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后期文化巨子——刘向、刘歆（论文文献综述）
秦洁[1]（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郭裔希[2]（2020）在《汉初诸子《春秋》观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春秋》学发展的先驱力量,陆贾、贾谊与刘安等人为《春秋》及三传在汉代确立地位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汉初虽尚未建立起经学的格局,但《新语》《新书》《淮南子》在撰着中已留下不少评述《春秋》的言论。本文采用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汉初诸子的生平、着述、思想等方面与《春秋》的联系,其次分析诸子书中“《春秋》”一词的具体涵义及其对《春秋》的评价,再进一步挖掘汉初诸子书对《春秋》材料的阐释与运用,探讨汉初诸子《春秋》观的特点及意义。陆贾《新语》中谈论的“《春秋》”包括《春秋》和《谷梁传》。陆贾认为《春秋》是孔子欲匡扶正道而作的一部可“追治去事,以正来世”的仁义之作,他擅长综合利用《春秋》经传来论述其内圣外王之法,注重《谷梁传》的思想大义,同时又吸纳《公羊传》与《左传》中的史事和辞语等要素,是汉初受《谷梁传》影响,并以《春秋》及三传为原则来指导政治的思想家。贾谊《新书》中的“《春秋》”分别指《春秋》与楚国史书。贾谊尊崇《春秋》为六艺之一,认为《春秋》是以是否合于德之理为标准来记述史事的着作,关注史事成败给人带来的经验教训。他在具体言说其政论与礼论时,多采用《左传》史事与言辞,鲜见《公羊传》的影子。因其《左传》学在西汉具有一定影响,故而贾谊是构建西汉《左传》“传训故”特色的先师。《淮南子》中谈论的“《春秋》”包括《春秋》与《公羊传》。《淮南子》明确将“孔子作《春秋》”称为“素王”之事,一方面肯定其于衰世而生的重要作用,赞同其在记载史事上体现出的褒贬之意。另一方面又提出《春秋》并非至高无上之典籍,固守经义将会走向过度的讽刺和诋毁。在具体论述中,《淮南子》采撷了《左传》史事与《公羊传》思想为其无为论和变易论说理服务。总的来说,陆贾、贾谊与刘安等人在论述中提到的“《春秋》”多为广义的概念,他们普遍尊崇《春秋》的经典地位,运用《春秋》三传不以一书囿之,且注重《春秋》的经世功用。《春秋》于汉初诸子的意义更多的是提供论证上的辅助素材,以及对某些问题的关注而引发的思考。他们从《春秋》中寻求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为《春秋》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春秋》意义的再发现者,在文本实践中推动汉代《春秋》学逐渐成熟。
刁春辉[3]（2019）在《立经贬史——熊十力经学理论下的历史结构》文中研究表明以1949年为节点,熊十力的经学思想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后期经学思想可称为大道经学。大道经学对六经思想提出了新的诠释,挖掘出孔子的革命、民主等思想,但大道经学的诠释对中国史和中国学术史给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使熊氏经学呈现出三角结构。这一结构将孔子之学和汉宋儒学区别开来,弱化了孔子思想与后世历史的关联,否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取向,肯定了历史无附存而空存理论理想之孔子。在经学理论呈现的历史结构上,熊十力与康有为、金景芳一致,表明在经学面临瓦解危机的情况下,他们试图迎合现代价值理念和制度形式重续经学的努力,但却因此丧失了经学的理论独立性。
王立国[4]（2019）在《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从历时、空间的维度来观照,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汉代经学的起源、开端与总汇。一方面,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与齐“尊贤尚功”、鲁“尊尊亲亲”的立国之策与相应的文化政策关系大焉。另一方面,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不仅对关中之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以关中的政治枢纽功能,由此影响到全国。学术的传播与影响最后落实于政治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之关系,具有经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论文共分四章,前有绪言,后有余论。本文首先对“齐鲁经学”“关中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齐鲁经学”不惟以地域分,更以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分,对应于相应经学典籍。“关中文化”主要着眼于以“长安”为地域核心的政治性特征,与汉代政治相应,逐步成为文化核心。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之关系,主要以齐鲁经学为枢纽来展开,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齐鲁经学与汉代经学二者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渊源深远。关中地理与文化,一方面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为农耕文明的“先儒故地”。秦汉之际,这种根基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遭涂炭。（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一则齐鲁经师的长安授业,二则经生受业齐鲁经学后为官长安。此既涉及经学的传授谱系,又包含经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并产生重要政治、文化影响。本部分及《汉代齐鲁<五经>授业表》因未尽完善故,暂从略）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的关系,在概论基础上,选取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经学实践与理论创新直接推动与影响了关中朝堂与汉代政治。并以政治为枢纽,奠定此后中国政治、文化面貌的基本格局。这种传播与兴盛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移民等诸种因素的合力。最终通过以齐鲁经学为纽带的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成就文化双子地位,且在文化品格、精神气质上相辅相成。在经学传播与影响上实现了“以人观之”范式的建构,通过人、群、类、时、地的五重链接与包涵,实现从“齐鲁一地”到“关中一统”的文化过程,汉代政治生态、文化形态同步“更化”。为理论之总结,更可引发进一步思考。
冯鹏[5]（2018）在《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文中认为儒家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学术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在此背景下,儒生们纷纷结合经典来谈论灾异问题,创立了诸如《春秋》公羊灾异说、《易》阴阳灾异论、《齐诗》"四始五际"说、《洪范五行》灾异论等多种形态的经学阴阳灾异思想。这些新思想并不符合孔门一贯的宗旨,与汉初诸儒坚守的儒学传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它们一经系统地提出,却很快赢得了儒学团体内部乃至帝国官僚系统的共同承认,并长期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灾异思想悠久而丰富的理论来源、西汉政权合法性论证的需要、儒生们对君权膨胀的警惕、元成以后相对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政治氛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强大解释力等,共同构成了西汉经学灾异思潮倾动一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契机。
邱林[6]（2018）在《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晚清的学术史论述中,往往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梁启超和钱穆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孙诒让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梁、钱的书流传很广,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清代学术史的印象。相比之下,章太炎等人却对孙诒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晚清第一大师”“三百年绝等双矣”。参照章太炎的论述,孙诒让显然属于一般清代学术史论述中被低估的学人,因而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晚清朴学大师和经学后殿。他在经学、诸子、金石文字、训诂校勘、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着作主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等。孙诒让早年随父宦居大江南北,后半生偏居乡里,潜心着述。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他也走出书斋致力于在温州等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问家,还是最早在浙江南部推行新式学堂的教育家。自孙诒让年少起,父亲孙衣言即指点其读书治学,不仅为他创造了优越的着述条件,还带他结识了众多一流学者。孙诒让本人也聪敏好学、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一位着作等身、成就卓着的朴学大师。孙氏治学服膺乾嘉之道,欣赏高邮王氏之学,在金石文字和校注《周礼》、《墨子》等典籍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孙诒让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巨着,总结了历代《周礼》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外,他明确指出大宰“八法”为《周礼》的纲领所在,并通过对“官联”问题的梳理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呼应,从而超越了汉唐注疏。在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孙诒让延续了“周公作《周礼》”的观点。对此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在阅读《周礼正义》一书时要有充分的认识。《墨子间诂》一书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清中叶以后诸家校注《墨子》的成果。该书三易其稿,始成定本,除了进一步进行训诂、校勘之外,孙氏还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间诂》是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后来的墨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墨学真正复兴的基础。总体来说,孙诒让生活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期,治学上偏向传统但又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甲午战败后时事多艰、国难当头,孙诒让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救国救民的实用人才。之后他又领导“温处学务分处”,筚路蓝缕,在浙江南部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堪称一位教育家。除此之外,孙诒让大量订阅各种新式书刊,关心时局变化,主张进行变法革新。甲午之后他提出创办“兴儒会”,以兴儒救国。清政府新政之际,他受盛宣怀的邀请起草了《变法条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晚年的时候孙诒让结交章太炎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孙诒让不仅治学严谨、着作等身,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同时又关心社会,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
鲁海峰[7]（2017）在《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与西方设计相比,中国古代设计自成体系,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批评体系。和西方设计批评多维体系不同,中国古代批评体系为“仁、礼、度、和”体系。该体系的核心价值标准是“仁”。“礼”制在思维层面控制人们的造物活动;“度”指中国特有的度量衡制度,“度”在现实操作层面控制人们的造物活动。“和”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礼”和“度”的干预下达成“仁”,进而实现“和”。本文从设计学的角度,从“度量工具制约、礼乐制度制约、工具条件制约、设计思潮影响”审视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主体、客体、价值标准,分析受其制约的古人造物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立足于馆藏文物、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类型分类研究,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以实地考察、出土文物、历代考工典文献为基本依据;在思想和技术、技术与形式、形式与功能、设计与评价中展开。努力探讨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理论体系。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章节。该部分引入课题,总结设计批评研究学术史,阐明概念限定及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要点;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分别从度量衡制度（尺度体量规则）、礼乐历时制度（精神层面）、造物工具（技术条件制约）、典型器物上的体现（设计显性批评）、设计批评的价值标准（设计批评之核心要素）、古代设计思潮（批评主体）六个核心研究范畴展开。体现自身研究的发现与思考,对中国独特的度量衡体系发展、礼乐制度的变革作用、制造工具革新的作用、设计批评影响下的典型器物嬗变、中国古代设计批评价值标准体系、历代设计思潮对造物影响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第三部分为结论部分,总结出中国古代设计批评体系为仁、礼、度、和体系,为论文的提升与升华。
徐聪文[8]（2016）在《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文中认为楚元王家族是西汉最着名的文学家族。该家族的始祖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刘交崇儒传《诗》,非常重视子弟的《诗》学教育。此后,刘富、刘辟强、刘德三代艰苦经营,继承并发展了家族的文学、学术传统。而至第五代刘向、第六代刘歆,则对西汉的政治、学术、文化、文学及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楚元王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梳理、分析,力求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真实的文学家族,并就该家族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共分五部分,内容摘要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研究概况以及研究思路,为整篇文章的总纲领。第二部分介绍了楚元王家族的发展概况、家学传统,重点介绍了该家族以《诗》传家的家学传统,以及刘向、刘歆的家学传承。第三部分梳理了楚元王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情况,重点介绍了该家族最重要的两位成员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情况。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活动,分析其校书活动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凸显父子两人的文学贡献。第五部分为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楚元王文学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得出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第一文学家族的结论。
赵保胜[9]（2015）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文中研究表明古史辨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塑。这一运动的爆发,跟自古以来积累的疑古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有关,而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个人因素也相当重要。这一事件的意义——不管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均包括思想解放和学术范式的探索两个方面。这前者偏重思想史意义,后者注重学术史价值,虽然都已有人论及,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系统考察尚不多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近现代学术转型和社会变革为经,以顾颉刚等人的学术活动为纬,从二者所交织的网络中对古史辨运动加以考察。全文由绪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待研究动机、论题旨趣、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和架构安排等等。正文部分共分如下七章:第一章,主要解决近现代学术如何转型和现代学术范式建立的问题。本章首先对中国之“近代”的特殊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自发的近代”受到“外来的近代”的冲击而形成的“复合的近代”;接着,以这一特殊的近代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为背景,考察近现代学术转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认为这一转型是由整个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共同作用所造成,而胡适等人的启导之功对这一转型的发生有重要作用;之后,对“现代性”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虽然在“现代性”影响下产生的现代学术范式并非完美,而是存在诸多问题,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发生却是必要的,古史辨运动作为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事件,也非可有可无。第二章为“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之发生”。从“自古以来形成的疑古辨伪的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其与古史辨运动产生之关系”两方面入手,考察在近现代学术转型背景下,自古就有的疑古思想和清末以来的时代精神（主要是反传统思潮）两方面,对古史辨运动兴起分别起到什么作用。结论认为:如果将疑古思想比作燃料,那么反传统思潮则好比火柴;而疑古思想的累积和反传统精神的弥漫,又进而成为学术转型乃至整个社会之转型的重要动力。第三、四两章分别为“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之“上”与“下”。前者,先究古史辨派如何形成,然后再分别讨论胡适和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以及他们跟古史辨运动的关系;后者,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了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之路的过程,并对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初的论战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对其中涉及的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作为主将,无论胡适、钱玄同,还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爆发之初,他们对于自己将要触发的这一场古史论战都没有全盘的计划和周详的考虑。不仅如此,由于学术上准备的不足,顾氏等人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表面,而未能深入挖掘,故其许多观点不免过激,但其开风气之功实不可没。第五章为“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看古史辨运动之分期”。既然近现代学术转型对古史辨运动的发生、转折以致衰歇的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按照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学术影响的轨迹将古史辨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期,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1923年5月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爆发,而到了 1940年代中期,古史辨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已经结束。第六章和第七章均为个案研究。两者分别以“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和“古史辨派的《尚书》研究”为个案,透析了古史辨派研究方法对现代学术范式之建立所发生的具体影响。选取这样两个个案,一方面是因为《诗经》和《尚书》在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中地位极为重要,也是现代学术各个分支（如文学、哲学、史学等）所要研究的重点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部书跟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是古史辨派核心人物如顾颉刚等人以毕生之力重点研究的对象。以这样的两个个案来展现古史辨运动对现代学术的影响,可收举一反三之效。古史辨派在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都为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附录部分是两篇与正文密切相关的专论,因其可以对正文起到辅翼的作用,故附录于此。
徐刚[10]（2015）在《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文中认为由于出土文献的触发,近些年来,关于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重新引起了学者的讨论。各种观点的分歧基本上都源于对分派问题的性质认识不清。分派是一种分类学,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时人的分派固然重要,但不见得比后世人的分派更科学;既应注意分派标准的一致性,也应充分理解分派具有相对性,它往往是从属于特定目的的。简单地否定司马谈的"六家"和刘向父子的"九流十家",都是没有意义的。
二、西汉后期文化巨子——刘向、刘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汉后期文化巨子——刘向、刘歆（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汉初诸子《春秋》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汉初诸子《春秋》观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汉初经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春秋》经传在汉初的特殊地位 |
| 第三节 汉初诸子与《春秋》 |
| 第二章 陆贾的《春秋》观 |
| 第一节 陆贾《春秋》学师承 |
| 一、陆贾及其着作 |
| 二、陆贾《春秋》学师承 |
| 第二节 陆贾对《春秋》的基本看法 |
| 一、《新语》中的“《春秋》”涵义 |
| 二、对“孔子作春秋”说的认同 |
| 三、“以仁义贬绝”:对《春秋》之义的细化 |
| 四、“知成败之效”:对《春秋》性质的讨论 |
| 第三节 陆贾兼通三传的政治意图 |
| 一、述《春秋》事义兼采三传 |
| 二、述《春秋》事义的政治意图 |
| 第三章 贾谊的《春秋》观 |
| 第一节 贾谊与《左传》传授 |
| 一、贾谊及其着作 |
| 二、贾谊与《左传》传授 |
| 第二节 贾谊对《春秋》的基本看法 |
| 一、《新书》中的“《春秋》”涵义 |
| 二、《春秋》为“六艺”之一 |
| 三、“《春秋》之元”:《公羊传》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贾谊述《左传》的思想主题 |
| 一、据《左传》论事 |
| 二、述《左传》的思想主题 |
| 第四章 《淮南子》的《春秋》观 |
| 第一节 《淮南子》与《春秋》 |
| 第二节 《淮南子》对《春秋》的基本看法 |
| 一、《淮南子》中的“《春秋》”涵义 |
| 二、对孔子“素王”说的认同 |
| 三、以道家立场评判“《春秋》之失” |
| 第三节 《淮南子》述《春秋》事义的目的 |
| 一、据《左传》《公羊传》论理 |
| 二、述《春秋》事义的目的 |
| 结语:汉初诸子《春秋》观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立经贬史——熊十力经学理论下的历史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熊十力初期经学的历史结构 |
| (一)孔子前后的学术史 |
| (二)熊十力初期经学的历史结构 |
| 二、熊十力后期“大道经学”的历史结构 |
| (一)“大道经学”视野下的孔学史 |
| (二)大道经学的历史结构 |
| (三)初期经学与大道经学之间的历史结构变化 |
| 三、熊十力之方法结构与近现代经学 |
（4）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与选题价值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三、“齐鲁经学”“关中文化”概念界定 |
| 四、经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述略 |
| 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经学与齐鲁经学 |
| 一、从历时维度看齐鲁经学 |
| 二、从地域维度看齐鲁经学 |
| 第二节 齐鲁经学的文化渊源 |
| 一、齐鲁经学典籍与学术风格区分 |
| 二、齐鲁经学与齐鲁文化 |
| 第三节 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中地理与文化 |
| 第一节 关中的地理及与周围地区的联系 |
| 一、“天下之中” |
| 二、“四方来朝” |
| 第二节 关中的早期文化及汉初的情形 |
| 一、关中的早期文化 |
| 二、汉初的情形 |
| 第三节 秦汉之际关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
| 一、秦风背后的文化精神 |
| 二、诸子的进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 |
| 第一节 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概论 |
| 一、儒士的政治进入 |
| 二、高层的引导 |
| 三、儒士的精神示范 |
| 第二节 君臣伦理:叔孙通的制礼作乐与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教化任官:公孙弘的进谏与汉代政教 |
| 第四节 圆通天人:董仲舒的理论创造与儒术见用 |
| 一、董仲舒与《公羊》齐学 |
| 二、董仲舒《公羊》齐学与关中政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齐鲁经学关中传播与兴盛的原因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 |
| 一、政治引导 |
| 二、经济带动 |
| 三、文化集聚 |
| 四、地理优势 |
| 第二节 移民因素 |
| 一、山东贵族与平民的迁入 |
| 二、以齐田氏为代表的世家典型 |
| 三、游学之士进入关中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以齐鲁经学为纽带 |
| 二、经学文化传播与影响的理论总结及相关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学与阴阳灾异思想的结合及其诸形态 |
| (一) 汉初陆贾的灾异观及其对经学与灾异相结合的启示 |
| (二) 西汉经学灾异思想的四种主要形态 |
| 二、经学灾异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
| (一) “天降丧乱”与祭祀禳灾 |
| (二) 占星学家的天象灾异说 |
| (三) 依时寄政思想下的施政违时灾异说 |
| 三、以经学言阴阳灾异演成时代潮流的契机问题 |
| 四、余论 |
（6）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孙诒让的治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影响条件优越 |
| 第二节 聪敏好学持之以恒 |
| 第三节 结交论学见多识广 |
| 第四节 服膺乾嘉宗法二王 |
| 第二章 《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 第一节 《周礼正义》的撰写与成就 |
| 第二节 《周礼》官联问题研探 |
| 第三节 关于“周公作《周礼》”说 |
| 第三章 《周礼正义》的刊刻 |
| 第一节 初次刊刻 |
| 第二节 楚本刊刻 |
| 第四章 《墨子间诂》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一节 《墨子间诂》的撰写 |
| 第二节 《墨子间诂》的学术贡献 |
| 第三节 评价与影响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办学活动 |
| 第一节 创办新式学堂 |
| 第二节 难题与解决之道 |
| 第三节 教育观念及办学成效 |
| 第六章 孙诒让的政治态度分析 |
| 第一节 主张变法的开明态度 |
| 第二节 支持新政的施行 |
| 第三节 晚年同情革命的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六、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规矩为度--尺度体量的批评 |
| 第一节 度---方寸之间的工具批评 |
| 第二节 量--容实之间的批评 |
| 第三节 衡--公平之间的批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天人合礼--礼乐秩序的批评 |
| 第一节 时制 |
| 第二节 礼制 |
| 第三节 乐教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宜人之制--造物之具的批评 |
| 第一节 砍伐之具--斧 |
| 第二节 解木之具--锯 |
| 第三节 平木之具--刨及与其它平木工具 |
| 第四节 文明之具--火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施用有宜--设计之显性批评 |
| 第一节 衣之礼 |
| 第二节 食之度 |
| 第三节 住之宜 |
| 第四节 行之便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度礼仁和--设计批评之价值标准 |
| 第一节“和”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目标取向 |
| 第二节“仁”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价值核心 |
| 第三节“礼”是培育和践行仁的外显形式 |
| 第四节“度”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现实依据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诸说归仁--设计批评之思潮 |
| 第一节 争鸣--先秦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二节 独尊--儒家独尊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三节 隐逸--玄学盛行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四节 融合--理学体系确立时期的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五节 革新--西风东进过程中的设计批评思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科研项目 |
| 附录 |
| 附表一 原始石制工具功能辑要 |
| 附表二 历代斧器辑要 |
| 附表三 中国古代设计批评思潮一览表 |
| 附表四 明代文、武官职补子对照表 |
| 附表五 清代文、武官员职位与朝服补子纹饰 |
| 致谢 |
（8）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楚元王家族的发展演变与家学传统 |
| (一) 楚元王家族概况 |
| (二) 楚元王家族的家学传统 |
| 二、楚元王家族创作概况 |
| (一) 楚元王与《元王诗》 |
| (二) 刘富、刘辟强、刘德的文学创作 |
| (三) 刘向的作品 |
| (四) 刘歆的文学创作 |
| 三、刘向刘歆的校书活动 |
| (一) 刘向与刘歆的校书活动 |
| (二) 刘向与刘歆在校书时的文学交流 |
| 四、楚元王文学家族的地位与影响 |
| (一) 在文学方面的地位与影响 |
| (二) 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与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9）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
| 二 研究成果和回顾述评 |
| 三 资料的使用说明 |
| 四 研究架构安排和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现代学术范式之建立 |
| 第一节 关于中国“近代”的划分 |
| 第二节 由近代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学术转型 |
| 一 从“外在条件”和“内在理路”看明清学术之变革 |
| 二 清代学术(传统学术)之范式、影响及其局限性 |
| 三 从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史学革命意义 |
| 第三节 学术的“现代性”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根本区别 |
| 一 “现代性”及其最突出的特征 |
| 二 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根本区别何在 |
| 三 现代学术范式如何获得体制化的固定 |
| 四 现代学术范式的局限性 |
| 五 现代学术范式与古史辨运动之关系 |
| 第二章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之发生 |
| 第一节 与古史辨运动有关的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 第二节 自古以来形成的疑古辨伪思想资源 |
| 一 先秦疑古辨伪述略 |
| 二 汉唐时期的疑古辨伪思想 |
| 三 两宋时期的疑古思想和主要人物 |
| 四 明清以降的疑古辨伪学之大成 |
| 五 疑古思潮对顾氏的影响及其与学术转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的中西“碰撞”及其与古史辨运动产生之关系 |
| 一 激烈反传统与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关系 |
| 二 近代“学科化”运动与伦理/价值和知识的分离 |
| 三 以复古为解放:晚清今文家的历史阐释 |
| 第三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上) |
| 第一节 古史辨派的形成 |
| 第二节 胡适的“整理国故”与疑古辨伪 |
| 一 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到“整理国故” |
| 二 整理国故和疑古辨伪 |
| 三 胡适对“近三百年”学术缺陷之认识 |
| 第三节 钱玄同与古史辨派 |
| 一 前人对钱玄同与古史辨派关系之研究 |
| 二 钱玄同一生学术的几次变化 |
| 三 钱玄同疑古思想之来源及其对顾颉刚之影响 |
| 第四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下) |
| 第一节 家世与少年时期对其学术选择的影响 |
| 一 启蒙时期的顾颉刚 |
| 二 国粹学报与革命思潮 |
| 第二节 由今古文经学到截断众流:北大时期的顾颉刚 |
| 一 戏迷生涯和章太炎的影响 |
| 二 康有为思想的洗礼 |
| 三 胡适“实验主义”思想的陶冶 |
| 第三节 从《古今伪书考》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
| 一 由《古今伪书考》到《辨伪丛刊》 |
| 二 由辨“伪书”到辨“伪史”、“伪经” |
| 三 《崔东壁遗书》与“层累说”的思想渊源 |
| 第四节 “层累说”的发现与古史论战的开始 |
| 一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 |
| 二 “层累说”发表后学界的反应 |
| 三 刘、胡二人与顾颉刚的论战 |
| 四 推翻信史的四项标准的提出 |
| 五 古史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与古史辨运动之兴起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看古史辨运动之分期 |
| 第一节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的分期 |
| 一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 |
| 二 古史辨运动的分期 |
| 第二节 古史辨运动的开端、结尾以及时间段划分 |
| 一 古史辨运动的始点 |
| 二 古史辨运动的终点 |
| 三 古史辨运动的分期和时间段划分 |
| 第六章 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角度看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意义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二节 古史辨派对《诗经》的基本认知及其与传统学者之区别 |
| 第三节 胡适对《诗经》的基本看法及其影响 |
| 一 《诗经》是否“歌谣总集”的问题 |
| 二 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 |
| 三 关于《诗经》部分篇章的理解 |
| 四 胡适对《诗经》研究方法的见解 |
| 第四节 顾颉刚与钱玄同等对《诗经》问题的探讨 |
| 一 从《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起 |
| 二 歌谣与《诗经》 |
| 三 顾颉刚对《毛诗序》的看法 |
| 四 “《诗经》赖汉人附会而传” |
| 五 关于歌谣的转变和《诗经》的成书年代 |
| 第五节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范式意义 |
| 一 传统《诗经》学的研究模式 |
| 二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范式意义 |
| 小结 |
| 第七章 古史辨派的《尚书》研究及其检讨 |
| 第一节 顾颉刚早年的《尚书》研究(上) |
| 一 作为古史考辨中心的《尚书》问题 |
| 二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尚书》的年代问题 |
| 第二节 顾颉刚早年的尚书研究(下) |
| 一 今文《尚书》诸篇年代问题与《尚书盘庚中篇今译》的发表 |
| 二 《尚书》学讲义与工具书的编纂 |
| 第三节 《尚书校释译论》和顾颉刚晚年的《尚书》研究 |
| 一 “校、释、译、论”整理模式之形成与“《尚书》十种” |
| 二 分工协作与顾颉刚的《尚书》研究 |
| 三 刘起釪与《尚书校释译论》 |
| 第四节 现代尚书学的开创者——顾颉刚《尚书》研究的典范意义 |
| 结论与展望—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及其影响下的古代文学研究 |
| 一 本文的结论 |
| 二 古史辨派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学科之当代意义 |
| 附录一: 论顾颉刚、胡适与傅斯年 |
| 附录二: 论顾颉刚、王国维之学术因缘及学术思想异同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先秦无六家说 |
| 二、早期的回应 |
| 三、分派的标准 |
| 四、回溯性的分类合理吗? |
| 五、先秦的学派观念 |
| 六、分派的实质 |
| 七、结论- |
四、西汉后期文化巨子——刘向、刘歆（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2]汉初诸子《春秋》观研究[D]. 郭裔希.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立经贬史——熊十力经学理论下的历史结构[J]. 刁春辉.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19(06)
- [4]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D]. 王立国.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8)
- [5]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J]. 冯鹏. 孔子研究, 2018(03)
- [6]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D]. 邱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D]. 鲁海峰. 苏州大学, 2017(04)
- [8]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D]. 徐聪文. 延安大学, 2016(02)
- [9]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D]. 赵保胜.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4)
- [10]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J]. 徐刚.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5)