区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差异显着,且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显着影响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决策。（1）调研区域农业生产经营未出现明显的“非粮化”趋势,但土地利用程度较低,弃耕现象也依然较为普遍,且区域差异明显。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业生产参与度更高,但农业生产经营相对保守;重点开发区弃耕现象更为普遍,但营地农户家庭的农业种植作物选择相对多元、农业生产更为积极。（2）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对于经济贡献功能、食物供给功能和养老就业功能的依赖程度越高,其农业生产中粮食播种面积比重越大,土地复种指数也越高,农业生产投入也越大,这一结论均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家庭耕地利用的未来选择保障功能对农业生产中的作物选择、复种指数以及生产投入的影响并不稳健。且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越好的地区,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越明显的一般特征。（4）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差异明显,但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的差异显着影响其是否选择土地利用优化策略。（1）“自给型”农户家庭应采取积极农业生产策略,并多种植经济作物。但较高的经济贡献功能值和未来选择保障功能值制约其土地利用策略的优化选择。（2）“经济型”农户家庭应该采取积极的农业生产决策,并选择多种植粮食作物;其土地利用优化策略选择的制约因素是较低的经济贡献功能分值和较高的养老就业功能分值。（3）“非农型”农户家庭应选择放弃农业种植,但受家庭耕地资源利用的经济贡献功能、食物供给功能和养老就业功能利用程度的高分值的影响而未选择放弃土地;（4）“生存型”农户家庭应选择较为保守的农业生产行为,并多种植粮食作物,但受到较低的经济贡献功能和养老就业功能分值的影响而未选择更高回报的土地利用策略。（5）“增值型”农户家庭应选择较为保守的农业生产行为,但应更多种植经济作物,而限于较高的经济贡献功能的高分值和较低的未来选择保障功能利用程度的影响而未选择更高回报的土地利用策略。
张凡永[9]（2017）在《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实证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建设现代林业需要科技强力支撑。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科技服务面临新变化、新要求和新特点,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应该得到极大关注。那么,到底当前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状况如何?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响应选择?影响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及其选择的因素是哪些?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效果怎样?满意度如何?都有哪些政策期盼?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建立识别和瞄准机制,使林业科技服务政策具有更强的目标指向性和有效性,对于促进林业科技服务制度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在对我国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历史沿革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技术创新与扩散理论、系统理论对林业科技服务体系进行子系统识别、功能定位与相关利益群体分析,探寻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为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决策行为模型构建提供现实依据。研究从行为经济学理论出发,构建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农户科技服务响应决策过程的理论和实证模型,根据江西省农户实地跟踪调查获取的纵向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探明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决策行为产生的机理;以广义估计方程（GEE）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林改后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广义线性模型（GLM）的多元Logistic回归和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农户响应次数、服务方式和服务主体等响应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半对数回归模型和DEA-Tobit模型研究了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对农户林业生产经营的实质效果,并剖析出制约响应效果的限制性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对农户满意度和政策期盼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主要结论为:（1）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较完整的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多主体科技服务功能的发挥有待进一步提高,江西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2）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总体上农户响应决策是理性的,会不同程度的考虑成本-收益,但这种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还受农户户主特征、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收入及结构性、林地资源禀赋、农户与林业发展机制改革积极互动、农户林业发展扶持政策获及以及过往响应的行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江西农户整体响应比例不高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响应持续性较弱,倾向于选择现场指导的方式,并较多选择政府主导的服务主体提供的服务;（4）是否响应、响应次数、响应方式选择对农户林业总收入有显着性的直接影响,而响应主体选择对农户林业总收入的直接的影响不显着;（5）农户响应林业科技服务整体上不论是响应频率、响应次数、响应方式的选择和响应主体的选择均有利于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率,响应次数较多有利于林业生产经营的纯技术效率的显着提高,但是,选择政府主导的服务主体的农户比没响应的农户纯技术效率低;（6）农户对林业科技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各年度间有较明显的差异,调查的最初几年满意度较高,但近年来下降趋势比较明显;（7）平均有超过50%的农户将林业科技服务政策的需求排在前四位,但近年来需求程度比2010年有显着性降低。对策建议:（1）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当密切关注农户的响应和期盼,营造有利于保障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收益的政策环境;（2）林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行机制,提高林业科技推广服务效能;（3）提高农户决策者综合素养,消除各种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干扰因素,帮助农户进行恰当的林业科技服务响应决策与选择;（4）应当坚定不移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相关配套措施的协调配合作用,提高配套政策的总体效能。
李永萍[10]（2017）在《“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基于华北农村的田野调研,以现代性进村为背景,以家庭再生产为分析框架,通过阐释农民家庭转型的机制和路径,展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1980年代以来,依托市场化和城市化,现代性力量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并触发了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在村庄社会的场域中,流动的现代性重塑了农民的生活系统,形成了“流动—分化”的社会结构、“发展—竞争”的动力结构和“去魅—风险”的观念结构。为了回应现代性压力下的生活系统之变,农民家庭再生产逐渐实现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从而改变了家庭内部资源、权力和伦理的配置逻辑,重塑了农民“老化”的路径。因此,本论文的展开主要遵循明暗两条线索。其中,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机制”分析构成了本文的明线,并最终指向农民家庭的转型机制和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而在家庭再生产逐渐展开的代际互动过程中,父代的“老化”过程和路径构成了本文的暗线,并且最终形成了老年人危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从微观层面呈现了农民家庭的现代性适应。在家产配置层面,父代努力集聚资源并通过“提前分家”的方式向子代家庭转移资源,导致分家的名实分离,虚化了分家标定的父代的责任边界,形成了以子代为中心的资源凝聚。在家庭权力层面,妇女婚姻主导权的崛起使得子代迅速俘获了当家权,并瓦解了当家权的公共性,家庭政治渐趋失衡。为了维系家庭再生产的稳定,父代自觉地退出与子代的家庭政治互动,从而实现了以子代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整合。在家庭伦理层面,发展主义的嵌入重构了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进而触发了伦理本位与家庭本位的脱离,父代单向度的伦理实践构成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之展开的强韧动力。实际上,个体的“老化”不仅是自然性的生理演变过程,而且因为嵌入家庭再生产而获得了丰富内容。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父代的“老化”体现为三个方面:在家产持续转移中逐渐走向底线生存,在权力的持续让渡中地位逐渐边缘化,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走向对子代的依附。因此,父代“老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其资源剥夺、权力失语和价值依附等同时展开的过程,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老年人危机的内涵。“老化”的三重脉络构成了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基础。基于老年人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老化”不仅是以中年父代为基础的纵向弱势积累过程,而且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中年父代“老化”的特有路径及其承载的压力也进—步向上传递,从而将高龄老年人也卷入其中。因此,纵向的弱势积累和横向的压力传递构成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两条路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凸显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机制。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说明,农民家庭的功能并不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进入而弱化,中国家庭制度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并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不同于“伦理——结构——功能”模式下由伦理主导的传统家庭制度,现代性的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功能替代家庭伦理成为家庭制度的基础,并且改变了家庭伦理的运作方位和实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适应性调整形成了“功能——结构——伦理”的匹配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由此得以克服资源和权力非均衡配置中的伦理负担,并实现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正当化。功能性家庭是理解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核心,突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而非简单对立。嵌入家庭转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揭示了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老年人危机也因而锁定在家庭领域。因此,当前学界从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等视角出发对老年人危机的“社会问题化”建构未能触摸到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和辩证性,以老年人危机为基本形态的转型之痛实际上也预示和承载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的转型之梦。
二、当前农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务农劳力整体素质下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农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务农劳力整体素质下降（论文提纲范文）
（1）村庄建设的村民参与研究 ——以黎平县滚正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内容与对象 |
| 1.2.1 研究内容及相关概念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个案研究:滚正村与“滚正乡居”项目 |
| 1.4.1 滚正村概况 |
| 1.4.2 滚正村建设发展历程简介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村庄建设与村民参与的研究状况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国内外村庄建设的研究状况 |
| 2.2.1 国外村庄建设研究 |
| 2.2.2 国内村庄规划建设研究 |
| 2.3 国内外村庄建设村民参与研究状况 |
| 2.3.1 国外村庄公共事务的村民参与研究 |
| 2.3.2 国内村庄规划建设的村民参与研究 |
| 2.4 关于滚正村的研究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滚正村“滚正乡居”项目发起与进展 |
| 3.1 滚正村前期基础建设 |
| 3.2 “滚正乡居”项目筹划 |
| 3.2.1 村庄现状评估 |
| 3.2.2 项目主要内容及发展目标 |
| 3.3 “滚正乡居”项目参与主体构成 |
| 3.4 “滚正乡居”项目实施要点及成果 |
| 3.4.1 项目落地实施的具体做法 |
| 3.4.2 项目成果 |
| 3.5 “滚正乡居”项目总结及评价 |
| 3.5.1 项目进程中的经验总结 |
| 3.5.2 项目难点 |
| 3.5.3 本文研究视角下对乡居项目的评价 |
| 3.6 “滚正乡居”项目及滚正村发展困境 |
| 3.6.1 乡居项目运营难度大 |
| 3.6.2 村庄发展前景不明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滚正村村民参与“滚正乡居”等项目的情况 |
| 4.1 不同村民参与“滚正乡居”等项目的情况对比 |
| 4.1.1 具有权力或较大影响力的村民 |
| 4.1.2 常住村民 |
| 4.1.3 长年外出村民 |
| 4.2 村民参与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对比 |
| 4.3 阻碍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因素研究 |
| 4.3.1 外部因素 |
| 4.3.2 内部因素:小农意识的消极面 |
| 4.3.3 内部因素:社会对农民产生的综合影响 |
| 4.4 滚正村村民参与“滚正乡居”等项目的问题总结 |
| 4.5 其他组织或个人参与滚正村建设的问题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
| 5.1 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问题 |
| 5.2 村民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参与村庄建设的问题 |
| 5.2.1 投资主体 |
| 5.2.2 规划、设计、施工主体 |
| 5.2.3 运营主体与监督主体 |
| 5.3 促进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基本原则 |
| 5.4 村庄建设各参与主体的参与优化策略 |
| 5.4.1 投资主体:统筹工作为核心 |
| 5.4.2 规划、设计、施工主体:一体化推进为目标 |
| 5.4.3 运营与监督主体:落实责任为关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促进村民参与策略的实证应用 |
| 6.1 滚正村及乡居项目现阶段综合分析 |
| 6.1.1 SWOT分析及定位探索 |
| 6.1.2 基于SWOT分析的对应策略选择 |
| 6.2 以促进村民参与为导向的发展建议 |
| 6.2.1 乡居项目:短期利益切入 |
| 6.2.2 村庄发展:长远利益着眼 |
| 6.3 具体实施责任划分 |
| 6.3.1 运营、监督主体 |
| 6.3.2 投资主体 |
| 6.3.3 施工建设主体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贡献与创新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滚正村调研及访谈综合记录 |
| 1.1 滚正村帮扶干部 |
| 1.1.1 王女士 |
| 1.1.2 吴先生(镇政府公务员兼乡居公司经理) |
| 1.1.3 陆先生 |
| 1.1.4 吴先生(县政府公务员) |
| 1.1.5 吴先生(水口镇政府干部) |
| 1.2 滚正村村民 |
| 1.2.1 原村支书 |
| 1.2.2 1号(及10号)民宿农户 |
| 1.2.3 2号民宿农户 |
| 1.2.4 3号民宿及餐饮服务中心农户 |
| 1.2.5 4号民宿农户 |
| 1.2.6 5号民宿农户 |
| 1.2.7 7号民宿农户 |
| 1.2.8 8号民宿农户 |
| 1.2.9 9号民宿农户 |
| 1.2.10 其他村民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签名的答辩决议书 |
（2）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农村妇女地位及其对家庭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性别红利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性别红利相关研究 |
| 二、妇女地位概念与衡量指标研究 |
| 三、妇女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 |
| 四、妇女对家庭收入和贫困的影响研究 |
| 五、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论文的难点与创新点 |
| 一、论文难点 |
| 二、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家庭性别红利 |
| 二、妇女地位 |
| 三、收入贫困与地位贫困 |
| 四、就业性别歧视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社会性别理论 |
| 二、家庭经济学理论 |
| 三、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
| 四、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 五、妇女地位和作用研究理论 |
| 六、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 |
| 第三节 农村妇女地位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一、农村妇女各项地位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
| 二、非农就业性别歧视对妇女地位与贫困的影响分析 |
| 三、农村妇女地位对农户减贫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样本贫困地区妇女地位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非农就业性别歧视实证分析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和统计描述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地区和家庭层面妇女地位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
| 一、综合评价方法 |
|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 |
| 三、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
| 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五、指标权重的确定 |
| 六、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妇女地位对家庭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妇女地位对农户贫困影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 |
| 第三节 妇女地位对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
| 一、农村妇女地位对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 |
| 二、农村妇女地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
| 第四节 农村妇女地位对家庭贫困发生概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农户 |
| 1.3.2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 |
| 1.3.3 土地利用行为决策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农户行为理论 |
| 2.1.2 可持续性土地利用理论 |
| 2.1.3 农业多功能理论 |
| 2.1.4 人地关系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耕地资源利用功能研究 |
| 2.2.2 农户家庭层面土地利用行为决策 |
| 2.2.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行为研究进展 |
| 2.2.4 文献评述 |
| 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与分析框架 |
| 3.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异质的内在依据及体系构建 |
| 3.1.1 农户家庭层面耕地资源多功能性的内在根源 |
| 3.1.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演化与农户异质 |
| 3.1.3 农户家庭层面耕地利用多功能的识别与评价体系 |
| 3.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选择策略的影响机理 |
| 3.2.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变化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流动 |
| 3.2.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变化加速农户生计转型 |
| 3.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3.1 农户行为决策模型 |
| 3.3.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家庭土地利用行为的分析框架 |
| 3.4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农户家庭土地利用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4.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3.4.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
| 4 研究区域选择与调研设计 |
| 4.1 研究区域选择 |
| 4.1.1 研究区域选择依据 |
| 4.1.2 湖北省不同主体功能区耕地资源禀赋 |
| 4.1.3 湖北省不同主体功能区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比较 |
| 4.2 调研设计 |
| 4.2.1 问卷内容设计 |
| 4.2.2 样本的获取与分布 |
| 4.3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
| 4.3.1 家庭承包地资源特征 |
| 4.3.2 家庭人口资源特征 |
| 4.3.3 家庭经济收入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异质性及空间分异特征 |
| 5.1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5.1.1 基本思路 |
| 5.1.2 数据处理以及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1.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优势度识别 |
| 5.2 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及优势类型 |
| 5.2.1 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基本特征分布 |
| 5.2.2 重点开发区不同乡镇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 |
| 5.2.3 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优势功能识别 |
| 5.3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及优势类型 |
| 5.3.1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基本特征分布 |
| 5.3.2 农产品主产区不同村庄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 |
| 5.3.3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优势功能识别 |
| 5.4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及优势类型 |
| 5.4.1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基本特征分布 |
| 5.4.2 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同村庄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特征 |
| 5.4.3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优势功能识别 |
| 5.5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差异对比分析 |
| 5.5.1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分值的对比分析 |
| 5.5.2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的空间分异 |
| 5.5.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优势度的主体功能区对比分析 |
| 5.6 基于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异质性的农户家庭分化及其分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6.1 调研区域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基本状况 |
| 6.1.1 调研区域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基本特征 |
| 6.1.2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土地流转基本特征对比 |
| 6.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取 |
| 6.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的模型选择 |
| 6.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
| 6.3.1 耕地资源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家庭土地流转行为特征 |
| 6.3.2 土地流转行为对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反馈的描述性统计 |
| 6.4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全样本 |
| 6.4.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初步考察 |
| 6.4.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稳健性检验 |
| 6.5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6.5.1 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6.5.2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6.5.3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6.5.4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功能区差异比较 |
| 6.5.5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的Oaxaca-bilnder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 |
| 7.1 耕地资源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特征比较 |
| 7.1.1 农户家庭农业种植结构与土地利用程度 |
| 7.1.2 农户家庭粮作经营经济效益 |
| 7.2 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择 |
| 7.2.1 变量的设定 |
| 7.2.2 模型的设定 |
| 7.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行为的关系 |
| 7.3.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种植结构的关系 |
| 7.3.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复种指数的影响分析 |
| 7.3.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关系 |
| 7.4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决策的关系 |
| 7.4.1 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行为决策 |
| 7.4.2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行为决策 |
| 7.4.3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行为决策 |
| 7.4.4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农业生产决策影响的功能区比较分析 |
| 7.4.5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决策差异的Oaxaca-blinder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异质对土地利用策略优化的影响 |
| 8.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8.1.1 分析框架 |
| 8.1.2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策略划分 |
| 8.3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功能异质与土地利用策略优化识别 |
| 8.3.1 “自给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识别 |
| 8.3.2 “经济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识别 |
| 8.3.3 “非农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识别 |
| 8.3.4 “生存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识别 |
| 8.3.5 “增值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优化策略识别 |
| 8.4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分化与土地利用行为策略优化选择—影响因素 |
| 8.4.1 变量选取 |
| 8.4.2 “自给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的影响因素 |
| 8.4.3 “经济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的影响因素 |
| 8.4.4 “非农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的影响因素 |
| 8.4.5 “生存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的影响因素 |
| 8.4.6 “增值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的影响因素 |
| 8.4.7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模型拟合结果对比分析 |
| 8.5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异质与农户家庭土地利用策略优化选择政策引导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基本特征 |
| 9.1.2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土地流转行为 |
| 9.1.3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与农业生产 |
| 9.1.4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功能异质与土地利用策略优化 |
| 9.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调研问卷 |
| 附录 B：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参与课题 |
| 致谢 |
（9）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实证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户决策行为理论的研究 |
| 1.2.2 集体林改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研究 |
| 1.2.3 农户对林业科技服务需求的研究 |
| 1.2.4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林业科技服务模式及其绩效评价的研究 |
| 1.2.6 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研究区域和研究数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区域 |
| 1.4.3 研究数据 |
| 1.5 可能的创新点及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理论依据及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林业科技服务 |
| 2.1.2 农户响应行为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技术创新与扩散理论 |
| 2.2.3 系统理论 |
| 2.2.4 行为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变迁历程及运行机制解析 |
| 3.1 林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历程 |
| 3.1.1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初创和发展(1949-1977) |
| 3.1.2 改革开放以后的调整完善与快速发展(1978-2000) |
| 3.1.3 新世纪以来创新发展和服务林改阶段(2001-至今) |
| 3.2 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变迁 |
| 3.2.1 林业科技开发推广起步(1949-1991) |
| 3.2.2 林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1992-2005) |
| 3.2.3 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2006-至今) |
| 3.3 林业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
| 3.3.1 林业科技服务系统及其运行原理 |
| 3.3.2 林业科技传导的机制及影响因素 |
| 3.3.3 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利益相关主体 |
| 3.4 江西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状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理论模型与实证设计 |
| 4.1 农户响应行为决策理论模型 |
| 4.1.1 扩展F-P-O模型纳入林业科技服务 |
| 4.1.2 农户响应行为决策过程的理论假说 |
| 4.1.3 基于效用最大化决策机理模型构建 |
| 4.2 农户响应行为理论推断与假设 |
| 4.2.1 农户响应决策理论推断与假设 |
| 4.2.2 农户响应选择理论推断与假设 |
| 4.2.3 农户响应效果理论推断与假设 |
| 4.3 计量方法与实证设计 |
| 4.3.1 基于SEM的响应决策机理的实证设计 |
| 4.3.2 基于GLM的响应行为选择的实证设计 |
| 4.3.3 基于DEA-Tobit行为效果的实证设计 |
| 4.4 本章小结和研究安排 |
| 5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决策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决策机理 |
| 5.1.1 农户响应决策过程的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
| 5.1.2 数据来源、信度及效度检验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影响因素 |
| 5.2.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的差异(2010-2015 年) |
| 5.2.2 农户响应行为差异的单因素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和模型选定 |
| 5.2.4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及政策含义 |
| 5.3.1 本章小结 |
| 5.3.2 政策含义 |
| 6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选择实证分析 |
| 6.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次数 |
| 6.1.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次数分布 |
| 6.1.2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次数差异的单因素分析 |
| 6.1.3 基于连续比例的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 |
| 6.2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方式选择 |
| 6.2.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方式选择分布 |
| 6.2.2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方式响应差异的单因素分析 |
| 6.2.3 基于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 |
| 6.3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主体选择 |
| 6.3.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主体选择分布 |
| 6.3.2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主体选择差异的单因素分析 |
| 6.3.3 基于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 |
| 6.4 本章小结与政策含义 |
| 6.4.1 本章小结 |
| 6.4.2 政策含义 |
| 7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效果实证分析 |
| 7.1 农户响应行为的林业收入效应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农户林业收入统计分析 |
| 7.1.3 农户是否响应的林业收入效应 |
| 7.1.4 农户响应次数的林业收入效应 |
| 7.1.5 农户响应方式选择的林业收入效应 |
| 7.1.6 农户响应主体选择的林业收入效应 |
| 7.2 响应行为对农户经营效率的影响 |
| 7.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2.2 农户林业经营效率测算及分析 |
| 7.2.3 农户响应频率对农户经营效率的影响 |
| 7.2.4 农户响应次数对农户经营效率的影响 |
| 7.2.5 农户响应方式选择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
| 7.2.6 农户响应主体选择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
| 7.3 本章小结及政策含义 |
| 7.3.1 本章小结 |
| 7.3.2 政策含义 |
| 8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满意度及期盼程度 |
| 8.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满意度实证分析 |
| 8.1.1 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
| 8.1.2 数据说明及变量设置 |
| 8.1.3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满意度的变化趋势 |
| 8.1.4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
| 8.2 农户对林业科技服务政策期盼程度 |
| 8.2.1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政策需求排序 |
| 8.2.2 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
| 8.2.3 数据说明及变量设置 |
| 8.2.4 农户林业科技服务政策需求程度影响因素 |
| 8.3 本章小结及政策含义 |
| 8.3.1 本章小结 |
| 8.3.2 政策含义 |
| 9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研究主要结论 |
| 9.2 政策优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部分内容) |
| 附录二:在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10）“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及缘起 |
| 第二节 老年人问题与家庭转型 |
| 一、老年人的问题化路径:三种研究视角 |
| 二、中国农村家庭转型动力研究 |
| 三、代际关系视野中的老年人危机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一、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理论启发与本土反思 |
| 二、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核心概念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篇章结构 |
| 第五节 田野与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 |
| 第二章 现代性、家庭再生产与老年人危机 |
| 第一节 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
| 一、家产 |
| 二、权力 |
| 三、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性的实践形态 |
| 一、流动与分化 |
| 二、发展与竞争 |
| 三、去魅与风险 |
| 第三节 家庭再生产的模式转换 |
| 第四节 老年人危机辨析 |
| 一、老年人的代际差异 |
| 二、老年人危机的维度 |
| 第三章 恩往下流: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逻辑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 |
| 一、家的整体性 |
| 二、承继中的权责均衡 |
| 三、保护性原则 |
| 第二节 婚姻压力与资源集聚 |
| 一、人口流动与婚姻挤压 |
| 二、婚姻形式与婚姻责任 |
| 三、婚姻程序与婚姻成本 |
| 第三节 分家变异与资源输送 |
| 一、分家模式的变异 |
| 二、彩礼与家产分割 |
| 三、分家的名实分离 |
| 第四节 任务绵延与无限责任 |
| 一、父代责任边界的突破 |
| 二、“半工半耕”与老人农业 |
| 三、需求压缩与自杀抉择 |
| 第五节 有限反馈与底线生存 |
| 一、失效的“分单” |
| 二、“软”收入与“硬”支出 |
| 三、老人“借钱过日子” |
| 第六节 小结:从“过日子”到“死奔” |
| 第四章 权力整合: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政治过程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权力格局 |
| 一、家庭的政治性 |
| 二、家庭的社区性 |
| 三、当家权的公共性 |
| 第二节 婚姻主导权:权力主体的转换 |
| 一、婚姻主导权的崛起 |
| 二、当家权的变异 |
| 第三节 策略与委屈:权力关系的失衡 |
| 一、家庭政治的演化与失衡 |
| 二、策略化的平衡与悖论 |
| 三、无处释放的委屈 |
| 第四节 排斥与边缘:权力关系的锁定 |
| 一、养老规则的形式化 |
| 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 |
| 三、危机干预的无效化 |
| 第五节 做老人之道:权力规范的重构 |
| 一、走向形式主义的社区规则 |
| 二、家庭中的做老人之道 |
| 三、村庄中的做老人之道 |
| 第六节 小结:去正义的家庭政治 |
| 第五章 价值依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伦理过程 |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价值模式 |
| 一、农民家庭的神圣性 |
| 二、农民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 |
| 三、价值实现的过程与序列 |
| 第二节 发展至上:家庭动力的重构 |
| 一、发展主义的目标嵌入 |
| 二、家庭本位的动力支持 |
|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操劳” |
| 第三节 “为了儿子”:价值实现的悖论 |
| 一、伦理性价值的扩张 |
| 二、社会性价值的收缩 |
| 三、基础性价值的转换 |
| 四、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危机 |
| 第四节 “废弃的生命”:未完成的价值之路 |
| 一、劳动重估价值与沉重的肉身 |
| 二、老年家庭残缺与自我的孤立 |
| 三、仪式中的他者 |
| 第五节 小结:新家庭伦理 |
| 第六章 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
| 第一节 嵌入家庭再生产的“老化”过程 |
| 第二节 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
| 一、双重路径 |
| 二、纵向的弱势积累 |
| 三、横向的压力传递 |
| 第三节 老年人危机的属性 |
| 一、农村老年人危机的表现 |
| 二、老年人危机的内在结构 |
| 第四节 “学会做老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功能性家庭的崛起 |
| 一、“功能主义”再思考 |
| 二、功能性家庭的构造 |
| 第二节 功能性家庭与家庭转型 |
| 一、家庭转型的复杂性 |
| 二、中国家庭转型的路径与机制 |
| 第三节 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
| 第四节 家庭转型的梦与痛 |
| 第五节 家庭转型的时空定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附录2 主要人物一览表 |
| 致谢 |
四、当前农村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务农劳力整体素质下降（论文参考文献）
- [1]村庄建设的村民参与研究 ——以黎平县滚正村为例[D]. 施佳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2]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6]农村妇女地位及其对家庭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性别红利视角[D]. 刘可欣.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的实证[D]. 王亚运. 华中农业大学, 2018(01)
- [9]农户林业科技服务响应行为实证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张凡永. 江西农业大学, 2017
- [10]“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 ——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D]. 李永萍.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