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事（2001年12月）

一、宁波要事(二00一年十二月)（论文文献综述）

邓仕海^[1]（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锋^[2]（2017）在《太虚及其弟子在南洋的弘法（1922-1947）》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由于外部社会的动荡、内部思想的空疏,处于一种混沌的危机当中。表面上似乎渗透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却逐渐消融在民间信仰当中。面对佛教的困境,许多有识之士试图有所作为,以复兴中国佛教为己任。在他们当中,太虚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太虚和他的弟子们不仅在国内推动基于人生佛教思想的改革运动,更把这种理念扩展到了南洋华侨社会当中。到目前为止,国内的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对于太虚在国内的改革运动多有涉及,但对太虚及其弟子在南洋华侨社会弘法的历史却少有研究。本文以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作为基本资料,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从1922年到1947年的二十五年间,太虚及其弟子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暹罗等地的华侨社会传播汉传佛教并宣扬人生佛教理念的历史过程,在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本文的考察将有助于推进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与新马地区汉传佛教的研究。

蔡敏^[3]（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李光先^[4]（2015）在《《请缨日记》校注》文中研究表明唐景崧（1842-1903），字维卿，广西桂林灌阳县新街乡江口村人，少有大志，勤学才优。同治乙丑年（1865）年进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後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法国侵占越南，伺机侵犯我国云南和广西。唐为扞卫祖国边疆和援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军，上书朝廷，请缨出征。经皇帝阅准，唐踌躇满志，於光绪九年春到达中越边境保胜，说服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一齐抗法。1883年5月唐景崧激励刘永福与法军激战於纸桥，取得大捷，击毙法军两千余人，击毙法军大元帅李威利，大振国威军威。唐後来受命募兵，组建广东“景字军”，会同滇军、黑旗军与敌在宣光作战，大挫宣光法军。唐援越抗法有功，被加封为“霍加春巴图鲁勇号”，授台湾道道员，1891年升任台湾布政使。1894年署理台湾巡抚。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民众义愤填膺，不愿为日人统治，公推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自主抗日。因孤军作战不利，唐景崧内渡大陆，旅居桂林。唐景崧在桂林担任经古书院山长和广西体用学堂校长。同时，他还在桂林组建桂剧“春班”，从事桂剧创作，为桂剧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1897年与康有为组织“圣学会”，创办广西第一张报纸——《广仁报》，进行变法维新宣传。着有《请缨日记》、《诗畴》、《谜抬》、《看棋亭杂剧》等。本文分两部分：前言与校注。前言部分，主要对唐景崧其人与《请缨日记》的内容、特色、历史价值作初步研究。通过对唐景崧生平的探究，大致了解其生活概况，肯定其爱国行为：通过对《请缨日记》的内容、特色、史料价值的研究，展示其面貌，肯定其价值。校注部分，这是重点。校注使得《请缨日记》文本更加完善，词句更加明白易懂。

谢仁敏^[5]（2010）在《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篇尝试“文学低潮期”研究的探索性论文,分析样本是宣统朝小说界,核心任务是勾勒“低潮期”小说界的运行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考察彼时的小说界为何陷入“低潮”,又如何为酝酿“高潮”作预前准备。论文主要分四大板块：导论——中国本土小说研究编（1—7章）——海外华文小说研究专编（末章）——附录。此外,若干章添设“附论”,为该章话题的延伸。导论,主要阐释基本研究思路,厘清基本概念,概述宣统朝小说界运行轨迹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例如,某些文学常规在宣统朝如何“走样变形”、评判晚清小说适用的价值标准、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参照价值等。“附论”包括前人研究评述、未来研究走向以及选题缘由,最后提出关于“文学低潮期”研究的命题。第1章,通过数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得出结论：从宣统朝开始,晚清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被遏制,陷入一个约为时五年的“低潮期”。其原因是政局动荡、小说内部机制失衡,两者导致“小说界经济危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章重点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进行考察,论证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附论”则进一步延伸,提出影响小说演变的“第三种力”命题,并以此考察《域外小说集》传播失利的原因,提出最新的看法。第2章,提出将三大小说载体区别对待、相互比照的命题并阐释其意义,讨论低潮期中单行本、期刊、日报三大载体小说的博弈、调适以及各自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第3章,通过数理分析发现肇始于宣统朝前夜的一个特殊现象——翻译小说与自撰小说比例出现逆转,从小说发展驱动力角度切入,考察两者易位的深层原因,并勾勒其渐变过程。第4章,勾画晚清小说理论界的“三派一群”格局,重点讨论其在低潮朝如何演进和调适。大致情况是“社会派”勉力支撑场面,但疲态渐显；“美学派”几乎集体失语；“现代派”理论前卫新颖,但收效甚微；“消闲群”寻求“正当性”之呼声日高,但理论建设乏善可陈。第5章,考察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小说界经济危机”（低潮期）对作家生活、心理造成之冲击甚大,部分作家选择离开,部分选择留守。论文重点考察留守群体的文学选择及其生存状态,最后以陆士谔为样本进行个案考察。“附论”是关于陆士谔的一组考辨文字。第6、7章,作品研究专题。论文将宣统朝小说作品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型：旧小说、“新消闲小说”、“时闻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论述各个类型作品的特征,重点考察其在低潮期中如何加速演变、调适及其未来走向,并将之置于传统旧小说与“五四”时期小说（包括新、旧小说）的历史坐标中,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大致描述。第8章,海外华文小说专编。论文将晚清华文小说大致划为四大板块：中国本土、东洋、南洋、北美。本章以中国本土为参照中心,通过联系和比照,重点勾描后三者小说界的发展历程、文史地位及其作品特征,并考察当时境况下各板块小说“本土性”的生成有无可能。附录,含统计表和“宣统朝小说编年”（合作）,将披露一批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发掘的近代华文小说文献。

胡春丽^[6]（2010）在《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文中研究表明毛奇龄是清初着名的学者,在经学、史学、诗、文、词、戏曲、绘画、书法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毛奇龄这样一位在明清之际有着特殊经历,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因人究学、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研究方法。论文在整体框架上,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为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研究,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毛奇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首先对毛奇龄的家世作大致的梳理,挖掘出毛奇龄家族的家世背景,简析家学对毛奇龄学术的影响。并客观考述清楚毛奇龄各个阶段的生平事略,作为了解其人其学的基础。接着,将探究毛奇龄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思想成熟时期所提出来的经学思想,藉此了解毛奇龄的思想理路及学术性格,做为理解其《四书》学的背景。第二部分就毛奇龄对《四书》的研究进行分解式的叙述和讨论,整理毛奇龄在各书研究中所提出的主张,藉以了解他在诠释解析各书时的立场与理论重心,探究毛奇龄在《四书》研究中是否有一贯的理路,而此一理路与其经学思想又有多少相关之处。同时考察其《四书》学中的“反朱子四书学”特质,做为下一部分综论毛奇龄《四书》学的依据。第三部分为综论毛奇龄的《四书》学。依据第二部分的讨论材料,综理毛奇龄《四书》学的思想脉络。并且将他的主张与清初的《四书》学风气作比较,以呈现毛奇龄《四书》学在时代中受到的影响,以及他试图超越时代而表现的前瞻与坚持。最后,尝试阐明毛奇龄《四书》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以明确毛奇龄《四书》学在《四书》学史以及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下篇为毛奇龄年谱,客观真实地展示出毛奇龄的生平事迹、交游及着述概况。

王洪兵^[7]（2009）在《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顺天府地处首善之区,为畿辅重地,京畿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围绕顺天府展开,顺天府在京畿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本文关于顺天府的研究,建立在对清代京畿行政体制考察的基础之上。顺天府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顺天府的历史沿革、职官构成、基本职能,以及顺天府与直隶总督,顺天府与京师各衙门的基本关系格局等领域。顺天府体制始自明代,清代在继承明代制度框架基础上,根据本朝政治特色又有所变通。顺天府府尹专任汉人,并另简各部尚书、侍郎等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务,以强化顺天府之行政地位。在清代中后期,顺天府管辖包括大、宛二京县在内的二十四州县,并分其治于四路同知。顺天府由中央直辖,与直隶总督并无统属关系。在京畿州县治理实践中,实行顺天府与直隶总督双重监管体制。顺天府特殊的行政地位在京畿治理的过程中得以展现,它主持办理京师各项差务;与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刑部等衙门共同管理京师治安、司法事务;与礼部、兵部等衙门主持京师科举事宜。顺天府作为京师地区的行政衙门,还承担着主持进春、乡饮酒礼、耕耤等项仪式的责任。筹办京畿地区的赈济事务是顺天府衙门的主要职责,清代统治者重视发挥顺天府在办理赈济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而顺天府则通过办理赈务强化在京师行政体制中的地位。顺天府的研究是认识京畿社会秩序乃至整个清代政治特性的一把钥匙。顺天府行政体制的研究是开展清代京畿社会研究的基础,但是作为一项京畿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又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制度考察,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段与空间场域空谈体制问题。顺天府的研究为考察清代国家与京畿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视角。传统史学研究偏重宏大叙事,醉心于国家统治、乡绅政治、阶级斗争的研究,忽视对基层社会及其运转状况的考察,忽视地方行政、基层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且脱离特定历史时段和历史区域。这些研究模式无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社会历史发展路径,更难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格。顺天府的研究在借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注重基层行政体制的考察,强调研究视角的下移,在此基础上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把国家政治制度史、王朝兴衰史放在清代顺天府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既关注基本的行政体制演变,又将其融入鲜活的区域社会,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制度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多种研究方法,实现对顺天府行政体制、京畿治理模式、清代治国理念以及京畿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认识。

任莉莉^[8]（2009）在《叶德辉《书林清话》笺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近代极有影响的版本学着作,本论文对其书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论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叶德辉的生平与学术,探索了《书林清话》撰述的缘起与体例、传播与研究、成就与局限,并对校笺的体例作了说明。第二部分是《书林清话》笺证。大量利用书目题跋文献来说明版本状况,是其书的一大特色,计共引书目题跋70多种,2200余次,言必可徵,允称宏富,而徵引故实,偶疏於检点;书写文字,或讹於亥豕,笔者一一查核原文,勘其文字,并对书中与藏书、刻书及目录版本学有关的掌故、史实详其出处,补其未备,并广收众说,以备参稽。略者详之,隐者显之,诸家释校与论说之误者,亦加辨析。论文末附“《书林清话》所涉书目题跋简全称对照表”、“《书林清话》各卷所涉书目题跋引用次数表”、“《书林清话》各卷涉及书目题跋来源表”和“参考书目”等,为专业人员研读《书林清话》提供方便。

何品^[9]（2006）在《从官办、官商合办到商办: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制度变迁（1908-1937）》文中提出浙江实业银行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华资私营商业银行。其最早的前身是浙江官钱局，开办于1908年，系官办地方金融机构。1909—1910年间，浙江官钱局改组为浙江银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至1915年，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述三家银行均系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具有地方银行职能，并兼营商业银行业务。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时期，官商股东间长期存在矛盾，1921年为了银行增加资本并修改章程，官商股东矛盾升级，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从银行内部股东矛盾上升为银行与省政府、省议会的外部矛盾。经过长时间对峙僵持后，由于分歧无法消除，官商股东最终于1923年达成协议，取消官商合作，拆分股本。官商合办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被分割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成立以后，制度日渐完善，管理趋于正常，业务连续发展，实力不断加强，不求规模经营，赢利相当可观，与另二家总行同样设在上海的私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系密切，被银行业界合称“南三行”。从1908年至1937年，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在30年左右时间内发生的历史变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从制度的层面考察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历史变迁，探究从官办的浙江官钱局，到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再到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在这段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银行制度在章程规则、资本结构、组织机构、人事、业务、会计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和传承，以期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历史发展面貌。

王红霞^[10]（2006）在《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文中研究说明英国人傅兰雅于1861年受维多利亚主教号召,启程前往中国。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担任了两年院长后,到达北京,成为京师同文馆的第二任英文教习。之后,又来到上海,开办了由圣公会赞助的英华书馆,并同时兼任在《字林西报》馆出版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编辑。1868年5月,他进入成立不久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从事中文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在到1896年他离开中国赴美任教为止的二十八年时间内,他翻译出版了近百种涵盖各类近代西方科技知识的书籍。在翻译馆任职的同时,他还编辑发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具有真正意义的中文科技杂志——《格致汇编》,刊登已经译成中文的关于科学、技术、制造的书籍,并回答读者来信询问的可能会引起广泛兴趣的科学问题。另外,他还从事了很多其它有益于中国科技教育进步的事业。本文以傅兰雅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他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和编辑的《格致汇编》,探讨他的西书中译事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全文共分为五章,兹将各章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考察傅兰雅初到中国后前几年的经历,包括他在圣保罗书院、英华书馆的教书活动及他和英国圣公会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这几年的经历使他具备了日后进入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资格和信念,即,熟练掌握了中文,并对中国的文明进展甚感兴趣。第二章关注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对他在制造局的总体工作情况、翻译馆里的译书活动、与傅兰雅合作译书的中国人员以及傅兰雅的译书成果做详细描述,尤其是对傅兰雅在制造局出版的书籍做时间上和学科上的统计和分析。傅兰雅初进翻译馆时为制造局官员订购的书籍及科学仪器清单反映了制造局初建时的工作重心和关注焦点,文中对此也有所留意。第三章分析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杂志,涉及到杂志的出版发行情况及在杂志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另外还以“互相问答”栏目为例,详细刻画傅兰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时人对这份杂志的评价出发探讨《格致汇编》的历史意义,认为《格致汇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傅兰雅一生致力于中国科技进步的愿望。第四章讨论傅兰雅的科技翻译观。“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翻译西书和教授西语,哪种方法更有效”,一直是晚清关注中国文明进展的在华西人争论的焦点。以傅兰雅为代表的“传教士”翻译家们坚持通过翻译西方科学着作向中国人传授他们亟需的科学知识,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看法?该部分对这个问题做了较多考察。在翻译科学书籍的过程中,从事科技翻译的各人使用的术语体系不尽一致,导致中文术语存在很大程度的混乱。文中还描述了傅兰雅在翻译科技术语时采用的方法,并介绍了傅兰雅担任总编的益智书会在统一中文科技术语上所做的努力。第五章论述傅兰雅西书中译事业的意义,从他在格致书院的筹建中发挥的作用和他赴美任教时中国人对已有西书的需求状态及当时一些知名人士对傅兰雅所译书籍的评价来看待这项事业产生的社会影响。文章末尾附上傅兰雅1896年前的活动年表,全面交代他在中国三十五年中从事的益于中国文明发展的活动;另外,还对他曾与之交往的在华西人做简要介绍,并勾勒傅兰雅和他们的交往经过;最后,以提要和摘录形式简单介绍傅兰雅所译书籍的内容,以期由此折射傅兰雅译书的价值和意义。

二、宁波要事(二00一年十二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波要事(二00一年十二月)（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太虚及其弟子在南洋的弘法（1922-1947）（论文提纲范文）

（3）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请缨日记》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叶德辉《书林清话》笺证（论文提纲范文）

（9）从官办、官商合办到商办: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制度变迁（1908-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四、宁波要事(二00一年十二月)（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2]太虚及其弟子在南洋的弘法（1922-1947）[D]. 王锋. 厦门大学, 2017(08)
• [3]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4]《请缨日记》校注[D]. 李光先. 广西大学, 2015(02)
• [5]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D]. 谢仁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6]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D]. 胡春丽. 复旦大学, 2010(11)
• [7]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D]. 王洪兵. 南开大学, 2009(07)
• [8]叶德辉《书林清话》笺证[D]. 任莉莉.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9]从官办、官商合办到商办: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制度变迁（1908-1937）[D]. 何品. 复旦大学, 2006(02)
• [10]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D]. 王红霞. 复旦大学,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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