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要丧失思想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孔瑞[2](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何宇白[3](2020)在《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辩护 ——科恩平等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展开道德辩护既是科恩平等思想的重要维度,也是他为当代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研究所做的重要理论贡献。通过他的辩护,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维度得到凸显,彰显出它特有的理论生命力。为展现科恩平等思想的重要贡献和真实意蕴,本文试图以道德辩护为视角探索科恩的平等主义思想,力图完整呈现他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反思”、“重释”与“辩护”。基于科恩辩护的逻辑进程,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明科恩道德辩护的逻辑起点,即他对传统阐释内在困境及其根本原因的批判性反思。第二章阐述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维度的规范性重释,这一重释是科恩从道德维度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进行辩护的核心,也是科恩诉诸道德辩护的维度扞卫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体现。第三章论述科恩对诺奇克平等观的反驳,并在该反驳的基础上呈现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优越性。第四章阐释科恩对罗尔斯平等观的批判,通过该批判进一步展现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合理性。第五章探讨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辩护的超越与局限。第一章反思传统阐释的内在困境: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辩护的逻辑起点。本章集中论述如下观点:当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解体”的现实导致传统阐释的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面临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现实与传统阐释经典主张的冲突,即“无产阶级解体”和“生态危机”带来的挑战;二是在现代哲学语境中,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亟需道德维度和道德论证,但道德维度却被传统阐释所遮蔽。科恩分析认为,其中的根源在于传统阐释的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以“分娩式”主旨为核心原则,理解分析社会的变革。“分娩式”主旨传统发端于黑格尔辩证法,它一方面主张现实自身的发展,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认为解决方案产生于现实内部。受其主导,传统阐释的马克思哲学平等观将平等视为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富裕的必然结果,从而反对道德论证。最终科恩得出结论,传统阐释的内在困境意味着“分娩式”主旨传统必然由道德维度的规范性阐释取代。第二章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维度的规范性重释。科恩的创造性重释,使得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意蕴得到凸显,并为他实现与西方政治哲学平等观的批判性对话打下理论基础。科恩从平等的内涵,平等的分配原则与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意蕴诠释方面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提出规范性阐释。他指出,在马克思哲学平等观视域中,平等是人们同等的相互尊重与关爱的社会关系;维护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分配原则是能够“纠正一切非选择不利”的分配原则。最终,科恩通过重估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中的“自我所有”原则,为当代政治哲学平等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配理念“可得利益”,彰显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层面的优越性,完成将马克思哲学平等观转变为规范性理论的工作,实现他道德辩护的目标。第三章诺奇克平等观的反驳与道德辩护的优越性。通过对诺奇克式平等观的批判,科恩揭示出诺奇克式平等观最终将导致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丧失。科恩对诺奇克式平等观的批判策略是首先批判其公正性证明“张伯伦论证”过于武断且不严谨,因而无法证明其公正性。然后他由外而内,进一步驳倒诺奇克平等观的理论前提“持有正义”原则。最后通过分析诺奇克平等观的核心原则,科恩指出其根本问题在于它以“自我所有”原则规定自由,混淆了自由概念,最终不仅未能维护自由,反而会导致自由与平等的双双沦陷。通过向诺奇克平等观提出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科恩最终展现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优越性,即对诺奇克式平等观的自主性和平等性的超越。第四章罗尔斯平等观的批判与道德辩护的合理性。在科恩看来,由于罗尔斯以人与社会二元分离观念为基础构建平等观,因此这种平等观形成了有违其平等诉求的“激励论”解释,它主张如果高额报酬能够激励有才能者努力工作,那么这种不平等分配就是正当的。科恩批评“激励论”不仅造成罗尔斯式平等观理论上的混乱,而且把正义原则贬低为向不平等妥协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其平等观所自称的正义性的缺陷和平等性的不足。科恩通过对罗尔斯平等观的批判,不仅揭示出该平等观正义性的缺陷和平等性的不足,而且还展现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合理性。第五章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道德辩护的超越与局限。科恩道德辩护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明确的道德价值、道德取向上形成对遮蔽道德维度的传统阐释的超越;二是在平等、自由、公正等道德价值上形成对西方哲学平等观的超越。不容否认,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辩护也存在着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对经典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偏离,例如阶级观念等等。总体上,通过“反思”、“重释”与“辩护”,科恩不仅为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维度提供系统清晰的阐释,而且扩大了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影响力。
沈昶邑[4](2020)在《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哀伤历程研究》文中指出老年认知障碍是一种引发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退行性疾病。当前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认知障碍发病率逐年增高,患者医养需求不断增加,但患者实际可获得的专业护理资源却较为匮乏,大量老年患者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照料者成为了照顾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照顾负担,同时也会面临各种丧失的发生,这些丧失引发了照料者强烈的哀伤体验,影响了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与照顾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老年认知障碍患者的家庭照料者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在照顾过程中的哀伤现象,采用现象学研究取向,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对20名认知障碍患者的家庭照料者进行深度调研,运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处理,获得如下研究发现: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哀伤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疾病的发展是照料者哀伤历程的根本驱力,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症状的变化导致照料者面临丧失的发生与改变,从而引发不同的哀伤反应。面对不同的丧失与哀伤反应,照料者会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疾病发展的阶段性使得照料者的哀伤历程呈现阶段性发展,包括三个阶段:澄清期、承受期与整合期在哀伤历程的澄清期,由于疾病症状的模糊性,照料者能体验到患者能力的逐步丧失以及其导致的互动模式的微小变化,但由于这种互动模式的变化并未引发照料者与患者之间角色关系的矛盾,照料者仍然将其视作家庭的一员。这一阶段模糊性丧失为主,表现为对疾病认知的不确定性,这让照料者在照顾过程中出现奇怪与疑惑、愤怒与抱怨以及焦虑、迷茫与无助的哀伤反应,对此照料者会通过搜集与整合信息以及寻求医疗诊断的方式不断澄清问题,直至明确问题。随着知识经验的累积以及患者问题的澄清,照料者对于丧失的认知与体验也发生了变化,照料者进入哀伤历程的承受期。这一阶段,由于疾病的恶化,照料者面临多重丧失,症状发生的不确定性导致照料者未来生活的不可预测性,这使得照料者面临许多照顾中的挫折;症状严重程度的增加使得照顾工作的压力剧增,造成照料者个人生活的丧失;角色认知上的矛盾,权力归属上的冲突等等使得照料者面临家庭结构的改变,照料者与患者之间的张力增加。多重丧失引发了照料者的焦虑、迷茫无助,愤怒与抱怨以及矛盾,随着时间的增加,照料者产生绝望,部分照料者会暂时脱离照顾情境,来寻求暂时的缓解与解脱。对此,照料者会寻找一些策略去适应与调整,他们通过活在当下、调整家庭组织模式、建立支持网络等方式去忍受痛苦,同时随着应对经验的增加,他们开始尝试接受与正常化与患者之间的新关系、新角色,改变对于丧失的认知,同时去思考他们照顾意义。随着疾病进入中后期,遗忘、失语、瘫痪等症状使得照料者与患者的情感互动变得困难,照料者进入哀伤历程的整合期。这一阶段,他们面临与患者情感联结的削弱与断裂之中,这使得照料者会感到矛盾,这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照顾经历进行整合,思考自己照顾的意义。“宿命论”与“出于良心”这两种解释能够帮助他们消除由于丧失所引发关系不和谐所产生的矛盾,指导他们未来的照顾实践,维持他们与患者之间新的联系,更好的面对患者心理上的丧失。照料者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对患者的生理照顾,并对患者的疾病状态感到可怜与心疼。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疾病发展对于哀伤的推动作用外,照料者的经验累积与认知改变促进了照料者的适应与成长。当照料者面临新问题时,他们的积极应对,影响了他们对于丧失的认知,同时产生新的经验,新的经验又会进一步影响照料者的认知,在长期照顾的情境下,新经验的不断形成以及对丧失认知的不断完善,使得照料者能够更好地适应患者出现的各种问题,推动了照料者哀伤的发展。最后,基于国内现有的照料者干预服务,结合本文得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针对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小组干预框架,包括了4个部分:教育与提供信息、认知重构、维持和谐与再联结、探索未来生活。基于此框架,本文设计了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哀伤支持团体干预方案,为实务干预提供参考。
王净华[5](2020)在《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坂口安吾(1906-1955)是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出生于日本海沿岸的雪国——新泻,就读于东洋大学印度哲学伦理专业。1931年凭借《风博士》《黑谷村》等小说一跃成为文坛新秀,而后出版了《吹雪物语》《珍珠》《白痴》《盛开的樱花林下》等系列文学作品,并撰写出版了以《日本文化之我见》《文学的故乡》《堕落论》等为代表的文学评论,1955年因脑溢血去世。坂口安吾的文学生涯起步于1931年,正是日本所谓“十五年战争”(1931-1945)的肇始之年;其文学生涯的结束,则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第十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战争语境之中,坂口安吾开始了以时代为背景的个性书写,以文学为手段的人生探索。可以说,坂口安吾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国家、社会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坂口安吾的文学始终保持着以“叛逆”“颓废”为标志的独特风格。独具个性的“叛逆”风格体现为蔑视权威、反传统道德、反社会秩序、反对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事物;始终持有的“颓废”情绪则直接而深刻地再现了“战争语境”之中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思索所构筑起来的精神气质,由此也成就了富有个性的坂口安吾文学。通过细致阅读《坂口安吾全集》,本论文提炼出坂口安吾小说的四大主题,即“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这四大主题既统一在十五年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战争语境”之中,还涵盖了绝大多数坂口的文学作品,更贯穿了坂口安吾的整个文学生涯。围绕这四大主题,本论文将“战争”作为坂口小说创作的宏大背景,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辅以文化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以及叙事学等方法展开坂口安吾小说的探讨研究。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以小说《吹雪物语》为中心,探讨“故乡丧失”主题。“故乡”不仅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界共同关注的一大主题,亦是坂口安吾一贯关注的文学主题之一。坂口安吾的不少作品皆涉及到这一主题,亦潜在地构筑了独特的故乡意象。该小说以日本开拓殖民地新航线的中转站、坂口安吾的故乡——新泻为对象,直接揭示了坂口安吾灵魂深处的故乡丧失意识。这一意识既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下的新泻印象上,也体现在缺乏归宿感的新泻人孤寂绝望的情绪之中。这一意识不是“日本回归”性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意识,而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人情世故的变幻、新故乡的发现而呈现出来的、作为日本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体现了日本人自我存在的危机与不安。这一意识横亘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历史、故乡与都市、自我与他者之间,带有了坂口安吾式的独特的颓废意识。第二部分以小说《珍珠》为中心,探讨“历史审视”主题。历史叙事是坂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珍珠港事件作为世界战争史的历史大事件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文学界甚至出现了“十二月八日文学”,标志着日本文坛陷入到一个疯狂的状态。与之不同,坂口安吾采取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展现对媒体报道的怀疑与审视,直接反映出“历史审视”主题下独特的时代认识。坂口以其敏锐的思考力、怀疑与解构的历史认识态度、个体的生活者的书写立场尝试摆脱历史叙述与时代语境的禁锢,始终将自我维持在一个“审视者”的主体性地位,将“历史审视”的文学主题、同时也将文学书写的权力真正地还原到个体的自我之中。第三部分以小说《白痴》为中心,探讨“生命认知”主题。首先,本论提示了东京大空袭这一战争背景,揭示出主人公所处的战争语境下的小巷世界就是一个“众愚”的社会,刻画了所谓“白痴”的多样化的存在样态。接下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阐述主人公伊泽面临伦理困境所做的伦理选择,探究战争是如何一步步将人推向绝境,同时也呼唤人性回归的问题。最后,则是站在白痴女形象的重塑、战争与生命认知、肉体与生命认知等多重视角,阐述坂口安吾的现代性批判与生命认知的关系。所谓“生命认知”,不仅是针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认知,同时也是针对生命意识究竟是什么的一大认知,更是针对隐藏在这样的生命意识背后的历史、国家、体制等意识形态的深层思考。第四部分以《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中心,探讨“文化思考”主题。纵观日本历史,“樱花”与神话、宗教、文学、文化、国家、政治串联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符号。就《盛开的樱花林下》这部小说而言,涉及到日本文化象征物的“樱花”,日本文化精神的代表“武士道”,以及日本人的思维观念、行动样态、审美意识,因此可以将该小说视为针对日本文化意识的思考。小说之中,“樱花”意象呈现为“恐怖、不安、虚无与死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樱花意象,由此推导出坂口安吾围绕文化展开思索的根本意图既不是为了颠覆现实之后回归传统,也不在于重新塑造所谓新的“传统”,而是在于打破日本传统,尤其是战争语境中被大力宣扬的所谓“日本精神”,站在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危机,突出绝对的主体性意识,寻求真正的个体解放。最后是结论部分。通过考察坂口安吾的代表小说呈现的主题,探究各个小说主题与战争语境、国家社会、文学发展以及个人体验的内在同一性,将坂口安吾小说主题归纳为“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不言而喻,重点不在于“故乡”“历史”“生命”“文化”,而在于“丧失”“审视”“认知”“思考”所体现的叛逆性思维,即作为否定的丧失,作为怀疑的审视,作为确认的认知,作为批判的思考。换言之,在坂口安吾的独特的小说主题下,一切皆不是从属于战争语境或者战争体制下的“日本精神”的存在,皆不是肯定式的、建构式的架构,而是带有了否定性的、解构性的内涵,是一种叛逆的、颓废式的反面书写。正因为如此,这四大主题呈现了坂口文学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也能够更为准确地概括坂口文学的深刻内涵。《吹雪物语》展现的颓废意识,《珍珠》对军神九柱的去英雄化,《白痴》中“白痴”的隐喻与象征,《盛开的樱花林下》中樱花的叛逆意象,均再现了坂口安吾针对所谓“日本性”“日本精神”的颠覆。坂口安吾自始至终坚持的,就是一种怀疑精神,一种自我的独立性,就是始终把坚持主体性的自我视为人生道路的根本目标、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
周琳[6](2020)在《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从1876年开始,他公开反对沙皇封建制度,寻求俄国社会出路,加入民粹派,走上革命道路。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考察欧洲工人运动,逐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表了众多理论文章,成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第一人。他在西欧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组织会议,与欧洲各国工人党领袖频繁交往,学习借鉴欧洲无产阶级建党经验,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励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培养各地的通讯员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统一各地革命小组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逐步形成。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不仅经历复杂,而且思想多变,对其评价很难进行盖棺定论。他的理论成果丰富,研究思想涉猎范围广泛,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又存在复杂性、矛盾性。这也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普列汉诺夫40余年政治生涯期间撰写的文章着作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过程,系统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总结法、逻辑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围绕文献梳理——内容建构——实践论证——理性评价——现实启示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包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形成阶段。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这一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努力探寻革命道路,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指导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中受到沙皇统治当局的迫害流亡西欧,开始系统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工人运动和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经验,初步形成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903年,他积极筹备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俄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纲和党章,统一党的思想认识,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做出贡献,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确立。但会议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章、党纲的具体内容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又开始产生变化,经历了孟什维克立场、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三大阶段,晚年走向了令人惋惜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章主要研究1903年前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实现“革命的代数学”,鼓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鼓动,注重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学会“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争取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主张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地位;他坚定党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突出获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阶级追求的第一个政治目标,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他主张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党的当前任务与最终目标相结合。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体现党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一定要密切落实;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加强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促进党组织的团结,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论证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他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突出实现政治自由、党内民主和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主张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有利于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最后,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阐明工人阶级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进步作用;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作风,客观分析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态度的正确认识;他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在革命中要团结一切具有革命愿望的进步力量,不要受统治者的蛊惑排斥外来民族或国家进行的革命斗争,正确看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行为;他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指明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第三章主要研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主要从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后他对会上通过的党章、党纲产生动摇,将妥协退让看成一种在组织策略方面的灵活方式,在组织原则方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集中制理解出现偏差,在组织机构成员调整方面存在个人私心,偏袒孟什维克中的革命老战友。他希望通过各派之间的妥协能够换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两派的争论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认为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应配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理解出现偏颇,弱化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对俄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认知。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导致其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再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至关重要,主张采取政治协商、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一方面可以争取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不要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更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他将暴力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方式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他认为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自然为革命的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分开走,一起打”的革命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紧紧相连,与欧洲革命局势和西欧各国工人党领导思想的渗透不无关系,更与其自身思想僵化、性格孤傲、脱离实际影响重大。他的思想转变加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导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思想动荡、组织涣散,助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气焰。第四章重点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895年,在苏黎世的首次会晤开启二人全方位合作,在思想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支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领域以《火星报》为平台培养党的领导后备力量,共同草拟纲领和党章。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两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争论。列宁主张抓住革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先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不具备。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比较消极,教条地认为发动革命就是冒进、不符合俄国革命发展规律,实则丧失革命的主导权。其次,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争论。列宁在入党条件方面要求严苛,认为党员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入党条件可以放宽要求,忽略党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主张党组织实行民主就要拒绝集中,忽视党组织的实际运行需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缺乏正确认识。第三,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争论。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工农联盟;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农民阶级思想落后,不提倡建立工农联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应抓住机遇,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战中俄国属于防御方,无产阶级应协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扞卫俄国国家利益,然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快速成长,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低,主张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二人之所以发生争执,与二人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及结合俄国实际的程度不同,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党内形势把握存在差距,与二人的革命经历和性格不同都有重大关系。二人的争论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愈加激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重新洗牌,影响两人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五章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实地研究;从思想的实践意义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深入分析俄国历史和西欧革命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有机契合起来,与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争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促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西欧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其思想有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第二国际组织中率先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东欧和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具有一定作用,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内容上不够系统完善,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够,其思想在后期发生转变给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机会主义者,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落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长远发展。
曹雨杨[7](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指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邹淋[8](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一超[9](2019)在《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相对于外在的行为模式以及生活习惯所实现的改变,一个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与行事标准就像天生的本性那样,几乎是无法改变的。这句话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相当棘手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既然“秉性”几乎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人们似乎不应该对于出自“秉性”的行为而过分苛责;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基于“秉性”的生存选择并非一致,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生存中的善恶问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于是,一个出于“秉性”而作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这一问题,就构成了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首先从康德在《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所提出的“心灵改变”这一宗教哲学问题入手,基于康德对人在生存选择时的主观基础的追踪,从而提出康德所界定的“准则”概念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兼具自由与必然的悖论性:一方面为道德上的或善或恶提供了基础(自由任性),另一方面又使得人在道德上的弃恶从善陷入困境(本性使然)。围绕学界针对康德所界定的“本性”概念所引发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向善禀赋”与“恶的倾向”之间基于上述悖论性而存在的逻辑矛盾,从而揭示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善的问题。借助于一段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争论,本文提出了“心灵改变”作为一个宗教哲学问题所必然涉及的建构与解构这个基本因素。不同于康德所确立的绝对自主的主体性意识,本文追踪了施莱尔马赫所强调的一种兼具的自主性与接受性的交互共存的主体性意识。以这种新的主体性意识为起点,本文说明了施莱尔马赫所提出的绝对依赖感是如何通过对主客对立的观念对象的解构,从而在一种绝对的主体性意识(上帝意识)中指向一种主客合一的情感对象。同时还说明了,作为解构性生存起点的敬虔意识并非直接诉诸一种孤立的绝对依赖感,而是取决于一种由绝对依赖感(更高级的自我意识)与感官性自我意识所共同构成的生存张力。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敬虔意识在不同的宗教中具有多样性的表现。沿着接受性主体的回归这一思想史脉络,本文追踪了齐克果基于情感分析所界定的可能性概念。首先,基于对真理认识困境以及绝对悖论的分析,本文归纳了三种由冒犯情感所推动的理智形式(自弃、迟疑、反抗),并对它们最终所必然导致的对可能性的排斥展开了说明。其次,基于齐克果对亚当及其后继者所进行的生存分析,本文总结出两种关于可能性的谈论方式,前者呈现在一种以无知为前提的纯粹的着急情感中,后者呈现在一种以某种善恶观念为前提且伴随着一定倾向的着急情感中。最后,我们将生存可能性的问题归之于如何进入直接性的生存这一目标之上。本文一方面介绍了齐克果对回忆与重复这两种试图返回直接性或者建构直接性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呈现了齐克果对约伯如何获得直接性的独特解读,即约伯正是通过信仰的激情,在一种对当下苦难的观念解构中,最终获得了“这是一场试炼”的观念重构。总的来说,本文的论证思路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心灵改变所要求的是一种主观基础的改变;其次,主观基础的终极性地位只有通过引入一种解构性的力量才能有所突破;第三,解构的发生必然以某种情感性的生存起点为前提。
林浩超[10](2019)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宗教批判必然要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任务并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因为宗教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奴役状态的表现,并且通过建立虚妄的超越性来为现实的不幸辩护;人的解放必然要立足于对现实关系及其否定性发展做出深入说明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他的解放只有在现实关系中并且通过改变现实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唯物史观是宗教批判的基本方法,宗教批判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建基于对启蒙哲学的批判继承,后者确立了宗教批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法:卢梭克服了原罪论的神学倾向,在社会生活和现代文明中探求人间苦难和渴求宗教的原因,以社会批判为重心把人的解放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无神论者继承了经验主义与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成果,用人的情感——因欺诈和无知产生的恐惧来说明宗教的根源,使宗教问题从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与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与17世纪受神学支配的形而上学作斗争,推动人们走向法国唯物主义,它把人与自然物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彻底否定一切超验世界的可能性。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全面展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催生了把主体性推向极端以取代神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深刻地塑造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主题——人的解放。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哲学的范式,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立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致性:试图通过设定超验实体摆脱经验生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启示下,揭穿自我意识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思想领域的理论批判和精神解放取代对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视和实际斗争。人的解放这一思想主题,推动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完成于他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鲍威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统治并建立无神论的真正国家才能完成,从而把国家本身视为现实的自由。与之相对,马克思则指出,国家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其原因在于: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苦难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回避真正的问题,这种独立性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国家与宗教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转变为与剥削关系分离开来并为其提供保障的外在要素。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批判中,用经济生活的时代特征说明金钱崇拜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现实基础,并且指出:犹太教的狭隘性根源于金钱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金钱在现代社会的支配作用则使得基督教能够突破各种界限并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以宗教信仰的特征说明市民社会的缺陷:人的创造物——神圣形象、商品、金钱具有与人分离开来的独立性质,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意志和行动。市民社会处于金钱的统治下,现代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与人的自由无关,不过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机制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作为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货币扭曲和颠倒了生产生活的社会性质,阻碍人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宗教提供可能性的土壤;雇佣劳动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过程受资本的支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危机和失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并迫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从而为宗教创造现实需求。因此,宗教消亡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这场运动消除必要劳动和自由发展的冲突,意味着人能够在社会生活而非彼岸世界中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发展:工人政党与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政治斗争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根本差异:阶级差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对革命行动的不同态度;资本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这使得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的世俗倾向和意识形态功能时,不断在宗教信仰那里寻求理想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造成民族国家的冲突,并且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要求我们汲取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摆脱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讨论宗教问题的理论框架,戳穿文明冲突论的骗局,立足于第三世界,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和反思宗教冲突及其背后的问题。
二、不要丧失思想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要丧失思想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理论基础 |
四、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第一章 创伤叙事探因 |
第一节 谢泼德戏剧概述 |
第二节 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探因 |
一、父子矛盾的创伤记忆 |
二、暴力滋生的创伤书写 |
三、创伤时代的使命担当 |
四、创伤主题的戏剧传承 |
小结 |
第二章 创伤叙事的主题维度 |
第一节 家庭创伤 |
一、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 |
二、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 |
三、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 |
第二节 历史创伤 |
一、西进史上的血腥:印第安土着之挣扎 |
二、工业化中的驱逐:西部农场主之失家 |
三、现代化下的变异:生态环境之危机 |
四、美国身份的困境:移民寻梦之梦碎 |
第三节 文化创伤 |
一、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 |
二、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 |
小结 |
第三章 创伤人物及其叙事功能 |
第一节 创伤人物的家庭群像 |
一、沉沦堕落的父亲 |
二、疏离冷漠的母亲 |
三、暴力怨愤的儿子 |
第二节 创伤人物的幽灵群像 |
一、驱之不散的《神圣幽灵》:创伤记忆的赋形 |
二、为情所困的《情痴》:创伤过往的附魅 |
三、《已故的亨利·摩斯》的复活:创伤他者的复归 |
四、《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创伤幽灵的徘徊 |
五、《震惊》的战争创伤:死亡之地的幽灵 |
第三节 创伤人物的叙事功能 |
一、家庭人物的角色功能 |
二、幽灵人物的身份功能 |
小结 |
第四章 创伤叙事的文本特征 |
第一节 创伤叙事的互文性特征 |
一、《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的互文改写 |
二、《已故的亨利·摩斯》:创伤叙事的互文性 |
第二节 创伤叙事的元戏剧特征 |
一、理性和反思:自我指称 |
二、埋葬与重生:戏中典仪 |
三、批判与探求:关涉现实 |
第三节 创伤文本的语言特征 |
一、意绪言说外化创伤 |
二、幻想文本凸显焦虑 |
小结 |
第五章 创伤叙事的舞台艺术 |
第一节 外化创伤的舞台意象 |
一、《饥饿阶级的诅咒》的羔羊:献祭之挽歌 |
二、《被埋葬的孩子》的玉米:乱伦之暗恐 |
三、《地狱之神》的盆栽植物:焦虑之投射 |
四、《饥饿阶级的诅咒》的门:被破坏的家园 |
五、《被埋葬的孩子》的门廊:被遮蔽的通道 |
第二节 渲染创伤的声光效果 |
一、变异与警示:《地狱之神》的声光交错 |
二、囚禁与逃离:《情痴》的声声撞击 |
三、压抑与复现:《被埋葬的孩子》的蓝色雨帘 |
第三节 隐喻创伤的舞台场景 |
一、《地狱之神》的阈限空间与身份危机 |
二、《徒劳》的荒原场景与精神救赎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谢泼德戏剧作品资料年表 |
附录 B 谢泼德戏剧剧照选集 |
附录 C 国内研究成果相关统计表 |
附录 D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辩护 ——科恩平等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 国外关于科恩平等思想的研究 |
2. 国内关于科恩平等思想的研究 |
三、 论文研究思路 |
第1章 反思传统阐释的内在困境: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辩护的逻辑起点 |
1.1 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反思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传统阐释的个人学术背景 |
1.2 反思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传统阐释的深层理论前提和根据:“分娩式”主旨的局限 |
1.3 “无产阶级解体”与“生态危机”:传统阐释与现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内在冲突 |
1.3.1 “无产阶级解体”的现实与传统阐释的冲突 |
1.3.2 “生态危机”的社会现实与传统理论阐释的冲突 |
1.4 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维度的缺失:传统阐释的根本缺失 |
1.5 小结 |
第2章 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维度的规范性重释 |
2.1 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需要道德辩护 |
2.2 科恩的道德辩护理路:构建规范性马克思哲学平等观 |
2.3 科恩道德辩护的核心内容 |
2.3.1 对平等内涵的阐明:相互关心与尊重的社会关系 |
2.3.2 对分配原则的明晰:纠正所有非选择的不利 |
2.3.3 诠释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意蕴 |
2.4 科恩道德辩护的实质 |
2.4.1 重估自我所有原则 |
2.4.2 可得利益平等 |
2.4.3 从事实到规范 |
2.5 小结 |
第3章 反驳诺奇克式的平等观与道德辩护的优越性 |
3.1 诺奇克的“占有式”平等观:平等是“自由”的束缚 |
3.1.1 维护私有财产式自由:诺奇克平等观的核心理念 |
3.1.2 否定社会主义平等价值原则:诺奇克平等观的最终目的 |
3.2 诺奇克式平等观的平等之丧失 |
3.2.1 诺奇克式平等观丧失平等的症结:自由的权利定义 |
3.2.2 诺奇克式平等观的局限:反驳“张伯伦论证” |
3.2.3 诺奇克式平等观论证的困境:批判“持有正义” |
3.3 诺奇克式平等观的真实自由之丧失 |
3.3.1 诺奇克式平等观中的真实自由的丧失 |
3.3.2 真实自由丧失的原因:“自我所有原则”与抽象自由的局限 |
3.3.3 超越“自我所有原则”与真实的平等 |
3.4 道德辩护的优越性 |
3.4.1 马克思哲学平等观优越于“占有式”平等观 |
3.4.2 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分配原则优越于“持有正义” |
3.4.3 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意蕴超越抽象自由 |
3.5 小结 |
第4章 批判罗尔斯式的平等观与道德辩护的合理性 |
4.1 罗尔斯的“妥协式”平等观 |
4.1.1 “妥协式”平等观的理论前提:总体的平等与社会制度 |
4.1.2 “妥协式”平等观的核心原则 |
4.1.3 “妥协式”平等观的理论诠释:“激励论”和“帕累托论证” |
4.2 罗尔斯式平等观的平等之不足 |
4.2.1 “帕累托更优”的局限:违背平等对福利的优先性原则 |
4.2.2 平等不足的根源:罗尔斯式平等观前提与结论的矛盾 |
4.2.3 差别原则双重解释的混淆:严格解释和松散解释的混用 |
4.3 罗尔斯式平等观的正义之缺陷 |
4.3.1 罗尔斯式平等观正义缺陷的实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分离 |
4.3.2 “激励论”的困境:无法回应“人际检验”的诘难 |
4.4 道德辩护的合理性 |
4.4.1 道德辩护批判罗尔斯式平等观的前提:回应基本结构异议 |
4.4.2 道德辩护对个人与社会断层线的批判:融合个人与社会的必要性 |
4.4.3 道德辩护维度的平等:个人的亦是社会的 |
4.5 小结 |
第5章 科恩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道德辩护的超越与局限 |
5.1 马克思哲学中的平等价值观 |
5.2 反思科恩的道德辩护 |
5.3 科恩道德辩护的超越与局限 |
5.3.1 科恩道德辩护的超越 |
5.3.2 科恩道德辩护的局限 |
5.4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4)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哀伤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负担的相关研究 |
(二)哀伤的相关研究 |
(三)模糊性丧失的相关研究 |
(四)针对家庭照料者哀伤的干预研究 |
(五)研究评述 |
四、概念界定 |
(一)认知障碍及认知障碍的阶段 |
(二)一般丧失与模糊性丧失 |
(三)哀伤 |
五、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访谈对象招募与筛选 |
(三)资料收集与处理 |
(四)研究伦理 |
第一章 模糊与澄清:照料者哀伤历程的澄清期 |
一、照料者的模糊性丧失——对疾病认知的不确定性 |
(一)正常衰老、精神病还是痴呆 |
(二)对发病原因的不确定性 |
二、照料者的哀伤反应 |
(一)奇怪与疑惑 |
(二)焦虑、迷茫与无助 |
(三)愤怒与抱怨 |
三、照料者的应对策略——澄清问题 |
(一)搜集与整合信息 |
(二)寻求医疗诊断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受苦与转换:照料者哀伤历程的承受期 |
一、照料者的多重丧失 |
(一)对未来生活的不可预测性 |
(二)家庭结构的改变 |
(三)个人生活的丧失 |
二、照料者的哀伤反应 |
(一)焦虑、迷茫与无助 |
(二)愤怒与抱怨 |
(三)矛盾 |
(四)绝望 |
(五)缓解与解脱 |
三、照料者的应对策略——忍受痛苦、接受与正常化 |
(一)忍受痛苦 |
(二)接受与正常化 |
四、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离别与重构:照料者哀伤历程的整合期 |
一、照料者的模糊性丧失——情感联结的削弱与断裂 |
二、照料者的哀伤反应 |
(一)可怜与心疼 |
(二)矛盾 |
三、照料者的应对策略——意义建构 |
(一)宿命论 |
(二)出于良心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针对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干预探索 |
一、国内照料者干预服务现状 |
二、照料者哀伤干预框架与团体方案设计 |
(一)照料者哀伤干预框架 |
(二)照料者哀伤支持团体方案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件一:编码表 |
附件二:访谈提纲 |
附件三:知情同意书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概述 |
(二)国内研究概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意义 |
第一章 故乡丧失主题:以《吹雪物语》为中心 |
第一节 坂口安吾“故乡丧失”意识的形成 |
一、动荡与不安: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日本文坛 |
二、“故乡”问题的提起 |
三、坂口安吾与《文学的故乡》 |
第二节 《吹雪物语》的“故乡丧失”书写 |
一、双重视野下的故乡 |
二、丧失故乡的“我”和“故乡人” |
第三节 “故乡丧失”的象征意义 |
一、故乡丧失与社会病理 |
二、故乡丧失与殖民地开发 |
三、“失败之作”的自省与文学的“再出发” |
小结 |
第二章 历史审视主题:以《珍珠》为中心 |
第一节 战争记忆中的国民文学之“构建” |
一、“珍珠港事件”的集体记忆:“十二月八日文学”登场 |
二、时代之异响:《珍珠》的诞生 |
第二节 《珍珠》的历史审视主题书写方式 |
一、时空交错叙事 |
二、私小说化书写 |
三“对话”叙事 |
四、隐喻表达 |
第三节 历史审视的广角:世界史背景下的历史认识与书写立场 |
一、近代的超克与十二月八日 |
二、怀疑与解构: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历史认识 |
三、作为“个体”生活者的书写立场67 |
小结 |
第三章 生命认知主题:以《白痴》为中心 |
第一节 战争困境中的众愚社会 |
一、战时体制机构化与小巷无序化的矛盾空间 |
二、白痴化的社会 |
第二节 生命价值的叩问:伊泽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定位 |
一、伊泽的生命意识觉醒与多重伦理选择 |
二、伊泽对边缘人困境的克服与身份定位 |
第三节 坂口安吾的现代性批判与生命认知 |
一、白痴女的形象重塑与象征意义 |
二、战争与生命认知 |
三、“肉体”与生命认知 |
小结 |
第四章 文化思考主题:以《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中心 |
第一节 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 |
一、樱花与神话、宗教 |
二、樱花与文学、文化 |
三、樱花与国家、政治 |
第二节 《盛开的樱花林下》的樱花意象 |
一、恐怖之樱 |
二、不安之樱 |
三、虚无与死亡之樱 |
四、樱花?樱花林?盛开的樱花林下:不断转换的象征寓意 |
第三节 坂口安吾的文化思考 |
一、文化危机的历史审视 |
二、日本文化之“我”见 |
三、战后废墟上的文化重建:否定传统与自我重塑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
(二)近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一)接受与超越民粹主义思想 |
(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三)考察和借鉴西欧工人政党的建党经验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
(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初步显现 |
(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 |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 |
第二章 1903 年前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 |
(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革命的代数学” |
(二)加强理论宣传与思想鼓动 |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 |
(四)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 |
(一)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体现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 |
(二)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
(三)坚定党的政治斗争,为“工人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 |
(四)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当前任务与最终任务相结合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党进行革命的旗帜 |
(二)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坚持科学性、严密性、团结性、人民性 |
(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实现政治自由与党内民主 |
(四)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都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 |
四、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 |
(一)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 |
(二)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学风 |
(三)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 |
(四)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 |
第三章 1903 年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阶段过程 |
(一)1903 年——1908 年的孟什维克立场 |
(二)1908 年——1914 年的反对取消派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 |
(三)1914 年——1918 年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集中表现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转变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转变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转变 |
(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转变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原因及影响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带来的后果 |
第四章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比较 |
一、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关系的变化 |
(一)苏黎世的初次会面 |
(二)全方位的并肩战斗 |
(三)双方的激烈论战 |
(四)再次合作打击取消派和马赫主义 |
(五)两人彻底的决裂 |
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焦点 |
(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之争 |
(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争论 |
(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的争论 |
三、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争论的评析 |
(一)二人思想产生分歧的原因 |
(二)二人思想争论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影响 |
第五章 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积极贡献 |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
(二)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
(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一)思想内容不够系统完善 |
(二)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 |
(三)理论联系实际程度不够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经验教训 |
(一)在思想建设中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
(二)在政治建设中要坚持党的领导 |
(三)在组织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 |
(四)在作风建设中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前言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凡例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尹至》篇知见录 |
《尹诰》篇知见录 |
《程寤》篇知见录 |
《保训》篇知见录 |
《耆夜》篇知见录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皇门》篇知见录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楚居》篇知见录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8)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绪论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5.1 叩问存在 |
5.2 审视灵魂 |
5.3 透视本体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8.结语 |
参考书目 |
作者简历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9)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分析方法与基本思路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康德的相关研究 |
二、施莱尔马赫的相关研究 |
三、齐克果的相关研究 |
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生存的建构与解构 |
第一节 康德提出的心灵改变 |
一、敬虔派与道德界定 |
二、必然义务与任性自由 |
三、善恶准则与心灵改变 |
第二节 由心灵改变所引发的问题 |
一、国内学界一场持续的争论 |
二、向善禀赋与全善 |
三、趋恶倾向与善恶两可 |
第三节 寻找生存出发点 |
一、建构还是解构 |
二、“利”与“仁义”之间的生存张力 |
三、从“无意”到“本性” |
第三章 接受性主体的回归——施莱尔马赫对生存意识的分析 |
第一节 敬虔与神学——施莱尔马赫思想的生存背景 |
一、家族遗产与灵性试炼 |
二、启蒙精神与神学反叛 |
三、敬虔情感与生存起点 |
第二节 意识与思辨:施莱尔马赫对生存张力的重建 |
一、两种主体性意识:绝对自主与相对共存 |
二、两种对象的呈现方式:观念建构与情感指向 |
三、敬虔的生存张力:绝对依赖感与感官性自我意识 |
第三节 情感与观念:施莱尔马赫的敬虔理论 |
一、一般敬虔意识的不同阶段:偶像崇拜、多神教与一神教 |
二、一神教敬虔意识的发展倾向:“目的论的”与“美的” |
三、基督教敬虔意识的交替环节:救赎需求与救赎满足 |
第四章 情感与可能性——齐克果的生存分析 |
第一节 冒犯:丧失可能性 |
一、“绝对悖论”和真理认识困境 |
二、理智的自弃 |
三、理智的迟疑 |
四、理智的反抗 |
第二节 着急:面对可能性 |
一、跳入罪:从无辜到有辜 |
二、无辜即无知:亚当的着急情感 |
三、有辜即差异性:夏娃的现实性起点 |
第三节 信仰的激情:重获可能性 |
一、年轻诗人的生存悖论:返回直接性 |
二、重游柏林:建构直接性 |
三、约伯的信仰激情:从苦难中看到试炼 |
第五章 结语 |
附录 瘾君子的心灵改变及其生存重构——基于对保山“重生园”戒毒学员的个案追踪 |
第一节 田野前的准备:对现实性研究议题的学理剖析 |
一、如何理解吸毒成瘾 |
二、传统的“疾病论”思路及其困境 |
三、基督教戒毒及其终极性的生存关注 |
第二节 初入田野:基于预设的观察与发现 |
一、老熟人与“新世界” |
二、结识“新人”与生活日常 |
三、“新人房”里的去与留 |
第三节 融入田野:主体间性的生存叙事 |
一、潜藏危机 |
二、集体出逃 |
三、人手告急 |
四、悲喜交加 |
第四节 返回书斋:对个案的生存分析 |
一、吸毒与生存选择 |
二、瘾君子的生存悖论 |
三、戒毒与救赎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重新理解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
二、重新恢复宗教批判理论的激进态度 |
三、本文的主线与结构 |
第一章 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启蒙哲学传统及其形成 |
第一节 从原罪到解放 |
第二节 从经验主义到无神论 |
第三节 从物理学到唯物主义 |
第二章 宗教批判与思辨哲学批判 |
第一节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 |
第二节 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对马克思的影响 |
第三节 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内在契合 |
第三章 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 |
第一节 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
第二节 马克思对鲍威尔方案的批判——宗教与国家的和平共处 |
第三节 国家与宗教的独立性的现实基础 |
第四章 宗教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 |
第一节 犹太-基督教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活 |
1.犹太教与犹太人在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 |
2.基督教对犹太精神的实现及其内容 |
第二节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与宗教 |
1.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辨析 |
2.对商品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运用 |
第三节 “信仰自由”作为“自由竞争”的产物 |
第五章 宗教批判与生产方式批判 |
第一节 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及其与个人的关系 |
第二节 物化的生产关系与宗教的可能性基础 |
第三节 失控的生产关系与宗教的现实性基础 |
第四节 实现宗教消亡的途径 |
1.宗教消亡与无产阶级革命 |
2.社会存在与自我发展相统一意义上的宗教消亡 |
第六章 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发展和当代意义 |
第一节 19世纪的宗教批判:革命与宗教的抉择 |
第二节 20世纪的宗教批判:解放与神学的结盟 |
第三节 21世纪对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呼唤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研究综述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不要丧失思想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对马克思哲学平等观的道德辩护 ——科恩平等主义思想研究[D]. 何宇白. 吉林大学, 2020(08)
- [4]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哀伤历程研究[D]. 沈昶邑.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5]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D]. 王净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D]. 周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8]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9]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D]. 任一超. 山东大学, 2019(02)
- [10]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林浩超. 武汉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