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ARS考验中国公共财政“免疫力”(论文文献综述)
徐跃[1](2021)在《国家治理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何伊文[2](2021)在《从翻译批评理论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编译 ——以《东洋经济周刊》对《财新周刊》新冠专题的日译为例》文中指出
王栋升[3](2021)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各类风险因素也在逐步增加,风险社会正在加速到来。一方面,从2003年的SARS事件到2013年的N9禽流感事件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人类与传染病相伴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传染病疫情的泛滥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敲响了警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属于一起较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在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严重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与不足。因此,如何有效阻断重大传染病疫情扩散、加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宏观背景,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体制机制及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防控中的实践运作情况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多元角度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路径的拓展、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参考和引导意义。
方娴[4](2020)在《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面临着突发事件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由于其偶然性和巨大的破坏力,导致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巨大损失。紧急医疗救援是应急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医疗机构迅速高效开展医疗救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新疆地处祖国西北部,周边与八国相邻,特殊的地缘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得其发生突发事件风险较高,时刻考验着政府及各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由于新疆三级综合型公立医院承担着地区医疗救援的重任,因此研究其医疗救援应急管理具有现实意义。目的:本研究以承担新疆各地州突发事件医疗救援应急主要任务的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为研究对象,从入院救治患者伤害特征、医务人员应急救援及管理认知和医院风险事件识别综合分析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的现状和不足:首先回顾性分析既往救治的突发事件住院患者的伤害情况,分析伤害所造成的医疗救援压力和社会经济损失;其次,医务人员是医院开展紧急医疗救援的核心力量和专业人员,分析医务人员医疗救援综合能力和对医院应急管理的认知情况,寻找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能力不足;再次,对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内外环境进行突发事件和内部脆弱性风险评估,帮助医院确定医疗救援和应急管理的优先干预重点,做好医院自身灾害防范能力建设。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构建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对乌鲁木齐市、北疆地区和南疆地区的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救援能力进行综合分析,最终为全面提高新疆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政府-社会-医院”无缝隙衔接策略和政策建议。方法:(1)通过乌鲁木齐市5所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病案系统收集2011-2018年收治的因交通事故、职业灾害事故、火灾事故和社会安全事件住院治疗的29595例患者病历信息,分析其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伤害特征(伤害部位和伤害性质)、临床特征(入院情况、住院天数、手术情况、转归情况)及住院费用。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住院费用采用CPI指数进行贴现标化。(2)对新疆21家样本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相关科室的5022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其人口学基本情况、应急培训演练及救援情况(次数及级别)、医疗救援应急能力认知(包括突发事件认知、医疗救援角色认知、医疗救援工作能力认知和急救知识技术掌握情况四方面)和对医院应急管理认知(包括承担应急任务、明确各级职责、应急培训演练、应急物资保障、应急经验总结和应急信息沟通六方面)。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连续性变量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务人员对医院应急管理认知的影响因素。(3)运用风险矩阵法和Borda序值法对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外部环境即新疆地区4类突发事件的风险可能性和严重性两方面进行评估并确定其风险等级;再运用Kaiser模型风险评估矩阵对医院内部环境可能发生的4类致灾因子从其发生可能性和严重性(包括人员、财务、运营影响和应急准备、内外部应急响应6方面)进行灾害脆弱性风险分析,确定其相对风险值(R%)并进行排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自然灾害和技术事故两种致灾因子的相关性。采用德尔菲法构建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对新疆21家(全疆合计23家)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的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现状进行调查后,结合该指标体系最后确定新疆整体(21家医院)、乌鲁木齐市(包括7家医院)、北疆地区(包括8家医院)和南疆地区(包括6家医院)的医疗救援应急能力得分。结果:2011-2018年收治突发事件伤害住院患者29595例,(1)社会人口学特征中,男性占75.0%,年龄主要集中在1935岁(35.3%)和3645岁(24.1%)年龄段,职业以工人(26.9%)、自由职业者(18.1%)和农牧民(17.5%)居多。(2)伤害特征:事件类型中交通事故患者最多占50.6%,社会安全事件占24.1%,职业安全事故占23.3%;伤害部位,上下肢受伤占39.6%,头颈部位占34.8%。(3)临床特征:入院患者入院时病情以急危重为主占78.3%,患者多集中在骨科、急诊创伤科和神经外科,住院天数较长,60%需要手术治疗,90%以上患者治愈或好转。死亡例数共计861例,其中交通事故占66.43%,职业安全事故占31.4%。(4)直接经济负担,29595例患者共产生住院费用8.0亿元,交通事故占比最高达到62.5%,住院总费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9%。社会安全事事件人次费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2%。样本医院的5022名医务人员中,(1)近三年接受应急培训人员仅占59.3%,参加应急演练人员仅占60.8%,并且培训和演练次数较少级别较低;但有20.3%的人参与应急救援,救援次数较多且级别较高,地区间也存在差异(P<0.05)(2)医疗救援应急能力认知方面,一是突发事件分类回答错误率高,达到25.7%;二是医疗应急救援能力认知中安全防护(85.4%)、健康教育(62.2%)、心理支持(76.0%)、公共卫生防疫(64.0%)应答率低于急救技能(94.7%)和急救知识(95.3%)。三是50.7%的医务人员认为自身应急知识不能满足救援需要,掌握的急救技能中现场灾情评估(33.4%)、心理危机干预(33.4%)、健康教育(36.9%)和生物性致病因素防护(19.4%)的应答率低于其他急救技能。(3)医务人员对医院应急管理的认知水平基本在3.0分上下,属于一般熟悉水平,其中承担应急任务和明确职责两部分评分较高为3.08±1.02和3.09±1.04,其他部分认知评分低于3.0分,应急培训、演练和救援是应急管理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南疆地区除个别条目外对医院应急管理认知整体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医院外部环境突发事件风险等级中,地震和道路交通事故为极高风险事件,暴雪、生物灾害、极端温度、企业安全事故、火灾事故、环境灾害、传染病暴发流行、“苯中毒、铅中毒和尘肺”以及经济安全事件为高风险事件。医院内部风险事件相对风险度较高的依次是火灾(48.72%)、暴力型医疗纠纷(47.60%)、医院感染暴发(46.65%)、地震(45.40%)、电力故障(44.94%)、流行病暴发(41.44%)、信息系统故障(41.25%)、电梯故障(40.23%)等,部分自然灾害因子和技术事故因子间相关性高于0.4。其次构建的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8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以及76个三级指标,对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后结合该指标体系确定其应急管理能力得分,其中医疗救治能力、应急保障、培训演练和考核能力得分较高,分别为0.23806、0.13622和0.10355,事后恢复与重建、应急制度和监测预警系统得分较低,分别为0.00134、0.00106和0.00091。乌鲁木齐市、北疆和南疆地区的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与新疆整体的应急医疗救援情况近似。结论: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现状存在不足:(1)突发事件伤害导致医疗救援压力大,人群健康损伤严重,医疗急救需求增多,直接经济负担严重;(2)医务人员存在应急培训演练机会较少,与现实医疗救援工作形成矛盾。医疗救援应急能力认知不够综合全面,突发事件认知不足,对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公共卫生防疫、安全防护方面认知低于临床急救技能和知识。对医院应急管理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可通过综合规范的应急培训演练体系提高其认知水平。(3)医院应明确将地震和道路交通伤害极高风险事件作为医疗救援优先目标,重点关注暴雪、传染病流行、企业安全事故等高风险事件救援,持续关注中低风险事件,定期采取风险评估的防控与救援措施。在内部加强对火灾、暴力型医疗纠纷、医院感染爆发等高风险事件的抗灾能力建设,明确自身脆弱性,完善高风险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强化部门防控,提高应急救援水平。从整体看,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的医疗救治、应急保障、培训演练和考核能力相对较好,而事后恢复与重建、应急制度和监测预警系统的能力相对较弱,应重点建设事后恢复与重建、应急制度和监测预警系统。乌鲁木齐市、南疆和北疆地区应急管理能力与整体相似。综合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管理的不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通过发挥政府应急医疗救援管理体系的支撑作用和社会网络应急救援体系的辅助作用,综合提升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应急救援管理能力。
梁翘楚[5](2020)在《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文中指出目的:2002年末至2003年8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非典”疫情在广州流行期间,中医医务人员共同抗击“非典”,成绩斐然。广州中医的口述史料是了解和研究中医抗击“非典”史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抗击“非典”时期广州中医界典型人物有关抗击“非典”的口述史料,梳理广州中医界抗击“非典”的历程,进一步了解广州中医专家赴港抗非的情况,解读中医医务人员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内涵。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对于中医医务人员个人的影响,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彰显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为未来传承与发扬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经验提供借鉴。方法:1.口述史研究法依据口述史研究规范,对中医医生(含赴港专家)、护士、医院管理人员、“非典”患者、普通民众等多个群体开展口述访谈,同时向他们征集工作记录、手稿、照片等资料。采访完成后根据访谈录音听写出逐字稿,然后对逐字稿进行整理、归纳,运用“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理论对逐字稿进行分析。2.文献调研法借助现有的广州抗击“非典”相关史料,全面查阅、搜集、整理各类年鉴,相关档案资料,检索CNKI、万方、读秀等数据库及互联网中“非典”相关论文、报道,收集相关专着、采访报道等文献史料。3.多学科综合研究综合利用口述史学、医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收集广州抗击“非典”史的相关资料,凝练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基本轨迹,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成果:结合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将中医医务人员的抗非历程分为“初发阶段”、“高发阶段”、“控制阶段”、“援外阶段”、“基本胜利”五个时间段进行回顾。通过医务人员的口述史料,分析医务人员建构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挖掘出作为集体记忆模式的“抗击‘非典’精神”具有“无畏”、“团结”、“奉献”“中医药自信”的内涵,而个体记忆的精神内涵呈现则分为“机遇”、“温暖”、“伤痛”、“幕后英雄”及“警觉”五种类型,分别解读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建构的原因。结论:广州中医抗击“非典”成功,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促使其敬畏生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工作能力等;对于中医界而言,推动中医药进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广东省走上“中医药强省”之路、中医进入香港公立医院系统和提升了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对于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言,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代中医抗击疫情殷鉴不远。
裴刚[6](2019)在《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上海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文中认为近些年来,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国家之间合作交流加深,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致使各种突发传染病也不断滋生。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具有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性强等特点,这些都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几率。呼吸道传染病作为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近几年其死亡率、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呈现出暴增的趋势。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呼吸道传染病也属于高发区域。本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上海18个区县开展居民健康风险评估。在指标体系构建上,从风险的危险性、脆弱性和暴露性三要素出发,对灾害学领域和传染病领域风险评估指标进行综合,构建了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城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对上海18个区县开展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此外,本研究在梳理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为上海市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提出几点针对性建议。本论文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风险辨识结果上,上海市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整体处于较高风险水平。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2015年到达峰值12414例,2004-2016年平均发病数9244例。其中肺结核最为严重,发病数在2005年达到峰值6784例,死亡数在2007年达到峰值118例,最小值为2015年57例。丙类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数同样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2015年到达峰值8995例,2004-2015年平均发病数6133例。其中流感疫情最为严重,发病数在2015年达到峰值6031例,死亡数上,未出现较大数目的死亡情况。考虑原因多为上海医疗水平高,能及时有效处理丙类呼吸道传染病,但高发病数也会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仍需要持续关注。(2)在风险评估结果上,上海市各区县居民健康风险整体呈现较为分散的格局,城区和郊区无明显差异,主要由于各区县的在整个风险管理中呈现不同的优缺点。其中,松江区和闸北区风险指数最高,分别为0.721和0.426;金山区和闵行区风险指数较低,分别为0.089和0.116。松江区和闸北区风险值较高,主要原因是其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普遍高于其他区域、呼吸道传染病预案方面准备不充分、人口流动性大等。崇明县和闵行区风险值较小,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小、呼吸道传染病知识宣传到位、预案准备充分等。(3)在对策与建议上,结合上海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借鉴。第一,强化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组织体系。组织体系上,重视基层社区的防控工作。人员建构上,根据各区不同需求进行配置,并根据工作人员不同专长进行分工。此外,注重组建专家信息库,辅助管理者进行决策。第二,优化突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机制。预警监测机制上,建立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预警监测。部门协作机制上,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进行统筹,同步疫情信息。此外,加强江浙沪区域间的联动机制,形成多部门跨区域协作的格局。宣传教育机制上,政府要通过多方式、多途径开展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和培训,并对重点易感人群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第三,完善突发呼吸道传染病事件保障措施。在法规建设上,针对高发呼吸传染病建立专门的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增强法规的权威性和操作性。预案和演练建设上,增加专项预案的数量,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并通过演练不断完善预案。此外,增加公共卫生费用支出。增加政府出资比例,鼓励居民购买合适的商业健康险,不断丰富公共卫生费用来源渠道。
刘男[7](2015)在《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体系构建”(51078104)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突发性传染病,指的是在短期内发生、有较大波及范围,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发病率远超过常年发病率水平的一种传染病疫情;因其意外性、高危害性、广泛影响力等特点,已经成为了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医学与社会的双重难题;考验着一个国家、地区、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检验着医疗建筑、医疗设施的发展均衡性。本研究从医疗建筑网络化的角度出发,对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体系下的医疗建筑规划和建筑设计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提出理论性的指导对策,并针对性的建构出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体系的具体操作模式。同时促进国家“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的新医改政策在疾病防控领域的具体应用,在新医改政策的框架下完善当前的医疗建筑体系,完善医疗建筑设计方法。其最终的社会意义是探讨“以人为本”的从建筑领域出发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本文的具体研究指向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体系,以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网络结构为关注点,辅以系统论、协同论、区域科学理论等方法,创新性的提出了真实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网络、中介空间网络三位一体的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架构,并用网络配置计划对组成网络的医疗建筑要素进行具体的规划与设计指引,用网络运行机制对网络架构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进行总结。研究循着从点到面的思路,从“中观”层面构成网络的医疗建筑要素的研究介入,向上拓展到城市规划层面的医疗建筑网络体系整合,向下则具象到保证医疗建筑网络体系顺畅运行的相关技术支撑,全方位的对医疗建筑网络体系进行了梳理。在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要素的研究中,选取了整个网络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四类医疗建筑“结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控空间以及基层传染病防控医疗机构,通过对近年来大量相关案例的分析,对这四类医疗建筑在网络中的职能、发展趋势以及设计要点进行梳理与阐述。在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整合模式的探索中,从政策及策略层面提出以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城市医疗建筑规划专篇为目标的垂直整合模式,主要体现为规划功能、规划技术与规划程序的整合。进而在具体方法及手段层面描述了以“联动”为特质的医疗建筑水平整合模式,并主要以哈尔滨市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城市医疗建筑规划专篇为例说明了这一特质在真实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网络、中介空间网络三个不同网络架构上的体现。在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技术支撑的阐释中,以突发性传染病疫情的全过程为线索,首先从广泛分析、精确控制和优化救治三个角度探索了技术支撑平台的构建方式;其次又从一体化预防、协同化控制和应急化救治三方面来明晰具体的技术支撑策略;最后还从相应的医疗技术方面,探索了其对于网络体系的辅助支持。
赵丽梅[8](2015)在《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文中研究说明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天花、黑死病、1918年纽约大流感都在人类的历史上刻下了阴森森的恐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去这种自然爆发的形态以外,有些传染病的病毒如天花、霍乱也可以成为生物战剂,变成战争武器,即生物武器,其目的就是“蓄意疾病”,它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冷战的结束使新的因素不断被注入到国家安全问题中来,从而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和矛盾,由传染病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恐怖主义,对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受非传统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9.11”及之后的炭疽杆菌事件,将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由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生物恐怖所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发展轨迹。本文选取1992-2008年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作为研究题目,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公开文档、解密文档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探索从克林顿政府到乔治·W·布什政府这一时限内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的发展进程。从而揭示出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巨大影响;作为双方构建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又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美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制定。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拟达到四个研究目的:(1)通过对克林顿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阐述和分析,探求异同,揭示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过程;(3)通过考察美国政府内部各应急管理部门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主张,揭示出美国各政治势力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力;(4)通过对1992年至2008年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杨勇诚[9](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研究表明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张义[10](201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已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期,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和能力已成为中国政府迫切面对的严峻课题。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政权的稳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和反映政府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现代政府应主动承担起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所以,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全球和中国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背景下,本文综合运用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危机管理学、预防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从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角度出发,对政府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能力提升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并以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为实证对象,在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现状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保持清醒认识,要认真评估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中的经验、成效和问题,并为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改进政府卫生应急体制机制,履行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责任。
二、SARS考验中国公共财政“免疫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SARS考验中国公共财政“免疫力”(论文提纲范文)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三)综合评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一)研究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基础研究 |
第一节 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概念阐释 |
一、冠状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概念 |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概念 |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含义与特点 |
第二节 传染病的相关概念阐释 |
一、传染病的概念 |
二、传染病疫情的概念 |
三、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概述 |
第三节 公共卫生治理的相关概念阐释 |
一、公共卫生的概念 |
二、公共卫生防控的概念 |
三、公共卫生治理的概念、体系及基本构成要素 |
四、公共卫生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
第四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公共卫生治理完善的理论基础 |
一、应急管理理论 |
二、韧性治理理论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四、协同治理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的现状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目标 |
二、政府主导下的治理主体多元并存 |
三、由“应急”到“常态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选择 |
四、“医疗服务体系+疾控中心+社区防控”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
五、由中央到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的落实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问题 |
一、由疫情反复导致“应急”和“常态化”治理目标的间歇性冲突 |
二、由政府为主导的社会自治能力不足 |
三、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差异导致的防控措施执行力参差不齐 |
四、公共卫生防疫与基层医疗服务以及社区防控的深度融合有待加强 |
五、各地联防联控的具体措施有待协同与对接 |
第三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政府部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经验的欠缺 |
二、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专职和专业人才缺乏 |
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常态化防控的方式方法创新性不足 |
四、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韧性治理能力较弱 |
五、公共卫生防疫的跨界协作与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启示为视角 |
第一节 推进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类分级防控 |
一、建立健全公共卫生风险的分级分类指标体系 |
二、明确公共卫生治理的分级分类防控措施 |
三、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信息发布机制 |
第二节 全面提高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
一、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
二、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应急主导能力建设 |
三、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多方协调能力建设 |
四、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的物资保障能力建设 |
第三节 强化公共卫生防控的基层组织架构和职能 |
一、将基层社区纳入公共卫生防控体系 |
二、完善公共卫生防控的基层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 |
三、强化基层公共卫生组织的日常防控与风险预警职能 |
第四节 深化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分工协同 |
一、发挥家庭医生的早发现、早防控功能 |
二、促进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资源的共建共享 |
三、构建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的信息协作平台 |
第五节 加快完善公共卫生风险防范的法律法规 |
一、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
二、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中的问题条款 |
三、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问题条款 |
四、全面落实《生物安全法》中的各项规定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期间发表论文 |
(4)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部分 绪论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各类突发事件不断频发 |
1.1.2 我国面临突发事件严峻挑战 |
1.2 国内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研究 |
1.2.1 国外应急管理理论研究 |
1.2.2 我国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
1.3 国外医疗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
1.3.1 国外公共卫生处置研究 |
1.3.2 国外医院医疗应急管理研究 |
1.4 我国医疗应急管理研究及现状 |
1.4.1 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现状 |
1.4.2 我国医疗机构应急管理研究现状 |
1.4.3 医疗机构应急管理能力研究现状 |
1.5 研究不足 |
1.6 理论研究基础 |
1.6.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1.6.2 风险管理理论 |
1.6.3 系统管理理论 |
1.6.4 无缝隙政府理论 |
1.7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8 研究内容 |
1.8.1 主要研究内容 |
1.8.2 几个概念 |
1.9 技术路线 |
第二部分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研究基础 |
第2章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救治患者特征研究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1 研究对象 |
2.1.2 病例信息质量控制 |
2.1.3 研究方法 |
2.1.3.1 文献研究法 |
2.1.3.2 贴现法 |
2.1.3.4 数据分析方法与统计软件 |
2.1.4 相关内容界定 |
2.1.4.1 住院病例伤害类别界定 |
2.1.4.2 住院病例创伤部位界定 |
2.1.4.3 住院病例损伤性质界定 |
2.2 结果 |
2.2.1 应急救治住院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 |
2.2.2 突发事件伤害住院患者伤害特征 |
2.2.3 突发事件伤害住院患者临床特征 |
2.2.4 突发事件伤害住院时间分布 |
2.2.5 突发事件伤害住院费用分析 |
2.3 讨论 |
2.3.1 突发事件导致社会危害性严重 |
2.3.2 突发事件导致社会直接经济负担严重 |
2.3.3 应用事件规律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季节性防控 |
2.4 小结 |
第3章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认知研究 |
3.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3.1.1 研究对象 |
3.1.2 研究方法 |
3.2 结果 |
3.2.1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认知结果. |
3.2.2 不同地区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认知结果 |
3.3 讨论 |
3.3.1 医务人员培训演练机会少,与现实医疗救援工作形成矛盾. |
3.3.2 医务人员医疗救援能力认知缺乏综合性 |
3.3.3 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认知水平不高,且存在地区差异 |
3.3.4 构建规范综合的应急培训演练体系 |
3.3.5 医院针对医务人员应急管理认知不足提升医院应急管理水平 |
3.4 小结 |
第4章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风险分析 |
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4.1.1 研究对象 |
4.1.2 研究方法 |
4.2 结果 |
4.2.1 专家情况 |
4.2.2 新疆突发事件风险分析 |
4.2.3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灾害脆弱性分析(HVA) |
4.3 讨论 |
4.3.1 借助科学方法确定新疆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优先目标. |
4.3.2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明确自身脆弱性,强化灾害风险防控 |
4.4 小结 |
第三部分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
第5章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及能力评价 |
5.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5.1.1 研究对象 |
5.1.2 研究方法 |
5.2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情况 |
5.2.1 基本情况 |
5.2.2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情况 |
5.3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应急管理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5.3.1 德尔菲法筛选指标 |
5.3.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
5.4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分析 |
5.4.1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情况统计 |
5.4.2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综合分析. .. |
5.5 讨论 |
5.6 小结 |
第四部分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策略 |
第6章 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策略及建议 |
6.1 完善政府医疗救援应急管理体系 |
6.1.1 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明确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职责. |
6.1.2 构建高级别合作协调联动机制 |
6.1.3 借助应急管理平台,建立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
6.1.4 建立财政补偿机制和应急物资动态管理机制 |
6.1.5 打造地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提升区域医疗救援能力 |
6.1.6 组合各类救援队伍,打造地区综合紧急医疗救援队伍 |
6.1.7 建设医疗救援学科,培养专门人才队伍 |
6.1.8 打造立体救援模式,增加高技术含量应急救援设备 |
6.1.9 加强突发事件高危行业针对性监管,从源头降低事件风险 |
6.2 发挥基层组织职能,构建社会网络医疗救援应急体系 |
6.2.1 制定基层医疗救援应急预案 |
6.2.2 集合和调配基层辖区内医疗救援应急资源 |
6.2.3 针对高风险行业及人群开展医疗救援应急教育和培训. . . . . . |
6.2.4 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救援功能 |
6.2.5 组建基层医疗救援志愿者团队 |
6.3 综合提升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应急救援管理能力 |
6.3.1 医院应急管理组织层级扁平化 |
6.3.2 医院脆弱性风险防控 |
6.3.3 做好紧急医疗救援队建设 |
6.3.4 应急医疗救援队员素质和能力要求 |
6.3.5 应急预案制定修订 |
6.3.6 医院建立综合性应急培训演练体系 |
6.3.7 院前及院内应急救援流程衔接 |
6.3.8 建设医疗救援重点科室 |
6.3.9 后勤物资设备保障 |
6.3.10 信息通讯系统保障 |
6.3.11 灾后身心康复支持 |
第7章 结论与创新 |
7.1 结论 |
7.2 创新 |
7.3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附录5 |
附录6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历程 |
第一节 初发阶段(2003年1月31日前) |
第二节 高发阶段(2003年2月1日~3月31日) |
第三节 控制阶段(2003年4月1日~30日) |
第四节 援外阶段(2003年5月1日~31日) |
第五节 基本胜利(2003年6月1日后) |
第二章 广州中医的集体记忆 |
第一节 “无畏”的记忆内涵 |
第二节 “团结”的记忆内涵 |
第三节 “奉献”的记忆内涵 |
第四节 “中医药自信”的记忆内涵 |
第三章 广州中医的个体记忆 |
第一节 “机遇”的记忆内涵 |
第二节 “温暖”的记忆内涵 |
第三节 “伤痛”的记忆内涵 |
第四节 “幕后英雄”的记忆内涵 |
第五节 “警觉”的记忆内涵 |
第四章 中医抗击“非典”的影响与意义 |
第一节 中医抗击“非典”对个人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 |
第三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与课题情况 |
致谢 |
附件 |
(6)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上海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研究进展 |
一、传染病风险评估 |
二、灾害学领域风险评估 |
三、国内外研究评析 |
第四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一、技术路线 |
二、研究方法 |
第六节 研究特色与难点 |
一、研究特色 |
二、研究难点 |
第二章 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构建 |
第一节 概念定义 |
一、呼吸道传染病概念与内涵 |
二、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城市居民健康风险定义 |
第二节 基于指标体系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
一、定量化模型的选择 |
二、指标的选取及确定 |
三、指标解释 |
四、指标体系权重的分配 |
五、数据标准化处理 |
第三章 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居民健康风险识别 |
第一节 上海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分析 |
一、上海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数和死亡数 |
二、上海市丙类传染病发病数和死亡数 |
第二节 上海市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分析 |
一、全国法定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分析 |
二、上海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分析 |
三、全国丙类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一、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特征 |
二、丙类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特征 |
第四章 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估 |
第一节 危险性分析 |
第二节 暴露性分析 |
第三节 脆弱性分析 |
第四节 风险评估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一、风险评估主要结论 |
二、上海各区县传染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
第五章 上海市呼吸道传染病应对初探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概述 |
一、美国突发传染病防治体系 |
二、日本突发传染病防治体系 |
第二节 国外传染病防治对上海市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的启示 |
一、强化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组织体系 |
二、优化突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机制 |
三、完善突发呼吸道传染病事件保障措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1.2.1 国内外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体系现状对比 |
1.2.2 国内外关于医疗建筑发展趋势的研究 |
1.2.3 国内关于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的研究 |
1.2.4 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框架 |
1.4.1 网络结构研究主框架 |
1.4.2 疫情防控研究辅框架 |
第2章 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结构概述 |
2.1 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化 |
2.1.1 人类疾病谱中的突发性传染病变迁 |
2.1.2 新医改下医疗建筑布局的演化 |
2.1.3 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矛盾 |
2.1.4 网络模式萌芽 |
2.1.5 网络协同趋向 |
2.2 网络空间架构 |
2.2.1 真实空间网络 |
2.2.2 虚拟空间网络 |
2.2.3 中介空间网络 |
2.3 网络运行机制 |
2.3.1 立体空间模式 |
2.3.2 动态互联协议 |
2.3.3 持续发展方向 |
2.4 网络配置计划 |
2.4.1 网络硬件计划——医疗建筑设计策略 |
2.4.2 网络整合计划——医疗建筑规划方法 |
2.4.3 网络软件计划——医疗建筑技术措施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构成要素 |
3.1 网络中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3.1.1 级能明晰 |
3.1.2 研防共生 |
3.1.3 平灾结合 |
3.2 网络伺服——传染病专科医院 |
3.2.1 功能完整 |
3.2.2 隔离优先 |
3.2.3 效率兼顾 |
3.2.4 求同存异 |
3.3 网络拓展——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控空间 |
3.3.1 协同空间 |
3.3.2 规避感染 |
3.3.3 多级转换 |
3.4 网络缓冲——基层传染病防控医疗机构 |
3.4.1 基层服务 |
3.4.2 弹性防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整合模式 |
4.1 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
4.1.1 整合目标 |
4.1.2 整合原则 |
4.1.3 网络整合下医疗建筑规划的特质 |
4.2 垂直整合模式 |
4.2.1 垂直整合背景 |
4.2.2 规划功能整合 |
4.2.3 规划技术整合 |
4.2.4 规划程序整合 |
4.3 水平整合模式 |
4.3.1 虚拟空间网络中的医疗建筑规划模式 |
4.3.2 真实空间网络中的医疗建筑规划模式 |
4.3.3 中介空间网络中的医疗建筑规划模式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技术支撑 |
5.1 技术支撑平台构建 |
5.1.1 基于大数据构建疫情广泛分析平台 |
5.1.2 基于GIS算法构建疫情精确控制平台 |
5.1.3 基于空间信息构建疫情优化救治平台 |
5.2 技术支撑策略生成 |
5.2.1 网络一体化预防策略 |
5.2.2 网络协同化控制策略 |
5.2.3 网络应急化救治策略 |
5.3 医疗技术辅助支持 |
5.3.1 负压病房与负压病区技术 |
5.3.2 实验室技术 |
5.3.3 移动防控与救治技术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界定及其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意义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四、研究现状综述 |
第一章 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回顾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一、联邦保障局的成立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二、战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的形成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一、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成立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调整 |
二、海外援助行动与美国海外国家利益的实现 |
第二章 克林顿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特点 |
二、麻疹的爆发与《儿童免疫计划》对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影响 |
三、口蹄疫、疯牛病的爆发与《2001年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预防和控制法》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挑战 |
二、《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 |
第三章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第一节 西尼罗河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变化 |
二、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公告—美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政策 |
三、《灭蚊健康安全法》与CDC防范生物恐怖主义作用的加强 |
四、《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恐怖主义防范、应对法》的出台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转向 |
一、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
二、战胜春天的恐惧——布什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四、SARS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五、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治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三节 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转变 |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二、《联邦大流感战略》与美国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四、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第四节 天花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剧变 |
一、天花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关系 |
二、美国政府对天花的监测与《21世纪生物防御战略》的出台 |
三、《天花应急人员保护法》与天花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 |
四、“黑暗的冬天”——由虚拟到现实的反生物恐怖主义演习 |
结语 |
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 |
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种类 |
三、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实践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论文研究的主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四、论文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框架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其逻辑关联 |
第一节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 |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
第二节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 |
一、公共危机基本内涵 |
二、公共危机特征 |
三、公共危机治理 |
第三节 公共管理伦理理论 |
一、公共管理伦理内涵 |
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 |
三、公共管理伦理结构与功能 |
四、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
第四节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 |
一、风险是前期形态: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发生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
二、危机是后期表现: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潜在的损害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的直接表现 |
三、风险与危机的逻辑演绎:人类社会每经历一次风险或危机的考验也会得到一次新的进步与发展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
二、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三、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现象严重 |
四、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 |
五、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
六、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时有发生 |
七、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 |
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一、风险诱发因素更为复杂 |
二、社会充满繁杂多样风险 |
三、风险事件之间相互制约与影响 |
四、与更多民生领域关联 |
五、利益冲突和利益融合并存 |
六、事件发展变化不易被发现和掌控 |
七、人类行动与实践可能导致更多风险后果 |
第三节 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 |
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人们利益关系格局的大调整与变化 |
五、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重新定位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追问及伦理审视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然伦理 |
一、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伦理价值 |
二、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 |
三、公共危机的治理应体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具有的伦理特征 |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性 |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威性 |
三、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时效性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
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二、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建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新模式 |
四、关注公民生存境遇保障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及伦理困境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 |
一、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 |
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 |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五、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 |
一、立法更加科学 |
二、预警体系日趋完善 |
三、组织协调能力稳步提高 |
四、全民应对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
五、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 |
一、观念性伦理困境 |
二、制度性伦理困境 |
三、行为性伦理困境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伦理困境之原因及分析 |
第一节 经济原因:市场化进程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 |
第二节 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低制度化、高人情化的历史传统加大了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风险 |
第三节 体制原因: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 |
第四节 观念原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式微与现代公共服务型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
第五节 政府官员个体原因:不合伦理规范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与指责直接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
第六章 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 |
第一节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伦理建设 |
一、养成良好社会道德 |
二、推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 |
三、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
四、强化危机治理协作性 |
五、对事件受害者给予更多人文关怀 |
第二节 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 |
一、彻底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评机制 |
二、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
三、通过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二、预警机制 |
三、权威信息发布制度 |
四、应急联动机制 |
五、全民广泛参与机制 |
第四节 维护制度权威遏制权力腐败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三、净化社会风气 |
四、反对功利主义 |
五、消除制度性缺陷 |
第五节 加强和创新风险社会下政府社会管理 |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 |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
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
五、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全球面临的突发事件形势 |
(二) 中国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 |
二、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提高中国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
(二)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世界各国与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
(三)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的要求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三) 分析与评价 |
四、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论文结构 |
五、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一) 可能的创新 |
(二)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急管理的理论与体系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与特点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理论 |
(一) 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内涵 |
(二) 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主要理论 |
三、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体系构成 |
四、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总体现状 |
第三章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防控的背景与过程 |
一、全球流感大流行与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防控历程及策略 |
(一) 全球流感大流行 |
(二) 2009 年全球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历程 |
二、中国甲型H1N1 流感疫情概述 |
(一) 流行过程 |
(二) 防控阶段划分 |
(三) 中国内地各防控阶段的政策和措施 |
第四章 吉林省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防控工作实证分析 |
一、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分析 |
(一)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时间分布 |
(二)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年龄分布 |
(三)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职业分布 |
(四)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地区分布 |
(五)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死亡病例分析 |
二、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阶段划分 |
三、吉林省防控甲型H1N1 流感工作策略 |
(一)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预警阶段 |
(二)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输入初期 |
(三)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学校流行期 |
(四)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社区流行期 |
(五)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流行后期 |
四、吉林省防控甲型H1N1 流感典型案例分析 |
(一) 吉林省首例美国输入性甲型H1N1 流感疫情案例 |
(二) 某大学返程学生暴发甲型H1N1 流感疫情案例 |
(三) 对25 名加拿大留学人员比照医学观察案例 |
(四) 省内学校聚集性疫情防控案例 |
第五章 吉林省甲型 H1N1 流感中政府应急能力评估 |
一、评估目标 |
(一) 全面开展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评估,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
(二) 及时总结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经验和教训,提高传染病防治能力 |
(三) 为改进吉林省今后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对策和机制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
二、评估内容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础能力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策略措施评价 |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及控制效果评估 |
三、评估发现 |
(一) 评估情况 |
(二) 主要成效 |
(三) 主要经验 |
(四) 表现的问题 |
(五) 存有的争议 |
第六章 改善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政策建议 |
一、创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流程管理理念 |
二、坚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 |
三、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
(一)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建设 |
(二)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队伍建设 |
四、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
(一) 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决策互动机制 |
(二) 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统计机制 |
(三) 建立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应急决策机制 |
(四) 完善区域间、部门间的联防联控机制 |
(五) 明确界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响应”机制和“平战结合”转换机制 |
(六) 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补偿机制 |
五、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与应急预案建设 |
(一)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
(二) 完善流感大流行和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建设 |
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保障能力 |
(一) 进一步加大突发公共卫生室事件应急工作经费投入 |
(二) 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 |
(三) 进一步提升基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
(四) 进一步加强各级传染病医院建设 |
(五) 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 |
(六) 注重加强其他非卫生关键领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
(七) 进一步加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研究力度 |
七、坚持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和风险沟通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后记 |
四、SARS考验中国公共财政“免疫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治理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研究[D]. 徐跃.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2]从翻译批评理论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编译 ——以《东洋经济周刊》对《财新周刊》新冠专题的日译为例[D]. 何伊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D]. 王栋升. 黑龙江大学, 2021(12)
- [4]新疆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救援应急管理研究[D]. 方娴. 吉林大学, 2020(08)
- [5]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D]. 梁翘楚.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6]面向呼吸道传染病的上海市居民健康风险评估[D]. 裴刚.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7]防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建筑网络结构研究[D]. 刘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5(04)
- [8]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D]. 赵丽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2)
- [9]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D]. 张义. 吉林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