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德治传统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一、中国的德治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文文献综述）

林意章,孙阳阳^[1]（2021）在《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出场、发展历程及价值维度》文中认为习近平政德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智慧结晶,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基础丰厚,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为其确定了道德本源,我国传统政德智慧为其导入了道德基因,中国精神为之注入了道德活力。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具有历史性,习近平长期的政治实践促成其萌生、发展和成熟,它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对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他国政党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

鄯爱红^[2]（2021）在《崇德尚德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德治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带有鲜明而深厚的道德基因。建党一百年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胜利,靠的是坚信"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发展是硬道理"的真理而不断增强的"硬实力";

于瑶^[3]（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刘曼玮^[4]（2020）在《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建设不仅关乎个体的性格命运和家族的荣辱兴衰,而且也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家风连党风,家风连社风。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是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风向标”。加强家风建设,有利于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涵养有道德、有本领、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家教、传家训、扬家风的举措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家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的变化,引发家庭结构、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传统家风传承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习总书记提出重视家庭、重视家教,大力加强家风建设,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深入学习习近平的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完善当代家风建设理论体系,有利于营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时代新风,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四个部分对习近平家风思想展开研究。第一章为绪论,概述了对习近平家风建设思想进行研究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厘清了当前学界关于习近平家风建设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即推动家风建设从“弘扬真善美”向“践行好家风”的真正转化。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追溯了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基础。这一部分主要是从理论渊源和习近平个人生活及工作实践这两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家风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脉络,为深入全面地理解习近平家风思想奠定基础。第三章对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了归纳总结。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家风建设的基石、家风建设的着力群体、家风建设的价值引领、家风建设的根本任务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习近平家风思想的核心要义。第四章阐述了习近平家风建设思想的实践路径。这一部分从完善家风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国人自觉实践三个方面,概述了如何切实推进家风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王光明^[5]（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周颜玲^[6]（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赖雪梅^[7]（2019）在《“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05方案”实施以来,“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为一门课程,然而实际教学效果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个现象,为解除“基础”课教师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门课中认知上的困惑,促进教材到教学的有效转化,本文探究了“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两张皮”现象,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并以此进行实践验证。从理论层面而言,把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整合于“基础”课当中,不仅是因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有机融合,更是因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学理上的联系,这是促成“基础”课诞生的最根本的缘由。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从未分离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合法性。系统梳理和澄清“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助于提升“基础”课的理论深度,增强课程学术魅力。从现实层面而言,基于前述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的考证,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提出系统的教学实施建议,全方位推进“基础”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真正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研究的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习近平主席对青年人提出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要求,中宣部“05方案”设计的“基础”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但是,“基础”课的教学实施现状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很大差距:一线教师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为了帮助一线教师打通对“基础”课学理认知上的困惑,使其认识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价值趋同性、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致性,学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且对“基础”一线教师的困惑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直接探究“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实施现状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并进行实践验证,希望借此帮助“基础”课一线教师解除学理困惑,为增强“基础”课教育教学实效性提供方法和途径上的借鉴。第二部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首先对“基础”课、“德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法制教育”这几个关键词语进行阐释和界定。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同源性、同质性、价值趋同性和互补性差异的理论是“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在一门课程中的内在学理依据。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中国德法相济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德法融合的思想也为“基础”课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这部分研究将为实现“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历史基础。第三部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及其维度。从现实来看,道德与法律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意识形态,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建立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现实基础之上。“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结合正是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此部分的深度分析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一线教师对“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建立有效的认同感。第四部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分析。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和教学的惯性导致他们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在教学中不能将“05方案”的指导精神贯彻到位,从而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诸多方面。唯有透析“基础”课教学“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改进对策与实践。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也是课题创新价值的集中所在。基于前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考察和分析,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当中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系统的实施建议,并进行实践验证,全方位推进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基础”课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王慧莹^[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号召要“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时代的准确把握。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以贯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一直坚持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导向。既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又赋予传统文化以科学性与时代性。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科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这是全面提升党领导人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力的内在理路和基本逻辑。本文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梳理与总结,包括对党在不同时期具体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时代条件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的梳理,以及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原则、方法与实践理路等的总结,从而找到逻辑、发现规律,从历史逻辑对党在不同时期探索形成的传统文化观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党在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明确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为了谁、依靠谁的本源问题。明晰党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哪些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要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怎样更好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主要从以下五章来展开论述。第一章阐述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前提,也是本文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首先,通过归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对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做出合理判断;其次,从文本解读、历史考察、历史局限与当代价值等维度出发,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分析与总结,深刻认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推理出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的价值取向,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第二章,考察与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又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价值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观。邓小平不仅擅长引用古代经典,发挥具有民族特色且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用以阐释新的理论和观点,更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中,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成果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如实事求是思想对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汲取与超越、“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与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对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发展、“小康社会”思想对古代小康理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对传统文化进行钻研、吸收、融化与发展的原则与方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同时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更具中国特色。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党在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更加积极,专门讨论了关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若干问题,更加具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感。第三章,考察与探讨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高度,科学揭示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形成了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因此党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了“求真务实”思想丰富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传统民本思想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既立足国情,又与时俱进,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文化需求,不断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第四章,考察与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审视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党在新时代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背景下,党将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提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弘扬措施,既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又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思路落实到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习近平善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智慧为社会发展现实服务,提出用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治国理政方面,注重汲取传统文化智慧为国家治理提供智慧宝库,如吸取天人合一思想多次在国际会议中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思想桥梁。他还多次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讲话,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党在树立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国际影响力,努力振兴中华文化。第五章,探讨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今后应予以借鉴参考的历史教科书。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分析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传统文化当前的发展现状,明确目标,找准方向,提出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意义重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证科学性;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时代性;坚持文化自信,彰显民族性;坚持文明互鉴,加强开放性;坚持立足人民文化需求,体现人民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能力的提升;丰富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载体与形式;传承发展政策实施及教育宣传效果;促进党领导和创新传统文化能力的有效提升;夯实传统文化政策实施与教育宣传效果;增强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实力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新,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艾丽娟^[9]（2019）在《论习近平的德治观》文中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德治国、以德治党的优良传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一直围绕着德治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德治观。研究习近平的德治观,应该从新时代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全局出发,充分挖掘其德治观内涵,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来源是多元化的。在理论基础上,汲取古代优秀德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道德观。在实践经验上,总结中西方国家治理经验,以史为鉴,并将其德治观落实到治国理政中;同时,他自身丰富的执政经历也为其德治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德治观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第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世理念作为价值旨归;第二,强调德治的精髓要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指出德治的内在诉求是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第四,将法治作为德治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坚持德法互济、协同共治,注重德治的法治化流转,丰富和发展德治内涵;其二,超越传统德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主张道德转化为法律制度。习近平德治观是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的形成与完善对我们坚定政治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筑中国梦、加强党的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魏寒冰^[10]（2019）在《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政德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德治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习近平从"严私德、守公德、明大德"三个维度对立政德的主体、目标和内涵进行了阐述,明确了领导干部立政德的基本要求、首要目标和核心价值。习近平政德观内涵丰富,逻辑清晰,以权为民所用为出发点,以党性修养为中心线索,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立政德的价值目标,不仅阐明了立政德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而且指明了党员、干部立政德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导向。习近平政德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确立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任用原则,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二、中国的德治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的德治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出场、发展历程及价值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2）崇德尚德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9）论习近平的德治观（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的德治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出场、发展历程及价值维度[J]. 林意章,孙阳阳.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21
• [2]崇德尚德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J]. 鄯爱红. 中国领导科学, 2021(06)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4]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刘曼玮. 湘潭大学, 2020(02)
• [5]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7]“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D]. 赖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D]. 王慧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9]论习近平的德治观[D]. 艾丽娟.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10]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内涵及其时代价值[J]. 魏寒冰. 理论导刊,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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