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长效机制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公茂刚,李汉瑾[1]（2021）在《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财政支农政策演进逻辑与趋势》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农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持之以恒的支援农业发展的重要决策。建党一百年来,财政支农政策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减租减息"、支援合作经济与价格"剪刀差"汲取并存、"予多取少"多样化财政投入、取消农业税与农业补贴加强以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五个时期。财政支农政策的目标任务也经历了"救农、助农、兴农、富农、强农"的历史转变。财政支农政策的内容体系逐渐由单一向全面转变,财政支农机制日益健全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未来财政支农政策应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财政支农资金长效投入机制,优化结构、精准支农,完善监管机制、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以财政资金带动其他资源不断投入,提升农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与能力。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马晓宇[3]（2020）在《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命脉。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发（2020）1号再次强调,确保粮食安全自始至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994-2019年间,农发行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贷款64539亿元,支持收购粮食72765亿斤,为支持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粮食市场化和农发行贷款业务向粮食加工企业、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延伸,信贷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如何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加大对粮食产业链的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防范贷款风险,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已颇为成熟,但对政策性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粮食贷款业务中风险成因和管控的研究仍显不足。另外,现有研究将重心放在了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上,对贷款风险分担策略的研究匮乏,而这才是银行在贷款过程中降低风险的关键,对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本文以H农发行为研究对象,探索H农发行在粮食贷款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风险分担理论提出改进建议。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了与政策性银行、粮食贷款、信贷风险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文献,分析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其次,对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运行现状、风险管理情况进行分析。然后,以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为例,深入识别粮食贷款业务中面临的来自贷款对象、宏观环境、银行自身三个层面的风险因素,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估。再结合现状,指出H农发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基于风险分担理论,针对前文识别出的风险敞口和问题,提出改进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粮食贷款业务的特点和H农发行现状决定了强化风险管理的迫切性。第二,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面临的风险来自贷款对象、宏观环境、银行自身三个层面。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风险进行评估,得出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中来自贷款对象和宏观环境的风险较高,银行自身层面风险较低的结论。第三,H农发行在粮食贷款风险管控中存在风险信息的识别手段落后、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三点不足之处。第四,基于风险分担理论,针对前文识别出的风险敞口和问题,设计风险分担机制进行防范。具体提出了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融资、建立粮食贷款保证基金、推动贷款保证保险、激励贷款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四点风险分担策略。同时,还提出了优化风险识别的方式举措、提高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两点建议。期望能帮助H农发行实现粮食贷款风险的有效管控,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也为其他政策性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刘莉[4]（2020）在《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研究》文中认为农业绿色发展事关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应有的农业道路选择。有机肥替代化肥是实现化肥减量增效、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生产环节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决策者,也是实施者,其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是考量有机肥替代化肥实施效果,优化有机肥替代化肥政策的微观基础,是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实施的关键。本文在厘清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内外部环境特征基础上,将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约束,与影响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最为直接的内生经济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研究理论框架。选择以苹果种植户为基本研究单元,分四个步骤对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展开研究:首先,构建生产函数模型,根据利润最大化实现条件,测算有机肥与化肥的经济最优投入水平,研判当前生产实践中肥料施用偏离经济最优水平的程度,考察有机肥与化肥的替代难度。其次,考虑资源禀赋约束以及要素替代条件构建有机肥施用行为模型,识别影响有机肥施用决策的关键因素。第三,构建包含肥料投入方程、产量方程、收入方程、成本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与行为效应的互动关系,揭示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逻辑。第四,分析有机肥替代化肥典型案例,对比不同肥料投入组合的实施效果与实现条件,从果农探索和政策推动视角探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现路径。主要研究结论:果农施肥存在不经济投入行为,化肥施用过量与有机肥施用不足是突出表现。有机肥施用量显着低于经济最优投入水平,有机肥增施空间较大。化肥施用主要表现为相对过量,化肥与有机肥实际投入比高于经济最佳投入比,相对于有机肥的施用水平,化肥过量施用。基于此,化肥施用量趋近经济最优的关键是提高有机肥施用水平。肥料施用过量与施用不足问题并存。相对而言,有机肥施用不足现象最为普遍,制约有机肥施用的主要因素是肥料价格、收入水平、风险偏好、认知水平、资源禀赋。从目标产量的实现情况来看,存在化肥过量施用,但实际产量仍低于目标产量的情形,继续增施化肥既不经济,且对产量目标改进无益,而增施有机肥有助于改进产量实现水平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划算空间。肥料投入与产出互动效应显着。在当前施肥水平下,增施有机肥对产量有显着促进作用,而增施化肥则对产量无显着影响;化肥和商品有机肥投入是推高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来源,而施用农家肥则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要素价格、产量及成本投入水平是影响肥料投入决策的重要因素。产出表现既是投入决策的结果,也是投入决策的依据。农户根据产出表现,调整肥料投入方案直到投入产出达到满意的均衡状态,是农户肥料投入决策的行为逻辑。实证分析显示,有机肥与化肥呈不完全替代关系,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实践案例也表明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有利于肥料投入趋近经济最优,采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化肥”的配施模式比较效益最优。根据理论与实践分析,增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经济合理性应是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实施的着力点,基于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约束,采取政策引导与市场带动相结合的长效手段是构建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的关键。从有机肥替代化肥政策试点效果来看,灵活性较大的政策成效明显;当前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作中存在补贴肥供需不匹配,政策目标未兼顾农户稳产增收需求,对实施效果的评估简单化等问题,亟需总结优化,形成有效推进科学施肥的工作机制。本文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研究框架,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思路。基于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在苹果种植中,有机肥与化肥表现出不完全替代关系特征,拓展了有机肥与化肥关系内涵;提出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考察应从衡量化肥减量延伸为有机肥增施,且在当前情形下,应更为关注有机肥增施,对优化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提供了有益思考。基于实地调研,总结出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践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施效果与实施条件给出了本文的判断,提出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带动相结合的措施,增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经济合理性,为有效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提供了路径探索。
张延曼[5]（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邢策[6]（2020）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文中指出粮食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既要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保证有效供给,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逐年递增,2015年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达到12428.7亿斤。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的测算:到2020年,按总人口数量为14.3亿、粮食消费人均平均水平为409～414公斤计算,我国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59202万吨,基于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国内粮食的供给缺口将达到4000～5000万吨左右,可以看出,粮食缺口问题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背后面临着粮食供给的脆弱平衡、强制平衡和紧张平衡。因此,要解决“十三五”期间粮食缺口问题,不仅要通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需结构,更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并进一步提升粮食产出能力。黑龙江省作为国内商品粮食净调出的重要商品粮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环境下,黑龙江省如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商品粮主产区为实施主体,依托各项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粮净调出量,为解决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提供支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尤为关键。首先,从农业圈带理论、农业区域专业化理论、空间规划理论入手,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概念的进行剖析,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的异同;从投入产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入手,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可以将自然产出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粮食生产效率、商品粮净调出量、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要素。因此,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归纳并总结了现行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发现,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现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提升商品粮净调出量等的情况下,仍需要突破瓶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借鉴了国内外重点粮食生产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理论分析、经验借鉴,选择出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在依据路径选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分为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及多重相关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实施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商品粮主产区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商品粮净出口量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再次,提出了保障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措施。从粮食主产区共有和商品粮主产区特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从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反哺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初步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建立了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和多重相关路径。其次,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及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特点,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首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运行效果进行了仿真模拟。
周静[7]（2019）在《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耿仲钟[8]（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张倩[9]（2017）在《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文中认为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口粮来源。我国作为水稻生产大国,在悠久的水稻耕种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且不同熟制特征的三大稻作区。其中,长江流域稻作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单、双季稻作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单、双季稻种植交替现象愈发明显,造成我国水稻产量波动。造成稻作制度反复波动的原因,除了土地、水资源、气温等自然因素及技术进步、劳动力、经济收益等人为选择因素之外,宏观政策、水稻供需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引起波动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稻作区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波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双改单”现象加剧,导致我国长江流域稻作区内双季稻播种面积与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跌至1980年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紧张。2004年始,国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及财政补贴政策。在当时的水田耕地资源有限前提下,复种成为水稻增种增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双季稻播种面积出现明显的反降为增趋势,该时间点的反弹式变化,是否与国家一系列补贴政策实施有关?2009年起,长江流域稻作区部分省份加强配合中央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地方财政补贴鼓励粮食生产,特别是双季稻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早、晚稻播种面积并未持续上升,甚至小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虽然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增加,补贴政策对于水稻生产的拉升效应正在逐渐弱化,甚至释放殆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下,哪些类型补贴政策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还具备扭曲作用?具体对哪一类农户能够产生影响?为了有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并引导粮食生产向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稳量增质”方向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那么探讨原有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将来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方向该何去何从,对未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未来的补贴政策方向,建立改革长效机制,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探究稻作制度历史演变现象背后的政策影响,还是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思考未来粮食生产的政策调控路径,评估已有补贴政策效应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研究范围,重点选取湖南、江西两省,对目前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进行具体阐述,并划分为挂钩、脱钩补贴两大类,分析各类影响机制不同的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的理论机制与实际作用,并讨论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下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从宏观视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面板数据,观测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总支出对四省稻作制度变化究竟是否产生了扭曲作用,以及财政效应是否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抑或呈逐渐弱化趋势。研究内容二:从微观视角,探究现阶段时点下,各类不同影响机制的补贴是否仍然能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首先,统计分析湖南、江西省农户2014年稻作制度、要素投入、地方财政补贴获得等情况。进一步,根据影响机制不同,将补贴划分为挂钩、脱钩两类。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挂钩、脱钩补贴现阶段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挂钩补贴划分为双季稻补贴、大户奖励、农机购置补贴,分别厘清各项不同挂钩紧密度的补贴对湖南、江西两省农户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研究内容三:研究内容二中各项补贴效应是针对全体农户样本估计的平均效应,然而由于农户异质性,各项补贴可能对其中某一特征农户的影响效应被平均弱化。因此研究内容三在内容二基础上,根据农户补贴认知程度、经营规模差异、兼业程度差异对进行细分,分析各项补贴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上,从年均水平来看,财政补贴总支出对水稻复种指数提升作用明显,时间维度上,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当前时点下,挂钩和脱钩对整体农户的平均效应均不明显,而挂钩补贴中的双季稻补贴对提高整体农户水稻复种指数有显着正向作用,大户奖励仅对纯稻作农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仅对大规模与纯稻作农户复种指数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脱钩补贴,即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对所有农户均无显着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主要取决于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下晚稻售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可能的调整与完善方向,以更适应当前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1）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2）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供给侧改革转型,注重稻谷质量提升。
杨月锋[10]（2015）在《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目前我国乡村人口数量约6.29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为45.27%,乡村农户约2.68亿户。农户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群体。作为连接粮食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农户粮食储备在满足家庭粮食消费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户家庭的粮食储备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40%～50%,其总量及空间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状况。作为国家粮食储备的有效补充,农户分散的粮食储备可弥补国家粮食集中储备在库容小、储备能力不足、占用资金大、陈粮轮换不及时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又具有储粮成本低、距离市场近、出售灵活且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释放等特点,对保障国家和区域粮食消费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农户的粮食储备行为属于农户家庭的一般经济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然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户家庭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的储粮行为,尤其是在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市场发达地区,农户家庭的粮食储备水平明显下降。作为全国第三大粮食主销区,福建省近年来的粮食产需缺口平均每年都在1000万吨左右,农户家庭的粮食消费安全令人担忧。除了依靠市场供给粮食保障消费,鼓励种粮农户家庭通过自有储备满足自身口粮需求,不失为一种既能通过分散储粮增进农户家庭粮食消费安全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供给压力和降低粮食供给成本的做法。在粮食战略安全和国家利好政策这一背景下,基于当前农户储粮意愿减弱的客观现实,开展主销区种粮农户的储粮行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极具现实价值。本研究以福建省种粮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和农户访谈,构建了农户粮食储备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农户储粮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识别;然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储粮行为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储粮行为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为政府制定促进农户积极储粮和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文献研究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相关理论,对农户储粮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系统归纳,表现为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粮食的产售储用情况、粮食市场体系及价格、政府政策及补贴措施、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共设计了31个变量指标。（2）对福建省种粮农户实施问卷调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农户储粮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粮食市场影响因子、农户态度认知影响因子、农户家庭特征影响因子、政府政策影响因子、粮食储备条件影响因子、户主年龄影响因子等6个因子变量对农户是否储粮这一行为决策产生了显着影响,共产生了21个关键变量。（3）在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调查样本中的储粮农户,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储粮行为的作用路径,得出了7条主要的路径关系,分别是:“行为主体特征”、“储备对象特征”、“粮食市场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均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直接影响,其中“粮食市场因素”通过“储备对象特征”、“行为主体特征”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间接影响,“政府政策因素”通过“储备对象特征”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间接影响。（4）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从行为主体层面提出了全面提升农户储粮意识和分类引导农户储粮行为、从储备对象层面提出了支持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和探索农户储粮新型模式、从粮食市场层面提出了发挥市场价格引导作用和保障粮食流通渠道顺畅、从政府政策层面提出了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和建立储粮补贴长效机制等促进农户积极储粮和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及政策建议。本研究构建了农户储粮行为潜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对农户储粮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丰富了农户储粮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同时,本研究从农户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发掘种粮农户的储粮动机和目的,找出影响农户储粮行为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储粮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二、构建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长效机制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构建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长效机制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财政支农政策演进逻辑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财政支农政策探索（1921-1948)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支农资金稳步增加，同时以价格“剪刀差”方式汲取农业剩余（1949-1978) |
| （一）财政支农资金波动式增长，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稳步下降 |
| （二）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支援合作经济和各项事业费 |
| （三）以“剪刀差”形式汲取农业资金服务于工业化建设 |
| 三、改革开放初期：财政对农业“予多取少”，支农方式逐渐多样化（1979-2002) |
| （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
| （二）国家财政支农方式逐渐多样化 |
| （三）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及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
| 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取消农业税，不断完善农业补贴体制（2003-2012) |
| （一）取消农业税 |
| （二）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投入 |
| （三）农业补贴在财政支农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补贴机制日益完善 |
| （四）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支农政策（2013年至今） |
| （一）财政支农内容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
| （二）逐步形成了财政支农资金长效投入机制 |
| （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财政支农资金的重点支持领域 |
| 六、结论 |
| （一）财政支农政策经历了从服务于工业化等战略需要逐步回归到支持农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演变 |
|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内容体系逐渐由单一向全面转变，财政支农机制日益健全完善 |
| （三）中国共产党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已经和正在实现“救农、助农、兴农、富农、强农”的政治任务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策性银行与粮食贷款 |
| 2.1.1 政策性银行 |
| 2.1.2 政策性银行与粮食贷款 |
| 2.2 信贷风险与风险管理 |
| 2.2.1 信贷风险 |
| 2.2.2 风险管理 |
| 2.3 风险分担 |
| 2.4 文献述评 |
| 3 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理现状研究 |
| 3.1 H农发行概况 |
| 3.2 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现状 |
| 3.2.1 业务介绍 |
| 3.2.2 运行现状分析 |
| 3.3 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
| 3.3.1 风险来源分析 |
| 3.3.2 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
| 4 典型粮食贷款案例风险识别与评价研究 |
| 4.1 案例选择的依据 |
| 4.2 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基本情况 |
| 4.3 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风险的识别 |
| 4.3.1 贷款对象层面 |
| 4.3.2 宏观环境层面 |
| 4.3.3 银行自身层面 |
| 4.4 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风险的评价 |
| 4.4.1 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
| 4.4.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
| 4.4.3 贷款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
| 4.4.4 风险评价小结 |
| 4.5 H农发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5.1 风险信息的识别手段落后 |
| 4.5.2 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 |
| 4.5.3 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 |
| 5 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理改进 |
| 5.1 理论依据 |
| 5.2 风险管理改进框架 |
| 5.2.1 风险管理改进原则 |
| 5.2.2 风险管理改进框架构建 |
| 5.3 优化风险识别的方式举措 |
| 5.4 提高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 |
| 5.5 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
| 5.5.1 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融资 |
| 5.5.2 建立粮食贷款保证基金 |
| 5.5.3 推动贷款保证保险 |
| 5.5.4 激励贷款企业利用期货市场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调查问卷 |
| 附录C 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风险评分表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农户技术采纳决策研究 |
| 1.2.2 有机肥替代化肥可行性研究 |
| 1.2.3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研究 |
| 1.2.4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效应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户行为理论 |
| 2.1.2 农户技术选择理论 |
| 2.1.3 农户决策理论模型 |
| 2.2 研究框架 |
| 2.2.1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内涵 |
| 2.2.2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逻辑 |
| 2.2.3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经济机理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宏观环境:演变趋势及特征 |
| 3.1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政策环境 |
| 3.1.1 化肥管理政策从增量增产转向减量增效 |
| 3.1.2 有机肥增施成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
| 3.2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产业环境 |
| 3.2.1 从供给不足到产能过剩,化肥产业面临去产能调结构 |
| 3.2.2 从停滞不前到恢复发展,有机肥产业供给能力亟待提升 |
| 3.3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社会环境 |
| 3.3.1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凸显 |
| 3.3.2 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非农收入推升农业用工成本 |
| 3.3.3 居民消费稳步增长,鲜食水果消费需求旺盛 |
| 3.4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施用环境 |
| 3.4.1 化肥施用量呈现下降趋势,施用强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
| 3.4.2 有机肥施用处于低水平状态,耕地有机质严重缺乏 |
| 3.4.3 果蔬类作物耗肥量大,单位面积施肥强度高 |
| 3.4.4 增产导向的偏施化肥模式向提质导向的养分平衡施肥模式转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微观环境:现实基础及特征 |
| 4.1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生产者环境 |
| 4.1.1 小农户依然是苹果种植的主力军 |
| 4.1.2 收入水平较高,种植苹果是果农主要收入来源 |
| 4.1.3 务农劳动力匮乏,用工成本攀升 |
| 4.1.4 认知水平提高,有机肥替代化肥具备认知基础 |
| 4.1.5 苹果经营呈现高风险特征,果农风险偏好度较高 |
| 4.2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投入产出环境 |
| 4.2.1 资本投入水平较高,肥料费用是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 |
| 4.2.2 肥料价格跨度较大,高端肥料价格不菲 |
| 4.2.3 单位面积施肥强度高,有机肥与化肥配施正在普及 |
| 4.2.4 有机肥与化肥配比差异显着,存在一定替代空间 |
| 4.2.5 单产水平较高,优果率有待提升 |
| 4.2.6 苹果价格等级差异显着,优质优价特征初步显现 |
| 4.3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供给环境 |
| 4.3.1 农家肥肥源减少,可得性与可得量受限 |
| 4.3.2 商品肥料品牌众多,农资经销渠道是肥料供给的主要途径 |
| 4.3.3 农资商与农技部门是施肥技术的推广主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有机肥与化肥偏施状况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思路 |
| 5.2 研究假说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模型估计 |
| 5.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实证分析 |
| 6.1 研究思路 |
| 6.2 研究假说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模型估计 |
| 6.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行为效应实证分析 |
| 7.1 研究思路 |
| 7.2 研究假说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模型识别 |
| 7.3.3 模型估计 |
| 7.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附表 |
| 第八章 有机肥替代化肥实践路径探索 |
| 8.1 果农探索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践模式 |
| 8.1.1 模式一:成本经济型施肥模式 |
| 8.1.2 模式二:传统农家肥主导型施肥模式 |
| 8.1.3 模式三:广义种养结合型施肥模式 |
| 8.1.4 模式四:高产示范园型施肥模式 |
| 8.1.5 模式五:资本偏向型施肥模式 |
| 8.1.6 经验启示 |
| 8.2 政策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施模式 |
| 8.2.1 “配肥方案+肥料产品”模式 |
| 8.2.2 “供肥企业+配额管理”模式 |
| 8.2.3 经验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全文结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主要结论 |
| 9.1.2 适用性讨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有机肥替代化肥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B 生产函数形式的扩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乡关系 |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 6.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6）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参照系: 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商品粮 |
| 2.1.2 粮食主产区 |
| 2.1.3 商品粮主产区 |
| 2.1.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商品粮主产区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2 投入产出理论 |
| 2.2.3 公共物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
| 2.3.1 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及指标设定 |
|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
| 2.3.3 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现实参照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分析与借鉴 |
| 3.1 国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1.1 美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2 法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3 印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4 荷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5 以色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 国内产粮大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2.1 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2 山东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3 江苏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4 内蒙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5 新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3 对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启示 |
| 3.3.1 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自然产出能力 |
| 3.3.2 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要素投入能力 |
| 3.3.3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 3.3.4 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提升政策保障能力 |
| 3.3.5 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
| 3.3.6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4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及评价 |
| 4.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 |
| 4.1.1 粮食生产自然产出现状 |
| 4.1.2 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 4.1.3 粮食生产科技支撑现状 |
| 4.1.4 粮食生产政策保障现状 |
| 4.1.5 粮食生产组织管理现状 |
| 4.1.6 粮食生产风险抵御现状 |
| 4.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及商品粮净调出现状 |
| 4.2.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情况 |
| 4.2.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结构分析 |
| 4.2.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商品粮净调出情况 |
| 4.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1 DEA的基本原理 |
| 4.3.2 DEA的基本模型 |
| 4.3.3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因素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4 基于DEA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5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分析 |
| 5.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投入总量及效率仍需提升 |
| 5.1.1 粮食数量提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趋紧 |
| 5.1.2 实行耕地流转及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机制不完善 |
| 5.1.3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
| 5.1.4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依然存在短板 |
| 5.1.5 农业科技衔接机制不畅 |
| 5.1.6 财政政策支农力度仍显不足 |
| 5.1.7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滞后 |
| 5.1.8 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与调动不足 |
| 5.1.9 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 |
| 5.2 实现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存在差距 |
| 5.2.1 粮食结构调整过程中保产增收的压力不断加大 |
| 5.2.2 粮食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 |
| 5.2.3 粮食去库存缺少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发展互助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及仿真模拟 |
| 6.1 路径选择的目标 |
| 6.2 路径选择的原则 |
| 6.3 内生路径选择 |
| 6.3.1 坚守耕地当量红线 |
| 6.3.2 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 6.3.3 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
| 6.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 6.4 外生路径选择 |
| 6.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 6.4.3 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
| 6.4.4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 6.4.5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 |
| 6.5 多重相关路径选择 |
| 6.5.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2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
| 6.5.3 实施粮食生产全球化战略 |
| 6.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 6.6.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6.6.3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6.6.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6.6.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6 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
| 7.1 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 |
| 7.1.1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 |
| 7.1.2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
| 7.2 强化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实效 |
| 7.2.1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及粮食主销区互助资金 |
| 7.2.2 促进粮食三项补贴改革的落实 |
| 7.3 搭建现代化的粮食流通网络 |
| 7.3.1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
| 7.3.2 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管理 |
| 7.3.3 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粮食物流网络 |
| 7.4 充分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积极性 |
| 7.4.1 建立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的长效机制 |
| 7.4.2 优先发展商品粮主产区教育事业 |
| 7.5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7.5.1 扩大公益性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 |
| 7.5.2 促进经营性服务体系内粮食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
| 7.5.3 提升专项服务体系支撑作用 |
| 7.6 完善粮食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 |
| 7.6.1 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
| 7.6.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 7.7 完善配套支持体系 |
| 7.7.1 积极推动商品粮主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7.7.2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
| 7.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
| 1.3.1 农业补贴的定义 |
| 1.3.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 1.3.3 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分工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农业补贴理论 |
| 2.2 农业补贴类型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2.3 理论分析框架:补贴政策—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 |
| 2.3.1 无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模型 |
| 2.3.2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框架 |
| 2.4 农业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 |
| 2.5 农业补贴效应对比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实施现状 |
| 3.1 粮食补贴的特征 |
| 3.2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
| 3.2.1 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1949-1978年) |
| 3.2.2 弱粮食补贴阶段:补贴粮食流通环节阶段(1978-2003年) |
| 3.2.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2004-2016年) |
| 3.2.4 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至今) |
| 3.3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
| 3.3.2 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
| 3.3.3 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
| 3.4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构成 |
| 3.5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以湖南省为例 |
| 3.5.1 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分析 |
| 4.1 研究基础 |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3 数据来源 |
| 4.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直接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实施 |
| 5.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5.4 实证分析 |
| 5.5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
| 6.2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6.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补贴政策优化 |
| 7.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经验 |
| 7.2 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
| 7.3 未来改革思路及政策取向 |
| 7.4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优化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湖南省种粮大户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调研县相关部门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博士期间成果简介 |
（8）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选择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作为研究范围的意义 |
| 1.2.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种植模式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长江流域双季稻种植的历史演变 |
| 2.2.2 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简要评述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模型理论 |
| 2.3.2 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粮食补贴政策历史演变与现状概述 |
| 3.1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1 以价格干预为主的间接补贴阶段 |
| 3.1.2 以“四补贴”为主的直接补贴阶段 |
| 3.2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现状概述 |
| 3.2.1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背景 |
| 3.2.2 粮食补贴政策概述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析框架、研究假说与关键指标说明 |
| 4.1 分析框架概述 |
| 4.2 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1 直接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2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3 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4 关键指标说明 |
| 4.4.1 农户水稻复种指数 |
| 4.4.2 非稻作收入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补贴总量对长江流域稻作制度变化影响效应及时间稳定性观测 |
| 5.1 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1.1 湘、赣、鄂、皖土地及水稻种植情况时间变化趋势 |
| 5.1.2 各省补贴相关情况 |
| 5.2 补贴总量对稻作制度变化的年均效应评估及时间趋势观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影响机制差异下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效应研究 |
| 6.1 农户水稻生产情况统计 |
| 6.2 农户各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1 湖南省农户地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2 湖南、江西两省农户中央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3 挂钩、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3.1 影响机制差异下的补贴分类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挂钩补贴影响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微观层面:农户异质性视角下补贴效应差异比较 |
| 7.1 各项补贴对不同认知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 |
| 7.1.1 农户对各项补贴认知情况统计 |
| 7.1.2 实证分析 |
| 7.2 各项补贴对不同规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3 各项补贴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水稻供需平衡趋势与政策需求概述 |
| 8.3 当前农业发展趋势下补贴政策完善路径的讨论 |
| 8.4 政策建议 |
| 8.4.1 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 |
| 8.4.2 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改革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10）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 2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文献述评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相关概念 |
| 2.2 相关文献述评 |
| 2.2.1 关于粮食储备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研究 |
| 2.2.3 已有研究对本文的启发和借鉴 |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公共物品理论 |
| 2.3.2 市场供求理论 |
| 2.3.3 理性行为理论 |
| 2.3.4 委托代理理论 |
| 3 农户粮食储备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农户粮食储备发展阶段 |
| 3.1.1 无粮可储阶段(1949-1952年) |
| 3.1.2 有粮无储阶段(1953-1984年) |
| 3.1.3 储粮饱和阶段(1985-2003年) |
| 3.1.4 储粮稳定阶段(2004年至今) |
| 3.2 我国农户粮食生产、销售、储备及消费情况 |
| 3.2.1 农户粮食生产情况 |
| 3.2.2 农户粮食销售情况 |
| 3.2.3 农户粮食储备情况 |
| 3.2.4 农户粮食消费情况 |
| 3.3 福建省粮食生产概况及农户储粮现状 |
| 3.3.1 福建省粮食生产概况 |
| 3.3.2 福建省农户储粮现状 |
| 4 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理论分析 |
| 4.1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 |
| 4.1.1 理论简述 |
| 4.1.2 理论启示 |
| 4.2 农户储粮行为特征 |
| 4.2.1 生存理性与市场理性并存 |
| 4.2.2 储粮成本、收益与风险并存 |
| 4.2.3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 |
| 4.3 农户储粮行为测量变量设计 |
| 4.3.1 农户粮食结转储备量 |
| 4.3.2 农户年末存粮数量 |
| 4.4 农户储粮行为潜在影响因素确定 |
| 4.4.1 因素之一: 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
| 4.4.2 因素之二: 粮食的产售储用情况 |
| 4.4.3 因素之三: 粮食市场体系及价格 |
| 4.4.4 因素之四: 政府政策及补贴措施 |
| 4.4.5 因素之五: 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 |
| 5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农户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过程 |
| 5.1.2 问卷主要内容 |
| 5.2 数据收集 |
| 5.2.1 调查区域选择 |
| 5.2.2 数据收集过程 |
| 5.3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分析 |
| 5.3.1 样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
| 5.3.2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生产情况 |
| 5.3.3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出售情况 |
| 5.3.4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储备情况 |
| 5.3.5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消费情况 |
| 5.3.6 样本农户家庭收入情况 |
| 5.3.7 样本农户储粮态度认知 |
| 6 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6.1 分析方法选择 |
| 6.1.1 探索性因子分析法 |
| 6.1.2 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 6.2 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
| 6.2.1 信度检验 |
| 6.2.2 效度检验 |
| 6.3 因子分析模型 |
| 6.3.1 因子分析前提条件 |
| 6.3.2 因子提取 |
| 6.3.3 因子命名 |
| 6.3.4 因子得分计算 |
| 6.4 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 6.4.1 模型建立 |
| 6.4.2 结果分析 |
| 7 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作用路径 |
| 7.1 研究方法选择 |
| 7.2 变量设计 |
| 7.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1 结构方程概念模型 |
| 7.3.2 研究假设 |
| 7.4 模型实证分析 |
| 7.4.1 量表信效度检验 |
| 7.4.2 初始模型检验 |
| 7.4.3 模型修正与评价 |
| 7.4.4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
| 7.5 模型结果讨论 |
| 7.5.1 行为主体特征讨论 |
| 7.5.2 储备对象特征讨论 |
| 7.5.3 粮食市场因素讨论 |
| 7.5.4 政府政策因素讨论 |
| 8 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及政策建议 |
| 8.1 行为主体层面 |
| 8.1.1 全面提升农户储粮意识 |
| 8.1.2 分类引导农户储粮行为 |
| 8.2 储备对象层面 |
| 8.2.1 支持农户粮食生产行为 |
| 8.2.2 探索农户储粮新型模式 |
| 8.3 粮食市场层面 |
| 8.3.1 发挥市场价格引导作用 |
| 8.3.2 保障粮食流通渠道顺畅 |
| 8.4 政府政策层面 |
| 8.4.1 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
| 8.4.2 建立储粮补贴长效机制 |
| 9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储粮行为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进行科研和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构建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长效机制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财政支农政策演进逻辑与趋势[J]. 公茂刚,李汉瑾. 地方财政研究, 2021(08)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D]. 马晓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4]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机制及效果研究[D]. 刘莉.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5]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6]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D]. 邢策.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7]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周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8]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9]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D]. 张倩.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10]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D]. 杨月锋. 福建农林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