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

一、要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论文文献综述）

段建军^[1]（2022）在《毛泽东延安文艺观中的审美共同体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文献,始终围绕着联合、结合、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感共谋形成一条心,组成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改变民族命运,重建民族未来。在这个同感共谋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中,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与人民群众接触结盟,交心交友,让自己的思想感情人民大众化;另一方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启蒙人民思想觉悟,团结人民共同为民族未来奋斗。为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号召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消除隔阂,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为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培养人民审美品位,毛泽东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通过创作与欣赏环节,把个体的命运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通过与人民同感共谋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进一步强化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毛泽东提出的与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的思想,揭示了文艺活动中生产-消费的一般规律,既解决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欣赏所出现的问题,又指明了之后文艺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被中外文学实践证明具有普适意义。

渠桂萍^[2]（2022）在《乡村振兴视阈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再审视》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揆度诸多症结之由,皆可溯源于过度工业主义教育模式的推行。几十年来,过度工业主义的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回望历史,乡村社会面对工业主义教育模式所呈现的种种"不适应",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乡村教育开始现代转型之时业已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试验,即是基于乡村社会在现代工业主义教育冲刷下的前瞻性思考。面对乡村教育的衰败,陶行知尝试进行"修复"试验,创新性构建了一整套具有本土价值的"乡村教育"理论。乡村振兴视阈下对陶行知乡村教育再审视,对于当前乡村教育振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王贵斌^[3]（2021）在《挖掘中国革命传统作品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内容》文中提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首次设置了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其中专门设置了"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和"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两个学习任务群,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科特征,将革命文化教学内容贯串于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高中语文课程。

赵子晗^[4]（2020）在《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十七年”是新中国戏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戏剧与中国的关系最为特殊与紧密。本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发现传播过程中的特点与问题,探讨苏联戏剧对建国初期当代话剧创作的影响。十七年时期中苏戏剧交流深受双方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和大起大落的特点。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为国内戏剧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深刻影着这国内戏剧的发展。建国初期,国内急需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来教育人民,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然成为了国内文化建设方面主要的学习对象。苏联文化为国内文化建设提供先进经验的同时也鼓舞了国内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苏联戏剧作为苏联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双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国内当代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十七年时期,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苏联作为当时国内主要的外来文化国家,对国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伴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了阶段性的景象,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因此客观梳理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国内传播概况是认识国内当代话剧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刻剖析十七年时期不同阶段的变化,对解读当代话剧创作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因此,研究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对重新看待新时期国内话剧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结合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式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本文着眼于十七年时期,以苏联剧作传播与中国当代话剧为主线,通过阐述苏联剧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去探寻二者其中的关联性以及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译介与演出情况并不平衡的问题;并从当代中国话剧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两个方面,着重讨论了苏联剧作的传播对于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影响。综上所述,基于共同的国家学说和特殊的国内国外情况,十七年时期的确译介了大量的苏联戏剧作品,其作品中的理论与内容也对国内产生了指引性的作用。但在演出方面却是选择性的上演了其中的一些剧目,特别是当时报刊杂志对于苏联上演剧目的报道更是不多。这种多与少、热与冷的反差形成了看待中国话剧探索民族化道理的另一个视角。从苏联戏剧传播也刺激加快了中国话剧探索民族化的道路。在那个政治与文化深入交融的时代,中国当代话剧也在苏联戏剧传播的过程里探索着自己新的发展方向。

苗体君^[5]（2019）在《旷继勋军事实践及军事思想梳析》文中认为1897年6月16日,旷继勋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县一个农民家庭,19岁时,离家加入川军,因连立战功,由"下等兵"逐级提升至旅长。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旷继勋率全旅4000多官兵在四川蓬溪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苏维埃政府。蓬溪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打狗队"工作,参与了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的工作;在一次

陈沫^[6]（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李晓荣^[7]（2018）在《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在倡导乡村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的实践及经验。其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全民义务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和尊重关爱农民等方针对于今天开展农民教育,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农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他以识字教育为基础,注重素质教育,并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抗日宣传,教育并引导农民参加抗日救国。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动员小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农民甚至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都参与到教育队伍中来,实现教学相长,从而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薛皓洁^[8]（2018）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残疾”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残疾”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是文学作品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残疾题材或含有残疾人物的作品很多,这不仅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当代精神文明的发展相互牵涉;残疾既是一种身体缺陷,也是一种心灵创伤,残疾书写不仅关注到残疾人因生理缺陷而导致的能力限制、身心痛苦,而且也涉及到残疾人周围的生存环境、社会文明和伦理道德。本研究引入镜像理论、人格特质论、创伤理论、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中的人物形象、修辞载体、叙事模式、价值取向和主题思想,旨在挖掘残疾书写对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折射,揭示残疾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论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本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主要探讨基于“异体”的典型人物形象。“残疾”是一种特殊的身体现象,是指人的心理、生理或解剖功能上的缺陷或异常。由于残疾人在身体上与健全人存在明显差异,“异体”便成了“残疾”的代名词,常常被用作表现残疾人生存状态的载体。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人物形象,既具有基于“异体”而存在的共性,又具有一定时代、地域、阶层人物所特有的个性;既受到作者创作意图的影响而体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又被用以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态度与倾向。本章将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的典型人物形象分为英雄式的“执着者”形象、理性型的“启蒙者”形象、符号化的“残疾者”形象,分析残疾人基于其“异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探讨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对残疾英雄个体生存体验的刻画,赋予人物示范、批判和反思的功能;如何通过理性型“启蒙者”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建构“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文化批判主题,揭示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反思“伤痛”的文化根源;如何利用“疯子”、“傻子”、“癫子”、“哑巴”等符号化的“残疾者”形象,使其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系,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相对应,与具体的社会心理相贯通,发挥其符号意义和隐喻功能。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的修辞载体。“残疾”是人的一种特殊生存状态,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指证,一种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懂得社会、解析人生的工具。“残疾”既是作家文学书写的对象,也是他们借以表达倾向的叙事符号。聋子、瞎子、哑巴、疯子、傻子、瘸子等作为一种物化意象,常常被用作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的修辞载体,构成色彩斑斓的隐喻世界,推动作品情节的发展,驱动读者进入作家所设定的象征系统,引领读者从虚构的情节走向联想的世界,从作品的特殊现象走向对与其相关的一般现象的思考。本章首先解读当代文学中的“残疾”形象,探讨作品如何借助“残疾”隐喻各种社会病症,剖析特定时代的疯狂和人性的邪恶,引发人们对各种社会病症的深刻反思;其次,在分析作品文化寓意的基础上,探析作品如何以“残疾”为工具,构建意蕴深厚的隐喻世界,揭示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再现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再次,从解析残疾人物的语言符号意义入手,探讨相关作品如何利用“残疾”隐喻现实社会中的人性善恶,表现社会活动中的人性变异、引发对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的叙事策略。叙事作为话语的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叙事的视角、线路、语言、方式是可变的,不同叙事策略产生的叙事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叙事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空间的互动、结构的双向和视角的多元上。本章首先探讨残疾书写如何以“残疾”为媒介构建双向互动的叙事空间,利用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互动,实现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对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营造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效果,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在荒诞与现实之间架起想象的桥梁,揭示作品荒诞情节背后的社会现实;其次,探讨残疾书写如何借助残疾人物身体性存在所处的情境,以身体叙事和身份建构形成双轨并行的叙事线路,通过明暗交织、环环相扣的事件,推动作品情节的发展,揭示社会规制对人的身体欲望的压制,表现身体表象掩盖下的人性变异,展示身体现象与身份构建的关系,让人们从残疾人的生存现实中看到“人”的残疾;再次,探讨残疾书写如何利用多元视角（傻子“我”的视角、似傻非傻的“我”的视角、全知全能的“我”的视角）与多重叙事（叙述者只讲述人物知晓事件的限制叙事、叙述者不做主观评论的客观叙事、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叙事）的交叉递进,构建超越常理的叙事空间,架起勾连历史与当下、虚幻与现实的桥梁,将作者对事件的主体体验转化为作品的文字,使“健全人”世界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暴露无遗。第四章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的价值取向。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凝结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一切活动都渗透着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作品的价值取向既是作者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观和创作力的基本反映,也蕴涵着作家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对书写对象的把握以及对情感理想的寄寓。本章围绕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两点三线”的叙事图谱,从残疾人的“苦难”与“抗争”这两个点出发,沿着“无视世俗偏见、追求平等爱情”、“直面社会歧视、扞卫人格尊严”、“对抗苦难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三条线路,揭示残疾书写在以崇尚个性生命价值的当代文学价值系统中所体现的“与苦难抗争、让生命增值”的价值取向。第五章主要研究残疾人作家的残疾书写。残疾人作家的残疾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作家在作品中既像健全人作家那样将“残疾”作为隐喻或象征符号,又将“残疾”作为情节设计、人物刻画、冲突缘起、情节发展、思想表达等创作要素的核心。本章首先分析残疾人作家展现自强不息的“励志篇”,探讨残疾人作家如何以切身的残疾人生体验与读者及社会人群交流,既为残疾人又为健全人提供穿越困境、摆脱局限、书写美丽人生的伟大力量;其次分析残疾人作家呼唤公平正义的“呐喊篇”,探讨残疾人作家如何展现建筑在残疾身躯之上的正能量,主持公平正义、维护残疾人的平等人生权利;再次分析残疾人作家求索生命意义的“沉思篇”,探讨残疾人作家如何以“残疾”为引子,超越残疾叙事的习惯边界,直面人性复杂多元的深层内涵,引导读者进入求索生命意义的沉思之中,给读者带来深刻的人生启示。文学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要有人存在,就一定有“残疾”存在,“残疾”也一定是文学创作的永恒话题。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作为研究对象,就是要通过对相关作品的解读、分析、探究及评论,将作家引导读者进入文本语境、参与话语建构、品味作品意蕴的艺术追求展现出来,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残疾书写的社会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等多角度的审视,为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学术参考,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歧视、倡导公平正义、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奉献智力支撑。

庄爱华^[9]（2017）在《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文中认为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已取得卓越的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文学研究界对山东作家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涵盖各个方面和多个视角,但从孔孟“仁爱”视角来阐释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还是一个欠缺,本文意图从孔孟“仁爱”视角切入作品,采用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对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抽样研究。孔孟“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仁爱”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潜隐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齐鲁大地作为孔孟之乡,仁爱思想的浸染和传播明显优于其它文化区域,山东作家自幼浸染在“仁爱”思想浓厚的文化环境中,对孔孟“仁者爱人”的体味比生活在其它文化区域的作家更深刻,仁爱思想逐渐内化为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情结,从而形成以仁爱为核心的创作理念。本文以孔孟“仁爱”思想为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阐释山东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如何秉承“仁爱”思想,建构仁爱、自然、温情、和谐的文学世界。为便于相对集中的研究,本文选取新时期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四位代表性作家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绪论:首先界定本文所指“山东作家”是自幼成长在山东的作家,并由此厘定筛选进入本文抽样研究的作家和作品。其次,通过对孔孟“仁爱”浸染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研究这一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再次,综述新时期学界对山东作家小说的研究现状,虽然国内学者对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切入文本,但从孔孟“仁爱”视角对新时期山东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在孔孟仁爱视野下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经势在必行。最后,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先秦孔孟思想、心理学、文化学、叙事学等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利用各学科相关的理论知识,采用综合研究视角来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对孔孟“仁爱”思想的内涵进行多角度的辨析并论述作家主体认同差异性。孔孟“仁爱”思想的内蕴博大丰厚,主要包含四层含义,共分四节来论述。第一节是“爱”与“泛爱众”的博爱思想。“仁爱”以家庭伦理的自然情感“孝梯”为原点层层向外扩展,逐渐上升为“泛爱众”普遍广泛的人类之爱。第二节是欲望的合理性。孔孟思想中的“欲”主要是指人性中客观存在的自然需求,并不包含显然的道德内涵。孔孟正是因为承认自我存在生理欲求,才能推己到社会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承认天然欲望的普遍合理性,然而并不认为人的任何欲望都是应当满足的,欲望满足的方式则具有社会性与道德性。孔孟“仁爱”思想得以传播和实践是以满足人的欲求为前提的,孔子讲的“爱人”,孟子讲的“民为贵”,其合理内涵都包括对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欲求的承认。第三节是以“和”为“贵”的社会伦理。“和为贵”是孔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和”关系到个体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原则,更是社会的建构法则;既是提升个体自身素养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治理天下的当权者所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为贵”蕴含着有利于各方面共同有序发展的制度伦理模式。第四节是“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孔孟“仁爱”思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来构建社会伦理秩序,在自然界中建立“敬畏自然”的伦理观,因为在孔孟博爱思想的倡导下,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同时也是人类精神寄托的家园,大自然中生生不已的万物也应纳入“仁爱”的体系之内,这是对自然生命的敬重与悲悯。第五节是主体认同差异。山东作家生活在同一方齐鲁大地,深受孔孟“仁爱”思想的浸染,但创作主体因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文化程度、情感体验、价值倾向的不同,自然对孔孟“仁爱”思想的认同存在差异性。他们各自秉承独特的见解与思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吸纳西方人文精神,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佛家等有价值的思想精髓,形成创作个体独有的“仁爱”思想与创作理念,从而构建精彩纷呈、意蕴深厚的文学世界。第二章:探析张炜小说创作中的“仁爱”文化心态与生态叙事。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对张炜的文本进行多层次的阐释,他的小说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以孔孟核心价值“仁爱”为本源,糅合道家思想的“复归于朴”、佛家的慈悲与良善、诙谐有趣的民间文化、西方人道主义及俄国文学的道德理想与苦难意识等,这些文化因素融汇在一起,对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张炜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张炜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资源,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试图为现代人构建一座回归而超越传统的精神家园。张炜作为富有孔孟入世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儒家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在走向精神“高原”的孤独旅程中承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痛。第三章:考察莫言小说创作中“仁爱”视野下的生命欲望叙事。莫言是在乡土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潜意识中隐含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从灵魂深处认同孔孟“仁爱”思想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始终以“仁爱”与“悲悯”的情怀来探究历史、现实以及人性的本质。他既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人文精华,又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蕴和文本形式上更趋向于传统文化的内蕴。本章主要论述莫言秉承孔孟“仁爱”思想中欲望合理性这一内涵,“人”之为“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作为最基本的人生渴求,具体呈现在生命欲望与生命强力的书写,并通过塑造仁义重情、本性张扬的典型人物形象来完成这一创作意图。第四章:解读尤凤伟小说中的“仁义”叙事。尤凤伟受到孔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担负着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来感知历史的沉重与深邃。他关注被主流历史话语所遗忘、所遮蔽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心灵悲苦。尤凤伟对主流话语中的历史书写,持有疏离否定的态度,他觉得主流话语中的历史判断往往会遮蔽真实的历史存在。尤凤伟把悲悯的目光投向历史的褶皱处,探察被主流话语所疏离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以仁爱之心来洞察历史深处被伤害被侮辱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第五章:剖析刘玉堂小说创作中“仁和”叙事。刘玉堂秉承孔孟思想中“和为贵”的社会理想与创作理念,以沂蒙山钓鱼台富有“仁和”情怀的地域文化为思想资源,塑造了富有“仁”、“和”等温情、幽默、宽容的沂蒙山乡土文学世界。刘玉堂以厚重的沂蒙山文化为底蕴,同时又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来构建他的文学世界。沂蒙山是着名的革命老区,具有特有的革命文化内涵,刘玉堂富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真实地表现革命老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书写沂蒙山民众的生存状态。第六章:“仁爱”思想烛照下新时期山东小说的美学特征。孔孟文化传统有它自己发展演变的历史,孔孟“仁爱”思想所阐发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及个人为实现入世的人生理想而提升自我修养,这些都是孔孟思想中积极的内容。新时期山东作家在孔孟“仁爱”思想影响下创作了大量作品,作品的审美风格既有个性,又存在共性,小说文本创作的总体美学特征为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忧国忧乡的忧患意识和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结语:研究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在文学世界感受到孔孟“仁爱”思想的无限魅力。但山东作家因对孔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固守,而难以更好地实现新的审美超越,这就给他们的小说创作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山东作家审美思维的突破和小说创作的创新发展。追求、探究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信仰和人道主义,对历史悠久的孔孟“仁爱”思想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诠释,或许对当今世界的价值归属、道德重建和文化重塑具有重要启示。在现代制度与文化共同促进的时代,孔孟“仁爱”思想或许会真正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对现代民族文化经典意义的挖掘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文学在现代语境下的思索与重估保持着一致,这重估后的价值体系将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标志使其芬芳于世界文化之林。

张美娜^[10]（2017）在《朱德处世观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德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实践者和维护者之一,是新中国的第一元帅,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朱德早年参加革命,见证了一个民族由封建到探索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在革命的近70年里朱德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的在实践中完善并充实自己,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依然表现出淡定和理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风格,这也是朱德最闪光的魅力。毛泽东对朱德的评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在面对党内极端分子的分裂和挑衅,朱德沉着应对,顾全大局;对待红军战士像慈父一般,对待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却钉是钉铆是铆;对待朋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朱德的处世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道理,就算是现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本文从朱德处世观形成条件还有处世观是什么,以及朱德处世观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三个方面来阐述。

二、要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要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延安文艺观中的审美共同体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视阈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再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3）挖掘中国革命传统作品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4）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8）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朱德处世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四、要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延安文艺观中的审美共同体思想[J]. 段建军. 甘肃社会科学, 2022(01)
• [2]乡村振兴视阈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再审视[J]. 渠桂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3]挖掘中国革命传统作品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内容[J]. 王贵斌. 福建教育, 2021(19)
• [4]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赵子晗. 云南艺术学院, 2020(12)
• [5]旷继勋军事实践及军事思想梳析[J]. 苗体君. 军事史林, 2019(07)
• [6]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7]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J]. 李晓荣.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 [8]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书写[D]. 薛皓洁. 扬州大学, 2018(12)
• [9]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D]. 庄爱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0)
• [10]朱德处世观及其当代价值[D]. 张美娜.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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