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对冰心及其青年创作的影响

一、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吴筱婕^[2]（2020）在《多向度的探索 ——新时期以来“冰心传”写作现状研究》文中指出

张津津^[3]（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研究指明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贾晓云^[4]（2019）在《“适应”与“改造”：近代知识女性的成长环境研究 ——以五四女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环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为人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条件。人与环境,相联相生,密不可分。从环境本位的角度看,环境塑造人,人通过适应环境融入社会。从人本位的角度看,人改造环境,人通过理想的行动为环境的积极变化做出贡献,从而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人与环境的互动获得的回馈影响着人的生存质量。社会人更多的是适应和改造人文环境、工作环境。近代以来,得益于与生存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国女性逐渐作为社会主体的“半边天”,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因此,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与女性生存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五四女作家是近代知识女性的代表群体之一,研究五四女作家成长过程中与之相伴的环境能够展现近代中国知识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成长经历。此外,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也能从五四女作家的成长环境中得到体现。家庭的经济基础,重视女教的家风为五四女作家营造了宽松的生活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婚姻生活为五四女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路与素材。学校是五四女作家踏入社会之前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的场所,系统的文史教育为她们奠定了扎实的写作基础,也为她们参加社会工作做了充足的准备。五四女作家主要在文化领域探讨女性的生存体验以及救国方法与途径。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五四女作家积极捐款献物,参加社会活动。除文学创作外,五四女作家还以高校教师为业,同时进行学术研究,成果斐然。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激励着女性承担起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提高。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五四女作家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既有利于其进行文学创作,又有助于其参加社会工作,开展社会服务。五四女作家的男女平等思想和生活经历也鼓舞着更多女性关注自我发展,走出家庭,走上职业岗位。

王小菲^[5]（2018）在《论冰心儿童通讯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冰心“寄小读者”系列儿童通讯作品满足了不同年代儿童的精神渴求,也呈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冰心与儿童的交流话语和童心观念的发展演变。本论文通过比较分析冰心历次通讯的发展变化与异同得失,揭示其中六方面的演变特点:童真视角从天真向老成转化,爱心精神从母爱向博爱升华,童趣表达从自然流露渐趋修饰淡化,情感流程从双向交流转向单向传输,抒写方式从感性抒情趋于知性说理,话语方式从个人私语融入公共话语。并从儿童文学史的视角出发,结合作家经历和时代话语考察冰心创作心态的变化,追寻不同历史语境中冰心儿童观的形成与嬗变,从而总结冰心儿童通讯的审美教育价值及其创作经验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启示。

陶侠妹^[6]（2018）在《五四伦理革命与冰心小说的伦理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儒家传统伦理和五四伦理革命,分析和论述冰心小说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试图呈现冰心所建构的伦理体系。具体来说,冰心是在五四伦理革命的基础上反思以“父权”为实质的儒家传统伦理,继而提出改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张,不同的是冰心建构了以“母爱”为核心的“爱的哲学”伦理价值体系。父权作为凝聚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日渐暴露出来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在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发动了一场批判父权的伦理革命。他们对传统思想中扼杀人性的伦理道德比如大家族制度、传统孝道和贞操节烈观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批判传统伦理的同时,引进了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等思想建构中国现代伦理。冰心作为被五四“震上”文坛的女作家,在对待传统伦理问题上积极回应五四伦理革命对父权的批判,在甄别传统伦理和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独立等思想的前提下,主张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改良。这暗含了她在时代潮流下对传统与西方伦理价值的思考与取舍。寻根究底,冰心的改良主张是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时代潮流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其对批判父权的回应与反思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女性参与伦理建构的历史,丰富了现代新式小家庭的内涵,同时也对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提高主体性地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审视父权的同时,冰心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用“母爱”展开了与父权的较量,建构了以“母爱”为核心的“爱的哲学”的伦理体系。她的“爱的哲学”伦理体系内涵丰富,不仅表现为个体经验的“母爱”,还表现为普世价值的“博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功利目的下,冰心的“爱的哲学”曾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但“吹尽狂沙始到金”,冰心的文字历经历史狂沙的淘洗依旧熠熠生辉。究其原因,是冰心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关怀,对人类“善”的本质的深度肯定与准确把握。她的文字的背后书写的是中国文学的人性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史。

唐佩佩^[7]（2017）在《冰心与张晓风散文比较论》文中提出冰心是五四以来女性散文的书写者和引路人,是“现代中国女作家的第一人”（李希同语）张晓风则是台湾第三代散文家中的佼佼者,是多次斩获台湾中山文艺奖、国家文艺奖等高质量散文奖项的“亦秀亦豪的健笔”（余秋雨语）。两位女作家都是女性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耀眼明星。她们虽在家庭、教育、宗教信仰背景以及对散文的偏爱上极其相似,但毕竟两人隔着近半个世纪,濡养她们的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与地域,这就造成她们在创作风格、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本论文采用平行比较式研究方法,选取冰心和张晓风二人创作高峰期代表作品为分析文本,分六个部分系统探讨冰心与张晓风在女性散文史背景下的自然观、女性观及艺术审美观之异同,从中进一步挖掘女性散文在不同时代的美学特质以及冰心、张晓风散文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绪论分为三节。主要包括冰心和张晓风二人的散文创作概况及各自的比较研究现状、女性散文历史以及女性散文理论及不足三个方面。第一章比较二者散文自然观的异同。主要从情感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在情感上,自然作为二者复杂的情感隐喻;在精神上,自然作为二者共同的灵魂归属。第二章侧重于比较二者散文女性观的异同。主要从母亲形象及母爱体验、婚恋观、对女性的期待及关怀三个方面入手。第三章讨论二者散文艺术的异同。主要从散文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在思维方式上,她们都强调“自我”,但具体表现方式不同。在散文审美追求上,她们都有“美文”的同质追求,具体在散文情感、意象及意境、语言三个方面又有不同。结语。总结全文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冰心与张晓风散文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包括她们同为学院派作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对女性散文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李卓然^[8]（2016）在《论冰心作品中基督教元素之演变》文中研究表明在冰心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基督教元素贯穿其间。她的早期创作借鉴了《圣经》的文字美感,到了晚年她用曲笔隐晦的方式向着早年的思想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基督教元素在冰心创作生涯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彰显、或隐没、或重现,印证出基督教在冰心的精神世界中由盛到衰、再到复归的心路历程。还原这个元素在冰心笔下的演变轨迹不仅能揭示出冰心对于基督教极为复杂、纠结甚至矛盾的态度,使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也能折射出这样一个域外宗教在中华大地上20世纪跌宕起伏的百年命运。

袁欢^[9]（2016）在《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的施玮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现象与文化现象,宗教和文学在精神作用、思维方式、关注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二者始终处于互动、互渗、互通的状态。一方面,宗教不仅对作家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为作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以自身特有的审美形态为宗教的传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渊源之一,一直与西方文化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是西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主脉。论文立足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视角,细致考察其对施玮小说创作的显明影响,探究施玮小说在主题设置、文本叙事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吸收与创造性运用,尤其是具有神学与文学双重属性的圣经为其小说内容与艺术构思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文本性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论文虽把基督教文化作为系统考察施玮小说的切入口,但无意将基督教文化视作唯一价值尺度来裁剪施玮小说,从而遮蔽施玮小说其他层面的丰富内涵。笔者意在把基督教文化视为一种参照来言说其之于施玮创作的积极价值,阐释其创作在规避新移民文学写作内容单一化与突破写作模式固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彰显其小说所呈现的神性之维给中国大陆文学价值建构带来的经验与启示。与此同时,对施玮在运用这种异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存在的问题予以提出。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析了课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并阐明选题的研究价值。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首先对施玮的生平与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其次,阐述了施玮提出的“灵性文学”这一文学主张的诞生背景、内涵及其特征;最后,辨析了“性灵文学”、“灵修文学”与“灵性文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存在的差异。第二章则从博爱、忏悔、苦难三个方面切入,具体探讨了基督教文化价值理念对施玮小说主题设置的影响。第三章通过考察施玮小说中的原型意象、叙事模式以及相关语汇,讨论施玮小说与圣经文本之间的“互文”。第四章主要从修辞角度剖析了施玮小说对圣经修辞手法的借鉴与运用。结语部分概括了基督教文化之于施玮小说创作的巨大意义,使其小说具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同时,探讨了施玮的创作对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所具有的参照意义,以及施玮自身创作的得与失。

汪文华^[10]（2016）在《论基督教文化对苏雪林与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文中提出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对人的精神和心灵尤其是对人的观念有着无形而强大的渗透力。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黄金时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也空前绝后。苏雪林、冰心作为受洗入教的基督徒,基督教文化的浸染尤其深刻。苏雪林在苦难挣扎中感悟神的光辉,祈求神的爱抚进而皈依基督教,企图通过基督教来抚慰伤痛,实现自我救赎；冰心则是在一脉相承的基督博爱精神感化下皈依基督教,积极传播爱的福音,爱抚、拯救深陷苦难的世人。相比较而言,苏雪林的皈依不是纯粹的信仰所至,只是功利地选择基督教作为自我逃避的港湾,以期获得自我救赎。冰心则是在长期的基督博爱教育下摈除个人功利目的的主动皈依,只是单纯向往基督教文化。尽管二人皈依宗教的性质以及旨归有所不同,但二人都为基督博爱精神所折服,在文学创作中以基督博爱精神为潜在引领,进行“爱”的主题书写。苏雪林、冰心的“爱”的主题书写大致可分为三大倾向,其中母亲的爱和自然的爱是二人共同关注的,而两性之爱为苏雪林所偏爱,儿童之爱则为冰心所钟爱。就母爱书写而言,她们都竭力将慈母的爱与上帝之爱等同。但是,苏雪林所呈现的是世俗的带着牵绊与枷锁的个人私有的母爱,冰心的母爱是超凡脱俗的万全母爱,带有无限力量,是能与世人共享的母爱。在自然爱的呈现中,苏雪林以一颗天真的童心加上画家对色彩的敏锐感知对大自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素描呈现,冰心则以其诗人的意趣展现了大自然的诗性之美。此外,苏雪林、冰心的基督博爱架构中还有各自所偏爱的领域,苏雪林以其爱情婚姻经验书写了她所认知的两性之爱,冰心则以谆谆之心书写儿童之爱。苏雪林、冰心在基督博爱的主题书写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对基督博爱的接受倾向以及阶段性变化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基督博爱的接受倾向上,苏雪林着意表现的是渴求爱抚的愿望,是以基督徒的视角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冰心着意表现的是给予爱抚的希冀,是以上帝的视角来表达对世人的爱。二人对基督博爱的接受与呈现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基督博爱——爱上帝和爱人。另外,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她们对基督博爱的理解与书写也发生明显变化。苏雪林由最初实现自我救赎的个人之爱升华为实现国家民族救赎的国家大爱；冰心的“爱”则经历了从泛爱到成熟的平等互爱,再到关怀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之爱,最后成为融入血液的无形之爱的诸多变化。基督教文化对苏雪林、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在精神层面上的对基督博爱精神的接受,还表现在形式上对基督教宗教典籍《圣经》文学资源的吸收,包括对《圣经》语言意象的吸收,话语方式的借鉴以及对《圣经》叙事模式的采用。《圣经》文学资源的借鉴与吸收使二人文学创作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愈加鲜明,丰富了二人的文学表现空间,强化了文学表现力。苏雪林、冰心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在主题内容上还是形式借鉴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基督教文化印记,但是就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对二人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还存在较大研究空间,尤其是将二人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着重比较了二人在文学创作中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及其不同之处,着意展现二人文学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印记。

二、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4）“适应”与“改造”：近代知识女性的成长环境研究 ——以五四女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5）论冰心儿童通讯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6）五四伦理革命与冰心小说的伦理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冰心与张晓风散文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9）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的施玮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基督教文化对苏雪林与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多向度的探索 ——新时期以来“冰心传”写作现状研究[D]. 吴筱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适应”与“改造”：近代知识女性的成长环境研究 ——以五四女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D]. 贾晓云.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5]论冰心儿童通讯的演变[D]. 王小菲.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6]五四伦理革命与冰心小说的伦理建构[D]. 陶侠妹.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7]冰心与张晓风散文比较论[D]. 唐佩佩. 湖南大学, 2017(07)
• [8]论冰心作品中基督教元素之演变[A]. 李卓然. 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 2016
• [9]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的施玮小说研究[D]. 袁欢.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
• [10]论基督教文化对苏雪林与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D]. 汪文华. 湖南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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