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岑福飞[2]（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大学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个人全面发展诉求的科学理想信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无论基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视角,还是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诉求,亦或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无不彰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必须直面新的挑战、主动对标新的要求、把握新的特点、探索新的思路,才能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新时代面临新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对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代有新要求,党和国家从四个方面对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坚定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四个服务”和遵循“三因”要求。新时代存在新特点,本文主要从教育理念、内容、目标三个方面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特点即新理念（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教育理念、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教育理念、整体育人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新内容（政治性内容与生活性内容相融合、民族性内容和世界性内容相关联、科学性内容与人文性内容相结合）、新目标（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人才）。新时代需要新思路,根据面临的新挑战、新要求以及存在的新特点,从三个方面提出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思路即协同推进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合力、整合资源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建设、以网络育人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现代化发展。
丁敏潇[3]（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闫磊[4]（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韩璐[5]（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提出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窦嘉文[6]（2019）在《战后中共对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研究（1945-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在二战结束至建国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共对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苏联因素都在这些调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末期,中共在美苏关系业已改善的大前提下根据抗日、压制国民党反共势力和争取外援等实际需要,主动寻求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行“联美抗日”。战后初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既定,苏联也为维护其一己之利,漠视中国革命,中共因应自身力量弱小及缺乏外部支持等实际情况,转而寻求更富有弹性的对美政策,重点在于拉开美蒋距离,实行“中立美国”。而从1946年3月中旬开始,中国国内局势的持续恶化及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使得中共彻底放弃了对美蒋的幻想,对美国逐渐转向全面斗争。在这期间东西方冷战爆发,美苏关系彻底恶化,苏联开始对中国革命改变立场,对中共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物资上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中共转向苏联,实行“联苏反美”政策。踏入1949年,中共在国内战场上胜券在握,中共也更多的把重心放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美国继续秉持反共立场的情况下,出于战后国家建设和维护政权安全等需要,中共决心对苏“一边倒”,坚决反美。期间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互访大大地加深了双方的互信和认识,双方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双方逐渐从中苏两党关系过渡到中苏两国关系上。如果说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外事方面还不得不听命于莫斯科的话,那么随着中共的逐渐成熟,中共在外交方面的独立性正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个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中共在外交实践中更多地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非莫斯科的指令来制定对外政策,也体现在中共开始懂得利用各方不同的矛盾来服务于革命利益。尽管这时期苏联因素一直都对中共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中共在苏联因素面前已经逐渐从“被动”化为“主动”,开始主动利用“苏联因素”来服务其对外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对苏“一边倒”应被理解为中共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主动走向苏联的一个过程,这是中共外交的自主抉择。
罗丽娟[7]（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指出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陈宗照[8]（2019）在《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思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既是探索近代俄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重要途径,也是对阶级分析方法与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尝试,更是深入学习和理解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的形成脉路及理论内涵的探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与压迫日渐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压制,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在工人群体中蔓延。与此同时,俄国国内问题重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俄国社会,致使民众精神迷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受挫。列宁为了揭露反对者的剥削本性、破除民众精神迷茫、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结合俄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现实表现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论的方式,创造性的指出每个民族文化中都含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成分和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代表剥削者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成分。这一理论体现了民族文化的阶级对立性、文化民族性和交互渗透性特征,得到了列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完善与发展。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有力的解释了俄国传统文化的现状,破除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迷茫,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扫清了许多障碍,也为大众思想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使俄国传统文化改造与文化建设步入了新阶段。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是对阶级分析方法论的具体应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动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前提,正确认识“两种文化”的贡献与局限,把握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对进一步丰富中国大众文化,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的整体实施有着积极作用。
单天羽[9]（2019）在《清末立宪失败原因的再探讨 ——以日本经验为参照》文中提出晚清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清末立宪运动,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仍然以失败告终。而在探究清末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后世论者往往从分析清政府推动立宪的主观目的出发,认为清末立宪带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以维持清政府统治、富国强兵、中央集权为目的,而立宪本身的超验性价值却遭到忽视,从而导致立宪的彻底失败。更有甚者将清末立宪指斥为一场骗局,认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未打算真正推动立宪,而只是将之作为拖延革命的手段,真实目的还是维护其行将就木的腐朽统治。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因为各种史料显示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的确认为立宪对自身有益处,故其推动立宪不可能是骗局;而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工具主义”本身也无可厚非,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脱离了这一点的任何“价值”事实上都不会得到国人的支持。本文追溯清末立宪的全过程,揭示出清末立宪师法日本的特征,进而对比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各自提纲挈领的第一条,指出清末立宪盲目照搬《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万世一系”的措辞,但却忽视了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以易姓革命为特征的中国皇统根本无法发挥“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那样的“国家之基轴”的作用,从而导致《钦定宪法大纲》因其“反事实”的特征而遭人非议,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更加受到质疑,这一切为清政府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廖衡[10]（2019）在《“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文中研究指明英国十八世纪四位小说大师——亨利·菲尔丁、劳伦斯·斯特恩、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不约而同地在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中传承并革新了西方田园书写,再现十八世纪英国全速挺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宫廷及乡村的突出矛盾及问题,并通过推进古老的“田园伦理”及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参与了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他们将不列颠乡村庄园“天堂府”与农舍良田“黄金乡”塑造成一处现代化洪流中的退隐之地,将其赋值成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乡村在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及民族融合中突出的社会问题、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患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论文在整合西方田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英国生态批评家吉福德关于田园书写“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之理论构架,融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风景研究及新历史主义等视角对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及《阿米莉亚》（1751）、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67）、哥尔德斯密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与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1771）中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历史语境、结构模式与社会功能进行研究,探究四位作家如何在小说中传承与革新西方田园书写传统,建构田园退隐之地并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语境,参与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论文的第一章研究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四位小说大师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田园诗歌中“黄金时代”与“阿卡狄亚”的文学记忆,传承了英国本土田园诗学的多样风格（尤其是乡村庄园诗作、地貌诗歌及反田园诗）,也受到了蒲柏及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田园批评文本的影响,不仅传承田园理想,也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现实。论文的第二章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历史语境。十八世纪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全面展开,乡村劳动力大幅度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与面积激增,滋生了各种城市问题;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乡绅与农民阶层的矛盾;正当这些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改造不列颠乡野之时,一场以诗歌、绘画、园艺及徒步旅行为媒介的“如画美学运动”醉心于“发现”未被现代化洪流染指的不列颠本土田园风景。四位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及“恋乡情结”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小说中复杂厚重的田园书写既是对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一种文学回应,也参与了英国现代社会的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塑形。论文的第三、四、五、六四个章节分析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所共有的结构模式——“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第三章分析了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小说的宏观叙事及插入叙事都沿袭了田园传统的退隐叙事模式,使小说大体呈现出主要人物从伦敦或巴斯退隐不列颠乡村“天堂府”与“黄金乡”的叙事脉络;第四、五、六章分析了小说如何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语境”,再现与反思现代化进程并参与英国现代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建构。同时,论文的第四、五、六章也集中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社会功能。第四章结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阐明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在小说中革新“田园伦理”,参与十八世纪英国的伦理建构。他们在小说中继承了田园诗学对宫廷与城市的批评态度,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城市化进程所滋生的环境、犯罪及道德问题,反思了商业社会的“经济人”现象与“现金联结”、揭露了十八世纪英国议会、政党或者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发扬了英国田园书写中歌颂乡村农人的传统,将乡绅或者农民建构为与十八世纪商业文化中“经济人”相抗衡的美德群体,并塑造了以情感为纽带的“田园家庭”及以地缘和心缘维系的“田园美德共同体”。第五章借助当代风景研究视域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在小说中推进西方英国田园诗学中的“田园风景”,参与发现与提升不列颠本土风景的如画美学运动。小说家们致力于呈现并歌颂不列颠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将“天堂府”与“黄金乡”置于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乡村腹地,描写或勾勒出其显着的地理水文;小说中描绘了象征不列颠民族身份、承载民族记忆的乡土植被,尤其是橡树或树篱风景;“天堂府”多是彰显不列颠身份与历史、“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的哥特、凯尔特式或中世纪建筑与废墟。同时,他们将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乡村呈现为一道“参差多态”的如画美学风景。第六章以新历史主义“厚描”的方法,从小说文本的“细小片段”及乡村边缘人物入手,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发扬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将田园理想置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不列颠乡村现实之中,不同程度地反思议会圈地运动、农业改革及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乡村阶级或民族矛盾。菲尔丁、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在小说中通过塑造英格兰乡村飞扬跋扈的“猎物保护人”、被狩猎法边缘化却扞卫习惯权利的贫农及监守自盗的“猎场看守人”,再现了乡村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土地阶层与小农及贫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质疑了《1671年狩猎法》及《1723年黑面法令》所确保的土地阶层的“狩猎霸权”;菲尔丁、斯特恩、斯摩莱特通过不同程度地再现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及农工的艰苦生活,反思了这一进程中乡村的人口流失、贫富分化及济贫等社会问题;斯摩莱特还在小说中再现了《1707年联合法案》光环遮蔽下、悬而未决的苏格兰乡村中的民族压迫及对抗。论文的结论指出: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笔下的田园书写绝非逃避遁世,他们既传承了古老的西方田园理想,也发扬了西方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城市、宫廷及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及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虑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他们笔下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不仅是一处田园理想中的乡村退隐之地、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也是不列颠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真实乡村之再现。四位作家在小说这一十八世纪新兴的文体中融入了田园书写,开拓了田园书写的新疆域,增强了田园书写的内部张力,也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他们田园书写中丰富的“英国经验”对我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难点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概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新时代 |
| 2.1.1 新时代的概念 |
| 2.1.2 新时代的具体内涵 |
| 2.1.3 新时代的特点 |
| 2.2 理想信念与理想信念教育 |
| 2.2.1 理想信念的含义及其特征 |
| 2.2.2 理想信念的分类 |
| 2.2.3 理想信念教育的特征 |
| 2.3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列宁主义 |
| 2.3.2 毛泽东思想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挑战 |
| 3.1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
| 3.2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
| 3.3 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
| 3.4 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
| 第四章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要求 |
| 4.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4.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4.3 坚持“四个服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 |
| 4.4 遵循“三因”要求,进一步创新发展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特点 |
| 5.1 新理念 |
| 5.1.1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教育理念 |
| 5.1.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教育理念 |
| 5.1.3 整体育人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
| 5.2 新内容 |
| 5.2.1 政治性内容与生活性内容相融合 |
| 5.2.2 民族性内容与世界性内容相关联 |
| 5.2.3 科学性内容与人文性内容相结合 |
| 5.3 新目标 |
| 5.3.1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5.3.2 培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人才 |
| 第六章 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思路 |
| 6.1 协同推进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合力 |
| 6.1.1 树立合力育人理念 |
| 6.1.2 优化“三全育人”体系 |
| 6.1.3 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
| 6.2 整合资源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建设 |
| 6.2.1 进一步丰富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资源 |
| 6.2.2 利用社会资源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
| 6.2.3 以课程思政为依托挖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资源 |
| 6.3 网络育人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现代化 |
| 6.3.1 强化网络意识,创新发展网络育人 |
| 6.3.2 提升新媒体的利用率和实效性 |
| 6.3.3 提升教育队伍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形成的思想探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思想来源的总体评述 |
| 第二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劳动思想 |
| 一、荷马时代:分配的正义与劳动的价值 |
| 二、古希腊时期:被鄙视的劳动与初期的分工 |
| 三、古罗马时期:劳动者的惨景与公正的希冀 |
| 第三节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劳动救赎说与价格公平论 |
| 二、新教伦理:劳动天职说与神意分工论 |
| 第四节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先驱:劳动是财富之父和剩余价值的存在 |
| 二、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学说与劳动尺度概念 |
| 三、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与相对工资说 |
| 第五节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从康德到谢林:人是什么和“活动”的原则 |
| 二、黑格尔:“否定性行动”与自由真正的“显现” |
| 第六节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劳动思想 |
| 一、圣西门:实业制度和差别分配原则 |
| 二、傅立叶:和谐社会和劳动协作制 |
| 三、欧文:劳动价值论和分配正义思想 |
| 第七节 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 |
| 一、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行动哲学和“实践”的范畴 |
| 二、从费尔巴哈到赫斯:“感性直观的人”和行动的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劳动观形成史的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思想萌芽 |
| 一、德语作文:“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选择观 |
| 二、博士论文:对“自我意识”的哲学史探寻 |
| 三、《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 |
|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路径的探寻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 |
| 二、《德法年鉴》时期:向实践的唯物哲学的转变 |
| 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历史之谜 |
| 四、《神圣家族》: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
| 第三节 迈向成熟“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
|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感性活动”的哲学革命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劳动”唯物史观的形成 |
| 三、《哲学的贫困》: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
| 四、《雇佣劳动与资本》:雇佣关系的对抗性及向自由劳动的复归 |
| 第四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成熟发展时期 |
| 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一般劳动”的概念 |
| 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创造资本的劳动 |
| 三、《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社会劳动”的本质内涵 |
| 四、《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成熟表述 |
| 第五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
| 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劳动论” |
| 二、“两大历史笔记”:人类社会发展史与劳动解放的真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扞卫与发展 |
| 第一节 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思考 |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天才萌芽” |
| 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劳动者的现实考察 |
| 第二节 恩格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观的扞卫 |
| 一、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所做出的贡献 |
| 二、《反杜林论》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扞卫 |
| 第三节 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创造性引申与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反自然性和反人性的批判 |
| 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劳动”地位的评述 |
| 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历史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释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论“劳动”? |
| 二、劳动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实践唯物主义范畴? |
| 三、能否以“劳动”来透析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 |
|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起点:劳动——人 |
| 一、青年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伊壁鸠鲁? |
| 二、“自由意志”如何关照到“现实的人”? |
| 三、批判的矛头何以指向“劳动”?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起点何以是“劳动——人”? |
|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逻辑:劳动的历史与现实的人 |
| 一、一般劳动与人的自然属性 |
| 二、生产劳动与人的社会存在 |
| 三、雇佣劳动与人的异化状态 |
| 四、自由劳动与人的解放理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理论回应与时代关照 |
| 第一节 理论回应:后马克思主义者抛掷来的问题 |
| 一、后马克思主义者抛掷来的问题 |
| 二、马克思恩格斯会怎样回应? |
| 第二节 时代关照:现代科技所催生的新劳动形态 |
| 一、三次科技革命与劳动形态的改变 |
| 二、新劳动形态下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遇到的质疑 |
| 第三节 当代价值:体面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
| 一、体面劳动是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本质诉求 |
| 二、新时代对劳动主体地位的强调 |
| 第四节 未来理想:通往自由之路 |
| 一、共产主义是劳动自由解放的理想社会 |
|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战后中共对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研究（1945-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时中共对美政策及苏联因素 |
| 第一节 中共“联美抗日”政策的确立 |
| 一、中共对美认识的转变 |
| 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访问 |
| 第二节 “联美抗日”政策的苏联因素 |
| 一、美苏关系的改善 |
| 二、共产国际的解散 |
| 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不信任 |
| 第二章 中共“中立美国”政策及苏联因素 |
| 第一节 中共“中立美国”政策 |
| 一、中共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 |
| 二、中共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应对 |
| 第二节 “中立美国”政策的苏联因素 |
| 一、苏联“扶蒋疏共”政策的确立 |
| 二、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 |
| 第三章 中共“联苏抗美”政策及苏联因素 |
| 第一节 中共“联苏抗美”政策的确立 |
| 一、东北局势的持续恶化 |
| 二、中共对马歇尔调解的彻底绝望 |
| 第二节 “联苏抗美”政策的苏联因素 |
| 一、美苏关系开始恶化 |
| 二、苏联对《中美商约》签订的强烈反应 |
| 三、苏联对中国革命态度的转变 |
| 第四章 中共“一边倒”政策及苏联因素 |
| 第一节 中共“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
| 一、美国的“中立中共”政策及中共的应对 |
| 二、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失败 |
| 第二节 “一边倒”政策的苏联因素 |
| 一、米高扬访问西柏坡 |
| 二、刘少奇秘访苏联 |
| 结语：中共独立自主外交的起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三、“双因素”理论 |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难点 |
| 第1章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历史背景 |
| 1.1 国际背景 |
| 1.1.1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迅猛 |
| 1.1.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 |
| 1.2 国内背景 |
| 1.2.1 国内社会发展矛盾突出 |
| 1.2.2 国内思想文化纷繁复杂 |
| 第2章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形成 |
| 2.1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渊源 |
| 2.1.1 源于改造俄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 |
| 2.1.2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
| 2.1.3 源于列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理论积累 |
| 2.2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具体形成 |
| 2.2.1 批判模糊的“民族文化”口号 |
| 2.2.2 反对狭隘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 |
| 第3章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及其思想特性与发展 |
| 3.1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内容 |
| 3.1.1 民族文化中的资本主义文化成分 |
| 3.1.2 民族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 |
| 3.1.3 民族文化中两种成分的关系 |
| 3.2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思想特性 |
| 3.2.1 阶级对立性 |
| 3.2.2 文化民族性 |
| 3.2.3 交互渗透性 |
| 3.3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发展 |
| 3.3.1 列宁对“两种文化”理论的丰富 |
| 3.3.2 斯大林对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解读 |
| 3.3.3 毛泽东对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应用 |
| 第4章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 |
| 4.1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
| 4.1.1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贡献 |
| 4.1.2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局限 |
| 4.2 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
| 4.2.1 正确看待文化的阶级性,加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
| 4.2.2 正确理解文化的民族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4.2.3 正确把握文化的对立统一,强化无产阶级与大众文化的同向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清末立宪失败原因的再探讨 ——以日本经验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清末立宪失败原因的既有观点及其缺陷 |
| (一) 清政府立宪的主观目的 |
| (二) “立宪骗局说”与“工具主义说”的再审视 |
| 1.驳“立宪骗局说” |
| 2.特殊情势下的“工具主义” |
| 二、清末立宪失败原因探讨的理论框架 |
| (一) 清政府立宪的理想路径:以日为师 |
| 1.考察团的经历与意见 |
| 2.立宪中效仿日本的具体表现 |
| (二) 清末时人对“集权”的看法及其原因 |
| (三)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绝对主义 |
| 三、日本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 |
| (一) 古代天皇的“万世一系” |
| 1.虚君化的“现世神” |
| 2.权力分散化的武家幕府制度 |
| (二) 近代天皇的“万世一系” |
| 1.天皇“万世一系”的发掘与重构 |
| 2.寡头政治与“万世一系” |
| (三) 被“祛魅”的中国皇统 |
| 1.神秘色彩的祛除 |
| 2.“事功”标准 |
| 四、重思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 |
| (一) 只见其表不见其里 |
| (二) “道统”的崩塌 |
| 1.三代之治 |
| 2.“道统”的形成 |
| 3.“道统”在清代的变异 |
| 4.自废武功:废科举与“道统”的崩塌 |
| (三) 危险的后果:人心思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关键词界定:田园书写、“天堂府”与“黄金乡” |
| 一、田园书写 |
| 二、“天堂府”与“黄金乡”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选题意义 |
| 一、理论基础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诗学渊源:西方田园书写概述 |
| 第一节 “阿卡狄亚”之魅:古希腊罗马田园书写渊源 |
| 一、西方田园书写之滥觞:赫西俄德与忒俄克里托斯 |
| 二、西方田园书写的经典化:维吉尔与贺拉斯 |
| 第二节 “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之歌:英国田园书写的本土化 |
| 一、英国田园书写的肇始: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书写 |
| 二、英国田园书写的多样化:17-18 世纪的田园书写 |
| 第三节 蒲柏与约翰逊之论:英国田园书写批评话语的形成 |
| 一、“黄金时代的意象”:蒲柏论田园诗 |
| 二、“乡村生活的再现”:约翰逊论田园诗 |
| 第二章 历史语境: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田园 |
| 第一节 圈地运动、农业革命与城市化中的英国田园 |
| 一、圈地运动与农业革命中的英国田园 |
| 二、城市化、商业化与帝国扩张中的英国田园 |
| 第二节 如画美学风尚中英国田园风景的“发现” |
| 一、如画美学及田园诗歌中的田园风景 |
| 二、风景画、如画园林与画境游中的田园风景 |
| 第三节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的恋乡情结 |
| 一、贵族后裔菲尔丁与乡村牧师斯特恩的恋乡情结 |
| 二、《荒村》诗人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的恋乡情结 |
| 第三章 退隐“天堂府”与“黄金乡”:小说中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菲尔丁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远离“城”嚣: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离城返乡: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二节 斯特恩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乡村“四五英里的范围内”: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让我们回乡下去吧”: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三节 哥尔德斯密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村舍炉边之乐”: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哲思浪子”返乡记: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四节 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离开这个传染病的中心”: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退出自己的事业回到乡下”: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四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理想:小说中的田园伦理建构 |
| 第一节 “伦敦是个坏地方”:小说对城市病的伦理批判 |
| 一、“一个长得太大的怪物”:城市扩张与城市病 |
| 二、“一定得花钱才行”:城市的现金联结与拜金之风 |
| 第二节 “最为腐败的国家”:小说对宫廷政治的伦理批判 |
| 一、“党派这个魔鬼”:小说对议会及党派的伦理批判 |
| 二、“突出罪恶”:小说对腐败的国家机器的伦理批判 |
| 第三节 “恩情如海的天地”:小说中田园理想的建构 |
| 一、“身体完全健康”:小说中的田园农人 |
| 二、“与妻女言笑,与子哲辩”:小说中的田园家庭 |
| 三、“慷慨好客要再度蔚然成风”:小说中的田园共同体 |
| 第五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风景:小说中的田园风景建构 |
| 第一节 “和阿卡狄亚比美”:田园风景的民族身份建构 |
| 一、“和阿卡狄亚比美”:小说中的不列颠乡村地理水文 |
| 二、“橡树之心”与“山楂树篱”:小说中的不列颠乡野植被 |
| 三、“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小说中的不列颠乡村建筑 |
| 第二节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田园风景的审美建构 |
| 一、“一片极其动人的风光”:菲尔丁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二、“一片开阔的风景”:斯特恩与哥氏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三、“苏格兰的阿卡狄亚”:斯摩莱特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第六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小说中的乡村现实 |
| 第一节 “猎物保护人”与“偷猎者”:圈地运动中的乡村阶级矛盾 |
| 一、“猎物保护人”与《1671 年狩猎法》 |
| 二、看猎场的“黑乔治”、“偷猎者”与《1723 年黑面法令》 |
| 第二节 “修剪、烧草、筑篱”:农业革命中的乡村社会问题 |
| 一、乡绅的农业计划与破产的“农民乡绅” |
| 二、农工的“艰苦工作”与“面黄肌瘦”的克林克 |
| 第三节 “苏格兰天堂”:《1707 年联合法案》与苏格兰乡村民族矛盾 |
| 一、“毁灭他们的民族精神”:苏格兰乡村的民族压迫 |
| 二、潜伏的“武装力量”:苏格兰乡村的民族对抗 |
| 结语 |
| 一、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忧患交织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 |
| 二、四位小说家对田园书写及小说的贡献 |
| 三、田园书写中的“英国经验”之借鉴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D]. 岑福飞. 江西理工大学, 2020(12)
- [3]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6]战后中共对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研究（1945-1949年）[D]. 窦嘉文. 深圳大学, 2019(12)
- [7]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研究[D]. 陈宗照. 湘潭大学, 2019(02)
- [9]清末立宪失败原因的再探讨 ——以日本经验为参照[D]. 单天羽. 苏州大学, 2019(04)
- [10]“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D]. 廖衡.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